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尘肺群体：行动起来，能救一个是一个
&&&&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职业病调研，最后形成了一份《职业病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最大的职业病患者群体是尘肺病患者，比例高达七成，而接近40%的职业病患者表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甘肃古浪县就有上百人患有尘肺病，其中已有多人死亡，但因大部分缺少用工证据，一直维权未果。这些受病痛折磨的人啊，谁能来帮帮他们…【】
艰难的患者：尘肺猛于矿难
每年有5.7万人患病
卫生部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273万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占职业病总数的90%以上。而去年全国煤矿职业安全健康经验交流会暨全国煤矿尘肺病防治现场会上传出的消息是，“全国煤矿有265万接尘人员，据测算，每年有5.7万人患上尘肺病，因尘肺病死亡的则有6000余人，是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两倍。”正因此，才有了“尘肺猛于矿难”、“隐形矿难”等说法。【】
尘肺病患者救助无门
由于农民工的职业健康体检率低，再加上职业病具有迟发性和隐匿性的特点，我国每年实际新发职业病情况要远高于现有报告数字。据专家估计，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职业病发病总数还将继续呈上升趋势。职业病本身具有的“潜伏期长”、“发病滞后”等特点和农民工流动性大、自我防护意识薄弱等因素，致使很多职业病患者往往在调整务工单位或返乡之后才发现明显症状，这给职业病的工伤认定、补偿和早期治疗带来很大难度，使很多患病农民工身体饱受病痛折磨，整个家庭也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 尘肺病高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尘肺病高危企业照样开工，大多数农民工在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中小企业工作，工资偏低，劳动时间长。过去，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多，劳动关系不固定，一旦患上了尘肺病，找谁谁也不认帐。现在，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劳动合同倒是签得多了，但谁能指望和幻想企业的自治自理呢？
职业病的防治处于边缘化状态
据调查，目前县一级的卫生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对于地方上的一些职业危害严重的利税大户，根本无从行使监管职责，更多的作用是善后。只有出现了大规模的职业病案件后，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才会由地方政府牵头处理，但牵头的往往是信访局。【】
不法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牺牲品
污染企业：花钱平事端
贵州省施秉县恒盛有限公司195名工人被确诊为矽肺病，而这家高污染企业也是当地“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当地官员一再强调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这家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早日恢复生产。这俨然已经成了一种行业惯例———当职业病事故被曝光后，企业只要愿意尽快花钱赔偿，平息事端，让受害工人不再和媒体对话，多大的事故都很快被平息，真正的追责更是罕见。【】
少数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
不可回避的是，少数地方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对保障劳动者权益重视不够，安全法律法规贯彻不力，预防监管查处不严，导致职业病预防工作在源头上没有得到重视和加强；最严重的是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非公有制企业技术落后、工艺简单，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安全投入不达标，安全责任不落实，防范措施不到位，不给工人提供应有的劳动保护条件。据中工网2月21日的报道，全总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为工作环境存在粉尘污染的新生代农民工采取了防护措施的用人单位比重为27.2%，采取防护措施的传统农民工比例也仅为35.7%，这使得大量农民工长期在无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作业，长期接触粉尘等危害，怎能不患职业病呢？&&& 职业病鉴定程序的“死循环”问题，依然是维权者的障碍。按规定，做职业病鉴定，需要由用人单位出具证明，但单位为了规避责任，往往会故意刁难。这样的制度等于让单位“自证其罪”，此前的“开胸验肺”事件中，张海超用悲壮的行动，控诉了职业病鉴定的弊端所在。这种程序的受害者何止一两人？【】
