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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广告发改委重大信号：是时候出手整治那些吸血的“僵尸企业”了！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严鹏程表示：严防债转股输血“僵尸企业”。我们也注意到前段时间人民银行明确要求，降准资金不能用于“僵尸企业”。早在去年的十九大上，zong书记就曾提出：要消除僵尸企业、改变产业结构。种种信号表明，加大力度清理僵尸企业将成为未来发展高质量经济和高质量招商引资的重要方向之一。
01 僵尸企业产生的原因？
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僵尸企业这一词汇最早用于形容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那些裸泳的实质破产，但是通过金融炼金术维持生命的大企业。
僵尸企业不同于因问题资产陷入困境的问题企业，能很快起死回生，僵尸企业的特点是“吸血”的长期性、依赖性，而放弃对僵尸企业的救助，社会局面可能更糟，因此具有绑架勒索性的特征。
除了自身竞争力不足，而被市场抛弃以外，僵尸企业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且和招商引资密切相关：
①政府过度保护因素。地方政府为了拉动本地经济，不断鼓励企业投资公用事业和竞争性领域，恶意招商引资，当这些同质化投资遭遇经济下行，很快成为企业的负累，而政府出于政绩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愿企业倒闭破产，持续利用财政补贴和银行支持等手段，寄望于风险不在短期内暴露，不断累积的负债导致成为“僵尸企业”。
②结构调整因素。一些地方为了搞活当地经济，招商引资“捡进篮子都是菜”，只要有人愿意来投资办厂，都欢迎。由于把关不严，有的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污染严重，破坏环境。有部分工厂原本在其他地方早已淘汰，还被当成“宝贝”招进来。
这些低端产业的企业、高污染高能耗企业、“低小散”企业，由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转型升级难，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下，无法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服务以及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机会，持续经营困难导致成为“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为什么能够逃避市场法则，僵而不死？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以及金融系统的“输血”，显然是“僵尸企业”得以维系的支撑。主观上，“僵尸企业”自然不愿意死。这既是一种生存哲学，也反应了诸多“僵尸企业”的真实心态。
但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明知是“僵尸企业” 为何还要为其“输血”、任其“吸血”？
地方政府不希望“僵尸企业”死的原因，当然不排除当初“哺乳”之情，但更多地是出于政绩的考量。其原因大抵有三。其一：“僵尸企业”尽管不产生效益，但仍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带来GDP。有生产就有税收，有消耗便能生成GDP。其二：“僵尸企业”能促进地方就业。毕竟失业率及维稳都是地方政府政绩的要件，“僵尸企业”的关闭、破产无疑会直接影响地方失业率指标，也会催生不稳定因素。其三：保持地方虚假繁荣，既有面子也有里子。比如当地上市公司数量指标，某种程度上就是地方政府开展“招商引资”等活动的经济名片。
所以，地方政府一方面不惜以财政补贴方式推动企业上市，另一方面对濒临退市的亏损上市公司通过财政补贴使其起死回生，因此造就了比比皆是的“不死鸟”公司。据有关数据，目前沪深两市有266家僵尸企业。这些上市公司长期亏损，每每靠政府的财政补贴躲过摘牌的厄运，并频频从资本市场“吸血”。
02 国家发改委：严防债转股输血“僵尸企业”！
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日起，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撬动相同规模的社会资金参与。
就央行此举是否会输血“僵尸企业”，延缓部分企业的退市步伐，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这是在设计政策之初就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主要从政策和机制两方面着力，严防债转股输血“僵尸企业”。在政策方面，2016年10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僵尸企业”市场化债转股。近期人民银行发布的通知也明确要求，降准资金不能用于“僵尸企业”。在机制方面，建立了以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确保“僵尸企业”和应退出企业无法通过债转股续命。也就是说，由市场来判断选择谁是有前景的企业、谁是僵尸企业，如果选错了就接受市场的惩罚，债转股实施机构和投资人必须承担损失，政府不予兜底。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与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一道，全力为定向降准资金运用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精准推动降准资金参与市场化债转股，促进高负债优质企业转型升级，助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3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对僵尸企业有哪些要求？
