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生】农夫的呼号（#1～#10） 　　　　　　 ┌───────────────────────────┐ 　　 │　感谢淮生先生提供他的十篇《农民的呼号》分享《民主通　 　　 │　讯》的读者。淮生先生是湖北农民出身，现在在北京工作。 　　 │　　　　　　　　　　　　　　　　　　　　──洪哲胜编按 　　 └───────────────────────────┘ 　　　　　　────────────────────────────── 　　全国人代会农民占几许 　　　　农夫的呼号（之一） 　　淮生 　　────────────────────────────── 　　　　　　日，一个圣诞节的夜晚，看到电视新闻里说，我国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进行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代表的筹备工作了。 　　　　在这，想就全国人大中农民代表的名额，说上几句。 　　　　直至步入了21世纪的今天，9亿农民在中国12亿多人口中所占比重仍 　　高达7至8成。不知有多少人着重留意过：在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农民代表所占的份额有多少呢？ 　　　　我手头有份资料：1993年产生的第八届全国人代会：代表共2,978 　　名，农民占9.4%，工人占11.15%，两者之和是20.55%，知识份子占 　　21.8%（引自国务院新闻办1995年12月《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如 　　果说上面这个数据是八年前的，已不新鲜了，那么我们看看新鲜的数 　　据怎么样。 　　　　为了了解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9届4次会议上的同类数据，我上互联网 　　查询。说实话，我差点累晕了头，也没有找到结果。我查到与主题最 　　相关的一个结果是：总代表2,979名，工人农民代表合计563名，占 　　18.89%（同比减少了近2个百分点），知识份子21.08%。我只能靠猜 　　测来得出结论（别怪我不严谨）：9届人代会，农民代表的比例也许 　　是9%，也许是7%。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像“解放军代表占 　　8.99%”一样单独列出来呢？是不是比例太低，干脆运用“模糊理 　　论”来模糊一下呢？ 　　　　就凭这有限的资料，可能不妨碍我们得出一个大致清晰的结果。试分 　　析如下：工农代表563名，按工农各占一半计算（实际上，通常工人 　　代表要多于农民代表数），农民代表实数是281.5人，取整数281，除 　　以农民总数9亿（保守的估值），得出结果是1：3,202,847。这就是 　　说，320多万农民中，才摊得上一个代表名额。若按这个比例匡算， 　　香港只够2个议席，而不是36席。澳门只能有0.14席，而远不配拥有 　　12 　　席！ 　　对于任何一个农家子弟（或一个有良心的人）而言，这是一件令人悲 　　伤的事。但这还远远不能算是最令人悲伤的，最令人悲伤的事还在后 　　面，请容我说你听。 　　　　我想进一步表达我另一个更大胆的猜测：名义上，全国人代会中农民 　　代表比例为7%至9%，左右，实质而言在这个最高的权力机关里，没有 　　一个真正的农民代表！也就是说，一个堪称世界最庞大的群体、一个 　　占全球人口六或七分之一、一个超过了全欧洲加前苏联人口基数之和 　　的中国农民群体在自己的国家政治生活构成中，所占比例是0%！ 　　　　别以为我是在耸人听闻，故作惊世之语。我是认真的！ 　　　　质疑理由如下： 　　　　第一： 　　　　全国人大中的农民代表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其最主要作用和使命是 　　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这毫无疑问。可是，现今（也可说一直）中国 　　农民生活境状如此之苦，受“户籍制”流弊祸害如此之深，请问：在 　　人民大会堂的议事厅，有谁听到过有某一个（哪怕一个）农民代表在 　　这一关乎农民子孙后代的福祉问题上表达了一个“不”字，拿出了一 　　个提案？！ 　　　　第一条的补充质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呼号反映出的问题 　　绝非自2000年始，自李昌平发现始，几十年来一贯制。为什么这个良 　　心的呼叫，这个残酷的、真实的呼叫出自村官李昌平的喉管，而不是 　　最早、最先、最应该为此发话的农民代表？！ 　　　　第二： 　　　　一个农民当上（非选上）了人大代表，他将不再具有无助的农民那些 　　最基本的特征，也就是说，他开始拥有了一些城市强权阶层一直就有 　　的一切特权。 　　　　比如：他（或他领导的村落、他领导的集团公司）可以拿到最低息 　　（或无息）的贷款、最紧缺的原材料、最优厚的政策扶持、最便捷的 　　市场准入……再想想：这个人，他启动资金不缺，原料足够，方方面 　　面的保护关照足够，销路也不愁（再愁也不能让比熊猫更珍稀的农民 　　代表愁），虽然他号称农民，他的日子会不好过吗？如他有儿子，他 　　儿子犯得上去北京做苦力吗？昌平筛沙子、服苦役的命运轮得上他 　　吗？如果他有女儿，广州收容医院遭轮奸的命运轮得上她吗？八辈子 　　也轮不上——这时，也就是说，他的双腿已经迈进了一个崭新阶层， 　　一个拥有了社会资源（包括稀缺、非稀缺的资源）由由调配权阶层。 　　这是普通中国农民绝不可能具备的条件。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享受到这个份上，你能指望他能对谋生在外的 　　农民工恶劣的生存处境，对野蛮的、罪恶的收容制度喊上哪怕是一嗓 　　子？ 　　　　如此表现，我们农民岂敢一厢情愿地说：你，是我们的代表？ 　　　　《人民代表报》今年三月曾报道说，有的农民代表三年未发一言，未 　　提一案，即是佐证。他们中很多人把人民大会堂里剩给农民的区区几 　　个席位白白浪费了。 　　　　当然了，如果有人说那么多农民代表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这对尊贵 　　的代表们而言肯定是“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文革常用语）。 　　问题是，你的发言老说农村形势不是一般的好，并列举自己那个村 　　（或集团）人均达到了几万人民币；表态说中央领导决策就是英明； 　　安定团结来之不易，必须维持；以德治国就是好……之类，错倒是绝 　　对没错。但，你为什么不说点别的，比如，说说那些你曾与他们处在 　　“同一战壕”的农民眼巴巴地盼着你说的话呢？ 　　　　如此这般，在我们这个社会，苦难的农民到底还能指望什么？ 　　　　“祖国，亲爱的母亲”，这是人人会唱的一首歌。 　　　　祖国，你这个“母亲”呀，你到底何时能让你的农民儿子有指望、有 　　憧憬地依偎在你的胸怀，感受着温情与温暖，享受着尊严与幸福，并 　　为拥有你这个公正、仁爱的“母亲”而自豪？ 　　　　　　────────────────────────────── 　　没有素质的北京人 　　── 　　农夫的呼号（之二） 　　淮生 　　────────────────────────────── 　　　　　　“真没素质”，这是许多北京人对外地人常挂在嘴边的评价。那么北 　　京人素质有多高呢？ 　　　　我，一个躲在北京屋檐下，低着头谋生计的外地人想告诉北京人：从 　　你们中许多人的言行来看，真看不出你们有多高的素质。尽管在素质 　　方面你一向非常自信，尽管你清楚你的优势：京城是你的户籍居住 　　地：皇城根下，尊为首都，中国文化最昌明，教育最发达的所谓“首 　　善之区”。 　　　　在这儿，我想说说北京人的素质。说素质，人们通常喜欢从“口腔内 　　分泌的痰液怎么处置；如何穿越马路”之类的层面来说事。今天我 　　不。在这个全国人民尚未解决好的问题上，我绝不指望北京人率先处 　　理得更好。 　　　　我想从北京的警察、记者和某些市民的表现来说说北京人的素质。 　　　　§§警察 　　　　你到我家来查暂住证，你常常不是敲门，轻轻地；而采用的是擂门， 　　重重地。如果你总不能温和地跟我说话，而总是声音高八度地训话， 　　以这种方式来显示你作为警察的威严。尽管我明白你打心底瞧不顺眼 　　我们这些来自外乡的穷苦人，但做人的起码礼貌你该懂，该遵从一 　　点。我知道，你在首长视察时、在应付上级检查时，你总是笑靥如 　　花，总是表现出你做到了你单位的墙上粗笔涂写的“热情服务”，总 　　能显露你的柔情体贴（这样的电视新闻画面太多）。你们总能留给上 　　面完美的印象。 　　　　尽管谁都知道，你对待外地人的态度真“不怎么的”。但，要说明的 　　是，你并不是对所有的外地人都那么不客气。比如外国人，他们比我 　　们“外”得更远，你对他们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你知道如何做，能 　　给来自外国的外地人留一个中国警察的好印象。 　　　　我想告诉你：不管在有外宾的场合，你的着装多么高档，你的举止多 　　么高雅，你的英语多么高纯，只要你对接触到的对象按三六九等进行 　　排序，并以迥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对待，对穷苦人粗暴依旧不改，只要 　　你一直以“擂”的方式叫我的门，我会永远认为你没素质。 　　　　你看得出，我这儿不想以你们当中某些警察大人养成的“撕暂住证 　　玩”的爱好来评论你的素质，而只是从人作为人最基本的、待人细节 　　这个层面，作为评述你们的着眼点。 　　　　§§记者 　　　　谁都知道，获得记者从业资格，起码的学历要求是大学本科，按说素 　　质不会太低，（北京媒体上也曾一度挤满了对外地人素质低下的文字 　　描述），可是也不尽然。 　　　　北京本埠有不少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在这我不评小报），我常能从一 　　些报道中感觉到一些媒体从业者很差劲的表现，感觉得到一些很低劣 　　的记者的存在。 　　　　以前报上常有这种报道：某鸟园里一只鸟飞逃了，报纸发动所有读者 　　提供线索，并可抽出连续半个月时间，以及大量版面来追寻这只鸟的 　　行踪和下落，还老是动用亢奋的语调叙述和评论，以示人这种高贵动 　　物对大自然的亲善与爱意。但是，对外地人（他们可是你的同胞。当 　　然，你也可以坚决不承认。但是，他们是你的同类，你总不能否认） 　　——一个占全市人口四分之一的群体——对他们为谋生所付出的艰辛 　　与伤痛，对他们谋生过程中遭受的侵害与不公，作为号称“社会良 　　心”的记者，你们在很多时候往往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冷漠，在版面 　　安排上，对民工生存境遇关注上显得非常吝啬，甚至不及对鸟兽的关 　　注多。你可能忘了，你们单位那舒适的办公楼、你那温暖的家是由谁 　　的血汗盖起来的。 　　　　当然，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话语的权利控制在你手里。但你有的报 　　道太不像话，是能显示你素质缺憾的。 　　　　请看有一则这样的消息：北京市某街道为了让坐完十几年牢狱的京籍 　　重犯能得到迅速的就业安置，安抚他们，强行把原先由外地人经营的 　　摊位收回（即谓“腾岗”）。就常识上讲：法律角度，这是非法的、 　　违宪的行为；从道德上讲，这是损人的、缺德的表现。你猜某报记者 　　如何报道这件事：他该会作出一个批评性报道吧？不，猜错了！他完 　　全用赞扬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这个街道的做法好，为维护首都 　　社会稳定做了实事！ 　　　　我这个没念几年书的人想告诉这位记者：若是在一个宪法可操作的国 　　家，比如美国，这个街道的类似行为将会招致数以百万美元的处罚。 　　　　作为记者，如果你热衷于发挥“喉舌”作用，如果你为了饭碗计而不 　　愿指出街道决策者的过分、霸道或非法，那么，这个不怪你。