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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养老保险一次性买断新政策，2013年农村养老保险一次性买断缴
养老保险买断最新政策，2013一次性买断养老保险新政策，2013年农村养老保险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标准，一次买断养老保险要多少钱？妈妈年满60如何买一次性购买养
&&& 养老保险买断最新政策，2013一次性买断养老保险新政策，2013年农村养老保险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标准，一次买断养老保险要多少钱？
妈妈年满60如何买一次性购买养老保险1、对今年已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人员，在日前既可以连续缴费满15年后按月领取养老金；也可以在日前一次性补足15年的养老保险费后按月领取养老金。 　　2、今年参保缴费至60周岁时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人员，既可以连续缴费满15年后按月领取养老金；也可以在日前一次性补足至60周岁不满15年部分的养老保险费，然后继续缴费至60周岁时按月领取养老金。 　　3、一次性补足缴费年限的养老保险费按照办理补缴时的缴费标准进行补缴，并按规定享受财政补贴。 &&& 2008年一次性缴纳15年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费为32949元（1％），其中个人承担19769.40元（1％），财政补助为13179.60元（1％）。
我妈妈1957年2月出生，从2004年至2010年每年缴纳720元，现在因为快到领取年龄，所以想一次性买断后面的8年，请问要补缴多少钱，如何操作！现在可以一次性买断社保，那样就可以马上享受养老保险，请问是有这样的政策吗？ 父母60岁，以前都没社保，年在美雅工作（9年工龄），现在听说可以一次过把在美雅的工龄的社保的钱缴纳了（算是补买了社保），然后再补交6年的社保（15年-9年），就可以开始享受社保的福利，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补交的6年费用要几多？有知情人说说吗？
不得对企业离、退休人员买断工龄采取一次性结算养老金1、凡执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号）的地区，对于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和工龄条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月支付退休（退职）金，不得采取一次性结算退休（退职）金的办法。
2、凡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进行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地区，对于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达到规定年限（如10年或15年）的人员，必须按规定按月支付其养老金，不得采取一次性结算退休（退职）金的办法。
3、由于企业破产、濒临破产、租赁、承包、辞退、终止劳动合同，安置富余人员及经济性裁员等原因，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企业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次性支付给职工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费。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重新就业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凡参加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人员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支付其养老金。
4、凡采取一次性结算离退休金的办法，必须立即纠正。
我爸爸是惠城区水口镇人，农业户口，没有正式工作单位，今年刚满60周岁。我们想为他办理一次性买断的社保，请问这样可以吗？我爸爸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要买养老保险呢？如果是可以的话一次性要多少钱？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养老保险的福利？ 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解答我的疑难，因为父母的晚年健康快乐生活是子女最大的希望。现就您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目前惠州市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在我市其他的县区试点，惠城区还无具体的政策可为农村户籍人员办理养老保险。我家是湖南祁阳的，我母亲今年55岁了，我想给我母亲买养老保险，请问以下：国家最新的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什么？？像我母亲这种情况在当地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险中心可以买不？？需要一次性交多少？？？？ 什么时候可以领取养老金？？每个月有多少呢？？
咨询内容：您好！我现想给我妈妈买一份养老保险，在当地了解了一下，一次性交费42000元，满55岁之后就可以开始领取了。每月400多，如果遇上国家政策上调，工资也可以同时上调。有这样的保险吗？而且说就只有今年一年是对外开放的，以前都是只给有单位的办理的？
咨询网友：印象 (济南)
专家解答：
苏州 中宏人寿 周巍
您可以买一份分红型的，公司当年盈利的70%是分给客户的，况且也抵御通货膨胀，但我觉得趸交不怎么合算，因为您的父母年龄比较大了，可以把父母的养老买在你身上，这样不就是很便宜了吗？费率也很低，又能体现您的孝心。
济南 太平人寿 郑永秀
假设可以一次性交清，然后到退休年龄可以领取养老金，也请咨询清楚了再做慎重选择。你需要弄清楚的有以下3个问题：
1.如果在领取之前出现身故，能不能返本？
2.自己测算，如果开始领取了，需要领多少年才能保本？
3.领取之后出现了身故的情况，能给多少钱？
综合考虑这些问题之后再做选择。可能商业养老是种更好的渠道。&济南 平安人寿 陈丽霞
如果你说是是社保的话，我看你还是打济南市劳动保障部门的电话咨询一下的好，另外上面的同仁说的很好，我也是这样建议你考虑清楚了，我也买过社保，以个人的名义是没有回本一说的。商业养老比社保更好，不会浪费你的钱。
我母亲今年57岁了，我想跟她缴纳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可以一次性缴纳吗？她是农村居民，以前从未缴纳任何保险！麻烦咨询下可以一次性缴纳吗？如果不可以还有别的办法吗？如果您母亲是农村户口，她可以直接缴纳农村养老保险。具体事宜可以去村委会咨询。如果您母亲以前在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上过班，并且有一年以上的原始劳动合同，还有1995年以后的在岗工作证明，也可以缴纳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如果符合条件，可以一次性全部缴纳。如果缴纳农村养老保险，可详询社保局农保办。电话3756191.如果缴纳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 我女友的父亲快满60岁了,他们长期在外打工,在三台县城买了自建房子,但房产证还没有拿到,父亲的户口暂时不能迁入县里,但是想给父亲买养老保险,(父亲是农民工以前没有买过社保的)因离家太远,对家乡的规定不太了解.回家办理有的人说要交纳1万多,有的说要交纳2万多,有的说要交纳3万多.还有的人说过了60岁就不能办理了.我们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确实信息,所以在这里想得到政府的确实回答,以便看我们有无能力办理,免得给政府添麻烦.&&&&& 1,请问有什么规定限制?&&&&& 2,请问需要什么手续?&&&&& 3,请问需要一次性交纳多少钱???&&&&& 4,父亲是退伍老兵请问有无优惠政策?
&白洁先生：感谢你对家乡社保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就你咨询的问题回复如下：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称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它的参保对象为法定退休年龄内的企业职工和法定退休年龄内的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全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城镇非农户口；２、法定退休年龄内。从您反映的情况看，您父亲的户口为农业户口，不符合参保条件。退伍老兵在参加社保的条件上也没有特殊政策。请您理解。
听说其他地方有60岁以后农村老人一次性购买养老保险，然后就开始每月领基本生活费，雅安汉源有这样的农村养老保险吗？ 询问农村老年人一次性买断养老保险等相关问题市人力社保局领导：您好！我是綦江东溪镇的一个小山村农民的儿子，现在在重庆城市打工，考虑老人年老，由于自己还尚未稳定，就想到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我想咨询这个问题：快满60岁的农村老人养老金可否一次性买断，如果可以，如何办理？需要多少钱，多少岁之后可以领取养老金，养老金每月金额是多少钱？ 另外，如果不一次性买断，以现在的政策，农村老人的养老现在是怎么解决的？恳求详解！谢谢！ 您的来信收悉。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渝府发〔2009〕85号）规定，可在户口所在地的社保所申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有100元、200元、400元、600元、900元五个档次，由本人自愿选择，按年缴费。完清养老保险费后，按规定建立个人账户。到达法定退休年龄60岁的当月，在社保所办理领取养老待遇的相关手续，并于60周岁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目前基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80元。 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重庆市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渝人社发〔号）规定，日以后，本市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人员中，整户农转城并退出宅基地的，可从领取补偿费之月起，参加退地农转城养老保险。其领取补偿费之月，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以上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标准为：年满75周岁以上的每人按15000元的标准一次性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不满75周岁的，在15000元的基础上，再按其不足75周岁的年限，每相差1年（不足1年的，按1年计算）增加1300元的标准，一次性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参加退地农转城养老保险的人员，持公安机关出具的《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确认书》、退出宅基地领取补偿费相关手续和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向户籍所在地街镇社会保障服务所申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填写《重庆市转户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申报表》和《重庆市转户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委托协议》。按以上标准完清一次性基本养老保险费后，按当时已领取养老待遇的原征地农转非老龄人员最低待遇标准按月领取养老待遇（现在是500元/月），同时，按规定享受高龄增发养老金待遇和之后的养老待遇调整政策。 比如我现在55岁，按理是每年交款，交五年到60岁，然后再一次性补上10年的钱。就可以开始拿钱了
但如果我这五年不交钱，等到60岁再一次性交15年的钱，这样可不可以？
&&& 因为本人对这个政策还有疑问。感觉是XX缺钱用，又来掏我们劳苦大众口袋了，说不定把大家的养老钱都用来去孝敬美国佬帮他们解决金融危机。
我们是仁和镇东塘三白潭村的，前段时间跟村里干部联系咨询有关我父母的养老保险有没有什么政策或优惠的，村里一直吱吱语语，拖到现在都每个回复的结果，无奈之下只要耽误你们的宝贵时间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了。现在我父母都是50多点了，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厂里没给交，后来出来了，一直到现在都没买过，只有村里的医疗保险，对于这个的情况，如果想买养老保险，该是什么样的政策，有没有补交或一次性交足的，有没有领养老金稍微高点的，不是两百这样的有吗，买保险是不是跟重大疾病保险合在一起买，以后拿的钱就多啊？
&&&& 我及家人都是新都镇庆元村1社社员,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农村居民购买养老保险一事:我父母今年都是59岁,想购买一档交费在2.5万元左右/人的养老保险,如果是现在购买一次性交够15年的,明年可不可以不交了,等到年满60周岁就直接领钱呢?若不行的话,那就交16年大概又可以领多少钱/月?还有我父亲是有肢体残疾的,残疾证上评定为四级,不知道在购买养老保险时有没有政策上的优惠?&&& 还有就是我要办理养老保险应该在那里办,需要准备些什么?请给我说详细点.&&& 另外再问一件事:我在当地一家企业打工,企业给我购买的是社保,听说耕保基金是用来给我们以后购买农村养老保险的，那像我这种情况，以后退休能两种保险都享受吗？如果不能的话，可不可以将我的耕保基金转入我父亲这次购买养老保险用？您通过区长信箱咨询耕保金是否可购买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信件已收悉，现回复如下：&&& 经查，耕保金可以购买农村养老保险，同一户主下家庭成员的耕保金可以为其他家庭成员购买养老保险。&&& 关于其他问题，请咨询区社保局。我们是农村的,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想给老人买保险,可妈妈已经56周岁了,还能不能一次性补交前面的, 社会养老保险通常是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人员不属参保范围。更何况已是56岁的人员，超出了法定退休年龄。
