南郑县史 三亿文库
仲荪、龚子瑞、瞿宝珊、谢佐民、赵勃生、偶彦民、王建安等，先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同时，他们分别在北京、上海建立《南郑分社》和旅沪同乡会等组织，创办《汉钟》、《南针》等刊物。撰写文章，宣传进步思想文化揭露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同时，把自己创办的刊物和购买的进步书籍寄送给家乡的亲朋学友，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进行革命的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作坚决的斗争。革命的曙光，越过万水千山，照射到黑暗、闭塞的南郑大地。1926年10月，从上海艺术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孙绍亭回家乡时，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书带回南郑；在他被聘任县立中学教师后，利用上课机会，向师生们讲授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主义；并召集秘密会议，引导学生建立驱逐军阀吴新田的团体；他还发表了《五卅纪念宣言》，号召民众联合起来，同封建统治、军阀势力及英、日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广州、武汉、长沙的国民党也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为保存革命力量，谢佐民、赵勃生、段仲荪、龚子瑞、瞿宝珊等，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返回家乡，在兵匪云集的南郑城乡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 大革命失败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南郑县内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极积发展党团组织，领导民众进行英勇斗争，创建地方游击队，开辟红色交通线，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支援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 在此期间，南郑党组织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学校到农村，起伏发展的一个过程。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谢佐民、赵勃生、段仲荪等人回县城，在东关塔儿巷济生医院，建立了直属陕西省委领导的中共南郑小组，谢佐民任组长。从此，揭开了南郑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10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陕南因交通关系，省委指导很不方便”，但“散住的同志已很不少，应立即组织起来”的实际，决定建立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负组织陕南县委以下的各级党部与指导工作责任”，任命刘甲三为特委书记。11月初，刘甲三到南郑，将南郑小组改建成直属特委领导的中共南郑支部干事会，负责人赵勃生。1928年3月，陕西省委遭敌破坏，党员花名册被敌人搜获，谢佐民、赵勃生、段仲荪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其他共产党员闻讯立即隐蔽。至此，党组织的活动趋于低潮。 1929年7月，省委派共产党员陈乃先（又名陈传新、陈征）来南郑。他以国民党南郑县主任委员的身份，吸收进步青年，建立社会科学研究小组，举办党务训练班，学习宣传马列主义。为倡导新文化，反对旧教育制度，他发动县城学生砸了被卢宜之把持的县教育局。1930年8月，为扩大和发展陕南地下党组织，梁益堂受令来南郑。他到南郑后，一面秘密在县城各校吸收进步师生入党，建立党支部；一面积极联络隐蔽散住在各地的共产党员。经过筹备，于1930年11月在龙岗寺庙内召开了陕南地下党代表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梁益堂任书记。是年底，共产党员偶彦民、王建安、杜捷如又从西安返乡，分别就任新集、高台寺小学校长。在特委领导下，他们利用学校这块阵地，秘密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引导学生参加反军阀、反地主官僚的斗争，吸收余海峰、邱养鼎、姜仲明等进步学生入党， 1931年春建立了中共高台寺小学支部干事会，支书偶彦民。偶彦民、王建安、杜捷如还利用走亲访友等方式，分别在高台寺、三洞桥、石嘴子、流西河、周家坪等地，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些党组织，在特委领导下，以县城为重点，先后开展了全省“非基运动”、 “三〃八”纪念活动和“红五月”运动；组织抗日宣传队，查禁日货，发动市民、商人罢市；领导人民进行了揪打县公安局长淡栖山、驱逐县长温天伟及反动校长、教员等斗争。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大批进步青年人士经过锻炼成长起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迅速得到了发展与壮大。 1931年10月，陕南特委根据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派杨杏生赴高台寺小学任教，协助偶彦民在高台寺小学建立了中共南褒勉边西南区委员会（后改为中共南褒西南区委），书记偶彦民，组织陈庆五、宣传王建安。时辖党支部26个，有党员140余名，隶属陕南特委。随即，又先后建立了南褒西南区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在区委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发动群众，开展抗捐税、杀豪绅斗争。