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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为什么会出现退休待遇“双轨制”？
作者：太平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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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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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为什么会出现退休待遇“双轨制”？
退休待遇“双轨制”是改革的产物，是国家对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发放制度。具体来说，就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退下来的养老金和企业单位人员退下来的养老金，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也就是 “一国二制”在养老金制度中的体现。
这种制度是怎样形成的？追根究底，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工资制度改革就有此萌芽了，在连续不断的工资调整中，每一次的改革都为退休双轨制埋下了伏笔，九十年代初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是实行“双轨制”的始端。“工资改革”拉开了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单位人员之间工资收入的差距，工资改革的次数越多，改革的深度越大，这个差距也就拉得越大。
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作一个比较，加以说明“双轨制”的形成与发展。
一、工资增加的方式不同。
每次的工资调整都是有这样规定，企业单位的工资基本上是结合本单位效益的大小来增加的，行政事业单位是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由财政来增加的，与他们的效益无关，也与企业的效益无关。我们应该知道，国企的效益是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国企承担的社会职能又多，同时国家又要对国企进行改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几家能是盈利的？所以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工资逐渐来开了距离，同时在企业单位与企业单位之间也不能同步了，也存在着差异。
企业增加效益工资，一般需要连续几年盈利才能申报调整工资，这样才能得到政府部门的审批。未经审批的，企业自行增加或发放的工资，劳动部门是不认可的，是不能作为退休养老金审批的基数。
工资改革还有这样的新增规定，企业内部也与行政事业单位一样开始按职务、职称的高低相应地增加工资，企业内部工资也开始拉大了距离。由原来的工资增加倾向“苦、累、脏、差”岗位，转为倾向职务为主。但是每次企业增加的工资幅度都是低于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幅度。
在职人员的工资是其退休后计发养老金的主要依据。在职时的工资高退休后的待遇就高，在职时的工资低退休后的待遇就相应地低。
二、养老金的计算办法不同。
企业养老金制度改革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各个省具体的改革方案是不同的，时间也是不一致的。
改革前企业与事业单位的退休工资计算方法是大同小异的，都是与本人退休前的工资乘上相应的比例取得的。
企业单位人员工作时间越长，其退休计发比例也就相应的越高。企业从事特殊岗位的工人，其工龄还可以往长处折算。但所有的退休计发比例均控制在100%之内。在养老金制度改革后，政府劳动部门就把企业单位的所有人员从参加工作开始到养老金改革时的工作年限按原来的办法提前进行了养老金的计算，作为你的第一部份，进入了你个人的档案。改革后的养老金是按你的缴纳养老统筹金的多少来计算的，这部份大致是按每个人工作时间所交纳的统筹金总和除以你退休后按20年的领取时间来测算的。到你退休时这二部份相加就是你的退休养老金。各个省方法虽然不同，但总的性质是相同的。
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办法经多次的改革，变得很复杂、很繁琐。可能每一个城市就是有几个人能搞得清政策，计算得出结果。与企业不同的是，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务、职称在退休前作为增加工资的依据，退休时又可以再次作为增加退休计发比例的依据，在这里这个项目就重复计算了。而且他们的计发比例可以高出100%的。所以就出现了退休的工资高于本人在职时的工资情况。就出现了退出岗位给你高定一级（如从科级岗位下来，却让你享受副县级待遇，当调研员等等），每个地区享受科级、县级的人多如牛毛。
经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企业单位在养老金的计算办法上，受到了三种压制。1、在养老金改革前退休的人员，由于没有享受到后面工资改革的提高幅度，所以退休待遇就跟不上趟。2、在养老金改革前参加工作的，而在养老金改革后退休的人员，由于前面一部份的工龄是按低比例预先给确定了待遇的，后面一部份工龄的缴费金额又是不可能很多的。所以他们待遇也是上不去的。3、养老金改革后参加工作的自缴统筹金人员，就是要用你自己现在的钱买将来自己退休的单，你可以想象到从这个口袋装进去，从那个口袋取出来，将来你能领多少养老金？而且缴纳金额的数据与计付的数据还是一团谜雾。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员就不同了，他们无论是工资改革，还是退休待遇改革，对他们来说政策就是放开的闸，一次高出一次。
三、养老金的统筹办法不同。
企业人员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上年度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自由择业”人员都是由自己本人参照在职职工的办法交纳。政府部门预收这笔钱后可以拿去做生意，现在又投入股市开始炒股了。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费则由财政统一筹资。他们的待遇只要你算得出，没有发不出的。因为钞票都是人印制的。
在现实中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人员之间，出现的这种待遇差距据有人估计：具有同样条件的人员，行政事业单位退休比企业单位退休的养老金要高出3～5倍。尽管问题的提出如此之久，尽管社会呼声如此之高，群众意见如此之大，为什么决策机构，为什么政策制定部门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呢？这也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的政府部门这些机构不但效率低下，还是麻木和腐朽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政策出了一个又一个，但所制定的“改革政策”却都是连续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自己要吃肉，别人只能喝粥。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上吃肉的“轨道”，老百姓上喝粥的“轨道”，退休待遇“双轨制”就这样形成了。记得当年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那么现在这些公务员，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接受过国家高等教育的，相对于三十年前，文化层次提高了，但是业务水平、政策水平却是大大降低了。他们所制定工资政策的思想水平，不但不具有“社会主义觉悟”，还应该往后退二个层次，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倒退到了封建社会的官僚们的思想意识。
