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战”到“论骂”：鲁迅与梁实秋的八年争论
作者：薛林荣
加上两个定语
&这一点&就是现代文学论战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争又从梁实秋和冯乃超之间转回到鲁梁，鲁迅在梁实秋的原题上，新添了两个定语&丧家的&和&乏&。
鲁迅无法根据定义证明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自己都不知道主子是谁，不是丧家是什么？话已至此，思想分歧和文艺理念冲突已在其次，意气之争则占了上风，鲁梁论战以鲁迅高踞普罗大众的道德制高点发出的嘲骂而达到了高潮。
鲁迅起就&政治檄文&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
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在白色恐怖时代，&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的时候，鲁迅认为梁实秋这种借刀杀人的影射&比起刽子手来更下贱&。鲁迅说:&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是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论战，你梁实秋不要把这件事情政治化，不要把国民党当局引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乏走狗&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檄文。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意气之争伤害了鲁梁感情
&走狗&、&丧家的&、&乏&，这三个词是一个递进而&骂&的过程。在这场有关普罗文学的战斗中，由于鲁迅站在普罗一边而梁实秋相反，交战伊始，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就由立场划定了，剩下的就是战斗的手段。
在正义的旗帜下，战斗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胜。鲁迅使用的当然是骂的手段，在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这种骂充满了道德正义感。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气息。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充满大量政治语汇，左翼色彩十分强烈，和鲁迅之前与新月派的论战风格大相径庭。论争双方因为竭力想将自身从潜在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裙带中解脱出来，不惜意气用事，甚至实施局部的人身攻击，使论争的本来面目变得愈加复杂难辨。鲁梁论争以对梁实秋贴上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标签而结束，在论战的过程中，鲁迅与梁实秋相互之间的感情事实上都受到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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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钟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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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 健康陈有西：体制内的失败者 体制外的精明商人
来源：人物
作者：钱杨 林天宏
　　“他们就是一群刺猬，当时重庆那个状况下，大家抱团取暖，抱着抱着就太近了，近了以后就互相刺到了。”
　　Who is it 陈有西，李庄案第一季律师，盛名之下，也饱受争议。
　　他就是一个折翼的天使
　　陈有西先生的律所总部位于杭州，他的办公室门上方，挂着一块悬匾，写着“养心”二字，律所的下属们常开玩笑说，这是他的“养心殿”。他的办公椅，是一把巨大的王座般的豪华木椅，上面雕刻着张牙舞爪的二龙戏珠。椅子是他的朋友、某市法院一个副院长赠送给他的。他告诉《人物》记者：“我说你这个让我犯杀头之罪，他说没关系。”最后陈收下了这个礼物。