农村人员应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一保险的政策目前尚在调整之中，相信会考虑你母亲这种情况的。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后有关养老保险问题的实施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 关于企业职工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后有关养老保险问题的实施意见
&&& 近几年来，我省一些企业在改制和兼并破产过程中，按照有关规定，对部分职工采取“买断工龄”或一次性安置的办法，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后，解除了劳动关系。为使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职工能够接续社会保险关系，保障其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实施意见如下：
&&& 一、职工原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后，要继续参加养老保险。原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的职工被其他单位招用后，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现行规定缴费。原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职工未再就业的，由职工本人按照城镇个体工商户的缴费办法缴纳养老保险费，即以当期上年度所在市、地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按照18％的比例缴费。以后，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为由终止职工养老保险关系。
&&& 二、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前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的，由企业补缴；个人欠费的，由个人补缴。若企业已经解体，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职工个人自愿的，由被“买断工龄”职工以本人当期缴费工资为基数，在补缴个人欠费（含利息）的同时，补缴单位的欠费（含利息）。
&&& 三、原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职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前连续缴费的，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按照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之和计发基本养老金。职工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后未再缴费的，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之和满15年的，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统一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陕政发〔1998〕28号）规定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不执行原办法），其中职工平均工资以最早中断缴费的上年度本市、地职工平均工资为准。
&&& 四、原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职工有档案管理或托管单位的，接续养老保险工作或为其办理退休手续，由档案管理或托管单位按规定程序申报办理；无档案管理或托管单位的，由当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程序申报办理。
&&& 五、原被“买断工龄”或被一次性安置职工目前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按照本文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后，从2001年1月起，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并享受以后年度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不享受以前年度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
&&& 六、接续原被“买断工龄”职工或被一次性安置职工的养老保险关系，牵扯面广，政策性强。各市、地劳动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严格把关，提高工作透明度，确保这项工作的平稳推进。 我想咨询下关于修建路征用 《兴隆镇鸹林村》的土地，失地农民的社保办理情况需要一次性缴纳多少钱买养老保险.村上说年满55岁的妇女可以买此保险.我妈妈现在年满了55岁，是不是今年买了保险明年就可以每个月领取1000元的生活费了呢？按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国土局《德阳市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德办法【2010】73号）文规定：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在办理参加养老保险时首先由乡镇政府报国土局审批、认定其为被征地农转非人员身份。国土局审批后，应根据征地的时间和征地时参保人的年龄来确定缴费金额，并享受政府补贴，征地时间是征地批文确定。如果你不能确定当地征地时间和征地时的年龄，我们便无法确定你被征地后参加养老保险应缴纳多少养老保险费,同时也计算不了退休待遇，详情可到当地乡镇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咨询。若还有其他不清楚的问题，请联系广汉市社保局登记科。
关于一次性购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接区(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资监管机构、监察局的通知现就解决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如下： 一、参保范围 &&& 日前（含当日），已在新都区社区经办机构办理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手续、领取基本养老金且未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集体所有制等各类企业退休人员。 二、缴费方式及标准 &&& 属于本通知规定参保范围的人员自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按以下缴费方式及标准缴费： （一）日前（含当日）已办理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手续、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一次性趸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7887元，趸交后不再缴费。 （二）日（含当日）至日（含当日）期间办理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手续、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的实际缴费年限或按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将在企业工作的工龄同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缴费标准为一次性趸交镇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7887元外还继续缴费4年后不再缴费。 （三）日（含当日）至日（含当日）期间办理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手续、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的实际缴费年限或视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缴费标准一次性趸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12600元外还继续缴费4年后不再缴费。 三、医疗保险待遇 &&& 按本通知规定参保的人员，从一次性趸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次月起，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待遇。 四、注意事项 1、截止时间：日 2、凡是一次性购买了19800和5万多的也可以购买。 3、带上身份证、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金都社区登记 五、其它 1、退休职工和一次性购买养老保险金的居民年审工作已经开始，请本人带上身份证，医保卡到社区登记（找人代办不予办理）。 2、去年买了意外保险的居民请到金都社区拿卡（请带上购买发票）。&《劳动法》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和职工，有依法参与和行使监督的权利。企业有权通过当地社会保险监督机构，要求社会保险机构合理有效地管理使用养老保险金。职工有权随时查询本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情况，有权在退休后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　　１•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乡镇企业职工如何办理退休？　　我省规定，乡镇企业职工男年满６０周岁，女年满５５周岁，缴费年限满１５年的，可办理退休手续，按规定享受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对于到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满１０年不满１５年的企业负责人和主要技术骨干，经本人申请，企业同意，报设区的市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可办理缓退手续，至缴费年限满１５年为止，缓退期间企业和职工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　　２•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基本养老金如何计发？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参加工作并已办理退休的人员，仍按原来的办法发给养老金。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参加工作，之后办理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由四部分组成，即：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调节金。计发办法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１５年达到退休年龄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省或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２０％；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１０年不满１５年的，月标准为省或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１５％；过渡性养老金按职工建立个人账户前的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发给本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的１•４％；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１２０；过渡性调节金月标准在８０―１５０元之间。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后参加工作的人员，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１５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省或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２０％，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１２０。个人缴费年限不满１５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３•当前企业关闭破产工作中，养老保险方面有哪些政策？　　国家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破产规定了相应的养老保险政策。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按《破产法》规定，从法律程序上实施企业破产的政策；二是全国１１１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我省有青岛、济南、淄博、潍坊、烟台五个市）的国有工业企业的破产政策。主要规定距法定退休年龄可提前５年退休；三是适用于纺织行业压锭期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个别工种职工可提前５年退休并适当减发待遇的有关规定。四是中央所属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中的养老保险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职工可提前５年、１０年退休，并适当减发养老金。　　