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第30章 2003年－2004年9月“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1月，江距离卸任中国国家主席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他密切关注伊拉克和朝鲜的严峻危机。特别是在伊拉克，事态似乎正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江竭力想避免的。俄罗斯、德国和最积极的法国都赞成这一观点。不难发现，这四个国家在伊拉克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有累计达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尚未得到偿还，尤其是法国和俄罗斯。
中国企业在伊拉克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项价值8000万美元的电信合同，但这并不是江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石油。中国是石油净进口国，因此不希望世界石油供应出现任何波动。同样，中国担心战争会阻碍全球贸易的开展，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此依赖性很强。美国若取得胜利，将会扩大其政治势力，从而影响中国的诸多利益，这是中国要尽力避免的。更为险恶的是，如果美国成功解放伊拉克，将会开创利用跨国干预更迭别国政权的先例。江泽民反对任何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与此同时，他又与其他反对美国的大国保持距离。江强调，联合国武器核查应得到加强，而不是废除，但他也强调，伊拉克“有义务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他的战略反映出在处理国际外交事务上，中国已经变得越加娴熟了。他既没有一味地反对美国提出的议程，也没有自动地与中国的传统盟友站在一起。江巧妙地采取了一个维护和平的立场，置身于纷争之外，又不疏远任何一方。
“我们作壁上观。”一位中国官员说。
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抵达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和朝鲜危机进行磋商。第二天上午，胡锦涛总书记接见了他。下午，在江主席接见时，鲍威尔对江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引证说，中美贸易往来不断增加，在危机问题上密切磋商，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紧密合作。
江主席也认为，在进去的一年里，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都有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增多了，合作领域拓宽了”。但是，他明确提出要将台湾问题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对他来说，尽管伊拉克和朝鲜问题很麻烦，但台湾问题才是关键。他再次强调，“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江希望美国给予某种回报，例如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以及更重视中国大陆的利益。
据报道，中国方面后撤了一些部署在面对台湾的福建省境内的短程导弹（这一说法受到美国方面的质疑），那里原先部署有约400枚导弹。江的这一举动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信心是增强而不是减弱了——经济上，台湾的工商业日益依靠大陆；政治上，对“台独”政客的支持可望越来越少；军事上，大陆可以花费比台湾更多的钱用于购买现代装备。
在与科林·鲍威尔会谈2天后，江接待了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为表达“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私人友谊，江承诺中国会与古巴加强双边关系。为体现这一承诺，他特意陪同卡斯特罗访问了南京。
也许曾经有段时期，支持古巴是同美国的“单极”国际秩序抗衡的一种明智之举，但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中国人很喜欢卡斯特罗，对他们来说，这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古巴人是一个无所畏惧而又十分浪漫的革命者，他勇敢地与美国对抗，忍受了数十年的制裁。江和其他人一样，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2天后，江接见了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江与卡斯特罗谈论的是中国进口原糖和出口大米、芸豆的事，现在他转而讨论起信息技术和源代码的共享。这1周很有意思：科林·鲍威尔和比尔·盖茨的访问之间夹着菲德尔·卡斯特罗。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江主席在1月初和2月同乔治·布什的电话交谈中都表示，中国反对平壤突然决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他重申，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虽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拉克，但对中国来说，朝鲜局势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
可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如果朝鲜领导人告诉江主席，除非江给他更多的援助，否则他要进行核试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能给他增加援助，别无选择，”一位负责平壤事务的中国分析家说，“我们对朝鲜只是有一些影响力。”
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日本可能也会受到压力而进行核武器的研制。美国可能就会有理由在台湾部署核弹头。结果会怎样呢?另一方面，如果朝鲜政局发生大变动，中国不仅要面对庞大的难民潮，而且还要面对与自己“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动荡的难堪局面。在中国看来，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有意外，中国将不得不在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作出抉择。
从国家经济情况说，江对自己离任时留下的财富当可自豪。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正陷入停滞或衰退时，他留给继任者的中国却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在2002年的增长率为8%，2003年则高达9.1%。中国公民的态度也让他感到满意。当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混乱因素时，中国似乎成了秩序良好的避风港。“中国现在肯定是情况最好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公共安全稳定，”一位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说，“没有人在这里搞恐怖活动。”
江现在可以把目光投向未来了。3月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十届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的前几天，代表名单获得通过。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7名领导人中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留了下来，再延续一个5年任期，江在人大上海代表团，胡在西藏代表团。
在十届人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鹏主持了他最后一次正式的公开活动。同一天，朱镕基作了长篇报告，这也是他在退休前的告别讲话。他的报告，回顾了政府在过去5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对未来作了展望。
江泽民显得非常轻松。在与上海代表团座谈时，当看到正在谈上海农产品生产的那位代表比较瘦弱时，江说：“你是农委主任?你应该肤色很黑啊，怎么看起来更像个白面书生?”代表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距他离任国家主席还有不到1周时间，江泽民被更深地卷入了朝鲜和伊拉克危机之中。他白天忙于参加“两会”，深夜则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断通话，中国的新闻媒体多有报道。3月10日，江与布什总统就朝鲜问题通了电话。江说：“对话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双方是否有诚意，对话能否有实质内容和结果，是否有利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是否有利于解决美朝各自关切的问题及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分析家猜测说，江作了一个微妙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将不会反对美国的立场——任何与朝鲜的对话都应是多边会谈，不能仅仅由美朝两方参加。在此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支持朝鲜的要求，敦促美朝双边会谈。
在伊拉克问题上，分歧就更大了。布什强调国家安全，坚决要采取军事行动。江则坚称，核查应当继续下去。为了保持平衡，江最后让步说：“伊拉克必须全面、严格、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主要选举工作于3月15日举行。尽管结果早已确定，但仍有一定的悬念。在整整一代人离职之后，出现了政府高级领导层的彻底变更。伴随着人民大会堂中的中国民乐，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投下他们的无记名选票。
选举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结果很快揭晓。吴邦国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担任国家主席10年任期已满的江立即站起来与胡锦涛握手。他与胡轻声地交谈了几句，近3000名代表一起鼓掌。
胡锦涛获得了压倒性的2939张赞成票，只有4票反对，3票弃权，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得票者”。已经在位13年的江得票率稍低一些，达到了92.5％。稍过片刻，同样被视为在职当选的曾庆红得到了87.5％的赞成票。不过，江泽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出现于大庭广众，这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开明的另一个标志。
对于江和曾来说，他们实际掌权已经10多年了，一定数量的非赞成票既不令人惊讶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曾庆红是政策的执行者和制度的实施者，受欢迎程度稍低是在预料之中的。
选举结束后，胡锦涛向台下三鞠躬，江泽民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迈着轻松自信的步伐走在胡锦涛、李鹏和朱镕基的前面，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威严。
第二天，备受欢迎的温家宝被选为总理，得到了高达99％的选票。一天后，温总理公布了由28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这个团队将在未来5年中管理中国政府。4个副总理中包括黄菊和主管经济和工业的曾培炎。
3月18日，人大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全体人大代表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胡承诺，他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胡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称赞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的10年间领导有方、成就卓著。他说江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胡还强调说：“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向江泽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有报道说，江会在此后的整个5年任期内保留他两个平行的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7年党的军委主席才会到期，2008年国家的军委主席才会届满。江向一些上海代表透露过他的想法。他解释说，需要有人来“压阵”。离任的国家主席说：“我向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数月后，江对这次交接班进行了反思。他对几个同事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对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十届人大结束的第二天，美国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对伊拉克“首要目标”发起攻击，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事行动”。这是一个例行声明，缺乏力度。尽管中国与法、俄、德反战阵营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江知道，与美国对抗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战争之初，中国报纸发表了对战争有严重倾向性的观点，夸大美国的过错、失误、问题和损失，反复播放子虚乌有的伊拉克新闻部长可笑的声明。中国的读者很可能会因此认为美英联军已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泥沼。