通过退休待遇的“双轨制”的分析，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的认为：在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上，经过三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党没有行使她应有的权力和职责，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调控，而是把“改革”放到了第一位，把自己的使命与宗旨放到第二位。我们的党员同志们也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把他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放到了第二位。总之，出现退休待遇“双轨制”的主要原因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把自己的“位置”搞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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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双轨制正式废除：工资水平会上涨吗？收藏
温馨提示： 随着改革方案公布，中国养老“双轨制”正式终结，近四千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告别“免缴费”时代，开始按工资的8%缴纳养老保险，按工资的4%缴纳职业年金。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待遇是否下降?工资水平是否会上涨?企事业职工“待遇差”是否会缩小?并轨的钱又从哪里来?一系列问题引发关注。中新网北京1月15日电(记者李金磊)随着改革方案公布，中国养老“双轨制”正式终结，近四千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告别“免缴费”时代，开始按工资的8%缴纳养老保险，按工资的4%缴纳职业年金。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待遇是否下降?工资水平是否会上涨?企事业职工“待遇差”是否会缩小?并轨的钱又从哪里来?一系列问题引发关注。养老待遇会降低吗?《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4日公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纳20%，个人缴纳8%，这一比例与企业职工一致。面对这一消息，“养老金待遇会不会下降”成为机关事业人员普遍担心的问题。官方给这些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根据决定，对改革前已退休人员，保持现有待遇并参加今后的待遇调整;对改革后参加工作的人员，通过建立新机制，实现待遇的合理衔接;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通过实行过渡性措施，保持待遇水平不降低。决定还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4%缴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对中新网记者表示，根据新规，“老人”(已退休人员)继续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待遇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其退休待遇不会降低;“中人”(目前在职人员)和“新人”(以后新入职人员)虽然基本养老金水平会出现下降，但由于“中人”会根据视同缴费年限发过渡性养老金，职业年金(一种补充养老金)的建立也一定程度弥补“新人”基本养老金的损失，所以，总体来看，机关事业人员的养老待遇将保持稳定，不会出现大幅缩水。工资水平会上涨吗?虽然养老金待遇总体上不会大降，但对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来讲，由于个人要承担占工资8%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占工资4%的职业年金，其工资收入势必将会减少，因此，涨工资成为了公务员群体的普遍诉求。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公务员就对记者表示，“让公务员缴纳养老保险可以，但我们的工资这么低，能给我们先涨工资吗?”李实认为，过去公务员不用交任何费用就能拿到很高的退休金，现在一下子要支付工资的12%，这对于很多工资只有2000元的基层公务员来说承担起来比较吃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可能会通过提高工资的办法来加以补偿。“毕竟公务员工资很长时间没有调整了，可以正好利用调整养老金这个机会来调整工资，所以，给公务员涨工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李实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此前已经确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的思路，在外界看来，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也将很快推出。“待遇差”会缩小吗?在养老金并轨前，由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不用缴养老保险，但退休后的养老金标准却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因此，“待遇差”问题一直备受诟病。有统计显示，中国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比例)超过80%，个别甚至达到100%。而目前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则在50%以下。那么，在养老金并轨后，企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会缩小吗?李实表示，随着改革的实施，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养老金替代率必将逐步拉近，但二者差别过大，立即趋同并不可能。此外，两者之间养老金待遇的差距缩小不在于降低公务员养老金，而在于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要通过“提低”的办法来缩小差距。李实认为，决定提出“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等情况，统筹安排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当前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年涨幅差不多在10%左右，公务员可适当降低涨幅，这样增幅一大一小，过几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小。并轨的钱从哪里来?养老金并轨后，最大难题就是从哪里“找钱”的问题。据统计，中国在职公务员数量约为700多万，126万个各类事业单位在职人员3000多万。按照新规，单位要缴纳20%基本养老保险和8%的职业年金，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在当前各地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钱从哪里来?李实认为，养老金并轨是否造成财政压力增加，这取决于个人账户做实还是做空问题。如果做实，意味着要政府要支出两部分，一部分要为在职职工缴纳养老金，一部分要为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财政压力当然非常大。李实指出，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个人账户做实不是一个好办法，目前很多国家采取空账运行的办法，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账户，但是在岗职工的钱用来支付给退休人员，这对于财政来说，并没有额外增加过多负担。“当然，政府应积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此外，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队伍太庞大，有必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从而减少财政支出，缓解财政压力。”李实说。注：本消息来自互联网采集信息，仅供参考更多河南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最新信息欢迎访问河南人事考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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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建议40720号
建议主题：究竟是谁对退休双轨制的意见更大 ?
建议类别：民生类
政治面貌：群众
提交时间： 09:13:54
究竟是谁对退休双轨制的意见更大 ?