４•能对破产企业职工“买断养老保险关系”吗？　　破产企业在一次性发放职工安置费和经济补偿金后，可以按规定解除原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但不能以“买断工龄”方式解除职工的养老保险关系。劳动保障部明确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企业破产后，尽管破产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但职工的养老保险关系仍继续保留在社会保险机构，职工在新的单位再就业后，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继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后按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　　５•职工失业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如何处理？　　职工失业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原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保留，个人账户继续计息。职工重新就业后，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不间断计息。　　６•农民工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其养老保险关系如何处理？　　我省规定，参加城镇企业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账户并计算利息。重新就业的，应按规定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未重新就业的，对本省籍的农民工，可根据本人申请，将其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储存额转移到其户籍所在地的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到达退休年龄时按企业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办理；对外省籍的农民工，可根据本人申请，将其个人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７•职工个人账户如何继承？　　职工在职期间死亡时，其继承额为其死亡时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本息。离退休人员死亡时，继承额按如下公式计算：继承额＝离退休人员死亡时个人账户余额×离退休时个人账户中个人缴费本息占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的比例。　　案例分析　　问：山东某市家具厂（国有企业，已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副厂长李女士，１９４８年７月１日出生，１９６９年３月被某国有企业招聘为临时工，１９６９年４月被辞退，１９７０年３月重新被该企业招聘为临时工，１９７４年３月转为正式职工。１９９９年３月，因该厂连年亏损，李某以其连续工龄已满３０年为由，提出退休申请。请问李女士能否办理退休手续？她的工龄应如何计算？　　答：李女士不能办理退休手续。按照国家规定，女干部退休年龄为５５周岁，李女士尚未达到这一年龄条件；国家并没有企业职工连续工龄满３０年可以退休的规定。李女士的连续工龄应从１９７０年算起，到１９９９年３月，其连续工龄为２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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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金难题
　　2050年,当我77岁的时候，环顾四周，与我一样进入老龄(60岁以上)阶段的同胞已占到中国人口的34%左右，据测算有4.4亿之多。在2012年的当下，当我作为中年人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75岁，理论上我们这一代人平均需要负担退休一代10多年。按照目前覆盖中国2亿多人的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来算，我和其他劳动力平均每3人赡养一个退休人口。而到了我老年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5岁，很可能不足两个劳动力赡养一个老年人，工作一代需要负担退休一代20多年，所以，那时我一定比我的父辈晚退休。
　　遥想到我老年时，在经历了人口高峰期和劳动力高峰期，习惯了与同龄人争抢着重点学校名额、高考成绩、工作机会，以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继续帮助她竞争名校资格、医疗资源甚至相亲机会中度过大半生的我，忍不住会问：年老时我还需要拼争我的养老金吗?我既希望自己晚年物质富足，和老伴一起表面上衣着朴素地背包游天下，碰到年轻时觉得奢侈的心爱酒店，能够掏出票子毫不心疼地住上几晚。那时候“钱”对我们就仅仅意味着“钱”，一种货币计量方式而已。可是我又害怕和我儿女一样的工作一代，被我们这些老年人口“剥削”得太过厉害。当然，前提是咱们的养老保险制度那时依旧有效地运转，能够保障老年人顺利兑现自己的“索取权”。
　　当我向社保专家请教这个问题时，有的专家告诉我，那时候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和少子高龄化现象并存，如果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担越来越不公和根本不可持续。另外的专家告诉我，一个有效的体制是不用个人担心这些问题的，养老金的收益会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甚至是通货膨胀指数挂钩，个人能够非常清楚预期到自己退休时的收入水平。
　　我更希望感性地体会到个人与养老制度之间的关系。按照我的浅显理解，我国目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对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来说，大家就好比持续往一个共同的储蓄罐中放钱。到了退休那一刻，就是这个人可以将这个储蓄罐非常干脆地砸向地面、从里边取钱的时刻。如果是基金累积制，每人所缴养老费用在自己的账户名下，年轻时为自己的老年攒下资本。从经济学上来讲，每个个体都假设是理性的和厌恶风险的，只要缴费的净成本不超过他确定的未来收益，人们就愿意为养老保险缴费。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长，个体依赖于制度上的保障来消除自己的长寿风险。
于是当养老由个人算计上升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时，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或几代人群体性老年风险的分摊，而不完全按照个体所费与所得来算账。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在于，将个体不确定的养老风险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化解。
只是，如果细究我们的养老制度形成过程，在不同时期的碎片化使得养老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如财政的欠账，如双轨制对非公务员非事业单位人员的剥削等。当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来看待不同时期、不同体制内养老收入的差别时，这种碎片化和不公正就更加明显。大家没有按一样的方式往养老金池子里边交钱，也没有按一样的方式从里边取钱，参保人对制度的预期就缺乏安全感。
　　当社会的长寿风险越来越加剧，每个人都难以回避自己的养老问题。在下述的不同个案里，靠房子养老几乎成为中年人的共同打算——在自己不同的老龄阶段一套套地卖掉奋斗时攒下的房子，换取体面的老年生活。于是估计在我年老时，一群群准备到东南亚的低成本国家度假定居的中国老人，纷纷挂出自己的卖房告示，将不动产变现来最后享受一把。原来，到我老年时，我还要和同龄人竞争卖房子。这样的情景既让人欣慰于中国人靠着房子增值，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又哀叹于当人们对制度信心不足时，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可以信赖的首选。既然我们正在每月认认真真地缴纳自己的养老保险，我们非常害怕被社会保障制度所抛弃，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当下的养老制度要保障，在主张个人权利的同时，完善漏洞不断显现的现行制度，要求一个公平独立的养老保险体系。
　　养老金的家庭角色
　　养老金在一个家庭里的角色，不仅关乎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还直接影响代际成员之间的资源与情感分配。我们从北京、长春和濮阳各选取一个普通的城市之家作为观察样本，探讨不同群体对养老金制度的不同期许。他们有的受惠于体制，有的被体制所遗弃，虽然故事平淡，但却真实地展现了个体命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北京，体制变化中的焦虑
　　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产假上班了，刚刚做妈妈的北京姑娘蔡璇，还有点儿舍不得5个月大的宝宝。她在一家外企上班，公司属于世界500强，福利不错，休产假也能拿到全薪。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养老问题也开始引起她的关注。
这是个典型的“421”结构的家庭。57岁的蔡妈妈最早在红都制衣厂上班，后来去了纺织科学研究所，虽然仍然在一线做生产工人，但单位性质却从以前的国企变成了事业性质。2005年，蔡妈妈满50周岁，正式退休。那一年正赶上纺科所改制，以前的事业性质变成了企业性质，需要从工资中缴纳养老保险。“以前的养老保险都是单位给交，所以当时很多人有意见。”可是，现在回头看，蔡妈妈又算赶上了政策的好时候。也就是从她退休那年开始，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标准。她的退休金，从当初的1700元，到现在已经涨到3000元。而比她早一年退休的工友们，却仍然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领取，1600元，被企业标准远远抛在后面，直到前两年他们不断去市政府反映，才涨了一些。
　　相比蔡妈妈在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不断轮转，蔡爸爸要稳定得多。他1969年参加工作，在市审计局上班，属于政府公务员。但实际上，他从1993年开始就在审计局办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那时候流行政府部门办企业创收，业务量不大，最初每个月工资只有200元。蔡爸爸告诉我们，到1999年，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马上要改制成企业性质的会计事务所，要么就办理退休，因为工龄已经满30年。最后，蔡爸爸选择了后者，退休金800元，与上班时的1000元工资相差不大。公务员的退休金也在连年上调，到现在他每月能拿到4000元，“比企业单位更有保障”。
　　领退休金的家庭成员还有蔡璇的公公。他从首都汽车集团公司退休，属于国有企业性质，退休金也能有3000元。可是，不幸的是，2004年，她婆婆查出患有鼻咽癌。蔡婆婆以前在朝阳印刷厂上班，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单位效益不好，退休金也没多少。自从患病，两口子的退休金就变得杯水车薪，虽然她有医保，但对于这种大病来说，很多治疗项目仍属于自费。直到2007年蔡婆婆去世，为了给妻子治病，蔡公公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医保，是观察养老金制度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医疗费用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消费支出。
如果算上蔡璇的姥姥，这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蔡姥姥今年已经86岁，她是上世纪50年代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支援新中国建设的一员，在国棉一厂做纺织工人一直到退休。在那一辈人心中，只要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基本就意味着一生无忧。“看病不花钱，单位包揽一切，连洗澡都不花钱，终生有保障。”蔡妈妈对那个年代记忆格外深，她和弟弟妹妹的童年就是挤在一处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度过的。
　　蔡姥姥的退休金，也属于企业标准，从当初每月60元涨到了现在的3000元，可硬币的另一面是，她的年龄也从50岁变成了86岁，看病问题开始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她患有老年痴呆症，身边离不开人照顾，到了药不离身的年纪。按照北京的医保报销标准，退休职工每年有2万元的门诊药费报销额度，只有住院才能享受大病报销。“‘以药养医’的局面越改越严重，老太太今年到现在已经花了1.4万元药费，2万元的标准根本不够。”蔡妈妈精打细算，能精确说出一片普通降压药的价格变化。作为家里的老大，她从年轻时就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母亲的退休金也由她来管理，现在已经不能自给自足，她告诉记者：“盼着我身体好还能照顾老太太，否则请保姆陪护，现在都要每月3000元。”
　　表面上看，这个传统的“421”家庭，现在正处在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老人们都有退休金，而且现在身体状况还能应付。蔡璇的丈夫，200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刚成立的中国联通公司，幸运地获得了正式员工的身份，小两口的收入只需要为孩子的将来做准备。可是，一直跟财务工作打交道的蔡爸爸却开始为未来担心：“老一辈人受了一辈子苦，大多数人还没赶上好政策就离世了;我们这一代算是赶上了政策的末班车，可是下一代怎么办?照现在的物价上涨水平，他们现在交的这点养老保险，到几十年后还能养活自己吗?”
