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家银行93位高管族谱揭秘 广发被花旗控最牢
　　"知识文化水平高,经常会讲些很高深的东西"--这是股份制银行高管普遍给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　　作为业最活跃的一支队伍,股份制银行的经营"花样"往往比国行新、比城商行多,其高管媒体曝光率极高,人事变动更常为各界津津乐道。　　这是一群学历程度很高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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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前他们的学历情况从未有完整的统计。　　《投资者报》从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公布的年报、次级债发行公告的海量信息中统计、梳理发现,93位高管中,大专学历的仅有2位,其余:硕士44位、本科24位、博士21位,且大都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院校。　　除了学历高,这群人还有什么特性？　　《投资者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股份制银行高管的资历要比城商行丰富得多,城商行高管多是在本地或本省范围内选聘,局限性大,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高管则是在全国范围内挑选,选择余地要大得多,多数高管都有多个金融机构或多个岗位的工作经验,可谓见多识广。　　如董事长高建平,经历了一般办事人员--办公室副总经理--分行长--副行长--董事长兼行长--董事长的"全程磨砺",几乎遍历了银行的所有业务管理岗位。　　从上市情况看,目前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有7家已经完成,光大银行已启动进程,剩余4家正在筹备。　　年龄:浙商年轻劲猛　　年轻通常代表一种活力,拼劲足,敢想敢干,有时甚至会有些鲁莽;年长往往意味着成熟稳重,但有时会趋向保守--高管层的年龄特点经常会在企业经营风格上有所体现。　　《投资者报》统计发现,12家银行的93位高管平均年龄51岁,整体年纪最轻的当属浙商银行,平均年龄47岁,整体年龄最长,为55岁。　　浙商银行是经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第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迄今为止所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获批最晚,总行设在杭州,日正式开业。　　其前身为"浙江商业银行",是一家于1993年在宁波成立的中外合资银行,由中行、南洋商业银行、和浙江国际信托共同出资4000万美元设立。成立10年来,业务发展不理想,资产规模偏小,不良资产偏高,重组时遗留下来的不良资产约为3亿元。　　从重组亏损严重的浙江商业银行到新行开业,浙商银行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　　时至今日,重组之初,由浙江省政府和省银监会指定的高管人选还有5位坚守,年纪都在50岁以下,上任之初都在45岁以下,正当壮年,精力充沛。　　重组迄今已近6年,该行发展势头凶猛,多项财务指标逐年攀升,分行扩张步伐加速。其资产规模、存款余额双双突破千亿元;网点机构从一片空白,到现在的50余家分布省内外的分支机构,基本实现了资本、规模、特色、质量和效益的协调与快速发展。　　截至2009年末,浙商银行吸收存款1213亿元,比2008年的714亿元增长69%,在股份制银行中增长速度最快。　　该行存款总额占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比重从2008年的0.87%上升到1.07%,贷款总额比重从2008年的0.83%上升到1.04%;贷款余额874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856亿元。　　净利润8.67亿元,比2008年的5.90亿元增长46%。怎样的领军者在带着这家银行疾走？　　该行8位高管中,仅董事长张达洋年过50,但与其他11位董事长相比,张的年纪属第三年轻的。在入主浙商银行前,张是浙江省商业集团(省属国企)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还担任过中共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曾一度是浙江相对年轻的高管之一。　　招行则相对"老态":平均年龄在12行中最长,在位高管年龄均在50岁以上。　　该行高管中有6位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加入,如果时间倒推10至15年,这些人那时年届40,正是当干之年,他们为招行的迅猛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招行23岁,这批高管也进入知天命的年龄,招行发展步伐从急转稳或与此有关。　　学历:渤海博士多却难保经营好　　"学历不等同于能力。"某种程度上有道理。　　在这个大学生满地走的年代,股份制银行高管中,硕士学历人数占到绝对优势,93位高管中硕士44位,占比47%。　　最具豪华阵容的当推渤海银行,9名高管中博士后1位、博士4位。其余4位,硕士1位、本科3位。这4位经历也不简单,一位乃股东方渣打银行所派、有外资行工作背景的副行长,另外3位有央行、国有银行多年工作经历。　　渤海银行高管学历数一数二,经营水平反倒不能让人恭维。　　该行是1996年以来获准设立的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中资商业银行,第一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资商行,总行设在天津。　　从获批到成立,耗时不短,直到日,该行才举行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第一届管理班子中,羊子林、马腾分别当选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这两位都为系,羊子林于1997年10月至1999年2月任工行常务副行长,马腾则服务工行20多年,他们带来一批工行系人才。在初创期,工行系在渤海银行占据绝对优势。　　直到2009年初高层换届,这种形势才发生变化。彼时,羊子林退休;马腾神秘离职,公司对此始终未有说法。据报道,同从工行跳槽而来的37岁渤海银行原风险信贷分析部总经理曹晋生,因马腾的离去而被架空。同年3月29日自杀,原因不详。　　现在的渤海高管出身不再单一,资历也很丰富。新班子履新一年,2009年净利润近3亿元,同比增96%,但排名依然在12家银行中垫底,同时,资本充足率为10.21%,低于2008年末的13.24%。　　今年,该行又曝出信贷违规,遭银监会开出罚单:北京分行及支行的房贷业务被全面叫停。　　资历:恒丰资历薄雄心壮　　与城商行比起来,股份制银行高管简历耀眼,但这个亮点并不适合恒丰银行。　　恒丰银行是第11家获批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前身是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其高管简历黯然无色,资历最单薄,即便和城商行相较也不突出。　　董事长姜喜运现年60岁,1970年1月参加工作,没有其他金融机构从业经历,更多的是党员干部身份。曾任山东龙口市黄县建筑工程公司会计、厂长、经理,龙口市黄县建委副主任,后任恒丰银行前身--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改制后任董事长。　　其余4位高管也是烟台"土著",董秘于海松此前在烟台分行,另外3位都是从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奋斗至今。　　如恒丰这样仅有一地工作经历的高管,在其他银行很少见。对此,恒丰银行前第一副行长孙才厚曾说:"我们毕竟是偏居烟台,人才相对匮乏。"　　该行近几年发展较为迅速。年报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行总资产达1306亿元,存款余额853亿元,贷款余额658亿元,拨备覆盖率200%,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率达134.59%,不良资产率0.23%,不良贷款率为0.55%,资本利润率29.07%,综合排名跃居股份制商行前列。　　2009年,该行实现净利润11.9亿元,同比增长28%,总资产突破2000亿元,达到2138亿元,同比增长41%;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387亿元,同比增长57%;各项贷款余额达到937亿元,同比增长43%。　　从2006年年底,恒丰银行迈开向全国扩张的步伐,杭州、成都、西安、昆明、重庆等地均进入其扩张视野。按2010年发展规划,该行将在上海、昆明、福州、西安等地设立一级分行,其中福州分行已获准筹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加快设立二级分行和村镇银行步伐。　　近乎吊诡的是,该行多年不设行长职位,代之以指定一位副行长主持全面工作,如孙才厚就是这般情况。2009年恒丰年报披露"免去孙才厚董事、副行长职务",但对去因未有解释。　　据悉,孙去职后赴任烟台银行。栾永泰作为第一副行长全面主持工作。　　银行业界普遍传言恒丰银行已为上市筹谋多年,但至今未见有任何实质进展。　　战投:广发被花旗控最牢　　多家股份制银行都有外资战略投资者,但没有任何一家像广发银行一样被外资牢牢管控。9位高管中,花旗派驻4位,分别为行长辛迈豪、副行长林文和、岱默奇和周卫华。　　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花旗入主广发行之前,广发是个烂摊子,有400亿元的不良资产待处置。　　2006年11月,花旗参与重组广发行。　　重组之初,广发有个庞大的21位高管阵型,辛迈豪曾称那是"特殊时期,两行融合阶段"。经历改革后,确定"1+7"架构:在行长之下,设置7位副行长,此外还保留了董秘职位。经历"瘦身"后,花旗在高管话语权上占了绝对优势。　　"广发行正变成花旗的一个分行!"重组不到半年,原广发行副行长郭小平曾对媒体发牢骚。但重组的脚步并未停止,期间颇多坎坷。　　2009年,原董事长李若虹辞职,主管整合、人力资源和科技、总行稽核部、总行人事部、总行科技部的副行长王新被调查,引发高管变动,时任中行北京分行行长的董建岳"空降"广发任董事长;原法律部总经理郑勇接替王新。　　去年底,广发行启动人事改革,针对中层进行调整。　　第一步,进行总行24个部门总经理职位的公开竞聘,公开竞聘后有7个部门总经理职位空缺,遂进行公开外部选聘;第二步启动38个总行部门副总经理职务公开竞聘程序。　　此番下来,中层基本被"大换血",过半部门副总换人。　　与此同时,广发行经营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3月份该行对外宣布,重组3年后发展初见成效,目前资产总额达6665亿元,比重组前几乎翻了一番。　　各类存款余额5439亿元,年度新增1392亿元,增长34%;各项贷款余额3809亿元,年度增加692亿元,增长22%;连续3年盈利,2009年全年净利润较上年增长22%,拨备覆盖率提升至156%。　　但资本充足率一直是广发欲摆脱的桎梏。　　至2009年末,广发总资产6665亿元,总负债6443亿元。根据其《年资本管理规划》,2012年底总资产将超过1.2万亿元,因此,该行将需补充300亿元左右的总资本和180亿元左右的核心资本。　　广发董事长董建岳和行长辛迈豪最近曾多次表示,将全力推进IPO,建立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投资者报 李真） (来源：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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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商品吸收国内“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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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银行流水会被英国使馆拒签吗？
中文银行流水会被英国使馆拒签吗？
各位穷游友，我昨天在上海提交了英国普通旅游签证的申请材料，因为太忙没有把银行流水单翻译，糊涂地抱着侥幸的心理在收入、支出和余额的中文旁手写了英文(T.T, 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昨天听说有个朋友因为中文的银行流水被香港的法国使馆拒签了，现在很担心（我有一次拒签记录，因为当时还没找到工作）。请问：
1. 英国使馆纯粹因为银行流水没有翻译拒签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的其他材料准备得很充分
2. 怎样在出签证结果前补材料？
3. 上海英国签证中心的联系电话是多少？网上找到的都试过了，没有一个正确的...