　　身边许多朋友与同行半戏谑地称陈为“盟主”。他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是近年来多起重要案件的代理律师―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李庄案”与“夏俊峰案”，并借此名动天下；多家知名媒体将其评为年度法治人物，以褒奖“他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时，陈也饱受争议，一些律师激烈质疑与抨击他的言行，甚至有人给他贴过“体制余孽”、“投机分子”、“两头讨好”、“尸居余气”之类的标签。
　　陈并不讳言他和体制保持着某种友好关系。当年决定接手“李庄案”第一季前，陈有西向杭州市司法局、浙江省司法厅分管律师的领导进行了电话请示。相关领导同意后，他才正式答应出任此案律师。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也告诉《人物》记者，有的案子司法部门若明确告诉他不能接，他就不会接。
　　长期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知名记者杨海鹏对《人物》记者评价说，在中国律师界，在他所知范围内，很少有人比陈有西更有能力代理与体制相关的案件。“他非常非常懂政治，具备很强的预判能力及庭外庭内的协调能力，这方面他是很强的。”
　　陈有西告诉《人物》记者，自己在用一副“不会乱来”的温和面孔与体制内保持沟通。“我听得懂对方的语言，并用他们听得进、不反感的方式说话。体制内的人愿意跟我交往，愿意把话告诉我，自己的顾虑、弱点，这个案子要输输在哪里。（我就可以）进行辩护思路的修正。很多律师一进去就跟法官死磕、骂娘，越搞越砸。都会让他们反感。”
　　他从不排斥高层官员对案件进程的干预，并希望能从中借力。1月18日，出狱一年有余的前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他的案子进入了再审立案阶段。在发布会上，作为代理律师的陈有西向媒体总结此案能够启动再审程序的原因，一是律师团队“寻找到了扎实的新证据”，另一个则是“有比最高法更高的领导在关心这个案子”。
　　“中国的现状，没有领导干预，千分之一的机会都轮不到你。像胡耀邦当时会批示冤假错案，那这样的领导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权力的干预是不能一概否定的。”陈有西说。
　　有时，陈也会对官方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比如代理王功权案；比如，他公开评价最高法核准“刺杀城管小贩”夏俊峰死刑判决是错判；他为“李某某案”吆喝，认为最终法官给出了一个“非常无耻的判决”。但他始终与一些激烈的行为―比如网络签名要求某某官员辞职―保持距离，“我也是省模范党员、优秀党员啊，我只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过了线的事情我不去触摸。” 他的微博和个人网站从未被禁言，“我不想做烈士，要做烈士没到时候。现在你去做什么烈士啊？都是很可笑的，标榜自己。”
　　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些言行表明了他“没担当”，“跪望体制”，而陈有西对此不屑一顾，他将其解释为“换位思考”。比如说，“跟法官打交道时，要把他视作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你要考虑下法官的难处，现在很多冤假错案不是法官的素质造成的。”
　　陈依然沿用体制内的一些方法来管理律所。杨海鹏对《人物》记者揶揄道：“（陈有西）那个律师事务所，搞得像个翻牌的厅级单位。”1月21日下午，陈有西正在办公室跟《人物》记者聊天，一个工作人员拿了3份律所文件走了进来。他中断谈话，略翻了一下，一一指出文件格式上的错误，比如标题上标点的使用，“要报”、“专报”之差，盖章错误等。随后他又从柜子里找出一本A4纸大小的黄皮薄手册，这是一周前律所年度大会的会议资料，其中收录了助手按照他建立的模板起草的年度报告，格式文风、内容结构都继承了他在体制内为领导起草工作报告的经验。他指着目录说：“过去我当院长秘书时，给省人大的汇报报告就是我写的。我们这就跟公安厅和高级法院开大会是一样的，非常正规。”“（别人会说）律师你发什么文件，很可笑。这就是我的一套工作方法。”