原南郑、褒城县交界的新集、高台、黄官、协税等地，长期处于国民党政府压迫和地主豪绅剥削之下，强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什么钱粮税、地丁税、四脚税、牲畜税、屠宰税、印花捐、竹木税、斗捐税、地方附加税、房捐、油捐、学生捐、井费、草科费、办公费、委员费、手续费、训练费、伙食费、服装军鞋费、剿匪费等，地租和高利贷利率成倍增加，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分赴农村，向穷苦人演出进步戏，诉说农民群众的苦难生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同时，在广大农村建立起穷人会、唐匠班、红友社、日工队、农协会等组织，掀起了抗租、抗捐、抗税、抗息和虐待长短工的斗争。如豪绅地主们招待的不好，给的银两又少，就不给干活；长工在农忙时闹退工，佃户和负债人在交租退债中，不但不出租交款，还把坏田退佃。有的还把已经成熟了的秋谷，抢收回来后分配给穷人，一时间地主豪绅束手无策。进而，他们又三五人分为一组，拿上锄头、扁担和刀矛，冲击国民党政府收款处，迫使其释放被关群众，赶走收款委员陈松友，处决了程海章、陈金亭、何象烈、张柏亭等恶豪，杀死村长、区长40多人，迫使国民党政府减免田赋，停收捐税，使南褒西南区成为陕南特委领导下的第一“小苏区”。 募捐援军，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斗争。他们吸收精干勇敢的人组建成赤卫队或游击小组，平时以在田间劳动为掩护，一旦发现敌人，迅速抓捕枪杀，有时夜间行动，袭击区、乡、村公所和豪绅家室后迅速返家。由于他们系分散和秘密行动，加之传单、标语署名不定，被杀豪绅的家属及周边人往往不知其所以然。1932年4月，区委为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即组织各赤卫队、游击小组，在共产党员程德章、牟宜之带领下，将南郑县大西区民团（即青树子明圣道民团）20支枪提至区委。是年12月建立了南褒西南区游击大队，先后由杜捷如、杜振武任大队长。游击大队建立后，在全区范围内先后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杀豪绅、打委员、抗租、抗税、抗捐、抗息斗争；并组建征调委员会，鼓动群众到红军中去，为红
联系客服：cand57</您所在位置： &
&nbsp&&nbsp&nbsp&&nbsp
民国时期江西特种消费税研究.pdf 76页
本文档一共被下载：
次 ,您可全文免费在线阅读后下载本文档。
&#xe600;下载提示
1.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2.该文档所得收入(下载+内容+预览三)归上传者、原创者。
3.登录后可充值，立即自动返金币，充值渠道很便利
需要金币：100 &&
你可能关注的文档：
·····
1------------------------------
硕士学位论文 民国时期江西特种消费税研究（）
姓名：淦小罗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专门史
指导教师：邵鸿
------------------------------
特种消费税是一种国内货物税，是南京国民政府用现代化财政理念来进行税 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其实行第二次裁厘后的抵补税。原本计划在全国推行，但 是由于当时其并没有实现全国的统一以及国内各军阀的抵制，最后只能在国民政 府有效统治的苏、浙、皖、赣、闽五省试行。本文以江西为单位，研究了特种消 费税在江西推行的时代背景、设立过程以及其制度形态，分析了特种消费税对江 西社会的影响及消亡的原因，由此来反映税收对民国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时期；江西；特种消费税：厘金
3------------------------------
Excisetaxis
Government
contentofthe
carry Government，it
afterthesecond
modernfinancial
adeterminingpay
canceling wim
concepts，and
implement Likin．Originallyplanned
domesticwarlords
wastriedoutm
nationaland
boycotting，it
toachieve failing
iang，Anhui，Jiangxi
Jiangsu，Zhej oIlly provinces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南郑县党史提纲
我的图书馆
南郑县党史提纲
南郑，位于汉水河畔，北屏秦岭，南踞巴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以“小江南”素称。自周秦置县至近代府县同城，为陕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南郑人民，勤劳勇敢，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一　　&“五四”前后的南郑政局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南郑亦处在军阀割据、帝国主义侵略、反动势力横征暴敛、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1918年川北军阀刘存厚盘踞南郑；1921年陈树藩被驱逐关中后，又退踞南郑；依附于直系军阀的吴新田追至南郑。此间，南郑系川、皖、直、地方各派军阀争夺之盛期。吴新田来到南郑后，向百姓派征捐税多达四五十种，如：钱粮地丁、烟亩长款、四脚税、畜牲税、屠宰税、印花税、竹木税、鸦片烟税、房捐、油捐、花捐、斗捐、烧埋捐等，仅1921至1923年期间，吴新田在南郑勒索银钱达600万两，下级军官掠夺敲诈的不计其数。后来，吴新田部受招抚改编国民军，为冯玉祥所节制，次年冯令吴部东进河南。张维玺部又进南郑。蒋冯战争爆发，张维玺部受令南下，王志远部又代行统治南郑。之后，杨虎城附蒋弑冯，令越寿山率部驻南郑，收编了王志远部。之后，孙蔚如由甘肃撤驻南郑。杨虎城被蒋介石免去省主席后，消之楚、刘恩茂、万耀煌、李及兰、王跃武、陈诚、杨斌、方觉先、罗文广、盛文、胡宗南、祝绍周等部先后进驻南郑。同时，王三春、李刚武、徐跃明、孙鹏等股匪也骚扰南郑。老百姓在兵去匪来的角逐中，被拉兵派夫，长期饱受苛捐杂税压榨、高利贷盘剥、鸦片毒害、旱灾水涝等困扰，南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意、英、日、美等国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他们在南郑收买文人为汉奸，勾结盆民为奴仆，扩充各自势力。天主教在本县八角山、山口、协税、草堰等地设置起教堂，以种种手段侵占民田，筹集教产，还要村不漏户、户不漏丁的强迫百姓到教堂听“经”。仅八角山经堂湾这一穷山僻壤被侵占的农民土地，一年所收租达800余石。各处庄田的佃户都是天主教徒的骨干，他们为其收租、放债，以迷信奸污妇女。被收络的汉奸文人们竭力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引日机轰炸南郑人民。同时，商人杨小麟来南郑倾销洋烟、洋油、洋布，垄断南郑经济。孟守道、兰国光、穆迪俄等，还公开进行间谍活动，为帝国主义搜集情报。据不完全统计，仅外国天主教堂就占去南郑土地七八千亩，收租上万石。还要以高租课、高利贷、押丁首、抽加地租、无偿劳动、节日送礼等手段剥削南郑人民。