希望有经验的人能指点一下，谢谢！
香港虽说中英都是官方语言，但是英语还是更正式。中国不至于吧。
不会的，我9月份办就是手写在边上的
上海领馆好像不要求正式翻译件，我办的时候也是荧光笔+手写
不必惊慌。我当初英签的时候也是直接中文流水，然后用荧光笔高亮了收入部分再用英文注释了一下。
完全没问题。
我都是在复印件上用红笔直接翻译的。现在想想，在原件上翻译和在复印件上翻译没啥区别！
可以在旁边手写翻译备注的。
象中国银行的流水就只有中文，而且没有备注每一笔收入是什么，主要信息旁备注即可。
如果象我这样有强迫症的话，就打印两份流水，一份在上面手写翻译。
流水单有的三个月都厚厚一叠，逐字翻译会疯掉。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安心许多，有了结果会来通报一声的
20号拿到签证啦！10号递签的，18号出的签，7个工作日出结果，比在3月份在香港申请快多啦，好开心。
这个我必须吐槽下！我半年十页的银行流水，收材料的签证官非说我现在新规定要全页英文翻译，75一张，我又不敢不翻，于是我花了750大洋啊啊啊啊啊！心痛！我是被骗了吗而且12号递签，还没出，好怕被拒。大神保佑
回复 10# 西朵的枫叶
感觉略抢钱，就是想赚翻译的钱，哎，同胞啊
回复 10# 西朵的枫叶
你被骗了！现在英国签证的官网明确说明银行流水不用翻译。还有，收你材料的根本不是签证官，只是英驻华使馆聘请的外包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楼主向VFS投诉！
西朵的枫叶
我有朋友在签证中心做，她说只需要在流水的姓名翻译一下英文名字就行了。。。其余不用
我的流水就是荧光笔高显加自己英文注释salary
sevenkuang
问问看，办英国签证是不是一定要冻结5W每人在银行，然后开存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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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aidu.com/s?wd=【花蟒热点】黄金or军工，你更看好哪个？【花蟒热点】黄金or军工，你更看好哪个？钱坤科技百家号今日主要金融事件1、智慧城市年内有望超500个【媒体报道】】根据国家相关部委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部署，预计今年年内我国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和在建智慧城市的城市数量将有望超过500个。目前，已有290个城市入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花蟒观点】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建设智慧城市将是十三五期间我国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抓手。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对相应的智慧城市服务需求也大大增加。预计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建设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规模将在千亿元级别，如果考虑到其他上下游产业链，如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整个市场规模将有望扩容至万亿元。随着智慧城市应用日益普及，相应的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家居等多个产业也将因此受益。2、第二批PPP资产证券化项目即将推出发改委将推出第二批PPP资产证券化项目，将涉及污水处理、高速公路、垃圾焚烧和发电领域。将PPP模式与资产证券化进行有效融合，既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一条新的融资途径，又可以为社会盘活存量投资找到出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二批PPP资产证券化项目预计污水处理项目占一半，其余的为高速公路、垃圾焚烧和发电项目。发改委要积极推进符合条件的成熟项目发行证券化产品，并及时总结相关经验，更好地推动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切实提高优选的PPP项目相关资产证券化产品审核、挂牌和备案的工作效率。3、大银行赎回委外苗头出现近期监管层对银行下发的多份监管指导文件，均指向银行同业业务，这对委外业务的影响将持续发挥效力。委外业务的主要参与者为商业银行，另有保险、财务公司等机构少量参与。以银行为例，开展委外业务就是其将自营资金或理财资金委托给基金、券商、信托和私募等公司投资的新模式；也有部分中小银行的委外业务以投资顾问方式操作。大银行一般与排名靠前的基金公司都有合作，委外资金赎回的节奏必然是相对缓慢的，市场没有那么大的买盘来承接。MPA考核以及银监会近期对银行监管的趋严，也会促使做委外的银行在目前这个阶段赎回。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的委外赎回苗头，应该正常看待。这是一个申购开放基金的正常行为。委外与之前的分级基金一样，某种程度而言也是牛市产品，因为银行也是冲着获得超额回报这个目标来的，结果遇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债券的熊市，收益都不够它的理财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赎回也是理所当然。银行赎回委外行为的发生，也使得债券市场开始承压。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现象。4、监管部门排查银行股东资质近日地方银监部门已迅速出击，召集商业银行高层座谈，摸底和排查银行股东资格、入股资金来源等相关情况。关于银行股东的准入监管、股权监管等，银监部门一直都有明文规定，且门槛相当严格，但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牛栏关猫的现象。此番监管部门旨在筑紧篱笆，弥补监管短板，从源头遏制银行业风险。未来合规的参股和举牌行为不会受到太多影响，但针对杠杆资金入主商业银行并违规获利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严厉打击。近期银监部门针对银行股东的一系列排查除了从源头遏制银行业风险，也是在大力促进金融去杠杆。关联交易也必须要严打的。何为关联套利：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利用所掌握的关联方或附属机构资源，通过设计交易结构、模糊关联关系和交易背景等形式，规避监管获取利益的套利行为。通过此次排查和治理，能够真正优化银行业股权结构、改善银行业公司治理。一个有效的股权结构应当能够帮助银行业绩提升，有利于加强银行绩效的稳定性，推动银行战略持续实施。股市展望与回顾【国际】英国将在今年6月8日提前举行大选，英镑从跌势中大幅反弹，欧洲股市触及3周低位，美国股市也悉数走低，避险黄金则继续受到投资者追捧。未来几周法国大选和今年秋季德国大选仍将为谈判带来不确定性。美国尚未落地的政策也牵动着人们的神经。特朗普激进的贸易政策立场也为外界广泛担忧。【黄金与商品】伴随地缘政治危机频发，黄金走势趋强。避险需求正支撑金价逼近1300美元/盎司的关键阻力位，目前多头依然占优势。在避险情绪带动下，金属等风险资产价格下跌。除了地缘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市场开始意识到中国需求没有预期好。金属的下游主要在基建和房地产领域，而今年中国的房地产增速放缓，基建情况还要看实际推进速度，今年价格高点或已在一季度出现。除此之外，农产品等板块也维持弱势。能源方面，NYMEX天然气主力合约周内下跌超过2.8%，原油价格在50美元/桶附近震荡。【股市】去年美中贸易逆差是3470亿美元。大额的贸易顺差本质是战争，因为关系到就业和财政。这就要求必须将大部分贸易顺差以各种方式还给美国，如果避免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会在国内带来大量的失业），唯有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为避免被指责为操纵，央行会出台一些措施，包括强化管制资本流动、加强国企的海外融资、打击非法外逃资本、适度抛售一些外汇储备等等。很多沪深股市的个股在短短几分钟内被打压到跌停的情形，这反应的是很多机构、公司的资金链断裂，经济体内部的流动性已经严重恶化。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都很紧张的当下，开工建设雄安新区，对于很多央企来说，就必须调动在其它地区、其它项目上的资金到雄安，这是行政命令。这会造成其它地区和项目的资金链更紧张，加剧这些地区的机构和企业的资金链压力。股市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不过是一个小市值的市场，资金链压力会在更大的房地产与债市上充分地显示出来，股市仅仅是预演。最近的股市，雄安概念股的表现，实际上是投资者感到不安全的源头。一些区域性的热点是可以挖掘的，但要理性对待热点板块，不在于炒得多热，看真正的盈利的能力和未来发展的估值。股市面临的下跌压力，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暂时得以缓解。对于此轮股市的下跌，这与近期多个监管部门发声，重申严控金融杠杆关系密切。未来股市出现分化将成大概率事件，以往的热点炒作等投资模式，将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投资价值则将在成长股中显现。对于游资的监控也成为左右股市走向的因素之一。尽管大盘仍处于新一轮调整，但以军工股为代表的少数个别板块的行情，仍值得关注。目前在这样一个比较疲软的市场状态下，投资者会寻找一些重点的板块来投资。这些重点的板块就会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驱动。就像军工，就是考虑到风险的上升，军工类保值类的价值就会明显一点。2017年是不确定性较高的一年。而对冲不确定性较好的板块是黄金与军工。这两个板块的投资思路是逆情绪操作。当市场都不看好时买入，一致看好时卖出。由于今年施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将会给市场整体估值带来一个明显压制，因此行情以波动为主，要抓住结构性机会。2015年是系统性风险；2016年是板块性风险；2017年则是个股风险，个股风险最主要的就是来自监管。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了8000美元，长期经济增速的中枢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未来中国经济会是一个从高速扩张的增量经济向优化存量的精品经济转变。在经济从增量转向精品，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过程中，龙头公司估值有望显著提升。价值重估体现在两个方面：1、行业龙头公司市值大而估值低的情况会得到明显修正。2、国内龙头白马公司估值显著低于海外龙头公司会得到修正。目前创业板指数估值目前仍显著高于纳斯达克指数，代表蓝筹股的沪深300和上证综指估值要显著低于标普500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中国蓝筹股的成长性总还是要高于美国的蓝筹股，因此没有理由支持其估值水平始终低于美国的水平。随着当前经济下行风险的收敛，未来蓝筹股估值修正有望延续。寻找优质龙头股的两条主线：行业层面上，行业市场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龙头公司市场份额；公司层面上，ROE（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净利润增速、PE、PB、市值等。配置消费股、蓝筹股的逻辑目前市场消费倾向在逐渐提高，未来消费率会逐渐的超过储蓄率，消费增速在未来有望出现回升。美国消费贡献了七成GDP，中国目前超过五成，这个比例还是会逐渐提高。这也体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以前过度依赖的投资出口逐渐转向到消费。中国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商品市场，消费的内需其实是很大的。另外，经济或者投资都离不开的就是货币。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M2同比增长是10.6%，创了8个月的新低，可以理解为目前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有一个收紧的趋势。在货币政策方面，仍然是中性偏紧，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以小幅加息、M2增速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为主，这样才能实现金融去杠杆。