　　《人物》记者问：“除去当下的职业，你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他回答：“国家行政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的大法官，能够匡扶社会正义，守住社会底线的这种工作。这辈子可能做不成了。以前像陆游那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在杭州的官巷口等着皇帝来召见我，等了两个月一直不召见，他就回绍兴去了。那知识分子就没骨气了。我不会等着召见，但如果国家需要我，我是可以回去的，我又不要赚钱。但我肯定要按照我的执政理念来当官，我也不会扭曲自己，我恰恰是回不去的。”
　　一位与陈相交多年，后因观点分歧逐渐疏远的知名律师，要求《人物》记者匿去他的名字，他评论陈有西：“他曾是一个体制内的失败者，怀才不遇，现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律师，一个成功精明的商人。他有时候会批评这个体制，但也不会太过分，他想回体制内扮演力挽狂澜的角色。体制如果是天，他就是一个折翼的天使吧，翅膀修好了，想飞回去，人家不要他了，所以又有一些爱恨交加。他的立场是模糊的，他站在马路当中，两头的车都有可能撞倒他。”
　　白头发都出来了
　　现年59岁的陈有西，出生于浙江宁海农家。幼时家中赤贫。“我们家是整个村500多户里最穷的，10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我是长子，还有弟弟妹妹，每年的工分养不活我们家的生活，我经常吃番薯、南瓜（充饥），有时候连过年都吃不上大米。被凌辱、被迫害、被轻视，我唯一一条路就是自我奋斗成才，考上大学。”
　　陈高中毕业时赶上“文革”停止高考，他当了5年农民，种田挑大粪，“我十六七岁就想到不活了，既没有尊严又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又没有房，自己个子也不高，也找不到优秀的女的，但我当时的眼界已经觉得农村的女孩子跟我没有共同语言，不可能有共同语言，所以我那5年没有谈过恋爱。”
　　1977年恢复高考，陈有西抓住机会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命运随之改变。大学毕业后，他在体制内获得了疾速晋升的机会，工作第四年就成为浙江省政法委书记秘书。1988年，他又随领导调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院长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省高级法院新闻发言人。
　　80年代末一场风波后，陈有西停止了晋升，他过得非常不如意。经济状况也折磨着陈有西，他一度因拿不出4000块钱让儿子进重点小学而束手无策。最后他拜托朋友找到校长，打了六折，但家里依然拿不出2400元，他到高级法院借了400块钱出差费凑齐学费，第二个月工资发了才还给单位。1995年，在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他决心辞职离开高级法院，与往年不同，那一年除夕，他没有接到一个拜年电话。
　　陈有西回忆说：“离开高院时，我家里就2000块钱，政府机关分给我一套房子，没钱装修，自己买来地板漆自己动手涂，没有叫装修工。原来做秘书的时候是很有权的，一下子权也没有了，变成无业游民了，连退休、劳保、医疗全部没有了。”
　　1999年，陈有西开办了自己的律所。那些年，他每天比前台姑娘更早到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10多年来，他一直保持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睡五六个小时。无论是友是敌，都公认他是勤奋的人。一位与陈交恶的律师告诉《人物》记者：“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与陈交往较多的某杂志记者郑荣昌也说，“他不是一般勤奋，有的时候真让人担心，一天没有几个小时休息，不是写文章就是飞来飞去演讲，办案子，太辛苦了，他毕竟这个岁数了。”
　　陈有西的事业越做越大，律所从3个人扩大为如今的220人，开了5个分所，所接案子多为商业诉讼。2013年，律所首次业务收入达到1亿元，纳税1700万，律师平均收入60万。而陈有西本人的业绩比去年翻了一番，“我有奔驰车、有别墅，我这个办公楼买的时候1300万，现在最起码值5000万了，每年房租我就100多万，我一天一点事不做，稳稳地也有这些收入在那里。”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也告诉《人物》记者，“他是亿万富翁嘛，他的财产肯定上亿的。”
　　“我不感到疲劳，就跟我做农民没日没夜干活有关系。我一天时间当两天在用，那么我的成就感就是两倍。”陈有西告诉《人物》记者，“我原来头发很厚的，现在头发掉得很厉害，白头发都出来了。”