但你把 　　一种公然施行的暴力──权势暴力── 　　当作值得推广的经验来宣扬，这就说不过去了。 　　　　我的看法：一句话，这样的记者没素质——即使你拥有几个博士学 　　位，即使我不识字，我也要这么评价你。 　　　　§§市民 　　　　当许多国家的城市居民为自己的国家给每个人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而 　　自豪、为非歧视原则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实现而自豪 　　时，我们许多的北京市民（公允地说，不仅仅是北京）却在为自己拥 　　有特权、拥有排斥他人（主要是农村人）的发展机会而自得，为自己 　　生为城里人的身份而窃喜。 　　　　我想说，依出身而萌生自豪，是可笑的，浅薄的。当今世界的通行法 　　则是：仰仗奋斗，而不是仰仗出身所取得的一切，才是惟一可以引以 　　为傲的基础。 　　　　许多北京人还是不明白，他们享受到的繁荣来自哪里。除了来源于全 　　国资源最优先的调配这个便利，还有别的。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资 　　本、智慧、劳力的流入，北京将是一潭没有波澜、没有活力的死水。 　　　　盲目的优越、盲目的自大、胡乱地排外是没有道理的。其中缘由，以 　　后有机会再说给你听。 　　　　不知你是否已意识到，纯粹是偶然的原因，才使得常有莫名其妙的富 　　裕和幸运的机会落到你的头上。比如说，你住的三间平房，或者毛坯 　　房也行。如果有人要这一片的地皮，要你搬迁，那么立马，3、50万 　　元的钱款就送到了你的手里，完全受你支配。这样一笔财富，一个农 　　民几辈子辛劳所得恐怕也攒不了。再说，这种质地的房，若在农村， 　　撑破天，它的价码也就在万儿八千的样子。 　　　　还有，因为外地苦命的人要在你老的家乡营生，你那几间简陋得不像 　　样的房子，一年给你带来几千或上万的房租收益。这都是因为你的出 　　身，使你坐享地利带来的好处。 　　　　不要去考证我是否有嫉妒你的动机。只希望命好的你能珍惜你拥有的 　　幸运，并能稍稍善待一下那些投胎不当、投胎无术、大多被迫从乡村 　　出来贱卖自己血汗的外地人。 　　　　生于城市的好处还有很多条。这里，有必要强调最重要的一条：在市 　　场经济制度的运作中，城市是一座座交易的平台，进行着频繁交换的 　　城市每天会产生无数个轻易的获利机会。不要把你的富足全归结于你 　　的智慧与素质，而农民的贫穷是缘自懒惰或愚钝。如果作出这种判 　　断，那就纯属于无知，纯属素质有问题。一个在城市背景下从事经济 　　活动的人，同一个在农村背景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相比，前者在一 　　月、一天、甚至是一小时里获得的财富的数目，有时可能比后者一辈 　　子的劳动积累还多。这是真的，很多桩事例可以印证这一点。生于城 　　市的你们会更多地知道这种事例。 　　　　在这种贫富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孩子上学的班上进了一 　　个外来卖菜者的孩子，一个拾破烂者的孩子同处一个教室受教，你能 　　教导你的孩子如何尊重穷人、你能阻止自己的孩子对贫弱者的欺侮或 　　攻击吗？ 　　　　如果不能，我会感叹你“唉，就这素质”——就像你时常有事没事摇 　　着头，感叹我的素质一样。 　　　　如果不能，甚至你还以你的言行成为他的榜样“操他的，外地人就是 　　烦人”常挂嘴边，那么，你的孩子会继承你的衣钵，更早成为一个出 　　身优越论者，成为一个城乡隔离主义者，成为一个素质与教养欠缺的 　　人。 　　　　这里我说的“素质低”，它与你接受学校教育年限的关联不大。上述 　　列举，其共通之处有一条：起码的平等意识的欠缺。这是作为一个现 　　代社会、一个立志成为国际化的城市，作为一个现代人最不应欠缺的 　　一种素质。平等地待人、待任何人，可归结为是一种善。你若做不到 　　这一点，即使你用高音喇叭天天在我耳边狂喊：“请记住，北京是中 　　国的首善之区！”，我也会坚定地认为：在这个被命名“首善之区” 　　的地方，我看不到善！ 　　　　　　────────────────────────────── 　　中国有多穷中国为什么穷 　　── 　　农夫的呼号（之三） 　　淮生 　　────────────────────────────── 　　　　　　我是一个农民，——一个城市人吓唬孩子“不好好念书，长大送你去 　　当农民”这种类似骂人话中的比喻体农民，但我认为，就我这单个的 　　农民而言，我比多数政治家——案头堆满了决策参考资料的政治家更 　　清楚今天的中国到底有多穷，我也比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更能解释中国 　　为什么这么穷。 　　　　我这么说，绝不是由于我拥有什么足以自信的资本，也不是我比这些 　　处在中国顶尖极别的精英们更有智慧或更有学识——这方面恰恰相 　　反。我这么说，是由于我比他们更清楚中国底层的实情。 　　　　说中国有多穷，当然首先是说在占全体国民八成的农民有多穷。就程 　　度而言，我敢说，它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的预计。国家领 　　导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无法摸底的。原因是，单 　　个的农户在一年忙到头之后，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况。不是他们糊 　　涂到了这个份上，而是他们要交的税、费、摊派及统筹款、付出义务 　　劳动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显性的、隐性的付出）多得没法弄 　　清，以至收支的帐目复杂到无法统计的地步。通常在年底时，农民们 　　才发现自己：又辛苦地熬过了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常常是负数。高 　　层领导们案头成堆的材料里，已经由基层官员注进了数不清的水分， 　　没有人知道注进来的水到底有多少。让人想挤出来都会很难。你让他 　　们不去注水，也难。因此，可以说，国家统计局长期相关涉农数据的 　　汇总，是建立在基层呈报的浮夸、不实的参数之上的。 　　　　今年，我们的九亿农民的部长——农业部的部长居然说：总体是，我 　　国农民以步入了小康。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是不是 　　建立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之上的。 　　　　如果领导、首长亲自去一线、去基层视察了，该眼见为实了吧？—— 　　要我回答的话，我会摇头。有时，事情有点像观赏魔术，凭自己的亲 　　眼，也难保看到真实。 　　　　中国城市的主流阶层要想得到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 　　我建议你们试着去做这么三点：1，在全中国的铁路沿线搞调查，这 　　是最廉价的成本考察中国国情的方法。具体说，在你乘火车的旅程 　　中，白天的话，看一看，看看车窗外，火车道旁，我们干农活的农民 　　操的是怎样的农具，判断一下操持这种农具的生产方式能不能走向富 　　裕；2，问一问，问问在城市谋生的农民：这么苦的活，这么低的薪 　　酬，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3，比一比，拿中国农民的脸 　　庞、与阿富汗难民、与海地难民、与世界上任何动荡国家中的难民比 　　比：相比而言，是我们农民的脸是显得更红晕、更丰满呢，还是一样 　　的沧桑、一样的憔悴？ 　　　　当然，也可以比比他们的衣装：是我们的农民光鲜一点呢，还是同样 　　的衣衫褴褛？ 　　　　如果有人图舒适，呆在城里不愿或无暇下乡，那有办法了解下情吗？ 　　有的。找些农民出来作为参照。怎么找、找那些呢？我有个主意：连 　　续抽出若干期《焦点访谈》节目中（或其它媒体报道中的涉农新闻、 　　比如毒酒毒猪油遇难事件中、矿井坍塌事件中）、因偶然的事件发生 　　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的农民作为参照样本，这种方法相当于在全体 　　中国农民中进行了随机抽样。这样是符合统计学要求的，是客观的， 　　实事求是的。 　　　　说完了有多穷，再来说为什么穷。我的看法，简单的说，原因有四： 　　　　一、中国人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资源和资产，以及打发外国的乞讨； 　　二、中国人至今根本看不住自己的钱袋子； 　　三、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钱袋子鼓囊起来； 　　四、即使知道，有权选择鼓囊方式的人坚决不采用。 　　　　这里，我只能简略扼要地说。 　　　　第一条，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国的援助给得太厉害，送人家东西太多。 　　时间上，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毛泽东语）一直到今天。送出去 　　的东西，从天赐于我们民族子孙的矿藏资源，到全民劳动所创造的血 　　汗钱。援所谓的“非洲兄弟”、援东欧“社会主义明灯”、援朝、援 　　越、援柬埔寨的布尔波特“革命”等等，举不胜举，这儿不详细地说 　　了。有宗援助物值得一提——一种世界援外史上罕见的物资——大批 　　人的鲜血——在我们和越南处于“同志加兄弟”关系的时候，我们无 　　偿援助越南总值200多亿美元物资的清单中就包含着它。毛泽东一句 　　“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的批语，我们国家用火车皮——真 　　的动用火车车厢，为处于战时的越南运去了他们伤员急需的、抽自瘦 　　弱的中国人躯体的血液。 　　　　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均所得长期处于几十至几百美 　　元、（且至今仍未达到一千）、排序在全球第一百多位的国家，如此 　　大规模、大额度、长时间乐此不疲地热衷于搞援外行动，在世界上是 　　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它相当于是在一尊极端衰竭、急需输进血液 　　的躯体上，抽出血液——大剂量地抽出血液，去救济别人。 　　　　这是非常反常、不可理喻的政府决策。它发生在一个刚刚结束对日 　　本、对八国联军巨额赔偿（合计超10亿两白银）、而后又不间歇地处 　　在征战状态国家。我们从史学界公认的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开始， 　　扳起自己的指头来数一数，我们度过了怎样的兵戎的、流血的经历： 　　鸦片战争、葬送清王朝之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 　　（其实不止）、国共内战，粗略算来，苦难的中华民族征战了了几十 　　年、流血了百余年。在这么一个刚刚结束战乱、人民极需休养生息的 　　国家里，却实施着这样的决策。也就是：当一尊躯体处在迫切需要积 　　存精力和元气的时刻，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举动，后果是严重的。它使中国这尊躯体更长时间处在贫血的、 　　亏虚的、非健康的状态中折磨、受难。它使整体的中国人更深切、更 　　长久地陷于贫困的泥潭中苦受煎熬。（援外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以 　　后专文再述。） 　　　　现在，一些穷困小国还在打着如意算盘，还在指望能够每每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说一次“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把乞讨的手伸出一次，期 　　待能得到中国政府在资金方面无偿的援助，或以前所借债务的豁免。 　　　　