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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洁向员工提出自愿提前退休计划 或是变相裁员
宝洁向员工提出自愿提前退休计划 或是变相裁员
　　据《辛辛那提问讯报》（Cincinnati Enquirer） 网络版25日报导，宝洁公司近日向全体员工提出了一项提前退休计划。由于鼓励提前退休被视为变相裁员的一种方式，因此宝洁的这一举动收到了市场的重要关注。
　　报导称，宝洁在上周致信员工，披露了自愿离职计划的细节。不过并未披露具体的裁员目标，但表示，这项提议将促使一定人数的员工主动离职。
　　宝洁将于本周四（27日）公布季度业绩报告，届时可能披露更多与该计划相关的细节。
　　针对这一事件，宝洁发言人Paul Fox否认了“裁员”的说法。Fox向媒体表示，公司仍在招聘，但同时也在执行提前退休计划，该计划将在2012年6月份之前完成。Fox称，在这一过程中，公司将继续招聘，一些部门将温和扩招，而另一些部门将精简人员，具体将取决于业务需要。
　　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引发了新一轮热议。“逃离”又“逃回”，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有哪些特点？年轻人该如何结合实际安排自己的生活？
　　经济压力小了，但精神需求怎么满足？
　　原以为在小地方生活，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并非如此。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年前，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却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呆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今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一些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价值观相近的群体，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免于沉陷精神荒漠。
　　讲人情拼关系，“都市人”是否还适应？
　　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
　　前几天，张超离开湖南老家，又回到了广州，多少带着一些失望。想当初，他离开广州回家乡时充满激情，但这么快“逃回”广州，出乎所有人意料。
　　最初，张超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房地产销售策划，他的梦想就是在广州买房，将父母接到广州。但现实是残酷的，广州的房价一个劲往上蹿，就凭他每个月不到5000元的工资，是没法买房的。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累了，想到了回家。
　　“当时考虑，如果能够回乡创业，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张超说，正巧有朋友介绍在湖南的一个地产项目招聘销售团队，他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业务上有来往的好友组织起来，组成销售团队与公司签下代理合同。此后，张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都说房地产开发很“暴利”，但对于承销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团队来说，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张超说，销售团队原则上说是回家乡常德落脚，但实际上总在湖南全省以及外省“流窜”，他们的销售团队力量不是很强，无法与大的开发商、大的楼盘及商业地产接洽，实际就是在一些市县承销小的地产项目。
　　“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主要是谈文案，很‘文气’。但回到内地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文案写得怎么样不重要，销售创意也不重要，只要能签下业务就是‘英雄’。”张超说。
　　更难的在于回款。完成销售业绩后，按照合同，对方应该将属于他们的款项及时付来——这在市场经济意识很浓的广州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内地，“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对方会千方百计扣除各种费用，拖欠回款更是家常便饭，张超承销的好几个项目回款至今没有着落。时间一长，这很影响团队的情绪。随着几个骨干成员的离开，销售团队不得不散伙。
　　带着失败痛苦，张超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回到广州。按他的想法，在大城市继续打拼几年，今后即使要创业，也会选广州及其周边等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地区。“回内地创业，太辛苦。”张超说。
　　去年，赵文从北京回到了山东泰安，跟着自己的叔叔做体育用品生产销售，深刻体验到在中小城市做事有多么不容易。
　　为上一个新项目，他去当地政府部门办手续，折腾了半个月也没动静。最后还是在叔叔带领下，通过朋友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客、吃饭、送礼、说好话，两天就搞定了。