作者高梁大队日
（调研报告还指出，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和企业职工养老金的差距逐步拉大。 甘肃省有关部门向调研组反映，2014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费水平为月人均3227元，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水平为月人均2065元。一些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当时接受国家分配到企业工作，退休后养老金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干部职工的退休金，对双轨制很有意见，企业管理人员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退休职工意见更大）。强烈注意，括弧里的话，又想将中级以及中级以下的技术职称的退休职工排除在受益者之外。来源：京华时报
本文作者必须指出，这里说的“一些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当时接受国家分配到企业工作，退休后养老金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干部职工的退休金，对双轨制很有意见”，当时接受国家分配，是在60年代，他们不是一般的职工，而是老五届大专院校的大学毕业生，服从国家“三个面向”的需要，其中有一大批到了企业，大多在2000年左右退休。除了少量的被评上高工享受了倾斜外，大多退休金不如本单位同龄退休工人，他们由于学龄长工龄短而处于最底层，人为制造了严重的脑体倒挂。他们受退休双轨制的打击迫害最重最深，对双轨制意见最大的是他们，即企退高学历中工（中级职称）人员，而不是企业管理人员和具有高级职称人员。相当多的企业管理人员与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并不具有高学历。“企业管理人员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退休职工意见更大”，这个调查报告轻重颠倒，信口胡说，完全不顾事实，极力回避双轨制打击的重点是企退高学知识分子（高学历中工中级职称）人员。
下面我们用事实来说话，看看究竟是谁的意见更大
随着“退休双轨制”政策的强制推行、养老金差距的越来越大，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中级职称）要求废除“退休双轨制”、缩小悬殊养老金差距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为了维护权益、公平养老，很多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中级职称）利用了不同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论危害、提建议，向党与政府倾吐了心声、反映了诉求。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统一的、万众瞩目的维权热潮。对“退休双轨制”导致的悬殊养老金差距长期没能缩小的状况，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因为他们的贡献与所得相比反差很大、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不甘心被打入另册，更不愿接受其人格被贬损、利益被侵害、被剥夺的现实！总在不停的以写上访信、公开信等不同方式，进行努力抗争！以表达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中级职称）的强烈呼声，批评与建议遍布各大网络。
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中级职称）他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曾为国家前九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如今，作为国有企业退休高学历中国工程师（中级职称），他们却只有微薄的最低的养老金。他们拿的退休工资是机关事业的同一学历同一职称的三分之一，他们拿的退休工资和同一企业同龄的退休工人相比要少捌百元左右，。要比同一企业近两年退休的要少1500元左右，和不是正规高学历毕业的初，高中生中的高级职称相比有些地区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中级职称）要少拿2000元左右。可以说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中级职称）才是一个真正意见更大的群体。如果实在要说谁的意见更大应该是曾经是和高级技术职称的同窗同学又同学历的（中级职称者）才是一个真正意见更大的群体。
近十年来，几乎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老五届高学历本科生（中级职称）都各自向省、市直至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这个企业退休金不合理的问题，然而他们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改善，缘何对企退老知识分子的呼声视若罔闻呢？
上海老五届高学历本科生（中级职称）周祖恕在网上说： 我们不断地向各级政府反应问题，要求平等对待中国工程师。可是得到的答复总是不变地为”感谢您关心政府工作，您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将在工作中参考。“这句话讲了一百遍，可是没有”参考“过一次。 我在几个网站上发了上百篇文稿，谈退休制度问题。我追求的不是金钱，我追求的是中国工程师应当有的平等权力和应受到的尊重。 我曾在中型国企和中外合资企业两次出任总工程师一职，但我没有机会参评”高工“。
十多年前，上海老五届高学历本科生（中级职称）周祖恕就开始向上海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写过不知道多少封信，只得到应付式的回复。他把信直接送到上海正在开会的“两会”会场，同样得到回复：您反映的问题很好，谢谢您对上海工作的关心。你所反映的问题依据归口已经转发到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处理…
周祖恕最后说：：我们为中国工程师的权益搏击了很长时间，一是为自己被社会贬低到底心有不服，二是为中国工程师是否后继有人而担忧。如此贬底中国工程师的社会奉献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行为。可以说老五届高学历（中级职称）对退休双轨制的意见最大。
上海网友枯木顽存在 编号：建议40118号企退人员养老金按工龄长短计算增加额度的方法是个政策性腐败一文中说：过去几年曾对企业退休的科技人员有过几次政策优惠，但只是象征性地对几个带有“高级” 职称的人员增加了一些，对更多的不带“高级” 职称的退休科技人员丝毫未动，他们年复一年地被调整在远离平均增幅的最低额度上，在企退人员范围里越来越贫困化。目前上海地区，一个十多年前退休的工程师每月养老金不足三千元，而最近退休的一个普通工人已达四千五左右了。这不是存心歧视企业退休科技人员是什么？
一网友在网上说：：：据人民网强国论坛报道，广州罢工押运员每月工资加600元后复工，现在是大闹大加，小闹小加，不闹不加。对企业退休的高工，对企业退休的职教，幼教，对企业退休的军转干也是如此，军转干部现在已经拿到4000多，我一朋友是南京市中小企业性质的副高工 ，他2014年的退休工资是4300 多 元，对于63号文件中企业退休的职教，幼教正在落实解决中，即将要拿到和事业单位同质人员一样的退休工资，这样企业退休的职教，幼教将第一个和事业单位同质人员实行并轨。对于不闹的同样原属于国家编制的统配干部（企业退休的国家正规大中院校毕业生中级职称工程师的，就是不加，这群体十多年来企业加退休工资一分钱都没有得到倾斜。原属于国家编制的几类国家正式统配干部中就是剩下这一个群体了，而且其中2005年前后从企业退休的国家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生现在拿着同一企业最低的退休金 。他们所遭受的迫害已经超过当年的”四人帮”。难道他们永远地被从国家编制的统配干部中开除出去。国民分配的随意性是社会不稳的根源。一定要等到闹到街头才重视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啊？ 天理何在？非企业管理人员和非高级技术职称的退休职工在维权所做的一切也不少于非企业管理人员和非高级技术职称的退休职工。无非是我们没有，，，，，，，，，，，
温家宝总理在日和网友谈及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时说：同样的学历，甚至是高工高学历者企业退休工资都比自己在机关的同学、同行要低，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温总理提出三项措施解决“退休工资双轨制”。第一是继续提高企业离退休职工特别是具有高学历的工程技术人员的退休待遇，并且逐步把这种待遇机制化……，温家宝总理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大国的总理，是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按照权力应该是第二位国家领导人，讲话是很有权威性的，按照逻辑性来讲，企业搞退休金倾斜应该是向高学历倾斜，这是名正言顺的，也是符合常规逻辑性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有人冒天下之大不违，胆大妄为的公开篡改一个大国的总理的讲话，采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张寇李戴，似乎像文革时“四人帮”搞的报纸上的照片换头术，把向高学历倾斜变成为向高工倾斜，变成狸猫换太子。这种卑劣的行径是对全国国立正规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企业退休的高学历中级职称工程师）感情上的肆意伤害，是对公平，正义，和人民良知的粗暴践踏！