货币政策收紧对于楼市和债市也是比较大的影响。股市已经完成了去杠杆，蓝筹股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现在债市已经逼出来很多资金，在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两波调整。蓝筹股具有相对吸引力，资金从楼市、债市里流出，渐渐流入到股市。在二季度还是要进一步提高蓝筹股的配置比例。花 蟒荐 股仰帆控股 600421康达新材 002669晋亿实业 601002广誉远 600771海能达 002583注：如需了解具体个股买卖操作，请咨询钱坤科技投资顾问/老师助理！财神温馨提示：关注个股仅仅意味着分析师认可该股票价值，不作为买卖依据，仅供参考！如果关于此文章有任何不懂或者疑问，均可留言提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钱坤科技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提供权威、专业的股市资讯。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暂无￥27.3元(北发价)更新于84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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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毁灭性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是个什么样子?美国仍然深受金融寡头的困扰,如今,寡头集团变得越发强大,越发有利可图,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抵抗管制。6家超级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拥有的资产总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实在令人惊讶;在这6家银行的带领下,这些金融机构继续挟持全球经济,继续着过度的风险行为与“照常营业”的惯例做法,很有可能会导致另一场金融危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怎么做?&&&&在《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西蒙?约翰逊与著名经济学家郭庾信描述了美国民主主义与金融巨头之间的冲突:从托马斯?杰斐逊到安德鲁?杰克逊,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广泛而细致地记录了美国金融历史。两位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在华尔街对政府相关政策的控制下,我们的未来已变得岌岌可危。
此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华尔街精英如何使我们走到危机边缘的最佳解释。在书中,约翰逊与郭庾信剥去了金融体系的神秘外衣,抽丝剥茧地揭露了体系中心无情的权力斗争。 ――伊丽莎白?沃伦哈佛大学教授 如果你们把一大笔钱塞到床垫里,就能安然入睡,那么《13位银行家》这本书将会让你们辗转难眠。本书煞费苦心地记录了银行如何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对政府与社会的控制,事实令人不安――并且告知了我们如何将其夺回来。 ――比尔?莫耶斯美国著名电视媒体人 任何想要了解世界经济接下来会怎样的读者,都应该阅读此书。金融部门那些危险且鲁莽的因素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必须加以控制。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处理,那么全球的未来将麻烦重重。 ――努里尔?鲁比尼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总裁
此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华尔街精英如何使我们走到危机边缘的最佳解释。在书中,约翰逊与郭庾信剥去了金融体系的神秘外衣,抽丝剥茧地揭露了体系中心无情的权力斗争。――伊丽莎白?沃伦 哈佛大学教授如果你们把一大笔钱塞到床垫里,就能安然入睡,那么《13位银行家》这本书将会让你们辗转难眠。本书煞费苦心地记录了银行如何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对政府与社会的控制,事实令人不安――并且告知了我们如何将其夺回来。――比尔?莫耶斯 美国著名电视媒体人任何想要了解世界经济接下来会怎样的读者,都应该阅读此书。金融部门那些危险且鲁莽的因素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必须加以控制。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处理,那么全球的未来将麻烦重重。――努里尔?鲁比尼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总裁
&&&&1　美国金融体制从:开国之初到罗斯福新政&&&&　　只因我们的政府机构创建并且保护了大型企业,它们才得以存在;因此,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确保大型企业与这些机构和睦相处。&&&&　　――西奥多?罗斯福,国情咨文&&&&　　1901年 12月3日&&&&　　人们对实力雄厚的银行素来有所怀疑,美国历史有多久,此怀疑存在就有多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时代。托马斯?杰斐逊身为《独立宣言》的主要撰稿人,在乔治?华盛顿任总统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而后成为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是个人自由的忠诚拥护者。杰斐逊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受人敬重,但人们通常认为他算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杰斐逊主张农业社会,这个社会有着权力分散的机构,各部门享有有限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他对银行的怀疑根深蒂固,他用尖刻的语言批评银行“我十分‘认同’你的观点,那就是金融机构比常备军更加危险”。在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杰斐逊甚至严肃地提议道,任何与联邦政府特许银行合作的人都犯有叛国罪,并且应当被处以死刑。&&&&　　然而,美国终究没有成为一个权力分散的农业社会,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都有人支持金融、商业与工业。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反对杰斐逊的观点,身为华盛顿任总统期间的财政部长,他支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便能够积极地支持经济发展。汉密尔顿尤其认为,政府应当确保有足够的贷款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并且将美国转变为一个繁荣的企业国家。汉密尔顿的想法要实现,就必须引进现代的金融模式,而这正是杰斐逊所反对的。到了今时今日,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这种对立仍然存在。&&&&　　汉密尔顿赞成效仿英格兰银行,建立一个国家特许的(尽管主要为私营的)银行,用来管理联邦政府的资金,并且作为政府与经济机构重要的信贷来源。1791年,国会很快通过了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的立法。然而,杰斐逊极力游说华盛顿总统否决该立法,他辨论道,根据《宪法第十修正案》,《宪法》没有明确授予国会特许设立银行的权力,因此,这项权力属于各州(“《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①华盛顿竟然要求詹姆斯?麦迪逊(《宪法》与《权利法案》的主要撰稿人)起草一份否决书,但是他也允许汉密尔顿作出回应。汉密尔顿写了长达15 000字的备忘录,大部分是在最后紧要关头写的。他凭借备忘录说服了华盛顿,让他相信联邦银行是“必要的且适当的”,是国会权力与责任的实施,国会有责任促进财政稳定,通过支持更广泛的商业体制来规范贸易。于是总统签署了该立法,而且没有给杰斐逊反驳的机会。&&&&　　虽然经过了一场混乱与激烈的争辩,这个事件的结局却相当平淡。总的来说,合众国银行正如汉密尔顿宣扬的那样运行:管理政府的收支以及疏通费。而当时国家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都是小规模且分立的。此项举动为汉密尔顿赢得了很多拥护者,但是不包括杰斐逊与麦迪逊(至少最初时),他们两个创建了民主共和党,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互相对立。创建新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合众国银行。&&&&　　汉密尔顿在基本经济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正如现代学者理查德?西拉与彼得?卢梭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几乎缺少现代金融体系的所有要素,但是截至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体系既创新性又规模庞大,甚至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这样喜人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合众国银行,汉密尔顿实行的其他金融改革措施也起了作用。他谨慎地管理财政部的现金收支,同时把资金储蓄在“有良好信誉的银行”;另一方面,他向国会呈递关于信贷与制造业的报告,这些报告颇具影响力。汉密尔顿成功说服联邦政府承担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各州蒙受的债务,这个举动开创了宝贵的先例,那就是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偿还债务。罗恩?彻诺说:“与其说汉密尔顿创建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不如说他促成了良好的文化与法律环境,让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发展。”汉密尔顿的举动给银行业带来了一个稳定与相对有利的环境。1789年,美国只有3家银行,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便有了28家特许银行,在19世纪最初10年,又有了另外73家银行。银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在当时是一种创新(19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只有英格兰银行承担有限责任),这样的政策吸引了很多企业家与资金。截至1825年,那时美国与英国人口大致相同(分别是1 110万与1 290万),但是美国的银行资本差不多是英国的2.5倍。&&&&　　同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也很快速,欣欣向荣,从而吸引了全球的资金。截至1803年,欧洲投资家掌握了美国超过一半的证券。截至1825年,美国已经有了232个上市证券(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与查尔斯顿合在一起),直逼英国的320个上市证券;并且,两国有着接近的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很多都代表了现代经济的领先部门,包括保险业、运输业、公共事业以及制造业。丰厚的银行资本与股权融资意味着足够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新出现的以及扩张中的行业―最初这些行业都集中在新英格兰,但是很快就分布到了全美各地。&&&&　　19世纪早期,随着工业革命传播到美国,现代金融体系变得尤为重要。杰斐逊与汉密尔顿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当他们两人忙于激烈争论时,工业革命还发生在小范围内,大部分集中在英国。