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简政放权_百度知道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简政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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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政放权加快推进，但与社会预期还有距离
过去一年来，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意味着国务院层面在两年内将下放超过600项行政审批事项，占1700项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
对政府来说，削减一项行政事项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对企业和社会来说，削减一项行政审批事项，表明交易成本的急剧下降，企业用于跑审批、跑盖章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投入等将极大地下降。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的一次调研会上，有位企业家告诉我们，过去企业办一项变更手续，至少要耗时半个月以上，而这次变更办理，仅用了一天时间全部办结，企业由此节省的直接成本超过90%。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对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来说，最受欢迎的，倒不是直接的资金、税收等政策扶持，而是少一点行政审批，尤其是少一些前置审批。有的企业甚至认为，资金和税收支持反而加大了不公平竞争，而减少行政审批一视同仁，这才是对企业最大的支持。
当然，从实践也看到，由于传统增长方式根深蒂固，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与社会需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半个月之前的一次调研会上，有位企业家直指涉及企业项目审批的两个职能部门，设置了互为前置的审批事项（即要审批A，需要以B通过为前置；而要审批B，则又需要以A通过为前置）。企业无可适从，一项业务办了近八个月没办下来。说到情急之外，这位企业家甚至指出：如果一项业务在一个月内没有审批下来，我就认为这个部门的办事人员已经在暗示要我送礼。其言之切、其情之急，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可能无法想像。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并非孤案。
因此，在今年有望完成本届政府简政放权三分之一目标的基础上，还需要加快简政放权力度。按每年平均300项的速度推进，本届政府任期内，完全有可能减少到三分之二以上。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社会资本的活力将会得到充分释放的释放。
二、简政放权要与市场监管严格区分开
有人会询问，简政放权，是不是意味着政府管得越小越好？这判断不完全对。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简政放权是做减法，而市场监管是做加法。对政府来说，需要在加快简政放权的进程中，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
一般来说，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事前把关的手段，市场监管是对市场经营活动进行约束限制的行为，二者在范围、程度上有本质区别。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监管主要是事中、事后的监管，而不是前置性的审批。对于前置性的审批尽可能做到越少越好，对于事中、事后的监管则需大大强化。而客观地看，一些部门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合为一体的特点比较突出。例如：某些机构既有行政审批权，又有市场监管权。这种“谁审批谁监管”的体制不可避免形成以审批取代监管，重审批、轻监管的问题。这也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段”的矛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
然而，当前的很多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异化为类似审批部门。监管不是为了解决和发现问题，而是为了获得企业的相应“公关”，成为捞取部门好处的一个途径。在一次调研会上，有企业家就提出，为什么消防检查这么频繁？而且每次都是在十一半左右过来？其意图不言而喻。企业家直言，如果真是为了帮助企业查找问题，企业并非不欢迎。但只求“公关”而流于形式的监管，还是少来的好。
那么怎么办？出路在于需要把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开，加快构建专业性、独立性的监管体系。前置性的行政审批，尽量减少；而事中事后的市场监管，要真正做到位，不能流于形式，尤其不能为得到某些“公关”而检查。同时，要建立市场监管的事后追查机制，发生重大事件后，如果市场监管部门不到位，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刑事带伤。只有这样，才能既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又防止类似上海福喜事件和昆山中荣爆炸事件的重演。
三、简政放权要避免“小鬼现象”
决策层推进简政放权的决心和力度是比较大的，但越到基层，简政放权落地越有可能走形变样。有的企业家就提出，简政放权最怕“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毕竟所有的事情都要人来做，而在实际操作者手中，自由裁量权过大，往往使企业面临不同的解释。有位企业家就说，在一个新的政策出来后，企业依据这政策去办理事务，前一天遇到的办事员给了一个解释，企业按此解释做了相应准备；但第二天去，另一个办事员即给了另外一个解释，企业准备好的材料无法办成此事，需要重新准备。这种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企业在办理业务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一些基层政府和部门，对上级下放的行政审批权限，确有截流意愿。有位企业家提出，过去在市里办事，有办事大厅，跑一圈大体还能办得差不多。而现在有些事项下放到基层后，反而更不方便。