由于严格的行政阻击，绝大多数中国高学历工程师未能参加“高级职称”评定，还有更天下奇闻的是早年受过正式高等教育，响应号召进企业，干实业，为共和国工业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从技术员干到工程师，有的甚至干到总工程师，可是最后这些总工程师有的连高级职称都没有评上，如上海企业退休工程师周祖恕就是一例。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工程师的工作能力并不比高级工程师差。有网友在网上说“大量的高工不是高学历，大量的高学历不是高工。高学历因学龄长工龄短，向他们作适当倾斜才能弥补工龄之不足。因此说向高工倾斜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向企退高学历知识分子倾斜。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应当让企退高学历人员与机关事业同等高学历人员并轨，这才体现了国家对学历文化的重视。像现在这样，企退高学历知识分子（中级职称）退休金不 如文盲，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有这样的情况？” 寄语人社部，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希望中国企退高学历知识分子（中级职称）工程师的状况能有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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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退国家干部依法享有国家干部退休待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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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这个企业退休金不合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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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出任总工程师一职，但我没有机会参评”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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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企退知识分子被排斥在高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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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说这两个企业管理人员意见还会更大吗？绝对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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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中级职称）才是一个真正意见更大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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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中级职称）企业退休职工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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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国家干部为何退休金相差几倍？
[ 221.7.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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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退休双轨制的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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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得到江晚秋网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修改，补充，作者在此特别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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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对高级职称的近十次的倾斜，对中级职称的一次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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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这一群体目前退休工资普遍低于同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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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退休工程师应得到合理的养老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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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关部门领导的眼中也流出了泪水，能执政为民”就在你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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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退休人员中级科技人员的养老金最低，还是“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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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已经执行了十五年之久的抵毁高学历工程师（中工）政策，能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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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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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到下面调查一下，到企业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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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退休工资双轨制”如何解决？作者：Weeks　　“退休工资双轨制”实行近20年了，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几千万企业退休职工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因改制跟着企业职工享受同等不公待遇的有着高等学历和重要贡献的工程师及高级工程师们，很多都在无奈的不平中等待与盼望，梦想很快有一天政府高官金口玉言知错即改地给他们落实该有的政策。然而，不守诚信的诺言使得一些有重要贡献的高工在失去尊严的处境中和对水中月的渴望中悲惨谢幕，更多的是耳边回响着温总理承认双轨制不合理，现实却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还要继续等到2049年才能实现的“退休工资双轨制”与农民退休待遇的三轨制并轨。漫长的改革计划实际上已经正式宣布了年逾古稀的老高工们翘首企盼的收入公平梦想的彻底破灭。　　对取消“退休工资双轨制”的呼吁，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息过，在最近两届两会中都高声呼吁，但是，有关部门让绝大多数的代表统一了态度和口径，虽然后来有些高官被迫表态谈到“退休工资双轨制”，但都不是积极解决的态度和方法，而是拖，是将农民退休问题捆绑起来一起解决。制定双轨制时一年就推广实行了，当初雷厉风行的做法根本就不考虑农民的退休，大众呼吁取消双轨制时却貌似公平地要和农民退休一起解决，建与废的条件集中在巩固同一个集团的利益考虑之上，不能不说是极端自私集中表现。一年可以建立的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取消却要40多年(1995年-2049年)!如果取消“退休工资双轨制”对权力阶层有好处，恐怕一个文件半年时间就见效了，可见党的先进性在“退休工资双轨制”面前是如此苍白，也否定了党章中“党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崇高表述。　　在取消“退休工资双轨制” 的呼吁中，不但有老百姓的声音，有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声音，也有大量的媒体呼声。然而，政府除了那个到2049年并轨计划之外，更多的就是装聋扮哑。38年后的并轨计划显然是以“拖”为目的坚持错误的分配制度，它首先是无视社会公平专门营造权力集团的特殊利益，公然制造社会矛盾，第二是违反宪法，第三是明显否定了党的先进性，第四是给世界一个极差的社会管理的印象。党和政府在处理“退休工资双轨制”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沉默、纵容、撒谎、狡辩、推搪及知错不改，已经给自己脸上重重地抹了黑，失信于民，失尊于民。面对政府的不为，老百姓确实无可奈何，面对错误的拖延计划，老百姓始终不买账，一直坚持不断地呼吁，因为不公平在扩大，生活费用在缩水，尊严在继续丧失，很多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在遭受歧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几千万人的利益被损害(在职的3-4亿企业职工年年都有很多人跟着退休)，恐怕早就出现游行或罢工了，甚至导致执政当局的下台。