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年内第3次加息！仍预计2018年加息三次_新浪网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3点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区间调升25个基点，从1.0%-1.25%上调至1.25%-1.5%。这是美国央行当前加息周期的第5次加息，也是今年内的第3次加息，上一次加息是在今年6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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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当天，我国央行仅象征性地小幅上调了公开市场、MLF和SLF等政策工具操作利率五个bp，既表明央行并无跟随美联储实质加息意思，仍将延续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基调，又正确引导了市场预期，再次表明央行坚持宏观去杠杆态度。
从趋势上看，随着世界经济稳健增长，通胀水平逐渐升高，全球主要经济体将继续推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2018年可能见证更多加息时刻—。
北京时间凌晨3点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区间调升25个基点，从1.0%-1.25%上调至1.25%-1.5%。这是美国央行当前加息周期的第5次加息，也是今年内的第3次加息，上一次加息是在今年6月中旬。
央行分别上调公开市场7天、28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至2.5%、2.8%，此前分别为2.45%、2.75%，为今年3月来首次。
面对外部压力，应该在保持稳健中性前提下开展略紧的货币政策操作，防止由于中美利差过度收窄而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流动。利用美联储加息之机允许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适度上行，可向国际市场释放货币政策协调、稳定中美利差之意，特别是警告海外做空力量，央行随时有准备应对的措施。
香港金管局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1.75%，此次为金管局年内第三次跟随美联储加息。
FOMC委员会预计，经济状况将以一种允许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方式发展；联邦基金利率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低于预期的长期水平。不过，联邦基金利率的实际路径将取决于未来数据所显示出的经济前景。
美联储主席耶伦于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后，出席新闻发布会。这也是耶伦最后一次作为美联储主席出席发布会。会上，耶伦仍表示低通胀为暂时性的，且对正进行的美国税改持乐观看法，今年股市已经涨了很多，但低利率支持高估值。
2017年GDP预测中值为增长2.5%，之前为2.4%；2018年GDP预测中值为增长2.5%，之前为2.1%；2019年GDP预测中值为增长2.1%，之前为2.0%；2020年GDP预测中值为增长2.0%，之前为1.8%。
承前启后之际，摒除短期的市场喧嚣，梳理两年来的加息进程，明确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当前位置，无疑对于政策前瞻具有重要意义。
预期中国央行12月“按兵不动”，没有必要对于美联储加息亦步亦趋，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加息与否主要取决于国内自身的经济金融环境。
中国央行跟随加息必要性有多大？整体来看，当前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压力已大幅减小，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容忍度在提高，中美利差也处于历史高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受到外部汇率因素的牵制较小。
由于美国的通胀水平仍低于预期，故期货市场对2018年的加息次数仍预期为两次。因此，我们估计，今年央行应该不会加息，2018年如果美联储加息次数如期达到3次，分别在6月、9月和12月，则央行上调基准利率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考虑到国内经济韧性较强，年底汇率波动可能加大，所以我们认为本次跟随加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需要明确的，跟随联储，央行所需要加的“息”是指短端政策利率；进一步来看，判断央行会不会跟进难以达成共识，更有意义的是从央行“跟与不跟”中可以读懂货币政策取向。
由于中国在降杠杆举措下已经收紧政策，美联储进一步升息对资本流动会有一些影响，但整体效果有限。
人民币汇率维持双向波动，目前是跟随外盘变动为主，年底对应最后一波套保重新定价窗口，或有积压结汇，人民币汇率不用过度悲观与忐忑。2018年预计人民币汇率6.5-6.7之间双向波动，尾部概率来看超涨可能性大于超贬。
这次加息其实已经被市场充分预期，一是美国近期强劲增长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就业数据为加息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减税方案在参议院通过，有望刺激企业利润回升，资本回流，美联储加息信心得以提升。
美国转向货币政策正常化或导致一些货币紧缩。但除非美元明显走强，否则亚洲市场受到的影响将是温和的。
尽管决策者预计短期内美国经济将加速增长，但美联储维持未来几年的利率预估不变。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认为，美联储2018年可能不会加息四次。
美联储加息并不太令人担忧，2018年的两次加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定价，额外的一次或两次加息不会为新兴市场带来太大不稳定。
富达国际多元资产基金经理Nick Peters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市场预期美联储在明年年底前加息三次的几率不足20%，但有约60%的机会将加息一或两次。尽管过去数月美国经济数据的升幅令人惊喜，而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亦预测美国经济将于2017年第四季增长3.5%，但市场依然维持上述预测不变。” 在他看来，核心通胀走弱可能是导致市场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
通胀情况是一个未知数，可能改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2018年的预期加息次数。
美联储宣布加息并暗示经济状况好转，道指连续4日创新高。道指涨80.63点，或0.33%，报24，585.43点；标普500指数跌0.05%，报2，662.85点；纳指涨0.20%，报6，875.80点。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6033，较上日大幅升值218个基点。
在美联储决定2017年第三次加息后，美元汇率持续下滑，盘后交易中的金价继续攀升。美联储将短期美国利率范围上调至1.25%至1.5%，并坚持2018年加息3次的预期。
美国国债周三上涨，此前美联储一如预期加息，同时维持2018年和2019年的利率路径展望不变；在FOMC利率决定公布后，收益率曲线陡化，因之前推动曲线扁平化的押注被纷纷平仓。
原油期货价格周三收跌。此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公布了月度原油报告，美国政府也公布了上周原油库存数据。
