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每一个周期都与什么叠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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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 主编&主编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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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09)将于日—21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本届论坛邀请到众多国内外经济专家出席,将以“世界经济动荡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为主题展开讨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09)开幕式将于20日8点15分举行。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09)即将开幕,上百位中外经济专家出席本届论坛,专家们将围绕“世界经济动荡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的主题展开讨论。
主持人 张连城: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早上好!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现在开始!今年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动荡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记得2007年第一次召开这个论坛的时候,当时的题目是“金融稳定与中国经济增长”,2007年以后,果然出现了世界的金融不稳定。去年我们的主题是“物价稳定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去年也是全世界的物价最不稳定的时候。今年我们的主题预示着虽然会出现世界经济动荡,但是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肯定是没问题的。
主持人 张连城:
首先,由我来介绍与会嘉宾: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老所长、论坛顾问张卓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论坛顾问林兆木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论坛主席、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经济所老所长刘树成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艾文耕;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先生;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论坛顾问杨圣明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学家、论坛顾问张曙光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李晓西教授;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分党委书记沈越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胡永刚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论坛顾问胡乃武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建伟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教授;国防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卢周来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文溥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研究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国华研究员;经济学动态杂志白丽建女士;人民日报理论部经济社会组主编、主任记者马宏伟博士;中国改革报理论版主编谷亚光研究员;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教授;香港经济导报记者、论坛副秘书长张立研究员;《经济纵横》杂志主编赵玉琳研究员;经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子清编审;中国经济出版社刘一玲编审;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汪红驹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刘霞辉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室主任杨春学研究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常欣研究员;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北京市政府顾问、政协委员文魁教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校长丁立宏教授;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朗丽华教授;首都经贸大学杂志总社编辑部主任焦建国;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新民教授;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祝合良教授;首都经贸大学学院副院长徐雪教授。
主持人 张连城:
另外,还有许多来自学校、研究部门和机关学者。参加这次会议单位的有中国新闻社、中国网、中国日报、第一财经日报、上海政权报、上海经济通讯社、香港文汇报、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21世纪经济导报、南华早报,对他们的到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其中中国网对我们的会议做全程直播,对此表示感谢!
大会第二项,有请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致辞!
各位专家、学者,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主办的这次高峰论坛已经是第三届,我们论坛的名字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这一论坛的特色从名字上可以看出是带有增长与周期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经济形势、宏观调控的研究,可以从多个方面、多个学科的角度,从增长和周期的角度,各位专家都有很深的建树。这次会议从前两届来看,无论是会场气氛、研讨深度以及会后的成果都含有一定水平。
今天召开的第三届论坛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动荡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论坛仍然是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香港经济导报社联合举办。我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向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向各位媒体记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借此机会,我想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从美国次贷危机过来已经有两年时间,从金融海啸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将近一年。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来讲,从月度的动态角度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急速下滑阶段,经济增长进入这一阶段。从2008年7月开始,特别是从10月开始明显,一直到今年一季度。第二阶段叫起稳回升阶段,前两天国务院开常务会议,也是说进入了这一阶段。可以说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到今年年底,大概是这样的阶段。起稳回升的特点就是停止了急速下滑,或者是扭转了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趋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初步见到了成效。第三阶段叫全面回升阶段,进入新一轮周期。大部分的行业,或者大部分的经济指标都进入了全面回升。而在起稳回升阶段并不是所有行业,而是部分领头的行业和部分领头的指标有些回升。进入2010年以后,我们可以进入全面回升阶段。
第二方面,按照这三个阶段来确定的话,我们现在处于起稳回升阶段,就应该把讨论的重心不是简单的归为复苏、U型、W型等等,我们的思维应该开始向下一阶段转移,就是在经济增长的速度,或者在周期波动过程中,逐步地进入起稳回升或全面回升时,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有两件大事需要特别强调。第一件就是推动科技创新,第二就是扩大消费。
(1)每次重大危机都会推动重大的科技进步,或者说重大的科技进步也会推动着经济从危机中走出来,进入回升。雄彼特曾经说过,创新在危机恢复中的作用,雄彼特所指的创新是对经济生活产生实际影响的生产手段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指出五种情况:第一,采用一种新产品,或者采用产品的一种新特征;第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商业方法;第三,开辟一个新市场;第四,控制一种新的原材料供给来源;第五,实现一种新组织,包括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原有的垄断地位。这五个方面都算是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和创新内容。
(2)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在当前,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外需大幅度下降,我们就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目前来看,起稳回升主要还是靠投资,而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投资。下一阶段,如何启动民间投资,特别是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来提高我们的消费,恐怕这个大题还没有破。事情大家清楚,如何做,如何通过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来扩大消费,恐怕目前还没有很清晰的路线图。特别是在近期内,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状况很难有所改变。但是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还要提出有利措施,这就需要大家进一步研讨。
借此机会我就说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引用。最后祝高峰论坛顺利成功,祝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万事如意!谢谢。
主持人 张连城:
刘树成研究员每年参与政府总理报告的撰写工作,所以他的讲话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有指导意义。下面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文魁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我首先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此次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中心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近两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给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带来了巨大挑战。“保增长、促就业、调结构”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的基础上,今年我校继续联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香港经济导报社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云集北京,并以“世界经济动荡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为主题,分析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探讨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取向。我认为本次论坛的主题好,层次高,专家多,我们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相信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预期成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是我校联合国内一流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共同成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组委会每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近三年来,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已经成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最活跃的品牌增长点之一,在国内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我校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的高峰论坛开展下去,并衷心希望本论坛越办越好,尽早成为国内外知名论坛。
预祝此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连城:
下面请中国税务专家、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教授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首先我向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我看了论坛专家委员会的名单和历次与会代表的名单,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聚集了国内研究宏观经济的大部分著名学者,还有老一代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家每年就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未来走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等问题进行的深入讨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到今天论坛虽然刚刚举办第三届,但已经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永恒的主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客观规律。2008年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经过2000年—2007年的高增长后,于2008年也进入了收缩阶段。今年,中国政府要确保GDP增长率不低于8%,目前时间已经过半,从现在看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召开这次会议,更凸显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性。
我注意到论坛在2007年第一次召开,主题是“金融发展宏观稳定与经济增长”,2008年的会议主题是“中国经济周期与物价稳定”,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动荡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仅仅从会议的主题看,论坛的每次会议都把握住了中国经济的脉搏,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同时,我还翻阅了你们出版的两本会议论文,发现早在2007年6月,你们就已经预测到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已进波峰,2008年将掉头向下,2009年将完成触底的事实。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非常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每个季度都要召开相关会议,研究宏观经济的走势,以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益。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我非常关注你们的研究,希望能够加强联系,使我们的论坛成为一个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团。
最后,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并且祝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越办越好。谢谢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和秘书长张连城教授,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连城:
下面进入大会下一项,大会发言阶段。首先,请林兆木研究员给我们做学术演讲,他报告的题目是《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大家欢迎!