“人多”成为违规用工的借口
世界各国都已意识到，减少职业病的最好办法是做好预防，预防正如金字塔的塔底，是减少和防治职业病的基础。然而，我国的一些地方过度透支了“人口红利”，总以“中国人多”“不愁雇不上人”为借口，纵容了一些不良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事实是，今年各地以来都频现“民工荒”。【】
救助他们：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把防治职业病纳入政绩考核
将职业病防控指标体系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很有必要：将职业病防治纳入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考核，加大职业病防治投入，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明确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职责，实行目标考核，严格责任追究；在相关法律修改中，建议将工伤、职业病预防费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范围；加强监督检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工会组织等应依照相关政策法规，对职业病预防工作及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出资或者募捐，让他们及时体检
如果尘肺病职工根本活不到诸多改革成功的那天，那么，我们在积极推进相关改革的同时，尤其要为他们先解决眼前的最现实的困难，让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能少一些痛苦与折磨。比如，如何让他们顺利地拿到一份职业病鉴定，尽快进入司法程序？能不能实现他们洗一次肺的愿望，缓解一些疼痛？能不能让已经失去健康和经济来源的他们在有生之年获得一些救济金，维持基本生活？诸如此类。&&&对他们来说，有关部门“要改革”、“要防治”的承诺可谓“远水”，而他们现在更需要的是能解他们“近渴”的具体的救助。比如，由政府出面对所有农民工进行体检，确定患者的具体人数和病情；由民政部门出面，考虑为濒于绝境的尘肺病职工家庭办理低保，最大限度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帮助；由政府出资和社会募捐合力，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解决救助缺口。【】
为务工人员提供健康教育培训
现在许多地方的劳动部门，对于外出打工人员都会进行一些技术培训，让他们都能掌握一技之长，这样他们不但好找工作，而且其工资待遇也会有一个不错的收益，这无疑是件好事。但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些培训工作中，却唯独没有健康教育这一课，尤其是缺乏职业病预防这一课。这就使得大部分工友在打工的过程中，即使是接触到了有毒有害物质，甚至给自己造成了身体伤害也不知，因为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有时不但没有什么味道，而且它们对人体的伤害也是一个慢性过程，这就让人没有了警惕性，等到身体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症状时，大多就给自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用工安全其实关系每一个人
真心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同心协力，一起帮助尘肺病（职业病）患者。借用一句马丁-尼莫拉一句著名的话，“起先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依旧不说话；然后他们屠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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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山区山青水秀，为什么却尘肺病高发？中国有600万尘肺病人，为何尘肺病却很难纳入新农合报销？促进劳工保护消灭尘肺病为何要等上一百年？为此，大秦网特邀大爱清尘公益基金陕西工作区主任王蕙芳老师在线访谈。王蕙芳老师本职工作是在西安市长安区中医医院任党办主任，从事医疗保健20余年。日加入大爱清尘，2014年6月开始加入管理工作。大爱清尘公益基金：源自日著名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专项救治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缺失救助与关心的中国600万尘肺病农民的公益项目。背景：陕南山阳县石佛寺镇麻庄河村，被称为“尘肺病”村庄，900村民里查出的100多个尘肺病。44岁女子郭秀琴三任丈夫接连被查出尘肺病，一家人几乎都死光。