广大农村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多为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全县土地25万亩，封建剥削阶级占去12万亩，贫雇农只有3万多亩。如碑坝区福成乡田家营村112户，有土地884亩，仅5户地主豪绅就占地786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8.89%；17户农民有地98亩，占11.2%；83户佃农无一寸土地。辛亥革命失败后，王天成占地5000亩，白鉴等7户地主占地各在2000至3000亩以上。农民不仅受地租剥削，还要受高利贷剥削。贷主是大商人、帮会、地主、官绅；借贷方式为“卖青苗”、“卖空仓”；利息有年、月、日计；年息为30%以上，高达120%至130%；月息、日息是“大加一，场场息”；即借10元，3天付息5角，1月付息5元。地主、官绅们为达私欲，还组织起大本团、灶户团、保甲团等反动武装，白天以保卫地方为名，捕杀进步人士，晚上聚众抢劫，有时还白天劫路。
豪强们为加紧剥削人民，纠集地痞流氓开设烟馆、赌场、妓院，愚弄、剥削、腐蚀民众。1923年，南郑烟馆林立，工行（征烟捐税机构）遍地，吸食鸦片者占总人口70%以上，许多人骨瘦如柴，行盗抢劫，家破人亡。
不畏强暴的南郑人民，发扬反帝反封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奋起反抗斗争，谱写了光辉的斗争史篇。如在经堂湾爆发了民众反对意大利神甫的反帝斗争；有志之士张肇基，从日本留学回家乡南郑后，在县城创办临时自治公所，广泛发动民众，枪毙了清军管带李光辉，推翻了清朝官吏在南郑的反动统治；清末秀才朱兆琼，率众组建“红灯教”，打垮川军司令郑启和；偶彦民、王建安建立起廉让青年学会，倡导男剪辫子、女放足、搬除神像、不信鬼神。并创办女子学校、贫民夜校、施药所、代笔处，宣传新文化。这些斗争，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了民众，倡导了社会文明，却因缺乏政党正确的领导，最终以而失败告终。
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12年至1927年7月）
　随着“五四”运动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南郑的建立与发展。1913年，《新世界》杂志拟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此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县在外地求学的青年即有接触。1919年，一些南郑籍在日、法等国和京、沪求学的王钧石、安杰三等人，将《新青年》杂志等进步书刊赠寄亲友，开始在南郑城乡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县城各校学生，举行罢课游行，数千人在校场坝集会声援，组织学生自治会，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一批有志青年学生，怀着追求光明，寻找救国救民的愿望，冲破羁绊，奔赴北京、上海、西安等地求学。学习期间，有的参加了“五卅”运动，有的参加了上海工人暴动等斗争。通过革命斗争的淘冶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何挺颖、何挺杰、孙绍亭、段仲荪、龚子瑞、瞿宝珊、谢佐民、赵勃生、偶彦民、王建安等，先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同时，他们分别在北京、上海建立《&共进社&南郑分社》和旅沪同乡会等组织，创办《汉钟》、《南针》等刊物。撰写文章，宣传进步思想文化揭露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同时，把自己创办的刊物和购买的进步书籍寄送给家乡的亲朋学友，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进行革命的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作坚决的斗争。革命的曙光，越过万水千山，照射到黑暗、闭塞的南郑大地。1926年10月，从上海艺术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孙绍亭回家乡时，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书带回南郑；在他被聘任县立中学教师后，利用上课机会，向师生们讲授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主义；并召集秘密会议，引导学生建立驱逐军阀吴新田的团体；他还发表了《五卅纪念宣言》，号召民众联合起来，同封建统治、军阀势力及英、日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广州、武汉、长沙的国民党也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为保存革命力量，谢佐民、赵勃生、段仲荪、龚子瑞、瞿宝珊等，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返回家乡，在兵匪云集的南郑城乡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
大革命失败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南郑县内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极积发展党团组织，领导民众进行英勇斗争，创建地方游击队，开辟红色交通线，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支援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