同志们下午好!去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它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给我们提出许多需要深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今年论坛的主题和前两届一样,出得都很好。研究世界经济动荡对于我国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我们应当采取的对策,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讨论世界经济动荡对于我国经济近期影响,第二是对中长期发展,也就是对中长期增长格局,以及发展战略的影响。我想就最后一个方面,谈我的几点认识。
第一点,中国经济当前正在经历这次周期性的挑战,它的原因和特点。我认为国内经济的结构失衡引起的周期性调整和世界经济严重失衡引起的世界经济衰退,在时间上重叠在一起,而且互相影响。这是这次周期性调整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影响不断加深。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和我国的经济周期在时间上有一致的情况,也有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影响有大有小。
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业有很大冲击。但由于当时美欧等发达国家正在处在周期的上行阶段,所以总体看来,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冲击没有这次严重。又比如2001年,美国经济由于信息技术泡沫破灭导致衰退,后来又受到9·11事件的冲击,但当时我国经济正在开始新一轮周期的上行阶段,国内需求迅速上升,所以很快就弥补了对美出口所受的影响。
而这次有三个过去没有遇到的情况:1、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和它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它的来势之猛、国际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超过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一次危机,可以说是一次潮水大起大落。这是由于多年来世界经济严重不平衡引起的,因而必然引起世界经济的大挑战。2、国内经济正在经历大起大落,就是前些年高速度增长导致的失衡,必然经历一次深度调整。3、世界经济与国内经济两个大的失衡,导致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两个周期性的深度调整,在时间上正好重叠在一起,使得这两个因素互相加速和影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下面我想具体分析一下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这次周期性调整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经历过两次周期性的波动和调整,但那两次的显著特点都是由于投资的膨胀引起了通货膨胀,与农业的波动,粮食欠收正好结合在一起,引起了国内经济的波动。
这次虽然也有总量上的矛盾,但是和上次周期引起的通胀相比是不一样的。上两个周期的通货膨胀当时金融消费价格指数在1989年和1994年分别高达18.8%和24.1%,而这一轮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最高的是2007年和2008年,分别是4.8%和5.9%。之所以如此,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多数商品已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价格由市场供求调节。
第二,国内资金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和企业、居民的储蓄率本世纪以来就比较高,过去财政向银行透支,银行贷大于存,通货膨胀等问题很严重。
第三,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机会,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市场来调节国内供求的余地,机会多得多,余地也大得多。
第四,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分流了相当一部分资金,金融机构流动性过剩,没有完全表现为商品价格,而是表现为市场价格。
第五,中央政府从2004年以来针对经济高速发展当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宏观调控,把住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同时大力加强粮食五年丰收。这样就使得总供求的经济总量矛盾逐步得到释放和缓解,没有集中爆发,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既然如此,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什么经济还会进行周期性调整?我认为这次经济周期性调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结构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成为引起周期性波动和周期性调整最主要的矛盾。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阶段,已经是工业化、城市化,加大发展的阶段。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促进了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但由此也引起投资和消费失衡,内需与外需失衡,三资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资源消耗过多、产品污染加重等问题。
本轮周期如果从2000年算起,到2008年,这九年当中GDP累计增长1.33倍,应该说速度相当快。但与此同时,在高速增长中确实积累了上面所说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由扩张到收缩。2000年5月我当时做了一个课题,就是关于经济周期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经济周期的几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曾经写到:联系历史经验,现在制定深远规划也需要注意,由于近几年处于经济周期上行阶段就完全肯定未来五年不会发生经济周期性波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都只有7年,如果周期规律重复出现,2009年前后就有可能出现转折,也就是由上升转为下降。我认为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和它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我国这次经济周期性调整也迟早要发生。当然,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猛烈冲击,我国经济周期可能以平稳的方式来进行,而不会在短时间大幅度下滑。
第三点,我想说一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它引发的世界解决衰退的原因和特点。我认为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世界经济严重失衡导致的一次周期性大调整。从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摆脱2001年衰退,走向复苏和繁荣的带动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连续几年前进增长。但是在世界经济这一轮的增长中,世界经济不平衡加剧,国际金融体系潜伏的风险正进一步积累,最终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作为金融海啸的发源地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难辞其咎。美国货币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从2000年初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从2000年的6.5%的高点连续13次,到%的最低,这就使得美国金融举措的杠杆率大幅度提高,金融机构、企业,政治和居民的债务大幅度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没有硬杠杆约束。我在文章里列举了很多数字,比如美国政府当年新增债务占GDP的比重,2001年是0.39%,2008年上升到5.9%。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01年是58.6%,到2008年上升到75%。据报道,新的财政年度,去年10月到今年9月30日,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1.84万亿美元,为三个财政年度的4倍,占GDP比重大概13%左右。应该说这在和平时期,这种高的财政赤字是非常罕见的。
在美国政府债务大量超过收入的同时,美国私人消费也是大笔下降,消费占GDP比重2000年到2008年达到了70%左右,比欧盟27国高出12个百分点,高出日本13个百分点。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按国民经济核算,美国经济超支率,所谓超支率就是私人和政府的总支出与GDP的差值占GDP的比重。这在2000年—2008年平均是4.7%,2006年达到5.7%。
美国为什么能够长期消费大于支出,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它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作为主要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通过发行美元向全世界借债,又通过以美元为主体的浮动汇率制度使美元持续贬值,让全世界为美国的巨额政府债务和经济透支来分担。正是因为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GDP在2007年占世界GDP的25%,据汇丰银行的报告估计它的消费占全世界消费37%。瑞士一个研究机构分析得更高,占42%。GDP占25%、26%,消费又超过GDP的10个百分点以上,这样一种超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也使得全球经济不得不过分地依赖美国市场,因此美国成为全球商品和资本的净输入国。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高达8194亿美元,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7年全球49.2%的资本流向美国。正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加快了美元贬值速度,使美国大举向国外借债以弥补巨额双赤字的成本可以有效降低,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二)利用华尔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通过金融创新推出众多金融衍生产品,而又没有严格加以监管,导致全球虚拟经济恶性发展,产生巨大泡沫,最后闯出大祸。据国际清算银行披露的数据,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产品全年交易量合计达到3259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全球GDP总和的67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在1.5万亿美元以上,约相当于全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由于各国大量购买美国的资产债券和金融衍生品,使美国得以将巨额经济透支的国内风险转嫁给世界,而危机一旦爆发也就很快扩散到全球。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和美国经济严重隐患的发展,最终导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世界经济的衰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次危机过后,我国经济增长格局不可避免将发生重大变化,像前些年那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仅在危机中已经改变,而且在危机后也不可能恢复。过去和现在美国当局总是要别国做负责任的国家,这次危机暴露出正是美国应当是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做对全世界负责任的国家。因此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和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危机过后,美国不大可能再继续依靠无限制的经济透支来支撑过度消费。
同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危机而大规模增发国债和货币,必然带来新一轮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带来新一轮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涨价,危机也将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竞争更加激烈。因此我国外贸出口在危机过后不和平再恢复到危机前那种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
从国内来看:1、随着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强化,以及劳动力、土地、资本、外汇等要素成本的上升,过去那种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出口高速增长的路子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2、经济前几年投资过度扩张,我国不少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加上去年以来实施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不少领域的投资在未来几年接近饱和或已经饱和,不可能像前些年有那么多的投资热点,也不可能像前些年保持那样高的投资增长率和投资率。
为了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并应对危机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我国今后在发展速度、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上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首先介绍有关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一、首先要看到年五年的高速增长是有许多的特殊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为9.8%,因此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在9%—10%,我曾经也赞同过这样的判断。由于2003年—2007年GDP增长连续5年在10%以上,也有观点认为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在10%以上。现在看来,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高估和在实践上追求过高的速度,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不利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二、要看到我国年高速增长,但是同时也付出了过大的成本,今后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例如美国上世纪中期,GDP潜在增长率为2.5%,其中包括每年新增劳动力1%的增长和劳动力生产率提高1.5%。这样定义和计算经济潜在增长率有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假定社会总供求是平衡的,市场竞争是完全有效的,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外部约束包括经济、法律的约束是完备的、有效的。
从我国来看,这些假定的前提条件现在还不具备。因此,研究GDP潜在增长率,除了考虑新增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基本要素外,还要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容量,以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综合这些因素,我赞成刘国光同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讲的“就目前条件来说,我国潜在增长速度大约在7%—8%左右,这在中国是一个中速,但在世界却是一个高速。我们应当珍惜这个速度,不要再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为正常现象和实际的追求目标。”
从我国“十五”规划提出的经济预期增长率是7%,“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预期增长率是7.5%,这也符合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估计。如果能长期平稳保持这样的速度,特别是使这样的速度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是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的。如果要达到这样一种认识,需要全国上下各方面统一认识,更需要从发展战略、制度安排、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决策上作出相应调整。