　　蔡爸爸所说的“政策末班车”就是福利分房，这是这个家庭的基础，“如果没分房子，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办”。现在一大家人所住的房子位于东四环外，是蔡妈妈的单位于2007年分配的福利房，126平方米的房子，其中有70平方米可以享受4000元/平方米的福利价，总价也不过70万元，若按照现在的市场价计算，已经超过300万元。“我们不吃不喝一辈子能挣300万吗?”连事业正处在上升期的蔡璇都开始怀疑未来。在有孩子之前，她跟老公过着还算逍遥的小日子，出国旅旅游，去香港购购物，偶尔买点小名牌，“老公喜欢GStar的裤子，2000多元一条，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可自从有了小宝宝，他就不买了”。她和老公将来的目标是移民加拿大，“也是为了人家的社会福利”。
飞涨的物价，抵消了退休金连年上调的效果。蔡妈妈的退休金刚够负担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虽然附近有很多超市，但她仍然坚持去农贸市场采购。每一种蔬菜的价格涨跌，以及市场和超市的价差，她都了如指掌。每周至少有两个早晨，蔡妈妈天亮就出门，骑20分钟的自行车，穿过尘土飞扬的车流，“像个战士一样”去带回一家人的食物。蔡爸爸早在蔡璇14岁那年就为她买了一份商业保险，名字叫“为了明天”，“只是买份心理保障”。他的退休金，除了负担物业费等大项支出，结余的用来投资纪念金币，“希望能给孩子留下点保值的东西”。才29岁的蔡璇甚至感慨于墓地的价格：“1996年爷爷奶奶去世时3000元，2001年姥爷去世就涨到1万多元，而2007年婆婆去世时要2万多元，同一个墓园，同样的面积。”虽然小宝宝只有5个月，可蔡爸爸已经开始为孙子上学的事儿做准备。他刚刚去旁边的一所小学打听情况，一年的赞助费至少5000元，即便是最普通的公立幼儿园，每月也要1000多元，还得提前两年排队。
　　更大的焦虑来自对未来政策的不稳定预期，从祖辈到父辈再到蔡璇以及他的小宝宝，看上去与体制的距离越来越远。老辈人已经习惯了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作为体制中人，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可是，政策的变化也让他们一次次体验到个体命运的无常。蔡妈妈赶上了事业单位改企业，蔡爸爸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蔡璇的大姨是天然气公司的退休职工，二姨也是从审计局退休，只有舅舅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自由创业者。他做过几年大学老师，调到国旅公司后没几年，就跟同学合伙创办了一家做钢材销售的公司。现在，舅舅反倒成了这个大家庭中的财务加油站，姐妹们遇到买房子、看大病这样的事儿，都是舅舅提供财务支持，有的要还，有的干脆就算帮忙。“以前觉得有保障的工作，一旦遇到点事儿，才发现那些保障都无力负担。”蔡爸爸现在每天坚持走700步锻炼身体，他告诉我们：“我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不拖孩子们的后腿。如果养老只能靠做生意存一大笔钱才能有安全感，那也太悲哀了，毕竟，这个社会能做生意挣大钱的是极少数人。”
长春，被遗弃的工人之家
　　相比蔡家对未来体制变动的焦虑，长春的马大爷一家还在为眼下的生活焦虑，因为退休金就是这个工人之家的经济支柱。
　　马大爷名叫马怀春，7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1.8米多的大个子还没驼背，说话声如洪钟。1996年退休的时候，他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长春机车厂的开发处处长，也是在这一年，机车厂的主打产品蒸汽机车开始淘汰，工厂效益急剧下滑，到第二年，所有工人只能发出每月300多元的工资。这意味着什么呢?只需要看看马大爷家的成员结构就知道了。马大爷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大儿媳妇都在机车厂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机车厂的生产车间，小儿媳在客车厂劳动服务公司。第二代六位家庭成员，全部都是工人，而且已经各自成家，大女儿和大儿子家还都有了小孩。马大爷当时的退休金是每月780元，他一下子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从年，整整13年时间，孩子们的月工资一直徘徊在三四百元。“最高的一个月领了520元。”大儿子马二对这个数字记得很清楚，“有时候冬天发300多块，连取暖费都交不起。”对于取暖时间长达7个月的长春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马大爷于是和从制药厂退休的老伴儿，承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后盾。大女儿马丽从小就持家，她告诉我们，那10年里，每天中午和晚上下了班，都要赶紧去买菜，然后去父母家做饭，等着弟弟们一家来吃饭。“如果没有爸妈的退休金，不知道那些年我们怎么过，有朋友开玩笑说你们这当孩子的很孝顺啊，每天都去看望爸妈，想想心里也不好受。”现在说起来，马二依旧鼻子酸酸的。
　　马大爷工作的那个年代，工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和追捧的职业。他19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因为脑子聪明又肯吃苦，很快提拔成干部。“那时候待遇主要是看分多少粮票，当干部的待遇还不如工人。”“文革”期间，马大爷曾被借调到公安局搞预审工作，可是干了6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回到了工厂。“当时的警察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还是觉得回工厂有前途。”但命运弄人，体制一变，地位就翻了个。当时，有的工人身体不好，调去学校看大门，现在退休了反而能按照教师标准拿4000多元退休金;也有学校里表现好的校长，调到工厂里当中层干部，现在只能按照企业标准拿不到2000元退休金。
自小受父亲的影响，三个孩子长大后也都进工厂。“从小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工人，不当工人的话，也没想过要干别的。”马丽16岁职业高中毕业后就进厂，做了十几年的电焊工。“现在后悔当了工人，可当年是顺理成章啊。”马二趁着午休的时间匆匆赶来与我们见面，工作服上沾满了油渍，他所在的运输部门专门负责厂区内部的材料运输，现在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多个人中46岁的他都算年轻的。可是，总共只有两部小货车，要走出工厂去社会上与运输公司搞竞争，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都没有竞争力。他坦言现在就是盼着早一天退休。“退休金和现在的工资差不多，在工厂里待久了，外面的市场经济什么样都不了解，也没什么技术，只能一路走到黑。”
　　相比来说，小儿子马三年轻时候算“不怎么听话”的。他初中毕业去当了3年多兵，回来后也有机会去公安局上班，甚至还下海做过几年生意。“那时候钱好挣，也赚了不少钱，但年轻爱玩，不知道攒钱。”他一边串着烤肉串，一边向我们感慨命运。后来，在父亲的建议下，还是选择回到机车厂上班。一年多以前，在旁边小区租下一间居民楼一楼的房子，开了家小烧烤店，主要由下岗的妻子打理，马三只要不上班就过来帮忙，晚上常常忙活到凌晨两三点。房子很小很破，只摆得下6张小桌子。马三算了一笔账，每月租金1400元，还请了个烧烤师傅，每月工资3500元，算上水电费等各项开支，1万元的月营业额才能保本。为了避免各个政府部门来收钱，干脆连招牌都没挂，只能靠熟客支撑。
　　房子是这个家庭从体制中获得的唯一感到欣慰的补偿，虽然小，但总算有个家。可是，说到这个问题，语调平和的马大爷却激动起来，因为两年前，他也做了一回钉子户。正在修建中的地铁线从他以前的小区旁边经过，虽然自己的房子并不影响工程建设，但开发商为了提升地块价值，决定要把周围的老楼全部拆除重建，“从6层变成26层”。按照补偿协议的规定，马大爷可以同等面积置换，也可以按照每平方米3500元获得货币补偿。考虑到房价已经涨到4500元/平方米，大多数人都选择要房不要钱，可是过渡期的搬家费和房租补贴都少得可怜。马大爷带领同楼的人抵抗了一段时间，从最初三四十户，到后来只剩下两户，大冬天地被断水断电，最后也只好败下阵来。经过这次风波，马大爷说他作为一个老党员都凉透了心。
退休后，马大爷一刻也没闲着，他好几年在大连等地打工，在木制品加工行业从零学起，好不容易自己攒了点积蓄，可又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2007年夏天，女儿马丽查出患有白血病。“当时在医院，天那么热，大汗淋漓，可我就冷得不行，明明是大晴天，可我看到的天总是灰蒙蒙的，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也都沉闷着脸。”马大爷形容知道女儿病情那一刻的心情。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当全家人还在为化疗而愁苦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开导大家的却是这个坚强的七旬老人。“我告诉他们，生老病死，都要认命。”马大爷说。
　　女儿的治疗，花光了马大爷的积蓄，借下了亲戚朋友一大批外债，直到做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才赶上了可以享受大病医疗保险，总算分担了些费用。生病后，马丽下岗，得到1.7万元的工龄买断费，与工作了近30年的工厂一刀两断。只有自己缴纳社保，将来到了退休年龄才能领退休金。长春的社保缴费额度连年上涨，到去年，最低的一档年缴费也要近5000元，这几乎是家里每年的最大一笔开支。“如果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不仅不领钱，还要再多交五年钱。”在长春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像她这样自己交社保的下岗工人比比皆是，甚至有很多人干脆选择放弃。马三的媳妇就是其中之一。“一年交五六千元，至少要交15年，哪里交得起，我只交了两年就放弃了。”她无奈地说，“看烧烤店的生意吧，要是挣了钱就去补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延迟退休年龄简直就是噩耗。
　　虽然儿女们不情愿，马大爷还是坚持和老伴儿搬去一家养老院住，他说：“孩子们的压力更大，我不想拖他们的后腿。”他平时帮着做些管理工作，作为回报，院方减免了一个人的费用。直到现在，二老的退休金还在为孩子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补贴。在这一点上，马大爷拥有让人感动的观念：“很多老人越老越自私，退休金仿佛是一根救命稻草，但我不这么想，生死有命，孩子们才是最大的财富。”在这个清贫但和睦的大家庭里，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大女儿马丽则充当了经理人的角色，从14岁开始，她就负责管理马大爷的工资，后来的退休金也一直由她掌管。直到现在，除了平时二老的开销，每到春节，马大爷都会包三个大红包给三家，把剩余的钱平均分掉。
对于这个普通的工人之家来说，养老金不仅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成为他们与体制发生关系的关键节点。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与下岗潮中，他们几乎成为被体制所遗弃的群体，现在，他们害怕再次被甩下。“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工厂辉煌的时候当学徒，出工之后没几年工厂就垮了，可已经错过了下海闯荡的年纪，等孩子上了学，又赶上物价飞涨，像是一直被甩来甩去，永远也跟不上社会的节奏。”马二的话虽然多少有些抱怨的成分，但却代表了大部分“50后”、“60后”一代人的现实处境。从某种程度上讲，退休，是他们与公共政策最后的链接。
　　濮阳，小城里的资源级差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家庭来自河南濮阳市，确切地说，是濮阳下辖的清丰县，一个有6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标准的三线小城。