在此期间，南郑党组织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学校到农村，起伏发展的一个过程。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谢佐民、赵勃生、段仲荪等人回县城，在东关塔儿巷济生医院，建立了直属陕西省委领导的中共南郑小组，谢佐民任组长。从此，揭开了南郑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10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陕南因交通关系，省委指导很不方便”，但“散住的同志已很不少，应立即组织起来”的实际，决定建立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负组织陕南县委以下的各级党部与指导工作责任”，任命刘甲三为特委书记。11月初，刘甲三到南郑，将南郑小组改建成直属特委领导的中共南郑支部干事会，负责人赵勃生。1928年3月，陕西省委遭敌破坏，党员花名册被敌人搜获，谢佐民、赵勃生、段仲荪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其他共产党员闻讯立即隐蔽。至此，党组织的活动趋于低潮。
1929年7月，省委派共产党员陈乃先（又名陈传新、陈征）来南郑。他以国民党南郑县主任委员的身份，吸收进步青年，建立社会科学研究小组，举办党务训练班，学习宣传马列主义。为倡导新文化，反对旧教育制度，他发动县城学生砸了被卢宜之把持的县教育局。1930年8月，为扩大和发展陕南地下党组织，梁益堂受令来南郑。他到南郑后，一面秘密在县城各校吸收进步师生入党，建立党支部；一面积极联络隐蔽散住在各地的共产党员。经过筹备，于1930年11月在龙岗寺庙内召开了陕南地下党代表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梁益堂任书记。是年底，共产党员偶彦民、王建安、杜捷如又从西安返乡，分别就任新集、高台寺小学校长。在特委领导下，他们利用学校这块阵地，秘密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引导学生参加反军阀、反地主官僚的斗争，吸收余海峰、邱养鼎、姜仲明等进步学生入党， 1931年春建立了中共高台寺小学支部干事会，支书偶彦民。偶彦民、王建安、杜捷如还利用走亲访友等方式，分别在高台寺、三洞桥、石嘴子、流西河、周家坪等地，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些党组织，在特委领导下，以县城为重点，先后开展了全省“非基运动”、 “三·八”纪念活动和“红五月”运动；组织抗日宣传队，查禁日货，发动市民、商人罢市；领导人民进行了揪打县公安局长淡栖山、驱逐县长温天伟及反动校长、教员等斗争。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大批进步青年人士经过锻炼成长起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迅速得到了发展与壮大。
1931年10月，陕南特委根据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派杨杏生赴高台寺小学任教，协助偶彦民在高台寺小学建立了中共南褒勉边西南区委员会（后改为中共南褒西南区委），书记偶彦民，组织陈庆五、宣传王建安。时辖党支部26个，有党员140余名，隶属陕南特委。随即，又先后建立了南褒西南区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在区委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发动群众，开展抗捐税、杀豪绅斗争。原南郑、褒城县交界的新集、高台、黄官、协税等地，长期处于国民党政府压迫和地主豪绅剥削之下，强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什么钱粮税、地丁税、四脚税、牲畜税、屠宰税、印花捐、竹木税、斗捐税、地方附加税、房捐、油捐、学生捐、井费、草科费、办公费、委员费、手续费、训练费、伙食费、服装军鞋费、剿匪费等，地租和高利贷利率成倍增加，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分赴农村，向穷苦人演出进步戏，诉说农民群众的苦难生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同时，在广大农村建立起穷人会、唐匠班、红友社、日工队、农协会等组织，掀起了抗租、抗捐、抗税、抗息和虐待长短工的斗争。如豪绅地主们招待的不好，给的银两又少，就不给干活；长工在农忙时闹退工，佃户和负债人在交租退债中，不但不出租交款，还把坏田退佃。有的还把已经成熟了的秋谷，抢收回来后分配给穷人，一时间地主豪绅束手无策。进而，他们又三五人分为一组，拿上锄头、扁担和刀矛，冲击国民党政府收款处，迫使其释放被关群众，赶走收款委员陈松友，处决了程海章、陈金亭、何象烈、张柏亭等恶豪，杀死村长、区长40多人，迫使国民党政府减免田赋，停收捐税，使南褒西南区成为陕南特委领导下的第一“小苏区”。
募捐援军，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斗争。他们吸收精干勇敢的人组建成赤卫队或游击小组，平时以在田间劳动为掩护，一旦发现敌人，迅速抓捕枪杀，有时夜间行动，袭击区、乡、村公所和豪绅家室后迅速返家。由于他们系分散和秘密行动，加之传单、标语署名不定，被杀豪绅的家属及周边人往往不知其所以然。1932年4月，区委为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即组织各赤卫队、游击小组，在共产党员程德章、牟宜之带领下，将南郑县大西区民团（即青树子明圣道民团）20支枪提至区委。是年12月建立了南褒西南区游击大队，先后由杜捷如、杜振武任大队长。游击大队建立后，在全区范围内先后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杀豪绅、打委员、抗租、抗税、抗捐、抗息斗争；并组建征调委员会，鼓动群众到红军中去，为红军募集急需物资。同时，又派送程德章、何开基、查守贵、王富民、黄甲丰等到陕南特委创建的红二十九军中去，为红二十九军募捐草鞋230多双，八音枪1支，铜元10吊多，程德章任政治部主任，充实和加强了红二十九军的领导力量。红四方面军发动著名的陕南战役时，游击大队配合红军歼敌4个团，缴获机枪50余挺，步枪5000余支，俘虏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并带领广大群众，打开国民党政府设在新集、协税等地的粮库和豪绅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农民；在新集镇压了罪大恶极的豪绅张凤歧、张仕堂；动员青壮年1800多人参加红军。随即在红军帮助下，将游击大队整编成南郑县红军独立团，团长杜启安、政委杜振清、陈小平，时辖3个正规营和2个地方独立营、16支区、乡游击队。红四方面军奉命撤离陕南时，1400多人参军随之长征。其余人员与红四方面军组成留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巴山游击队一起，同国民党进行了无数次殊死的斗争，谱写了光辉的巴山游击队历史篇章。