死的男人太多了，女人们必须守寡的观念被打破，村里人主动帮她们找伴儿“搭伙”过日子，有些女人就像郭秀琴一样，有可能再次嫁给尘肺病人。王惠芳老师：这样的惨状是我们志愿者在秦岭山区走访时都能够看得到的。我们的口号“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我们在走访调研时，看到的也是“尘肺村”、“寡妇村”也就是说村上的青壮年大部分都死了。秦巴山区山青水秀，为什么却尘肺高发？网友“高👄艳”问：为什么那个村那么多人得那个病？跟那的环境污染有关吗？王惠芳老师回复：跟当地的贫困有关。秦岭的南部土地比较薄弱。我们看到的是当地农民靠着分配的土地是养不活一家人的，所以就必须要出外打工挣钱。于是父子、兄弟一起相约背井离乡进矿打工挣钱，希望能改变家庭生活。没有文化。因为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没有文化，没有手艺只有出卖体力这一个途径”。网友“不靠谱”提问：陕西秦巴山区山青水秀，为什么却尘肺高发？因贫致病的占多大比例？ 另外，袁立老师还会不会来陕西？如果能，啥时候来？有没有其他的明星也有意愿想加入大爱清尘做慈善？ 大爱清尘 募集资金的渠道主要有哪些？难不难？王惠芳老师回复：这个问题也是我要问的。带着疑问我们志愿者一起走进大山，看到沿路会有保护水资源，此山禁止放牧、禁止开采等字样。我查了相关的资料。南水北调，禁止重工业的开采等等。秦岭的南部土地比较薄弱。我们看到的是当地农民靠着分配的土地是养不活一家人的，所以就必须要出外打工挣钱。于是父子、兄弟一起相约背井离乡进矿打工挣钱，希望能改变家庭生活。没有文化。因为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没有文化，没有手艺只有出卖体力这一个途径”。④贫困。有些我身边的尘肺病人得到我们救助之后也做了志愿者的，他们告诉我说当初是因为交不起3.5元、11元的学杂费不得不14岁就山上进矿。大爱清尘主要通过社会呼吁爱心人士与企业的捐款。通过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来给尘肺病人募捐救助款项。。。。。救助还是非常难的。袁立截止到今天还在给我们陕西镇安县等地区的苦难的尘肺病人送治疗费用。网友“彤涵公主”提问：农民生活为艰，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有从事自杀式的工种！得了哈病，又享受不了国家医疗救助，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试问：谁衣食无忧，愿干又脏即累粉尘大的工作？怎样让广大农民，早日脱贫致富才是重点问题，也是当今的首要任务！王惠芳老师回复：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为此开展救助的重要原因。老百姓为什么会得尘肺病 网友“顾杜”：为什么得这种病王惠芳老师回复：尘肺病是由于在劳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导致末梢支气管下的肺泡积存灰尘，从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如得不到及时救治，会因呼吸困难直接导致死亡。由于尘肺病患者多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故整个家庭也因此随来源，被拖入痛苦的深渊。目前，尘肺病已成中国最严重的职业病。网友“摩卡色～”：怎么得的，什么症状王惠芳老师回复：大量的吸入粉尘。发病初期咳嗽、气喘、呼吸困难等，经常会出现感冒等症状网友“︶￣ 请丶安靜う り”提问：尘肺病是有什么引起的，这种病传染吗？王惠芳老师回复：尘肺病不是传染病。但是得了尘肺病会合并传染上结核病。也就会雪上加霜。网友“Wating for you^ω^”提问：劳动者的权益都被无情地剝夺，一样不留！王惠芳老师回复：尘肺病本属工伤，是完全企业责任。遗憾的是鲜有企业为尘肺病农民担责。他们丧失劳力、贫病交加、缺医少药、悲苦凄惨，既无社会保障又无综合救助；尘肺“寡妇村”、尘肺孤儿大量出现，已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尘肺病农民问题已成为本世纪最严峻的中国问题。希望我们的国家是进步很发展的。让这600万尘肺病农民兄弟们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救助。让他们活着能够看到希望。尘肺病为什么不纳入合疗网友“九命猫ق”：为什么不纳入合疗王惠芳老师回复：由于尘肺病是由于职业病。不在合疗报销范围内。面对大量尘肺病农民的求助，因此也就出现了我们大爱清尘这样一个公益组织网友“蒲公英”：尘肺病没有纳入大病医保范围吗？王惠芳老师回复：这个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希望越来越多的地区能够尽快的将尘肺病纳入报销名单。可喜的是今年4月份，我们的安康石泉县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将尘肺病人纳入报销名单并筛选出可以治疗的尘肺病人送往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进行治疗。目前，我们陕西省的安康的石泉县，是全国第一个纳入合疗救助范围里的。网友“新闻民工”：尘肺病纳入报销名单的可能性有多大？阻力在哪里？王惠芳老师回复：现在比起我们最初过尘肺病救助的时候政府层面已经有了进步和推动性的进展网友“秦时明月”提问：尘肺病可以再呼吸设备上进行改造升级而避免么？