　　上个月，王蒙从河北上班的公司辞职回到了老家。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她就一直辗转在私企工作，对于未来的养老问题看得很淡，相比大家热议的退休金，她更看好商业保险。“就当是一种远期投资，养老主要还是得靠自己。”可是，回到老家后，她才发现像她这样想的人并不多，甚至不少同龄人，判断眼下工作好坏的标准，已经涵盖了20多年后的退休金能有多少。对于小城居民来说，养老制度的风吹草动已经进入了年轻人的视野。
　　王蒙的妹妹大学刚刚毕业，现在是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临时工，期待着能够尽快转正，就可以享受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祖辈和父辈们的经历，都在验证着一个道理——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就能够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回报。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在这个三线小城家里，表现得更明显。
　　王蒙的爷爷当年在县城供销社工作，属于事业单位性质，1997年退休的时候，每月就能领到1000元出头;而奶奶几乎同时从纺织品公司退休，退休金却只有200元，是爷爷的1/5。现在，爷爷的退休金涨到2000多元，最近8年，国家连续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奶奶的退休金在连续猛涨8年之后，终于接近2000元。
对体制内外有别感触更明显的是王蒙的爸爸。今年50岁的王爸爸，以前在县商业局下属的五交化公司上班，1993年，五交化公司倒闭后，调到兄弟单位商业物资公司任副经理，可没过多久，这家公司也破产了。变革年代里，大家纷纷托关系寻出路，有门道的人基本都调走了，可局领导没有放走王爸爸，而是把他调到县城的工业品市场去挂职。经过一轮轮政府机构改革，以前的商业局现在改成了商贸总公司，王爸爸上班的工业品市场就是商贸总公司下属的众多企业之一，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都是新组建的商务局。王爸爸离体制越来越远了，虽然公司名义上还跟政府有关联，但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不过是贡献一点微薄的门面房租金。
　　王爸爸现在每月只有900元的工资，还要扣除六七十元的养老保险。可是，现在退休的清丰县企业职工，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退休金。也就是说，退休要比工作还要划算得多。他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情况在县城不在少数，除了少数效益比较好的单位，退休不仅不会减少收入，还比上班时有所提高。退休老人成了县城幸福指数最高的群体。
　　王妈妈前几年从棉纺织厂下岗后，一直在舅舅开的餐馆帮忙，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险。与大伯和二伯一家相比，这个小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差一些，因此，王蒙和妹妹从小得到爷爷奶奶的接济也最多。一直到上大学，学费和买电脑等大额支出都是由爷爷奶奶负担。“老人成了家里的香饽饽，而且年龄越大对后代的帮助越多。”
　　王蒙的大伯和二伯一家都在银行系统工作，大伯母是县社保局的公务员，主管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发放。她可以带我们跳出这个小家庭，而以整个清丰县为观察样本。据她介绍，从1998年开始，国企破产，下岗职工增多，清丰县的社保基金开始出现缺口。不过，直到2003年之前，社保统筹还是以县为单位进行，县里可以根据上年发放的社保资金规模，来设计下一年的应缴额度，总的要求是“稍有结余”。在那之后，统筹范围扩展到全省，以省为单位，社保基金的上缴和划拨都由省里统一调配。从2005年到现在，清丰县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从5000多人增长到7000多人，随着标准的提高，现在每年要支出近1亿元的退休金，可另一面，社保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还是每年5000多万元的规模，另外5000万元的缺口由省里划拨。“尤其是近两年，缺口越来越大。”
“爷爷奶奶最满意，每次涨退休金都会高兴很久;父母这一代有些压抑，他们经历了太多不公平，开始认命了;我们年轻一代，虽然在家乡追求稳定的占多数，但毕竟选择更多了。”王蒙如此分析三代人对待养老金的不同态度。追求稳定的方法就是获得一个编制，这是县城几乎每个人都会惦记的事儿。王爸爸所在的商贸总公司，下属几十家小公司，一共1000多员工，可只有20多个人有编制。“没有编制的老员工，工资甚至不如一个有编制的毕业生多。”王爸爸无奈感慨。这种资源占有的级别差异，在消费水平不高的小城对比更加明显。
　　养老，家庭之外的探索
　　如果我们局限在家庭养老的模式来看，上面这三个家庭，基本上代表了当下中国城镇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处境——受益于体制变迁的人，为未来体制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被体制所抛弃的人，则期望抓住下一次体制变迁的机会;而对于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来说，进入体制，本身就是人们改善生活的最有效方式。
　　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小家庭制、养老主要靠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和主流。研究家庭养老问题的专家曾经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东方国家对这一模式的推崇——不同代际成员之间，由于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它们会以物质和精神的形式自然流动。有生产能力的年轻人缴纳保险，供养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本是一种合理的交换机制，因为如果社会正常发展的话，我们的养老自然可以由下一代人来承担。可是，由于各种历史欠账和遗留问题，加之频繁变化的政策和飞涨的物价，使得我们年轻一代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未来。
　　从我们的采访来看，观察养老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和医保政策成为两个平行的坐标点。前者关系到下一代能否为上一代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后者则关系到家庭养老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对“421”结构的蔡璇一家来说，可以想象，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宝宝眼下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支持，未来也必将会承载更沉重的负担;对于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马大爷一家来说，女儿的大病几乎掏空了整个家庭的物质储备。
&&&&家庭养老在经济之外的优势已经被反复论述，甚至逐渐成为东西方社会的共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如何将社会保障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同理，家庭养老之外的选择也值得我们去探索。
　　在长春，和马大爷住在一个养老院里的老人还有将近40个。这是一座建在居民区里的三层小楼，外表有些破旧，一共有160张床位，两人一间，每张床位每月收费800～1000元，包括食宿。不同于政府办的福利院只收无依靠的孤寡老人和不能自理的病疾老人，这里常住的老人基本都可以生活自理，他们都有子女，有的还跟老伴一起住进来。除了个别确实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外，大部分都是主动选择的，他们的理由是：“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不方便;一个人在家做饭很麻烦;在这里有人聊天不孤独……”
　　投资养老院的王老板，以前是高级工程师，后来下海办公司，完成财富积累后退出商海。他告诉我们，眼下的养老行业还很难赚钱。“规模更大的养老院，往往是打着幌子圈地。收入很高和很低的老人都不太可能住养老院，1000元是个可接受的价格，但每人每月的生活费至少要500元。”这家养老院一共有7名工作人员，加上运营费用和采暖费，没什么利润可言，如果再算上各项硬件投入，就是笔赔钱的买卖。政府的支持，除了免税，还可以享受每张床每个月50元的补贴，但是并没有在更关键的用地方面网开一面。王老板本想扩大规模，他花了十几万元买来的东西到现在还在仓库里堆着，因为扩建计划最后在市规划局卡住了。旁边一家房地产公司已经瞄上了这块地皮，为了赶走养老院，甚至在屋子前面树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挡住了照进老人屋子里的阳光。
　　据马大爷介绍，在长春市宽城区，大约有40家养老院，其中只有两家属于规模经营，另外38家全部是小型的居家式运作。55岁的李爱华就经营着这样一家，她1992年下岗，爱人酒精中毒后得了精神病，她摆地摊卖过菜，走街串巷给人理过发，也开过烧烤店和服装店，直到2000年在小区里租下一套房子，开起了养老院。中间搬过5次家，现在的房子是前年刚刚买下的，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屋里摆了16张床位，现在住了8个老人。与马大爷住的养老院不太一样的是，这里的老人基本上都需要人照顾，绝大多数时候，李爱华扮演的角色不是老板，而是家人和护工。根据生活自理能力不同，每月收费在300～1200元。虽然它不符合政府对养老院拥有至少30个床位的要求，也没有办理过工商注册，缺乏有效监管，但这种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融合的模式，倒是我们此次采访养老金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安身与立命：三个人的养老规划
　　“买房子的经历，让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年纪大了要过怎样的生活?需要多少朋友，认识多少‘牛人’才能有安全感?可能一个都不需要，没人能给你安全感，除了你自己。在我45岁之前，我要把自己那条‘护城河’先挖出来。欲望多，就挖深一点;欲望少，就浅一点。”
　　进攻与防守
　　去年是我人生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我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广州的郊区，是一套联排别墅。这套房子接近400万元。按照我的规划，卖掉手里的另一套房子，再凑上一些当年的业务收入，就完全足够房款。但没想到去年房地产调控，市场的成交量很低，原先的房子很难卖出去，即使成交价格也不高。由于限贷政策，我也无法从银行贷款，所以现金流遇到了很大困难。
　　我只能向亲戚、朋友们借钱。但我们这样的年龄，很难从亲朋那里借到上百万的资金，大家都在爬坡。将心比心，也可以理解。每个人的状况都可能脆弱不堪。为了填上最后的资金缺口，我四处借钱，利息很高。那段时间心里难免惶恐，每天都仿佛兵临城下，算计着还有多少余粮。
　　幸运的是去年我的业务收入不错。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原先的房子也脱手了，终于跨过了这道门槛。为什么我要在37岁的时候买这套房子?其实我也是在给自己的未来，或者说为退休和养老生活做一点准备。这房子既是我未来生活的载体，也是积累财富的手段。
　　一方面，我要给自己加上一个保险栓，就像巴菲特说的，给自己的人生构筑一条护城河。保守地看，买房子至少是一笔强制性的存款。我知道自己还在一条快速跑道上，可以适度增加自己的负债率。就像一个公司，处于高速增长期，负债率可以高一些，到一定规模了，债务自然降下来了。下决心冒这个风险，是因为我的风险意识小。过去每次买房子，都很快看到了升值。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那个房子足够大，有院子，有天井，有草坪。我可以在河边骑自行车，养狗浇花，可以有一个大书房，摆上三台电脑，炒股票、炒期货、炒金属。儿子和女儿逐渐长大，他们也需要一个更舒适、自然的成长空间。这是我退下来后想要的生活。