中国的媒体向来是个敏感领域。对于媒体应该如何变革，胡锦涛有一些新设想。他决定，政治局每次开会，媒体都应进行报道，这是朝着提高执政透明度迈出的又一步。胡告诉主管媒体的官员，电视新闻把太多时间用于报道高级干部开会和日常视察。胡呼吁播出更多“真正的新闻内容”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减少对高层领导人日常活动的报道，他在内部会议上批评这种做法是“浪费时间”。
媒体在2003年初报道了两起危机，从中可以看出有关方面对于媒体报道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第一起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内发生了两起爆炸，相关消息迅速得到全面报道，从而转移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危机很快得以解决。《人民日报》认为，媒体的“透明度在阻止谣言传播和防止恐慌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在第二起危机中，人们没有像上次那样幸运了。
2002年末，爆发了令人恐惧的新型传染病，即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媒体一开始是置之不理，等到情况较严重的时候，媒体仍轻描淡写。这种疫病始发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和香港，接着又爆发于北京。2月9日之前，在官方媒体中关于这种致命疫病的消息被完全封锁。2月25日以后消息再次被封锁。
就在“非典”病例急剧增加之时，中国各大报纸上连续刊出局势“得到控制”，病例正在“减少”和“不再构成威胁”的报道。
4月3日下午，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中，他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只有12例“非典”。
各种传言充斥北京，游客纷纷取消到中国旅行的计划。很快，国内外的公众压力迫使当局改变了政策。4月17日，胡锦涛下达命令：政府各级部门“绝对不许隐瞒‘非典’疫情”。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国的卫生部门说真话，媒体要如实报道。他们警告说，任何少报、缓报或瞒报的干部都将受到严肃处理。
有关方面匆忙在4月20日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记者招待会本应由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主持。但两人都没有到场，代之出席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和他的一名助理。他公布说，北京的“非典”病例为346例而不是37例，比原先发布的数字高出8倍多。至于没有露面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新华社发表的一则简讯说明了原委：他们被免去了职务。
分析家们都目瞪口呆。卫生部长曾在上海一所大学担任过高级职务，后调到了北京。而北京市长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星，上任才3个月。但是政府的合法性——说得重一些，是国家的稳定已经受到威胁，必须作出牺牲，胡和江作出了相同的决定。
一夜之间，关于“非典”的报道充斥中国的新闻媒体，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尽管眼下报道的情况异常严峻，但出人意料的是，民众却比以前更加乐观。中国读者觉得自己了解到了“非典”的真相。
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张文康和孟学农失职丢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文章中坦率地公开评价了对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处理：“为加强北京地区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确保首都大局的稳定，中央决定调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有人认为，公开发表上述言辞是“罕见、直率而又十分公开地承认失职行为”。
虽然出现了一些乐观气氛，但死于“非典”的人数仍在增多。每一天都有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中国的首都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之中。学校停课了，学生被要求在家通过互联网自学。大学生被禁闭在校园里。有些医院实行了隔离，有的医院不接纳疑似患者。人们抢购商品，退守家中。还有人选择了逃离。这座常年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随着餐馆、剧院和迪斯科舞厅纷纷关门而陷入萧条。
“我们不能怨天尤人，而应该奋起抗争。”温家宝总理说。为表示同舟共济，温在北京大学食堂与大学生共进午餐，还在医院向医务工作者鞠躬，对他们作出的牺牲表示感谢。
江泽民一直住在上海。4月底，他在会见印度国防部长时，首次针对“非典”发表公开讲话。他说：疾病“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我们已经就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
江借与外国客人交谈之机，首次就防治“非典”发表了公开讲话，这比他直接表态所传递的信息更加委婉。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江命令解放军派遣1200名医务人员，支援北京抗击“非典”的斗争。
“非典”虽然可怕，却促使新闻报道方面有所突破，它使中国更加自由和开放。最早的事件出现在5月2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的一艘潜艇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船员全部罹难。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军方的灾难，而且是在“五一”节期间，这种做法极不寻常。
同一天，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向死难官兵的家属表示慰问，对这次“重大损失”表示痛心。他把遇难官兵称为“人民的好儿子，祖国的忠诚卫士”。江和胡锦涛接见了遇难官兵家属，这是自“非典”疫情爆发以来，两人首次同时露面。在每次中央军委会议的公开报道中，胡锦涛虽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都是以“副主席”的身份，按礼仪排在江泽民主席之后。
另一个事件同样能够说明媒体的变化：有关部门决定通过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第一套节目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基本上不作删节的实况转播。这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时直播来自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原始素材，包括记者的现场报道，并提供同声传译。
新华社的报道内容涵盖战场上的突发新闻和美伊双方的外交活动。面对一个有多种新闻来源的市场经济，新华社别无选择。如果它不报道真相或不保持相当的公正，就会失去观众。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行径、万人坑和极端的镇压手段都相继被曝光了。而在此之前，对一个反美的贸易伙伴是不会这样描述的。对美伊战争的报道是空前的，千百万中国人能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世界，在这以前是不可能的。
4月20日，就是召开那场令人震惊的“非典”问题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还有一个显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信号。吴薇，一个”自信、健康”的年轻女性，在一次备受瞩目的选美大赛中，从全国20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中国小姐”的称号。所有主要报纸都图文并茂地对此进行了报道。
4月中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意与美国在北京就其核武器计划进行会谈。中国也将全面参与谈判。这是对江泽民的外交才能的一种证明。江提出了一个保全双方面子的说法，那就是对话形式“并不重要”，这样双方都在立场上不作出让步的前提下轻松地进入协商。据一位发言人称，美国之所以作出妥协，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安排三边会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首轮会谈并未取得成果。在官方声明中，中国表示谈判促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寻找解决办法。
会谈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朝鲜战争结束50多年之后，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地位发生了改变，已经从谈判桌上的一方转变成许多国际争端的公正仲裁者。其立场向世界表明，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敌人美国拥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但是，中国支持的并不是美国，而是世界和平。维护国内外的稳定是江政策的鲜明特征。
江泽民为中国能够在解决这一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骄傲，但美方把出现的问题基本归咎于中方，又使他非常无奈。江在一次会谈中会突然改变话题，向美方提及此事。有人天真地回答说：“许多美国人认为朝鲜似乎是中国的‘属国’，因此，中国理应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江作出了本能的反应。
“不是那么回事!”他大声说道，一脸严肃的表情，“我跟布什总统说过的。朝鲜在决策上是很独立的。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中朝是友好邻邦。”江最后沉吟着说：“世界上很多事情的确是非常复杂啊。”同样，江也会主动与来宾谈一谈自己对伊拉克问题的看法。在回顾了他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谈”和自开战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江承认说，美国的迅速取胜令他“震惊”。但他补充说，战争结束后发生的战斗“促使我修正了自己的想法”。江列举了上周美军的伤亡——“一架直升机被击落，16人丧生，另一架直升机上有6人丧生”。他总结说：“伊拉克问题不是那么快、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
从这一点，江很自然地转到了他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基调上。“处理当今世界的问题，”江表示，“美国不能奉行单边主义。中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相信世界应该是多极的。多极化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除外交政策外，江忙于他目前担当的唯一职务——中央军委主席。他极其认真地履行着这一职务。每次会议他几乎都参加，这在以前他身兼数职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他集中精力推进军队改革，特别是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高科技能力。
4月底，全国正处于抗击“非典”战役的高潮，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了这次会议。掀起学习的新高潮，“就是要使全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会议还研究了“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并呼吁各地区、各部门不要忽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方面继续搞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做好‘非典’的防治工作”。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自己的远见，那就是中国绝不能陷入恐惧，自乱阵脚。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中国经济就此停滞不前，整个国家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更多的人会受到危害。
令人刮目的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战胜了“非典”，经济恢复了活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江是在一场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内乱之后走上领导岗位的。而今天在其退休之时（虽然尚未全退），几场危机没有打垮政府，反而促进其发展。无数迹象表明，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日，在纪念建党82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主席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他希望发展江的观点而不是取而代之。胡年轻且更加务实，与时代精神更为合拍。胡喜欢到民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理解他们，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现代西方的政治竞选活动。胡锦涛把自己的国内事务看作是实实在在的和从不间断的工作，如扶贫、实行党内民主，他也继续支持江泽民制定的中国的远期目标和策略。