第二条．谈论这一条之前，我先来一个提问：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 　　民族吗？ 　　　　这个问题曾一直困惑着我。我们可是一个拥有四大项发明、拥有五千 　　年文明史的古国呀！但现在，我的回答是：谈不上。试找一个切入 　　点，来谈这个问题。 　　　　当前的中国最缺什么？缺钱。从物质层面上讲。义务教育、医疗、科 　　研、扶贫、养老、基建……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异族的交往 　　中，处处能深切感到自己的囊中的羞涩，以及缺钱所带来的痛苦。 　　　　但是，如此穷困缺钱，按最简单的思维：该把血汗钱（来自民众的） 　　保管好，对吧？但是，中国人管不好自己的钱袋！ 　　　　为了了解有关中国贪污的情况，我上网搜索“巨贪”。键入这个词 　　后，搜索结果真吓了我一大跳。在中文雅虎网站，跳出了“巨贪”的 　　相关信息有23,700条。我敢说：一个人若试图把它们看完（将信息重 　　复的内容跳过），那么，可以断言，他会累晕倒在电脑前——在他看 　　到第几百条的时候！ 　　　　这仅是有关巨贪的信息。若搜寻中贪、小贪级别的资料，可以设想， 　　耗尽你终生精力，你都无法完成这种浩繁庞大的阅读量。 　　　　需要指出的是：你看到的仅是输入电脑的、已经败露了的贪污材料的 　　介绍，它应该只是社会实际发生过的贪污行为的一部分。 　　　　我随意地、跑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巨贪名录之后，不得不惊讶他们的 　　气魄和胃口，也不得不惊讶贪污行为是如此容易得逞。请看：魏怀， 　　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贪8,000万；李乘龙，1,600万；成克杰3,000 　　万；耿永祥，苏州海关关长，一个电话，国家损失2,000万；慕 　　绥新，1,000万…… 　　　　看看民间是怎样评价出了事的高官的：成副委员长、胡省长他们若把 　　捞钱目标不定得那么高，只定在三、五百万的话，把各方关系打点好 　　的话，他们应该可以作到不显山不露水，“伸手即被捉”的概率微乎 　　其微，不会有什么事。 　　　　看看报纸上是怎样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些贪官们的丑行的：贪来的钱多 　　得不得了，留着怕出事，于是使着劲狠命花。情妇十几个、几十个地 　　包养，女人上百上百个地玩弄。作为配套，还为她们购置无数栋用来 　　藏娇的金屋。 　　　　…… 　　　　难道，号称“智慧的”中华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种根治的方法，保管好 　　来自全民血汗的钱袋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绝硕鼠们肆意地、张 　　狂地啃食？ 　　　　这种可耻现象到底为什么长期能存在，并且还要存在多久？ 　　　　我们国家的钱袋子里面尽管时常丢“西瓜”，但我们却有“智慧”用 　　于：在最穷的人身上捞“芝麻”。 　　　　比如说： 　　　　北京市有20万外地务工者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是北京教育科 　　学研究院新近公布出的调查结果。对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层的穷苦 　　人，多年来，北京校方一直却要求他们缴纳比本地人多出三至五倍的 　　费用，才有资格踏入自己所掌管的校园。设置如此高的准入门槛，把 　　他们中的18万人逼进了条件恶劣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学。其实，简 　　单地算算就会知道，不说多交，就是全免这些穷孩子们的学杂费，国 　　家在财力上也是可以作到的。一个北京孩子一年杂费约为400元人民 　　币，按这个数值乘以20万，得出总额：8,000万元。听起来像是吓人 　　的数字，其实，它只相当于魏怀这个没有“知名度”的贪官一个人的 　　贪污额，（他脏污的“成绩单”上创下的成绩得分远算不上是最高 　　的）。如果我们多挖出一个这样的贪官以及他藏赃的窝巢，或者，采 　　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么一个贪官的出现，这笔钱就出来了，根本犯不上 　　往最穷、最不幸的人身上去琢磨，时不时朝他们宰上一刀。 　　　　在我们这个两千四百年前就懂得“有教无类”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施教理念（这一理念今天也不落后，并已普及、施行到全世界）的 　　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这种问题：在教育设施（包括校舍）大量闲置的 　　时候，有人宁可让教室空着，也不肯放本国的穷人进去？中国的未 　　来，真不靠他们建设？未来的中国若是不幸地遭遇了战争，真不靠他 　　们扛枪上前线？这难道是在一个“智慧”的民族里应该存在的事吗？ 　　这种事在世界上还能找得着第二起吗？——我们“智慧”的人民呀， 　　你们为什么只热衷于扛着“户籍”的大旗搞隔离，从来都不愿去想一 　　想、去干一干那些真正值得干的事？ 　　　　我的插话好像离题了。其实没有。上述现象，无论是“富贵”者，还 　　是“卑贱”者的这种存在的态势得以继续的话，它只会导致中国与富 　　强的目标离得越来越远。 　　　　第三条，对尝够了缺钱滋味的中国人而言，探索如何使我们的钱袋子 　　尽早鼓起来的问题 　　　　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在这里，我的话题只围绕着说一条：我们国家经济层面呈现出的最大 　　问题，大量闲置劳动力的问题。被闲置者，在经济上没有创利的机 　　会，因而自然缺乏最基本的购买能力。不管东西多便宜，不管东西多 　　需要，最迫切的需要者们却买不起，只能望货兴叹。 　　　　而与此相对应，我们大量的制造企业（其实还有服务企业），只能惨 　　淡地活着。 　　　　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却至今形成不了一个拥有像样规模的购买 　　力的群体。如此，在一个一直企盼富裕的国家里，它百业兴旺的局面 　　就缺乏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因此，它总是达不到目的。 　　　　一位叫王强的金融学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13亿人里，真正拥有 　　购买力的也就两三亿的样子。有一个来自权威统计部门两年前的数字 　　或许可以印证这个估测：城市的市民为拉动内需作出了“巨大贡 　　献”：全国83%的消费产生在城市居民。这个短短的数据反映的信息 　　是异常残酷的：80%的农民，总共合计的消费额仅占17%！智慧的同胞 　　们想一想吧：这么多年，我们的农民是怎么熬过来的？！ 　　　　（插句题外话，可以想见，城市居民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 　　为，在短短的两年间，国家又为他们加了几次的薪水。） 　　　　另有一个事实，有人在分析航空市场时发现：花在坐飞机上的消费额 　　度，人口仅1,900万、只占我国人口的1.46%的澳大利亚与13亿人中国 　　相比，两者数字居然不相上下！ 　　　　我私下的估计，全体中国人每年用于图书、电影方面的消费额，也大 　　致和澳大利亚差不多。作为电影人的冯小刚，他在评估中国的电影市 　　场的时候也认为，中国只有2、3亿人会常去看电影。作为农村出身的 　　人，我清楚，总体上处于很贫苦的我国农民，他们基本上不会把极为 　　有限的钱用于电影之类的开销上。说到这儿，我补充一句：当年上演 　　电影《泰坦尼克》，北京的电影院卖6、70元一张的票，观众场场爆 　　满；而我的家乡，一个称作“鱼米之乡”的县城（绝非自然条件恶劣 　　的山区县）的影院将该片的票价定为5元，却张罗不来观众。 　　　　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有中等的购买力，那么，中国的每一个行业都会兴 　　旺起来。说具体一点：同样的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它的收益会在 　　现在的数值的基础上再乘以几个倍数。 　　　　遗憾的是，从建国至今，我们政府一直施行的是让国民的主体——让 　　农民穷困、让农民丧失购买力的政策。把农民捆绑在永无富裕希望的 　　一亩三分地里。 　　　　如果农民永远这么穷困，那么中国永无富强之日。 　　　　我的看法很简单：立即放开政策，让我们的农民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一样，拥有完全的、完整的、自主的、自由的经济 　　权利。比方说，一个农民即使希望在城市拥有一个擦皮鞋的摊位，或 　　修皮鞋的摊位，你也应尊重他本应具有的这个经济权利。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农民即使采取这样被人瞧不上眼的方式来谋 　　生，他也会比在老家弄几亩地的生活强上好多倍。 　　　　中国的统计局从来不愿正视、不愿承认农民有失业，依据是农民每人 　　拥有一亩多田地。他们在计算失业时总会采取一个常用的、可笑的公 　　式：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全中国的失业率。但是注请意，国际上却不 　　这么认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师谢国忠按照经济学方法和国际通行惯 　　例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失业率不低于20%，失业人数达到3亿。（这一 　　数字远比我国统计局的结论接近事实，但我感觉，它仍是比较保守、 　　仍是低估了我国就业的严重态势。） 　　　　大家也许还记得，朱镕基总理于1999年访美时用英文背诵林肯总统 　　“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精彩的一幕。可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一 　　点：产生这个著名演说的那段历史，它给后来的美国带来了巨大而深 　　远的影响：正是在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后废除了对美国最底层的劳 　　动力的束缚，允许其自由流动，促使为奴的黑人从种植园流动到工 　　厂，流动到城市，美国才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才出现了持久 　　的发展与繁荣，才逐渐凝聚成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力？ 　　　　今天，当欧盟、俄罗斯、日本为出生人口萎缩、为劳动力紧缺拉了经 　　济发展的后腿而一筹莫展、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国家却在视宝贵的 　　劳动力资源为累赘，而任由其闲置、浪费。在推动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的制度设置这一问题上，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大力倡导、大 　　声疾呼过，可惜没有得到我们决策层的理睬。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下矿藏资源闲置，留给我们的子孙开发，却不能 　　让我们的劳动力白白浪费，让他们在贫困中衰老而死。