随着技术逐步应用于商品生产,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将会大幅提升,而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也将会永久地改变。因为工业化的实现需要投资新的技术,所以同样也需要信贷。杰斐逊提倡小规模的农场,这也许代表了民主政治的一种理想(至少对那些有幸拥有自己的农场,而不是作为奴隶在农场工作的人而言),但是长久的繁荣需要大规模的商业与工业,而这两者都需要银行。回顾过去,杰斐逊关于经济的观点显得古怪且无知,或者说他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厌恶北方商业从中获益。他正确地预见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会使北方商业受益,并且会最终伤害南方种植园园主(与奴隶)的利益,比如他自己。&&&&　　也许汉密尔顿对于经济学的看法是对的,但这并不是杰斐逊的首要顾虑。杰斐逊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担心与资金的有效分配无关,他真正担心的是权力问题。杰斐逊认识到,银行的关键经济职能―调节金融交易,创造信贷且管理信贷的提供―将会给银行带来经济与政治权力。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尤其担心合众国银行可能会替代联邦政府,成为主要的债权人与支付代理机构,并且合众国银行会挑选经济赢家与输家,自行决定给予或不给予贷款。在过去的200年里,金融机构以及市场与经济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息息相关,大型公司甚至依赖短期贷款来管理现金流动,其程度好比它们对电的依赖。在杰斐逊看来,金融对社会的日渐重要,只会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权力―这些权力将会使银行家受益,更为重要的是,将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　　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倾向于汉密尔顿的想法。正如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于1925年所说的:“(美国人民)极为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购买、销售、投资与繁荣。”大多数时候,这种想法为美国带来了利益。美国金融部门时常将资金汇集到新的技术与生产加工上,从长远来看,这些技术与加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非常关键;若非这样,美国也不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然而,美国的汉密尔顿倾向―寻求效率,推崇大规模,看好任何能赚钱的事物―多多少少受到杰斐逊思想的牵制。尽管杰斐逊在合众国银行一事上战败了(而他最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其中有三位最为重要的接班人,他们继续对集中的经济权力或者说金融权力进行抑制。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摧毁合众国第二银行,阻碍了集权金融部门的发展。20世纪初叶,西奥多?罗斯福发动了反托拉斯运动,最终,实力雄厚的私有银行毫发未损,以J?P?摩根银行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正值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有机会将最大的几家银行解散,并且制约了它们的风险行为。虽然这些总统没有达成所有目标,但是杰斐逊的思想平衡了汉密尔顿的影响力,阻止了强大且不受拘束的金融体系,让其无法破坏更长远更全面的繁荣。美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摇摆于集权与分散之间,但是长远来看,这样的摇摆带来了无可匹敌的繁荣昌盛,并且也没有破坏美国的民主体制―至少现在还没有。今天,美国面对的是它历史上最强大也最集权的金融部门,杰斐逊的思想值得再次引起关注。&&&&　　杰斐逊雪耻&&&&　　安德鲁?杰克逊为美国的第七任总统,是杰斐逊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大型银行的担心到了几近着魔的程度。就像杰斐逊那样,“老山胡桃”偏爱农业共和国,不信任大城市的银行家。同样重要的是,杰克逊相信总统权力,他把主要的国家银行视为仇敌,认为必须对付之。&&&&　　1811年,合众国第一银行的联邦特许状失效,续发特许状的立法也没有通过。但是,1812年的战争引起了经济混乱,金融体系也是一片残局,这时候政治家们觉得有必要再建一个国家银行。1816年,国会通过了建立合众国第二银行的立法,当时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签署了该立法,授予它为期20年的特许状。&&&&　　1828年,杰克逊被选为总统,当时,合众国第二银行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管理机构”,业务包括调节货币供应量,处理美国政府的日常财政收支,发行纸币,为联邦当局与私营部门的客户(包括显要的政客)提供信贷。在尼古拉斯?比德尔的管理下,该银行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帮助协调银行体系,主要在各州或地区一级运作。&&&&　　然而,杰克逊出于经济与政治的理由,反对合众国第二银行。他厌恶纸币,只相信最稳定的金属铸币―金币与银币。他认为,银行以及银行家利用纸币牺牲大众的利益,扭曲经济。除此之外,合众国第二银行垄断了国家财政,给比德尔以及他的朋友们带来了权力与利益,而总统认为这些权力与利益本该属于行政部门。令杰克逊总统尤其愤怒的是,比德尔利用他的经济权力来讨好国会,使得当选代表支持他;几乎所有支持比德尔的显赫政客都是他的债务人,负债累累,其中包括当时一些政界要人,比如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亨利?克雷。正如杰克逊的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所说的(引用杰斐逊的话):“这个权力的存在本身与我们政府机构的本质和精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跟它的不端行为无关。”&&&&　　1832年,比德尔与他的盟友亨利?克雷试图延长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联邦特许有效期,此特许状将在4年后过期。他们的做法其实含有政治目的,希望克雷在总统竞选中能够利用这一点竞选成功。“银行之战”就此开始。比德尔指示银行扩大贷款业务,企图赢得人心。国会通过了延长联邦特许状的立法,但是杰克逊否决了此案。在杰克逊的否决咨文中,他谴责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论,最高法院最终赞成了汉密尔顿的想法,判定合众国第一银行符合《宪法》),同时抨击了纸币的发行(“国会建立了铸币局来铸造硬币……《宪法》只承认铸币局铸造的硬币,也只承认铸币局规范的硬币价值,国会采用的外国硬币也是《宪法》所承认的”);此外,他还维护了各州的权利,抨击了经济名流(“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权贵们常常为了一己私利,使政府的行为屈从于他们”)。私底下,杰克逊的话语更为直接,他对马丁?范布伦(他于1832年的竞选伙伴)说:“合众国第二银行,企图除掉我,但是我会除掉它的。”1832年,杰克逊击败克雷,再次当选总统,这个否决案也就继续了下去。然而,比德尔绝不会轻易认输。当杰克逊开始将联邦政府的存款从合众国第二银行转存到他“最爱的银行”时,第二银行要求用州银行发行的汇票进行支付,并且将贷款减少了500万美元,紧缩了货币供应,并将利息翻倍达到12%。比德尔希望,通过损害经济,能够引起民众对杰克逊的反对;但比德尔的做法,恰恰证明了杰克逊的担心是对的,那就是实力强大的银行会毁坏经济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摧毁全美最高效的商业银行,或许不是一个宏观经济管理上的范例,特别是以今天的标准看来。杰克逊的否决案很有可能减缓了综合性支付与信贷系统的发展,这样的综合系统在当时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出现了。没有了主要的国家银行或者说中央银行,就等于失去了稳定金融体系的能力,因此,19世纪余下的时间,美国也经历了严峻的经济周期。&&&&　　但是,这场银行之战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上。杰克逊反对发放新的特许状,尽管他的经济依据比较薄弱,但是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行为证明了雄厚的私营银行会带来政治危机。比德尔用尽一切方法,贿赂、哄骗,甚至强迫国会议员站在他这边,反对总统。并不是所有支持银行的人都是为了钱。但是,当这场较量猛烈展开时,丹尼尔?韦伯斯特写信给比德尔,“我发现我的律师费并没有照常发放。如果要我继续保持与银行之间的关系,那么最好照常发放律师费。”更令人忧虑的是,比德尔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至少在杰克逊的支持者看来如此。首先他扩大信贷以赢得政治支持,而后又扣押信贷(且引发了经济衰退)以惩罚杰克逊。这些正是杰斐逊所担心的。&&&&　　杰克逊与杰斐逊都将强大的银行视为一股腐败力量,认为它会破坏民主政府的正常运行。尽管这并非定论(合众国第一银行没有成功延长联邦特许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在政治上处于弱势),但银行之战让我们意识到,为达成政治目的,金融权力会被人滥用。杰斐逊与杰克逊不认为政府能够控制金融,他们也远远想不到将来会出现由技术专家控制的现代中央银行。他们担心强大的私营金融机构会拥有过大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政府。在合众国第二银行与没有国家银行之间,杰克逊选择了后者。因此,美国的中央银行业务发展缓慢且不正规,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相比。不过即使受到阻碍,在19世纪,美国的经济仍旧持续创新与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杰克逊的胜利确保了强大的私营银行无法立足于政治权力中心,更无法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无法抑制竞争,也无法阻碍更为全面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美国或许可以避免同期发生在墨西哥与巴西的灾难―一小撮经济名流控制集权银行部门,带来惨痛的经济后果―最近出现的新兴市场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假设杰克逊在银行之战中战败,合众国第二银行有可能逐渐发展为一家现代中央银行,也许并不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扭曲政治体系,但杰克逊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的。他对金融名流素有的偏见和对增强总统权力的渴望导致美国的金融体系过于零散,权力过于分散。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混乱,这样的金融体系易受打击。但总的来说,它能够为逐渐发展的商业部门提供所需资本,而且短期内也不会产生一小撮掌握过多经济政治权力的名流。&&&&　　……