　　“我不是不知道在小城市做事要讲关系，但不经历一次，还真难以体会。”赵文说，“以前叔叔总说我需要学的还多着呢，我不服气，现在算明白了。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专家认为，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
　　大城市与小城市，到底选择哪儿？
　　人们应该慎重选择发展的地方。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优点、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到底在大城市发展，还是到小城市谋生？
　　或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人们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买房压力、户口歧视等，但二、三线城市也绝非世外桃源，不少人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如何选择，人们应该考虑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慎重做出决定。毕竟，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各的优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夏玲从江西南昌一所大学毕业后，2006年托朋友在上海找了一会计工作。一年之后，夏玲很不适应，房子太贵、交通太难。后来夏玲回到老家，生活虽然安逸了，却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苦恼。
　　在人们眼里，夏玲从上海回来，一定是能力不行，或者有啥情况，这让她找个对象都很难。“我还是要回北上广。”夏玲说，后来她又南下广州，不仅找了一份工作，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实际上，无论“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目前都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难以说明这些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势。但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主要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公众试图找到一个表达生存压力的话题。
　　当然，即便“逃回北上广”，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房价依然很高、生活成本依然很大。为了不让年轻人再次因为这些现实问题而纠结，大城市应该积极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生活有了保障，人们的发展才能有奔头。
　　专家表示，大城市毕竟容纳能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这不仅是改善民生最直接的体现，更是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的必要举措。
　　昨日，中国成都人才市场发布《2011年三季度中国成都人才市场报告》。第三季度，市场营销、管理行政、建筑装饰类岗位为最热门应聘岗位，电子电器仪表类岗位需求持续增加；中国成都人才市场累计为6800家用人单位和19.5万人次求职者提供了招聘就业平台，较上季度分别减少了13.3%和14.1%.
　　“因为前面两个季度多数大学生已找到了工作，招聘单位也招到了人，造成三季度招聘单位数和求职者人数双双降低。”成都人才市场有关负责人说，第三季度，中国成都人才市场共发布需求岗位18.9万个，平均10个求职者竞争9.7个岗位。
　　随着成都这几年大项目的落户投产，成都三季度对电子、电器、仪表类岗位的人才需求已连续两季度大幅增加。成都人才市场有关负责人说，电子、电器、仪表类岗位从今年一季度岗位需求的10名外一跃攀升至三季度的第2名，招聘需求增幅很大。
　　为了帮助应届大学生搭建就业平台，11月19日—20日，成都人社局、成都人才市场将在世纪城新会展8、9号展馆举行“冬季特大型招聘会”，预计将提供15000个岗位，而大约有50%的岗位适合2012届毕业生选择。目前预定展位的商家已有533家。
　　北京时间10月2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科技博客网站AllThingsDigital旗下BoomTown专栏的作者卡拉-斯维什尔（Kara Swisher）周三撰文称，根据一项名为“雅虎员工满意度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一旦出现更好的机遇，19%的雅虎员工将选择在一年内离职。出现这样的结果，对雅虎董事会和高管而言，似乎毫不意外。
　　很明显，雅虎员工对公司目前的状况感到非常不满。在做“雅虎员工满意度调查”之时，正值雅虎董事会刚解雇了首席执行官卡罗尔-巴茨（Carol Bartz），并开始对公司的战略选择进行审核之时。毫无意外，雅虎员工对高管的打分降低了很多。在回答“雅虎是否是一家有效管理运营的公司”时，支持率较上年的统计下跌了11%.
　　更为糟糕的是，该调查还显示，一旦出现更好的机遇，19%的雅虎员工将选择在一年内离职。对于任何一家科技公司而言，出现这样的数字都令人感到恐怖。员工满意度调查是在全产业内进行的调查，通常情况下10%的员工会选择一年内离职。而且更为糟糕的是，雅虎产品部门想要跳槽的员工比例更高，在这个雅虎绝大多数技术人员工作的部门，一年内想要跳槽的员工比例达到了21%.