　　钟伟：美国也许应考虑加税，而非减税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
美国启动自里根政府以来最大规模税改，以期推动增长、推升就业、改善企业及居民收入状况、引导海外资本回流。同时也令特朗普政府局面有所改观。对减税增赤，有人称之为“空中加油”，有人忧虑国际税收政策竞争及资本流动异常等外溢冲击。本报所刊之文，以独有视角给出了有些出人意料的解读。
一个经济学家在餐桌上，用餐巾纸勾画了一条简单的曲线，这根线的大致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税率过高，那么企业家创业和国民就业的热情就不足，偷漏税的动机就强烈，导致政府的税基薄弱，因此高税率不一定能帮助政府征到较多税收，也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如果政府采取较低税率，那么企业创业和居民就业的热情高，偷漏税动机弱，导致政府的税基扩大，因此低税率也许反而有助于政府的财税汲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低税率和高税率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最佳税率”，此之为拉弗曲线，构成了经济学供给学派主张减税的基础。许多学者甚至认为现行税率当然高于最佳税率，减税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认定放水养鱼总是有利于政府税收的可持续增长。
另一个经济学家叫做曼昆，在29岁时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也曾长期在白宫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对拉弗曲线和供给学派的评价不高，曼昆将此类学说称之为夸夸其谈之术士和庸医。
本文为什么要从拉弗和曼昆开始？因为特朗普政府在推动美国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减税计划，这令不少企业家和学者一片赞叹，并对本国如何应对资本外逃和产业迁徙感到忧虑。作为安静的旁观者，我们也许可以更超脱，而不是更焦虑。也许从当下看，美国减税计划作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多过作为美国精英层达成共识的产物，它并非美国当下最紧迫的经济政策。从略微长一点的时间（例如5到10年）看，美国更需要的也许是加税，而不是减税。这样的判断，会令到许多期待各国也步入减税行列的拥趸感觉不快。
低税率不等于好政府
政府职能的差异性，导致税率高低的差异性，低税率不等于好政府。世界银行每年搞一个全球各国企业总税率负担的排名表，在2016年这个排名是和普华永道联手进行的，美国企业的总税率在44%，德国为49%，各国政府总税率从略高于20%到超过200%皆有之。高税率国家中，有经济增长上比较失败的非洲国家，也有表现差强人意的拉美国家。中高税率国家中，有北欧这样社会经济表现很好的国家，也有日本、法国这样经济低迷的国家，以及处境平平的中东欧国家。而许多低税率国家，要么是避税天堂，要么是政府几乎丧失了税收汲取能力的失败国家。单纯以税率高低来说明税率应当如何调整，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
税率是否恰当，看起来应当结合政府收了这些税办了什么事来考虑。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坏政府扮演的是市场的“掠夺之手”，好政府则扮演市场的“扶持之手”。税收本质上是私人部门向政府购买服务，而各国政府的职能差异甚大，历史轨迹显示，OECD国家的现代政府职能，和二战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膨胀。政府是否提供了足够良好的安全法治、教科文卫、市场秩序、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良好职能，决定了政府是否应当汲取足够多的税收，也决定了企业和国民是否纳税的意愿高低。小政府少纳税，大政府多纳税，现代政府不仅是吃饭财政，也是建设财政，更是社保财政。类似中国和北欧等中高税率国家的税收正当性，恰恰在于政府职能的广泛和良好。为维持美国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转，看起来美国应该在国民安全、控枪、教育、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投入更多，也应该寻找到奥巴马医改的政策出路。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美国企业或个人能够替代政府更好地提供上述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
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美国政府是个治理能力良好的政府，也观察到政府职能的不足，以及持续的财政缺口，那么你选择把钱留在美国的大企业和大富豪，还是由政府汲取并改善一些迫在眉睫的公共职能？凡事过犹不及，东亚普遍倾向于强政府，美国则总体倾向于小政府，但还是略微存在右翼政治家习惯减税、左翼政治家青睐扩张政府职能的微小差异。特朗普是在步里根和小布什的后尘，其减税计划力度既非空前，也不会绝后。
同样地，在批评一些国家的中高税率时，也应该谨慎，不能陷入古典式的“小政府、轻税负”的幻觉，你应当批评的不是税率，而是政府是否恰当地用好了财政资源，是否有大手大脚乱花钱、罔顾国民利益的惯性？
减税就一定会成功吗？
难有减税成功的例子，不乏加税成功的范例，为什么总视而不见？有趣的是，人们对政府减税普遍持有好感和赞誉的同时，几乎列举不出一个像样的案例，说明某一个相对重要的经济体，在二战之后，遭遇经济转型困境时，通过减税政策，成功地刺激了经济增长，甚至达成了经济转型。至少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
有人立即会抛出伟大的里根政府，传说中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是运用减税政策的范例。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神话。撒切尔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源自其对工党长期执政后，英国经济几乎高度国有化和缺乏活力，撒切尔先是小心翼翼地、最终是大刀阔斧地推进了私有化。里根时期是典型的“咆哮的八十年代”，围绕美国的主要是冷战、滞胀、拉美危机。从美国经济始终步履蹒跚，里根经济政策更多是艰难地控制住了恶性通胀。真正让美国经济进入大放异彩的“新经济”时期，是克林顿政府了。199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达到4.3%，通胀大约在3%，股市则黄金十年。也有不少人简单地将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科技和股市的繁荣，归结为里根政策的后续效应。这需要超越逻辑的想象力。里根和克林顿之间隔着老布什总统，老布什任期内美国忙于战争，经济平平。克林顿政府恐怕难以接受其政绩是里根栽树，克林顿乘凉的说法。有甚者可能会说，至少里根的冷战思维，促成了重大科技进步，例如作为互联网雏形的美国军用阿帕网的发展；也促成了苏东剧变，为1990年代全球化创造了良机。这种说法仍然是奇特的，冷战思维和里根减税神话无关，如果你非要将互联网和苏东剧变做如此解读，也许不如说，政府对重大科技研发的关切和投入，美国对开放共享的全球化的坚持，有利于美国而惠泽全球。曼昆对供给学派的嘲讽，主因就在于他洞悉了里根主义，除了带来美国的债台高筑，并没有收获其他什么。后续的小布什、奥巴马都尝试过减税，政策效果总体短期有效，长期遗患，贬多于褒。相信特朗普不会是例外。
在我们举不出减税成功推动增长和转型案例的同时，却意外地发现一些加税效果不错的例子。克林顿时期美国总体是轻微加税的，却无损经济增长，甚至帮助美国回到了黑字状况。
我们需要一个有一定经济体量的政府，其减税计划取得大放异彩之结果的案例，来说服我们自己。关键可能不在于税收的加减，而在于如果这些钱留在私人部门时，他们是用来投资和创新，还是沉睡在大企业大富翁的账户中？抑或是在政府手中转化为高效普惠的公共服务？现实世界中，更多的政府为维持生计在苦苦加税中，例如日本。