改变产业结构，消除僵尸企业，消化库存，建立适合新的消费需要的供应，政府功能转为辅助，这就是新时代对招商引资的要求。通过体制上的突破，提高生产力；通过市场主导的资源分配，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我们需要承认，一些政府领导出于“政绩”的需要，盲目追求“GDP”，不惜损害地方长远利益和群众根本利益，罔顾地方产业结构，竞相钟情和追逐那些总量大、见效快却污染重、能耗高、产能过剩的行业，把招商引资引入了误区。一些地方脱离当地产业结构的实际需要，违背市场规律，盲目引进项目和资金，盲目投产。无视国家产业发展政策而用廉价土地、“免税”优惠、廉价劳动力等为诱饵引项目落户、促产能扩张，一批低端制造业项目向落后地区转移，使当地产业发展无序化。同时，招商引资还存在发展园区无规划导致大量占用耕地而空置严重、以及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
04 经济学家李稻葵：清理僵尸企业，建议设企业退出基金！
经济也是一个有活力的生命体，必须有良好的新陈代谢才能保持健康状态，迟迟不能退出的低效企业，就像死去的细胞，不及时排除体内，必然出现‘虚胖、浮肿、脂肪肝’，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必然受到影响。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中低效企业数量多，涉及的债务水平高，退出的进度非常缓慢。目前工业领域中应该退出的企业占总数的5%—10%，对应的债务水平大约在6万亿元左右。根据国资委的统计，2016年中央企业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企业有2041户，而2017年被申请破产重整的国有企业债务人总共才有265个。即便只计算央企，这个比重也仅为12.9%，剩下的87%的“僵尸企业”如同坏死细胞一样存在于国民经济机体当中，严重拉低了供给体系整体质量。
低效企业存量减少缓慢，增量又在集聚，对于经济健康的不良影响越来越大。尽管目前不良贷款的处置有所加快，但新增不良贷款的积累速度却在加快，两者相抵，2017年不良贷款余额反而增加近500亿元。按当前的处置速度，即便不考虑新增，清理6万亿的工业企业的存量低效资产，也至少需要8年的时间。
8年时间，足以使急性病症拖延成慢性病患。低效企业退出慢有三大危害，一是低质量企业不退出，好资金流向坏企业、坏项目，进而推高了新企业、好企业的融资成本。当前6万亿低效资产不处置，每年将会占用近2万亿贷款规模，大约占银行贷款规模的20%；二是低效企业技术差、产品质量低下，更愿意打价格战，靠低价维持生存，拖累了好企业的业绩，扰乱了市场秩序；三是导致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被占用，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率。
与招商引资“敲锣打鼓”相比，处置清退“僵尸企业”是“脏活累活”，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有畏难情绪；商业银行同样不愿意面对历史决策失误，相关人员担心被追责；参与互保的企业也不愿意看到低效企业被重组，担心自身信用受损。“望闻问切”之后，找出病因是关键。
一旦抓住不良资产处置这个牛鼻子，中国经济新陈代谢加快，实体经济供给侧“虚胖、浮肿、脂肪肝”的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供给质量将上一个台阶，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将会更加牢固。
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企业退出基金，专门用于安置企业退出过程中职工的工资、福利、安置，撬动6万多亿的不良资产的重组。通过基金的撬动效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鼓励地方政府加速推动低效企业退出。
建议银保监会直接对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量进行考核，灵活处理历史贷款考核；打破企业间的互保“怪圈”，消除不良贷款历史上的互保条约，打掉资产重组的拦路虎；典型示范，由银保监、法院、地方政府协同商业银行，认真处置并总结若干成功案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05 各地政府如何清理“僵尸企业”？
要着力破除企业“用地难”。加强围垦土地的开发利用，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大拆大整”后腾空土地的整合利用，要统筹各地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增加重大产业项目用地供给，为产业项目投资拓展土地空间，同时要强化项目开工率、竣工率、投产率考核，进一步提高土地时间价值和亩产效益。要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要进一步完善“政银企”合作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确保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要继续把企业金融风险处置作为当前的一项紧要任务，加大“两链”风险化解和“僵尸企业”处置力度。
突出规划作用，高规格、高起点、高要求的规划城市布局，打造精品城市；进一步加强产业布局，细分市场、细分业态，消除僵尸企业，消化库存，真正做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提高生产力；通过市场主导的资源分配，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遏制恶性招商引资，降低资源的浪费，打造规划超前、开放包容、承古开新、宜商宜居的国际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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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亮点:“互联网+”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功不可没。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互联网+”的战略。谁能想到，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互联网+消费”，为城乡经济带来新气象；“互联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入应用，让新业态龙腾虎跃，年轻人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层出不穷；“互联网＋工业”，让“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