衡量简政放权效果的最重要标准，就是企业是不是更方便，自主权是不是更大。对于企业来说，审批权在哪级不重要，都是政府在审批。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只有两种选择：审批或者不审批。因此，推进简政放权，关键还是要执行到位。一是对于中央简政放权在地方层面被截留的，采取严格的问责，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把地方落实、贯彻中央政令纳入改革程序法的范围，依法追究地方官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二是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经办人员的主观意愿。在这方面，应尽快优化审批流程，压减前置审批环节，建立“办事工作日”和“告知承诺”机制，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实施办法，建立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实施行政审批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同时，按照实现政务信息网上公开、公共决策网上互动、投资项目网上审批、社会事务网上办理、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政府效能网上监察的要求，尽快推动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由到部门实地办理加快向网上办理转变。三是构建行政审批改革的社会监督平台，使广大企业和居民成为简政放权的有效监督者，使“最后一公里断头路”尽快打通。
工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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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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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这一观念的提出和中国梦是不谋而合的，都是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为目标，逐步建立起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此看来，简政放权就是要求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从而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效率和能力。这也体现了政府要转变职能，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强人民对政府的认识度，促进社会的和谐，这也就是简政放权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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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职能应该是服务性质的，不是权利的掌握者，而是人民权利的维护者，zf权利的强大必然会导致腐败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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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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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生物技术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创新困境”。这不是技术困境，而是一种制度困境。许多企业在承受了巨大技术风险、资金风险将创新药物、创新产品研制出来后，却遭遇“政策瓶颈”――必须经过漫长的审批程序才能应用到临床，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推向市场、进入医保，成为广大患者“用得起”的药品。那时，曾经的领先技术已经被国外赶超，市场份额也被国外企业分割。这使企业收回投资困难，导致我国许多制药企业不敢创新药物开发，只能一味仿制。
　　从产业发展来看，我国发展生物制药、生物技术的动力和后劲已有疲态，全国的基因工程药物总销售额甚至不及美国或日本一家中等规模公司的年产值。我国不能再错失机遇，必须打破“政策瓶颈”，通过简政放权，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市场活力，为更多创新药物、创新产品尽早应用推广创造条件。
　　以我国研制生产的第一款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芯片为例，这款历经3年艰苦攻关，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的产品在2009年取得国家医疗器械证书。这对于有效降低中国出生缺陷、及时干预治疗耳聋残疾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产品在进入市场、服务百姓时却遭遇了诸多障碍，使得耳聋基因芯片检测技术实施的情况并不理想。一是定价难，首先要请医院作为发起单位，报卫生管理部门同意后，再报物价管理部门批准。物价管理部门可能一两年才开一次定价会，并且每个省都得单独进行申报，短则可能一年时间，长则三到五年还不一定批得下来。30多个省份一个一个跑下来，耗时耗力，企业很难有精力再做别的研发工作。二是进医保难。如何才能将创新药物和产品纳入医保？如何才能让患者“用得起”？目前没有明确的政策和途径，没有明确的启动机制。原本应该由政府主动承担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职能，却交由企业去推动。政府该管的事情没有管好，该放的事情没有放开。
　　因此，我建议：国家应该对此类技术成熟、国际领先、临床急需的产品，加快行政审批速度，并采取简化物价审批、主动审查是否纳入医保目录、实施政府采购等措施，推广应用。产品凡在一省获得物价审批，在其他省份无需再重复审批，备案即可。这既是简政放权、规范政府权力、优化政府职能，更是维护市场主体权利、增进人民福祉的当然之义。
　　《 人民日报 》（ 日 18 版）
(责编：田雪、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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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企业看简政放权：华能铜川照金电厂的三问三答