　　表现有如神灵附体
　　如果只衡量财富，那陈有西仅仅是中国众多富裕商业律师中的一个。而2009年底的李庄案令他一举成名，成为中国律师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李庄案第一季初发，陈有西就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的长文，驳斥了《中国青年报》对律师行业的污名化。此文风格犀利，一针见血，一度洛阳纸贵，李庄家属看到陈有西的文章后，决定聘请其为律师。
　　那段时间，同样反对重庆的杨海鹏，与陈有西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他对陈有西说过：“如果薄熙来上台，你我到时候都要完蛋。”他分析陈介入此案的原因：“没有人是天生的勇士，陈当然是有才华和正义感的律师，也有书生气。但也要考虑当时的背景。当时薄熙来对律师的打压迫害，触及了这个职业群体的底线，北京不少名律师也考虑过接手此案，但顾虑重重，而像陈这样的江浙律师，水平高，相对独立性强，也没有什么背景，只有他们上了。”
　　李庄案第一季二审庭上，李庄以认罪换取缓刑，随后，陈有西在网站上刊文，披露了交易细节，并表示“所有审判只是完成既定目的的演戏，本案已经无关辩护，只有揭露”。随后，他又各处演讲，猛烈抨击重庆当时的做法。
　　李庄案第二季中，陈并未担任辩护律师，但被舆论认为这才是他在李庄案中“真正的出场”，杨海鹏打过一个比方，在李庄案第二季中，辩护律师斯伟江等是主演，而陈有西是总导演，“表现有如神灵附体”。
　　陈有西除了给第二季律师团出谋划策外，还组织了李庄案第二季“全明星顾问团”，除陈本人外，顾问团还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大律师张思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等。陈有西称顾问团为“自敲锣鼓自开张”，只发表对案情的看法，不去现场，不搞签名，“此案既复杂又敏感，江、张、贺等德高望重的人物去现场，会影响审判，各方都不好办。”
　　李庄案第二季以撤诉告终，中国法学界与公众舆论一片欢腾。陈有西又撰文《谁的胜利？》，总结了李庄案撤诉的8点原因，将网民、良知、证据、律师、公开审判、顾问团等因素尽列其中。他宣称，“李庄案撤诉是法治中国和人类良知的胜利，法院和检察院守住了底线，法官发出了应有的正义声音。”
　　杨海鹏说，其实当时他、陈、斯三人有一个默契，“尽管李庄案撤诉可能不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成法治的胜利，把它包装成法治的胜利，要给坚守良心的力量更多鼓励。”
　　杨向《人物》记者回忆，撤诉当晚，杨、陈、斯等人在上海康平路陈的律所附近一家“极其难吃”的贵州菜馆聚餐，在饭局上，大家开陈的玩笑，称陈是律师圈子里的“陈家洛”、“盟主”，“他毕竟打了那么漂亮的胜仗嘛”。但后来杨发现，陈似乎很享受这个称号。
　　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陈也毫不掩饰如今的志得意满：“&盟主&是同行们对我略带调侃的褒奖。李庄案后，我在中国律师界的影响力很大，威望很高。现在中国没有第二个律师像我，最高端的论坛我能进去，就那么几十个人，每次活动都通知我，而且我一到，哪怕50个人只有10个人发言，肯定有我。”
　　“我每次到北京高端的论坛，见到的都是部长啊、著名经济学家啊，都是三中全会起草文件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主流意识是非常认可我的观点的，我和他们可以平起平坐。”
　　“好多人认识一个企业家都不容易，身家上百亿、几百亿，搭界不上，我都是他们主动请我来演讲的。法律界的高峰论坛也请我，这些权威法学家都认可我，中国律师24万，你看这些人有一个能上大学讲台吗？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
　　“在重大法律事件上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是我，这种地位不是我当一个部长、当一个省长就能够取代的。这是对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影响力，是一个非常高的制高点。”
　　杨海鹏说，在内心里，他并不认为陈是什么“盟主”，他也从来不认为律师界能有什么盟主，“参与李庄案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之后，陈的表现也有点过，争功劳，夸大自己的作用，让大家不舒服。而且名气大了，他多了很多案子，同行是冤家，你抢了别人的饭碗，人家当然对你有意见。他们就是一群刺猬，当时重庆那个状况下，大家抱团取暖，抱着抱着就太近了，近了以后就互相刺到了。”
