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行无论归谁监管，出路其实就只有一条！典当行无论归谁监管，出路其实就只有一条！同话财经百家号恰逢新中国典当恢复三十年，终于迎来了行业轮回，典当行业将划归金融办监管。据21世纪经济报道，融资租赁、保理、典当等类金融牌照或将划给银监会监管，地方由各地金融办监管。改革后的监管模式与小贷、P2P网贷等类似，由银监业务指导，具体是金融办来监管。01典当行业30年，主管多次轮换1987年12月，“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正式挂牌营业，成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典当行。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是经成都市体改委批准成立的，随后多年，全国典当行业均由体改委主管，一直到1993年。1993年，人民银行下发通知，把一直属于体改委主管的典当行纳入人民银行监管体系，明令任何部门不得擅自批设典当行，典当行被定性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此披上了“金衣”。1996 年，典当行业主管部门由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经贸委转变为现在的商务部， 而典当行业的属性也经历了由金融机构到特殊的工商企业即非金融机构的转变。2000年，典当行划归经贸委主管。2001年8月，国家经贸委正式对外公布《典当行管理办法》，扩大了典当行的经营范围，房产、股票等“经营禁区”渐次开放。2005年，典当行划归商务部、公安部，同年4月1日，两部委联合公布《典当行管理办法》（该办法沿用至今）并从即日起施行，典当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监管部门的变化，有着特定的时代印记，尤其是在特定的时期金融监管的需要，但是在这种频繁的监管部门轮换之中，也能看出，有关部门对典当行业的定位较为模糊，甚至有些主管领导干部自身对典当行业认识不清，这也使得行业一直游走于边缘阶段。虽然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典当行业也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作为一种古老而又传统的金融形态，其发展的速度，远远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效益上，均未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平。02典当行业发展遭遇瓶颈21世纪经济报道中提到：典当行业则面临资产总额和利润下滑的困境。根据商务部全国典当行业监管信息系统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全国典当行业资产总额和典当总额有所下降，盈利水平下滑严重，企业经营风险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具体为，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有典当企业8280家，企业资产总额1646.4亿元，同比降低2.1%；净利润10.1亿元，同比降低60.2%。商务部称，典当企业主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经营，风险传导性较低，典当企业从银行融资难度仍然较大。截至2016年12月底，全行业银行贷款余额37.7亿元，同比下降13.7%，占典当企业资产总额的2.3%，仍处于较低水平。典当行业逾期贷款余额122.5亿元，贷款逾期率为12.8%，较上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从实际情况来看，典当行业企业的经营情况，比统计数字看上去更加严重，笔者去年就曾撰文，解读当时典当行业的经营情况，今天，我们从典当从业人员上来看看：2011年6月底，全国典当行5238家，分支机构535家，从业人员4万人。2012年6月底，全国共有典当企业6078家，从业人员4.8万人2013年5月底，全国共有典当企业6833家，从业人数5.3万人。201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典当行8050家，分支机构928家，从业人员6.3万人。2016年6月底，全国共有典当行8357家，分支机构946家，从业人员5.5万人。2017年7月底，全国共有典当企业8465家，分支机构951家，从业人员4.8万人。根据商务部公开数据，2017年3月份，从业人员5万人，5月份为4.9万人，7月份4.8万人。从上述数据来看，近6年来，典当行业虽然数量一直在增加，但是从业人员数量却在2015年底达到顶峰后，急速下降，全行业从业人员已经接近2012年6月份的水平，但典当行的数量却比那时候增加约2400家（不含分支机构的增加）。这就表明要么现在很多典当行没有营业，要么典当行业务缩减压缩人员。最近一年来，在笔者典当同行微信群里，有很多曾经在典当行业非常活跃的人员，都纷纷改行了，而追问其原因，大多是没业务可做，或者老板不想干了，过去在街边看到红火的典当行铺面，有许多也关门歇业了。在与多个地区行业协会人员交流时，大多表示，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典当行基本不开展新业务了。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对于很多典当行来说，其实不是瓶颈那么简单，困境要比数字反应的严重得多。