胡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思路，叫做“科学发展观”，即改变过多依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可能会被高消耗的“形象”工程歪曲），更加注意“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发展。胡锦涛提出：“努力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胡锦涛的自信和尊严展示出一个受尊敬的大国形象。
为了他退休后的新生活，江泽民拥有两套住宅，一是中南海内朴素的庭院，还有就是上海的住所。与往常一样，江每天游泳600米来锻炼身体，他说他可能准备游更长的距离。
“一般说来，他们都可以按退休时的级别终身享受相应的待遇，”常驻北京的评论家龙安志说，“但是他们不能像美国领导人那样出来赚取巨额演讲费。”在中国，人们通常希望退休的领导人“安享晚年”，不要“公开发表声明或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不能发财致富。对于共产党的元老来说，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那样当一个职业名人，写书，演讲，在公司董事会任职，都是不合适的。
但是“退休”后的江泽民，这个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领导中国走进一个夺人瞩目的新时代的人物，用不着通过演讲或是著书立说来保持自己的发言权。他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内，江泽民将会继续施加“相当的影晌”。
江泽慧建议说：“我希望他把自己写的东西整理一下。我个人希望他能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考察科技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当然，他现在还是很忙，兴趣那么广泛，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时间。”
江泽民现在无拘无束了。“现在我不再担任正式的党政职务，”他说，“我是无官一身轻。”
但他对发号施令更为谨慎了。有一次，江让一位部长决定是否应该带某位外宾参观某地，那位部长把他的话当作指示。
“我马上带他去。”部长回答说。
“我不是这样说的，”江纠正他说，“我没有说某某先生应该去。我是说由你来决定某某先生是否应该去。”
这位前任国家主席仍然在中南海富丽典雅的接待大厅接见外国政要——2003年6月来访的印度总理和法国国防部长，7月来访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还接见了2004年4月来访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江对他说，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次周在会见朝鲜的金正日时，他呼吁进行“深入而坦率的交流”，以应对“复杂而多变”的局势。同一周他在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时说，愿他们的双边友谊“一代接一代地”发展下去。2004年7月，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重申，中国“绝不容忍‘台独’”，这一报道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有关报道还提到，2002年赖斯陪同布什总统访华时，江和她一起跳过舞，还曾用俄语交谈过。江告诉赖斯，她“看上去比以前更年轻了”。）中国的“主要代表”乐于谈论自己充沛的精力和年轻的外表。“我77岁了，”他愉快地对朋友们说，“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来。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据报道，布莱尔跟江说，他看上去很年轻，江回答说：“我感觉很年轻!”
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的头发虽然日见稀疏，但仍然乌黑，整齐地向后梳着。他看起来精神矍铄，充满活力，体重也减轻了一些，声音依旧是那么浑厚有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游泳健身的时间多了，出席官方宴会的次数少了。
在江担任领导职务的头几年，外国批评家讥讽他“不具领袖魅力”。如今，他浑身上下洋溢着伟人的风采和从容的自信，十分迷人。打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江个人身上的变化折射出中国整个国家的变化。
虽然在2003年下半年保持了低调，但江仍然关注着军队建设。11月，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寻求加快军队现代化的步伐，使解放军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特别是高科技和信息战争。他号召深化军队改革，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以质取胜”，“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他紧抓军队的“党建”工作和作为培养军事人才“主要基地”的军队院校的建设工作，革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技术。他说：“科技和人才是关键。”
10月，中国首位航天员、“太空人”杨利伟完成了绕地球飞行14圈的壮举。中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全国人民引以自豪，欢欣鼓舞。江泽民喜气洋洋地称赞这次飞行“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
江说：“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谱写我国航天事业以及整个科技事业更加绚丽的篇章。”仿佛是实现了一个毕生的梦想，江又说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这是回报的时刻。他要向那些多年来帮助过他的人表达谢意。2004年1月上旬，江邀请长期报道他的活动，特别是国外活动的电视工作者，来到中南海——第一天上午请来6位记者，第二天上午请来7位制作人和编辑。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追忆过去，交流见闻。如，有一次一位摄影师为找到最佳拍摄角度，跨越护栏，站到非洲一处陡峭的堤坝上，身体摇晃起来。江本能地伸出手让那人抓住，避免了摔伤。交谈过后，江请大家吃午饭并参观。
跟电视从业人员聚会的主意源于江泽民和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一次电话交谈。两次聚会赵都参加了。他讲的是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出差错的伤心事。
这期间，江在另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赵，要让中国人学习欣赏古典音乐，因为他认识的许多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有些中国人认为古典音乐是阳春白雪，江说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应予普及。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台就开播了一套新节目——第十五套。这套节目由一半中国古典音乐和一半外国古典音乐组合而成。基本是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节目开播时，江泽民给赵化勇打电话表示祝贺，说他已经欣赏了好几个小时了。
“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普及基本上归功于江泽民一人，”余隆说，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青年指挥家，北京音乐节的艺术指导，“这10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人们常谈论中国的经济复兴，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复兴同样重要，它将滋养许多代人。江主席对艺术，特别是古典音乐的爱好，对全国人民都会产生影响，这一点毫无疑问。”
1月下旬，江在中国南方旅行了3个星期，参观工厂、农村、军营和主题公园。香港媒体称之为继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之后的一次“江的南方之行”。报纸头版上刊登了江在中国民俗文化村跳舞的照片，这证明江身体强健，活力依旧。
照片透露出丰富的含义。江在各种公开场合与其他9位常委在一起呈现9+1的格局。例如，2004年4月上旬的一天，北京人民种树300万棵，江和9位常委出现在北京最大的朝阳公园。他们身着相同的深色茄克衫，手持同样的绿色铁锹，排成一排齐步行进，每两人之间夹着一名身穿红、白服装的儿童。江泽民和胡锦涛处在中央，两侧各4人，严格按职位排列，位高的在内，位低的在外。尽管按惯例胡的名字在标题中排首位，但所有人，包括胡都尊江为前辈。
江泽民此时心平气和。2004年中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展现出稳定而强大的国际形象。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权力过渡进行得平稳而顺利，像在一般国家一样。似乎江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或者说行使自己的权力，完成最后的权力移交工作，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一最后正式职务。
但江泽民很谨慎。陈水扁的“台独”活动在悄然进行（3月份台湾曾经历过一次很乱而离奇的“总统”选举），香港的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民主派”屡屡施压，这一切都推动或迫使江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2004年早些时候，他在深圳对当地官员讲话时，强调了邓小平的告诫：“香港领导层的主体必须由爱国人士构成。”随后中国国内媒体受命发表文章指责香港“民主派”不够爱国，美、英等国外势力正在插手中国内部事务。
有人说江重新对政策施加影响会与胡主席产生冲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胡自身也坚决反对“台独”，强硬抵制香港2007年行政长官直选和2008年立法会直选。胡锦涛仍然尊重江泽民的意见，同时仍继续派同事担任省、市职位，做好扶贫工作。
这位前主席在路线上似乎采取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如在台湾问题上，他要求加紧备战。
江泽民认为，他的所有决策都是确保中国政治稳定所必需的，否则国家稳定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就会遭到削弱，但有些决策却被国外媒体指责为倒退。在江看来（以他大家长的眼光），什么也不能阻止中国变成强大的世界一流大国。
江如何权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呢——他需要完成权力交接，又要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退休时间表之间权衡再三之后，这位终身爱国者又一次选择了爱国之路，可能也再一次震惊了低估江泽民和他的爱国之心的那些人。
日，江泽民辞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出意料地由胡锦涛接任。胡锦涛集党、政、军领导权于一身，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在此过程中，全国一切如常，这是新中国的一次和平权力移交。胡的上任再一次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至高原则，得到一致赞扬。（胡锦涛自1999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来一直在默默努力赢得军方尊重。）江泽民的辞职是在中共中央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这次会议由胡锦涛主持，主要议题是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合理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新的改革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在选拔党政官员时提倡公开竞争。
一份措辞严谨的公告表示，全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13年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公告称他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贯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公告还赞扬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5年来，“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建军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现代军事思想前冠以他的名字，江的功绩得到进一步确认。）这一惊人消息宣布之后，媒体将聚光灯对准这两位大人物。中国中央电视台将黄金时段留给这一交接过程：78岁的江泽民和62岁的胡锦涛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热烈握手，全体中央委员簇拥在他们周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基本政策上一致的胡和江摆姿势照了相。胡锦涛说：“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特地来看望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泽民同志作重要讲话。”