关于另外两个方面的调整:一个是关于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这两方面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讲得很多。问题是前些年经济形势好、速度高,部分把解决这两个方面问题的紧迫性掩盖了;而现在经济形势逆转、速度下滑,又使得政府、企业和社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大投资、提升速度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又会退居次要地位。虽然现在也强调要把当前扭转经济下滑和调整结构结合起来,但是在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构失衡和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的政策措施和工作力度看来还是很不够的,所以需要有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调整思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下仅从调整需求结构方面谈谈我的一点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有效需求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而需求结构又是决定生产供给结构的主要因素。我国前几年结构失衡主要是需求结构,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因此调整结构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扩大出口和调整投资方面,最大的潜力、期望所在是调整需求结构,这当中重要的方面就是扩大消费。但是消费在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调整国民收入结构,一个是大的收入,一个是国家和居民的收入。第二方面需要调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结构。同时还有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增加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由此来逐步缩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不仅要做减法,在危机来的时候,市场竞争压力会迫使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这是当前需要做的事情,加强政府行政力度。同时更要紧的是要做加法,同时要做除法。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日本、英国都是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今后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动力。所谓低碳经济,我理解一个是发展清洁能源,第二是在高碳排放当中解除一些危机。我国的能源和GDP总量相比,能源消耗过大,利用率较低,不符合能源结构比重。煤炭在能源消费当中占70%,去年是70.2%。因此调整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潜力很大。在这方面既要做减法,还要做加法,就是加大节能减排,使之成为在新形势下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攻方向。在经济结构调整做加法,还有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
我在文章里列举了一些数据,我国在财政方面的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时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多实践,包括发展和改革两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乘法方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研发先进技术,抢占高新技术领域的制高点。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连城:
感谢林兆木研究员的发言。下面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做《“十二五规划”应着力解决经济失衡实现持续较快发展问题》的学术报告,大家欢迎!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早上好!我发言的题目是《“十二五规划”应着力解决经济持续均衡较快发展的问题》。
按照常规,明年也就是2010年,中央全会的主题是提出“十二五规划”建议,国家要着手制定“十二五规划”。国家发改委今年就应该为明年规划的建立准备系统资料,并提出初步意见。最近有文章对“十二五规划”提出建议,所以我个人也想对“十二五规划”提出一些想法。
第一、“十二五规划”应当着力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几次失衡问题,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协调、较快增长。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经过年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突出的为四大失衡。
1、外需和内需的失衡,内需不足。1998年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18%,但是到了2007年,已经上升到占36%,货币和服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比例太高。如果外需一萎缩,影响就很大。
2、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占的比重太低。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六五”和“七五”是占50%以上,“八五”和“九五”是45%多一点。在2001年的时候,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还占到45.2%,但是到了2007年已经降到占35.6%,2008年占到35.3%,比一般国家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到了60%—70%左右,低了一半。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但是实际上扩大的主要是投资的需求,居民消费需求一直在下降。
3、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经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瓶颈。1990年,中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只占5%左右,这几年已经上升到50%,风险比较大。
4、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五年到现在,还没有非常明显的改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使中国爆出四大失衡问题非常突出。在四大失衡中,特别是内外需的失衡和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更加突出。
最近,中国宏观经济消费通讯刊登了两位老前辈的文章,一个是国家计委的老领导,一个是国家体改委的老领导,他们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失衡,一个是外需和内需失衡,一个是投资和消费失衡,结构调整首先要调整这两个失衡。我刚才说,我个人认为有四个失衡。
现在看来,中国经济要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可持续较快发展的轨道,就要着力解决上述四大失衡。首先是前两个失衡的问题,调结构不是短期就能见效的,因此需要做比较长期的规划,明确主攻方向,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我个人认为,“十二五规划”应该着力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几个失衡问题,使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靠内需保增长,要同调结构相结合。面对过去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于去年11月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措施,提出了到2010年投资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在这同时,各地积极响应,很快制定了20多万亿元的刺激计划,这些举措使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度提高。今年1—5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万3千多亿元,同比增长32.9%,实际增长大概到40%,因为投资的价格在下降。而2008年,全国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只有15%,因为那个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是在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1—5月的增速比去年快一倍以上,与此同时,信贷也大上涨,1—5月份,新增贷款达到5万8千亿,超过了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的5万亿的设想。
由于这次投资刺激计划,特别是地方的投资计划,很多是投向基础设施和产能已经过剩的第二产业。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除了最后一个以外,都是第二产业。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些举动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的回暖,但是将弱化原来已经严重失衡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以及产能过剩问题。
因此,呼吁政府应当把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为消费,把投资主要投向民生工程,实行更加积极的消费政策。这些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两会期间,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就做了不小的调整,比如把廉租住房同户籍改造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从原来的2,800亿元增加到4,000亿。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原来只有400亿,后来加到1,500亿。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投资从1,600亿增加到3,700亿。将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从原来的18,000亿下调到15,000亿,做了不小的调整。
但是总的来看,扩大内需主要扩大投资需求,特别是有些地方还是上了两高一资和以前环评不合格的项目,以及加剧产能过剩的项目。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今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还要进一步恶化,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还会进一步降低。其结果就有可能是经济在短期刺激以后,不久又以最终消费需求跟不上,民间资本跟不上出现回调。因此,虽然大家都希望经济呈现微型的发展,有可能走向U型的走势。
因此,我认为扩大内需、保增长一定要同调结构相结合,特别是同调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相结合,哪怕要走U型的发展轨道。这种轨道也许比W型的走势好,这可能有助于我国经济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目前的经济走势还有一个危险的,就是走向制造。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上原油和大宗资源产品价格的上涨,原油价格如果继续上涨,现在已经到了70美元多一点,如果将来涨到上百美元一桶,对中国经济极其不利,必然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带动劳动力上涨。我们要求尽力防止一方面经济增速下行,比如下行到7%而又出现物价上涨4%的局面出现。总之,要把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同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合起来,才能够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的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前几年,为了追求经济的超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中许多紧迫的问题要及时处理。比如当时煤电油运非常紧张,怎么样缓解它的矛盾,发改委恐怕花费了99%的精力。因此对改革问题不够重视,有的改革比如2006年有关部门已经提出了改革能源价格的意见,但是可能因为怕因此影响企业的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速,就放下来了。因此,给我们的印象是对有些改革抓得不够紧,进展不大。现在看来,为了缓解经济收缩中的矛盾,为了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在促增长中的作用,还是应当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比如理顺价格关系、价格改革,特别是能源和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最近,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相应的包括天然气、电价等等,也应该加快改革。
第二,是要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于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的就业岗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保增长主要是要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是要发展第三产业。因为我们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第三产业,要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机制。
第三,要尽快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要建立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
第四,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转移,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就要使财政尽快的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应该将大部分用于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福利,这对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结构也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最近又提出,对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支持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的,比如物业税,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进入议事日程。
第五,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第六,要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有效改变,包括比较大幅度的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辅助金额。我一直认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就要花一、二百元,农村一年的医疗合作资金才一两百块钱,太低了。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继续推动家电和电子产品、汽车等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用房的稳定性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等等。
第七,要改革规划体制。现在是各个省市的规划在先,国家的规划在后,使得国家的规划对各省市的规划没有发挥指导作用。各地规划加重起来,特别是经济增长的指标常常大大高于国家指标。建议从双模规划开始,应该先定国家的规划,再定各个省市的规划,使得地方规划和国家规划能够相衔接,同时要强化人大对规划执行的监督,不要使规划成为一纸空文。
“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要素性指标,特别是节能减排,18亿亩耕地红线等等要素性指标,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十二五规划”要继续完善要素性指标,使“十二五规划”更好的发挥作用。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有些改革容易受到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非常难迈步。因此,必须要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才能够使改革深入下去。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有比较大的动力。重要的是要抓住有利时机,适时推进必要改革,积极配合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连城:
张研究员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下面,我们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研究员做报告,许局长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最早的学者型官员,他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的比较研究》,有请!