这些年我已经逐渐厌倦都市，追求更散漫的田园生活。有些人喜欢下楼就吃一碗肠粉，而我不是，我宁可饿着。我喜欢居住在城市的边缘或者几座城市的缝隙中，可进可退。
　　买房子的经历，让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年纪大了要过怎样的生活?需要多少朋友，认识多少“牛人”才能有安全感?可能一个都不需要，没人能给你安全感，除了你自己。在我45岁之前，我要把自己那条“护城河”先挖出来。欲望多，就挖深一点;欲望少，就浅一点。
　　退休意味着比较淡薄的生活，自由、健康、快乐。和我过去的生活比，只是不挣钱了，但享受的方式是一样的，享受生活的成本更低了。以前我必须开某个档次的车，穿某种牌子的衣服，组织一些饭局，但养老阶段这些都不需要了，不会再为社会关系花钱了。房子有两套足够，60岁卖一套，70岁卖一套。我还问过一位医生，中国治疗癌症要花多少钱，他说20万元吧，做手术十几万元已经是豪华型。如果我得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大病，那也没办法了。
　　所以，我算了一下，对我而言，净资产能够有800万元就够了，包括房子、证券和现金。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可以按照2∶8配置，这就能保证一个有尊严的养老生活。另一方面，我也有被啃老的准备。儿子来吃我，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我吃什么你吃什么。生存没问题，面子自己挣。
　　活到这个岁数，于我而言已经知道了人生的精彩在何处。我看到了前面的风景，未来应该怎样。但可悲的是，也看到了自己要老去，吃饱等死。看到烟花上天，很美，但马上就落下来化成了烟。我快要爬到人生的峰顶，也知道自己下山时的狼狈样子。但是人不可能让思想成熟、身体强壮、财富积累三个指标同时处于巅峰，这不是自然规律，除了极少数的天才，就像扎克伯格才能够做到。
　　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没有了，就开始养老了。考虑养老的问题，必须要想清楚自己的生命观，你怎么面对死亡，怎么老去，这段“无能为力”的人生怎么过。
　　我有四个“养老”的榜样。比如索罗斯和巴菲特，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全世界人民养老的问题。因为他们足够有钱了，而且还在工作，并不把工作当负担。他们早已形成了个人的增值模式，越老越值钱。还有就是谢贤，以及香奈儿的设计师卡尔·拉格费尔德。活到老，玩儿到老，让生命接近于本能的灿烂，他们的财富可能和索罗斯、巴菲特没法比，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用钱把生命的本质发挥到极限。
40岁的时候，我面临的选择是“进攻型”养老，还是“防御型”养老。所谓“进攻型”，就是还要做一件事，做我擅长、喜欢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赚钱。就像巴菲特那样，跳着踢踏舞去上班。“防守型”就是攒一些钱，做一些投资，为自己和后代留够了存粮。其实，“防守型”的养老也有风险，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有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呢?我们的菜也许就被吞噬了。
　　我这种人不会轻易退休的，或者说不会像我爸爸那一辈，到了岁数就回家，完全不工作了。很多事情，比如旅行，不一定要退休才去做，条件允许，随时可以出发。我更喜欢“进攻型”养老，就是换一个轨道，不以谋生为目的找一件喜欢的事情和生意做。我是先把“护城河”挖出来，挣出养老的钱，然后做自己有兴趣的事，甚至难度还可以高一些。这是我保持自己价值感的方式。既然没人能给你安全感，只有自己给自己。
　　这个生意，一定是我能做，我喜欢做，我能做好的，而且是符合商业规律能赚钱的事情。它的底线是不能亏钱，不是把我修的护城河又填满，储备粮食再挖出来。我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押上全部家底，吃方便面去创业。
　　如果事情做不好，我就会关掉这个生意。我有一位朋友，他生意越大越睡不着觉，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去年，我父亲得了重病，做手术和化疗，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想做什么事情赶快去做吧，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他们那代人有他们的无助，我们有我们的焦虑。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名下有20套房子才有存在感，或者公司价值到100亿才有存在感，而我觉得一边积累财富，一边消费才有存在感。
　　中国人有个价值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们会把幸福寄托在老年与养老的质量上。老无所依、老了不受尊重是不幸福的;没有子孙满堂是不幸福的;叫我老王而不叫我“王老”是不幸福的。少年吃苦是为了老了的尊重与回报，这是别人看你的幸福感。
父亲的病颠覆了我的这种观念。我不能为了追求以后的医药费，为了受到所谓的尊重，而丧失我30岁、40岁、50岁的生活。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不应该分为养老和非养老的阶段。
　　(受访者：王福民，38岁，广告业主)
　　名利与奉献
　　圣人说“四十不惑”。当我真正步入40岁的时候，才有深刻的体会。很多事情都是在我39岁那年想清楚的。人生开始进入下半场，要总结和规划一番。
　　39岁那年我进入了一家新创立的地产公司，工作很忙，公司的发展很快，新项目陆续上马。朋友们觉得我的状态很好，做了很多事情，更有冲劲。我心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工作20年我用短跑的方式向前冲，总想这一段冲过去就安定了，但冲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无常”是常态，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就像一位领导对我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兵荒马乱时代。”老之将至，我也隐隐开始考虑掉转车头。
　　39岁那年，我卖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三套房子，新增贷款200万元，还有借款100万元，高杠杆高负债。这是我在北京10年首次主动置产业。我现在有四套房子，其中三套都是在那一年买的。
　　现代人危机感很强，我也一样。我算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平平安安的时候不多，5代人100年的太平日子都少见。实际上，很多积累是超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心里怕。
　　因为做业务，那年我去了鄂尔多斯，我发现穿越空间的时候也可能穿越时间。那里就仿佛是北京十几年前的状况，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三四千元，整个城市还在建设中。你可以想象5年10年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曾想在鄂尔多斯买房，因为已看得到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但我觉得不会长期住在那里。
　　在北京，我每天上班经过“远洋沁山水”，最初看到大横幅“1.1万起”。当第二期挂上了“1.2万起”的横幅时才反应过来。于是我就去参加第二期的摇号，但没摇中，只能买第三期。这时价格已经涨到每平方米1.3万～1.4万元，总价120万元，我向银行贷款80万元。这套房子对我还是很重要，可以住也可以租。因为附近有十一中学，很多家长陪孩子来读高中，要租上1～3年，而且很少讲价。
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曾在玉泉路附近买过一套房子，花了50万元。当时觉得是天价，这辈子就住这儿了。2007年，我所在的公司在苏州开发了一个新项目，我当时想以后可能会在江南居住，于是通过贷款以总价50万元买了一套。因为当时北京已经没有50万元的房子了。
　　我买了“远洋天地”后，就把最早玉泉路的房子以100万元卖掉了。
　　有了这笔钱，我就用80万元在门头沟买了一套自住房，还买了一辆车。最后还余下10万元。于是我又东挪西借了一点，凑够15万元的首付，买了我的第四套房子。
　　我手上没有留钱的习惯，可能和福建人的性格有关吧，不会让自己过得太舒服。我的现金流甚至都没有超过1万元的，一直在流转。买房买车的事情都是在2009年办完的，第二年就开始限购了。
　　现在我有三套房子的贷款要还，总额230万元，每个月要还款1.5万元左右。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对风险乐观的人，如果碰到问题无法还贷款，那我就卖掉房子。我想给我半年时间总能卖出去，但这半年的压力换来的却是长远的利益和机会。
　　3～5年后，我会卖掉一套房子，那时我也有45岁了，生活形态已经确定。这套房子卖掉，我就会咸鱼翻身把贷款还完，进入一个真正稳定的阶段。50～55岁左右我会卖掉苏州那套房子，大概能挣到100万元左右吧，可以负担我未来20～30年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一年五六万元就够了，真正花给自己的只有1万多元，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际费用，还有就是带家里老人去玩。
　　还有一套房会留给我姐姐，当初她给了我很多资助，如果我有孩子也会给他留一套。在我生命的最后的5年，会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搬到城里去住，过我最后的生活。再剩下的就是遗产了。
　　有趣的是，当我卖掉第一套房赚了100万元，比我在北京10年的辛苦工作所得都多;当我拥有四套房的资产，我所获得的尊重也比10年真诚待人、勤勉工作得到的都多。人们喜欢用结果来衡量价值，不管里面有多少偶然多少艰辛。但这并不让我沾沾自喜，反而使我对普世的价值尺度更加失望，促进了对人生下半场的思考。
这10年我一边追逐一边在困惑。我人生的上半场，都在被推动着去追逐功利，想着进攻和夺取，想着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而不是如何奉献社会。人们追逐的是财富而不是价值，追求的是时髦而不是创新。人心有多乱，看微博就知道。我后来做到了企业的高层，看到了那些精英的真实状态。他们的成功包含了很多机会主义的成分，被欲望的扩张支持，有伤害也有侵犯。这些人们仰视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身家过亿甚至几十亿，我却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很脆弱，缺乏安全感，对事情的判断没有智慧，也没有坚实的价值观。
　　有一天，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想起王维的一句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我突然发现，其实“潜规则”才是让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整个社会看不到一种坚定扎实的价值观。我们总是以得到来衡量价值，不知道奉献才具有更永恒的价值，现在说我要奉献就像说我是个傻瓜一样羞于启齿。很多道理并不难懂，难的是真正放下，切实去做的人太少。
　　如果这一切思考与动作都是未雨绸缪，那么发生在我40周岁生日之前的一场车祸，像一声尖锐而真切的中场哨音，告诉我人生的上半场结束了。所有的城池争夺、组织抢攻，尝试、谋划、悬念，都在瞬间终结。人们都小心地不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大家各有想法，但与我无关。对我来说，这一场撞击把之前的纠结都一下子引爆，又打散了、打醒了。我更加确定了“无常”，也更加不信任普世的成功学、价值观。
　　我发现原先追逐的那些名利上的东西，相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没什么意思，那么，我是不是该为生命本身做些事情?