“互联网+消费”从城市走向农村
“互联网＋消费”，即电子商务。2015年，电子商务之火开始由城市推进到农村，承担了为农民脱困的重要使命。
以广西省为例，2015年当地政府积极引导电子商务进村创业，成功引进京东集团在扶绥县建设服务中心和“京东帮服务店”，在一批乡镇建立了电子商务合作服务站点。同时，该县还成立快递公司10家，物流配送企业24家，注册开办网店及代购网点数十家。
电子商务进村入屯，搞活了一批农副产品的对外流通，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四川省凉山州政府，则首创跨境贸易交易和现货挂牌交易两大电子商务创新模式，促进凉山州贸易增长，推动凉山州新常态经济快速发展。
2015年，农村互联网销售额已经超过1400亿元，正在成为引领农民致富，特别是引导农村农副产品走向市场、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由于成效显著，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电子商务”得到代表委员们的大赞。
重庆市奉节县委副书记、县长朱茂说，奉节现在已初步尝到农业“互联网+”的甜头，未来将着力发展电商，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朱茂表示，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让农民从生产环节进入流通环节、销售环节，使农民能够分享农产品增值过程中的收益。通过“互联网+”思维，以“农户—消费者”模式，去除中间商环节，让消费者能以较低价格品尝到高品质的农产品，同时最大程度提高农民收益。同时，通过电子商务可以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在家里就能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
说起互联网在农村带来的变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大学“80后”微生物学博士马瑞强深有感触。他说，农村就像是一块等待开发的宝地，各类社会化服务都在向农村拓展。尤其在城市电商市场日趋饱和的背景下，农村电商顺势崛起，农产品进城加工业品下乡，既帮助农民开拓了增收渠道，又激发了农民的消费潜力。
由于空间巨大，代表委员们也对农村电商提出了诉求。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副主委曾蓉说，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在电子商务发展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不平衡，是导致东西部电商产业发展落差的主要原因。
她建议，国家从政策、人才、资金和具体操作等方面帮助西部地区发展电子商务产业。
目前，阿里、京东、小米、苏宁等多家互联网企业表示了对农村的浓厚兴趣。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预测，农村互联网将是下一个十年的风口。
“互联网+应用”刺激大众创业
在过去的一年里，“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入应用催生了无数新业态，互联网新业态已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对我国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经济发展目标的作用逐步显现。
“中国有近7亿网民，互联网市场巨大。”李克强总理说，“集众智可以成大事，要充分发挥‘中国智慧’的叠加效应，通过互联网把亿万大众的智慧激发出来。”
2015年，这样的叠加改造正在各行各业发生：
滴滴打车为无数消费者提供了出行的便利。“滴滴做的分享经济是一种新业态。滴滴这类互联网业态，其实是通过‘互联网+’连接很多社会上沉默的资源，并把它们提供出去。它是真正的网络状，每个人和自己就近的需求建立联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滴滴快的CEO程维介绍。
“互联网+医疗”则为民众就医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解决方案。根据腾讯研究院数据，全国已有近100家医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实现移动化的就诊服务和快捷支付，累积超过1200家医院支持微信挂号，服务累计超过300万患者，大大提升了就医效率，节约了公共资源。
果壳网的“在行”，是一个出售个人知识的共享经济产品。任何一个在某方面有所建树或有所见解的人，都可以在“在行”注册成为行家，这些行家是自由的，不依附于任何培训机构。
随着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传统行业也发现了新的机遇。
作为传统商业地产的行业龙头——SOHO中国也在积极探索打造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共享办公空间——SOHO3Q，以适应“互联网＋”大潮下新经济业态的办公模式。
“新经济业态的从业者正以革命性的思维方式改造传统行业的发展模式，他们是中国经济的新兴力量，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如网络订餐平台‘饿了么’目前已经解决了1万多人的就业问题。”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寇宗来认为，线上对线下的改造，对中国经济的转型非常重要，通过互联网把原先分散的信息共享起来，能极大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也是现在政府大力支持“互联网+”的一个原因。
“中国经济正处于分化调整中，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在加快孕育，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在加快成长。”在2015年4月的一场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这样表示。
“互联网＋工业”实现“弯道超车”
“互联网＋工业”，即智能制造，是未来竞争的“主战场”。
当前，全球正迎来第四次产业革命。显然，不管是想要继续保持并扩大经济领先优势的发达国家，还是想要“弯道超车”的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能把握这次机会，实现经济的升级和腾飞。