03行业发展，创新转型不可少笔者在2个多月前，曾就典当行业主管部门变化的问题发过朋友圈，有人质疑，也有人观望，也有同行探讨此举对典当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在探讨银监会监管对典当行业影响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同样归各地金融办监管的小贷行业的发展情况。小贷行业与典当在实际业务中多有雷同，都是从事短期、小额贷款业务，在经营发展中，近年来所面临的行业发展困境也差别不大，从上图数据上能看出来，小贷行业也是在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发展后，进入低速发展，逐步呈下滑趋势。但是细心的朋友一定能看出来，在今年6月份，小额贷款行业的在贷余额数字达到的历史顶峰，而该峰值的上一轮出现是在2014年。从地区上来看，贷款余额排名前三分别是重庆、江苏、广东，重庆市1217.4亿元，在全国占比12.67%；江苏省942.8亿元，在全国占比9.81%；广东省839.4亿元，在全国占比8.74%。余额增加最多的前两名分别是：重庆市，增加291.4亿元；广东省，增加187.8亿元。笔者在经过研究后发现，重庆、广东为何能在小额贷款公司全行业（全国只有12个地区余额增长）绝大部分在下降的时候，逆势增长呢，这与行业创新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单从一点看，近年来，互联网小贷的发展，将传统小贷行业有效的与互联网对接起来，通过业务场景设置、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从业务流程、风险控制、互联网获客、贷后监控等多个角度对小贷行业进行了革新式的重塑。在梳理了全国互联网小贷公司发展情况后，笔者发现，重庆、江苏、广东互联网小贷的企业数量在全国前列，而相关政策也较为积极开放。互联网小贷是小贷行业的一个创新，是传统小贷行业与互联网新技术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从目前实践的情况来看，很多企业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么，回头来看典当行业，划归金融办监管以后，很多人担心金融办的管理会过于严格，会使得典当行业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换个角度来说，小贷公司归金融办严格监管了十来年，不也是一直在稳步发展么？严格的行业监管，其实是行业规范与持续发展的基础。当然，典当、租赁、保理等行业划归银监部门后，具体如何监管，如何实施，目前尚未明确，笔者不做胡乱猜测一个行业的发展，最终都需要落实到每一家成员企业上，而行业的创新发展，靠的也是每一个成员的主动积极作为，单纯的去依赖监管、依靠主管部门，一定是不可取的，当然了，主管部门的允许与引导是必不可少的。话说，商务部不也曾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支持典当行做好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通知》，也鼓励典当行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开展典当业务，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类似的相关鼓励和扶持政策，却没出现互联网典当呢？。当然，创新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知易行难。但是典当行业的发展，需要有勇于吃螃蟹的企业出现。04典当可以离互联网更近一点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很多过去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在逐渐变成现实，刘强东都坐着无人驾驶汽车上了京五环，从无人超市、无人餐厅到无人机送快递，许多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就能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关于典当如何与互联网对接与融合，笔者曾专门就互联网典当撰写过相关文章，也曾与业内多位专家人士探讨，但大多都认为典当行业自身的局限性、行业规则的不明确，使得创新受阻，然而，笔者认为，将这种行业发展的问题一味的归咎于监管，也是不负责任的。典当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从业务层面来说，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业务，而这是因为没有清晰的定位造成的，对于有些想做的业务不敢做，常常处于想做的业务别人不找你，找上门的业务不感兴趣，就这么尴尬的找不到合适的业务。这方面，需要对自身能力和水平、所使用工具的合理性有比较清楚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分析市场，寻找业务场景，找到合适的客户群体，进行定向的金融产品设计，这一点可以参考网络小贷的相关业务模式，目前全国十几个地方对互联网小贷的注册成立，基本都要求有明确的业务场景。从风控角度来说，很多典当行希望从事低风险业务，但又想要高收益，难以找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这一点，需要合理的借助相关工具，有效的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能从前端获客、中端风控，到后端实时监控，有效的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从贷后管理角度来看，许多业务出现风险甚至损失，很多都是因为贷后监管不够及时，往往获知到风险时，就已经晚了，若能较早的获知企业经营中出现的变化，通过大数据手段，分析与获知企业的异常信息，就能较早的关注和发现潜在风险，即可快速采取相应的措施，快速清收，及时止损。