“讲三句话，”江作了一个简短而充满感情的告别演说，“第一，衷心感谢中央委员会接受我的辞呈。第二，衷心感谢这么多年来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第三，希望大家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继续前进。我坚信，我们党的事业必定会不断地取得更大的胜利！”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向江泽民表示敬意，感谢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衷心感谢他对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此前，江泽民在9月1日的一封正式信函中向政治局提出辞职。江以清晰有序的措辞表示他“一直期望着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他提议胡锦涛接替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称胡“担任这个职务是完全合格的”。江还称赞胡领导全党“推动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尽管有传言说他受到政治压力和健康困扰，但江认为自己的退休是自愿的，是为了国家利益。他写道：“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辞去现任职务。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发展都有利。”江坚信，党的成功或生存有赖于胡锦涛成为掌握实权的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新的中央军委由7人增加到11人。在第一次会议上，新任军委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胡在谈到应邀与会的江时，说“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江主席品格高尚，襟怀坦白，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江称胡为“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领导人，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出色的能力”。他表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江继续说：“当年小平同志把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我，我真是感到千钧重担在肩啊！”“15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夙夜在心。”“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心永远同军队连在一起，同军委的同志们连在一起。”
在9月1日的辞职信中，江说他对党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他的生命。他说：“我永远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
1958年，江泽民还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的时候，有人说苏联机床比美国机床的“噪音大”，结果江迫于压力把那个人确定为“右派”。2003年，同样是江泽民，使党向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新兴阶层”敞开了大门，并让中国加入到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
1988年，江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取消了一次选美比赛，他当时说因为“条件尚未成熟”。2003年，“中国小姐”大赛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各家报纸竞相报道夺冠者将参加争夺“环球小姐”的桂冠。
2003年11月，在庆祝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集会上，江泽民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的荣誉称号。
2004年3月，跟早些时候写入《党章》一样，江的“三个代表”思想被写入中国的宪法。同时被写入宪法的条款还有“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个人财产从而获得了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
从“选美大赛”、航天飞行到企业主和私有财产，再到反恐战争和保护人权的新法律条款，虽然仍面对无数积弊陋俗，但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正在“与时俱进”。
【结束语】 江泽民的历史功绩
西方对中国的误判和对江泽民的曲解屡屡发生。他们不能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心，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忧心忡忡。这种误解延伸到了江泽民身上，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强硬的独裁者，统治着一个好斗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使他非常失望：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很多中国人抱怨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其实，很多中国人也并不了解江泽民。中国涌现出了一代新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富有，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大跃进”、“反右”运动、国共内战和日本侵略了。在他们眼里，江泽民不过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对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浑然不觉。但是，这些年轻人现在可以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穿自己想穿的衣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思考，说心里想说的话。
临危受命的江泽民既不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不是军界强人。当年他接任总书记时，正值1989年风波发生之后，中国政治出现裂痕，社会形势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江面对着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失业加剧，腐败蔓延，国有企业日渐衰落，贫富严重分化——他还必须时刻防备着来自“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
然而江泽民挺了过来，最终保持了社会稳定，放开了经济，加速了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了经济和社会自由。他还把握住了中国社会中一些主要矛盾——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劳资之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中国历来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对外开放与保持中国特色之间等等，使之得以协调。
江泽民曾经说过，“放眼中国近代史，我所看到的是苦难与凌辱。”正是他让中国近代以来首次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江访问过每一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要国家，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
同江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中国早先的情况相比，他离任时留下来的中国要美好得多。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在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也正是这位一再受到低估的领导人，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英明举措成就了中国。
在问到她的“三哥”本人认为自己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是什么时，江泽慧说了4点：“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开发”和“三个代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评价是：“江主席实现了党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开展了反腐败斗争。他推行法治，张扬美德。他施行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金融、农村经济和外来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在国际事务中，他领导中国人民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有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无望处境的人们才能理解我说这话的深刻含义。”
“1989年江被任命为总书记时，中国基本上仍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说，“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人们会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事或那事该怎么办。比如，如何改进所有制结构，如何制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如何改革企业管理机制，如何强化法律体制，如何精简政府机构，如何确立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这一切都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1989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江主席的思想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邓小平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实事求是’，江泽民则补充了‘与时俱进’。”
“198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微观经济政策资深顾问宋宁说，“当时还要面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特别是最初几年，确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出现这么多的难题，我们还不能真正体会江主席的智慧。因为他知识渊博，擅长达成共识，他没有犯过一次大的错误。把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执政党是需要聪明才智的。”
江泽民本人则总是用一种哲人态度看待自己的任期和政绩。“在人的一生中，十三四年(从1989年起)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若有所思地说，“但也不算太短。至于我自己，我不敢说这些年里我取得了多大的成绩。我只能说我在脚踏实地地为党工作。我还能回想起刚来北京(1989年)时的情景，那时真的很难。但十四大(1992年)以后，我们取得了全面而迅速的发展。”
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观念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突破。“把这一观念摆上议事日程时，”江回忆说，“有些代表说我们应该只用‘市场’一词，没有必要加上‘社会主义’。我不同意。还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市场经济，他们的意思是，既然马克思从没说过社会主义能够运用市场机制，我们就不应该那样做。这我也不同意。看看过去的10年，我们干得非常出色……”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我总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我读过很多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微积分还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因此，现在的边际效用概念还没有形成。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局限……”
“社会科学中的变量要比工程学中多得多，”江说道，并表示这正是他晚年的兴趣所在，“因此，社会科学更加复杂。学得越多，我发现要学的东西就越多。至于政治问题，那就更加复杂了。”