　　该调查还显示，雅虎中层目前对公司的战略评估导致无法保留关键性人才感到担忧。有消息称，在最近举行的一场员工大会中，雅虎员工就员工持有的股票期权和其它相关问题想雅虎临时首席执行官蒂姆-莫尔斯（Tim Morse）发难。
　　尽管陷入了混乱，但是雅虎令人吃惊的尚未提出一个新员工保留计划，不过雅虎此前已向部分的员工加薪，并提供了其它一些福利。
　　一场职工停工事件已导致华润雪花杭州西湖啤酒厂停产一星期。
　　昨日（10月26日），华润雪花啤酒（杭州西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杭州）发布通告称，截至昨日，华润杭州已停产和停供货七天，公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今天公司要恢复正常经营，若未能按期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被迫关闭。
　　华润杭州复工前景仍不确定。该公司多名职工昨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职工补偿政策未明朗，目前仍没有复工的打算。而这一切距离华润雪花全资收购 “西湖啤酒”（华润杭州前身）刚过2个月时间。
　　根据职工代表介绍，停工原因是原属国有企业的“西湖啤酒”在一系列的改制过程中，职工并未从中享受到经济补偿等利益。杭州华润昨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该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使企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停工起源
　　昨日，杭州气温再度下降，阴沉中透出寒气，天空愁云难散。
　　位于杭州西湖区西溪路545号的西湖啤酒厂内聚集了上百职工，“有在岗的，也有已经退休的”，厂房进口处挂着多条横幅。
　　老王18岁就在杭州西湖啤酒厂工作，看着公司一路走来，他现在58岁了，“当初只有一个车间，逢到雨天就撑着伞干活。”在现场，不少老职工表示，工作时间少则30年，但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并未享受到补偿政策。
　　现场员工诉求主要是劳动合同问题和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利益保障问题。
　　劳动合同方面，杭州西湖啤酒厂被华润雪花全资收购后，与原杭州西湖啤酒厂签订终身合同的员工是否按照新劳动合同重新签订，华润雪花提供的新合同涉及条款比较笼统，职工认为不合理。
　　在职工利益方面，职工认为杭州西湖啤酒厂1992年第一次转让国有股份时，职工没有享受经济补偿，杭州市1999年发布的《关于我市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若干问题处理意见通知》明确，企业改制时，1983年前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以人均1.5万元的标准从国有净资产中提取，用于置换职工工龄，职工理应享受该政策。
　　资料显示，西湖啤酒厂原属国有企业，其前身为杭州桃园岭啤酒厂，于1958年建厂，是浙江省第一家啤酒厂，目前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西湖啤酒厂目前拥有杭州、德清两个生产基地。西湖啤酒厂1992年变为合资公司，2000年朝日啤酒正式入股西湖啤酒，继日以2.68亿元成功竞购西湖啤酒45％股权及“西湖”等16件注册商标之后，今年8月2日，华润雪花再次斥资2.7亿元收购西湖啤酒55%股权，全资控股西湖啤酒。
　　或被迫关闭
　　对于职工利益，华润杭州总经理张志武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杭州西湖啤酒厂在1992年改为合资公司，但上述杭州有关工龄置换的政策在1999年出台，不在政策规定范围内。
　　但职工代表认为，根据杭州市1999年发布的《关于我市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若干问题处理意见通知》，企业改制时未对职工进行工龄置换，职工仍留在企业，并继续履行原合同期限的，原企业改制后企业工龄连续计算。
　　根据张志武向记者出示的杭州市信访局（号纪要文件显示，文件下发前已经完成改制的企业，改制时未执行工龄置换的按劳动用工制度的政策执行。该纪要还明确，西湖啤酒厂应妥善解决职工问题。
　　为什么1992年改制变为合资企业时，该企业不给职工执行工龄置换？现场多数职工表示，目前未领取国企改制过程中任何经济补偿和生活补助金等。这也得到张志武的证实。
　　“华润雪花”方昨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该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几十名员工以封堵厂门的形式阻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使企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改制时间较早，当时没有相应的政策文件，未予以工龄置换，在以后出台的相关文件中，企业又不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
　　10月26日，华润杭州通告称，从10月27日8时起，公司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如果公司不能正常生产，将被迫关闭。关闭期间，公司将停发对企业停产有直接责任的员工的薪资福利，大部分员工放假回家，公司将依国家政策向员工发放生活费，由此给公司和员工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造成停产的责任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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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实施首月：裁员风潮下的维权困境(图)