以上这几个方面，是典当行业利用互联网较为简单的工具，笔者也在就上述几个方面对相关工具进行研究，欢迎广大同行交流。久未提笔，有些杂乱，各位将就着看。文丨田宝同，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作者和来源。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同话财经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关注热点，浅析简论，同话同乐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典当行业面临行业焦虑 地方协会签署自律公约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典当行业面临行业焦虑 地方协会签署《典当行业自律公约》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艳明&“社会对行业的误解依然存在，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再一方面由于影视剧渲染的气氛，给这个行业加深了误解。“北京典当行业协会的会长杨永在2017中国典当创新发展交流活动上谈到。
　　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 ，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据悉，截止2017年10月，全国有典当企业8457家，分支机构952家，从业人员达到4.8万人，注册资金达1706亿，放款总额达到2455亿。
　　典当行业的发展也跟随历史轨迹经历了行业更迭。从1952年停止典当业务，到1987年恢复，中间历经起伏，也曾“躺着赚钱”，也面临过内外困境。在中国典当创新发展交流活动上，各地区行业协会会长热议典当行业现状，畅谈对未来行业发展的希冀。
　　典当行的行业焦虑
　　天津市典当同业协会名誉会长翟瑞麟介绍，“典当业在1952年开始沉寂了35年。1987年后的改革大潮让典当行业应运而生。”
　　回顾历史，上海市典当行业协会秘书长吴贤达谈到，典当行能够兴起，有五大原因：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是根本的原因；二是改革开放政策机会；三是当初顺利开典当行是因为思想观念的转变；四是历史文化传承，原来就是社会基础有典当行业；第五，国外的典当业在很好的发展。所以，国外典当潮流也是推动，是这五大原因形成了1987年开始又出现了新的典当行，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
　　吴贤达介绍，初期的典当行所承接都是小额业务，“1992年我们做的时候第一个特点是资本金相当小，注册一个典当行50万，业务量不大，经营范围很小，服务对象主要是各类消费群体，典当物品主要是以名品为主，当期比现在更短，半个月、一个月，最多了，而且续费率相对很高。”
　　“当初的结当处理相当容易，这些特点也形成了当时典当行的规模和特征，后来是逐渐发展的，在探索新的思路。我们那个时候担当行规模是相当小，也没有能力做大业务。房地产业务无法开展，当时没有房产证，所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登记抵押的。所以，典当初期主要发展是名以名品为主。”吴贤达称。
　　辽宁省典当行业协会会长张家鹿认为，最近5年典当行业进入一个深入的调整期。“行业中企业家现在存在一些困惑，市场究竟在哪里？有钱放不出去，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到法院诉讼难，执行更难，我们暂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行业焦虑。”
　　如何解决这个行业焦虑，走出低谷？张家鹿认为要对症、内外兼治。找出市场变化的因素，结合自己企业进行调整，既要看到面临的挑战，更要看到发展的机遇。“行业都非常关心国家对典当行业政策经营体系进行调整，寄希望这种新的监管体制的改变，使我们行业在社会上认知度有一个提高，能够促进典当行业的立法。因为，我们这些年典当行的立法，一直行业有需求。合同中如果写成民间借贷，每月20%的话，典当管理办法不可以，如果要写成典当综合费的话，诉讼结果法院不认可，在这种典当立法滞后的情况下，我们做典当行的成本要高于纯民间借贷的成本，严重影响我们行业发展信心。所以，我们新的监管体制的改变抱有希望。
　　北京典当行业协会的会长杨永认为，典当行业现在确实面临很多困难，第一，行业的竞争在加剧，在所处的金融的大的环境在竞争加剧。面临的来自行业外部的像商业银行下沉，担保公司、小额贷款，还有互联网金融以及民间借贷等等多方面的压力挤压，是造成现在整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主要的原因。第二，监管问题是典当行业下一步要推动解决的问题。第三，融资受阻。第四，社会对行业的误解依然存在，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再一方面由于影视剧渲染的气氛，给这个行业加深了误解。第五，行业是要加强自律。行业内部的竞争，包括行业的竞争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种无序的竞争。
　　拥抱行业 签署行业自律公约