1933年3月，中共陕南特委根据党团陕西省委关于“特委不直接领导各支部”和“党团应分开活动”的指示，指派特派员刘明达（化名川流）在县城金轮什字街（今汉中市文化街）李厚镛家成立了中共南郑县委，书记张书行（先）、胡居仁（后），组织牟心钊、熊先兴，宣传余晴初、何士林。县委成立后，一面配合特委在县城内组织学生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掀起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群众运动；一面协助潜伏在国民党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内的共产党员武志平，达成了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互不侵犯、反蒋抗日的协议，开辟了从南郑城（今汉中市区）经大河坎、牟家坝、青石关、凉水井、碑坝至川北红军总部的红色交通线。组织人员，筹集物资，把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军用地图和情报，以及医药、电器材料等物资运送川北苏区，使川陕边长达数百里的防线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帮助红军克服了国民党经济封锁带来的重重困难。这样对红四方面军集中力量对付四川之敌，巩固和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为此，蒋介石集团调集大批兵力，更加疯狂地进攻川陕根据地，致红二十九军惨遭失败，偶彦民、王建安、程德章、查守贵、陈庆五、亢学诗、王富民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先后被逮捕、关押、杀害。至此，革命斗争受到挫折，张书行、胡居仁调离，中共南郑县委呈现蛰伏状态。
1933年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叛变。陕南特委刘顺元、张德生等，在上海中央局的领导下，及时将特委机关由县城迁至南褒西南区内杜家湾村。一面派杜启安代刘顺元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求工作，一面继续领导地下党员同国民党斗争。1934年7月，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刘顺元在杜家湾村杜振清（又名杜四友）家召主持开党团员扩大会议，决定在南褒西南区委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共南郑县委。书记：白耀卿，组织杜振清、宣传余海峰（先）、陈小平（后），委员：李建堂、杜捷如等。时辖新集（南褒西南区委改称）、黄官两个区委。县委恢复组建后，县委书记白耀卿，在敌人不断“围剿”杜家湾的境况中，化装成“卖货部”，走乡串村，和同志们取得联系，整顿基础各支部，清除不纯分子；有时他又化装成农民，卖日工，参加换工队，在田间地头讲述革命道理，开导农民群众不信“宿命论”，要奋起斗争。不到两个月，又把杜家湾周围的五六百群众发动起来，建立减租委员会，继续开展抗租、抗税、抗捐、抗息和杀豪绅的斗争。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一部驻防新集，围攻汉中时，县委主动与红军联系。2月9日，在新集召开各界人士会议，宣布成立川陕省南褒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杜明德（又名杜建安），委员：杨贵林、李明贵等。12日，川陕省南褒县革命委员会和红军在新集柴集坝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改南褒县为南郑县，正式成立了南郑县苏维埃政府，杜明德任主席，杨贵林、杨贵明、张子才、张净娃、王炳荣、王权为委员，秘书张子才。同时，建立了新集、黄官2个区、16个乡、23个村苏维埃政府。
在红军的支持和县委的领导下，各区乡村苏维埃政府开展了没收分配反动统治阶级粮食、财物和组织民众参军、参战的群众运动。各地群众欢庆胜利，欢迎红军，有唱戏演剧的，有献猪献酒的，有献果品粮食的，欢呼“红军是我们的大救星”。22日，红四方面军奉命调离新集，1000多名党员、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随红四军入川，参加长征。之后，党的活动再次转入低潮，广大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再次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国民党政府及地主豪绅的残酷镇压，不少人英勇献身。虽然一些人倒下了，但唤起了人们的进一步觉醒，激励着南郑人民更加英勇地斗争。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一举攻克通（江）、南（江）、巴（中）县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四月，中共川陕省红江县委派杜华模、朱仕秀、鲜奎模等，在碑坝区坝溪街建立了中共红江县坝溪区委员会。书记杜华模，委员张兆和、杨青和、朱仕秀、鲜奎模等，辖坝溪、程家坝、朱家坝、碑坝、马巷子、西河秦家湾乡党支部，共有党员30余名。区委建立后，在红军的支持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工农业生产；组建游击营，参军参战，粉碎敌人进攻。全区打土豪46家，没收土地3万余亩、粮食4660多石，计约65万多公斤，分给2500多户农民。农民分得土地后，为了多产粮食，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将没收的蒲大华铧厂在坝溪重新开办，朱天锡任厂长，组织工人20余人，日产铧24个。同时，在芭蕉坪办起工农纸厂，日产书写纸2400多张。1933年5月，在具有决定反三路围攻成败的空山坝战役中，碑坝人民在区委的领导下，一面搞好支前，建立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组织慰劳前线将士；一面参军参战，配合红军英勇杀敌，前仆后继。1935年1月，红军撤离时，有1000多人参军长征，区委至此停止了活动。