　　蜜月期结束了
　　李庄案后不久，湖南的杨金柱律师发起万名律师签名活动，建议最高法院对《刑法》第306条作出司法解释的情况说明。许多律师呼吁李庄案后威望很高的“盟主”陈有西出来撑场，要求他参与签名。陈一直不参与，也不表态，说“想按自己的判断行事”。
　　随后的贵州“小河案”，标志着陈有西与部分“死磕派”律师开始分道扬镳。律师斯伟江告诉《人物》记者，“这个案子后，两方的蜜月期结束了。”
　　这桩被称为“贵州第一打黑案”的案件因审理地点位于贵阳市小河区而得名。该案疑点重重，控方又一定要办为“铁案”，全国88名律师组团受聘无偿为57名被告出庭辩护，并就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行为公开签名上书司法部长。在激烈的庭审抗辩中，曾有4位律师被逐出法庭，20多位律师多次受到审判长口头警告。“小河案”出现了不寻常的降级起诉（审理法院由贵阳市中院降级为小河区法院），许多律师因坚持程序正义而提出抗议，甚至“霸庭”拒绝庭审。
　　但陈有西再次使用了他的“温和”面孔。他没有参与签名上书，将这些违法程序一一记录在案，接受开庭审判。最终，“小河案”仍按黑社会定性作出判决，舆论一片悲声。唯有陈有西和朱明勇辩护的黎崇刚，从第二被告五罪指控，迎来无罪判决。一种声音认为，这是由于陈没签名换来的。
　　“小河案”一审判决后，陈有西与斯伟江、杨金柱两位律师就“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评价问题发生了冲突，双方激烈论战。陈有西的态度是，法官顶住了部分压力，排除了部分罪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产生了作用。斯、杨两人认为，判决虽然不是最差的，但仍然不及格，部分让步是因为正义群体抗争的结果，没看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陈有西对《人物》记者辩白道：“之前坚持原则的律师成功了吗？省里就让他在这里审，法官有什么办法？再抗议下去，律师都被赶光了，还怎么辩护？我是改变思路，尽到责任，指出他违法，还是要跟他（继续）。你走掉了，就行使不了律师的功能。”
　　在杨海鹏看来，“有些案子需要做强有力的对抗，有些案子需要用韧性在庭内庭外进行博弈，不可一概而论。死磕派的律师贡献很大，是司法改革最重要的外部动力，从情感上我是向着他们的，但我的理性又告诉我，当对方出现了妥协和改进后，也应该对个人姿态进行修正，和体制的良性互动，这是陈的强项。”
　　随后，在几次重大案件――如宁波PX案、北海案、夏俊峰案中，陈的“温和”态度也一直让死磕派律师们失望。两方网上互骂，矛盾越积越深。
　　2013年底，《人物》杂志与陈有西进行了一次访谈。在这篇访谈中，陈有西评价一些中国律师，“对社会转型太慢、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抱有深深的失望，产生了急躁情绪。今日一些中国律师，有3个榜样，美国律师的政治家功能，民国时期施洋大律师的煽动家功能，台湾美丽岛律师的革命家功能，认为中国律师要有担当，就要当民众觉醒的领头羊，要当街头革命家，要当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和坚定的支持者。”
　　访谈发表之后，“死磕派”律师袁裕来告诉《人物》记者，自己“气得发抖”，他写了一封近4000字的公开信，题为《给陈有西的公开信：有律师妄言革命吗？》，并张贴在自己的微博上，引发了两方的一场乱战。
　　袁是中国不多的专职打行政诉讼官司的律师，有人称其“行政诉讼第一人”，因其公众言论向来大胆直接，熟识袁的人称其是律师界的“李逵”。袁跟陈在业务上本没有太多交集，此前与陈的交往仅限于吃过几次饭。袁的朋友斯伟江、杨金柱等人与陈论战时，他在观点和立场上更倾向前者，经常跟帖批评陈，最终被陈在“忍无可忍”后在微博拉黑，已快一年。
　　在公开信中，他称陈的言论是对“死磕派”律师“恶毒的栽赃和诋毁”，还会给打压律师的人提供把柄，简单来说，就是“递刀子”。袁裕来告诉《人物》记者，他相信陈有西具有“主观上的恶意”。
　　他质疑陈有西在面对他自己代理的公共案件上态度不端正。陈的原话是，“这一年我的成就感很大”。袁则以夏俊峰之死和李某某案质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袁自己代陈回答，“除非你心中只有你自己，别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都无关紧要。”他质疑陈在为李某某案吆喝时拿了钱，“到底有没有收钱，我们也不得而知。按照你的性情，我不大相信没有收钱。”他还翻出了陈有西与司马南的旧日合照，贴在自己微博上，这一张照片曾让不少激进网民对陈有西发动攻击。袁的公开信和微博，被许多律师转发或评论，双方各表立场，互相抨击，其中亦不乏谩骂之语。