华商报&& 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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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王启峰
　　■本报记者刘海宏/文
　　核心提示
　　日，《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正逢年终岁末，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旨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这部法律，在实施之初，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辞工潮”。而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用人单位处于“买方市场”的前提下，劳动者的维权之路也越发艰难。《劳动合同法》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初衷何以实现？用人单位能否正确体会法律的本义、积极面对？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劳动者站在“十年”的坎儿上？《劳动合同法》唤醒了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而企业、工会、监管部门将面对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
　　“先进标兵”一夜遭辞退
　　1989年，当时才20岁的白女士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银行系统。18年过去了，一直兢兢业业工作的白女士，在这个岁末，因为这种“非正规性”而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她被辞退，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左右，银行业务迅猛发展，各大银行相继增加营业网点。像其他正在迅速崛起的企业一样，银行也开始以低廉的用人成本来扩大业务。那时，白女士刚从职业中学毕业不久，在一单位当打字员。经熟人介绍，她到中国工商银行咸阳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咸阳分行”）下属的一个网点当起了代办员。虽然是临时工，但在当时，却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咸阳市工行系统的代办员不止白女士一个。据工行咸阳分行办公室主任李庆林介绍，最高峰时期，系统内的此类代办员多达500人，这些人基本上是通过在银行工作的亲戚或熟人介绍并担保进来的。“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范风险，银行职员是直接和钱打交道的，万一出了事也好找担保人。”李庆林说，因为想进的人太多了，单位还组织过面向社会的招录考试，录用者还要交1000元押金。
　　白女士的工作和“正式工”没什么不同，也是给客户办理储蓄业务。虽然和“正式工”相比，她每月的基本工资只有300元，比其他人少了四五百元，但单位在绩效工资上一视同仁，“同工同酬”。
　　身在柜台外的储户，很难识别玻璃窗内这些胸前挂着工牌、操作熟练的储蓄员之间还存在着“身份”的差别。即使是“临时工”，白女士仍是卖力地工作，并多次获得“先进标兵”和“星级柜员”称号，还自学考取了保险代理人资格证和会计资格证。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实施。该法要求，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临时工”这个名称从此在法律意义上消失了。
　　1998年，工行咸阳分行开始实行全员合同制，改变了以前“干部”归组织部门管，“工人”归劳动部门管的局面，全面签订劳动合同。但这次全员签订中并不包括代办员。
　　白女士记得当时单位也和她签了一份临时用工劳动合同，合同的期限是一年。但后来再没续签过，“我以为签一次就行了，不签就意味着合同是永久性的了。”
　　事实上，在《劳动法》颁布之后，在一些企事业单位，像白女士这样以“临时工”身份工作的人大量存在，而一些保护“临时工”权益的规定，在该法出台后被废除，“临时工”群体的处境变得更加脆弱。
　　日，也就是白女士当代办员18年后，她接到了单位的口头清退通知。和她一起接到清退通知的，还有另外23名代办员，年龄均在30岁以上。工行咸阳分行对此的说法是：规范用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那天，白女士和另外两名代办员被行长叫到办公室。行长语重心长，希望她们主动写辞职申请。
　　沉默和抗争
　　“我坚持不写，写了不等于扭曲事实嘛！”白女士说。当时，媒体已在铺天盖地地宣传《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样的词汇频繁出现在报纸电视上。白女士这才知道，如果再过三个月，单位就不能随便辞退他们了，他们还有可能和单位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个女孩写了辞职申请，单位按每年300元给了经济补偿。我不同意，我干了18年，补偿金才3600元，我都快四十岁了，以后咋办？”