因为，劳动力 　　是活的、不可储存的资源。 　　　　从人道与民权的角度和理由讲：毕竟，人来世上走一遭，不是为受穷 　　受苦而来。政府呀，请用行动来告诉国民：你们是有奔头、是可以期 　　待幸福的。这不过分，是吧？ 　　　　让国民去做真正有价值、能创造财富的事情吧！这样，他们的钱袋 　　子、国家的钱袋子才会同时鼓囊起来。 　　　　这一条我就不多说了，它涉及到一个既得利益者对公私利益的选择、 　　取舍的问题？ 　　　　有的人，他们不是完全不懂国家怎样做才能富强的道理。但是，在面 　　临复杂的、多重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宁愿放弃国家的富强，也要首先 　　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足，保住自己的富贵，保住自己人上人的地位，以 　　及享受在奴役“人下人”的过程中而萌生的快感。 　　　　请别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一个残酷的规律在运行着、 　　从来没有失效过：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贫困者注定要遭受羞 　　辱和蔑视，直至你摆脱了贫困。——没有办法，人类天性使然。在中 　　国的城市，农民是这样，你看看农民工的遭遇；在外国的城市，中国 　　人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留学生的遭遇。 　　　　今天，我们各网站的论坛上涂满了讨伐日本人的言辞，和“为什么日 　　本是劣等民族”的“论证”。我想，你就是拿出了一火车厢的材料论 　　证了你的论点，也不能改变多数日本人对我们的轻蔑。（提醒同胞： 　　请习惯去听自己不爱听的话。今天，一个日本人的年人均所得，抵得 　　上5、60个中国人年收入的总和。并且，实质上日本网民也在干同样 　　的“论证工作”。） 　　　　曾受够了羞辱与刺激的中国呀，什么时候，你能真正地奋发图强？什 　　么时候，你能让每个中华同胞有尊严地、扬眉吐气地走在世界的每个 　　角落？ 　　　　　　────────────────────────────── 　　中国农民：得不到难民待遇 　　── 　　农夫的呼号（之四） 　　淮生 　　────────────────────────────── 　　　　　　李昌平曾为农民的疾苦而疾呼。他认为中国农民没有得到国民待遇。 　　他呼吁政府尽快给农民这一待遇。 　　　　我对李先生这种举动充满了敬意。我知道，在农村的一个乡镇当上了 　　书记，是有不薄的油水的（更多是工资外的油水），他却选择了从权 　　位上离开。相比而言，更多的乡镇书记们，此时正在花精力做着与李 　　先生相反的举动，正在试图为保住这种位子作努力。我更清楚，如果 　　他选择不吱声，他个人、以及他的家庭同样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 　　生活，他绝对不必担心他所讲的“农民真苦”的那种“苦”会落到自 　　己的头上。是良心、是做人的原则促使他从一班平庸的地方官的队列 　　中走了出来。 　　　　但是，在这儿，我要更正李先生的一个说法。那就是：现今的中国， 　　农民所面对的，不是什么得不到国民待遇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得不 　　到难民待遇的问题。 　　　　为什么说“难民待遇”都得不到呢？这儿，我有必要来个“举例说 　　明”。 　　　　比方说，一个阿富汗的难民携带他的家眷流入了中国，流入了北京， 　　他有孩子要上学，他也想找一份工作干，或开展一项生意，他能如愿 　　吗？ 　　　　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 　　补充规定（我国已于1982年加入了该公约），他要尽到的义务是：根 　　据公约第2条，遵守我国的法律和规章。他该享有的权利是：根据第 　　3 　　条，他有“不受歧视”的权利。具体到： 　　依17条，他有获得工作以及报酬的权利，任何人想限定他，只许他从 　　事苦力工种显然是不行的；如果他在这儿呆了三年，你更不能以保护 　　北京人的就业为由而企图挤兑他。也就是说，北京人能干哪一行，他 　　也有权干哪一行； 　　　　依18条，工业、农业、商业他都可以搞，公司也可以开，并要求所在 　　国尽可能给他提供优惠和方便； 　　　　依22条，享受公共教育方面的权利，他的孩子和北京人的孩子交同样 　　多的杂费，他丝毫不用去理会什么“赞助费”、“借读费”之类的交 　　费名目。相比北京人而言，他不必多付一分钱，或一个铜板； 　　　　依22条，他享受与北京人同等的福利和救济； 　　　　依26条，只要他高兴，他可以全家搬迁到上海，按此公约，上海人同 　　样不能歧视他；实际上，他还享有许多的权利。这儿，就简单扼要说 　　这几点。 　　　　如果北京地方政府不肯保护他的权利，怎么办？他可以视作中国政府 　　不愿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那么，他的祖国，阿富汗政府的外交 　　部门也可以出面，发表抗议声明。另外，还有别的途径来维护他作为 　　难民、作为人的权利：向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投诉；向国际法 　　庭起诉。 　　　　一个外国的难民，如果他来了，他能拥有这么多的权利，拥有这么多 　　的维权渠道。我们国家的农民有吗？！ 　　　　你是农民，想在北京这儿找得一份工，除了干那些卖苦力的重活脏 　　活，你将别无选择——并且，你还要知足点！因为在邓小平发出指示 　　说“可以让农民自带口粮进城”之前，这种机会都没有！ 　　　　你是农民，你要送你的孩子在京城上学，那么，每学期你必须乖乖地 　　多掏数百、上千、数千元。 　　　　你如果认为北京的做法不公正不合法，要为此走上北京的街头抗议， 　　那么我敢断言，立马，遣送回原籍的命运会降临到你的头上（遣送意 　　味着四点：耗你精力，破你钱财，撕你面子，毁你信心。）在这方 　　面，北京警察可是毫不含糊的，他的确能作到“严格执法”。尽管你 　　的诉求是正当的，行使的是马丁．路德．金所说的“为权利而抗争的 　　权利”。 　　　　如果街头抗议不行，那么法庭起诉行吗？也不行。没有哪个法庭会受 　　理这样的案件。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一起这样的案例。 　　　　为什么中国农民那么像外国的难民？——衣衫褴褛的装束、憔悴的面 　　容、一贫如洗的处境？——现在，原因不是很简单了吗：他们，这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拥有者在自己的国家里得不到最起码的权利： 　　不但没有公民权，也没有国民权。于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几十年无难 　　的国家里，过着难民般的生活，或者难民不如的生活。（这一点，不 　　仅我这么说，像党国英那种从事农业研究的专家，他们比一般人更清 　　楚农民处于怎样赤贫的状态，作为国家智囊机构的学者，他也曾发出 　　过我这样的感触。） 　　　　尊敬的李昌平先生，我指出你的话不准确，是说在处境上，在权利的 　　拥有上，中国农民远远比不上外国来的难民，你同意吗？ 　　　　　　────────────────────────────── 　　中国的犁还要拉过这个世纪吗 　　── 　　农夫的呼号（之五） 　　淮生 　　────────────────────────────── 　　　　　　2000年前，大致是汉朝，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对畜力的利用，在驯化好 　　的野牛身上套上绳索，绳索牵引着金属的犁铧，农夫随后，驾御着 　　牛，把持着犁。采用这种方式来深耕土地，从而快捷地实现了多垦荒 　　地、多拥良田、多打粮食的目的。随着这项取代人力翻地的新技术大 　　面积地被采用，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世界第一 　　个农耕社会、农业文明社会的形成。藉此，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 　　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足、最发达的国家。 　　　　有后代文人骄傲地、豪迈地论证说：当时的美洲、澳洲、欧洲以及整 　　个西方差不多都处在茹毛饮血的状态。 　　　　两千年过去了，当年首创畜力犁地的国家的后代子民们仍在沿用老祖 　　宗的这一套，役使牛马犁地、拉车，沿用“锄禾日当午”式的铁锄刨 　　地、除草。而“茹毛饮血”者的子孙们已在广泛采用飞机播种、机器 　　收割、电脑监控的操作了。 　　　　农民的苦，就不用多说了。唐朝诗人李绅们看到农民劳动的场景，良 　　心如同煎熬般地难过，于是便痛题“悯农诗”，于是便千古传颂。为 　　什么偏偏是这种质朴的、辞藻不华丽的诗作流传得广、传诵得远？ 　　——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因为，它表明封建时代里部分的贵族也是能 　　够理解、能够关注下层疾苦的，（并且这种理解和体恤被民间社会所 　　珍视），体现了人类永恒的主题——良知、感恩、同情与爱。 　　　　告别了李白、李绅生活的年代，又一千多年过去了。在今天，在我们 　　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全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盘中餐”还在依赖操持 　　犁、耙、镰、锄的这种原始方式、还在仰仗农民的血肉劳动获得，这 　　种由土里刨出“粒粒”“盆中餐”的“辛苦”场景依旧在延续，只是 　　再也难以进入文人们的视野了。今天的文人（以及许多所谓“有本 　　事”的人）大多居住在城市。这也是我们今天看不到像样的“悯农” 　　文章的重要原因。 　　　　不独怪文人。在我们的社会，如今你想看到一种真切的、怜悯农民的 　　情感萌发的苗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怜悯，或说悲悯，应该说它只是人类所具有的多种正常的情感中的一 　　种。通常，是在分配不公的社会里，尤其常见这种属于爱的情感的在 　　良知未泯的人际间传递。可是，在与城市阶层接触数年的我，却感觉 　　他们表露这种情感是不多见的（捐助灾区几件衣服之类说明不了什 　　么）。它所反映出的，是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层之间关系是冷漠的。 　　它说明，对边缘人群正在经受的苦痛，主流社会是麻木的。 　　　　没有谁要强迫谁去悲悯谁。但是，试想，连这种情绪都没有，谁还能 　　指望谁会萌生出解救苦难同胞的意识和冲动？谁还能奢望谁会拿出改 　　变现状的方案和行动？——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城市阶层可是垄 　　断着中国决策大权、控制着中国的经济资源、规划着中国未来走向的 　　阶层呀！ 　　　　在国外，有一种微弱的、没有影响力的声音，却绝对是一种睿智的、 　　实事求是的声音这么评价中国：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和发达国家差不多 　　了，但中国农村的农民还处在秦汉时期那种贫困、愚昧、落后的状态 　　之中。 　　　　在外国，除了个别研究中国的专家外，绝对多数人不了解中国今天呈 　　现出的这种真实面貌，不了解中国农民现在的生产方式，这对外族人 　　来说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决策阶 　　层不清楚这一点，可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叫人难以原谅、更 　　叫人绝望的了！ 　　　　也许可以说，落后的生产方式，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迈向富强的道路 　　上所遇到的最大的绊脚石。 　　　　