“江主席宣布把‘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国策时，我非常高兴，”新成立的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所长宋健博士回忆说，“许多年来，中国很多一流的科学家都讨论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构想。现在我们的领导人相信我们的事业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江主席总是非常支持我们科学家，”宋继续说道，“他从来不干涉我们的工作，而且要求党和政府的其他干部也不得干涉。身为政治家的江主席告诉我说，纯科学研究‘不关我们的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江对我们的研究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
江不仅因为它有实用价值才支持科学，而且从本质上相信科学的方法论。用江的话说，一个“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提倡“科技创新”的社会，是不可能搞极权或继续保持极权的。
自1978年以来，20万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仅2002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就超过6万人)中有5万人回国参加国家建设，江泽民为这些人感到骄傲。江接见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时，鼓励他们无论是选择回国还是继续留在美国，都要好好工作，开明豁达的江说，不管他们选择哪一条道路，都能够为促进中美两国的友谊作出贡献。
虽然江排除了通过直接选举产生高层领导人的可能性，但他还是呼吁加大社会、学术和人员的开放程度。西方人对他所取得的成绩可能并不满意。传遍中国的手机短信是人民大众越来越有活力和越来越无所畏惧的表现之一。2003年春节的两周期间，发送手机短信达58亿条，是2002年同期的5倍。截至2003年底，发送的手机短信达到了2200亿条。
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用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意见。这是中国人变得自由自在、无惧无畏的一个缩影。江当政多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比500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1989年以来，我每年都见到江主席，”经常来中国访问的亨利·基辛格博士说， “他的自信心和地位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表达的是自己的观点，政府也反映他的观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明显，他更多的只是陈述众人的意见而已。江再三强调，他并非个人专权，而是代表中国的领导集体来施政。”
江泽民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的文明放在首位，当他发现19世纪的两条原则在21世纪行不通时，他明白必须加以改变。第一条是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的专政理论。第二条是国家应当拥有一切生产资料。阶级斗争和公有制观念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时代，不适合21世纪初的信息时代。今天知识产权和商业企业是国家的真正财富，而知识型工作者和企业创始人是经济的推动者。江泽民必须为党创立一个新思想，把新的社会阶层囊括其中，否则就无法顺应时代潮流，很快就会失去合法地位。
江没有改变作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人民民主专政，但他扩充了“人民”的内涵。“人民”不再限于工人和农民，正如“三个代表”中的第三个代表所言，意指“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这一范畴涵盖了那些发现知识和创造财富的中国精英。
西方需要理解，江泽民为什么会以满腔热情，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过去搞革命的政党转变成一个现代执政党。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形成于青少年的后期，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一信念不断得到加强，并与他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但是，当经济发展开始使那些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和共产主义的教条相背离时，江下决心要对党实施现代化改革。
对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的江和他的同学来说，共产主义是拯救者，是打败卑鄙的日本侵略者和消灭可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群众运动。作为满怀理想主义热情的青少年，他们献身共产主义是从做地下工作开始，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开展公开工作。中国人民正是在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下前进、斗争，并最终在世界面前“站起来”的。“共产主义”——它的观念和理想——象征着中国复兴的力量源泉。那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终身都铭记着那种令人如痴如醉的幸福感，那是个人的信仰被集体的胜利证实后常有的一种愉悦感。
江泽民回忆说：“我读中学和大学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高潮的年代。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我为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和人生道路感到自豪和幸福。”
江泽民的信仰体系可以说是由4个层次构成的。最根本的一层有两大支柱：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底蕴。这对江来说是终身不变的，是一切赖以建立的基础。
第二层是经济发展，在现代世界里，这是增强国力和振兴文化的唯一途径。
第三层是党的领导。江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统一和前途，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弘扬文明和恢复自尊所必不可少的。
第四层是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如今已经在“三个代表”思想中面目一新。
长期以来江泽民的这些核心信仰坚定不移。有些观察家可能以会为江在这个政策上有过摇摆，在那个立场上有过回避，于是就下结论说他不坚持原则，只跟随政治风向。这些人没有看清他的真实品格。他有时是会改变主意的，那是因为情况有所变化，或者有必要作一些妥协，也可能是他认识到自己以前做得不对，但促使他改变的根本原因往往都是同样的：那就是更好地体现他的一生不变的信仰。
无论何时，在江的内心爱国主义始终置于优先地位。谓予不信，请看香港。有人认为江承诺不干涉香港事务只是缓兵之计，只要世界各国稍不留神，北京就会在那里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有这样想法的人根本不了解江泽民主席这个人。他坚定支持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为了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而且还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在那里运转得更好，而且如果香港繁荣了，中国也会繁荣起来。江是一个支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更一个是爱国者，既然他想要提高而不是削弱香港的国际地位，他就会非常严格地防止大陆各部委和官员干涉香港事务。
江泽民绝不是一个空想家。他是一个工程师，有着25年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经验。如果一家发电厂出现故障，他就必须修复它，用的不是理论，而是要现实地面对生锈的管道和爆裂的锅炉。因此，当事实证明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市场中，指令性经济和禁止私有制发展是造成国家停滞不前的关键所在时，江必然会遵从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号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江用自己的话转述了邓的思想：“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江泽民而言，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找到维护党的权威的方法。他相信，党是团结和领导人民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党，国家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混乱。但是他也承认，有些思想已不再适用。他所面临的困难可以用一句俏皮话来概括：“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前半句话是正确的，后半句则不然——其错误在于把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和它的一些过去的经典说教混为一谈。）江努力把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使之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他运用了各种概念，开展了教育运动，其中包括“精神文明”、“讲政治”、“三讲”以及最后的“三个代表”思想。
正如江泽民及其主要顾问设想的那样，江的思想融合了上述所有理论和表述，阐明了他完整的政治哲学。作为其精神财富的核心，江的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要使这一思想成为党在21世纪的指导思想。
建立在诸多格言和警句之上的江思想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三个代表”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三个“文明”是最终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手段。物质文明指的是经济财富，包括各种产品与服务。精神文明包括文化、道德、伦理、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政治文明则是最终达到某种民主的社会与法制体系。
江泽民认为，为了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便使党的指导思想跟上当前形势。他总结说，达到上述目标的方法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养，明确党的治国目标。对党内的要求是“三讲”，党内外的目标则是“三个代表”，江所展望的国家发展的近期目标是使中国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第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创造性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生产力”。第一个“代表”是党振兴中国的首要目标，即建设“物质文明”。对江泽民而言，第一个“代表”体现在科学和技术创新之中。如此一来，党就能代表知识分子，并且党自身也会知识化。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科技界最先热情拥护并支持江的新理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他们早就该有的翻身日子。在毛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人曾蒙冤含垢。如今，时隔30年，他们成了中国新时期的先锋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作为一名胸怀崇高理想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年轻的江对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惩处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在他眼里，他们本是建设中国的生力军。现在，作为同一个党的领导人，江总书记终于能颂扬和重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是推动“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人才。
第二个“代表”，“先进文化”，把道德、文明同高尚的品格和先进的社会理念、共同的信仰以及所有的艺术形式结合到一起。它是共产党振兴中国的补充目标，涵盖“精神文明”的建设，用江泽民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认为，在先进的文化中，崇尚科学必须蔚然成风。
先进文化还标志着对中国数千年灿烂文明与伟大成就感到满怀自豪。尽管共产党因为解放中国而得到赞扬，但也因为损害，有时甚至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而受到批评。例如，几十年来，儒家思想被作为“封建思想”受到批判。江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他力图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传统美德，并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第三个“代表”再次明确了党为人民服务的角色，涉及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第三个“代表”只是清楚地表明要为人民谋幸福，但它使党的范畴从传统的基础——工人和农民——扩大到所有人群，包括那些创造知识的人（如科学家），还包括争议较大的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如企业家）。