　　互相尊重的敌人
　　陈有西至今不打算回应袁的公开信。他语气轻蔑地告诉《人物》记者：“很多人劝我跟袁论战，我说我不会跟他论战，今天明确地讲，他和我不是一个层次的。”
　　陈在微博上对袁裕来及其他批评者冷嘲热讽，称他们是“白痴”、“发疯”、“小丑”、“自己都不知道想干什么的糊涂蛋”、“没有基本的自尊自爱，必须保持距离，以免沾上臭味”、“无端生事的小人”、“六个粉丝的小牛杂”。并且把批评者不断拉进黑名单，如今黑名单里已经有1700多人，“微博可以拉黑2000人，上限还没到。”
　　陈有西将长期在微博上批评他的人细分为5类：“一是重庆薄王死党和极左分子；二是律师业务中的利益相对方，我阻了他们的阴谋和财路；三是小人之心，无端争江湖地位，不断贬损我，以便炒作自己的&英雄形象&；四是观念不同者，一开始想绑架我参与他们的阵营；五是巴结我不成，改为攻击的。这些人都是动机可疑，不可理喻。”
　　他不允许个人网站“陈有西学术网”上出现谩骂之声，微博上类似的批评不可能出现在这个网站中。“我不会让它发出来的。”陈的一位助手，32岁的李道演对《人物》记者说。一位接受《人物》记者采访的律师，讥讽网站“只有表扬他的声音”，而陈的理由是，这是他的个人园地，不许他人放肆，并强调自己删除的只是谩骂话语，并非不同意见。
　　但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人物》记者，他曾亲见陈有西审核并删除了一些尖锐的批评。
　　郑荣昌向《人物》记者回忆，“小河案”一周年时，许多律师与记者在当地又开了一次研讨会，郑发现很多在公众场合对陈持有批评态度的人，私下其实还是“挺尊重他的”。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律师发言时点名激烈批评陈，但没有得到什么呼应，发言完毕也没有人鼓掌。回北京以后，郑给陈打了个电话，把这种感觉说给陈听，希望他能对那些律师友好些，团结他们，但郑感觉，陈当时的态度“好像有点不以为然”。
　　陈有西向《人物》记者分析他饱受批评的原因：“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所以说要成为一个大人物那是不容易的，我也是慢慢学习做大人物。你们这次访谈再出来，他们更嫉妒了。”
　　无论与陈关系如何，几位受访对象对陈的性格皆有非议。上文中那位要求《人物》记者匿去他的名字的律师，要求匿名的理由就是：“因为有西那个人他不大接受得了批评，所以如果用我的名字发出来，我就不愿意谈，毕竟我们还是要见面的。”
　　郑荣昌与陈历来交好，但对于陈回应批评者的方式，郑也持批评态度：“性格上的问题，可能妨碍了他成为真正的领袖人物。如果他真正想在中国做一番大事业，他应该注意团结各种不同的律师，珍惜那些人的贡献，更大度地去对待那些批判性的意见，有的可以不予回应，有些可以更大气地回应。”
　　“我替他个人难过，更多的是为这个国家难过。你看他跟这些律师团结的时候，优势互补，中国律师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非常团结，显得非常强大。律师们让我似乎看到了很大希望。但是很遗憾，后来他们越来越不团结了。”
　　对于陈和他的批评者们如今的表现，杨海鹏也觉得很失望：“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大方向，他们是一致的，即使是敌人，也应该是互相尊重的敌人，不至于搞成现在这种斯文扫地的局面。我们没有培养职业共同体的土壤，好内斗，戾气重，公共空间被权力蚕食，发育不成熟，人们价值观分裂，又缺少公共对话需要的素质和教养，这就是转型期中国的乱象。”
(责任编辑：UN645)
原标题：陈有西 盟主不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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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哪来这么多钱？[]
主演：黄晓明/陈乔恩/乔任梁/谢君豪/吕佳容/戚迹
主演：陈晓/陈妍希/张馨予/杨明娜/毛晓彤/孙耀琦
主演：陈键锋/李依晓/张迪/郑亦桐/张明明/何彦霓
主演：尚格?云顿/乔?弗拉尼甘/Bianca Bree
主演：艾斯?库珀/ 查宁?塔图姆/ 乔纳?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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