难以捕捉的最优税率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约在2003年2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份广告，广告发起人是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包括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莫迪里亚尼、索洛、夏普、诺思等人。他们批评小布什的减税计划是个严重的误导，尤其对免除企业股东股息税的做法提出激烈批评。在美国或法国均曾出现过一些富翁名人支持加税或者反对减税的广告。
拉弗曲线粗略地给出了最佳税收的假设，但在真实世界中，这个税率难以捕捉。税收的加减无论是整体性的还是结构性的，都是一桩非常棘手的事情，更是一桩难以评估政策效果的事情。
不妨尝试询问一下企业家，总体上政府应当汲取多高的企业税负才是大致合理的？这样的总体性问题，大多数企业家可能不感兴趣。
具体到每个企业和企业家，尝试询问针对他的最佳税率是多少？答案不会困难，越低越好，最大胆的企业家可能会要求零税率，并进而对零税率表达不满，因为企业家还将要求政府补贴。你真的愿意相信，存在一个既保护企业家精神，又激励其纳税热情的最优税率吗？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当由政府、企业和个人相对合理地分享，因此企业税负是否合理，可能更多地应观察企业净资本回报率和波动率，以及富裕群体的财富状况等指标，而不是企业家对税率满意与否。
同样地，如果政府对财政资源的配置能力有信心，或者已明显地观察到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试图以扶持之手弥补市场缺陷，则不必过于忧虑企业家的抱怨声。企业家喜欢说企业家精神，公务员喜欢自称公仆，而教育从业者则被美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云云，无非是社会有分工，应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而已。所谓企业家精神，也许本质就是为逐利而冒险、实干多于空谈。企业生态中，中小企业依赖成本和效率，创造了大量就业，但通常生命周期不长，聚财有限，真正依赖创新从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少之又少。大企业则往往八面玲珑、八面来风，并有一部分逐渐发展到依赖行业集中、限制竞争、全球避税来积累巨额财富。不少专注跨国公司研究的学者发现，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要凭借一国之力，对类似世界五百强这样的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日益困难，全球资金调度和税收筹划之复杂，使得一国调整企业税的政策效果往往不彰，人们要考虑的不是特朗普的企业税从35%降低至20%，而是究竟有多少大企业的真实所得税率高于20%？究竟有多少大富翁按照累进式个人所得税，以最高档纳税？如果海外市场利润率更好，避税天堂税率更好，那你试图增加企业利润汇出限制、降低企业汇回门槛，试图将财富圈在本土也可能很艰难。
不要太过于相信最佳税率这种事情，对企业家和富裕群体不能涸泽而渔，但也不必迁就企业家的抱怨，抱怨税率，抱怨监管，等等。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过大，已威胁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分配。同样地，有学者指出，美国贫富分化之剧烈，已使得克林顿时期至今，美国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改善有限。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对美国社会弊端的尖锐批评，折射出他试图通过减税计划，给富人以逆袭之机，但这未必妥当。
徒劳无益，不如创新
稍微年长一些的中国人会记得，北京西单之东南角曾有赫赫有名的邮政大楼，它曾作为8分普通邮票的图案走遍全国，如今曾经辉煌的邮政大楼已更名。美国经济史学家也记录着，鼎盛时期的美国邮政，为喂养邮政马车的农地曾占据美国耕地的1/10！如今各国邮政系统都在走下坡，原因在于电报电话和互联网使得尺素飞鸿日益稀罕，科技进步推动了人们告别邮政马车和邮差的年代，告别电话程控机和接线员时代，甚至告别了电信运营商，却已不知不觉中依附在微信中，期盼快递小哥来。产业变革的道理是一样的，人们总是尝试以更为高效、廉价、可靠的方式，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推动这一进程的是科技进步。工业文明战胜农耕时期，数字经济取代福特流水线，势所难免。当人们察觉一些国家的制造业在空心化，在不断延伸其全球布局，而本土仅仅保留部分研发、利润和销售中心时，隐藏之义是，一些传统工业已不足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净资金回报，它们不可避免地或萎缩、或迁徙、或接受工业4.0的洗礼，或从传统大规模制造转型为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产业必须升级，低附加值低利润回报低客户好评度的工业必须逐渐出局，其所占用的这种生产要素才能释放，为新型工业和服务业腾挪出空间。因此从长期看，推动经济发展的不是要素投入，不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是税率高低，而是邓小平在198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个相对严肃的话题是，大国的再制造业化是可行的吗？特朗普看到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凋敝，以及类似苹果、波音那样的公司在深度全球化，减税计划能够挽救美国制造业吗？再制造业化，日本曾经尝试过，失败了；欧盟也曾尝试过，失败了。日本和美国都已度过了工业推动GDP增长的鼎盛期，要再工业化？很难成功。特朗普减税计划对美国主要行业的影响，极其粗略地可以分为主要受益行业和非受益行业。巴克莱银行的研究显示，受益较多的行业是电信、消费零售、银行、媒体、交通等平均税率较高的行业。它们目前的处境都比较艰难，西尔斯关闭了，沃尔玛也不景气，银行在撤并网点。但这些行业究竟有多少国际竞争力？几乎无法从减税计划受益的行业是硬件/软件服务业、仪器设备、生命科学、制药等，其目前税率就低于20%，所以难以受益。很不幸的是，这些行业都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行业。
好了，减税计划确实在扶持衰落行业，冷落强盛行业。衰落行业获得的减税收益，究竟是用于投入研发，谋求涅槃；还是维持现状，得过且过？为什么扶持衰落行业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或转型？也许将减税计划的收益，让渡给向墨西哥等地迁徙进行再布局的传统行业，让渡给R&D支出或全额抵扣所得税，让渡给教育科研部门，让渡给创造就业能力较强的服务业尤其中小企业，更为妥当一些。科技创新是莫测和冒险的苦修苦行之路，它将机会留在未来，而再工业化，无论是以减税计划还是振兴计划为名，都将希望寄托给了昨天。
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
实现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无非是发钞、增税和赤字三条路。就国家治理而言，财政和货币是两条裤腿，看起来彼此独立，但只要视线向上，就不难看到关键所在，财政和货币都是国家信用背书而已。减税计划当然会增加财政赤字。上一次日本、美国录得财政盈余的年份分别是哪年？很少会有人记得吧。赤字，赤字，还是赤字。
什么是一国的健康财政？传统说法是量入为出，政府不应透支国民的未来，尽量不留赤字。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则是以丰补歉，即通过逆周期的操作，在经济景气时增加财政汲取但不增加支出，在经济衰退时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财政汲取，但从跨代的长周期看，财政收支仍然是大致平衡的。很不幸，西方国家的财政既非量入为出也非以丰补歉，而是寅吃卯粮日复一日，政府赤字余额不断积累。似乎新财政现象是，赤字仅仅是政府背书的永续债，国家不倒，举债不止。本质上，日本危机是财政货币双危机，欧债危机是南欧债务危机，次贷危机也是华尔街利用“两房”透支联邦信用的债务危机。