　　对白女士的那份“临时工合同”，工行咸阳分行并不认可。“那是支行自己和代办员签订的，我们没有要求必须签”，李庆林说，代办员是通过非正规渠道进来的，所以不签劳动合同，也未缴“三金”。未缴纳“三金”的原因是代办员本人“从没提过”。
　　国庆节后，白女士“厚着脸皮”继续去上班，但没能去盯柜台，就站在电子银行前为客户服务。那天，一个老客户看见白女士没在柜台前，便开玩笑地说：“模范标兵，你咋不好好上班，在这儿转啥呢？”
　　一句话说得白女士脸唰地红了。听过她的解释，这位客户忽然在大厅里喊起来：“模范标兵都辞，太不合理了嘛！”
　　日，清退到了最后期限，工行咸阳分行给予代办员们的经济补偿，也增长为每年补偿1000元，最多补偿12年。11月1日，白女士再去上班时，便连柜台也进不了了。
　　无奈之下，白女士和另外9名被辞退的代办员，向咸阳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单位与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补办“三金”。
　　和白女士的遭遇一样，在西北大学老校区干了七年楼管的张介民，也同样遭遇“突然”辞退。
　　那是2007年3月的一天。下午5时许，张介民正在教学楼内值班，物业管理办的同志突然让他立即交班走人，也没说为什么。他也没多问，“干我们这行的，领导说让你走你就得走，问也没用！”
　　他之所以没问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签合同。2000年，张介民到学校当楼管时，学校也曾和他签过一次合同，期限是一年，可后来也没续签过，他也没注意，就算知道他也不敢提，“如果提了，还不得立马走人？”他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离开时，张介民望着一屋子的生活用品，眼泪都快流了出来。七年来，没有休息日、节假日，一天24小时住在教学楼里，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就像家一样，家居、衣服、餐具样样俱全，就算收拾起来，也得大半天时间，哪儿能说走就能走得了？
　　不过，他还是按时离开了学校，临走前，还和几个楼管朋友打了招呼。他的这些楼管朋友，大多夫妻二人共同看管一幢楼，一个人一个月600元工资，但就这点儿工资，有时还要被克扣。“我刚到学校那一两年，和别人倒班，到了假期一个人每月才拿250元。后来我们夫妻俩合管一幢楼，本来一个人一个月600元工资，可有一次两个人才拿了800元，原因是假期没什么事。明知不合理，可谁敢去理论呢，今天理论明天就让你下岗，想干这个活儿的人多得是！”
　　日，西安交通大学原楼管杨桂君因学校不为其缴纳“三金”诉至法院，一审胜诉获赔10780元。张介民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就跑到本报投诉，“不能再忍气吞声了，我咽不下这口气”。但他“上有老，下有小”，不干活去打官司，“没这个能力啊。”
　　对张介民的遭遇，西北大学后勤集团物业管理中心一名负责人说，并不清楚曾经发生过“克扣”工资的事，但她承认，到目前，学校还没有和楼管们签劳动合同。“这个事太急了，学校已经在做各种前期准备，会签的。”
　　工会的尴尬
　　“工会是职工的家”，虽然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但当自己无奈地失去工作时，白女士和张介民都没想过通过工会来维权，因为“单位不允许临时工入会”。在白女士的眼里，工会就是组织大家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过年过节发发福利。而自己因为不是正式工，连福利也没有份儿。“我们这些临时工和工会就没什么关系。”“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也可通过职代会或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另外，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的。但现实与法律的规定之间，显然还有太大的距离。
　　新近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中，也着重强调了工会的作用。例如《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自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裁员方面，此法也规定：“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而在现行体制下，企业工会能不能真正发挥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呢？“你去问问普通百姓，听听他们是怎么看待各级工会的。许多人都会告诉你：企业里的工会，是企业内的一个二级单位，工会主席是‘听命’于厂长、经理的‘中层领导干部’，与‘职工’根本不搭界。”一位长期在企业工作的人士说。“试想一下，企业老板怎么会愿意在自己的公司里，组织一批人和自己对着干，还得给他们发工资？就算有，哪一个工会成员会真心为了员工利益得罪老板呢，除非他不想干了。”
　　“稳定是前提。”从事过十多年工会工作的马强（化名）说。他对维护职工利益的理解是：“职工的利益从大的方面讲是群体性利益，而这个职工群体性利益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的经济效益好了，职工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所以，得从大局着想。”马强承认，一方面身为工会人员，一方面又是企业办公室人员，遇到企业重大决策时，非常矛盾，“不知道到底该为谁说话”。