尚帅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赵超霖&&&&能源项目由于投资体量大、污染排放集中、关系生态安全和公众利益，从项目立项到完成全部开工要求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而跑能源项目各项审批文件的人常常调侃称自己是“铜头、铁嘴、飞毛腿”。漫长的审批周期、复杂的程序、焦灼的等待、绞尽脑汁的公关组成一个能源项目审批的生态图谱。&&&&然而，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推出两版《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使国家层面的核准项目数量较2004年版本减少了76%左右。抽水蓄能电站、火电站、热电站、风电站，在国家总量控制的规划下，全部划归省级政府核准。在刚刚过去的6月初，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再砍掉一批投资审批事项，进一步减少国家层面能源项目核准，加快建立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三个清单”。解决能源项目审批难的痛点，成果可期。&&&&那么作为企业，作为专职跑文件的这些负责人们，他们对于两年多来政府的简政放权有何切身的体会和进一步的建议？华能铜川照金电厂项目部主任毛献忠接受了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的采访。受益了吗：程序未减效率提升&&&&华能铜川照金电厂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在西北地区建设的第一个全资电厂。其二期扩建项目规划建设2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间接空冷燃煤发电机组。配套工程还包括铁路专用线和铜川市南市区集中供热工程。“我们这个项目一共需要8个国家部委的专项批复文件，在简政放权以前，除环评未取得批复外，其余文件均已取得。去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火电站的核准下放给省级政府，省政府对我们非常重视，于4月14日印发了《关于扎实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将项目列入尽快开工建设项目。”毛献忠说，“在国家审批相对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下放到省上之后，明显提速了。”&&&&在简政放权以前，一般而言大型电力项目建设基本程序是:项目前期选点、基本建设条件分析和评估、拟选厂址、地质勘探等前期准备工作――初步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集团公司内部审定――国家电力行业技术部门审核――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同意开展前期工作批复”（俗称“路条”）――完成项目核准条件申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开工建设。“越往上级的管理越粗线条，像我们拿到这7个文件的时候，都是有县、市、省审查以后国家才给批的。我具体跑了土地预审，有县级国土局的意见，再到市级，市级再报到省级，省级又报到国家相关部委。”毛献忠介绍说，“就我们这个项目，2009年到2010年，我们完成了初步可行性研究。县级政府或者县级相关部门对项目的建设条件，如水、电、路、煤、交通运输这些外部条件进行审核。2011年9月，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对我们的可研报告进行了技术评审。2012年10月，取得了国家能源局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也就是业界俗称的‘路条’。大原则定下来以后我们才开始详细设计，并相继取得了项目规划选址、职业病危害、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评估、压覆矿产资源、军事设施等20多个省级支持性文件，以及7个国家部委的项目核准所需的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安全性评价、土地预审、电网接入、节能评估、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专题报告。&&&&去年11月，新版《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出。“路条”环节被取消，火电站划归省级政府核准。对于毛献忠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从常常跑北京，变为跑西安。这对于距离西安只有1小时车程的铜川，显然方便了很多。今年4月14日，陕西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扎实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表示要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力促新的产业项目早开工快建设，华能铜川电厂二期位列其中。“我们这个项目前期都是国家来批，后期是省上来批，放权以后整个程序上我觉得没少什么，从效率上、对我们的要求上都有提高”。据介绍，由于陕西省治污降霾的要求，该项目可研报告、初步设计按照超低排放标准又重新做了修订和完善。&&&&今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的工作方案》，再次对项目核准“做减法”。按照改革办法，以后核准单位原则上只管两项半，包括项目的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对于重特大型项目，“环评”才会作为前置条件。“同样在省级发展改革委也是一样。环评不作为核准的要件，而作为项目开工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在我们环评报告还未拿到时就可以核准，为企业节约了时间。”地方政府接得住管得好吗：“监管+服务”到位即可&&&&只是一味将权力下放，就会受到企业欢迎吗？答案可能并不尽然。拿“路条”来说，简政放权以前，一个投资项目在拿到“路条”之后，才意味着纳入了国家专项规划之列，其后续的环评、土地预审等一系列支持性文件才能启动。此前一些地方有人专门进京跑“路条”，甚至产生寻租现象。&&&&但在毛献忠看来，“路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路条’代表着一种全国层面全行业的布局。没有布局，最后大家都乱了。我们基本上是可研做完之后，报路条，再开展其他专题报告，报核准。如果没有‘路条’这个环节，大家都投入很大。