　　未来的商业模式会作哪些调整，创新又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呢？浙江省典当行业协会会长王鹤群认为，将来典当仍有空间，其认为典当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借贷+服务，“服务有评估、鉴定、寄售，这些都是服务，区别在于它的经营方式不一样，经营方式由市场，二是资源，三是团队能力，这三者平衡的结果。”
　　王鹤群提倡&“两个拥抱、两个研究”，即拥抱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进步，要拥抱80后、90后；“两个研究”，研究所面对的中小企业的产业的进步，产业的转型升级，研究80、90后的消费特点。王鹤群认为，宏观经济对典当的微观影响较小，更重要的是研究自己所面对的客户和服务。在目前金融行业去杠杆形势下，去杠杆的业务反而挤出给典当行。
　　广东省典当行业协会会长张曙称，广东省典当企业不断地发展。广东省有635家典当公司，在不断地发展。业务结构占了47%是名品动产业务。从2016年开始以动产业务为主，占了47%；房地产业务占40%。“粤港澳经济大湾区要根据自己的特色经营，去发展，全国的企业也要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地方特点、经济环境去经营，因为我们既有金融性又有商业性。”
　　11月26日，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举办，北京典当行业协会、中证拍卖（北京）有限公司承办的2017中国典当创新发展交流活动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相关参会人士表示，全国性的协会是行业期盼已久的，“期待全国性协会能够为行业解决一些问题，包括为行业争取一些利益，增加行业的凝聚力等等。”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孙尧指出，典当行业高速发展，在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和居民应急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在当前的发展中还存在很多局限性和制约因素。因此要做好风险防范，提高抗风险能力。北京典当行业协会会长杨永表示，典当行作为“商品流通平台”，形成绿色循环经济，与当下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活动中，组委会还倡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典当协会共同签署了《典当行业自律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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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典当文化是指人们在典当实践中所创造的一种与典当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典当文化则是指以典当行为核心，通过从事典当实践，传播典当知识，积累典当经验，丰富典当理论，形成典当群体所聚集起来的一种社会商业文化。
典当文化典当文化的性质
典当文化是商业文化和行业文化的结合体。从一个角度说，典当文化是具有行业性的商业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说，典当文化是具有商业性的行业文化。典当文化的这种两栖性，使它区别于一些单一的商业文化和行业文化。[1]
(1)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典当文化离不开市场
这里的市场主要是典当市场，同时还有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典当市场对于典当文化的影响在于，典当市场为典当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环境和空间。没有典当市场，典当文化就缺乏立身的平台；没有典当市场，典当文化就失去成长的动力。典当文化对于典当市场的这种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对于典当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一方面，典当是一种融资行为，故典当市场隶属于金融市场，是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典当文化与金融市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典当过程中常有绝当行为发生，绝当物品处置便使其进入商品市场，故典当市场作用于商品市场。因此，典当文化与商品市场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2)作为一种行业文化，典当文化离不开行业
这里的行业是指典当行业。典当行业是公认的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仅就典当行业悠久的历史跨越和厚重的历史积淀来说，典当文化本身便必然打上极其深刻的典当烙印。主要表现为，由于典当行业与其他行业截然不同，典当文化也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行业文化。