特朗普减税计划的通过，是以未来十年美国再增加1.5万亿赤字为代价的。这究竟是个什么含义？简单粗暴地说，就经济增长而言，预测减税计划在当年和之后，能够推动美国经济多增长1.7%和1.1%，此后正面效应逐渐衰减并持续约五年。用相当于GDP的8%的财政赤字，去购买不太确定的仅相当于GDP5%的增长，值得吗？同样地，据美国税收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特朗普减税计划大约能创造630万个就业岗位。而1.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650万中位数收入的美国人8年的总收入，这值得吗？更多的人可能会怀念欧盟的国民基本收入计划（Basic&Income&Program），简单来说就是按人发钱计划，它至少是将钱送到了普罗大众，而不是富裕阶层税负更轻。
广义地，弥补当期财政缺口，无非是发钞、加税和举债三条路径。里根让美国历史性地债台高筑，在他任内，美国从全球主要财政盈余国沦落为主要债务国。而奥巴马任内，美国经济累计仅增长了30%，联邦债务却实现了翻番，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则膨胀了5倍。当下美国财政赤字在约19万亿美元，对GDP的比例略高于100%，以当下美国就业人数约1.55亿人、中位数收入并假定其储蓄率为10%来看，美国国民需要约45年才能清偿联邦债务余额，这还不包括州债务和市政债务。除非特朗普减税计划使美国经济出现超出预期的景气，否则未来10年美国联邦的债务负担率不会减轻。
除非你将美国联邦债务看成永续债，否则要么发钞，要么加税，要么削减政府开支。总体上美联储对美元相当负责任，对发钞谨慎克制，总体上美国政府削减支出的余地很小，那么控制债务膨胀的方式，看来只有加税。减税带来的债务膨胀是个梦魇。在美国债务负担率不低于100%、美国经济增长不高于3%的搭配下，美国将被迫锁定低利率政策，过高的财政赤字余额，吞噬掉经济的成长。
我曾写过《国家破产：国际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研究》一书，其中探讨了西方国家的沉重债务，并臆造了“重债富国”一词。西方国家因国民选票不敢削减赤字，因债务积累是历届政府之集体责任，而非当届政府之过。逐渐地，财政赤字常态化、长期化，福利许诺和减税举措任期化，这将使美国推动创新转型的爆发力日益衰减。整个西方社会都在呈现出财政政策斡旋空间逼窄，不得不更多依赖货币政策的迹象。同时持续的赤字积累，要么折射出西方国家不愿承受转型之痛，要么折射出西方国民正在以有损其后代福利的方式，维持其少劳多获的生活。
减税既非紧迫，时机也恐不妥
李肇星先生曾说过一个小故事，他和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联合国开会时候，奥尔布莱特约李肇星到走廊走走聊聊，期间奥卿就问李大使，中国外交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李大使打太极说，是为了友谊。奥卿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外交无非是为了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leadership），并分清谁是伙伴国（partnership）。李大使问，那伙伴国之外呢？奥卿说，既不服从美国领导，又不是盟友，那就只能是敌人。总体上说，二战以来，&美国为维持国际秩序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得还相当不错。但时至今日，美国的政策开始悄然转弯。
特朗普就是引领美国政策、社会和经济转弯的总统，美国是否需要坚持全球领导力的同时，容忍国家间的和而不同；是否继续引领开放的全球化还是有所退缩？是延续建制派的主流精英思想，还是总体滑向保守和孤立的右倾？大量问题纷至沓来，一个大国的转弯谈何容易，无论是竞选还是就任，特朗普一直处于争议中，美国社会看起来，更像总统和国会都坐在驾驶舱，而方向盘却只有一个，这种“双驾模式”使美国和全球都深受困扰。缓解这种历史性转折时的“双驾”困惑，给美国及全球一个清晰和可预期的声音，也许很急迫，但这也许恰恰是特朗普应当做到，却无力做到的。就在这样的纷扰中，摇摆的国会通过了减税法案，只待总统签署。和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的减税计划相比，这次的减税计划几乎是在嘈杂和仓促中出台，诸多细节尚不清晰。
也许困扰美国最紧迫的挑战，是如何在“双驾模式”中找到平衡妥协的方向，那么，减税计划是否也在一个可能会收效良好的时机落地的呢？也未必。里根减税最重要的积极效应，是增加了就业，一些野心勃勃的军事计划也推动了科技投入。这是由于当时美国经济处于多次恶性通胀和失业高企之下，减税对纾缓失业的好处比较明显。小布什的减税计划除了收获一些对小布什本人的批评之外，其实没有太多实效。奥巴马的减税也许有助于美国走出次贷危机，但付出了财政赤字从不足10万亿美元飙升至19万亿的代价，也使得中产阶级一蹶不振。相比之下，特朗普减税的时机，和小布什仿佛相似。
小布什是在开放的全球化和放松监管的热潮中向右转，而特朗普这是在这种热潮渐次退潮中向右转，面临政治风险。同时，小布什试图减税的2003年，是美国经济熬过纳斯达克泡沫和9·11之后，经济渐有起色的时点。从年，美国经济表现还不错，并不太需要减税计划来添把火。此时甚至连日本都创下了连续经济增长69个月的记录。欧洲和中国经济也都还不错。当下的美国经济有些类似2003年，经济总体也是温和向好，如即将卸任的耶伦所盛赞的那样，美国走出了次贷危机，金融机构更稳健，通胀温和，失业率仅4%，已接近充分就业。美联储乘势在捕捉加息缩表的机会，使得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相信欧元区和日本也会陆续跟进。
此时机选择减税计划，特朗普能够收获什么？指望2018年经济增长超过4%吗？这有难度。指望连续十年每年创造65万个就业岗位？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也许仅能收获劳动参与率或者起薪水平的提高，何况真正能创造较多就业的小企业并未从中受益多少。指望再工业化吗？此行不通。指望美国企业2.6万亿美元的利润回流吗？这需要美国本土有更高投资回报率的吸引，和对避税天堂的抑制。指望中低收入群体显著改善吗？不幸的是，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不是预期的10%，而是12%，税制对富裕群体和高收入的中产更有利，对中低收入的中产和穷人不太有利。指望金融稳定吗？次贷危机以来，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已增长了三倍，估值比美国GDP大两倍，高于巴菲特合理估值的上限。国债市场既有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再遭遇未来十年赤字多增1.5万亿美元的压力，叠加中东和东亚主要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迟缓的背景，美国股债市场维持平稳的困难不小。
从紧迫性和时机选择、从减税力度和结构看，特朗普减税计划都称不上伟大，它看起来更似匆忙间的政治产物，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经济方略。如果美国经济从2015年开始已持续温和复苏，那么恰当的政策也许是先让出货币政策常态化的空间，弥合内部分歧，并在增长持续改善之后，择机选择结构性加税，改善政府职能、科教投入和基础设施。如果未来数年美国经济遭遇意外不测，对冲性的财政方案也在情理之中。
各国担忧什么？
美国减税冲击几何？各国该担扰什么？全球税收政策竞争？资本外逃？都不是。
和对难以证实的拉弗曲线以及鲜见的减税成功案例迥异，网络舆论场充满对特朗普减税计划的赞美，并顺带对全球税收竞争、跨境资本流动担忧，相当自然地，人们期待各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减税计划。