　　功利与奉献两条道路我需要选择一条。也许人生重新来过，我会让两者合一，但我想圣人和英雄不可兼得。英雄是成就自我，圣人则是普度众生。我们不可能同时扮演圣人和英雄。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人到老年，我更愿意选择去做公益服务社会，而放弃我那纠结的职业生涯。
　　我开始真正身体力行“放下”，放下还在奋斗中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刚起步的事业。我把车转让给朋友，每天4小时公交车往返于城市与郊区。我换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做支持中医传统文化传承的公益平台，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思考的归宿。中医既体现了精深的东方思维哲学，又能救人疾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我们希望能做一些小事贡献于传统文化的复兴重建，相信正向的积累，跬步可益千里。我还在帮助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春节前组织了义卖和捐助，为他们募集了20万元的资金。
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少一点，但在公益行业里已经很优厚了，加上房子出租所得，支付房贷月供和简单生活，余出一点刚好够每年带老人去做一两次旅游和其他人情所费，仍然是个“月光族”。
　　“老”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生产力降低，社会现场疏离，内心孤独脆弱，其实就是个人价值的减退。但我们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些什么，寻找另一种贡献社会的价值点，给下一代和社会以正向的价值示范，还可以培养自己的文化情趣。老有所养，不是要有孩子养、有钱养，是要有德养、有情趣养。基金会人手少工作并不轻松，要做大量的基础建设还要考虑未来发展，业余时间我还帮一个老中医学人做书，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也是学习。我还坚持每天中午去学1小时古琴，每周去上1～2次游泳课，仿佛有种重生感觉。
　　朋友问我还会不会换工作，怕不怕失业。我说，这应该是我最后的事业。行善是不会失业的，如果善事都被做尽，岂非人间大善。如果有一天它不再需要我，那就卖掉房子去做一个旅行者，体味不同水土与人生，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信息对接到城市里来，相信爱的市场供求永远都不会消失。
　　(受访者：Snow，42岁，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昂贵与便宜
　　我有一个小院子，大概20平方米，种了几十种植物，有柿子树、红果树、丁香、梨树，还有月季、雏菊，能吃的有芝麻菜和藿香。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是我从北京奥运公园里采了种子，撒在土里就生根发芽了。
　　空闲的时候，我愿意坐在院子中间，侍花弄草，看万物生长。我妻子问我，为什么不把树都种起来，别人家的院子已经很茂密了。生命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更愿意慢慢地观察，不断调整品种。就像所有的爱好一样，园艺的重要性也在于“折腾”，而且要能持续地“折腾”。
　　我今年45岁，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做建筑师也已经20多年。将来退休了，我最开心的，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摆弄花园。
　　去年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找出了以前的一份商业保险。这份保险是20年前刚工作时买的，寿险与医疗保险捆绑在一起。但是由于医疗险耽误了缴费，保单已经终止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寿险续费还可以生效，但是医疗险则不行。于是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误区——我原以为医疗保险会一直延续，但实际是有期限的，恰好在你需要的时候，它终止了。
这时候，我开始关注自己的养老问题。中国的传统是靠子女和家庭养老，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契约。但是现在大部分家庭是独生子女，这种结构就使养儿防老难以为继，尤其是对我们这种“丁克”家庭，更要未雨绸缪了。
　　养老，就是考虑未来的生活状态。我首先想到的是，再过10年20年后，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哪些是我现在需要而将来不需要的?哪些资源是将来所必需的?这些必需品的价格是更便宜了还是更贵了?
　　比如现在，我们的居所可能需要与城市和娱乐更近，但以后我要离医院更近一些，离自然要近一些。随着年龄增长，田园生活对我更有吸引力，这也是我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我将来依旧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工作中，我常会接触建筑工人和装修师傅，我发现他们年龄都比较大，30多岁已经是年轻的了，甚至没有技术的小工年龄都很大。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年轻人不愿意干，而且父辈也不希望子女再去干体力活。
　　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未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会减少，家政、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能会更突出，人工会更贵。其实现在保姆的工资已经涨了很多，更不要说月嫂了。另一方面，资源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中国有很多资源成本并没有计算到GDP中，比如水5～6元/吨，用的时候我都有负罪感，确实太便宜了。现在的生活在透支未来，将来这些资源的价格一定会涨起来。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未来我们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发生逆转：充裕的会稀缺，廉价的会昂贵，容易的会困难，而那些现在高高在上的则会变得平易近人。我想，未来生活成本的构成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房子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也许未来房子会很便宜，而且很充裕，甚至由于开征房产税，大房子开始成为人们的负担，人们也不再期望房价上涨了。没人觉得非要买房子、买了就会升值。
　　这种变化也包括我的职业角色，我们这个行业也会逐渐走下坡路。现在北京的塔吊也越来越少了，房地产行业将逐渐夕阳化。建筑师可能会逐渐过剩了，我自己会不会坐在冷板凳上?
等我们真正退休的时候，也许面临的是一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这代人需要面对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未来，我想找个性价比更合适的地方养老。我们曾经去加拿大办过技术移民，其实没想清楚去干什么，就是想去玩玩。我发现这种移民政策设计得有道理，他让我在那儿待三年，但如此一来我在国内的生活、工作、职业、关系就都要断掉了，我只能把重心放在加拿大了。这种“移民监”对我们来说没法接受，毕竟中国还有父母和工作，都放不下。于是我们就没有坚持下去。不过我确实很喜欢温哥华，像个小天堂，尤其是住了一个月后，身心全部放下来。清新的自然环境，单纯的人文氛围，节奏更慢，可以停下来欣赏身边的风景。
　　最终放弃移民和我的职业有关，建筑师在那边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事实上，对搞建筑的人来说，没有比中国更大的舞台了。换一个角度，如果那几年时间放在了国外，我们也不会在国内投资房子，从而错过了一轮财富升值的机会，无异于几年白干。
　　对于我们这样的“丁克”家庭，未来的选择会简单一些。很多朋友移民是为了子女教育和前途，而我们没有这种压力，完全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我更愿意选择“半移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度假和定居结合起来。目的地跨纬度不跨经度，比如东南亚一些地方，也就是飞上两个海南的距离，上午走下午到，可以住几个月，往返非常容易。在中国逐渐昂贵和稀缺的资源，在这些国家可能会依旧便宜，医疗服务也好。此外，与美国、加拿大不同，这些国家不是全球征税，我可以国内挣钱国外花。
　　综合这几点，我觉得这种跨纬度的“半移民”还是值得探索的，成本也比西方国家要低，文化更容易亲近。
　　对于财富的积累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前几年，房子和人民币都在升值，大家的感觉挺好，但是很多事情就在不知不觉中逆转了，有可能几年后资产增值变慢，或赶不上通货膨胀，人民币又迅速贬值。
　　现在没有风险小的投资品种，拿着货币则被通胀吞噬，投资房产则流动性差，上涨的时候买不到，下跌的时候卖不出去。什么是价值之锚呢?我也不知道。如果以股票为价值的锚，货币就是有风险的。如果参照的是茅台股票，那么房产和货币就一直在贬值。我们往往觉得刻舟求剑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投资上大家都在刻舟求剑。所以我只能在房子、美股、A股、保险上都兼顾着。
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缺口的争论，再次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在尽可能广泛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机制里，每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我们检测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正是要看不同群体是否在其中获得公平的待遇，制度是否给人提供了稳定合理的预期。面对制度显现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个看似很不“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养老双轨制的不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公众对养老金现状的关注，基本上是从要不要延迟退休的争论开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退休年龄如此敏感?