四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抗日战争期间，南郑县党的组织经历了发展壮大、严密紧缩、长期埋伏斗争的历程。
西安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南郑遭日机轰炸，人心煌煌不安。
“七七”事变后，平津流亡剧团来南郑宣传抗日，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
193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杨永昶来南郑。杨到南郑后，向散居隐蔽的地下党员传达党的抗日方针，讲述团结抗日的形势，使南郑县的地下党员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一面整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一面将同学会改建成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南郑县抗日地方支队，带领青年学生和平津流亡剧团，分赴十八里铺、武乡、周家坪、新集、牟家坝、红庙塘等地，向人民群众宣传团结抗日、争作民族解放先锋的主张。1938年8月，中共汉中特委董学源在县城南关张绍基家召开城内各支部和民先队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中共南郑县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徐士杰，委员唐澎人、张绍基。学委建立后，以县城为重点，继续扩大和发展民先队，大力发展党员，团结一切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39年2月，中共汉中特委面对抗日战争的复杂形势，在南郑县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成中共南郑市委，书记陈元方（兼），下辖9个党支部，50余名党员。市委遵照党的指示，秘密举办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形势、任务和秘密工作等教育，选送党员骨干和革命青年去延安“抗大”、“青训班”学习；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方针，从而使党组织，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得到不断的提高和加强。6月，中共汉中地委遭敌破坏，陈元方奉命回省委，中共南郑市委停止活动，党员亦根据上级指示，转入“休眠”，少数散居隐蔽的地下党员继续进行秘密活动，在艰难的岁月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至1949年12月）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玩弄假和谈，积极准备内战。南郑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投入新的战斗，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党组织为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派三十八军共产党员罗煜等人回南郑，开展地下活动。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市工作部也派伍力、高秦生来南郑，建立中共汉中地区工作委员会，领导汉中地区的地下党员同国民党斗争。当时，南郑正处于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县长孙宗复的残酷统治之下，到处是白色恐怖。伍力等工委领导成员继续贯彻执行党在国统区的“隐蔽精干”方针，对散居的部分党员通过调查取得联系，培养了一批为党忠诚工作的积极分子，集中力量做好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准备。发动群众，抗粮、抗伕，破坏敌人兵源。1949年春，中共关中地委派刘耀华（化名华凯）、李兴华（化名唐维）来南郑县建立党团组织，发动群众，迎接解放。刘、李到南郑后，按照关中地委“不与原来的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的指示，利用其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很快发展了马靖、张济宇、陈恩庆、周瑞芳、王天文等20多名团员。6月，西北局又派张天鲁（化名谷岸）来南郑县领导刘耀华、李兴华的工作。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南郑县的地下党组织和广大人民受到巨大鼓舞。隐蔽在城乡的地下党团员，迅速发动群众，再次掀起抗粮、抗伕、抗丁斗争高潮，搜集敌人情报，教育争取敌伪人员，分化瓦解敌人武装力量，维护社会治安，宣传党的政策，揭穿敌人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组织人民群众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
8月，在宝鸡县黄家崖村集中整训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南郑县委员会和南郑县人民政府领导人选。11月，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员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将士向陕南挺进。12月6日南郑县解放。随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七师将士由安康西进，很快驻防汉中。12日，中共南郑县委、南郑县人民政府在十八里铺（今汉中铺镇）正式宣告成立。
六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49年12月1966年4月）
1949年12月6日南郑解放后，中共南郑县委辖铺镇、武乡、梁山、汉山、冷水、南海、红庙7个临时区委，有共产党员56名。