许多人忧虑全球税收政策竞争，这只是一种微弱的可能性。里根和撒切尔两人的政策在时空的巧合早已不见。从小布什开始的美国减税并未引领全球效仿风潮。时至今日，整个西方财政政策的斡旋空间在缩减，对超级央行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依赖在加深。几乎可以肯定，刚从欧债危机泥潭中脱身，并看到复苏曙光的欧元区不会贸然减税，欧央行货币政策如何常态化看来更紧迫一些。日本则还是会尝试提升消费税。至少在当下，主要国家都会视美国减税计划的落地效果及其外溢效应，然后再酌情应对。
许多人忧虑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资本外逃会否加剧。资本总是追逐利益，流向风险收益高的区域。当下美股高企美债低迷，加上美联储加息所表的压力，大类资产很难对此进行战略配置。不仅如此，全球外汇储备余额从2015年开始持续下降，欧洲、中东和东亚都缺乏可向美国回流的足够资金。特朗普减税计划会一定程度上有抽水机作用，吸引一些资本回流，这可能主要是美国大企业部分海外利润的汇回，以及外国资本向美国科技行业的投入。
新兴经济体会否因特朗普减税而加剧资本外逃？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资本外逃峰值过去了吗？资本外逃有方吗？资本在美国能挣钱还是会遭遇追税？总体看特朗普减税主要是着眼美国国内，兑现竞选承诺，而并非针对其他的某一国。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家清楚地知道，在美国办企业挣钱不易，而从美国政府全球追税中逃脱更不易。因此并不必担心特朗普减税会导致这些国家的企业家蜂拥进入美国，何况即便进入了，也未必是坏事。
那当下新兴经济体面对特朗普减税计划，就无所作为了吗？并非如此，首先要安抚企业家，让他们清晰地看到和珍惜本国经济发展的远景，同时也提醒他们注意本国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异性。其次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精简政府职能，压缩甚至剥离那些低效甚至无效的政府投资，以及着手探索和财富分配结构相适应的税收体系。再者，对人力资源、研发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府投入和财税倾斜，通常比作为止痛剂的减税，更具长效性。
作为叙事的结尾，政治家们和实证经济学家们其实也并不太忧虑，他们很清楚各国政府职能的差异性和总税率的不可比性，他们也清楚西方财政赤字的不可持续性，他们清楚企业家逐利避税的本性和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他们更清楚作为权宜之计的减税政策的局限性。许多人都在饶有兴趣地观察一个有趣样本——日本。日本既是量宽型货币政策的始作俑者，也是政府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发达国家，更是遭遇潜在增长率低下和老龄化少子化的持续困扰。过去25年，日本仍然维持在一个高人均GDP和高质量国民生活的平台之上，日本将如何应对看似山穷水尽的财政和货币问题？无论日本最终是成是败，其经验或教训都足以为后来者仔细剖析，并对重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有所裨益。（编辑&欧阳觅剑）
　　美联储再加息，中国央行会跟进吗？
实体经济对GDP贡献超预期增长。数据来源：Wind资讯，苏宁金融研究院整理计算
国内讨论明年上调基准利率的声音越来越多，特别是央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为，货币政策不应给予市场长期低利率预期，这是否预示着2018年基准利率上升的窗口期正在到来？
12月14日，美联储完成了年内的第三次也是耶伦任期内最后一次加息，中国央行紧随其后，再度上调了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利）等资金市场操作利率，继续保持存贷款基准利率不动。随着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央行跟进美联储上调基准利率，2018年全球同步加息的预期日渐强烈。
最近，国内讨论明年上调基准利率的声音越来越多，特别是央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为，货币政策不应给予市场长期低利率预期，这是否预示着2018年基准利率上升的窗口期正在到来？有哪些因素可能助推央行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值得深入分析与探讨。
助推加息的四大基本面因素
毋庸置疑，我国金融体系的基准利率是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都是以存贷款基准利率给予一定的上下浮动。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基准作用日渐减弱，但是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而言，基准利率的调整，仍然具有风向标意义。就目前而言，以下四方面经济基本面因素可能助推央行采取加息行动。
第一，经济基本面健康，实体经济增长较为强劲。今年以来，经济基本面许多指标屡屡超出预期，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全年实现新增就业、经济增长目标已无忧。综合国内供需两端看，去产能、去杠杆使得供给侧的增长质量明显改善，服务业已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增长第一动力，第二产业中通用设备、机械装备和ICT（信息通信技术）等产业强劲增长。同时，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需求侧的第一动力。此外，全球经济的同步增长和人民币汇率调整到位等因素，也使得出口屡屡实现超预期增长。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监管部门严控的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实体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则不断攀升。在经济增速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今年三季度房地产和金融业对GDP累计贡献率降至11.2%，实体经济的贡献率则达到88.8%。从拉动GDP增速看，2016年一季度实体经济贡献的GDP增速实现了触底反弹，今年前三季度已经达到6.13个百分点，而房地产和金融业贡献的GDP增速则下降到0.77个百分点，较2015年上半年的峰值1.51个百分点接近腰斩。
这一趋势正是中央控制“脱实向虚”、发展实体经济所期待的目标。总之，当前经济基本面正处于L型筑底回稳阶段，经济增速稳定，增长质量显著提升。
第二，PPI持续超预期上涨，CPI处于温和通胀阶段。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出现了微幅回落，但CPI中非食品价格逆势上升至2.5%，而且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中生活资料价格正在向CPI传递。与此同时，当前猪肉价格正处于筑底反弹阶段，2018年CPI将呈现持续温和上升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物价因素至少不会成为央行加息的负面因素。
第三，企业盈利增长有助于承受加息压力。今年以来，不同行业的数据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已显著改善。以工业企业盈利状况为例，今年前10个月，工业企业盈利连续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长，企业财务费用增幅也有所回升，但上升的幅度明显低于利润增速。从其他服务业盈利数据看，利润上升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能够承受一定幅度的加息压力。更为重要的是，此前央行加息担忧的地方债务风险，通过近年来债务置换计划得到了有效管控，利息负担明显下降，也具有承受利息小幅上升的能力。