　　陕西庄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兴武则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工会的作用在加强，但这种加强仍然是程序上的，并非实质性的，最大的问题是工会没有否决权。”
　　去年，周兴武在北京参加《劳动合同法》相关培训时，就有人提出质疑：“既然《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如果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告知工会。那么这里的工会是指哪一级工会，是企业工会、县市工会、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都没明确规定。”有人还开玩笑说：“企业如果用特快专递发给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不是也算尽了告知义务？”
　　周兴武认为，工会要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更主动、更坚决地出头替职工说话，首先要站对位置，站在职工一边，绝不能甘于附属地位。
　　农民工：更庞大的弱势群体
　　虽然很多企业职工已感受到维权的不容易，但比较起来更艰难的是那些身处更弱势的劳动者。
　　“去年，来我们这儿投诉的80%%都是农民工。”咸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队长王哲民说，2007年他们受理劳动违法案件600余起，为农民工讨薪990多万元，而从2003年至今，这个数字是1.2亿元。
　　虽然近两年关于农民工的劳动违法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再一次让人们担忧这个群体的法律困境。来自北京的调查数据显示，该市九成以上农民工处于非法用工状态，很少签订劳动合同。
　　专家指出，即使是新法出台，也很难改变外来务工者的弱势地位。不仅仅是他们缺乏劳动专业技能，可选择余地小，更是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任何时候都只能作为个体去面对企业——而任何人，即使是国家公务员，在面对单位时也没有任何力量可言。在可预见的几年内，在农民工这个群体中，《劳动合同法》可能根本无法保护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农民工这个流动性强的庞大群体，实际上目前的维权意识仍停留在讨薪阶段，只要能拿到应得的钱，什么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暂时都谈不上。
　　“《劳动合同法》最难推行的是在服务业和建筑行业。”周兴武分析说。主要原因不是劳动者没有维权意识，而是维权成本太高。劳动者首先要获得劳动权，但在当今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大环境下，为了保证自己不丢饭碗，他们即使权益受到侵犯，也只能忍气吞声。而用人单位，一般不会主动与农民工签劳动合同，一旦劳动者有这方面的要求，他们会以种种理由拒绝或者拖延，甚至将其辞退，因为劳动力市场上，可替代的劳动力非常多。
　　企业的选择：规避还是改变？
　　企业对《劳动合同法》反应强烈的程度，让律师周兴武也始料未及，而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之一。
　　去年7月，《劳动合同法》颁布的第二周，周兴武便买来相关法条学习，并印制了《企业如何理解和应用劳动合同法》小册子，给企业免费发放。当时，企业的反应还很平淡，“有些老板将册子拿回去就放在一边，连看都没看。”
　　11月初，媒体突然爆出“华为”7000名职工集体辞职，然后再竞聘上岗的事件。在距离《劳动合同法》实施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里，此举无疑被认为有规避新法之嫌。随着媒体的密集报道，“辞职门”的效应迅速向全国扩展开来，掀起了一股变相规避新法的风潮。而新法中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费”等规定更让企业忧心忡忡。
　　“去年12月份，企业老板的紧张情绪开始显现出来，不断有企业向我们索要培训资料，有的企业老总则说，别给我讲理论，直接告诉我怎么办？”
　　有一天，周兴武给西安一家餐饮企业的老板送去《劳动合同法》的小册子。当时，老板并不在办公室，但电话叮嘱他：“务必要将册子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不要交给任何人。”
　　“老板的做法很有意思，怕员工看见要求签合同。可员工都是认识字的，也都关心自己的权利啊。”周兴武说。他也明显感觉到，《劳动合同法》带给企业的谨慎和紧张。他注意到，很多原本定于今年上半年招聘的企业，如今大都紧急提前或推后，“因为吃不准政策，干脆在这个阶段不进人”。
　　“在一定意义上，公众也要理解企业担忧的合理性。市场竞争这么激烈，裁撤员工是企业保持活力、应对风险的手段之一，如果无固定期限员工过多，很可能影响企业竞争力”，周兴武说，年前大规模裁员风潮之所以出现，是企业不理解新法的相关规定而盲目跟风。