首先，古往今来，人们对典当文化褒贬不一，这表明典当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例如在封建社会时期，典当文化显然属于剥削阶级文化，因为典当行业是由剥削阶级把持、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行业，所以典当文化是一种消极文化、落后文化。然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典当行业的剥削性质已经不复存在，故典当文化也必然发生质变，逐渐成为一种积极文化、先进文化。典当文化可依附的典当行业这种极强的社会变迁性，显然是其他许多行业所不具备的，这就凸显出典当文化的行业色彩与众不同。
其次，尽管典当行业属于金融行业，但它本质上又是不折不扣的边缘行业，即典当行业还同时兼具流通行业性质，属于一种两栖行业，这就决定了典当文化的复杂性，使其成为一种脚踏两个行业的特殊行业文化。进而言之，典当行业的边缘性，决定了典当文化的边缘性；典当行业的多元性，决定了典当文化的多元性。
典当文化典当文化的基础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有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典当文化也不例外。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典当文化的基础重点是指物质载体，其中主要的是典当组织、典当群体、典当设施及工具。[1]
(1)典当组织
即典当机构，它是典当文化首要的物质载体，典当文化包括典当行业文化和典当企业文化，都以典当组织为核心展开。
如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有典当行，这些典当行千姿百态，于是孕育出绚丽多彩的典当文化。以典当行的名称为例，旧中国典当行曾分别称做“质库”“抵当库”“质典库”“解库”“典库”“当铺”等；现今大陆改称“典当行”、“典当公司”；台湾仍称“当铺”；而香港、澳门则称“大押”或“押”。另以典当行的产权性质为例，西方国家普遍划分成私立当铺、公立当铺、公共当全面认识典当铺等，并有独资制、合伙制、公司制的区别等。这些都表明，典当文化必须以典当组织为根基，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典当群体
以典当组织为交易和活动平台，社会上便出现了和存在着一个颇有生命力的典当群体——一定区域内的典当从业人员和广大当户，典当文化正是反映这个群体的价值取向、思想理念、喜怒哀乐等。
如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有典当法规，用于调整典当关系，规范典当行为，并形成自我系统的典当法律文化。与此同时，围绕典当群体还形成了典当理论文化、典当影视文化、典当小说文化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典当从业人员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展开正当的市场竞争，还纷纷成立了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典当社会团体。如美国全国典当业协会、英国全国典当业协会、日本全国当铺公会、新加坡当商公会，以及中国的香港九龙押业商会、云南省典当行业协会等。这就不难发现，典当社团文化必然也是以典当社团的存在和发展为坚实基础的，这便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典当群体与典当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3)典当设施及工具
典当设施及工具是指典当机构为从事典当交易活动而准备的专业性固定资产，通常包括经营门店、行业标识、广告招牌、鉴定仪器、业务文书等，而这些无疑都是典当文化的载体。
从典当行的店铺设计来看，中外传统不同，文化相异。旧中国当铺一般是铁门槛、高柜台、大屏风，店内置折、捆收当物品的卷当床，另设账桌和钱桌。目前，香港典当行仍然保留着高柜台和木制屏风的典当旧习，但其他设施已趋于现代化。相比之下，外国典当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很早就向银行模式靠拢，店内布局及陈设与银行不相上下，使人进入厅堂有如来到银行一样。如今，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典当行也已经仿照银行类金融机构进行店铺设计，从而彻底摈弃了旧式当铺的落后传统。
另外，在典当行的行业标识方面，自古以来，中国当铺均采用短招牌，上面方方正正书写一个“当”字，高悬店门之外醒目处，或将“当”字直接榜书于临街店墙之上。有些地方因习惯不同，还在当铺入口处挂上一个门帘，上书“估价公正”“保管安全”等语，以招揽生意。在近代北京，许多当铺则喜欢设立两种特殊的典当标识，即在当铺门1：3每边各挂一条特制的巨大仿造钱串，然后再高悬一块“当”字招牌；有的则干脆以钱串为主幌立市。
欧美当铺传统的典当标志，通常是在门外高悬三颗形状和尺寸相同的金色圆球，少数当铺也有以三颗银球或蓝球作为行业标识的。据说此举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因为三颗球原本是当时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银行家——梅迪奇家族大衣袖口上的装饰钮扣。
典当文化典当文化的特点
典当文化是特殊的社会商业文化，其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
主要从纵向反映典当文化的时代性和历史性。