“互联网＋工业”在各国的叫法不同，德国称之为工业4.0。2015年4月，德国“工业4.0共同平台”正式启动，也标志着工业4.0成为德国国家战略。
在美国则有另一种提法，叫做工业互联网。2012年2月，美国正式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从此踏上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道路。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率先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随后有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思科、IBM等加盟，组建了工业互联网联盟（IIC）。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2015年5月，《中国制造2025》发布，这是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选择，其核心是加快推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在政府的引导下，中国企业纷纷加紧投入，期待抓住在新产业革命背景下实现转型的机遇。据百度总裁张亚勤介绍，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逐渐成为主流，企业在相应领域大大增加了研发力度，包括无人驾驶汽车、金融和健康等领域，不断推出新产品。
对于目前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中国所处的环境对于具有创业精神的管理团队来说有着巨大吸引力。
“首先，我们有资本；第二，我们有很好的市场。除了这两个条件外，我们还有一个软因素，就是我们有人才储备。我们要去管理它们，去整合它们。”沈南鹏说。
类似智能手机以及相关零部件的生产，中国已经做得十分出色，之前这些产品的主导者都在欧洲、日本，现在则以中国公司为主流。中国无人机飞行器市场的快速发展是又一个典型例子。在类似产业中，中国公司做到了弯道超车。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看来，许多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已非常强，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在许多领域正不断升级，而且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大的人才储备，每年大量理工科专业人才为中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优势提供了保障。（记者 李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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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系列·重启：新改革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分72人在读
　　欧美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在启动新一轮的改革。
　　新的改革，带来了各种发展的机遇。但全球化的经济联动，需要我们把自身的发展发到世界这个棋盘上考虑。
　　如何厘清世界经济新的游戏规则？新一轮改革中的机遇又在何处？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以全球性的视角，纵论新改革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以全球性视野解读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思路、方向与操作可能，阐释未来全球版图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让我们在摸索中有所依仗。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坚持持续改善社会经济制度。而重启改革必须要重启思路。
　　首先，必须重启对发达国家的认识；
　　其次，必须重启以实验促改革的进程，让改革实践走在争论的前面；
　　最后，必须重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发达国家内部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中国也在进行深度改革，未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将走向什么模式？又将以什么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经济学家系列·重启：新改革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进行了诠释。
　　李稻葵，清华大学佛利曼经济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百千万人才计划”入选者。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兼任世界银行研究项目顾问，国际《比较经济学杂志》编委，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国际比较经济学研究会执行理事。长期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相关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自序第一章 新旧之战——变化的世界经济需要新思维
危机后的世界变好了吗
金融危机的时代呼唤全新经济思维
穷国、富国与中国：金融危机后的新三国演义
如何应对即将全面爆发的欧债危机
世行换届，中国人应争取当行长
在迪拜看到中国力量
第二章 改革新共识——驶向深处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
十八届三中全会打开中国经济新格局
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已经来到