江泽民因为放宽入党的阶级条件，将那些科学和商业领域的创业者网罗进党内而招致批评。在江看来，唯有把创造代社会知识和财富的人吸收入党，才能使党继续执政。
对冷溶这位知识渊博的党的理论家来说，“三个表表”是一种方法论。“它不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冷教授解释说，“但它是归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它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传统理论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发展。”“三个代表”是党适应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指导方针。“创新，创新，再创新，”冷溶说，“这就是党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面向未来的方法。”
江泽民把“三个代表”置于至高的位置。对他来说，“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说：“我是在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才提出这一理论的。”
2001年下半年，江应国防大学邀请阐述其新的政治观点，他有些迟疑地说：“有人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得小心些。”他又加上了一句：“我说的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他怎样说明自己“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呢？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或最终目标作为检验标准，是可行的。对江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超越其任何孤立的教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一种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析的方法，完全抛开了某种事情必须做或必不可做的过时包袱。
对于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说，这样的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社会”。但是，他又告诫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党的一位作家写道，“三代领导集体”在“三个历史性关头”提出了“三个教导”。毛泽东使“中国站了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邓小平“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江泽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达“中国发展的新里程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一条不间断的传承线”。
只有牢牢把握其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关联，江泽民的切实可行的观念才能得到维护。党的政治学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传承，这也是为什么说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后写入党章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时刻。
“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颇为自豪，”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沈永言评论说，“在我们的多次夜谈中，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对这一重要理论的钟爱之至。”
2004年初，笔者曾问过江长期的撰稿人滕文生：江泽民发表的最令人难忘的讲话有哪些？滕说：“我说不上来。我只是把江主席的想法记录下来。这是他的成绩，不是我的。”滕主任接着又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有5次讲话，我感到特别值得一提。按时间顺序依次为：邓小平1978年12月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启动经济改革）；邓在1980年8月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启动政治改革）；江泽民于1992年6月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江泽民在2000年2月作的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讲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江泽民在2001年7月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党现代化）。”
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区域，江泽民力求采取一种谨慎而克制的方法，限制滥用权力，如建立党政部门的例会制度，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同时使其受到严格的监控。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江认为其首要任务是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这是一件比允许部分人拥有全方位政治自由重要得多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江毫不愧疚地拒绝西方式民主，因为他坚信竞选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从而给13亿中国人民造成各种各样的创伤。这也正是许多中国同胞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为群众利益而保持稳定——江力求防止任何党内或政府内部的分歧、性格冲突或政治斗争被公开或泄露，保持团结一致的形象。但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限制并无恶感，还支持严惩犯罪。
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民主有一条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检验方式。如果某个国家一人一票自由选举最高领导人，它就是民主国家。西方人相信，中国的体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政府不是承认多党制和直接选举，变得民主起来，就是保持一党专政，继续独裁下去。
但如果看一下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婚姻、教育、思想、言论、收入与消费方式、短信内容——中国人今天拥有的个人自由几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在谈到江泽民当政时期时说：“中国没有搞政治多元化，但正在走向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他说，极富说服力的证据是“中国现在有7000种报纸、500家出版社、3000家电视台、2.5亿移动电话用户和7000万网民”。虽然中国对政治自由有某些限制，却向全体国民提供如此大量的信息和言论机会，这在同类国家中是罕见的。那些坚持将中国归入高压社会的人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与西方人相比毫不逊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全国数量庞大的人口终于可以免受饥饿、瘟疫、流离失所、文盲、大规模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灾难的侵害。这是邓小平的构想，却在江泽民任期内得以实现。而且，江的政府开始采用民主制度下的行为方式，如进行民意调查。
江泽民能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得更远一些吗？人们会认为这是可行的。然而，让几个外国人动动嘴皮子当然轻松，但真正在中国加速实现自由，又谈何容易？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那样：“我们十分擅长告诉别人该如何如何管理国家。那个国家越是古老，我们的态度就会越直率。”
江的政治框架是在国家发生风波时期形成的，是建立在社会迫切需要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他决策失误，他也总是会朝着社会稳定的方向去失误。这可能反映出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类似家长式的心态。可能是因为他洞晓中国的社会本质，因为他对中国的历史了然于胸，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有深切的体验。虽然江泽民反对在中国复制西方民主，但他执政期间所奉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无疑更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更能满足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需要。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主体制在任何时期、对任何国家都是最好的吗？如果公共政策当真由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有些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国家，将会对他们认定的敌人（包括美国在内）发起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攻击，而这对他们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中国，早产的民主将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到政治纷争上，为短期的政治自由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早产的民主也会在不同部门、团体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收入，长期来讲，就很可能削弱经济潜能，无法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化的利益。如果1989年中国实行了多党民主和新闻自由，那么人民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经济活力会发生逆转，民主的不足从此会抑制而不是推进中国的持续发展。（例如，在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下，腐败才会降至最低。）中国的新领导人必须计算出这一拐点何时出现（工程师是懂得拐点理论的）。
江泽民所塑造的共产党模式是一个生机勃勃、以行动为导向的先锋队组织，它受意识形态远大目标的激励，但不受其教条的束缚。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为己任。在中国的体制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寻求与8个规模较小的民主党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江模式的共产党还承担着确保国家统一，高举民族主义火炬的职责。江的“三个代表”思想保留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和最终目标， 但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现代化。
为使党获得新生，江泽民在党内倡导一种民主气氛，即“党内民主”， 使争论发生在党内而不是在不同党派之间。由于党内政见有所差异的人们各自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左右政策，推举人选，因此它们发挥着类似于多个政党的作用，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民主雏形。
外国分析人士不应过多贬损这些党内差异，而应设法理解它们的存在，只要保持合理的竞争关系，对中国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利的。一个政治体制下竞争缺失，跟人类的本性和社会学原理是相悖的，是绝对不正常的；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绝对独裁专制之下，而中国的制度并非如此。
冷溶副主任说：“在我们党内达成共识的程序跟美国制度下的程序并无二致。”两者都是广泛采纳多种不同意见，达成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接受的多数人的决议。“江泽民深谙此道。”冷说。当然，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党制，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公众是看不到的，但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