可是，令人焦心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决策层为此有一种 　　改变现状的急迫感、焦虑感。 　　　　而在我们的城市里，却到处弥漫着的是奢靡的、享乐的风气，到处充 　　斥着的是显贵们、富豪们的吆喝、狂笑的声音，和一掷千金的气派表 　　现。 　　　　…… 　　　　对比而言，一条生命投胎于农家——确切说是，投胎于今天的、中国 　　的农家，是一种不幸，这里不要多说了。我这里要说的是：牛和马投 　　胎、生存在中国也是不幸的。想想它的同类——生活在美国、欧洲的 　　同类们，是绝对品尝不到流大汗、出大力、服苦役的滋味的。欧美国 　　家的牛马早在享受有洁净自来水和空调设施的生活了，还有严格的卫 　　生、检疫，以及经科学搭配的全营养饲料供给。虽然它们最终免不了 　　走进屠宰场的命运，但它的中国“同胞”在劳碌数年、数十年之后， 　　结局同样也没有什么不同呀！ 　　　　对于牛马遭受的痛苦，没有谁比伴随着牛马开展农业生产的农民感受 　　得更深刻的了。我那在老家的爸爸很是悯惜自家那头犁地的老水牛， 　　总是感慨它们作为生命的艰难，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哑巴畜生遭孽 　　呀！要将人比畜，对它们好一点……还常常说，春耕大忙的时节，水 　　牛整天穿行在水田里（当然，会有农民如影子般跟着。一种累极了的 　　农活），拖着沉重的犁耙。累极了、困极了、饿极了的时候，就是你 　　用鞭绳狠狠抽它，它都不走，是实在走不动了。它瞪着大眼睛，眼眶 　　里满是泪水…… 　　　　我知道，长期生活于城市的人无法相信动物——“哑巴畜生”——会 　　有这种表现，会通过类似于人的方式来表达痛苦，会以为我在编造。 　　我还想告诉大家：水牛落泪的时候，与之相依做伴的老农也常常跟着 　　落泪…… 　　　　你会落泪吗，对于困苦的、负重着的生命？ 　　　　…… 　　　　来一个假设。如果“茹毛饮血”者的后代今天到了中国农村，亲眼看 　　见中国农村存在如此大规模、如此普遍的“虐待”和“折磨”动物的 　　现象，真不知道他们会发出怎样愤慨的抗议。我知道，西方有“保障 　　动物权益协会”之类的组织，对生命、对动物的关爱，作为西方人价 　　值观的一部分浸入了他们的骨髓。我坚信，这决不是他们矫情和作秀 　　的行为。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一切乾坤的倒转、风水的轮回的现实呀？ 　　　　至今，我们许多人仍存在一种错觉，一种距离真实情况十万八千里的 　　错觉：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 　　　　当城市人口在追求智能化住宅设计、在实施人性化办公设置一类的构 　　想、在享受最现代化的生活质量的时候，农民，作为与你们同宗同种 　　的人，为什么只配过着与牛马为伍的凄惨生活？ 　　　　全中国的人都来猜猜看：由中国农民在中国的农田里挥舞着鞭子抽打 　　着中国的牛马，中国的牛马拉着中国老祖宗设计的犁，亦步亦趋地费 　　力往前走——这种典型的代表着苦难、代表着辛酸的劳动生产方式，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农民，还会沿着这个延续了两千年的方式走完我 　　们刚刚才开了个头的这个21世纪吗？ 　　　　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呀，你进步的步伐为什么总是如带壳的 　　蜗牛？你到底要爬向哪里？ 　　　　　　────────────────────────────── 　　农民那么苦，我们为什么听不见农民叫苦的声音 　　──系列：《农夫的呼号》之六 　　　　淮生 　　────────────────────────────── 　　　　　　农民的生活很苦，一直很苦。再来回顾一下、倾听一下全国人民已经 　　熟悉的、一个在湖北鱼米之乡做基层干部的李昌平的一段叙述：湖北 　　监利县农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着早死；小孩跪 　　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为什么几亿的农民多少年来过得那么苦，却听不见他们叫苦的声音？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春江水暖鸭先知”，很多人熟悉这一出自苏东坡大人的诗句。很浅 　　显的道理：水的冷暖，水里生活的感觉，与水关系最密切、与水保持 　　“零距离接触”的鸭子最先知道。 　　　　同样道理，农民的冷暖，农民的苦痛，也只有农民自己最清楚。李昌 　　平说，他是建国后继梁漱溟、彭德怀后第三位向高层诉说农民疾苦的 　　人，其实未必。即便就算如此，我要说，成年累月在土地上摸爬滚打 　　的农民，他们对自己的苦要比梁、彭、李要感受得更早、更深、更直 　　接、更刻骨铭心，因为这是真正的“切肤之痛”，这一点谁都不会有 　　疑问。尽管我对以上三位、对任何坦荡耿直、有勇气说公道话的勇士 　　心怀敬意。但我们该想想：一个人口基数达到九亿的群体，长时间经 　　受着这么大的苦，与仅会“呱呱叫”的鸭子比，“我们”会说，会 　　吼，为什么“我们”的苦不是从“我们”的嘴里最先喊出来的？而是 　　由于一件偶然的事件（上书高层、且高层作出了反应）、出现一个偶 　　然的人，“我们的苦”才进入了主流社会的视线。 　　　　如果我们操自己的嗓子喊一喊，吼一吼，从常理上讲是会有效果的。 　　套用毛泽东的一个表达模式：假如“数亿农民一声吼”，那么，可以 　　肯定，“地球也应抖一抖”。我们有多少人呀！ 　　　　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选择沉默，在受苦时？另外，相似情况以 　　前也出现过：四十年前的往事：1959年至1961年，数百万计（采用的 　　是最保守的估计值，因为没有权威的、政府公布的数字可以引用。可 　　能是有权的人觉得，花些精力把这事调查清楚是没有必要的。）的农 　　民被饿死，高层决策人“似乎”也不知道。我们农民也是这么的沉 　　默。 　　　　电视中，我们常能看到别国农民为表达自己处境、为捍卫自身利益， 　　表现得非常不沉默、非常壮观场景。人数不足中国农民千百分之一的 　　法国、西班牙农民在自己国家繁华街头、日本农民在议会中频频地向 　　政府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可惜呀……一个一直号召“密切联系群众”、并视其为“优良传统” 　　的执政党，一个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国情教育”运动的党，对我们 　　真实的国情，对占全国八成的国民基本的生存情况不太了解。 　　　　只要不是“指鹿为马”，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谁都不能否认，一个 　　社会的上下层之间是有距离的。范忠淹对此的概括是“居庙堂之高” 　　和“处江湖之远”。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两 　　千年前，三国两晋时期，司马衷陛下当政。当“处江湖之远”的饥饿 　　的农民被饿死无数，消息报上来的时候，“居庙堂”最高的司马皇帝 　　很惊诧：为什么饥民那么傻，宁可饿死，也不吃瘦肉粥？！ 　　　　司马衷关于“肉糜的疑惑”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当时最高层对底层 　　人民的生活是不了解的，两个层次之间在信息的传达方面是不通畅 　　的。 　　　　谁都不会怀疑，与“腐朽的”封建时代的帝王相比，我们现在的领导 　　人是贤明的。但是，现今农民的确切的、真实的苦难程度，我敢说， 　　它远远超出了我们高层、我们城里人的预料。（今天，在我所接触到 　　的城市市民中，有的人至今仍是非常纳闷：农民工在城里境遇如此之 　　苦，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太傻了吧？）也就是说，我们的高 　　层与底层之间，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之间，同样存在着民情传达不通 　　畅的问题。 　　　　对上层来说，真实的、全面的、完全的信息获取和掌握，这一点非常 　　重要，因为它也是决策的基础。 　　　　可是，当今的时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个以信息可 　　以便捷联通为基本特征的互联网时代，了解下情为什么这么难呢？是 　　我们的主流社会的听觉迟钝了、信息闭塞了呢，还是我们农民在社会 　　根本没有表达的途径与诉求的渠道？ 　　　　直到最后，依旧没辙。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只能凄然地忍受着悲苦的 　　命运，只能躺在山高皇帝远的角落里，悄悄地呻吟，默默地舔着自己 　　的伤口。 　　　　所以这里，自始至终，寂静无声。 　　　　　　────────────────────────────── 　　强烈呼吁：管管警察管管收容所 　　── 　　农夫的呼号（之七） 　　淮生 　　────────────────────────────── 　　　　　　请看，城市的一些警察都成为什么样了： 　　　　《中国经济时报》日6版刊出读者来信：一位从甘肃来 　　上海的务工者，在上海干了5年，且在此购了房。如此一个合法公 　　民，却麻烦不断：5年里，3次被警察野蛮拘押。其中两次是当场撕毁 　　暂住证，然后抓走人。有一次因为收容所里没有达到收容遣送所需要 　　的规模人数，这位苦难的同胞竟被关了13天！他见到许多和他一同被 　　关押的难友，整日以泪洗面，一言不发…… 　　　　这位读者说在入“狱”以前在家休息时，在半夜常常被穿制服的人惊 　　醒，自己虽然住在这个产权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却完全没有一点 　　安全感。 　　　　北京国源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姓高的律师（常年负责该报读者的法律咨 　　询）在解答这位先生的法律咨询时透露说：仅仅是他一个人，今年已 　　收到几十封反映这类情况的读者来信。这位高律师愤慨异常，指出警 　　察的这种行为同时违反了宪法、立法法在内的数条法律。 　　　　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一个劳动 　　者，一个纳税人，就因为他是外来的，法律就不保护他，反而是执行 　　法律的人不断地骚扰他、欺凌他、折磨他、侵害他！ 　　　　叫人寒心的是，这不是个案，一个律师一年中就碰到几十件。中国有 　　一条成语说“一管可窥全豹”。我们窥到的“全豹”就是这个模样、 　　这个面貌：对外来者权益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践踏，在全国范围的 　　城市中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了。上海是如此；那么广州呢，稍稍回忆一 　　下，我们能够记起，那起“苏萍”为主角的轮奸惨案的受害者，她的 　　厄运就是从暂住证被警察撕毁人被收容开始的；江苏徐州呢，更操蛋 　　了，居然放肆到：成批成批地把收容所里的女孩子像货物一般地处 　　理，借此牟利（北京籍歹徒苗长顺，花几千元在这儿“买”来七八 　　个、十来个少女及幼女，带回北京石景山卖淫）；北京呢，你去问问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撕证遣人”、“昌平筛沙”这方面的事，他们 　　知道得最多、最全。（我周围的人也遭遇过这档事，我为这种行为的 　　存在而羞耻，不再详细描述了。） 　　　　还有郑州，武汉……中国还有几百个城市呢。 　　　　之所以肆意地欺凌、羞辱他们，就因为他们是外来的、占少数的、处 　　于绝对弱势的位置！