<font color=#美国金融体制从:开国之初到罗斯福新政只因我们的政府机构创建并且保护了大型企业,它们才得以存在;因此,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确保大型企业与这些机构和睦相处。――西奥多?罗斯福,国情咨文1901年 12月3日人们对实力雄厚的银行素来有所怀疑,美国历史有多久,此怀疑存在就有多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时代。托马斯?杰斐逊身为《独立宣言》的主要撰稿人,在乔治?华盛顿任总统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而后成为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是个人自由的忠诚拥护者。杰斐逊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受人敬重,但人们通常认为他算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杰斐逊主张农业社会,这个社会有着权力分散的机构,各部门享有有限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他对银行的怀疑根深蒂固,他用尖刻的语言批评银行“我十分‘认同’你的观点,那就是金融机构比常备军更加危险”。在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杰斐逊甚至严肃地提议道,任何与联邦政府特许银行合作的人都犯有叛国罪,并且应当被处以死刑。然而,美国终究没有成为一个权力分散的农业社会,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都有人支持金融、商业与工业。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反对杰斐逊的观点,身为华盛顿任总统期间的财政部长,他支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便能够积极地支持经济发展。汉密尔顿尤其认为,政府应当确保有足够的贷款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并且将美国转变为一个繁荣的企业国家。汉密尔顿的想法要实现,就必须引进现代的金融模式,而这正是杰斐逊所反对的。到了今时今日,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这种对立仍然存在。汉密尔顿赞成效仿英格兰银行,建立一个国家特许的(尽管主要为私营的)银行,用来管理联邦政府的资金,并且作为政府与经济机构重要的信贷来源。1791年,国会很快通过了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的立法。然而,杰斐逊极力游说华盛顿总统否决该立法,他辨论道,根据《宪法第十修正案》,《宪法》没有明确授予国会特许设立银行的权力,因此,这项权力属于各州(“《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①华盛顿竟然要求詹姆斯?麦迪逊(《宪法》与《权利法案》的主要撰稿人)起草一份否决书,但是他也允许汉密尔顿作出回应。汉密尔顿写了长达15 000字的备忘录,大部分是在最后紧要关头写的。他凭借备忘录说服了华盛顿,让他相信联邦银行是“必要的且适当的”,是国会权力与责任的实施,国会有责任促进财政稳定,通过支持更广泛的商业体制来规范贸易。于是总统签署了该立法,而且没有给杰斐逊反驳的机会。虽然经过了一场混乱与激烈的争辩,这个事件的结局却相当平淡。总的来说,合众国银行正如汉密尔顿宣扬的那样运行:管理政府的收支以及疏通费。而当时国家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都是小规模且分立的。此项举动为汉密尔顿赢得了很多拥护者,但是不包括杰斐逊与麦迪逊(至少最初时),他们两个创建了民主共和党,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互相对立。创建新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合众国银行。汉密尔顿在基本经济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正如现代学者理查德?西拉与彼得?卢梭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几乎缺少现代金融体系的所有要素,但是截至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体系既创新性又规模庞大,甚至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这样喜人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合众国银行,汉密尔顿实行的其他金融改革措施也起了作用。他谨慎地管理财政部的现金收支,同时把资金储蓄在“有良好信誉的银行”;另一方面,他向国会呈递关于信贷与制造业的报告,这些报告颇具影响力。汉密尔顿成功说服联邦政府承担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各州蒙受的债务,这个举动开创了宝贵的先例,那就是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偿还债务。罗恩?彻诺说:“与其说汉密尔顿创建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不如说他促成了良好的文化与法律环境,让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发展。”汉密尔顿的举动给银行业带来了一个稳定与相对有利的环境。1789年,美国只有3家银行,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便有了28家特许银行,在19世纪最初10年,又有了另外73家银行。银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在当时是一种创新(19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只有英格兰银行承担有限责任),这样的政策吸引了很多企业家与资金。截至1825年,那时美国与英国人口大致相同(分别是1 110万与1 290万),但是美国的银行资本差不多是英国的2.5倍。同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也很快速,欣欣向荣,从而吸引了全球的资金。截至1803年,欧洲投资家掌握了美国超过一半的证券。截至1825年,美国已经有了232个上市证券(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与查尔斯顿合在一起),直逼英国的320个上市证券;并且,两国有着接近的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很多都代表了现代经济的领先部门,包括保险业、运输业、公共事业以及制造业。丰厚的银行资本与股权融资意味着足够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新出现的以及扩张中的行业―最初这些行业都集中在新英格兰,但是很快就分布到了全美各地。19世纪早期,随着工业革命传播到美国,现代金融体系变得尤为重要。杰斐逊与汉密尔顿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当他们两人忙于激烈争论时,工业革命还发生在小范围内,大部分集中在英国。随着技术逐步应用于商品生产,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将会大幅提升,而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也将会永久地改变。因为工业化的实现需要投资新的技术,所以同样也需要信贷。杰斐逊提倡小规模的农场,这也许代表了民主政治的一种理想(至少对那些有幸拥有自己的农场,而不是作为奴隶在农场工作的人而言),但是长久的繁荣需要大规模的商业与工业,而这两者都需要银行。回顾过去,杰斐逊关于经济的观点显得古怪且无知,或者说他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厌恶北方商业从中获益。他正确地预见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会使北方商业受益,并且会最终伤害南方种植园园主(与奴隶)的利益,比如他自己。也许汉密尔顿对于经济学的看法是对的,但这并不是杰斐逊的首要顾虑。杰斐逊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担心与资金的有效分配无关,他真正担心的是权力问题。杰斐逊认识到,银行的关键经济职能―调节金融交易,创造信贷且管理信贷的提供―将会给银行带来经济与政治权力。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尤其担心合众国银行可能会替代联邦政府,成为主要的债权人与支付代理机构,并且合众国银行会挑选经济赢家与输家,自行决定给予或不给予贷款。在过去的200年里,金融机构以及市场与经济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息息相关,大型公司甚至依赖短期贷款来管理现金流动,其程度好比它们对电的依赖。在杰斐逊看来,金融对社会的日渐重要,只会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权力―这些权力将会使银行家受益,更为重要的是,将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倾向于汉密尔顿的想法。正如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于1925年所说的:“(美国人民)极为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购买、销售、投资与繁荣。”大多数时候,这种想法为美国带来了利益。美国金融部门时常将资金汇集到新的技术与生产加工上,从长远来看,这些技术与加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非常关键;若非这样,美国也不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然而,美国的汉密尔顿倾向―寻求效率,推崇大规模,看好任何能赚钱的事物―多多少少受到杰斐逊思想的牵制。尽管杰斐逊在合众国银行一事上战败了(而他最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其中有三位最为重要的接班人,他们继续对集中的经济权力或者说金融权力进行抑制。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摧毁合众国第二银行,阻碍了集权金融部门的发展。20世纪初叶,西奥多?罗斯福发动了反托拉斯运动,最终,实力雄厚的私有银行毫发未损,以J?P?摩根银行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正值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有机会将最大的几家银行解散,并且制约了它们的风险行为。虽然这些总统没有达成所有目标,但是杰斐逊的思想平衡了汉密尔顿的影响力,阻止了强大且不受拘束的金融体系,让其无法破坏更长远更全面的繁荣。美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摇摆于集权与分散之间,但是长远来看,这样的摇摆带来了无可匹敌的繁荣昌盛,并且也没有破坏美国的民主体制―至少现在还没有。今天,美国面对的是它历史上最强大也最集权的金融部门,杰斐逊的思想值得再次引起关注。杰斐逊雪耻安德鲁?杰克逊为美国的第七任总统,是杰斐逊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大型银行的担心到了几近着魔的程度。就像杰斐逊那样,“老山胡桃”偏爱农业共和国,不信任大城市的银行家。同样重要的是,杰克逊相信总统权力,他把主要的国家银行视为仇敌,认为必须对付之。1811年,合众国第一银行的联邦特许状失效,续发特许状的立法也没有通过。但是,1812年的战争引起了经济混乱,金融体系也是一片残局,这时候政治家们觉得有必要再建一个国家银行。1816年,国会通过了建立合众国第二银行的立法,当时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签署了该立法,授予它为期20年的特许状。1828年,杰克逊被选为总统,当时,合众国第二银行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管理机构”,业务包括调节货币供应量,处理美国政府的日常财政收支,发行纸币,为联邦当局与私营部门的客户(包括显要的政客)提供信贷。在尼古拉斯?比德尔的管理下,该银行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帮助协调银行体系,主要在各州或地区一级运作。然而,杰克逊出于经济与政治的理由,反对合众国第二银行。他厌恶纸币,只相信最稳定的金属铸币―金币与银币。他认为,银行以及银行家利用纸币牺牲大众的利益,扭曲经济。除此之外,合众国第二银行垄断了国家财政,给比德尔以及他的朋友们带来了权力与利益,而总统认为这些权力与利益本该属于行政部门。令杰克逊总统尤其愤怒的是,比德尔利用他的经济权力来讨好国会,使得当选代表支持他;几乎所有支持比德尔的显赫政客都是他的债务人,负债累累,其中包括当时一些政界要人,比如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亨利?克雷。正如杰克逊的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所说的(引用杰斐逊的话):“这个权力的存在本身与我们政府机构的本质和精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跟它的不端行为无关。”1832年,比德尔与他的盟友亨利?