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同辈人中达成共识，而不是依靠过去的强制措施，而这些同辈人大多长期在中央政府中工作。冷溶说：“江泽民使党‘正常化’。”江泽民执政时，每一个人，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对重大事件了解得更多了，发表独立见解也更加自信了，在这样一个个人意见越来越多的环境中，只有善于达成共识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江的功绩之一就是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愿意退回到过去时期去。
“美国的民主也有自己的发展史。”郑必坚解释说。他在胡锦涛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任常务副校长。“别忘了，第一批移居美洲的人来自英格兰，而且美国有两百多年相对和平的时期来发展自己的制度。而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很多人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仅仅经历过封建制度、内战以及外来入侵和占领……”
“所以，正如江主席所言，给我们一些时间来发展我们的民主，”郑表示，“请理解我们的做法，我们需要反复试验，必须慢慢来。但是，正如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样，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
考虑到这种民主仅存于“党内”，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精英民主”国家，这些精英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农民、工人直到科学家和企业主。这些精英就是占中国人口总数5%的党员，他们之间的竞争决定了领导人的任免和政策的制订。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管理者基本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富有事业心的人。这种体制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这种体制不能也不应长此以往一直照这样存在下去；但它可能是解决中短期复杂局面和当前社会矛盾的最有利的制度。
事实证明，江泽民是一名斗士。江的事业是从一系列意外事件中起步的，他能熟练运用自己敏锐的政治本能，最终成为一位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领导人。江从众多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当中脱颖而出，这令批评家大感意外，他们本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性人物。尽管是意外就职，而且并没有野心，但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邓小平逝世后，江主席要保持政治稳定是不容易的事，”阎明复说，“国内外危机频发，他都能一一化解，我向他致敬。”
邓小平给江泽民提出了管理国家的四大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进改革；集中精力抓军队，确保“党指挥枪”；防右，更要防“左”；选用业务合格、政治可靠的人。
江泽民刚刚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对军队所知甚少。但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军队事务，争取军队的拥戴，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在提升军队高科技能力的同时，他削减军队数量；精简军队机构，提高作战能力，缩短反应时间；增强信息技术的实力，推动信息技术的普及；提拔更多掌握高科技的专业干部；建立广泛的教育和训练计划。但是，江最具胆识的决定当属他把军队从大量商业活动中分离出来。军队的商业活动使军队偏离了重要的国防工作，也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江曾数百次视察部队，对普通战士怀备至，在国防大学发表讲话，提拔对党忠心耿耿的高级军官。
江还是一位文化方面的斗士。他常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江告诫身边的人说，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为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的堡垒。他担心，如果西方文化吞噬了中国文化，那么中国的完整性将面临威胁。因此，江告诫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要保持自己的活力、品格和独立性，不要让西方流俗淹没了自己。他鼓励学生要通晓中国文学、艺艺、音乐、历史和哲学。就像他是一个自豪的政治爱国者一样，江还是一个热心的文化爱国者。
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江鼓励振兴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他本人也喜欢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演员和电影导演共度时光。在他看来，通过知识和文化来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是一项终身使命。
江热爱中国人民，他相信自己最懂得如何改善人民生活。他对人民的理想有自己的看法，并努力通过丰富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理想、传统的道德观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来实现人民的理想。如果再融入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声誉，这可能是中国曾经制订出的最为广阔的未来远景。
江泽民为塑造中国作出了贡献，同样中国也塑造了江泽民：他在日本入侵中国和内战时期形成的爱国主义；他受家庭熏陶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热爱；他广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和由此形成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学生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受到的政治历练；他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凡经历；以及他作为一名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所学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和他们那一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江泽民受到了振兴中华和复兴民族文化这种思想的驱使，”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说，“江经历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亲眼目睹了被压迫、受屈辱的中国所遭受的掠夺。事实上，他一直受到两大问题的困扰：第一，1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领先的技术，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如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二，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执政党最终都丧失了政权?这就是江为什么把自己的两个目标确定为振兴中华和实现党的现代化的原因。他相信，实现这两个目标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江非常痛心地意识到，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善于分析问题的江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华民族如此不堪一击。他总结了3条原因：政治腐朽，经济落后，科技薄弱。在成为领导人后，他决心改变这3种局面。这就是至少在中国公众的眼里，江泽民似乎过于迁就美国利益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知道，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
我们可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待江作为国内改革家所持的立场。江的改革政策，是以推行其核心信仰为目标的一种手段，且与文化和道德观念相一致。因此，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因为改革是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生活、使国家重新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唯一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对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改革，那么今天的中国看上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江泽民主席为什么支持古巴和朝鲜呢？古巴和朝鲜跟中国一样，追求共产主义的目标。对江泽民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尽管政策失误引发了晚近的诸多困窘。从中国主席的地缘战略的实用政治理念出发，支持这两个国家加强了中国的外交独立性，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分散了针对中国关键利益的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而且中国不应抛弃老朋友，也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抛弃老朋友。最后一点，经过数十年的宣传之后，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古巴和朝鲜已不分你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自然地迁移到这些国家身上。
中国的批评者认为他在美国问题上立场软弱。美国的批评者则说他操纵中国舆论诋毁美国。他们谁也不了解他始终不变的品格——他曾在日军侵华期间和“文革”时期亲眼目睹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但仍对未来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江为使中国重新崛起成为经济、文化上的世界大国而竭尽全力。
作为一名领导人，这位和蔼可亲、想当教授的人从来没有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赢得人们的无限敬畏。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的话一句顶一百句，江泽民的话一句就顶一句。”这句话或许意在贬江，但事实上却是在赞美他。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社会，不再仰仗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中国人对此应感到万分庆幸。
然而，江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已的印记并非易事；他没有简洁的豪言壮语可以用来塑造公众意识。毛泽东“统一中国并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他的远见卓识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邓小平“结束了政治斗争，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起来”。他的伟大业绩显而易见。但江面对的是贯彻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中所遇到的一切琐碎细节和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收入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调整，控制通胀，反击腐败，增加税收，重组国有企业，安置下岗工人——这些事情既不易得到理解，又无特别鼓舞人心可言。
在他担任总书记的头几年，有人称江为“风向标”。据批评家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随着最轻微的政治气流而改变方向”。所有政治家都必须容忍别人对自己的嘲笑，但这些讥讽被证明都是肤浅的。另外一种解释更加贴近事实：江的行动印证了他的核心信仰的坚定和政治上的精明。江具有“精明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使自己得到各方接受”并“避开意识形态斗争”的天赋，表现出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实用性”。“当然，事实证明，”李洁明说，“他是一个善于达成共识的人，一个善于左右局势的人。”
但1997年以后，也就是接替邓小平、香港回归、改革步伐加快以及访问美国之后，人们又是怎样称呼江泽民的呢？1998年特大洪水和禁止军队经商以后呢？1999年取缔“法轮功”、中国使馆被炸、加入世贸、台湾抛出“两国论”、“三讲”教育以后呢？2000年西部大开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以后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申奥成功、“9·11”事件和反恐斗争以后呢？2002年江保持与新常委的密切关系，“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成为新一代“主要代表”之后呢?