还因为他们在自己寄居的城市里有的只是纳税的 　　义务，而寄住地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没有为他们的阶层预备哪怕是 　　一个代表议席！他们没有为自己利益说话的代言人。因此，中国至今 　　没有出现这样的一幕：人民代表大会上，外来人口代表质询公安局 　　长，为什么常期存在野蛮执法的问题？（插一句，别国可不全是这 　　样：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美国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刚从华盛顿 　　搬迁到纽约，按中国的说法，这是一个十足的“外地人”、一个“暂 　　住者”，她流入到这个世界上最繁华、最不好管理的大都市之后，纽 　　约警方却不要求她去办什么“暂住证”。更令人吃惊的是，她还马上 　　以纽约人的身份去参加选举，后来居然顺利地被选上联邦议员，相当 　　于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而不仅仅是纽约市人大代表！） 　　　　亲爱的同胞们来评评理吧！ 　　　　在我们的社会，请让穷人看得到一点公正！ 　　　　这些野蛮的警察，为什么还让他们披着制服混杂于公安的队伍中？ 　　　　我也是在问你呢，管公安的贾春旺部长。 　　　　表面上，他们是在欺侮、羞辱外来图生的弱势农民工，实际上，他们 　　是在羞辱人类社会一条最基本的公理——不恃强凌弱，是在羞辱我们 　　“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在摧毁底层民众对国家法律和正义的信心 　　…… 　　　　如果说，一个粗胳膊的壮汉对一个小个子拳打脚踢的行为叫人不齿的 　　话，那么，警察们的如此行为同样也是。 　　　　羞辱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使全国 　　的人民异常痛恨、齐声谴责把人当作狗一般对待的罪恶行经。一个民 　　族的人都尝到了羞辱是何等的滋味。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位北京的教授说这一条是人作为人应该遵 　　从的最基本的、“做人的底线”。 　　　　为什么，我们的某些城市人处事，总是处在这一底线之下？ 　　　　应该说，在对人尊重、对人不羞辱的这一起码的处世原则上，是不该 　　有双重标准的，即：外国人不能羞辱中国人，中国人也不能羞辱中国 　　人。 　　　　如果在中国人之间、在中国的阶层之间容忍欺侮与羞辱的这类丑陋现 　　象盛行和蔓延，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别想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别 　　指望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 　　　　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是：人民创立政府，人民凑钱维持政府运作，政 　　府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保护全体的人民。 　　　　我呼吁：管管警察，管管收容所，救救处于弱势的人民！ 　　　　　　────────────────────────────── 　　为什么不让农民去国外就业致富？兼致乡巴佬龙永图的建议函 　　── 　　农夫的呼号（之八） 　　淮生 　　────────────────────────────── 　　　　　　对我国的农民来说，想出国搞劳务进行就业，一直是一件无法奢望、 　　不可企及的事情。合法的外出的通道差不多是一条死道。但是，在当 　　今的世界，在别的国家，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涉及到中国农民由于想出境谋生，因为没有采用正常渠 　　道而酿成的惨剧的事情：2000年6月，英国的多佛尔港，58名福建偷 　　渡者罹难；2001年10月，韩国海域，25名中华儿女横尸大海，成为了 　　鲨鱼一类海洋生物裹腹的食物……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出现了偷渡者“批量”死亡，这些事件才进入了 　　我们的视野。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少量的、个体的因偷渡而死亡的事 　　例，我们不知道它们在以前就已经发生。 　　　　这等异常悲惨的、恶性的事情的接连发生，震惊了全世界，也严重损 　　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通常，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类事情，只配发 　　生在海地、古巴一类国家。在世界的大国（包括以经济局面糟糕而著 　　称的俄罗斯）中，是没有、并且绝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我想，我们的决策层是有必要检讨和调整相关政策的。 　　　　一直以来，我们的国家的整体利益，由于自己所持的僵化的意识形 　　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在2001年的下半年，有位负责对外贸 　　易的官员公开承认说，我们刚刚加入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其实在我 　　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之后，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入它的前身 　　——世界关贸组织，填补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后留下的席位。当时的最 　　高领导人不同意加入，不愿意和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往来。——同胞 　　们想一想吧，十五年的马拉松谈判，我们的国库为此支付了多少亿的 　　美元？——请想想我们的谈判官员无数次在日内瓦、在布鲁塞尔、在 　　华盛顿、在东京、在全球马不停蹄地穿行、奔波所耗费的机票、食宿 　　等等之类的花费吧！——本来，我们可是一个子儿都不用花的！ 　　　　同样，因为意识形态贻误经济时机的事例，涉及我今天所讲的主题。 　　　　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该部公开发表的文书——《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中坦言：上世纪70年代，中东劳务需求庞 　　大，当时的我国政府认为“对外承接劳务是廉价出卖劳动力”。在这 　　种落伍的意识指导下，我们国家痛失了这个市场和良机。 　　　　可是在这，我想问上一句：我们仅仅是错过了一个70年代、错过了一 　　个中东的市场吗？——常识告诉我们，国际上对劳务贸易需求，就像 　　每个人每天对食品的需求一样，是从未间断的。 　　　　错误的意识导致不合时宜的决策。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下面这个的现 　　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1999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我国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公民有30万人。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总人数的0.023%。还有，我们的人口在世 　　界的份额是20%，我们的劳务输出却只占世界劳务输出的1.5%。 　　　　其它国家怎样呢？请看： 　　　　墨西哥，人口8,000万，外劳800万，一年赚回160亿美元；菲律宾， 　　7,000万人，外劳700万人（包括注册和未注册人数），99年度从海外 　　寄回菲国80亿美元（毛额数则更高）。 　　　　这里，有必要着重来说说我们的近邻菲律宾的相关情况。 　　　　有资料显示：一直以来，菲律宾政府在积极推行和实施着卓有成效的 　　支持劳务输出的政策，使菲国劳务输出总量处在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的骄人位置。菲劳工分布在世界168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涉足于航 　　海、建筑、家政服务等行业。在我国的香港，他们就占了20万个就业 　　岗位。今天，“菲佣”作为一种家政服务的品牌，几乎控制了香港这 　　一成熟的家庭劳务市场的绝大部份的份额。菲佣每月最低收入是 　　3,600 　　港币，比在其国内当教师或职员多挣10倍。 　　并且，这种家政服务贸易，几方面都很满意：香港雇主觉得，以微不 　　足道的价格获得了所需要的服务，可以使香港女性腾出时间去干更有 　　价值的事情。（有人甚至分析说，香港像范徐丽泰这一类女性高级公 　　务员如此之多地活跃在政界、商界的景象，原因也得益如此）；菲佣 　　也很高兴，从未觉得是这么做是在“出卖廉价劳动力”。挣回大把票 　　子，确实改善了生活；菲律宾政府则更高兴：海外劳工的劳务所得， 　　占了国家外汇家底的三分之一。 　　　　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先生，尽管如今他名声狼籍。但菲国的外 　　出劳工惦记他的好。2001年元旦前夕，正在总统任上的他亲自率劳工 　　部长等内阁官员赶到他们国家的“首都机场”——马尼拉国际机场， 　　以贵宾礼仪隆重迎接从海外归来过新年的劳工。报纸也没有闲着，上 　　面刊登大幅标语：“向菲律宾海外劳工致敬！” 　　　　帮助自己的国民实现富裕的梦想，帮助个体的国民更幸福地活着，这 　　是包括菲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 　　　　至少是在上个世纪初，日本就在施行鼓励和资助国民境外谋生的政 　　策。当时日本，国内就业比较困难，一批批的出境劳工里，其中就有 　　大名鼎鼎的前秘鲁总统藤森的父母。当时的越洋的交通工具是船。买 　　一张船票要花400日元，而出境的每位劳工只需负担135日元，其余部 　　分政府补贴，以示鼓励。 　　　　在同样就业困难的中国，在一个数亿人民为无事可干而愁苦的国家， 　　我们的“有关部门”是怎么做的呢？ 　　　　韩国海域的灾难发生后，有一家杂志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根据黑 　　龙江国际工程公司（带有官方背景）的工作人员和一位边防警官的介 　　绍，大致知道：在韩国，劳动力短缺，中国劳工很受欢迎。而办理一 　　个去韩国的合法的劳务输出的手续，以前收费2万多人民币，后来涨 　　到6万多，而偷渡费在7～8万左右。收入方面，就是从事简单工种的 　　劳动，一个中国劳工一个月挣1万、一年挣10万人民币没有什么问 　　题。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从国际劳工状 　　况的发展势态来看，出国劳动，是一个处在现代社会的人最正当的、 　　最合理的愿望，也是一项相当基本的个人权利。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去 　　主动地满足国民的愿望？是怎样的体制，迫使我们的同胞甚至不得不 　　付出生命——这种无比高昂的代价——来实现一种绝不过分的愿 　　望？！ 　　　　人民组建政府的初衷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实现人 　　民的愿望？ 　　　　我们来想想：一个出境手续，为什么要收到6万？