相信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见游行罢工的出现，但面对5600万大众的诉求，总该有一个合理及时的解决办法，不理不睬的拖延只会激化社会矛盾，无数群体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政府觉得很为难，难以在自己身上割肉，我们是否可以启动全民公决的形式，让全国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取消“退休工资双轨制”?任何违背广大人民意愿的事情，都会直接损害执政党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党和政府应该有个明智的认识。　　至于取消“退休工资双轨制”的具体做法，应该有三种方法：一是大幅提高企退人员的退休金，二是较多地降低行政事业退休金来靠近企业退休金，三是在适当提高企业退休金同时适当降低行政事业退休金，尽量用一增一减来拉平距离。目前大部分人都要求增加企业退休金，但这个做法每年需要13000亿左右(在原来的元基础上按人均增加2000元/月计算)，利益集团正好可以借财力不足的理由拖延取消双轨制。如果采取第二种较多地降低行政事业退休金(如从目前的元降到3000元)，较大地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方案一定不会实行。最有可能大的是第三种方案，假如把企业退休金提到平均3000元，再把行政事业退休金降到平均3500元，两个阶层的差距是500元左右，既保留了行政事业人员的面子和略高的生活水平(这在发达国家是不提倡的)，又给企业退休人员增加了尊严，国家在少花很多钱的情况下还可以实现相对的公平，应该是一个三全其美的方案，关键就看利益集团有否先进的觉悟了。　　取消“退休工资双轨制”的问题，也与政府诚信有密切关系。国务院在前不久公开呼吁全社会要重视诚信问题。其实诚信最大的问题，不是老百姓有无诚信，而是官场有无诚信。官员是管理社会的领导阶级，是引导社会前进方向的旗手，是教育指导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官员就是社会结构的上梁，百姓是社会结构的下梁基础。中国有句古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官员没有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下面的基础群众就一定学不好。官员没有诚信，指望百信讲诚信就是空话。事实证明，百姓是纯朴简单的，你怎样言传身教，百姓就怎样学，你遵法守纪忠于祖国，百姓也会遵法守纪效力祖国，你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百姓一定会受到你的影响变得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回顾战争年代，我们的指挥员身先士卒，我们的战士就个个都不怕死勇往直前。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官员把“为人民服务”当做为官的宗旨，处处替老百姓着想，生活待遇与老百姓相差不大，老百姓也就不怕艰苦地自觉跟随团结奋斗。而今，我们的官员成了文革期间批判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官员的利益高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的利益，现在的官员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特权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官员可以无视党纪国法，可以隐瞒真相伪造真相，可以假传圣旨伪造圣意，可以撒谎骗取百姓的信任，也可以罔顾错误置百姓求天不应求地不灵。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味要求百姓讲究诚信就是荒唐的，是根本治理不好失信的社会的。当今官员失信的地方很多，如承诺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承诺大力促进就业，鼓励百姓检举揭发贪污腐败及违法乱纪行为，承诺的教育投资、教改和医改，承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共同富裕都是说多做少，关于缩小企退职工与行政事业退休人员待遇差距的承诺，高官们也有不少的口头表示，但行动上却没有实际的措施，或拿给企退人员的芝麻来掩护给自己分配西瓜。如果希望我们的社会道德有明显进步，希望把我们的社会建成诚信的社会，那就从取消“退休工资双轨制”做起吧!老百姓要的是实际行动，不是华丽的承诺。&&骆晓会：论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 &&&&&& 摘 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个人情感是多方面的，他效仿斯大林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进行阶级斗争越演越烈；崇拜斯大林的国际或世界领袖地位，将其错误和罪行视为细枝末节；但对斯大林过去扶持王明等留苏“洋务派”和轻慢自己感到委屈和耿耿于怀，从而形成了其留恋和忌怨交织的矛盾心理情结。这种情结形成的原因也是复杂的：一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许多事业和制度背景上的一致性，导致他在心理上的“同病相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出尔反尔死硬维护斯大林，形成绕不过的心理死结；二是缺少留洋经历和不通外文，个人很少或不能与斯大林直接往来（包括电报和邮件），导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示和苏联洋教条既遵从又忌讳；三是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双重性格，致使他对斯大林既敬畏又藐视，有时还跃跃欲试与之较劲和比高低。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并无多少个人好感，但在其心目中却是一种象征，是自己事业、权力和形象的影子。这一因素加入到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中，就使他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留恋、尊重和依附占主导，而怨恨、鄙视和割舍居其次。这种心理情感体现到政治上，就是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对华政策在言论上有过尖锐的批评，但还是以“三七开”给以总体肯定。这样又导致他领导下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延袭斯大林的旧体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造，有的方面还比“老大哥”做得更厉害更极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如果要论及世界历史上对其思想和行为影响最大的个人，那么斯大林必定是其中之一。当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和个人的利害关系，毛泽东对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是喜厌无常，爱怨交织，在其心中构成了很深的心理印痕，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本文即试图对这种情结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等作初步探讨，不对之处，请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 &&& 一 &&&& &&& 情结是由一系列被压抑的无意识的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所组成的意念倾向，它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和情感方式。毛泽东久而久之所形成的对斯大林留恋和忌怨相交的矛盾情结，表现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如同样是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斯大林反对所谓左右倾机会主义毛毫无疑问表赞同态度，但牵涉到过去斯大林与中共关系上则又偏重于批评；从时间段来说这种矛盾心理几乎缠绕了毛泽东的大半个政治生涯，但大体上中年（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斯大林忌怨占主导，晚年（60—70年代）留恋占主导。如此等等，归纳起来，这种留恋和忌怨交织的矛盾情结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1、效仿斯大林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进行阶级斗争越演越烈 &&& 井冈山时期肃AB团，延安时期的整风，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等，毛泽东这方面的“错误”已是众所周知，中共党内也有共识并形成了有关历史决议。这些做法人们也都知道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哪个人有意或一心要学它们（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学，陈独秀、毛泽东也学，大家都学），这是历史造成的，是共产国际的机制造成的。只是毛泽东学得这样独到，学得这样走火入魔却是少见。 &&&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能够通天于苏联或共产国际最高领导层或握有学习苏联及解释经典话语权的，自然还轮不上毛泽东。井冈山时期执掌了一定权力后大概也没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苏联经验。肃AB团可能是一个特例。当时中共已多少受到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国际国内那种派别斗争形式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一种政治上的不调和不包容风格，斗争方式上还没有走到将对手或反对派从肉体上消灭的程度。20-30 年代中共红色根据地打击托派、肃AB团等效仿了苏联政治上的斗争风格，但实际上也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江湖上的火并模式。 &&& 细心地翻阅一下《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收录的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著作就会发现，井冈山时期在毛泽东自己的著述或演讲中不仅见不到斯大林的名字，甚至提到机会主义、反对派或托派等概念也是屈指可数，这是除了当时斯大林本人对中国革命影响有限等客观原因外，主要也就是前面说的因没有话语权而少说为妙。