第四，全球货币政策同步收紧的趋势正在来临。12月14日，美联储完成了年内第三次加息，在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引导下，加拿大、英国已领先一步跟随美联储加息，墨西哥、巴西、俄罗斯早已进入加息周期，最近韩国也进行了六年来首次加息动作，正式进入加息通道中，亚洲新兴经济体也正在步入货币政策的拐点。欧洲明年缩减QE（量化宽松）并最终退出QE已成定局，紧随其后的就是提高基准利率。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强劲增长助推下，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2018年仍将加息三次。由此可见，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将面临同步收紧的趋势，中国央行虽然没有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但货币政策紧平衡、资金市场利率持续上扬的趋势仍在持续，但这种趋势在2018年可能发生改变。
金融体系资金供求环境变化
除了以上四方面内外经济形势和基本面的变化外，资金市场供需状况和各种利率水平的回升，也要求基准利率应进行及时的调整，改变存贷款利率长期脱离资金市场环境变化的局面。
首先，存款基准利率变化明显滞后于资金市场中长期利率的波动。2016年四季度以来，在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和金融强监管的影响下，各种资金市场的利率都出现了大幅攀升，以10年期国债、国开债为代表的长期利率，近期先后突破了4%和5%的关口，并持续保持在高位水平上，一年期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也在4.66%以上。从历史数据看，存款基准利率与资金市场各种利率的波动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在当前各类资金市场利率常态化回升后，存款基准利率水平严重脱离了整个资金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的必要性凸显。
其次，当前基准利率水平已无法反映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发展。从存款利率看，长期以来存款基准利率与更为市场化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基本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年大多数月份二者的差距基本在1.5-2.5个百分点区间内波动。今年以来，随着央行货币政策的收紧，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由3.9%攀升至4.8%，而存款基准利率却始终没有及时调整，二者的差距已经突破3.3个百分点。可见，存款基准利率已难以反映当前商业银行负债端的成本波动。
从贷款利率看，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实际加权利率的差距同样在不断扩大。年，二者的差距大体在1.2-1.4个百分点左右，而到了今年三季度末，二者的裂口已经达到1.56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以基准利率发放贷款的比例持续保持在18%左右的低位水平，较2014年前期高点25%下降了7个百分点。相应地，利率上浮的比重不断攀升，三季度末利率上浮占比已达到68%，较前期低点（52%）上升了16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较为强劲、企业盈利状况改善、通胀温和回升和全球货币政策同步收紧等经济基本面因素，加上存贷款基准利率长期脱离国内资金市场环境的变化，可以预见2018年央行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较大。一旦央行加息政策最终落地，必然会抬升整个市场的资金成本中枢，使得当前整个资金成本高企趋势得到确认，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压力。
（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美联储加息对我国溢出效应有限
美联储近期按下了加息按钮，这是其今年以来第三次加息，总体符合市场预期。美国经济复苏状况良好为加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美联储官员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普遍持有较强的信心。而作为对美联储加息的反应，我国央行仅进行了象征性操作，这再次表明央行对坚持宏观去杠杆政策的态度，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延续稳健中性的基调。
美联储发布的声明显示，美联储官员充分肯定了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对美国经济增长保持乐观。美联储预计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温和扩张，但也承认美国整体通胀率出现一定下滑，仍远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今年以来，美国通胀持续保持疲软态势，失业率虽保持低位，但薪资方面持续疲软。美联储多数官员也表示，随着经济持续复苏，薪资和通胀将会逐渐改善，通胀水平有望在2019年达到并稳定在2%水平。
美联储同时发布了经济预测数据，将2017年和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均调至2.5%，高于9月预期的2.4%和2.1%；并将2017年和2018年失业率预期分别调至4.1%和3.9%，均低于9月预测的4.3%和4.1%。这显示出美联储官员在特朗普税改后对美国经济中短期增长的乐观态度，并相信就业情况将进一步改善。
耶伦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当前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经济增长支持美联储渐进加息决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渐进加息看法一致，候任主席鲍威尔有望保持政策延续性。同时耶伦也表示，世界范围内的低通胀将是各国央行普遍面临的挑战，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对通胀恢复到正常水平持有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加息决议投票以7：2通过，两名官员投了反对票。由于议息会议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已有了充分预期，因此，未全票通过的情况使得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略显鸽派，也降低了市场对未来加息路径的预期。于是，决议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美元指数下挫，黄金上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随之大幅上涨。
美联储加息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对我国而言，理论上来说，美国加息会对美元产生支撑，导致人民币贬值，资本回流美国现象加剧。然而，由于本次加息预期此前已被市场充分吸收，对近期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亦有限。
我国央行也不必跟随美联储的步伐进行实质加息。我国经济增长目前虽表现出一定韧性，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和投资增速不断下滑，下行压力仍不容小觑，CPI和PPI走势显示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大，而国内金融市场利率实际一直处于加息通道，以十年国债为代表的无风险利率已经逼近4%的高位，这都表明目前我国的状况并不支持实质性加息。