王惠芳老师回复：可以 尘肺病只要加强管理监督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公益救助能够覆盖多少人群？网友“终南草堂”：社会公益救助能够覆盖多少人群？王惠芳老师回复：我们面对的是600万农民兄弟。能够得到的救助也紧紧是冰山一角。网友“秦岭与黄河的对话”：尘肺病是不是职业病？它的鉴定难不难？截至目前国内有企业因为职工得尘肺病而赔付补偿的吗？王惠芳老师回复：能够得到赔偿的寥寥无几。卫生部2008年公开报告显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病死率高达22.04%。根据卫生部相关专家分析判断及我们大爱清尘大量探访发现：目前中国至少有600万尘肺病农民需要救治。网友“愁容骑士”：尘肺病可以完全痊愈么？王惠芳老师回复：尘肺病不可逆。网友“小胡”：100年内消灭尘肺病，为什么要这么久？王惠芳老师回复：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尘肺病并不是靠一两句豪言壮语就可以完成的，任重而道远这是我们每一位志愿者的深深体会。网友“路边社”：尘肺病这种典型的职业病，能不能从国家立法的层面进行制度设计，从而减少甚至根除？王惠芳老师回复：理应如此。网友“长乐”：民间统计到的陕西尘肺病人能有多少？（官方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陕西数据在全国是个什么比例？王惠芳老师回复：陕西属于尘肺病较为高发地区。尘肺病的集中地区多与地区贫困有关。在全国越来是贫困的地区尘肺病就越多。网友“息心：”两个字：为啥？王惠芳老师回复：贫困，对尘肺病的认识不到网友“无涯过客”：都关注黄晓明去了，有几个人关注屠呦呦获奖？科学家贡献？尘肺病人的痛苦！王惠芳老师回复：相信社会是进步与发展的，在我身边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益团队。不是还有我们和你们在关注这些苦难的人群吗？感谢您！网友“温箜”：现在大爱清尘陕西区选择了铜川矿务局医院进行定点医院，为什么不多选几家医院？王惠芳老师回复：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西北地区首家，也是全国治疗尘肺病排行前3名。我们也要考虑救治的费用。我们陕西是指定的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他们的治疗水平我们信得过。悲悯之心、不忍之心支撑团队走下去网友“中天”：救救他们吧！政府。医院。社会人士。土豪。有钱人。王惠芳老师回复：希望有更多爱心人士，爱心团体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救助行列里来。关注、救助这些尘肺病农民兄弟们。给他们一些活下去的勇气。一个青壮年就一个家庭的脊梁。他倒下去了，一个家庭也就毁了。网友“草木皆兵”：媒体报道出的尘肺病人的生活处境往往令人绝望，是什么力量支撑大爱清尘团队持续走下去？王惠芳老师回复：悲悯之心、不忍之心。这是我们的志愿者发出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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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浙江宁波的鄞州区聚居着这样一群人，虽然外表上看，他们都是外来打工的农民。可奇怪的是，这些人每天并不到工厂里去上班，而是忙于在医院和劳动部门之间奔波。他们在鄞州租房、生活，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圈子。这些外来者都是些什么人？既然不打工，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租着房子住下来呢？前不久，《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康敬峰与李春岩走进了这个特殊的群落。
　　尘肺病患者莫前生告诉记者：“我这个肺已经破了，补了两次了。”尘肺病患者陈其伦也对记者说：“这里肺已经它已经腐烂了，没有希望了，没有一点好转了。”莫前生和陈其伦都是来自于重庆市忠县的打工者，2002年他们先后被诊断为尘肺病。在莫前生租用的房间里，墙上挂了很多显示肺部透视阴影的X光片。尽管6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他穿的厚衣服却不敢换下，因为一次小感冒就有可能对他的肺部造成致命创伤。
　　莫前生说：“拿东西如果不注意的话，用过劲的话，它突然之间又要破掉，就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家里死了好几个了，在我们那个地方。”现在莫前生肺部的30%已经坏死，尽管每天服用了大量的药品，但是病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今年只有35岁的他，已经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陈其伦的肺部现在也开始萎缩，医生告诉他，这种尘肺病无法根治，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他告诉记者，他的老乡李帮才被检查出尘肺病之后，只活了两年就去世了。陈其伦告诉记者：“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宁波来打工，能多挣点钱回家，当时从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想的，都没有认为自己最后得了这么严重的职业病。”2003年，重庆市忠县专门派人来到宁波市鄞州区，对在这里打工的忠县籍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从1991年以来，先后有2000多名忠县民工来到鄞州区打工，其中有70多名被查出患上了这种尘肺病。患者黎小红对记者说：“有时候想去想来，就想死掉好了。”