但到延安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毛泽东获得了领导权，也开始主宰和控制言论，更不用说对经典的解释权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较多地研究苏联哲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著作，[1]斯大林的名字和语录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其文章中，并开始打着列宁主义（多为斯大林主义）的旗号，去反对所谓左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对那些排斥和整肃过自己的人进行思想清算（即使是莫斯科器重的人物）。 &&& 如早在1937年10月毛泽东的一次会议报告中，就开始将中共党内的所谓“托匪”与汉奸、敌特并称，大肆渲染什么“托匪的作用”、“托匪的危险性”，并号召“坚决消灭托匪”。[2] 1941年，在一篇专门声讨 “左倾机会主义”的文章中，毛把白区工作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临时中央政治局，讥讽他们不求实际，只知道“高叫一顿，乱撞一顿”，“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说他们除了“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从而导致把党在白区的力量“闹个精光”；对王明更是不客气，连连称他为“老爷们”，斥责“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毛还指责他们“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当然此时毛自己的地位还不是很稳固，还得防备别人的反击，所以文末还狠狠抨击了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告诫不能“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3]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此时已研读过斯大林御编的那部党内斗争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也让我们很容易想起斯大林在20年代也曾告诫过他的同事们党内斗争不要采用“放血”或“割除”的这种有“传染性”的方法，可是到30年代后期完全控制权力后正是他自己把所谓反对派从肉体上消灭和赶尽杀绝；而毛泽东后来鼓动群众和红卫兵、造反派进行的“乱斗”，比起他早年的对手们又何止是小巫见大巫？对付知识分子和“走资派”，毛泽东可堪称“思想改造”的大师，无论是昔日拿起枪杆与毛并肩作战的战友，还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捍卫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学界泰斗，绝大多数都被整得唯唯诺诺、五体投地，迫害致死时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即使“骨头最硬的”鲁迅再世，也会是毛说的：要么进监狱，要么闭上嘴巴。据有的海外学者研究，斯大林也搞过“文化革命”，而“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4] &&&& 2、崇拜斯大林的国际或世界领袖地位，将其错误和罪行视为细枝末节 &&& 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说他始终一贯对斯大林本人很佩服很崇拜这恐怕不是实际也很难说得通，但至少在斯大林生前或其问题被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出来之前，有时还是比较崇敬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发言时就曾称“斯大林是我们的先生”。而过去将“马恩列斯”并提，首先形成“习惯”的也很可能是毛泽东。[5]毛后来虽然曾声称自己“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6]但据邓小平说，实际上毛写文章讲话虽“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但却大引斯大林“怎么说”。[5]二十大后毛对斯大林本人似乎已有些不恭，但对斯大林的国际或世界领袖地位还是比较崇拜或敬畏的。据毛自己后来说，他曾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有1939年12月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49年12月的《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和1953年3月悼念斯大林逝世的《最伟大的友谊》。他辩称后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写的，但延安那篇他自己说“比较有生气”，因为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6]实际上从前述可以看出：那两篇也是毛这种敬畏领袖的一贯的和自然的产物，而不是勉强之作。所以即使斯大林的血腥镇压反对派和所谓肃反等问题，已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昭然若揭，且他自己也曾说过斯大林割脑袋像割韭菜，“错杀了许多人”，[7]但仍将其错误和罪行视为细枝末节，力排众议，在许多国际国内公开场合大肆宣讲“三七开”，不厌其烦地强调“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8]而在内部讲话就更不用说了，不仅仅停留在肯定斯大林，同时还对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极尽讽刺和嘲笑，如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9]等等。 &&& 尽管毛泽东的个性桀骜不驯，他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在他掌权后很少受什么教条的束缚，但对斯大林主义还是采取了有选择的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甚至是出尔反尔的态度，尤其是在斯大林在世时更不敢挑战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并且免不了还要鹦鹉学舌。如斯大林说“革命不能输出”，毛就说“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10] “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11]在延安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中，6个外国文件有5个是斯大林的著作；[12] 50年代初，什么“一边倒”，什么“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3]自然也是毛泽东敲定的——这时就不再忌讳什么洋教条了；虽曾向斯大林提出外蒙回归但遭拒后也不再坚持，50年代初重大事情都请示斯大林；50年代中期仍禁绝党内和社会上对苏的不满言论，违者被打成右派，并且，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已经是众矢之的，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毛却要反潮流，硬是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肯定把包括对斯大林在内的革命领袖的崇拜是“正确的崇拜”[14]——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无异于说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的对他的崇拜便是百分百的正确了。二十大后，毛虽然写过不少文章发表过不少演说，如《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批评过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但不说毛没批评过的或批评很少的（如政治体制，计划经济等），就是毛自己批评过的乃至批评得较深刻的，他仍照做不误，如明知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是“竭泽而渔”，但却仍将学来的斯大林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体系做得更加“完美”；他曾大批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但众所周知，毛泽东晚年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却是日趋严重。 &&& 3、对斯大林过去扶持王明等留苏“洋务派”和轻慢自己感到委屈和耿耿于怀， &&& 毛自己对南斯拉夫同志曾说：“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6]前一句话应该是实话，但后一句话是半真半假。很明显，毛在这里有点自称或直吹自己是英雄好汉，因为现在还没发现过毛当面跟斯大林吹胡子瞪眼睛吵过架的资料。但是，在被斯大林冷落，赐坐冷板凳后心里的一肚子气没法出，对其他人而不是对斯大林本人口出粗言的情况确实不是没有。如毛第一次访苏期间，当苏方代表柯瓦廖夫和中文翻译费德林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他时，他就曾大发脾气，“你们叫我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是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15]这确实很明显地体现了毛泽东的一股怨气，而且也明显是指向斯大林的，但当面不敢发作。 &&& 同时，这股怨气的形成也由来已久。毛泽东清除自己不认可的苏联和斯大林 “洋八股”在延安早期就开始了。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他就提出了要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6] 1940年3月，当着周恩来等人的面，讥讽共产国际领导人称张闻天为理论家，是只不过背了几麻袋洋教条回来罢了。