克雷试图延长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联邦特许有效期,此特许状将在4年后过期。他们的做法其实含有政治目的,希望克雷在总统竞选中能够利用这一点竞选成功。“银行之战”就此开始。比德尔指示银行扩大贷款业务,企图赢得人心。国会通过了延长联邦特许状的立法,但是杰克逊否决了此案。在杰克逊的否决咨文中,他谴责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论,最高法院最终赞成了汉密尔顿的想法,判定合众国第一银行符合《宪法》),同时抨击了纸币的发行(“国会建立了铸币局来铸造硬币……《宪法》只承认铸币局铸造的硬币,也只承认铸币局规范的硬币价值,国会采用的外国硬币也是《宪法》所承认的”);此外,他还维护了各州的权利,抨击了经济名流(“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权贵们常常为了一己私利,使政府的行为屈从于他们”)。私底下,杰克逊的话语更为直接,他对马丁?范布伦(他于1832年的竞选伙伴)说:“合众国第二银行,企图除掉我,但是我会除掉它的。”1832年,杰克逊击败克雷,再次当选总统,这个否决案也就继续了下去。然而,比德尔绝不会轻易认输。当杰克逊开始将联邦政府的存款从合众国第二银行转存到他“最爱的银行”时,第二银行要求用州银行发行的汇票进行支付,并且将贷款减少了500万美元,紧缩了货币供应,并将利息翻倍达到12%。比德尔希望,通过损害经济,能够引起民众对杰克逊的反对;但比德尔的做法,恰恰证明了杰克逊的担心是对的,那就是实力强大的银行会毁坏经济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摧毁全美最高效的商业银行,或许不是一个宏观经济管理上的范例,特别是以今天的标准看来。杰克逊的否决案很有可能减缓了综合性支付与信贷系统的发展,这样的综合系统在当时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出现了。没有了主要的国家银行或者说中央银行,就等于失去了稳定金融体系的能力,因此,19世纪余下的时间,美国也经历了严峻的经济周期。但是,这场银行之战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上。杰克逊反对发放新的特许状,尽管他的经济依据比较薄弱,但是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行为证明了雄厚的私营银行会带来政治危机。比德尔用尽一切方法,贿赂、哄骗,甚至强迫国会议员站在他这边,反对总统。并不是所有支持银行的人都是为了钱。但是,当这场较量猛烈展开时,丹尼尔?韦伯斯特写信给比德尔,“我发现我的律师费并没有照常发放。如果要我继续保持与银行之间的关系,那么最好照常发放律师费。”更令人忧虑的是,比德尔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至少在杰克逊的支持者看来如此。首先他扩大信贷以赢得政治支持,而后又扣押信贷(且引发了经济衰退)以惩罚杰克逊。这些正是杰斐逊所担心的。杰克逊与杰斐逊都将强大的银行视为一股腐败力量,认为它会破坏民主政府的正常运行。尽管这并非定论(合众国第一银行没有成功延长联邦特许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在政治上处于弱势),但银行之战让我们意识到,为达成政治目的,金融权力会被人滥用。杰斐逊与杰克逊不认为政府能够控制金融,他们也远远想不到将来会出现由技术专家控制的现代中央银行。他们担心强大的私营金融机构会拥有过大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政府。在合众国第二银行与没有国家银行之间,杰克逊选择了后者。因此,美国的中央银行业务发展缓慢且不正规,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相比。不过即使受到阻碍,在19世纪,美国的经济仍旧持续创新与发展。最为重要的是,杰克逊的胜利确保了强大的私营银行无法立足于政治权力中心,更无法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无法抑制竞争,也无法阻碍更为全面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美国或许可以避免同期发生在墨西哥与巴西的灾难―一小撮经济名流控制集权银行部门,带来惨痛的经济后果―最近出现的新兴市场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假设杰克逊在银行之战中战败,合众国第二银行有可能逐渐发展为一家现代中央银行,也许并不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扭曲政治体系,但杰克逊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的。他对金融名流素有的偏见和对增强总统权力的渴望导致美国的金融体系过于零散,权力过于分散。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混乱,这样的金融体系易受打击。但总的来说,它能够为逐渐发展的商业部门提供所需资本,而且短期内也不会产生一小撮掌握过多经济政治权力的名流。金融托拉斯到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实现,美国出现了一些有权势的经济名流,掌握了各级政治权力,他们的支持者在参议院、共和党内都享有实际控制权,甚至总统也受其控制。杰克逊的时代已经过去70年了,是时候再发起一场对抗战,由独立思考、不受控制的总统对抗经济集权。尽管其金融体系权力分散,19世纪的美国仍然是发展新观点与挣钱的好去处。19世纪以来出现了很多新技术,而美国正是最早发明这些技术并使其商业化的国家之一。基于在农具、运河、电信、蒸汽动力、铁路、化工等行业上的技术创新,美国成立了很多公司。到19世纪末,美国公司几乎在所有技术密集型产业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使低投入高回报成为可能。在这段时期,金融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成为储蓄者和有高产投资机会者之间的关键纽带或“中介”即使在合众国第二银行被摧毁之后,资金仍旧不断流入生产领域。技术创新不仅改变了经济面貌,也改变了政治面貌。美国没有世袭的贵族阶层,社会流动性又很大,因此这些新近成功的公司与企业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赢得政治代表权(至少相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有钱能使鬼推磨,暴发户也能够进入政界,无论是否靠合法手段。19世纪末,参议院被称为“百万富翁的俱乐部”;很多人认为,通过金钱购买政治支持不过是正常商业惯例的延伸而已。19世纪末,很多暴发户进入政界,铁路新贵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美国内战之后的30年兴起了建立新铁路的热潮。商海沉浮,财富转瞬即逝,企业起起落落,而长途旅行却变得越来越快,货运也越来越便宜。铁路大亨与他们的工业盟友获取了强大的政治权力,并开始在世纪之交支配参议院。参议员马克?汉纳和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是其中两位最有实力的盟友,也是共和党内最为重要的政治掮客,而共和党在年间,只有8年未能入主白宫,年,只有两年未能成为参议员多数党。1896年,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成功当选总统,并支配着共和党直到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奥尔德里奇则是参议院中最有权势的一位,支配政府在工业与银行业方面的管理。新兴产业巨擘通过政治代表权获取利益,这样的情况终究好过墨守成规的社会结构:限制创新,不让新鲜血液注入权力机构。欧洲多数国家都有着这样的限制,这些国家挣扎着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但还是落后于它们的竞争者。美国比拉丁美洲国家也好很多,比如墨西哥。美国与这些拉美国家的起步线差不多,但是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名流控制了集权金融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一家企业缺乏有效的管理,那么就会出现任人唯亲与内幕交易的现象。与此同时,美国却有着开放的政治体系,使当时的一些企业巨擘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改变经济竞争的环境,为自己谋利。从铁路、钢铁、汽车到国防与能源,任何发展中的、有赢利的部门都能够采取这一途径。所有这些行业都可以使用这样的说法:“对……(填空,各行业均可对号入座)好的,就是对美国好的”,以便得到关税优惠、减税或者政府补助。这就是19世纪末新兴工业托拉斯的情况。①经济力量的大规模联合,部分原因是由于铁路的扩张,铁路方便了商品运输,使全国市场得以建立,经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广度。企业合并也是经济持续低迷以及一些行业生产力过剩的产物,但它同时也源于成功企业家的直觉,这些企业家意识到与他们的竞争对手(至少是那些他们无法铲除的对手)联合起来能为他们带来有效的垄断,赋予他们涨价与增长利润的权力。在美国经济史上,托拉斯的兴起是其凭借自身力量实现的重大发展。此外,托拉斯还将金融集权带回到了经济舞台。标准石油公司是托拉斯的先锋代表,此后,其他行业很快就出现了效仿者。根据历史学家托马斯?麦克劳的研究,“年,4 227家美国公司合并成257家。到1904年,大约318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国制造业资产的2/5”。托拉斯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银行家,因为他们提供了购买股票与重组股份的资金,同时也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将截然不同的企业利益结合到一起。面对商业面貌的快速转型,由J?P?摩根领头的一小撮银行家发挥了核心作用,自比德尔以后,没有任何金融家如摩根这样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重要性(如果不从建国初算起的话)。摩根帝国操纵着流入美国工业的很大一部分资金,20世纪初达到了资本总额的40%。对于一个轻度监管的银行体系而言,产业集中自然会导致金融集中,这时J?P?摩根便主动请缨掌控金融体系。1896年,麦金利当选总统受到大型企业的欢迎,这些企业害怕另一个候选人―亲民主义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当选。但是,他们不满意麦金利之后继任的总统以及副总统(麦金利于1901年9月被刺杀)。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总统后,采取了“取缔垄断”的标志性政策,并在1901年的国情咨文中以“加强对大型企业的监督”作为主题。麦金利曾展开过对托拉斯的调查,但是罗斯福是第一个与托拉斯正面较量的总统。罗斯福通过重要立法加强铁路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领导下,司法部第一次运用了1890年国会通过的《反托拉斯法》粉碎托拉斯,矛头首先瞄准了北方证券公司,该公司由铁路公司组合而来,是J?P?摩根管理公司之一。1904年,联邦最高法院与罗斯福政府达成一致意见,裁定北方证券公司为“限制了州际贸易的非法联盟之一”,并将其解散。工业金融大亨们无法理解罗斯福为何如此较劲,J?P?摩根的反应是“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派你的属下来见我的属下,他们会把问题解决掉”。但是,罗斯福追随杰斐逊与杰克逊的传统,出于政治理由反对工业集权,他认为占支配地位的私有利益会伤害到民主政府以及经济繁荣。在与托拉斯的较量中,他不仅希望为消费者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现代对反托拉斯法律的普遍诠释),而且希望保护民主政府免受富裕名流的伤害,同时希望维持一个接受新想法与新企业的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他改变了美国人对大型企业的看法。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所写的:“研究经济史的学生可能会很困惑,他们会千方百计查询资料,试图找出日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签署《反托拉斯法》的那天,究竟是哪位经济学家建议全国抵抗非法联盟与垄断。”但是,自罗斯福反托拉斯以后,人们一致认为应当实施《反托拉斯法》,粉碎垄断,阻止市场权力的滥用。罗斯福政府提出的反垄断案很成功,此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效仿罗斯福,对托拉斯进行了更多的检控,包括1911年最高法院宣告标准石油破产。