　　他认为，企业把精力花在“应对新法”是不明智的，眼下当务之急不是规避，而是加大人力资源管理的投入，花三分之一的时间细化合同文本，三分之二的时间构建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而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在低用工成本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对用工成本突然增长大多缺乏思想准备。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长期维持这种低成本。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常凯认为：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低成本战略。低成本不仅是企业选择的一个竞争手段，而且成为国家竞争的一个基本手段。“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没有更多的资金，没有更高的技术，没有更严格的管理，但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以采用低成本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低成本战略严重忽略了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常凯举例：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只有13%%左右，GDP一直往前发展，但从走势上看工资总额所占的比例是下降的。
　　“没有几百万农民工的劳动，能有今天的深圳吗？”但近些年，即使是深圳这样相对高工资地区，劳动争议也不断攀升，劳资矛盾日趋紧张。
　　常凯认为，现在，企业只能改变自己，实行经营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的转型，“从以往的以低成本为竞争手段的企业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竞争手段的发展模式。如果不适应，就必须调整。”
　　现实与未来
　　距离《劳动合同法》实施还有10天时，白女士和另外9名代办员的劳动仲裁在咸阳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辩论。白女士说，那天，她简直伤透了心，没想到单位这么绝情。
　　10名代办员的仲裁申请是一个一个进行的。进行到激烈时，工行咸阳分行的代理律师一句话激怒了白女士：“你们这是非法劳动关系，就跟山西黑砖窑一样！”这一句，白女士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非常生气，干了这么多年，竟被看做黑窑工。”有的代办员当场就哭了。“工行还不承认我们是他们的员工。”白女士说，一个代办员气急之下，将原先的工号牌给对方看。
　　关于这次仲裁的消息次日便见诸报端。虽然只有“豆腐块”大，却让白女士在原来的同事和领导眼里变成了敌人。“看你平时不怎么样，没想到还挺爱出风头的”，“这么多年，单位把工资给你发着，你还告”，听了这些话，白女士觉得很不自在。但一想到自己今后的处境，她马上又觉得理直气壮：“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单位没给我交三金，我50岁以后咋办呀。”
　　白女士的心态是有代表性的，事实上，《劳动合同法》这样阐述其立法初衷：“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怎样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在当前，就是要企业正确对待，适当的时候做出‘妥协’。”周兴武说，只有企业“妥协”了，才能推动《劳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但是，短期内企业能否正确认识法律，遵守法律的企业能否承受得住成本加大所带来的“阵痛”，还是个未知数。
　　在大规模裁员风潮出现后，有人开始担心：会不会以后每年都有一拨人站在“10年”的坎儿上，因为这部新法失去工作？也有人担心，这部旨在“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法律能否给劳动者带来真正的春天？推出的时机是否有些超前？在现行体制下，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没有得到实质改善之前，就将劳动者“硬”推到了战斗前沿，本来身处弱势的劳动者，会面临更多的维权成本。
　　然而，也有专家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从国家长远发展和职工的长远利益来说，新法推出正当其时。正如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常凯所强调的，“低成本战略必须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状况必须要改变”，这也是立法者的思路。
　　白女士的代理律师孙博这样看《劳动合同法》，他认为这部法律关于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的规定，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而相关的无固定期限的规定，“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让劳资双方更关注自身的义务与权利，不是坏事”。
　　工行咸阳分行10名代办员申请的劳动仲裁不久后便可出结果，孙博很有信心打赢官司，因为“交大楼管的官司都赢了”。离开工行后，白女士曾在一家专卖店打工，但已经习惯了银行工作环境的她，怎么都觉得别扭，干了几天就辞职了。
　　这些日子，白女士不断在媒体上看招聘信息，也有银行招聘的信息，但一看年龄要求，“35岁以下”，而她已经38岁了。以后该怎么办，她还不知道。
 编辑:任坤　来源:华商报&& 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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