[17]同样是在毛那篇接见南斯拉夫同志的著名演说中，他总结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的“四次错误”，除了第三次是说斯大林支持了蒋介石而没支持中共，这里面没有多少毛的个人利害关系外，其他三次都与毛个人的尊卑沉浮密切相关，这从以后文革中毛派理论家们杜撰出来的几次“路线斗争”模式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介绍斯大林的前两次“错误”时，毛明确地对南斯拉夫同志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就是斯大林路线”；说“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但毕竟还没直接联系到自己。而到介绍第四次“错误”时，就把自己直接放进去了，埋怨斯大林把他当“半个铁托或准铁托”。[6]所以1949年12月他会见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句被很多人引用的“名言”：“我是长期受打击和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18]可见毛是觉得自己很委屈的。并且，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铁托，无疑也是他决策和积极出兵朝鲜的主观原因之一，因为也是毛泽东自我认定到抗美援朝斯大林才摘去了他“半个铁托”的帽子；[6]后来他甚至还请斯大林派一位理论家（就是后来的驻华大使尤金）来帮助他编辑自己的选集，以免他的著作出错或有违斯大林主义，进一步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当然也不免含有讨好和取悦斯大林的意思。 &&&& &&& 二 &&&& &&& 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表现是多方面的，其形成的原因自然也是复杂的，但主要的和较深层的原因有三个： &&& 一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许多事业和制度背景上的一致性，导致他在心理上的“同病相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出尔反尔死硬维护斯大林，形成绕不过的心理死结。以毛泽东的观念和视角从总的方面看问题，自然会认为不管斯大林有什么问题或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毕竟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而且还积极援助过中国革命，后来又高度肯定过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所做出的贡献。他在一篇文章中还说：不论是斯大林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19]从这里可以看出，毛心理上是把斯大林以“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紧紧地与自己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连用了三个想当然的“总是”。这种“总是”的逻辑自然有一定道理，所以他主张不能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和“他们不挂斯大林像，我们挂”等[20]亦可理解；但是，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历史和现实中的所谓“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却又一棍子打死，自然这就用了不同的逻辑了。在他看来，如果否定了斯大林，就等于是否定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甚至否定了毛泽东自己，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失了根本断了法统，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故说“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那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所以“我们中国没有丢”，不能丢，从而“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21] &&& 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都是通过激烈的党内斗争一步一步获得最高的和极端的权力的，在取得这种权力和维护这种权力的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的使用过暴力，如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付AB团和30年代斯大林的“肃反”，只不过是毛的手段和做法显得更“文明”一点，更注重在心理和精神上去摧残和折磨人罢了。如延安整风和后来的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无不是这样。所以毛对斯大林肃反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在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后，不仅总是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很少提及，而且还认为斯大林对阶级斗争坚持得不够，过早地宣布“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是错误的，并告诫全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毛泽东获得最高权力后，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与斯大林政治体制一模一样的政治运行模式。如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甚至被个人意志所操纵，形成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乃至个人独裁，民主与法制形同虚设，封建专制和特权却极为显赫。当然毛泽东设计和主导的政治和权力的运作有与斯大林不一样的地方或高明之处，如你说他完全不讲民主吗？他也有他的煽动和愚弄民众搞“大民主”的发明与创造，也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22]而学习斯大林在科学和文化上的专制和“革命”，更是发展到赤裸裸地推行愚民政策和反智反文明的程度——如“引蛇出洞”反右派，纵容红卫兵焚书“破四旧”，把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所有“封资修”的东西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等等。所谓文化革命实质上就是革文化的命，“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毛泽东时代”的警世箴言。 &&& 经济上虽然反思了斯大林体制，但并未从根本上变革。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斯大林的批判，“揭了盖子”，对苏联这个“老大哥”和斯大林早有怨气的毛泽东，心里自然是很矛盾很复杂的。一方面就开始把心中的不满和对洋教条的不屑公开表露出来，以自己的经验和观点指明和分析其弊病，如撰写或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名文章或讲演；另一方面则组织人马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就是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千万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具体到经济体制上，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批评，从当时党内的理论水平来说，不可谓不“先进”，不可谓不“前卫”。如毛泽东认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比例要协调，不能像苏联那样完全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不能像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用义务交售制“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9]从这个单一问题上应该说是讲得很精辟了。 &&& 但问题是，先不说实际上或实践上，毛泽东在理论上绕不过弯来的是，与斯大林大办集体农庄一样，从根本上他不是为发展农业、轻工业而去发展农业轻工业，不是为了农民甜而希望不要挖得他们太苦或拿少一点，不是为了母鸡的身体好一点而是为了它多生蛋而给它吃一点米——他的目标最终还是重工业，是希望从农业中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工业化：“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一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一些”。[9]在实践上，像毛泽东一贯到底的人民公社及统购统销的商贸体系与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及农产品统购政策没有什么两样；而大跃进把许多森林砍光，把农民家里的炊具都拿来大炼钢铁（然后办公共食堂），后来又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比起毛批评斯大林的“不给或少给米要鸡生蛋”的做法来更要命，那简直就是“杀鸡取蛋”——已为不少学者考证过的，主要是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至少也饿死过上千万人。当然，毛泽东比斯大林在心理上更复杂的是，我们很难想象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损害和剥夺农民权利有多少主观故意，也许是毛泽东从个人心理上同情农民但拗不过体制运转的巨大惯性或规律，或许是要赶超苏联乃至英美的浪漫和狂妄而害苦了农民。事实上许多时候，在政治上他也曾给予过农民极大的信任或对中国农民进行过心理上的补偿，如“巩固工农联盟”的标语和口号在过去的年代里从来没有终止过；20世纪60-70年代他还让农民普遍充当了一次下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教师爷，让后者也体谅一下前者艰苦的生活环境，并减缓社会经济和城市人口的压力，可谓一举三得。 &&& 二是缺少留洋经历和不通外文，个人以前很少或不能与斯大林直接往来（即使是电报和邮件，更谈不上见面），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示和苏联洋教条既遵从又忌讳的重要原因。