经历了这些形形色色的重大事件后，人们对江泽民又有些什么样的称呼呢？批评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会对江泽民作出各种各样的评论，但他们不会再用“风向标”之类来影射他了。
有时，江泽民说话幽默，喜欢当众引吭高歌，但是事实证明，他的每一点功绩都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堪与毛和邓的功绩相提并论。泰伟斯教授说，江泽民“所处的执政环境比他的前任（毛和邓）要复杂得多，他不拥有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权威”。泰伟斯指出“江的角色的复杂性”可以“用西方企业的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大企业各项工作的总经理……他（江）应被看作今日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即CEO，这样最合适不过了”。从结果来看，江独特的领导方式，以机敏的说服和审慎的行动见长，这正是处于探索时期又强烈希望强大起来的中国所必需的。
虽然有人经常批评他过于迁就美国利益，在争取中国的国际利益方面做得不够，但江泽民的宗旨在于制定一个连贯而恰如其分的对外政策，能够在确保安全和稳定的情况下度过动荡时期，维护国家利益。他抵制美国制裁，抗击美国的压力，又与美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以此作为中国繁荣和强大的基础。
“天安门事件”之后，因为两国之间的敌对政策压倒了明智审慎的外交政策，江泽民的处境很困难。华盛顿和北京的强硬派使江主席和美国总统的可供选择的策略十分有限。比如说，对台湾加大威胁，美国政界就会加大保台承诺的力度；美国政界批评中国侵害人权，中国领导人对其具体要求愈加不予理睬。（中美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使江的《60分钟》访谈节目更加大胆，也更加有用。）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江主席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妥协而危及国家利益。然而，他设法调整了对台方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对抗，转变为2004年的经济一体化。只要台湾不寻求“独立”，海峡两岸就能相安无事。
或许，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虽然江泽民身为13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但在内心里他还是一个率真的人。江爱家庭，爱祖国。他喜欢显示自己的身体技能，上大学时做引体向上，在夏威夷时下海游泳。他会大大方方地用各种不熟练的外语跟人交谈几句。他的行为会很好笑，他会发脾气，他也会挑剔自己的外表。他有毕生的私交，他向他们吐露心声，倾诉心中的失落，分享自己的快乐。在向他人展示自己孙子孙女的照片时，他会高兴地笑。
江喜欢美食，特别是扬州和上海的家常便饭，但他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体重。他喝酒适度，这一点与毛不同；他讨厌抽烟，这与烟不离手的邓完全相反。
在招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宴上，江邀请同他唱俄语歌曲。普京回答说：“体育方面我什么都行，但就是不会唱歌。”江毫不介意，转而邀请普京夫人跳舞，让一些外交官惊得合不拢嘴。
的确，江热爱音乐，喜欢表演。没有比这更能让他身心放松的事了。然而，他还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领导人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好得多。江泽慧笑着说：“他一点都不像西方人在别的国家看到的那些严肃刻板的共产党领导人。”
有些人揣测说，这是江成为中国领导人之后自我膨胀使然。这种推测是错误的。正如一位部长所言，江“生性如此”。
另有人私下批评江事事都想当专家，从政治理论、经济分析到文学、诗歌、艺术、科学。但对江来说，其动力来自满足内心需要，而非渴望他人尊敬。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求知欲极强。
江总是以工程师的眼光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能设法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会做过于具体的指导或干涉。他会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也会因为他人得到比自己更多的奖赏而嫉妒。他会改变观点，如对私营企业的看法。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
有时，他会把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如他坚持日本应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激进的示威学生，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理解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武力压制辩护。他渴望中国文艺的繁荣，却又对中国作家和画家的创作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他是一个幻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吟诵古诗，欣赏美妙的旋律，人生的奥秘也会令他神往。
继伍德罗·威尔逊之后，很难再列举出一位美国总统像江泽民这样真正热爱知识。无论是对物理学的着迷，还是对诗歌的热爱，江都堪称一位真正的知分子，没有任何伪饰。他醉心于中西方文化，为古典文学而感动，为数学的美妙而惊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享受思考哲学问题的乐趣，但一旦听说有朋友生病或身体不适，他会放下手头的任何急事去给予帮助。他用心寻求自我完善，也劝诫身边的每一个人，从高级部长到普通工人都这样去做。
江泽民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能够把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融会贯通。在江看来，他在工程学方面所受的教育和20多年来在工业部门的从业经验使他的思维架构得以成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30多年中，尽管江学会了像政治家那样运筹和抗争，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像工程师那样去分析和计算。他还是一个求知若渴的知识分子，一个喜欢吟诗作诗的文学爱好者。他热爱科学，钟情艺术。各种各样的知识积累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再加上他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江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兴趣和经验的独特组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属罕见，集中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则更为罕见，这种独特的组合赋予了江泽民特殊的品质。
从江泽民退休那天起，一个时代就载入了历史。未来的一代不会对日本的野蛮侵占和使中国大伤元气的内战留有真切的记忆。江以后的领导人没有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岁月，他们对“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破坏力也会变得印象模糊。新一代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可是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仅仅是下乡锻炼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并不是真正的羞辱、迫害和苦难。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此会有或多或少的理解。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些虔诚的信仰和政治狂热，对那些背负着厚重历史的事件，比如中日关系、党政改革和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官方评价等，他们的反应将会多一些理性分析，少一些感情色彩。在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领导下，新一届领导集体经过长期努力，将会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的一些政策可能会被改变。变化是在所难免的，江自己也这么说。江预言，正如他们这一代超越了前辈一样，他的接班人也将超越他。
胡锦涛主席的身上打着在合适时间上任的合适领导人的所有印记。他拥有领导这个泱泱大国的睿智，拥有处理形形色色历史遗留问题的务实作风，拥有创立新的发展战略的非凡能力，有着让全体国民都分享到中国成功果实的贴近群众的情感。江的功绩簿上，还有不可或缺的一笔：封建制度结束之后，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完成无创痛的和平权力交接。黎安友和杜林虽然指责这一交接太过隐秘，但也不否认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交接班是“经慎重审议的精英管理过程”。
对中国未来做出各种各样的设想是件非常时尚的事，发表类似中国会从内部崩溃，或者中国会迅速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咄咄逼人的挑战者之类的见解，是非常容易引起轰动的。但是，中国未来的道路似乎是相当平坦的。除非发生灾难性的事件，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将会持续提高，中产阶层会继续快速壮大，由于电信业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度也将会增大。中国的问题将仍然存在。收入不均、失业、腐败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会消失，但从长时间来看，有可能得到逐步改善。“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遏制中国。”泰德·费什曼写道。“如果有哪个国家会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取代美国的地位”，他的结论是“非中国莫属”。
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虽然不是以人均来计算)的国家。杜林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某种中国式民主。克里斯托弗同意这一看法，但他认为“很可能我们两人都猜错”，因为“中国观察家的预言鲜有准谱的时候。中国的历史也充满无法预料的坎坎坷坷”。克里斯托弗的结论是，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形式，中国“都会扮演本世纪的主角之一”。
江通常从历史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他常常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820年，中国经济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和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相当。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前进，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到那时再回顾历史，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很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江泽民时代。
在当今世界上，社会制度或政治体制的差异几乎已经毫无意义了。从经济角度讲，对效率和革新的追求正在创造一个巨大的全球化市场，几乎每个国家都要参与其中的竞争。真正争斗的双方，一边是秩序和现代性，另一边是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争取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斗争中，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同盟，而不是对手。
历史将会怎样评价江泽民呢？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根基，有着受压迫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拥有受到早期社会主义影响的理想主义，他具有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涉猎百科的雅趣，这样一位历经扬州、上海、长春、武汉、北京的江泽民，最终于20世纪后期横空出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的推动下，他成为永久性改变了中国的人。
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实施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他人协助下）引导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安全驶过惊涛骇浪。虽然他没有从军经历，但他对军队实行了现代化改革，赢得了军队的拥戴。虽然他不擅政治伎俩，但他却成为协调众议、理顺党内关系、巩固权力的行家。虽然他不是律师，但他规范了党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议事程序，让地方官员处在人大的监督之下。虽然他不是法官，却能惩恶扬善，给广大民众带来空前的财富。虽然他不是哲学家，却能阐明社会矛盾，传承文化、道德、文明和美德。
在短短的几年内，江泽民领导中国完成了惊人的转变——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10多年间，中国发展成为备受尊重的外交大国。江泽民的贡献之一就是使政府体制正规化，至少对那些追随其后的人来说是这样。如果说，江最深切的愿望是使自己深爱的祖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耻辱之后，重新走上复兴之路，那么这个出生在扬州的和蔼可亲的工程师已经获得了成功，他的功绩超出了所有人最大胆的预想，无疑也包括他自己的预想。
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江泽民12岁读中学时，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他的学校；17岁时，他在被日寇占领的南京参加“反毒品”学生示威；23岁时，江在被战争摧残得千疮百孔的上海分销冰激凌；31岁时，江被迫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批判“右派”，接着奋力将其发电设备改燃原油；41岁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在武汉被红卫兵剥夺了受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机会；54岁时，在邓小平尝试推行改革政策的头几年里，江为经济特区奔忙；62岁时，也就是1989年初，身为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开始制订退休计划；66岁时，也就是1992年，江总书记面临着经济挑战和政治斗争。谁能料想到这一切呢?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江泽民的一生，堪称当代中国的编年史。至于江泽民的卓越功绩，那就是缔造了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