人类社会经历过不同的社会形态，典当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发展便是显而易见的。封建社会的典当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当文化不同，社会主义的典当文化又与已往的典当文化相异。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典当文化主要以佛教寺院为物质载体，长期以来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事实上是宗教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明清两代，典当文化逐渐与社会商帮集团相结合，佛教色彩荡然无存，开始成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方国家，典当文化最早与基督教有关，随处可见教堂文化的影子。及至资本主义兴起，典当文化便与资本主义金融文化相联系。如美国的典当文化，早期曾经是一些著名财阀手中的专利。如1894年美国建立了一家规模较大的典当行，称“纽约节俭贷款社”，其股东包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摩根、铁路大王洛布等。该典当行月息一分，当期一年，企业定位为：只收当高值当物，不收当服装、家具、工具等低值当物。店铺设计及厅堂装修仿造银行，反映了美国早期金融家的商业文化内涵。
主要从横向反映典当文化的综合性和广泛性。
典当文化不仅跨越时空久远，而且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其内容庞杂，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渗透能力强。
从中国典当文化的表现形式来看，既有学术理论、文学艺术，又有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以及其他不同的载体。例如，旧中国典当行中的当票字体，都是典当从业人员用毛笔书写的特殊字体。这种特殊字体称做“当字”，是中国历代相传、约定俗成的一种典当业专用字体。字体大致如行草，夹杂自字土语，有的是半边字，有的则如速记符号，皆为经世历久、长期演化而来，据说“当字”总数在1000个左右，但日常用字仅为300～400个。旧时一首《竹枝词》(中国古代富有民歌色彩的诗)曾形容“当字”日：“如律令敕”天师符，“虫吃光板”鬼画图。写来“当字”龙蛇舞，照票付货两相侔。
与典当文化中的书体文化相比，典当行的日常商业口号也很有行业特色。旧时当铺大门两侧多贴有或雕刻“惠良解难”“裕国便民”“济世利人”等牌语，或“缓急相通君子道，有无共济古人风”“用有余济不足是以义为利，知民情识物理可缓急相通”等对联。另如现在的北京颐和园苏州街(清乾隆时期清漪园买卖街)上有一座“丰和当”(近年恢复的老当铺模型)，门外上联为“攘攘熙熙，有无相济”，下联为“生生息息，尔我均安”。店内则有一则当年的典当告示：“奉上谕，凡来本号寄当，只限衣物、生活用品、贵重古玩、家具、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等物品，不得收当兵器及与兵器有关的物品。”
时过境迁，当代典当行的商业口号已发生巨大变化，它使典当文化中的广告文化更具市场经济的色彩。如：中国台北的贵人当铺，向社会公众亮出的招牌是“政府立案质借处”，自称“金融便利商店”；台湾彰化县的九九当铺则称“正大光明的当铺，可信的心腹”；又有“手续简单，有求必应”“低额利息，高额贷款”等等，令广大当户备感温馨，百当不厌。
主要反映典当文化的群体狭小性和影响匮乏性。
典当业不是一国或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对国民经济没有影响力和控制力，作为非主流融资渠道，典当业充其量只是金融业的一种补充。尽管总会有人去典当行，但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与典当打交道，典当人口少是国际现象。如，美国是世界典当大国，全国3亿人，但只有3450万人是典当服务对象，典当人口比例也不是很高，至少比“金融人口”(指与各类金融机构发生联系的人)比例低得多；墨西哥有9000万人口，典当人口400万左右，占比为4．4%。另以中国上海为例，1999年典当客户总计6．63万人次，占全市常住户口1326万左右的0．5%；2001年增加到28万人次；2003年是36万人次，2004年最高也仅为38．8万人次。这些都表明，典当群体的狭小性必然造成典当文化的局限性，因为它远远未达到大众化和普及性。
另一方面，典当文化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是由典当机构的数量少和业务量小所造成的。2005年8月之前，我国有典当行1340家和分支机构34家，最高年份当金总额为500亿元。然而，2003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与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签订“天津市土地开发及配套城建项目贷款合同”，就融资500亿元，期限15年，成为我国金融史上最大一笔单项贷款合同。同年，北京30家典当行共计发放当金3亿元，而仅北京市商业银行一家就发放贷款942亿元，是典当行贷款量的314倍。由此可见，典当文化的影响和传播必然无法同金融文化相比，即便在欧美国家也同样如此。
．1.0 1.1 1.2 1.3 李沙著.典当理财：典当投资一本通.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0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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