有的把地圈了，有些甚至厂房都盖起来了，最后项目不被批准，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在长期以来的项目审批管理制度下，企业信用依赖于政府的审批。如果没有“路条”，项目仿佛得不到认可，企业自己也没有底气。但从改革的方向看，路条是应该取消的。企业开展前期工作，就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规范行事。“路条”更多的以部门的授权代替了法律的实施。&&&&而对于地方政府能否接得住，管得好，企业同样存有疑虑。“省级政府对于宏观布局的能力没有国家强。可能对于铜川一个市来说，会有多个能源项目想要上马。但水、电、煤、交通等的接入能力有限，如果由国家来审核，两个项目同时上的可能性很小。但地方政府出于更多GDP的考虑，或者企业凭借各种理由，两个项目都会上了。企业间会做更多的‘内耗’，制约彼此持续、有序、健康发展。”毛献忠说道。对此，吴亚平表示，改革的方向是把企业能够自主决策的问题完全交由企业来负责，让企业不找市长找市场。而政府由“审批型”改为“监管+服务型”，即“不是我要审批你，而是你违反了我的法律法规，我就要惩罚你。”其实，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中央对地方的监管，包括是否按照国家的总规划来，包括对地方项目的总量控制等；二是，地方政府在监管企业上有很多的便利条件。做到这两点，就可以一定程度实现接得住管得好。&&&&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实施意见》也明确表示，确保放权放得下、接得住、落得实、管得好。加强能源监管能力建设，加快推进能源监管信息平台建设，着力解决监管服务的“盲点”，提高监管效能。抓紧制定能源中长期战略规划和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要进一步明确能源总体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的功能定位，增强能源规划的导向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使能源规划真正成为能源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重要依据。下一步还需什么样的改进：别的部委要跟上&&&&在项目核准过程中，会碰到一些审批文件互为前置条件，政府部门之间互相钳制，让审批变得更为复杂。一位负责煤电项目审批的人士就曾介绍：“举例说，投资项目选址研究报告批复应该是首位的，但一些地方需要附加用地预审、水土保持、环评批复等，问题是厂址没有确定，环评位置谁来定呢？再如，一些地方林地审批要土地文件，土地审批也要林地批复文件，企业不知如何开展工作。”毛献忠说他在项目文件申请的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尽管顶层设计已经有多项改革，但传导到地方，真正落实下来，还需要不少的时间。”王献忠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在日前参加中国政府网有关简政放权的在线访谈时就表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但是和社会的需要、企业的期盼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来讲，企业反映已经比以前好了，但这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要使企业更加方便，对于我们能够联手办理的就不再搞串联办理。同时，要清理相关的中介服务、前置审批，等等，使我们的企业在办事过程中能够更加便利、更加节约成本，使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够很好地融合起来。&&&&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政府核准和备案投资项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已经结束征求意见。这是继2014年5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后，又一次升级换代。“由管理办法到管理条例，是部门规章上升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的一次升阶。约束效力更大，也反映出了简政放权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单兵突击，而是多个部门的协同动作。”吴亚平说。&&&&根据国务院5月份印发的《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多项制度建设工作也将于6月底结束，平台建设实现中央部门的横向联通。可以预期，在下半年会有更多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举措提出。
【期号：2714】【版面：B05】【作者：尚帅
赵超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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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深化税收改革 助力企业发展——达川区地税局举行税收改革知多少知识抢答活动
　　4月28日，由达川区国、地税联合举办的“深化税收改革 助力企业发展——第26个税收宣传月税收改革知多少知识抢答活动”在达川区地税局举行。达川区国、地税部分班子成员、机关股室负责人，达川区地税局各税务所（稽查局）班子成员，70名辖区纳税人代表参加了活动。
　　本次税收改革知多少知识抢答活动围绕“深化税收改革 助力企业发展”主题，采取有奖答题方式，开展了以简政放权、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基本知识为主要考点的知识抢答，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现场出题，答对者给予物资奖励。抢答活动中，税务干部和纳税人争先恐后，踊跃抢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对税收改革知识的熟悉，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此次活动的开展使税收宣传更具针对性，使纳税人实实在在学习了税收改革和法律法规知识，扩大了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对纳税人及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同时，达川区电视台对比赛过程进行了全程报道，扩大了宣传影响力，起到了良好的税收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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