谢谢张院长,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的比较研究》。我想谈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基本情况。第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的比较。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情况。
首先,我们很清楚反映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情况的基本指标,反映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是经济增长率,不变价GDP增长率。反映通货膨胀的基本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一个是GDP缩减指数。CPI反映的是居民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指数。GDP的缩减指数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总增加值的角度,它是反映增加一种隐含的价格变化。从最终产品的角度,它除了反映用于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的最终消费,还有投资产品的价格变化和进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化。所以这两个反映通货膨胀的指标范围是不同的,各有各的用处。CPI就是居民感受最直接的。GDP缩减指数更全面。所以这两个是被通用的。在我国经常用的是CPI,GDP缩减指数没有发布指数,最近发布不变价的GDP,所以这个数据可以算出来。
我们通过这个表可以看一下(PPT展示),一是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开放1979年—2008年,年均经济增长是9.8%,累计经济增长是15.5倍。用CPI反映通货膨胀率,年均增长是5.7,累计增长4.2倍;用GDP缩减指数反映通货膨胀率,年均增长5.5%,累计增长4倍。我们可以看看,无论是用CPI反映的通货膨胀率,还是用GDP缩减指数反映通货膨胀率,两者之间比较接近,5.7%和5.5%,累计是4.2倍和4倍。所以我们常常用CPI来反映,至少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有道理的,两者比较接近。从这个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用年均经济增长率还是用累计的经济增长率,它都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比较突出的特点。
这张表中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表中给了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大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指标。第一列是经济增长,第二列是用CPI表示的年均通货膨胀率,第三列是用GDP缩减指数反映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中国以年均9.8%的增长,年均通货膨胀率在5%多一些,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率。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是年均2.4%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在1%左右,它的经济增长率也是高于通货膨胀。德国的年均增长率是2%,通货膨胀率也是2%左右,基本持平。英国和意大利,它的经济增长率比通货膨胀率低,最突出的是俄罗斯,1978年到2007年之间,俄罗斯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1%,而它的通货膨胀率在20%以上,主要是苏联解体之后,那段时间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同国际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比较,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还处于比较好的状况。
第四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CPI上涨率与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做简要的归纳,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与CPI上涨率的变动趋势相同。CPI上涨率上升时,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也是上升;反之,CPI上涨率回落,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也是回落。第二个特点,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与CPI上涨率的波动幅度有所不同。相对来说,CPI的波动幅度大一些,GDP缩减指数相对小一些。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情况。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的比较。
这张图我们都看到过,特别是上一届的会议上也有这张图。黑色线是经济增长,是从1979年到2008年的经济增长。红色线是CPI上涨率,黄色线是GDP缩减指数上涨率。大家可以看到,CPI的上涨率和GDP缩减指数上涨率的变动趋势性幅度不同,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开放以来,明显的表现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到1990年,第二个周期是从1990年到1999年,第三个周期是从1999年到2009年。这里隐含着一种推测,2009年新的一个摸底。
第一个经济增长周期,1981年到1990年,谷值是5.2%,1984年是处于波峰,峰值是15.2%,1990年处于波谷,谷值为3.8%,从高到低再到高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1990年到1999年,1990年是低谷,3.8%,1992年是波峰,峰值是14.2%,1999年又到了一个新的波谷,谷值7.6%点多。第三个周期从1999年到2009年,1999年是波谷,7.6%,07年峰值13%,2008年回落到9%,估计今年还会到谷底。
第一轮周期经济增长从波谷到波峰只用了三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波谷用了六年时间。第二轮周期从波谷到波峰只用了两年时间。这两个周期长度相同,都是9年,两个周期的经济增长都表现出陡起平落的特点。与前两轮周期不同,第三个经济增长周期从波谷到波峰用了8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谷底,估计仅有两年时间。这轮周期表现出平起陡落的特点。
第一轮周期波动性最大,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从15.2%到3.8%。第二轮周期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10.4个百分点,从3.8%到14.2%。到目前为止,第三轮周期增长稳定性最好,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只相差5.4个百分点,也就是7.6%到13%。
我们从季度来看。90年代的周期,也就是第二轮周期中,从季度上峰值在1992年第四季度,那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是16.5%,但是峰值连续六季度回落,到1994年二季度回落到12%,累计回落4.5个百分点,平均每个季度回落0.75个百分点,这个回落幅度也是比较大的。第二轮周期中,从波峰到波谷经历了28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回落了接近10个百分点,从16.5%一直到6.6%,到1999年已经回落到6.6%。再看这一轮经济增长,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峰值,是13.8%,连续七个季度的回落,回落到6.1%,今年一季度是6.1%,累计回落7.7个百分点,平均每个季度回落1.1个百分点。
这轮周期无论是连续回落时间长度和累计回落幅度都大于上一个周期,这是我们建立季度性结算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回落幅度最大的一次。这个周期从峰值回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因素,也包括我国周期性回落的因素。我们在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以后进入周期。所以经济增长率回落主要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回落速度如此之快,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国际金融危机起到了主要作用。
我们再看通货膨胀周期。从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也表现为三个周期。第一轮周期是1982年到1990年,比经济增长周期的起点迟一点,但是结束点都是一样的。1982年经济增长处于周期的波谷,谷值是2%,到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峰值为18.8,1990年谷值为3.1%。第二轮周期是1990年到1999年,1990年是波谷,3.1%,1994年峰值24.1%,1999年谷值是负1.4%。第三轮周期是1999年到09年,1999年谷值是负1.4%,2008年峰值5.9%,2009年很可能形成新的谷底。
第一轮周期通货膨胀率从波谷到波峰用了6年时间,从波峰回到波谷用了2年时间,通货膨胀率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快速回落的特点。第二轮周期从波谷到波峰用了4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波谷用了5年时间,通货膨胀率呈现出从波谷缓慢上升然后加速上升,从峰值快速下降然后缓慢下降的特点。第三轮周期从波谷到波峰用了9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波谷估计只用1年时间,通货膨胀率呈现出在波动中小幅上升,从波峰快速下降的特点。
三个周期中,第二轮周期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25.5个百分点;第三轮周期次之,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是相差16.8个百分点;到目前为止,第三轮周期的稳定性最好,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只相差7.3百分点。
本轮周期通货膨胀率从峰值回落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减缓,从而导致需求下降,进而导致我国进出口产品价格下跌,也包括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回落因素导致国内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国内产品价格下降。其中,国际金融危机是主要影响因素。
我们把经济增长周期和通货膨胀周期做一个比较。通过对通货膨胀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以下特点,第一、通货膨胀峰值滞后于经济增长峰值。第一周期,经济增长率在1984年达到周期峰值,通货膨胀率在1988年达到峰值,滞后四年。第二轮周期经济增长率在1992年达到峰值,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达到周期,滞后两年。第三轮经济增长率2007年达到峰值,通货膨胀率2008年达到峰值,滞后一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通货膨胀峰值滞后于经济增长峰值。
第二个特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同时回落到周期谷底。第一轮周期经济增长在1990年回到谷底,通货膨胀也在1990年回到谷底。第二轮周期经济增长在1999年回到谷底,通货膨胀也在1999年回到谷底。第三轮周期,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在今年同时达到谷底。这些特点表明,经济增长率上升时,往往带动通货膨胀率上升,经济增长率回落时,往往带动通货膨胀率回落。但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到峰值时,通货膨胀率滞后一定时期到达峰值,经济增长率回落到谷底时,通货膨胀率往往同时回落到谷底。这说明经济增长率回落时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度要大于经济增长率上升时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度。这一特点揭示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比较,我认为第三轮周期是比较好的。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额比较小,年均通货膨胀率比较低,通货膨胀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也比较小。所以从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稳定来看,第三轮周期是比较好的。可见三个周期具有共同特点,年均经济增长率大于年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
就这两点之间的关系相比较,第三论增长周期是比较好的,是难得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的时期。如果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统计,这轮周期我国经济运行会更加平稳。当然,由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积累,也积累了很多矛盾,我主要是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个数据来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于经济增长背后的很多问题,可能很多学者都会进行揭示。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连城:
许局长的发言非常精彩,目前关于写经济增长周期和通货膨胀周期有两篇,其中一篇是许局长今年发表的文章,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谢谢许局长的发言!下面请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研究员发言!