实际上，美联储加息当天，我国央行仅象征性地小幅上调了公开市场、MLF和SLF等政策工具操作利率五个bp，既表明央行并无跟随美联储实质加息（调升基准利率）的意思，仍将延续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基调，又正确引导了市场预期，再次表明央行对坚持宏观去杠杆政策的态度。
　　加息、降税浪潮已至 2018年投资去哪儿？
新年临近，街头已洋溢起浓浓的节日气息。
如果金融市场投资者许个新年愿望的话，可能会祈祷过去一年中那些亮眼的投资组合可以复制。
2017年，美国标普500指数呈现了历史上的最低单日损失，让投资者在低风险中获得较好的收益，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累计涨幅已近20%。有趣的是，风险资产上涨的同时，债券价格也没有下跌，美国长期国债价格就基本保持上涨。撇开传统投资市场，比特币气势如虹的涨幅也带来了新投资机遇。
然而，这一切被复制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全球投资环境已变。
上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北京时间12月14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相继公布2017年最后的货币政策决定。和市场预期一致，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英国央行与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步伐不会停下，2018年将是利率正常化关键年，多家投行预计，2018年全球将迎来更大的加息浪潮。
2018年，各国财政政策也存变，或掀降税潮。12月14日，白宫方面确认目前已达成了税改协议。跟随美国，日本也分步骤、有条件地准备降税。而以色列也在考虑降税。
加息、降税背景下，2018年投资者该往哪儿投呢？
加息如期而至
12月14日凌晨，美联储以7比2的投票结果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1.25%至1.5%，这是美联储今年内第三次加息，与市场预期一致。
议息会议后，耶伦最后一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举行新闻发布会。她重申，通胀疲软只是暂时的，美联储将逐步加息，预计特朗普税改未来几年将温和提升美国经济。“点阵图”中值预测显示，美联储2018年将加息三次，将利率区间抬升至2%至2.25%。
11月以来，美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就业市场继续表现强劲，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家庭消费保持温和增长，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近几个季度有所回升。但今年以来，美国整体通胀率出现下滑，仍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预计2017年实际GDP增长2.5%，高于9月份预估值2.4%，2018年预期增长2.5%。
耶伦看好美国经济增长前景，认为飓风相关干扰和重建虽然影响了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但没有实质性改变经济的前景。耶伦预计，就业市场仍将在未来数年保持强劲势头，经济复苏将持续创造就业岗位，提高薪资。但她认为，允许就业市场过热是个坏主意，经济过热将加大美联储未来迅猛紧缩的必要性。
同一天晚上，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也宣布利率决定，和市场预期一致，都是“毫无悬念”的按兵不动，维持利率不变。英国央行以9比0的投票比例维持利率0.5%及购债规模不变。
英国央行认为，国内通胀压力逐渐回升，“劳动力市场紧缩，国内CPI压力将逐步积聚”，通胀接近顶部，将在中期持续朝向2%水平回落。上周公布的英国CPI年率突破3%关口，攀升至2012年3月以来的新高3.1%，高于预期，超出英国央行3%的容忍上限。
英国央行还指出，近期的薪资增长结束了前几年的弱势，符合预期，但仍存在不确定性。英国央行称，如果英国经济发展符合11月预期，那么未来几年可进行进一步的温和加息。未来任何加息预计都将维持渐进、有限的幅度。
由于通胀压力渐增，英国央行在11月的议息会议后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0.5%，是2007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不过，“脱欧”谈判前景充满不确定因素，市场预计英国央行的紧缩措施可能停滞。
另外，欧洲央行将主要再融资利率、隔夜贷款利率、隔夜存款利率分别维持在0、0.25%、-0.4%。并上调经济增长和通胀预估，因欧元区经济普遍复苏的势头增强。但预计通胀在2020年前低于目标，因失业率高企限制薪资增长。
此前欧洲央行启动了温和的削减量化宽松的政策，宣布从2018年1月起将月度购债计划从600亿欧元削减至300亿欧元，并延续9个月。此举意味着欧元区超宽松货币政策时代正在结束，但长期徘徊在低位的通胀率依然是未解难题。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决议公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水平的利率将维持至量化宽松（QE）计划结束“很久之后”，若前景恶化或融资环境与通胀可持续性调整路径不一致，管委会将在期限和规模方面增加QE。总体来看，此次欧洲央行会议声明中的措辞与之前相比基本没有变化。
收紧节奏加快
2018年将是利率正常化关键年，全球央行面临如何实现平衡的大挑战。多家投行预计，2018年全球将迎来更大加息浪潮。
事实上今年下半年全球多个央行都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除了上述英国央行11月加息、欧洲央行宣布减少购债规模外，加拿大央行在今年7月和9月出乎意料地两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11月30日，韩国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1.5%，为六年多来首次加息，同时也是自2015年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之后，首个跟进的亚洲主要经济体。
花旗预计明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利率将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升0.4个百分点至1%。预期2018年美联储及加拿大央行将进行三次加息，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和挪威都将进行一次加息。
花旗集团驻纽约的全球经济主管Ebrahim Rahbari表示：“2018年将是真正收紧货币政策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当前的道路，金融市场可以很好地处理货币政策。可能在明年晚些时候或者在2019年，货币政策将成为金融市场真正复杂的因素之一。
摩根大通则预计，发达国家的平均利率将升至1.2%，比今年年底的0.68%高出0.5个百分点，这将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高盛集团也在报告中预计，明年加息的央行可能不止美联储一家。美国已超过充分就业，英国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的临界点，而欧元区的闲置部分也在缩小。美联储、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和新西兰联储明年都可能加息以控制通胀。