　　这么多的外来打工者同时患上了尘肺病，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和宁波当地出产的一种草有直接关系。这种草叫蔺草，宁波有很多企业，把它加工成草席，出口到日本做榻榻米。而这些得了尘肺病的工人，都曾在蔺草加工企业里打过工，并且很多人从事的是一种叫拔草的工序。为什么拨拔草就会落下尘肺病呢？
　　莫前生和妻子郭一香，1992年就从重庆来到了宁波市，在这10年中，他们先后在宁波市进出口公司编织一厂、高桥镇宋家漕榆林草制品厂、高桥良吉工艺品厂工作，然而他们从事的岗位却只有一个。
　　莫前生的妻子郭一香告诉记者，“我们1992年就在宁波，1992年到宁波就一直是拔草，一直都是拔草工作。”据了解，这些蔺草企业的产品，就是把收割来的蔺草进行加工，编织成榻榻米等草席，主要以出口为主。由于蔺草长短不一，在编织前工人们要对蔺草进行筛选，俗称作“拔草”。同样患有尘肺病的黎小红带记者来到了她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工厂。记者看到：为了保证席子的色泽，这些蔺草上面被浸上了一层染土，在拔草的过程中，这些染土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弥漫在整个车间里。记者在这里采访时，还没有到蔺草收割的时间，蔺草加工企业也都在停工待料，但是在这些车间里，仍然能够看到当时堆积的粉尘。
　　莫前生告诉了记者工作时的情景：面对面不会认识，因为灰尘太大了，氯土太浓了。只有两个眼睛转，人的面孔和衣服全都是白的。据了解，在蔺草加工兴起的初期，鄞州区的这些蔺草加工企业的条件都非常简陋，根本没有相应的除尘设备，也没有为工人配备防护措施，当时他们工作时连口罩都没有。工人们实行24小时两班倒，一天最少要工作12个小时。陈其伦说：“在拔草期间，我们一般从早上四点钟，四点半，最迟不过五点钟起床，要做到晚上十点，平均每天上班要十四个小时。”陈其伦告诉记者，在当时的环境里工作，经常会咳嗽，而且吐出的痰里也都是灰尘，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灰尘还会造成严重的疾病。然而正是这些微小的灰尘，在经过多年累积之后，成了他们尘肺病的元凶。
　　卫生局的副局长告诉记者，“这个职业病的发生属于蔺草粉尘作业职业危害的，一般粉尘作业，主要是引起蔺草的尘肺。”
　　外来民工付出了他们的健康，为当地换回来的是滚滚财源。现在蔺草加工已经成了宁波市的一项支柱产业，仅去年一年，地方经济就从蔺草出口中间，获得了12亿元的收入。可农民工们在身体上付出的惨重代价，又有没有得到补偿呢？
　　蔺草加工业的利润十分丰厚，在宁波当地，有金窝银窝不如蔺草编的草窝这种说法。但蔺草在加工过程中，对工人身体的侵害却非常严重。宁波市卫生局的调查显示，当地约9000名加工蔺草的工人当中，患有尘肺病的就有163人，很多患者甚至已经丧失了劳动力。工是再也打不下去了，那这些工人能否要回属于他们的那份权益呢？
　　今年47岁的陈其伦，1997年从老家重庆忠县来到宁波，在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云达蔺草制品厂打工，从事拔草工作。与老家种地的收入相比，每年陈其伦和妻子可以在这里挣到一笔不小的收入。陈其伦告诉记者：“一年我跟我老婆都在厂里，一年剩一万多元，比较可以的。”
　　2002年，就在儿子靠他打工挣钱走进西南师范大学的同时，陈其伦被确诊患上了从事蔺草行业带来的职业病——尘肺病。那一年普查中，被查出患有尘肺病的蔺草行业工人超过100人。随后，陈其伦开始奔波于卫生和劳动部门之间，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赔偿，可道路的艰难他事前却没有料到。陈其伦非常无奈：“你找这个单位，他不理你，你找那个单位，他还是不理你。”从他积攒的一张张颜色发黄的证明材料上，可以看出陈其伦走过了多少大大小小的部门。和他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很多人，他们之所以留在宁波，为的就是一件事，索要职业病的工伤赔偿。然而，时间转眼过了一年多，索赔还是没有结果。
　　根据有关法规，职业病的赔偿首先需要由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疾病控制中心进行确诊，确诊之后再由劳动部门确认为工伤，然后劳动鉴定部门对伤残的级别进行鉴定，最后由劳动仲裁部门根据伤残级别，要求企业对职业病患者赔偿多少金额。