然而,金融部门的钱权集中丝毫未受这些政策的影响,随着工业托拉斯的崛起,钱权集中早已生根发芽。19世纪末发生的产业集中浪潮本来应当稳定个体市场,帮助某些行业缓和过度扩张以及价格战造成的冲击。相反,大型工业托拉斯与银行家之间的互动,却引起了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将银行业集权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1907年10月,联合铜业公司的内部人员与华尔街银行家试图操控该公司的股价(在当时是一种常规做法),不料却失败了,所有与该阴谋有关的银行都出现了挤兑危机。大恐慌首先波及纽约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尼克伯克信托公司,进而蔓延到纽约城的其他众多银行。为了快速筹集现金,银行被迫抛售所有能抛售的资产,全面降低了资产价值;随着银行削减给股票经纪人的贷款额,股价也一路下跌。这是金融危机的常见现象。客户可以很快从银行取出存款,而银行的贷款(比如抵押贷款)却不是一经索要便能收回的。一旦银行停止放贷,借款人只好被迫清算资产以偿还债务,这样一来,资产价值被降得更低,给银行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任何银行体系里,这种恶性循环都会迅速加剧金融危机,人们有时将这种恶性循环称为“金融加速器”。这种危机本该是由中央银行来阻止的,但由于安德鲁?杰克逊在银行之战中大获全胜,美国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因此,J?P?摩根就代替央行插手处理危机。本杰明?斯特朗带领着他的小组,与摩根一起,决定哪些银行应当任其倒闭,哪些银行值得帮助,判定标准是前者扭亏无望,而后者只需现金便能渡过难关;然后,他们强迫其他主要金融机构加入其中,为受到威胁的银行提供贷款与存款,以确保这些银行能幸存。他们作选择时心狠手辣,作决定时不容更改。但是,尽管J?P?摩根有着雄厚的金融实力,私营部门还是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只有美国政府有着足够的现款,能够稳定局面。于是,美国政府往纽约的银行存入2 500万美元,提供所需的流动资金以维持金融体系的顺利运转。1907年的经济恐慌,差点儿使金融体系崩溃。当时的美国经济,工业部门高度集中,金融部门缺乏管理,而且没有央行,在危机时刻无法支持金融体系,显然存在很大的风险。本来人们还寄希望于大型私营银行,以为它们能够重塑经济,但它们并不能在危机中稳定金融体系,特别是J?P?摩根已迈入古稀之年。显然,美国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新一轮针对金融体系的政治斗争即将开始。尼尔森?奥尔德里奇代表了银行业的观点。1909年,他发表了富有影响力的演讲:“仔细研究其他强大的商业国家,人们会发现,只要有一个适当的资本组织,并且采用明智的银行业与货币运作方式,就能够成功阻止循环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灾难。”他认为,中央银行能够在危机时充当最后的救星,提供贷款。奥尔德里奇是美国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建于1907年经济恐慌之后,主张创建一个主要由私营部门的银行家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1910年11月,重要政客与金融大腕们在佐治亚州沿海的哲基尔岛上召开了秘密会议,与会人员经过仔细推敲,制定了该中央银行体系的细节。这些银行家需要的是一个救市机制,这样一来,当再次发生如1907年那样的经济恐慌时,该机制便能保护金融体系。他们清楚,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需要联邦政府的政治与金融支持,但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将政府的干涉、监督或者说控制降到最低。然而,奥尔德里奇的计划存在政治争议:它看起来像是一场骗局,好让纳税人资助银行,保护银行免于承担风险活动带来的后果。反对者认为问题在于由大型银行组成的阴谋集团在秘密地治国理政。这样的担心有可能被夸大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华尔街的银行在建立工业托拉斯方面起了关键作用。1912年,民主党掌权的众议院授权普约委员会展开了对“货币托拉斯”及其经济影响的调查。(该调查由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提出,他认为,奥尔德里奇的计划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专门为稳固华尔街对全球的控制而设定”。)普约委员会断定,一小撮华尔街银行家集中控制了信贷,他们利用自已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积聚强大的经济权力。该委员会的报告为路易斯?布兰代斯提供了支持,他当时是一名显赫的律师,后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1913年,布兰代斯发表了《美国的金融寡头》一文,他在文中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强烈支持限制银行,控诉实力雄厚的投资银行利用经手的客户存款与其他资金掌控大型公司,增加这些公司的利益。他得出的结论是:“投资银行家是美国金融寡头的主导因素。”布兰代斯是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威尔逊最终促成了折中方法,于1913年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最终法案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自主权,总统指定美联储,让政府能够更有力地管理银行的运行。然而,联邦储备银行实际上是(现在仍然是)私营实体,私营部门的银行有权任命其中2/3的银行董事。尽管私营银行家并没有从美联储中得到他们所想的一切,但是他们得到了最为重要的东西:当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时,这个机构能够用公共基金解救他们走出困境。美联储的支持可采取两种方式:流动资金贷款,即美联储给予银行短期贷款,允许滚动还款、循环使用贷款;降低利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银行贷款偿还的可能性。①这些做法都可以减轻个体灾难。然而,为防最坏情况出现而存在的政府保险,造成了“道德风险”―鼓励银行进行更多的风险活动,将股东回报最大化,并因此为下一次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埋下了隐患。每次紧急救援都增强了银行的信心,它们认为下次仍然会得到救助,从而形成了一个“繁荣、萧条与救市”的循环。原则上,作为提供保险的交换,美联储应当监督它所保护的银行,以防这些银行进行太多风险活动。但正如布兰代斯所发现的(亦如杰斐逊的想法),这种举措忽略了政治维度:“我们无法制定一个有力的管理方式,无法消除私营垄断与过分商业权力所固有的威胁。”尽管布兰代斯支持《联邦储备法案》,希望它能够作为政府加强对金融体系控制的手段,但是他更希望粉碎工业集中或金融集权。结果证明,最早的美联储缺乏必要的现代管理权力,无法约束银行。此外,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的第一任主席正是本杰明?斯特朗,他是J?P?摩根的亲信,华尔街终极内幕人员。因此,针对1907年经济恐慌所暴露的问题,提出的最初解决方案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相反,轻度管制以及低息贷款鼓励了银行进行更多风险投机,从而威胁了整个经济。西奥多?罗斯福成功地抑制了工业托拉斯的增长,改变了主流观点,使人们意识到经济权力的集中会给社会带来危险。然而,尽管反对托拉斯有所成功,抑制大型银行权力的运动还是失败了,即使该运动主要倡导者路易斯?布兰代斯是威尔逊总统的顾问。1913年的折中方法阻止了私营银行直接控制新的中央银行体系,但《联邦储备法案》并没有约束银行,而是任其自由从事高风险贷款,引发了政治手段难以控制的经济规模的扩大。1907年,人们隐约察觉到了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问题,那就是当经济崩溃时政府会面临两难的选择,究竟是任由经济体系崩溃还是解救那些造成经济泡沫的银行。最初的美联储深受私营部门的影响,监管机构又很薄弱,它虽然能够策划救市,却没有能力抑制风险行为,避免造成危机。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与安德鲁?杰克逊16年之后,该金融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20年代,投机买卖十分猖獗,导致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起初,美联储慷慨地救助了一些纽约的中坚金融公司,随后是反复笨拙地试图救助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美联储的安全网不仅鼓励了银行家进行过度的风险活动,而且该安全网本身也有巨大的漏洞,在危机的巨大压力下,这些漏洞无法修复。种种原因引起了经济大萧条。投机本身并没有问题。企业家愿意在新技术以及组织生产的新方法上进行投机买卖,这是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关键。但是,用大笔的贷款来进行投机买卖就会产生金融危机。低息贷款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他们投标资产,哄抬价格,创造大量的账面价值;这些吸引了新的投资者,他们向银行借贷更多的资金,以便在行情上涨时双倍投注。一旦市场形势转变,这些高资产负债率投资者便会快速垮台,被迫清算一切资产,导致资产价值暴跌。几乎所有东西的价值都突然崩溃,这会引发广泛的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及大规模失业。20世纪20年代,政府大幅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共和党政府废除了国家控制系统,该系统当初是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制定的。战争结束之后,1921年沃伦?G?哈丁当选总统之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再次风行。哈丁的观点是:“美国的生意是美国每一个人的生意”;他的继任者卡尔文?柯立芝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美国人民的首要事务就是经商。”让这种不干涉主义得到最佳体现的是安德鲁?梅隆,年的财政部长,以及赫伯特?胡佛,哈丁与柯立芝政府的商务部长及年美国总统。梅隆的意思相当明确:政府应当让路。布兰代斯与威尔逊所赞成的“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管理”这一观点早就过时了。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反管制政策之下,投资银行以及紧密相关的公司在毫无管制的、人人可参与的市场中出售和交易证券,导致了猖獗的金融投机。市场对投资者的保障微乎其微;小额投资者容易被诱骗进行金融投机,而他们对此一窍不通,投资银行还会提供大量保证金贷款给这些投资者,让他们能够杠杆。当市场行情上涨时,每个人都受益。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股市泡沫,不过是由借款以及心理因素刺激而成的。美联储制定的低利率也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鼓励了公司以及个体增加借贷。截至1929年,金融资产创了历史新高,只不过这是由高杠杆率维持的。1929年10月,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众多小额投资者纷纷破产;同时,金融机构、公司以及投资者尽可能地抛售他们的资产,试图偿还债务,使得资产价值持续下跌,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去杠杆化”浪潮。假如美联储愿意及早提高利率、严控借贷、减缓经济增长的话,也就是说“当聚会开始时,就把大酒杯拿走”(引用后来的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话),本来可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避免1929年的经济崩溃。然而,在当时,政客忙着下届选举,银行忙着赚大钱,就连普通百姓也忙着从繁荣的经济中分一杯羹,根本没有人关心这种问题。