在建国后的头7年里，中共南郑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肃特清匪、民主建政、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运动，开展了土地改革，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建立互助合作，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地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公有制、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了有计划地、全面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针对全县党组织薄弱、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部分党员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和不求进步的情绪，以及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在党内进行了整风和整党运动，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壮大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
1951年至1952年，全县进行了土地改革，使9个区125个乡共18.8万农业人口分得了土地、房屋、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1956年8月，中共南郑县委出台了《南郑县1956年---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草案）》，从此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失误，反右斗争扩大化，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等，使党的民主生活一度不够正常，但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新的成绩。
1956年至1962年间，全县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后修建了一批大小水库，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抗灾能力。在3年自然灾害中，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认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狠抓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建设，到1966年底经济形势又出现好转，全县粮食产量达1.6984亿公斤。
1949年12月至1966年5月，县委先后召开4次党的代表大会。主要内容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总结交流反霸减租、土地改革、查田定产的工作经验，组织广大农民走农业互助合作的道路，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三反”、“五反”，加强对党员教育，要求全体党员加强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增产节约，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胜利而奋斗，同时选举产生了一至四届县委组成人员。1949年12月至1950年4月，县委隶属中共汉中地委领导；1950年5月，隶属中共陕南区党委；1951年1月，隶属中共南郑地委；1954年1月又隶属中共汉中地委。1958年底，撤销南郑县建制，所属区、乡党组织全部划归汉中市。1961年9月，恢复建立中共南郑县委，机关驻地迁至周家坪，此时行政区划调整为现行县际区划。
在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县委工作部门、区、乡党委（总支、支部）进行调整变动。县委工作部门由建国初的3个增加到10个，区、乡经8次变动，至1966年5月，全县为9区68个人民公社党委。党组织由解放初的33个支部（总支）发展到1965年底的党委69个，总支3个，支部624个，党员人数也由56名发展到7676名。
七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南郑县同全国一样，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南郑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从当时正在全县进行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直接发动起来的。初期，各级学校和党政机关相继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口诛笔伐，声讨“三家村”反党罪行；并把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打成“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反革命”，挂牌游斗。进而他们又走出学校门，与外地学生串连在一起，煽风点火，打击“中间派”，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时间各种群众组织蜂起，中共南郑县委及全县各级党政组织普遍受到“炮打”、“火烧”，无法正常工作。
1967年2月5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中共南郑县委被造反派“夺权”，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广大共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公、检、法机关被冲击，打、砸、抢、抄、抓之风日炽。生产无人管，工作无人干，商店停业，学校停课，整个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正当此时，以南郑县人民武装部为主成立了“南郑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对全县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进行领导，并对公、检、法机关和电信局实行军事管制。但是，南郑县的所谓“无产阶级造反派”组织又和外地群众组织结为一体，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自1967年2月至1968年8月，全县共发生武斗事件48起，87人死于非命。