　　日，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陈其伦出具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面的结论是“一期尘肺，合并肺结核”。日，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陈其伦的患病性质为工伤。日，受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委托，鄞州区人民医院对陈其伦做出了“工伤三级”的等级意见。正当陈其伦觉得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审理被突然中止。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科科长李卫平对记者说：“用人单位提出来，他也在国家标准，他也在对照。他认为这个标准，你一级尘肺，你怎么会有三级伤残。”
　　李卫平作为鄞州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陈其伦伤残赔偿的仲裁诉讼，他给记者出示了用人单位的申请。他告诉记者，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后，他们通知陈其伦到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伤残等级。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对陈其伦的病情进行复检后，结论是待正规系统的抗肺结核治疗后再定级。宁波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朱处长却表示：“这是什么意思，它这个鉴定标准里边对有些病情需要系统治疗，系统治疗以后，等病情相对稳定以后，才能进行劳动能力鉴定。”2004年的3月，陈其伦到宁波市保黎医院做肺结核治疗，这是一个治疗肺结核的专科医院。然而在住院的13天时间里，由于他不是病毒性肺结核，医生并没有给他打针吃药，当他出院时，仍然被诊断为尘肺伴肺结核。
　　在陈其伦的这份国家职业病等级标准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期尘肺合并活动性肺结核，相对应的级别就是工伤三级，为什么这样一个清楚的事实，鉴定起来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呢？陈其伦的同乡黎小红和杜大梅，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陈其伦的律师何波说：“这种情况下你治吧，慢慢治，到时候你来鉴定，你还要得治，因为什么,凭目前的一个水平你是治不好的,它形成一个怪圈状态.”
　　陈其伦他们的索赔之路走到这里，似乎走进了一个绕不出去的死胡同，医院说没有权利做出结核病稳定的诊断，也不给治疗，而劳动鉴定部门又要求医院给出一个病情稳定的诊断证明，两边推来推去，陈其伦感到索赔的前途，正变得越来越渺茫。一个已经认定的工伤，为什么在即将见到处理结果的时候，又出现这么多波折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在这些尘肺病人的索赔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让人无法理解的疑问。在鄞州区劳动鉴定委员会已经给出结论的情况下，企业提出复检要求，那么在当时的法规中，企业究竟能不能提出复检的要求呢？
　　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科李卫平告诉我们：“当事人如果对伤残鉴定不服，而且有正当的理由，仲裁委员会可以向上一级劳动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检，委托复检。”李卫平所说的依据，指的是浙江省劳动厅的一个复函中提到，“如果仲裁委员会认为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有正当理由，可以委托上一级劳动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陈其伦的代理律师则说：“所谓当事人，就是有资格申请复检的当事人，仅仅是企业的职工，而不是企业。”何波给记者拿出了一份同样是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复函，上面明确写着当事人是职工而不是企业，因此企业单位没有这种权利。这也就是说，在当时企业无权提出复检申请的情况下，仲裁部门还是受理了企业的申请。记者在陈其伦的委托鉴定表上发现，本来属于仲裁和鉴定两个部门的签字，却是出自同一个人的笔迹。
　　李卫平反驳说：“这个肯定不可能的。”然而当记者从他提供的资料中，找出这张鉴定表时，他表示这是下面人经办的。“这可能是老陈的字，下面一个仲裁员，仲裁员已经退休了，这份表具体手续，都是他在办。”
　　然而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记者在一份2002年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上看到，当时的仲裁员是方成智，然而在另一份鄞州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上，方成智又是企业的代理人，那么方成智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李卫平解释说，“我们这里人手不够的时候，偶尔也把他请上来，办办案子。”