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能够给我一个机会,一方面是向在座的学长学习,还有一方面是把个人研究的不成熟想法在这里与同行们做一个汇报。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谈金融危机可能会给我们的中长期带来什么影响。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中长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大家很担心三、五年内,或者三、五年后,世界经济会不会进入滞胀?当前的国际环境更像1929年—1933年,还是更像1979年以前的两次石油危机的世界经济?如果像大萧条,扩张的货币和扩张的财政是对应的。如果是两次石油危机的滞胀,事实证明,紧货币、松财政的组合是不对应的。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很重要问题就是当今的国际环境和未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宏观政策,我们会怎么选择。
第二个问题,去全球化的问题。在中期或中长期,全球化的趋势会不会出现本地化、区域化。比如美国的华尔街进行的一个投资,对亚洲人来讲就会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亚洲也要建立一个亚洲的华尔街金融中心。美国一个华尔街、伦敦一个华尔街、亚洲一个华尔街,这样的组合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对冲全球的系统性风险。美国现在在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亚洲现在在扩大消费、减少储蓄。这样一个政策组合有没有可能,亚洲会通过增加我们的消费、减少我们的储蓄,促进区内的贸易、区内的投资和区内的货币合作,来减少最终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样对世界经济的失衡和未来的世界经济是不是会更加的稳定?如果这样,会不会出现一个区域化的新浪潮。另一方面,会不会出现一个去虚拟化的中长期趋势。也就是说,在全球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偏离会不会重新转向。这些问题都会对未来的国际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个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对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我个人有几个看法。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正在进入复苏的通道,从比较有代表替性的指标—PMI的指标看,我们会发现中国本轮调整的冰点可能是在去年11月份,中国经济走向止跌、起稳、复苏实际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我个人有一个观点,世界经济的冰点可能在什么时候?世界主要国家的冰点会不会在今年5月份,也就是说,世界经济的冰点会不会比中国要滞后6个月到9个月,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经济本轮到达冰点的时间比中国晚6个月到9个月。
我们经常会看这么一组数据,会发现2008年四季度是美国金融危机全面恶化的时间,但是我们会发现,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恶化之前的三个季度,中国对欧洲、美国、日本的出口增长的份额是下降的。对这个下降的解释,我个人解释为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成本上升导致的。全球性的油田、粮价、资源价和国内人民币汇率、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劳工成本提升,将接近20%所产生的成本上升的压力。
第二个因素,从2007年底到2008年中,宏观调控开始了国内经济的调整。简单的说,就是紧货币、压投资、减顺差。
第三个因素,我们很多地方所进行的产业结构性调整。
这样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中国本轮的调整比美国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外部冲击从时间上讲要早6个月到9个月。因此,我们通过这张图可以发现,当2008年四季度,美国经济全面恶化的时候,中国对欧、美出口产品的份额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趋势。我们会发现,本轮的调整从时间上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冲击,内部的因素所产生的变化从时间讲是早6—9个月。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实际上是不够稳定的。从数据看,我们会发现4月份的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从3月份的8.3降低到4月份的7.3,我们发现进入了复苏的通道,但是进入复苏通道的基础是不够稳定的。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模拟,我们发现4万亿目前的措施在今年所发挥的效益基本抵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恶化对我们所形成的外部冲击。如果结果是这样的,今年的GDP保8%,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城乡消费和地方、社会的投资。
我们现在的研究,包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城乡消费和地方、社会的投资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包括我们的审计署最新的审计报告,地方资金的配套率低于50%。而且我们的调查研究也发现,银行存在息贷,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和对制造业的信贷,而且城乡的消费不排除在下半年可能会出现波动。从这个角度讲,在宏观政策上,我们的一个基本建议就是目前出现的问题主要是需求端的问题。因此,用总量政策不如用结构性政策更加有效,用货币政策不如用财政政策更加有效。
最后一个问题,我谈一下中国经济长期变化有三个因素,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因素,未来的15年,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可能会告一段落,我们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预计在未来的15年基本上会转移完毕。那么,低成本的优势如果在未来15年告一段落,新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宏观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认为,它将可能对我们的加工贸易的贸易方式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加工贸易的贸易方式是过去30年,国际资本和中国的农民工结合的一种重要贸易方式。我们会发现,加工贸易的顺差在去年基本等于贸易的总顺差。
如果中国的农民工基本转移完毕,如果低成本的劳动力基本告一结束,那么加工贸易的贸易方式和这一部分的国际资本会不会留在中国,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地方,有着更加年轻的劳动力,有着远远便宜我们的劳动力资源的地方。如果发生了转移,就意味着今后的贸易顺差还会不会有这么大。甚至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未来的15年,我们还能不能够保持贸易顺差?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我们长期的因素就是未来的15年可能会面临巨大的调整,就是前面学长谈到的,就是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移,这个调整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三个比较极端的观点:
第一个极端观点,我们现在的工业企业基本上不具备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研究所研究发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93%的企业很少有研发创新的投入。我们的研发产出,就是发明专利,高度的集中在少数的技术型企业和央企,其中华为这一家公司就占了比较高的比重。
第二个极端观点,目前的自主创新环境很难支撑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
第三个极端观点,目前,前30年的招商引资在直接的技术外溢方面的效果并不很显著,但间接的效果是很显著的。这和我们目前的要素比重的结构和优势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个长期变化的因素,是今后15年面临着从外向型经济战略向国际化经济战略的转型和调整。外向型基本是一个比较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鼓励为主的一种贸易激励机制方向,这在未来的15年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也就是说,未来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我们有15年的过渡期,这15年能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三个转变,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方向提出了几个挑战。第一个,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80%的外商投资企业会不会发生重大的跨境转移?第二个,当国际资本发生了转移,而港澳台的资本如果不能够成功的实现转型升级,本地的企业又很难进入,那么加工贸易的生产体系未来的前途是什么?第三个,我们以保税加工所建立起来的加工贸易的生产体系如果转成内销体系,就是用巨额的财政资源建立起来的体系是否有利于下一步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最后,我们下一步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向,核心的问题是提高本地的增值,提高本地的配套,以及提高本地企业作为主体的新方向的转型。在这个方面,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连城: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构成了国家发改委的政策导向,所以张燕生所长的讲话给我们的今后研究有很大的启示。
下面进入茶歇。
主持人 刘霞辉:
论坛第二节现在开始,我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刘霞辉。下面有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艾文耕先生做主题发言,他的题目是《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大家欢迎!