　　郑秉文：涉及到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有两类人最为敏感：一类是私人部门做工的，比如厂矿企业的工人，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比较反对，态度悲观。这些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工作的市场化程度高，所以早退休对他们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另一类是公共部门和知识界，倾向于赞成延迟退休，这也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这些争论往往发展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务员本来领取的退休金就高，如果又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谋好处，制定了一个利己的政策。但是，如果事业单位不改革或改革在后，提高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认为好处都让公共部门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在不统一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下，公共部门无论怎么做，无论是否提高年龄，其结果都是负面的，都会遭到私人部门的诟病，这就是碎片化制度的必然后果，我们应该有这个心里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养老制度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平衡，造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退休人员待遇差别明显。对于养老双轨制的诟病由来已久，它造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郑秉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替代率45%意味着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45%，但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其中，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稍高一些。
公务员和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领取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他们的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这就是私人部门的人觉得非常不平衡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双轨制当初是怎么形成的?改变双轨制的呼声很高，但是似乎看不到什么效果。
　　郑秉文：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非常严重，它留下了不同时期的制度思路和国情特点。1978年改革开放时，全国积压了整整200万应该退休的人员不能退休，因为“文革”期间我们的退休制度彻底瘫痪了。国家于是出台临时办法解决退休问题，企业的工人退休后由企业负责发放退休金，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拿钱。那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的利润用来先发放退休金再上缴国家，实际上和国家财政直接拿钱支付是一回事，企业和事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额也差不多，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企开始裁员增效，企业职工要变成“社会人”，就必须建立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险体制，这里边包括独立的失业保险体系、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等。我们改革的是经济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事业单位就没有建立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社保体系的动力，所以他们一直由国家财政负责，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在90年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时一些省市听话，他们的事业单位养老金也参加了改革试点，但他们仅仅参加了缴费，养老金的计发公式却没有变化，否则，就会出现不稳定，因为相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事业单位相比，发现自己亏了，再按企业的水平拿养老金那就更难以接受了。所以，实际上，从全国看，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是分成两个台阶：大约是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加改革(无需缴费)，一部分是参加了部分改革(按企业标准参加缴费，但按原先事业单位标准领取养老金)。
　　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说到底是个利益关系的博弈。由于上述事业单位两个台阶的存在，在2008年事业单位五省市养老金试点改革时就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大家认为早参加改革早吃亏，观望的态度十分明显，谁也不愿意带头改革了。公务员不参加改革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两个台阶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双轨制更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公平不是改变不了，关键是要看有关部门是否下决心来改。
养老制度会破产吗?
　　三联生活周刊：除去这种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感，人们对于养老金的缺口难免担心，害怕自己退休时领不到养老金，那时的养老金能够保障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看您曾经算过一笔账，15年后我们的退休金可能只够吃盒饭，听上去让人挺担心的。
　　郑秉文：我先来做个假设。假设参保人退休后一日三餐吃盒饭，以20元一份计，每天需60元，年均则需2万多元。加上其他基本开销，每人年均需3万～4万元。若参保人退休后存活15年，则需50万～60万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准计算，参保人员在退休前所缴纳的养老金每年约为元，15年缴存余额约为5万～6万元。很显然，其实际缴存不能支付实际领取。因此从养老金财富总值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处在巨大的财务风险之中。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我们现行的养老保险有财务上可持续性问题?那二三十年后退休的人还能领到退休金吗?
　　郑秉文：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从财务上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若不改革，未来某一天破产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来说，现收现付制是以国家的主权信用来担保的。只要国家不破产，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国家不会变成希腊，个人就无需担心自己的养老金不能兑现，国家的财政总会兜底。
　　我们作为学者，观察的当然是养老制度的问题，发现问题就会大声疾呼。这些问题从短期来看似乎并不严重，比如我们目前当期支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每年养老基金的收入大于支出，每年结余的养老基金都非常可观。所以当期的支付压力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要细究当期的养老金结构会看到，每年的巨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很差，希腊就是这样，而相比之下，像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制度平衡能力很好，非常好，自建立那一天起就没有块钱的财政补贴。比如2010年，在结余的2865亿元中，1954亿元是来自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纯粹缴费收入减去支出的结余只有9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就非常小了。尽管很小，但毕竟还是有余额的，所以说当年支付压力不是很大，财务压力也不大。
但长期看这个制度问题很多，不具备可持续性。截至2011年底，全国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额2.5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703亿元，空账额从2010年的1.7万亿元上升到2.23亿。我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去年底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对我国养老金状况做了专门的课题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个人，我怎么能感受到国家的养老保险这样庞大的体系是否健康运行，有没有损害我的利益呢?
　　郑秉文：首先得弄清楚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年，中国正式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我们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时候，世界上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累积制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比如张三、李四正在工作，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直接由政府支付给了退休的王五。
　　基金积累制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个人养老储蓄制度，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企业和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待遇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基金的积累额，账户基金可以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的账户是分开的，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在个人账户里，账户可以因为投资得到保值增值。张三、李四退休时领取的是自己工作时积累的养老金。
　　我们当时看到两种制度各有好处，所以各拿了一部分简单拼凑在一起，叫作统账结合。该模式目的在于将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将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思想的一次尝试。在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每一代人在缴费时，同时供养自己和父辈。具体到我们的缴费率来说，个人工资的8%放到自己的养老账户上，企业缴费的20%被政府用来统一支付给退休一代养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个人账户是空账，这部分钱也被政府用来支付给退休的一代了，因为20%的单位缴费不够用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养老制度整体看是现收现付制的，不是严格的、典型的部分积累制。
　　其实在现收现付的体系下，缴费的个人无需知道自己的钱去哪里了。只要当你退休时，国家能够让你拿到设定的养老金，这个体系就可以持续下去了。就好比你借给朋友一万块钱，约定好一年后归还。如果朋友到期能够还你钱，这一年中他具体怎么花钱赚钱，就没有必要告知你。但是如果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朋友要向海外转移资产了，他要“跑路”了，他的信用出问题了，那么你才会担心能不能拿回借款。一般个体不太容易意识到整个养老体制是否出了问题。但是每个人有个最简单的判断：在同一个制度里每个人应该是平等的，而且这个制度应该能够长期有效地持续下去。奥巴马和他的秘书、或是白宫的花匠在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是平等的，我们做到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对于各个养老金统筹单位来说，它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应对当期支付。如果当期支付没有问题，至少表面上看这个制度就能够一直运转下去?
　　郑秉文：现在我们大多数统筹单位的办法是，比如自己管辖的养老金池子今年新增了1000人要退休，只要我当前的资金能够满足新增退休人口的需求，那这个体制就可以继续运作下去。如果只看眼前，我们当期的制度收入是大于当期的制度支出的。
　　但是深入研究整个养老保险体系，我们大的制度参数都不合理。养老保险涉及到三个大的参数，第一是缴费率，第二是替代率，第三是制度赡养率，对个人而言就是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里，这三个参数互相咬得很死，非常精细，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体系。我们的缴费率是28%，在世界上算缴费率最高的那一类国家，替代率我前边提到了，全国平均水平是45%。可是算算我们的参数，很多地方对不上。
　　比如在现在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的2.8亿多人里边，退休人口是7000万，就是说三个工作人口养活一个退休人口，或说我们的制度赡养率是33%。那么按照每个参保人28%的缴费率，三个工作人口加在一起应该是84%。也就是说退休的那个人应该拿到替代率高达84%的养老金。但是按照2010年的数据，我们养老保险的全国平均替代率只有45%，而不是84%，结余还不到1000亿元，中间的这些钱去哪里了?
　　是制度各个很多小参数不合理造成的，现行养老制度大的参数不合理，不少小参数也是不合理的。比如每年拟定社会平均工资通常以上一年作为今年缴费的基数，北京今年的缴费基数是4672元/月，但这是去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作为今年的基数，而去年使用的基数是前年的社会平均工资4201元。大家知道，中国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4%，你用去年的基数缴今年的费，无形之中费基缩小了14%。
　　再说到另一个小的参数，我们的费基是逐年下降的，为什么?制度没有吸引力，大家都在逃避这个制度，都想从这个制度里捞好处，谁也不想做贡献，大家都在变相地缩小费基，所以费基是逐年下降的。还有很多其他小参数，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导致三个大参数碰不上。
统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