“有关部门”的赢 　　利预期到底是多少？！这种预期是正当的吗？！ 　　　　先期掏出这个6万，相当一个中国农民2000年人均收入的30倍！这种 　　收费额度是谁制订的？世界上还找得着这样的收费方法吗？！ 　　　　如果我们的劳工跨出国门，能像菲律宾人、像日本人出国时那么低的 　　门槛，那些非法的“蛇头”行业还能有那样的攫利空间、还有存在的 　　机会吗？我们苦难的同胞还会犯得着以自己的生命、还会犯得着通过 　　这种渠道来博得出国谋生的机会吗？ 　　　　完全可以说，无论采用怎么的口径测算，这么一个手续办下来，它的 　　费用不会超过1万元人民币。 　　　　多放一个人一条生路，世间就少了一家、或者一批因穷困而煎熬的生 　　命，世上就会多一份欢快的笑声，富裕就多了一份机会，人类就多了 　　一丝希望。 　　　　我知道，这些作为青壮年的死者，他们遗下的寡妇、孤儿、白发的双 　　亲，以及遗亲们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只能在中国边缘社会的角落、 　　在距离中国权力中心遥远的乡村回荡，这种悲苦的声音，是绝对震荡 　　不到“有关部门”的官员们的耳膜、绝对触动不到这些主宰着下层百 　　姓命运的“公仆”们的良心的。 　　　　很多城市的居民每每说起农民，总爱把农民的贫困归结为他们素质的 　　缺陷。今天在这里，我不想跟谁来讨论农民这种低的“素质”是怎样 　　形成的。我只想举例来纠正城市人一直自以为是的糊涂认识。 　　　　1977 　　年，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带着中央的授意去深圳搞调查，去了解为什么一些广东农民宁可冒着被边防军射击的风险去逃亡香 　　港。调查的结果后来报告给了邓小平，说：毗连香港新界的地方，有 　　两个叫“罗芳村”的村子，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深圳，一河相隔。这 　　年，深圳这个村村民人均收入134元，香港这个村村民的收入却达到 　　了13,000元。并且，值得玩味的是，香港以前是没有罗芳村的，村民 　　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同样的一批农民，同样的“素质”，就因为劳动的地点挪了不到3、5 　　公里的地方，年收入立马翻上了近百倍。为什么？ 　　　　还有一个例子：同样是干保姆这一行，一个安徽来的农村女孩在北 　　京，一个月可以挣300～400元；她若到香港去干同样的事情——甚至 　　更轻松，因为香港的劳工法严格保障她们的休假的权利——她们一个 　　月可以拿3,000～4,000港币。同样从事一个月的家务劳动的报酬所得 　　，后者可以顶上前者的十倍。为什么？ 　　　　我看，原因完全在城市决策者身上。让大批农民闲置、贫穷，是符合 　　城市阶层的眼前利益的。（但是，这种举动却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整体 　　利益。它使我们对国家富强的期待变得更加遥远）。 　　　　下面，我来做出一点简要的分析。 　　　　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香港的物价（含服务价格）基本可以视 　　作自由的经济因素综合产生、可供我们参照的国际价格。香港一侧的 　　罗芳村的农民，他们收入高的原因是，他们拥有一个机会：在这里， 　　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以国际市场行情的价格卖出去；而当他们在 　　在深圳时，他们的农产品只能以相当于国际价格的几十分之一的价格 　　卖给中国的城市市民。 　　　　中国一些城市居民去了一趟国外后，很多人会回来叫苦：在外国的餐 　　厅，一个中国水饺卖一马克；一碟咸菜卖到合5、60元人民币；一碗 　　牛肉面要花7、80元；等等。 　　　　为什么？他们在中国这个严重贬低农产品价值——也就是严重贬低农 　　民劳动价值的国家里过惯了，接受不了、也习惯不了人家按国际价格 　　水平标价的涉农产品的消费。 　　　　一个华侨回到北京后，惊奇地发现：花上50美元，就能雇佣一个保姆 　　替一个家庭干上一个月，而在国外，这点钱只够在餐厅为自己端盘子 　　的服务小姐支付两三次小费。也就是说，它差不多只能买到三两个小 　　时的、轻微体力劳动的服务——注意，这当中，并没有包含食品的价 　　格。 　　　　在今天，我们有些城市的舆论仍在高喊：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应价格 　　已高出世界平均价的百分之多少……一类的话。 　　　　的确，一些城市人对农产品价格的敏感是有历史背景的：曾经，他们 　　享受过全世界人民都没有机会享受过的、如此这般的好日子：几分钱 　　一个的鸡蛋、一毛多钱买一斤大米、7毛钱可以买到一斤香油、8毛钱 　　买到一斤猪肉……这种日子，从解放至到1991年粮油本的废止，这种 　　好事陪伴着他们渡过了40多年的美好时光。 　　　　这就是：中国城市实权阶层对中国农民劳动价值的货币定价和估值！ 　　　　城里人，你能不能对与你同宗同种的农村同胞——为他们赤贫的原因 　　找到一点新的答案？对于国内农产品价格是不是真的高，我手头没有 　　足够的资料可供研究，因而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在这，我想告诉大 　　家，还有一种相对应的声音，可以使我们更公允地去评判一个事实 　　（因为我们的祖宗有过“兼听则明”的古训）：中国青年报报道：全 　　国政协委员贺铿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说：大米的价格，国际上 　　多数国家是2美元1公斤，而我们的国内市场价只有0.4美元1公斤的水 　　平。我们不能以所谓“国际价格”为由，在国内市场上去损害我们农 　　民的利益…… 　　　　把农民控制住，既不让农民出去找出路，也不让农民产的产品出去找 　　出路；不许农民到外国去“出卖廉价劳动力”，只许他们在自己的国 　　内向城里人“出卖”。 　　　　这么做，对谁有利？对城市人最有利！因为城市人一直独家垄断着对 　　农民劳务及产品的消费享用权，不希望有其他的国际买主介入进来， 　　坏了自己的好事。他们的算盘是这么打的：打开了农民出境劳务的大 　　门，那么，北京人企图只花300元——只花国际价格十分之一的价格 　　雇佣一个全天候的家庭服务员为自己干一个月的美事将不会再有；打 　　开了农产品便捷的出国通道，他们买菜的开销金额会再乘以十倍。 　　　　今天，一个农民，他（她）在作为买主，他（她）要买城里人生产的 　　东西的时候，比如，一台海尔彩电，他（她）要按国际价格掏钱；他 　　（她）要买一辆国产汽车，他（她）要按高于国际平均价格两至3成 　　（或更多）的价格掏钱。 　　　　可是，当他成为卖主，在北京城盖楼的工地上、在挖掘地铁隧道的工 　　程中出卖自己的血汗的时候；当她在城市家庭干家务、在城市餐厅端 　　盘子的行列中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时候，当他们进城出售自己种的蔬菜 　　的时候，他们只能获得国际价格十分之一（通常还达不到）的报酬水 　　平。 　　　　最后，我要对盛行于城市的“素质导致贫困”的看法，以及此种看法 　　的持有者讲个真实的故事：一次，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对邓小平说了一 　　番大意是这样的话：中国应该有更好的发展，中国比当年的新加坡的 　　条件好多了。今天，在新加坡、在南洋诸国充当经济主力的华商队 　　伍，是以前为躲避灾难、为图谋生计而从中国沿海穷困的农村出来 　　的，大多数的人没有机会接受一点像样的教育。 　　　　请想想：一些农民出身的人，如此低的文化起点，如此“素质”，却 　　居然出人意料地创造出很了不起、令异族人（印尼是个恶劣的例子） 　　嫉妒得发狂的经济成就。 　　　　就像农村出身的华裔首富李嘉诚、台塑大王王永庆等等许多没有什么 　　学历的人，他们的成功说明：对勇于吃苦耐劳的中国人而言，只要你 　　给他们适宜的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合适的机会，只要他肯奋发图 　　强，即便就是缺乏学校的教育这个环节，那同样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拥 　　有迅速致富的“素质”。 　　　　今天，我们这个龙的民族中有4,000万华人在海外发展，他们当年完 　　全是在异乡陌生的土地上、在饱受歧视的条件下，白手起家，艰苦创 　　业。今天，他们掌握着规模庞大的实业集团，其资产总值已经叫人吃 　　惊地膨胀到与中国大陆13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的经济规模！ 　　　　我们的决策人不能老是狭隘地这么想：放农民出去，他们归入了所在 　　国的国籍怎么办？ 　　　　与其让他们困在国内受穷，不如放其一条生路。这是符合人道的做 　　法。 　　　　况且，即使他们入籍国外，那也一点儿没有阻止他们报效中华、回馈 　　中华的行动的实施。大家不知是否还记得：在葬送中国几千年封建帝 　　制的战争所需的庞大的经费中，绝大部分来自这些居留海外的华侨们 　　的捐赠…… 　　　　…… 　　　　龙永图是一位非常善于打比方的、智慧的、值得尊敬的政府官员。我 　　喜欢听他的演说，直率、风趣，启迪思维。 　　　　我文章的副标题用了一个“乡巴佬”的提法，我想，部长先生不会怪 　　罪我，不会认为一个小民是在表达对他的不敬。要说明的是：这一称 　　谓出处源自他的嘴。他在不久前答《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这么坦言 　　他的身世和经历：我是一个来自贵州山沟沟的乡巴佬，我初到北京闹 　　了不少笑话……我知道农村人的生活有多么的苦……我对农民有感 　　情，在谈判中涉及到损害我国农民利益的条款时总是很激动…… 　　　　这里，我想说两句： 　　　　龙先生，在以前的一次白岩松对您的采访中，当我得知您的农村出身 　　背景后，我就一直就想捎给您几句话，期待您在自己的工作中，为我 　　们整体上处在极端穷困、苦难的农民同胞做些事情。 　　　　我有一个在所有的资料中查不出的疑难问题，向您请教，想必您在谈 　　判中肯定涉及到了：关于政府对农业的补贴的额度和相关数据。请 　　问，中国农民得到了我们政府补贴了吗？达到了多少？农民的负担一 　　直那么重，有人在怀疑：是不是我们的农民至今还在补贴政府？ 　　　　您能对此给予解答吗？ 　　　　好了，上面的话就此点到即止。着重要说的，是农民对外贸官员的期 　　待。 　　　　您说过，谈判就是让步的过程，以此达到利益分配格局中获得双赢的 　　过程。我知道，在经过您这位中国谈判代表的手签署的文件中，有的 　　文件的确会使我们农民的日子更加难过。我只能这么理解：为了国家 　　整体的、全局的利益，在农业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不可避免。 　　　　作为一个农民，我建议您在以后涉及到的单边或国际多边谈判中，着 　　重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使我们生活在农村的父老兄弟姐妹能获得另外 　　的利益补偿：要求各个经济体更加开放劳务市场，反对国际间在劳动 　　服务贸易方面搞限制壁垒，拿出美国人要求我们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时 　　候所显示出的那样同等的强硬姿态。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除了劳动密集性产品，还有生产这种 　　产品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就是竞争的优势。中国9亿农民是世界上最 　　庞大的群体，这个数字超过全欧洲加前苏联的人口之和。可他们当中 　　有3、4个亿的人实际上长期处在闲置、无业可就的状态。而西方，在 　　拥有强劲购买力的国家，他们对初级的劳动力仍然是有旺盛需求的。 　　国际上有那么多买主，我们国家有条件成为这个市场的最大的卖方。 　　