谢谢,非常感谢能够邀请我出席今天的论坛,我非常高兴能够出席今天的论坛,成为今天上午第二阶段的第一位演讲者。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目前世界经济的状况,再谈一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我只谈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对于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个背景大家非常了解,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开始下滑,蔓延全球。关于全球经济的总体状况,似乎全球的经济目前的走势还比较弱,2009年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在最近几个月,有一些指数,尤其是在美国、日本的一些指数比2009年第一季度已经有所好转,但这些都是初期的迹象,所以总体的状况并不是很乐观。
关于中国的状况,大家都知道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好象影响并不是很大。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了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中期开始大幅下挫,一直延续到2009年第一季度。在4、5月份的时候,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数甚至已经不是正的,像工业产值没有之前那么强劲,我想之前的演讲者也谈到了经济复苏还没有到成熟的时期。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比其他的国家要好,中国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之所以没有受到其他国家那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中央政府作出了及时的政策回应,他们的政策回应非常重要,因为来得非常及时。政策非常正确,非常积极,规模非常大,我认为这个政策落实得比较好,所以相信中国的经济状况比2008年上半年好,同样比世界其他地方好得多。但是现在完全谈复苏不是很合适宜,在任何情况下,我想中国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2009年和2010年以及短期时间,主要的挑战是随着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开始复苏,那种复苏的状况肯定也是各国有各国的状况。尤其在消费层面,在发达国家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所以对于中国的出口需求也会下降。即使世界复苏之后,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就是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小。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实现平稳较快的发展,因为现在的出口状况比原来差很多。
同样,我们还要扩大内需。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促进内需,是否能够有一个创新的方式,较快的实现这个目标,来提高消费。尤其是私人消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个挑战非常的明显,中央政府也一直认真应对这一挑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内的需求如何能够快速的提升。从长期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人口还是较大,在未来的10年中还会继续增长,这对于像养老金、公共财政和GDP增长都会有一些影响。
第二,随着经济实现重新平衡,从其他的角度来看,可能对于出口和国内的市场有一些影响,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同样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资源问题,中国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资源,以及未来资源价格该如何把握,可能也会成为未来增长的一个因素。我想这也是三个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些都是长期的挑战。今天论坛的主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论坛,所以我今天对于长期的效果不会谈太多,还是主要谈短期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2009年的GDP增长,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负增长。现在的问题是始于美国两年前的次贷危机,逐步蔓延到全球,这也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于70岁以下的人来说,这也是我们一生中所见到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衰退。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现在我们预测整个GDP的增长在2009年是负1.3%,2010年能够实现复苏,但是非常弱。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有所萎缩,这可能也是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世界的经济在萎缩。
首先,罪魁祸首就是发达国家。美国的GDP可能会下滑3%,欧元区大约会下滑4%,日本大概会下滑6%。这个预测是在4月份做出来的,因为在4、5月份有一些指数刚刚出炉,可能对于美国和日本有一些较好的因素。对于发达国家经济确实在不断放缓,在萎缩,所以他们对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需求也在下滑。目前,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资产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就是始于发达国家。现在没有一个所谓的脱钩现象的发生,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包括一些新兴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日本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在2009年的经济会出现放缓。
金融危机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现在中国虽然经济有所放缓,但它仍然是世界增长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力量,所以从过去到今年中它一直如此,今年它可能会出现更加重大的作用。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人们可能把现在的状况和大萧条时期对比,在某情况下有相似之处。
这是我们一生中面临的最严重的衰退,是一个全球同步衰退的状况。但是这个和大萧条时并不是完全一样,有两点不完全一样。第一,在债务方面,第二在政策方面。在大萧条时期,主要国家的GDP萎缩超过30%,有的可能是20%,所以那个时候全球近乎崩溃。虽然这次经济有所下滑,但是下滑的速度远没有这么高,原因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政策回应,这些政策在此次下滑时期非常的积极。总体来说,这些政策也非常的正确。
大萧条时期没有国际合作,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对其他国家提高关税,调整其货币,货币贬值,这就使得全球的贸易近乎崩溃。那个时候生产在下滑,就业率在不断下降,所以这是那一次大萧条的主要原因。现在虽然有一些贸易壁垒,但是和大萧条时不一样,所有国家的合作程度比以前高得多,他们可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他组织合作。这次我们在政策上作出的回应比大萧条时好得多。
当然,中国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我也期待中国在未来起到更好的作用。中国的政策不仅对中国非常重要,对其他地方同样重要。在2008年中期,带动全球的经济下滑,这可能会影响到工业生产、就业、收入。同时我认为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房地产行业,还有一个就是产能过剩问题,在2008年显得尤为突出。在2008年,大家知道消费者的销售开始大幅下降,房地产有所下降,所以对于土地和房地产的投入会有所减少。同时,在很多其他领域,过去几年可能投入也非常多,像汽车,这些可能会造成一些产能过剩。在这个时期,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可能没有这么多,这就造成了产能过剩,也导致了经济有所下滑。
关于工业生产,占到中国GDP的一半。随着工业生产在2008年早期同比增长20%,但是在2009年降低到15%,所以中国GDP同2007年比有所下降,在2009是6%。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最初的复苏迹象,可能在4、5月份有一些行业已经复苏,但是并不是很成熟。如果这些行业能够延续复苏的迹象,对中国还是一个好事。对于需求方面,这也是在显示出微弱的复苏迹象,比如在零售领域,最近几个月有所提升。
固定投资主要来自于2008年11月份政府的刺激机制带来的,在去年9月份可能只占到20%,但是在中国的4万亿宣布以后,这方面大幅上升,甚至到50%左右。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趋势是非常重要的,具体的数据并不是很重要。从2008年第四季度,在很多数据方面有所上升。对于零售也是如此,你会看到这样一个趋势,但是在实际的销售额2009年涨到17%,比2008年有所上升,贸易盈余也有所上升。中国很多都是加工贸易,由于外国的需求减少,所以中国的出口也有所减少,但是2009年的状况可能会好一些。
除去总量的下滑,还有一个货币影响,很多都是以美元结算。从这个考虑进入的话,在2009年前几个月净出口有所下滑,总体的贸易2009年第一季度比2008年好一些,原因:第一是政府的积极政策回应,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实际上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很多其他措施,比如说较为宽松货币政策,这是从2008年8月份开始实施的,甚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到中国之前就开始实施了。在2009年前5个月的投资甚至达到了5.8万亿,这在2008年只有4.9万亿。所以信贷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确实产生了影响。虽然它可能有一些危险和风险,但是我认为不至于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虽然它可能会在长期产生不良资产或者是产能过剩,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政策非常好。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国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改革,比如说教育、医疗、社保、住房、金融体系,所有这些都做得不错。我想重点提一下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不一样,它出拳非常快,那个时候很多国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但是中国的政策非常及时,出拳很重、很快。所以这种措施在中国很正确,没有犯其他国家的错误。
这个措施非常及时,规模很大,主要在基础设施,这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比较重要。另外一个投资领域就是人民的福祉,提高人民的养老金等等。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在中短期内会遇到一些挑战,就是如何提高私人消费。因为在之前,尽管出口在未来有可能回升,但是不可能回升到危机之前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看看如何能够促进私人消费,财政政策会做出什么回应,在税收方面有什么会促进私人消费,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还可以采取其他的政策,来促进消费,来减少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消费过低,工业产能有一些过剩,所以从中长期角度来说,这两者需要协调。如果过多的产能不被使用,就相当于浪费掉了,还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资产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如何采取其他的措施来提高私人消费,同时,财政政策和其他的政策如果再加上减少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话,可能效果更好,这样人们会更舒适的消费,不会有后顾之忧。
关于改革,我认为是必要的,要解决不平衡和消费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两种改革:第一,改革是要减少普通人民生活的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在老龄化或养老金,或者是医疗等方面进行改革,因为人们现在对医疗交了很多钱。同时,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教育。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也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国有很大的养老金规模,但是从长期角度来说,这些改革对中国是长期的挑战,所以总体的目标是减少人们对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