美联储十分不情愿减缓经济的增长,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利率都保持得很低,甚至到1927年的时候,美联储将利率降得更低,丝毫不在意通货膨胀的迹象,也不关心其他国家金融已经开始变得脆弱。1927年下半年,市场出现了强劲的反弹,1928年美联储将利率从3.5%调高至5%。但是,他们只愿意提高到5%,再也不愿意继续。美联储担心,过高的利率会吓跑需要资金的农民;过高的利率同时也会结束股价上涨带来的滚滚财运,而且金融部门以及投资者均受益于这些财富。出于同样的原因,美联储也不愿意使用它的监管权力,来约束负债性投资策略,不愿意使用道德劝说或者非正式手段施加压力,迫使银行削减用于购买股票的贷款,以此来紧缩通货;这样做也有可能结束一时的繁荣,减缓实体经济的发展。银行业努力游说,给美联储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于是美联储决定袖手旁观。但是,当股市崩盘来临时,美联储第一个赶去救援。尽管存在内部争议,熟悉情况的内部人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乔治?哈里森―仍然为陷入困境的机构提供了流动资金。“我愿意提供一切所需的准备金。”他告知银行家,敦促他们放贷给陷入困境的经纪人。到1930年的秋天,尽管股票价格下跌了40%,但是大型银行都没有倒闭,这让哈里森引以为荣。奥尔德里奇的救市机制似乎起了作用。1907年,J?P?摩根插手帮助阻止经济恐慌;而这次,美联储奉命于危难之间。然而,美国以及全球仍然遭受了经济大萧条。在过去的70年间,关于美联储是否能够阻止1929年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为经济大萧条,或者说至少通过更果断的行动限制大萧条的影响范围,大家一直争议不断。。其中一种主流观点认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银行恐慌蔓延,引起了严重的货币供给与信贷紧缩,从而导致了经济大萧条,这个观点最初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提出,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支持(经过修正的)该观点。假如美联储果断扩大信贷供应,便可以稳定银行体系,减少对实体经济的伤害;而当时的美联储专注于“自由准备金”,并没有考虑采取更全面的货币或信贷措施,但是其实有必要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此外,解救金融体系需要印钞,而美联储担心这样会出现不良后果;慷慨地救助资不抵债的银行,又会给日后造成诱因问题。但是相反,被迫清盘不仅仅意味着企业与农民会破产,而且银行也会破产。银行纷纷破产,导致人们到流动资金尚未枯竭的银行疯狂挤兑;这样一来,这些银行能够提供给企业的信贷更少了,对经济造成严重的附带伤害,而一旦金融体系开始紧缩,这一过程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①因此,当时的失业率超过了20%,在那10年,美国民众遭受了失业、低生活水平,以及严重的混乱。显然,某些事情出了严重的错误。问题不在于某一家银行企图篡夺政治权力,就像杰克逊时期合众国第二银行那样;问题在于美国没有对私营银行这个整体进行有效的制衡,私营银行嗜好风险的个性造就了庞大的繁荣,也导致了巨大的萧条。单是美联储就缺乏权力与意愿控制金融部门的过度行为。美联储所提供的低息贷款只是鼓励了更多过度风险行为。当危机最终来临时,政府就纠结于究竟是救助全美的银行,鼓励进一步的投机循环,还是任由金融体系崩溃,引起全美的经济困境。唯一能够约束银行业的权力机构便是联邦政府,这引起了政治改革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又一场冲突。然而,大萧条波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为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进行彻底革新创造了机会。参议院银行事务委员会授权佩科拉委员会发起调查,揭露了银行滥用职权的大量证据―抬高所出售的问题债券的价格,将股票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内部人员,从而为压倒来自金融部门的反对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依据。这是美国历史上粉碎金融集权以及限制银行活动最为全面的尝试。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最敬重的总统是安德鲁?杰克逊,然而他们之间的共鸣不无讽刺之处。罗斯福属于东部权势集团;而杰克逊有时被归为“边境贵族”,拥有纽约盟友,他对东海岸精英丝毫没有感情。但是他们双方都热爱民主事业,都担心个人利益如果不加以抑制,会伤害到经济与政治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杰斐逊思想的继承者,都希望能够改变金融体系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1936年1月,罗斯福说道:“今日我们的敌人是国内这些特权与贪婪的力量……杰克逊寻求社会公平;杰克逊为人权而战,他保护人民免受专制或寡头的伤害。”罗斯福还强调,他反对“少数派商人与金融家”。尽管罗斯福所面对的经济情况比杰克逊时期复杂得多,他们的目标却是相似的:全面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大型银行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伤害。他敢于正面对抗银行家,正如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于罗斯福上任第一个月所写的:“银行家是最为骄傲与最有权势的商业群体;银行家都认为自己最正直;银行家都已习惯政府官员尊重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进行咨询。如果说要以反社会为罪名攻击银行家,显得令人困惑;如果说将银行家排除在国家政策的组成之外,又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20世纪30年代的新立法―主要是《1933年银行法》,又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降低了金融体系的风险,特别强调保护平公民权利。不过其规章制度却相对简单。商业银行,也就是处理普通家庭与企业存款的银行,需要保护它们,不让其倒闭;而投资银行以及经纪公司,也就是交易证券、为公司集资的银行,则不需要保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严格划分开来,以保护商业银行免受投资银行风险的干扰。(当时一种后来备受质疑的理论认为这种干扰削弱了商业银行,是造成大萧条的原因之一。)因此,J?P?摩根被迫对其投资银行业务进行资产分拆,成立了摩根士丹利。罗斯福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保护商业银行;作为交换,商业银行必须接受联邦政府的严格管理。对美联储的管理也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改良,加强了总统任命人员的权力,相对削弱了银行的权力。1933年之后形成的体系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史上最久的一次金融稳定的基础,在这个体系中,银行得到政府的保护,同时也接受严格的管理。投资银行也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理与监督,但是其管理制度主要关注披露与防止欺诈,确保银行不会滥用客户的资金,而不是保证银行的兴旺与稳定。战后的商业银行业务变得类似于受规管的公共事业,赚着适中的利润,风险小,竞争少。比如《1933年银行法》中的条例Q允许美联储为储蓄账户利率设定上限。储蓄账户是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设了利率上限之后就降低了客户竞争,同时又确保了银行拥有便宜的资金来源。此外,政府还限制银行开设分行以及跨州发展,禁止投资银行办理储蓄业务,这些做法都抑制了竞争。因此,银行就只提供有限的金融产品,通过低存款利率(即利率上限)与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赚钱。这样的商业模式以“3-6-3规则”为标志:付给储蓄客户3%的利率,收取贷款客户6%的利率,然后下午3点钟去高尔夫球场打球。根据一本金融学精选教材:“一些银行不满员工在办公室加班,唯恐被外人透过亮着灯光的窗户看到,因为这会带来麻烦。”罗斯福的一系列新政,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银行体系,尽管杠杆率有大幅增长。股东权益与资产的平均比率(由所有者或股东提供的资金而非外借资金所占比例)随着银行之间非正式合作机制的发展,已经从19世纪40年代的50%下降到了20世纪初叶的20%左右。但是,由于加倍责任原则(银行股东对银行承担高达其出资额两倍的责任),超过20%的银行资产是由股东资金所支持的―用现代的标准来看,这大大缓冲了债权人的损失。1933年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作为支撑之后,股东权益与资产的比率历史上第一次下降到了10%以下。换句话说,银行承担了更多的债务,并在此过程中,为股东创造了更高的回报。通常而言,低股东权益水平(也就是高债务水平)会加大银行的风险,因为在危机时刻,银行很有可能无法付清债务。但是,尽管杠杆率增长了,对银行的严格管理却阻止了任何严重的银行危机。如图1C1所示,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颁布之后的半个世纪,银行破产率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而一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放松金融管制,这种低股东权益水平就变得越来越危险了。这段时期,其中有一些管理措施可能是过度的。比如,把银行限制在某一个州内,不允许其跨州发展―这个规定在美国长期存在,20世纪30年代又重申了此项规定―这样做,银行并不一定更加安全(除了限制竞争,这种做法还增加了它们的利润)。《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区分开来,这种做法也被质疑是否必要,近期历史已经表明,纯粹的投资银行在整个体系中也会变得举足轻重,因此值得政府救助。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带来了几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也没有出现重大的金融危机。没人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改革对于战后的经济发展必不可少。但是,对银行活动的限制帮助阻止了债务拉动型景气,这些看似光鲜的景气最终会带来惊人的萧条。19世纪末20世纪初极端的景气与萧条周期渐渐被人淡忘了,与此同时金融体系慢慢地将资本有效地进行生产性投资。当然,故事并没有结束。美国社会与经济保持着十分活跃的状态。新的生意与公司不断出现,那些陈旧的记忆都渐渐远去。以往设定的一些政治解决方案都开始显得无效与过时。最终,创新、冒险以及谋利的倾向在美国占了主导,新兴的经济名流再次挑战政治秩序。……
&&&&西蒙?约翰逊,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罗纳德A.库尔兹特聘)企业管理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会士。他与郭庾信合写了主要的经济博客――“基线场景”,保罗?克鲁格曼称其为必读之作,比尔?莫耶斯称其为“博客圈内容最为翔实的新闻网站”。
被绑架的美国政府和民众
心情指数: 开心
阅读场所: 床上
《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一书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美国银行金融业在与政府的长期博弈中日益壮大的过程,认为是美国政府不断放松管制导致贪婪逐利的金融巨头逐渐失控最终酿成了战后最严重的?融危机,。这本书分析得还算到位。题目有些危言耸听
心情指数: 开心
阅读场所: 公车上
在实体店拿到了这本书,感觉题目有些危言耸听,不过书的内容还算中规中矩。以小见大
心情指数: 阅读场所: 书中提到的13个银行家实际上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一个缩影赞一个
心情指数: 阅读场所: 驰骋美国金融界的巨牛自由放任显然是不行的
心情指数: 阅读场所: 在金融行业被放开后,银行大量地进行风险投资,实质上危?已经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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