1968年9月成立了南郑县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南郑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政工组、生产组、政法组，为其办事机构，取代了原县委领导权力。各区、社及县直单位也立即建立革委会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全县开展了以斗、批、改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1970年9月，中共南郑县委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周家坪召开，选举生产了中共南郑县第五届委员会。1972年后，逐步撤销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恢复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工作机构，所辖各区、社亦于1970年后相继恢复区委和公社党委。到1976年底，县委共有工作机构7个，党委72个，总支2个，支部740个，党员1.3776万名。
八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至2010年12月）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医治“文化大革命”创伤，清除“左”的干扰，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带领全县人民掀起了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全面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共落实历史老案72件，地下党政策43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255件，解决夫妻分居80户160人，农转非170户529人，发展党员57人。同时，还对全县7760份干部档案进行了清理，剔除不实之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686件，为66名错划右派分子恢复了名誉，5115名“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
1982年开始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广大农村实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改革；在城镇工业企业进行了利改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以兼并重组破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国有集体工业、供销、物资、商业、粮食企业逐步退出所有权成分，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现已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县域经济新体系。
1983年起，围绕建立与市场体制相适应政治体制的新要求，进行了多次县级机构改革，1984年政社分设，将68个人民公社党委改为59个乡党委和9个镇党委；1995年进行了撤区并乡改革，撤销了9个区委、区公所，全县设38个乡镇；2002年再次进行县级机构改革，县委机关共46个，15个直属事业机构，县政府设职能部门26个，直属事业机构12个，全县共设15乡、15镇。同时，近年来又成功地实施了财税体制、社保体制、文化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全面落实了中央关于支农、惠农和反哺农业的一系列政策，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真正得到了实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县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通信、城市等基础设施建设跨入了现代化行列，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广电视等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至2010年底，全县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73.72亿元，财政总收入14.6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7亿元），公路总里程达到2116公里，汽车拥有量达11561辆，各种电话用户28.2万户，互联网用户9989户，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95％以上，年末银行各项存款余额72.44亿元，城乡居民存款余额54.3亿元，城镇从业人员年工资30829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471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848元，人均住房37.44平方米，城市建成区面积20.2平方公里，退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全面走上正轨，全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城乡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
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