同时,中国的储蓄也是一个问题。在中国,除去家庭储蓄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储蓄。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主要是像一些家庭作坊和家庭型的企业,他们并不是很好的获得一些金融服务,因为银行更愿意借给一些大企业,而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并不够成熟。总的资本市场能够融到的资金很少,所以他们唯一能够找到自己的资金就是通过储蓄。我想在很多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被中国所借鉴,比如银行应该更多的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如果这一点能够改善的话,中小企业就能够得到融资,不管是通过资本市场或者是债券等等,这样大型企业就可以直接去资本市场融资,就能够给银行更多的空间贷给中小企业。
我觉得大家理解起来非常的容易,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正在采取更多的措施,比如我们可以支持中小企业,让银行更多的支持中小型企业,并且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贷款,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因此,这些措施是我们正在采取的措施。同时,对于居民来讲,我们要增强居民的消费。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一定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还是没有影响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影响到中国的金融体系。但是对于其他亚洲国家造成了很多影响,中国政府对这个现象应对非常及时,也是非常正确的。中国现在有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那么严重。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回暖不是那么的好,因此我们在中短期的时候还面临很多挑战,而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就是怎么样能够重新促进经济发展,在同时我们要推动国内的消费,而不是完全要依靠于出口。因此,我们的财政政策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养老金的政策,在教育、医疗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以及建立起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
我们也许在2009年或2010年的时候能够消除金融危机,但是还有其它风险和危机,也许这些挑战比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挑战更加严重,但是这只是在其它的研讨会上要讨论的问题。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
主持人 刘霞辉:
谢谢艾文耕先生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重新平衡经济,实现持续增长》。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出席今天的研讨会,同时也能够和其他的各位嘉宾、学者在一起。今天我想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重新平衡经济,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去年,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发现几乎在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箫条,比如在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在长期的经济繁荣时期,他们的经济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这些主要的发达国家的GDP都遭受了重挫,包括在日本也是这样,它的经济开始有一个急剧的下滑。
但是在中国,中国对于这三个主要大市场的出口开始骤减。在这之前,它对三个大的市场的出口大约占10%,这种出口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当这三个主要市场发生了金融危机时,它对这三个主要大市场的出口骤减了大约25%。这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国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出口和中国的进出口状况。红色线是中国的出口,中国的出口一直在不断上升,从2001年开始的经济繁荣期,一直在不断上升,在过去的10年之内也是不断上升。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月出口额度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之后,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也是大幅度下挫,在短短几个月就下降了1/3。因此,这种情况导致了上千万的人们失去了工作,特别是在广东以及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也遭受重大影响。
我们来看进口状况,也就是蓝色线代表的状况。它也是在全球经济的下滑期间有了大幅度下降,中国的进口主要都是由加工业所产生的。中国的情况不仅仅是由外部的影响所产生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2007年的时候达到30%,但这之后就有了一个下降。下降是在2008年前半年,主要是由于中国房地产内部的市场情况造成的。
从我的角度来看,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过热了,因此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有一个下降,然后在2008年下半年时出现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外部影响。这个下降大约是在2009年中的时候下降了14%,一直到2009年第一季度从13%下降到6.1%,这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占GDP的增长比重。实际上,6.1%的数字和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还是比较高的情况。刚才国际货币基金的演讲人讲到,在日本以及在美国,在2009年同期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是因为我们采取了经济的刺激措施,这个经济刺激措施能够使中国的经济保持在健康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它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有很多的经济刺激政策都是针对于基础设施行业的。比如在建筑行业、钢铁、水泥等行业。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受到影响的时候,这些行业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经济刺激的措施直接帮助了这些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业。但是,这种经济刺激措施不能够缓解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的冲击,因此有上千万的人们失去了工作,有很多的企业、工厂都关闭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措施实际是不能帮助所有的人来渡过这段困难时期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们要花更多的投入,投入到社会支出和加强安全网的建设。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工人,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在2009年以及2010年的这段日子会过得比较艰难。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中国的财政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中国的强大财政实力可以保证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有些人可能会想,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会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是有这样的实力可以提供资金来支持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状况。因为中国的贸易盈余还是比较大的,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已经积累了比较大的经济盈余。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红色的线就是财政盈余,在后期是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和其它几年相比是负的。但是因为中国有比较大的财政盈余,同时它在这段时期还可以有一定的财政支出。虽然2009年前几个月收入低于预期,但是政府在今年头一个季度的支出还是增长了35%。通过这种状况,我觉得中国可以有实力支持经济刺激状况,有更多的政府支出。因为中国的收入开始下降,所以中国的财政状况不是那么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支持中国的经济刺激状况。
我们来看经济刺激措施对于工业的影响,这是工业的经济增加值。红色线是工业增加值,在2008年时达到了顶峰,在2009年开始下降。这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因此从这开始,中国在工业增长附加值方面有所下降。蓝色线是工业消费,工业消费也是在下降的。但是从2009年开始,这种状况又有了一个转变。从2009年3月开始,这也就是经济刺激的措施开始有了一定影响。但是,中国经济还是有疲软的状况。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政府的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复苏的状况。这是政府的投资,还有一些金融市场的投资,以及私有部门的投资,这是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我们看红色线是政府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开始有所下滑,因为当时经济过热。现在,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了下滑,中国政府就会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机会,在这时开始进一步对固定资产进行它们所需要的投资。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处理污水的计划,比如对于地铁、修建交通轨道的计划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
在另一方面,有更多的私人投资。当然,私人投资是比较慢的,可能这些私有部门非常关心,他们的私有投资在当今的金融危机状况下是不是会得到一定的回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私有部门的投资还是有大幅度下降。在经济繁荣时期,对于私有部门的投资非常多,非常快,但是从2009年初,尤其是2009年前半年,私有投资开始有所下滑。比如对重工业,一年之前达到50%,后来开始有一定的下滑,企业可能会关心是不是产能有些过剩,因此他们的利润就会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就不会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他们也不会对他们的公司进行一定的扩张,因为他们的产能已经具有了。这是过去十年的一种情况,因此在某些企业、某些工业产能是过剩的,在未来,在这些过剩的工业当中就不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复苏。在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复苏。我想中国应该考虑一个新的增长模式,就是现在的出口不能够像以前扮演的重要作用,比如日本、美国、欧盟区的市场就不一样了。我们看红色线,这是整个的工业情况,实际上他们有了赤字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些国家想吸引更多的投资。从2007年开始,这个达到了顶点,美国的贸易赤字现在越来越多。GDP7%、5%的状况实际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市场现在正在向其它国家大量举债。这种情况使我们有了经济危机,所以美国要采取具体措施以应对这种情况。