期待新改革元年
中国改革须研究借鉴“德国模式”
有限权威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改革不能太依赖“顶层设计”
迎接超越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
第三章 改革抓手——未来的重点在哪里
如何重启改革新十年的改革何处是抓手国企改革新思路——公共基金城镇化——中国模式能否成器的关键之举城镇化，中国汽车产业的最后机遇房产税发力点应是业主与政府良性互动破除个税迷信中国经济：刺激还是不刺激，这不是问题调整中的经济需要换挡补油第四章 改革破局——金融迷局与钥匙
货币存量登峰造极，风险如何化解
借金融恐慌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
如何拯救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如何治本——证券司法体制必须改革
有序开放资本账户是打开当前宏观迷局的金钥匙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金融改革“突破口”
第五章 与世界共舞——新十年展望
十八大后的中国经济中国奇迹还能延续中国体制演进之路为什么走得通让世界读懂中国梦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未来的10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面对艰巨任务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要克服国际国内的种种困难，才能使中国经济再创21世纪最初10年的辉煌。
　　未来三到五年，极其复杂严峻的考验
　　各种各样的信号表明，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将面临重大的风险。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国际形势来看，欧债危机的影响远没有消除，其彻底解决还有赖相当的时间和努力，中间也必然会出现一些波折。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在未来两年之内，欧洲能找出一个基本解决框架，逐步化解危机。
　　比欧债危机更加严重且尚未完全爆发的危机，是美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动荡。美国的财政问题远比欧洲严重，其基本财政赤字占GDP的7％以上，人均负债水平达到10万美元之多。这一系列困难不可能简单通过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来应付过去，根本性地削减福利性开支、增加财政税收的改革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改革是让美国经济走出泥潭的必由之路，但问题是，美国的危机远远没有全面爆发，避免危机的改革迄今还完全没有启动。可以预见，在美国新总统上台之后，这种改革的压力会与日俱增。在美国国内的政局不断拖累改革进程，而欧洲逐步走出欧债危机阴影、步入改革道路之时，全球金融界的焦点将重聚美国。最让人担心的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公共财政数据，会令资本市场产生新一轮的动荡，美债危机、美元危机将会冲击整个世界。
　　除了来自经济方面的冲击之外，影响中国未来三到五年发展的另一个重大国际因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抱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主要体现为对中国的发展不看好，出现了各种各样唱衰中国的声音。其另一个表现，就是美国的国际战略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各种渠道限制中国的发展。恶化的国际环境，会极大地干扰中国战略决策者的注意力，也会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国际贸易等发展制造出种种羁绊。对于新一代领导人来讲，这种恶化的国际环境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挑战。
　　国际之外，中国未来三到五年的困难，更多体现在国内经济运行方面。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正在退出舞台，其中包括房地产。未来若干年，房地产投资的完成额不可能回到过去10年那样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的高地价和高房价必然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力度不可能持续高位。与此同时，出口这个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重要增长引擎，也会因为国际经济的增速放缓而日益减弱，贸易顺差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会持续下降。
　　中国经济旧有增长机制的退出，不可能迅速由增长的新亮点进行弥补。这些新的增长亮点之一是逐步上升的居民消费。经过我们的计算，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每年上升1％左右，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但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达到45％以上。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继续体现，但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中，由于公共财政改革不到位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压力尚待化解，其也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增长的巨大新动力。至于生产能力的改造和从东部向西部的转移，也会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出现一定困难，这种增长动力不可能完全到位。所以，从国内来看，新增长点不可能迅速上升，取代旧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