　　在李卫平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一张宁波市便民法律服务所函，上面表明，方成智正是陈其伦劳动争议的被告代理律师。在鄞州区集士港镇经济中心，我们在劳动和社会事务管理服务站的隔壁，找到了方成智现在的办公室。方成智原来在集士港镇工业办公室任副主任，主要负责的就是劳动争议和赔偿，为了显示自己在打蔺草尘肺官司方面的经验，他拿出了一个本子，上面记录着他几年来代理解决的赔偿纠纷。当记者询问，作为企业如何打尘肺病赔偿官司时，他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有什么好办法呢，就是比如打官司，打官司你一个办法，就是拖。”
　　一个拖字，道出了这些尘肺病人迟迟得不到赔偿的原因。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尘肺病患者来说，他们已经经不起时间上的拖延了。他们在宁波多等待一天，就要多付出一天的房租和生活费，再加上少不了的医疗费，赔偿还没拿到手，经济上的压力就快让他们支撑不住了。为什么索赔这条路，民工走起来会这样艰难呢？
　　本来已经做出了鉴定的工伤，在企业越权提出来要复捡之后，一拖再拖。工伤委托鉴定表上，两个部门的签字却出于同一个人之手。为什么这些患了尘肺病的工人，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却会碰上这么多怪事？有关方面采取这种拖延战术，最后又要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从查出职业病之后，陈其伦就没有工作过，一直为赔偿的事奔波。现在他每月的房租要100元，生活费200元，还有每月300多元的药费，这对于一个没有收入的农民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陈其伦说：“这样住下去，一年要将近1万元。”为了打官司，黎小红专门买了关于职业病的法律书籍。在她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用品，却到处可以看到成袋子的药盒。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她不得不借钱生活。眼看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陈其伦他们却始终拿不到自己的工伤等级鉴定，而没有等级鉴定，他们也就无法得到自己应有的赔偿。
　　陈其伦告诉记者，如果按照工伤伤残等级赔偿的话，五级六级伤残要赔付10万元左右，如果是4级3级伤残，那么最少要也赔付30万左右。然而如果通过调解解决，患病民工往往连一半的钱都拿不到。陈其伦按照国家标准计算，自己得到的赔偿应该是37万。
　　十年前，当这些农民工从农村出来打工的时候，他们惟一的本钱就是自己的一副好身体。他们带着最朴素的愿望来到宁波，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现在，当他们患上尘肺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之后，他们的索赔之路却走得是如此艰辛。那么，究竟是谁在给他们设置这些障碍呢？
　　记者在黎小红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工厂采访时，这些厂里的老板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人，表示只有这个人才能决定能否赔付。黎小红的老板告诉记者：“一定要李总批。”他们所说的李总，叫李冲飞，是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支公司的副总经理，鄞州区蔺草行业的人几乎都认识他，因为这些公司的设备和员工保险都是在他那里。
　　在蔺草尘肺病保险协议书上，记者看到厂家为每个工人交付了120元的保险费，如果在保险期限内，工人被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确诊患有蔺草尘肺，将获得2万到20万元不等的赔付金额。如果超过保险金额，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80%，企业承担20%。在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支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冲飞。他说：“可以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意见，没什么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份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成立区蔺草行业整治领导小组的通知中，李冲飞的名字就在这个领导小组当中，一个商业公司进入政府的领导小组，确实令人费解。然而企业代理人方成智的话，也许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其中的奥妙。
　　方成智告诉记者：“我们是宁波市的企业，不可能往高处靠，只能往低处靠。”
　　方成智的意思是说，在工伤级别鉴定时，把患者的伤残级别降低，从而降低赔偿费用，而象陈其伦这样患尘肺病的工人们就无法拿到他们应得的赔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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