从这之中，找得出无数个谋生的出路。可以想见，这个渠道打开以 　　后，中国廉而多的劳动力的加入，会彻底改变世界劳务市场的格局， 　　促使这个市场来一次重新的大洗牌。 　　　　比如说，一个在香港干苦活的建筑工人一个月能拿6,000元港币，我 　　们带一批人过去干同样的活，并且只领3,000～4,000元的工资，这不 　　是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吗？香港同胞会不高兴吗？ 　　　　如果我们的某一个农民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劳动挣钱的机会，意义可就 　　大了：他不再会为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或小学）的学费发愁、不再会 　　为老父老母的赡养的费用发愁了。 　　　　如果我们千千万万个农民拥有了类似于这样的机会，那么对我们国家 　　的意义就更大了，我们的国力可能会提升一两个层次，我们的经济实 　　力和国民购买力会真正让世界刮目相看。自然，您这个谈判代表在以 　　后谈判的场合就会更有底气——就像谈判时的美国代表那么牛！ 　　　　尊敬的龙先生，您会理睬我——一个农民的建议吗？ 　　　　　　────────────────────────────── 　　外地人的呼吁：北京，请别那么粗暴地待我！ 　　── 　　农夫的呼号（之九） 　　淮生 　　────────────────────────────── 　　　　　　跟许多大城市一样，北京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按说，流动人口 　　在国境内流动就是流动的国家公民，公民权并不因流动而丧失。可从 　　我——一个外地来京人员的眼光看来，在北京的一些事真叫人想痛哭 　　一场。 　　　　先说就业难。我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 　　的权利”。第12条：“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不同而受歧 　　视。” 　　　　北京的劳动职能部门历年都颁发《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 　　的行业、工种》，外来人口在京允许从事的行业被限定在尸体处理、 　　粪便处理、建筑作业、化工行业这些苦、脏、累、有毒、危险的几个 　　行业工种方面。1999年度北京市36个行业限用外地工的细目表中，限 　　用工种包括商店营业员、汽车驾驶员、售票员、话务员、库房管理 　　员、旅店服务员等这些多数外地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有关部门 　　一波接一波地加大对外地劳力腾岗、清退工作的力度。 　　日《北京晚报》二版报道朝阳区安贞街道克服“重重阻力”把在此营 　　生的外地人撵走，把他们经营了数年的几处便民饮食店收回，转租给 　　几位服完重刑刚从牢狱中释放出来的北京人经营。 　　　　很多人知道，青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务过工。如果依照这类限制工种的 　　规定，可以肯定，当年“盲目流入北京”（报刊常用语）在北大做图 　　书管理员的“湖南籍农民”毛泽东，将无法拥有这个就业资格。就是 　　上了这个“岗”，迟早也会被清退。 　　　　还有消费购物歧视。在当前这个通货紧缩、鼓励消费的年代，北京依 　　然存在着对外来人口消费的限制政策。如今不限粮油布匹了，但限制 　　外地人在东城、西城、崇文几个城区购买商品房。 　　　　如果说购房这一消费歧视仅影响了占外来人口比例中极少的“成功人 　　士”的话，那么用电消费的歧视则打击了大多数谋生的外地人。在北 　　京石景山八角地区，北京供电局目前对生活用电是这样收费的：北京 　　住户每度电0.42元，外来租房户则是每度0.82元。也就是说，外地人 　　消费一度电，必须交两度电的钱。是电能紧缺负荷不够吗？不是！市 　　供电局早已宣布：“北京电力告别短缺，99年度已经出现过剩。” 　　　　我曾想买一个微波炉、一个小冰箱，没准无意中能为拉动内需作点微 　　薄贡献。但我不敢买。 　　　　在北京生活，常会碰上无收费资格的人向你伸手，收取只有外地人才 　　必须交的费。比如邮件传达费：假如我的邮件到了，不是邮递员送 　　来，而是住地居委会人员送来，并收“手续费”。在邮资未调高之 　　前，取一封平信要交5毛，挂号1元，汇款单2元。 　　　　在乘坐公汽方面，北京公交公司规定：自1998年起，无北京户籍者无 　　资格购买公共汽车月票。 　　　　在北京，外地人子女入学令大多数做父母的揪心。在石景山区，学校 　　对外地孩子每学年收费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还有更高的）是：除要 　　交城里孩子一样的约400余元外，还需额外多交：赞助费480×2（学 　　期）＝960元，借读费1,000元。也就是说，即便在义务教育阶段，外 　　来孩子的家长每年要交纳的费用也是本地孩子家长的5、6倍。 　　　　要知道，外来劳力在京大多数处在谋生糊口的阶段。他们在务工、在 　　经营小摊、在干着北京人鄙夷不屑的营生，当属城市里最困苦的一个 　　群体。这等于是向最困难的人收取最高额的费用。这类土政策把许多 　　学龄孩子从父母身边赶到老家，赶到乡村落后的教育环境里，赶到得 　　不到父母照顾的孤寂的童年生活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依法 　　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36条“受教育者在入学……等方面依法 　　享有平等权利”。我想问：人为抬高入学门槛的高收费叫不叫平等的 　　受教育机会与平等的权利呢？第37条：“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 　　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而在 　　北京，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外地）儿童，要征收高额 　　赞助。 　　　　是教育设施的容量有限吗？不是。当今的大城市里，最普遍的现状， 　　就是教育设施闲置，教师队伍过剩。据《参考消息》1999年6月披 　　露，由于这些年城市婴儿出生率的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生源不足，上海 　　每年要关闭200所学校。 　　　　别让教学资源闲置浪费了。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公有众享的非赢利资 　　源。拆了这墩门槛，让学校教室里空着的座位满起来，行吗？反正， 　　闲着也是闲着，再说，孩子的家长也是北京财政的纳税人。 　　　　现今中国的跨区流动人口数量普遍预计在8,000万到1.2亿之间。我们 　　的社会居然不容易听到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这是因为他们说话的机 　　会太少。 　　　　北京常常申辩自己一些地方政策的必要性和京城地位的特殊性，并暗 　　示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如此。我想说：不管对劳动力市场划地为牢 　　的做法以及对外来人口歧视的现象在中国如何普遍，都不是这种地方 　　保护主义的法规应当存在的借口。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宪法国家，歧 　　视都是绝不容许存在的，遑论制度性、规模性歧视了。 　　　　这种温室中的保护，其负面作用已经显现，且造成了很多北京人的懒 　　惰、不思进取，丧失危机感，弱化就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 　　　　新千年到了。“收拾屋子迎新年”是中国的传统。北京呀，收拾东西 　　的时候要记得，有些东西，真的该扔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 　　睡”，这不是一个大城市应有的胸襟。 　　　　北京，你知道我在你这儿过得有多苦吗？ 　　　　（原创；首发于3年前；于《中青报》） 　　　　　　────────────────────────────── 　　　　呼吁：终止一切援外全力救助农民！ 　　── 　　农夫的呼号（之十） 　　淮生 　　────────────────────────────── 　　　　　　今天在这里，我想对我们国家的政府作出一个呼吁：立即停止一切援 　　外！请！ 　　　　建国后，毛泽东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 　　况，他用的概括是一个词语：一穷二白。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 　　我们国家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援“非洲兄弟”、援 　　“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援钱 　　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 　　药、援汽油、援人血、援我们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 　　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够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 　　及我们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 　　赴汤蹈火的参战者）…… 　　　　没有谁能够准确说出，我们国家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也许 　　是超过了今天几千亿美元，也许更多。 　　　　或许，我们从局部情况可以猜到整体，从“一管”可以窥见“全 　　豹”：仅仅从我们对越南的援助，来作评估全貌的着眼点：在援助越 　　南抗击西方的战争中，从中国来的经费有多少呢？在新加坡资政李光 　　耀的回忆录中有记载：邓小平告诉了76年访华时的李资政：中国援出 　　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根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和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 　　录的透露：我国是世界上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 　　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 　　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 　　　　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我们无法知晓我们的政府的在类似行动中的付出 　　到底有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不好估计和测 　　算。比如说，即使是在在毛辞世、我们的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个世 　　纪80年代，我们给了红色高棉多少援助，许多专家也还是不太清楚。 　　只是在资料中看到了李光耀对此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