现在美国需要有更多的储蓄,必须要进行更多的出口,美国的市场就像中国市场一样,美国的市场应该出口更多的市场,而且要进行更多的储蓄,这样才能够保证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它的出口模式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他们不能够像以前一样,把他们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这对于很多的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
我了解的中国更多是依靠国内消费。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状况,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比较好的,尽管中国的经济有一定下滑,有的消费是由于国民的核算或零售等等,但是中国的消费率还是在上升的。尽管中国经济有一定下缓,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是比较健康的,而且中国的消费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在未来会是继续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
现在中国政府也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投资,中国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振兴居民消费。比如我们在公共教育、卫生、安全保障方面做更多的投入,政府要让人们坚信他们非常安全,他们可以把现在的储蓄用来进行消费和采购。同时,还有城乡人口流动,通过城乡人口流动,我们可以促进消费,并且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通过调查发现,城镇人口的生产率比农村人口的生产率高三倍,同时他们的消费水平也比农村的消费水平高三倍。因此,当农民要流动到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水平就比以前在农村的时候高三倍。当然,他们在城市的收入也会比较高,他们也有更多的技能,他们可能会把家庭带到这个城市,同时他们也可以在城市接受教育。因此,这是中国的增长源、增长点,它可以提高整个的利润率,同时也能够提高中国整个的消费水平,因为他们想去城市,想买房子,想买真正的公寓。因为中国人口比较多,所以在这方面,他们的消费支出也会比较多。
另外,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就是要提高居民储蓄的收益率,这要在金融部门进行一定改革。在经济繁荣时期,中国的利息率经常是负的,实际上它的利率经常高于CPI、通货膨胀数。我们要把这个利率变成负的。在其它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很多人把他的钱投入到更多的消费中,比如买汽车等等。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提高居民的储蓄收益率,这一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衡。因此金融部门要有一定的改革,在未来要完全开放中国的金融部门,也许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步骤,可以让我们的居民储蓄收益率更高。
同时,我们要减少一些壁垒。比如大银行应该重新分配他们的市场份额,小银行能够有竞争力,这样中小银行能够进一步扩张,开一些新的分行,甚至建立一些其它的银行。金融改革可以给普通家庭更好的收入,并且能够为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另外,重要的改革区域就是物流和零售。在很多方面,中国和美国非常相似,比如国家的土地面积。中国的物流支出占GDP的20%,也就是说,把货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且把它存储出来,这部分占中国的20%,而美国只占10%,这就使得美国的物流领域更具竞争力,他们提供的服务更加高效。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国家物流公司,在交通和物流方面,中国的行业还是比较分散的。所以如果中国要更多的依赖国内市场,就必须要有好的物流公司。一周前我在广东,我也和很多的私人公司谈过,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在国际上销售,他们的物流做起来更容易,比在国内的物流做起来要容易多了,这对于他们也是非常头疼的问题。相反的来说,他们在国外的订单非常少,在国内的订单非常多,但是在国内的物流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最近还有一些趋势,就是购买本地货,很多政府都出台规定及一些刺激项目,必须用当地公司的比如钢铁、汽车,这些相当于本地保护主义,这也不利于中国发展更具竞争力的市场。
最后,我想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非常好,但是现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另一方面,日本和美国的进口会进一步下滑,所以中国一定要改变其发展模式,从而改变全世界的变化。如果你更加专注于国内消费,可能会有更加成熟的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良性周期”,在每个国家消费都是指服务业,在我们谈到中国如果能够更多依赖于消费的话,也就意味着中国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更多的来说是以劳动力密集型,并不需要很多的知识,所以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服务业,也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给更多的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如果这样,人们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也能够加大人们对于服务的需求。
这样的周期如果能够把它开始起来,在服务领域就能够发展,消费也有所提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当然,出口对于中国仍将重要,但是我想在未来可能出口不会像过去那样重要,因为过去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在未来,我认为出口领域增长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快,所以仅靠出口不会维持中国8%或9%的增长速度。在未来,如果中国不采取新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实现8%—9%的增长速度的。
中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好,但是现在的增长很多都是基于政府的支出。在下滑时期,不可能所有的增长都依靠于政府支出,比如将赤字维持在5%,尤其在这样一个下滑时期,这是个非常明智的决策,但是赤字不能增长过快。比如今年过后,中国就需要寻找其它的增长源泉,我认为出口不会是下一个答案。但是中国的消费很有可能成为使得中国实现快速增长的新的源泉。
主持人 刘霞辉:
谢谢杜大伟先生的精彩演讲。下面是本届论坛的两个主题发言,第一个主题发言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中国的经济复苏》。
我主要从经济周期的制度特征和形成机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复苏的条件和政策选择。我把经济周期的形成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经济周期形成的直接原因,这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失衡。总需求的冲击和总供给的冲击都会导致经济危机。形成经济周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周期的根源,根源于经济制度本身的某些特征。经济周期的根源应当根源于制度本身,我所说的制度是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在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下都存在一种自然本能,这种自然本能要么把经济自动推向过热,要么把经济自动推向过冷。什么叫自然本能?按中国的话说,自然本能类似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一种自然本能,计划经济当中存在一种力量和机制会自动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经济推向扩张。这种自然本能形成的制度特征就是传统的公有制,机制就是企业的预算约束。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企业的扩张和消费会形成两种驱动,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把经济推向到过热的状态。
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一种力量和机制,这种力量和机制既能够把经济推向扩张阶段,也能够推向收缩阶段,但常态是自动把经济推向到收缩,一直到谷底。形成这种力量和机制的根源就是财产和私有制条件下的硬条件约束,还有公有制条件下产权制度安排所形成的企业的硬预算约束。在硬预算约束条件下,企业需求利润由于一种自然本能,只要企业追求这种本能时不受到政府或其它部门的特殊约束,或者没有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机制,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就一定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自动把经济推向箫条。
资料证明,在本轮经济周期当中,把经济自动推向收缩阶段的机制已经形成。比如在本轮的扩张阶段之前,雇员收入占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是59%,而到2007年10月,雇员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只占47%,所以每隔几年,由于企业追求利润,就一定要把利润限制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这样就一定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经济当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机制,它就一定会使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出现不同的特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一种自动把经济推向过热的力量和机制,扩张期一般很短,最多两三年。但是它的收缩期在政府控制经济过热要费很大的力气,在这种情况下需要5到6年的时间,或者5到7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收缩期。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另外一种机制,所以扩张期一般比较长,通常要长达6到8年之久,而收缩期通常只有1—2年的时间,甚至更短。比如美国的收缩期平均是11个月,最长17个月,最短7个月。
中国经济的经济运行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从1956年到2009年的中国经济运行可以看到,每次从谷底到波峰只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而从波峰到谷底在计划经济年代都需要5到6年的时间。即使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特别是市场化的成份比较低的计划经济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看1981年到1984年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扩张期,而压缩这个收缩期却长达6年之久。从1992年到1999年到谷底,用了6、7年的时间才完成收缩。但是1992年以后,中国实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经济成分越来越大,所以当中国经济基本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以后,扩张期已经延长至8年之久。
依此类推,如果经济周期的过长规律不变,那么收缩期一定会很短,一到两年就可以完成。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目前处在下降的阶段当中。我们看这张图,从1992年—2007年,从上一个波峰到下一个波峰,周期长达15年之久。15年是不是破坏了中国经济波长9.5年的规律性?我认为没有,这刚好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换的一种必然结果。因为计划经济的收缩期长,而市场经济的扩张期长,所以在这里形成了15年的V字型的大缺口。
根据我们对经济周期规律的认识,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张期长、收缩期短,我们可以预期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一定会长达7、8年之久,而下一个周期的收缩期也会只有1—2年之间。这就是平起陡落,这很可能是今后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最大特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理论部分在人民日报6月16日第七版理论版也发表了这篇的文章。
第二个问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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