面对党内许多政治对手，毛缺少留洋尤其是留苏经历，又不懂外文，不说马列经典原文，就是译文因原来革命战争年代艰苦环境的限制也读得相当有限。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既比不上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五四时期学界精粹后又是中共领袖的风云人物，即使在瞿秋白、王明、博古这些通俄语和有留苏经历并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又有直接交往的人面前，也是相形见绌。这在毛泽东心中是留下了深刻心结的，因此他还被人戴上过“狭隘经验论”的帽子。毛泽东虽早就发起了反对和批判奉行洋教条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在个人情感上也许一开始就很同情铁托。但一般不轻易公开直接把自己与此牵扯在一起，不明确表露个人对那些整过自己的人的不满心情，尤其是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来之前。但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虽然有忧（即他说的“捅了漏子”），但还是有喜，喜忧参半。尤其是斯大林支持的那些人压在他心头的那股恶气，可以无须指桑骂槐发泄一下了。 &&& 日，毛借说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及其170人名单是否“公道”之机（名义上是为了安慰没被列入名单的同志），直接以自己为例，不仅诉说了他的所谓“逢双不吉利”，中共二大和四大都“没有到”，即未能当上中央委员；申诉了“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也很难得的承认自己没学过军事，在井冈山和长征具体指挥作战时打过多次败仗及“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等。而且，他还强调指出“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沦’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是在乡村里头先搞的，乡村里搞革命的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你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我看山上确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大家都上了山，有这么多根据地嘛！” [23] &&& 毛泽东对斯大林“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24]尤其不满，所以苏共二十大后，他对许多来访的外宾不厌其烦地大谈所谓三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讲当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如何相信王明等留苏学生和怎样压制他、打击他和不相信他，内心深处对这些往事耿耿于怀。也是因此，即使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对此也特别警惕和异常愤怒，如现已被广为传播的那个“高岗事件”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49 年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岗竟然向苏方建议将中国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这种出格连在座的斯大林也不得不当场声斥和讥讽高为“张作霖同志”。当然，这主要是骂给在坐的刘少奇听的。事后斯大林亲自安排了为此被激怒的刘少奇与高岗的调解，声言说“我那天对高批评得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沒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毛同志。”对此，毛泽东这时表面上还是不敢违拗斯大林的旨意，新中国成立时高岗仍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的副主席，毛还在与斯大林的驻华特使科瓦廖夫的多次谈话中强调他“一直支持高岗”。可不久就因东北只挂斯大林像而不见毛泽东像而使矛盾暴露和激化。到1950年2月，斯大林见保不住高岗了，则同意了中共谴责高岗，并干脆将科瓦廖夫有关批评中共中央的及高岗给他个人的秘密情报案卷全部转给了毛泽东，出卖了高岗并导致了他的“完蛋”。[25] &&& 三是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双重性格，致使他对斯大林既敬畏又藐视，有时还跃跃欲试与之较劲和比高低。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写给江青并自称为“黑话”的信中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毛泽东所谓的“虎气”和“猴气”现在网上已有广泛的议论，不少人多是从赞赏的角度去评说的，甚至将毛的“猴气”也理解为孙悟空的造反精神，这显然不对；也有的将毛说的“猴气”理解为毛自认的缺点和错误，是毛自评自己“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也显得牵强。实际上，这纯粹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一种性格评价。 &&& 在毛泽东身上尤其是在与外宾交往时，常表现出东方人常见的那种谦恭、礼貌、含蓄或不露声色。赫鲁晓夫甚至说“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26] 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派到延安负责与中共联系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也说：“据我对毛泽东6年多时间的了解，在他听译文时，他的微笑和‘好、好’的话，根本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感到满意”；从毛泽东“纯粹中国式的客气，很难看出他的真实的内心”。[27]而具体到对斯大林，前面我们已经有不少介绍了，毛对斯大林有很虔诚和敬畏的一面，革命战争年代就认真读过和说话写文章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著作，多次自称过是斯大林的学生。这种畏惧和崇拜之情，在他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并受到赞扬时的受宠若惊和委屈得像个三岁小孩的那种情态和模样，从我们前引的毛的言辞里也能推知一二，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 毛泽东自己说的没错，其性格上的另一个方面，即“虎气”也可说霸气是为主的。这一点表现到他的浪漫的诗人气质上，则可称为豪气。这有他许多的经典名言和诗句为证，如什么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造反有理”的斗争哲学；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甚至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唯我独尊的帝王心态；还有“敢叫日月换新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高峡出平湖”的幻想与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等等。具体到斯大林的问题上，其虎气或“反潮流精神”则表现为他敢于毫无顾忌地在一般看来很敏感的问题上赞同和反对斯大林。如前述早在1958年就把个人崇拜分为两种，到1965年与斯诺谈话被问到“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崇拜”时，仍毫不忌讳地说：“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28]而毛泽东在评论斯大林问题的后果时则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29]这虽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是跟着赫鲁晓夫“落井下石”，但从此也可看出掺合了个人利害关系后毛对斯大林极为矛盾的心理情结。尤其是当毛发现“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时，更是怒火中烧，丝毫没有了平时谦卑的君子风度，在大会上公开斥责说：“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14]“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是敢于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20世纪任何国际共运中的领袖人物比个高低的。对以后的赫鲁晓夫更是不在话下，在一次作报告情绪激愤起来时，竟然还说“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 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母)鸡!”[30]? &&&& &&& 总之，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并无多少个人好感，但在其心目中却是一种象征，是自己事业、权力和形象的影子。这一因素加入到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中，就使他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留恋、尊重和依附占主导，而怨恨、鄙视和割舍居其次。这种心理情感体现到政治上，就是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对华政策在言论上有过尖锐的批评，但还是以“三七开”给以总体肯定。这样又导致他领导下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延袭斯大林的旧体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造，有的方面还比“老大哥”做得更厉害更极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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