在最近发布的2018年展望报告中，高盛、巴克莱和德意志银行一致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4%，这是自2011年世界经济衰退并反弹以来最强劲的水平。
而促进全球各大央行加息的因素主要在失业率下行、贸易和企业支出增加以及美国税改的落地等因素。不过，如果通货膨胀持续疲软，央行们最终可能仍然会保持低利率。
《经济学人》杂志评论称，“进入2018年，在美联储的领导下，很多发达国家的央行相信随着货币政策正常化，通胀将回归。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持续的资产购买将为政策决策者争取一些时间，在避免市场发生崩溃的情况下发现货币政策收紧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来自伦敦公司Investec的经济学家Victoria Clarke表示：“我们认为2018年是政策正常化的关键一年。对于央行来说，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平衡，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
美或引降税潮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税改的顺利推行，无疑在短期内为美国经济注入强心剂。耶伦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税改在未来几年可能提升经济，一定程度上温和推升GDP增长，推动消费和资本支出增长。
美联储官员认为，税改方案将推动总体供应和需求增长，投资增长更强劲可能最终加快生产率增长，但还不清楚到底这些影响会有多大。
高盛认为，美国国会可能会在两周内通过税改立法，实施的减税措施将推动美国2018年和2019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大约0.3个百分点。根据外媒调查经济学家所得预估中值，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增长2.2%，明年和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5%和2.1%。
从美国历届政府减税周期看，减税在短期内均起到了提振经济的作用，美股会迎来一波上涨行情。瑞银表示，美国税改预计将刺激标普500指数进一步上涨3%至5%。分析称，特朗普税改将有利于高有效税率的行业、高资本开支的行业和高海外留存利润的行业。
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表示，在税改取得重要进展的背景下，投资风格应从成长股转向价值股。也就是从科技、房地产和公用事业等板块转向金融、电信和零售等板块。
另外，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Hatzius）在报告中指出：“美国税改法案很可能在年底前成为法律，若通过将推动失业率进一步下降0.25个百分点，并给通胀带来轻微的上行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耶伦提到了税改的一个负面影响。她预计减税会加重美国的债务负担。“债务占GDP比重并非高得令人担忧，但也不低。我个人担心美国的债务形势”。
耶伦表示，财政空间本来有限，恐怕未来会进一步缩小。加重债务负担让这种财政形势恶化。
北京时间12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就税改方案发表讲话。白宫方面确认目前已达成了税改协议。特朗普表示，税改已经接近达成历史性胜利，希望很快能签署税改法案。税改有望推动4万亿美元的资金从海外流回国内，使美国经济可以“长久地增长”。目前企业税率的最终数额尚未决定。
跟随美国，日本也分步骤、有条件地准备降税。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为那些愿意提高工资和增加投资的企业提供减税优惠，税改的主要目标是“把税率负担降低到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水平上”。如果最终实行，那么企业税率最多可以降低至20%。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大幅降低企业税，可能导致以色列创业企业迁往美国，降低以色列的创新能力。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影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议会会议上暗示以色列也将降税，计划在下个月将企业税从目前的24%降至23%。
美元或失宠
美联储决议发布之前，同样备受瞩目的美国11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意外滑落到1.7%，通胀表现被打回原形令美元承压。同时在本次加息决定上有多达两位美联储票委投下了反对票，这一状况超出了大家的预测，显示美联储决策层在加息问题上仍有分歧和争执，这足以对未来进一步看多美元的情绪造成打压。另外，耶伦破天荒地提及未来可能重启宽松的这一措辞也引发了投资者对美元的负面解读。
事实上，今年年初，策略师们几乎一致看好美元。因为交易员接受了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事实，以及他通过降低税收和提高基础设施支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承诺。而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也为美元提供了更多的支撑。然而由于通胀低迷以及市场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同僚能否履行立法承诺持悲观态度，美元反弹并没有出现。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瑞银和荷兰国际集团都认为，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正在迎头赶上美国的经济增长势头，美国的复苏不再显得突出。同时，特朗普不希望美元太强，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另外，美联储的加息，对美元的影响正在减弱，且影响转瞬即逝。
从美国减税史来看，里根和小布什的减税计划最终都造成了经常账户恶化与美元长期贬值。1986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将最高所得税率从50%降至38%，当时美元指数重挫16%。2003年，小布什总统调降股息税，结果美元指数大跌15%。
值得注意的是，美债收益率曲线日趋平坦化是看空美元的另一个理由。摩根士丹利认为，明年经济无论好坏，美债收益率曲线都将进一步平坦化，在2018年9月前达到完全平坦的状态，并可能在第三季度出现倒挂。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债收益率曲线趋平直至倒挂，总是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过去一年来，美元走势跟收益率曲线亦步亦趋，虽然两者走势在9月和10月有所背离，但最终还是恢复同步。
摩根士丹利当前不仅仅看衰明年的美元表现，甚至预言在未来6年时间里美元都将承压，因为全球经济增长将超过美联储加息带来的任何提振。
法国兴业银行全球固定收益策略师Kit Jucke曾表示，投资者需小心那些潜伏的风险和那些被严重低估的货币。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趋于平衡和同步，美元看起来非常昂贵。
瑞银资产管理公司资产配置主管Erin Browne说，“欧洲、新兴市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致使美元再次遭到抛售。”
美、亚股市受青睐
对于高涨的美国股市，耶伦承认资产估值高，但并不担心金融风险。“其他金融稳定风险的指标都没有发出红色警报，甚至黄色警报都没有。”耶伦指出，“我们没有看到杠杆累积到令人担忧的地步，也没有看到信贷增长到过剩的水平。”
许多投行预计明年美股将继续走高。美银美林认为2018年美股牛市仍将动力十足，并预计标普500指数会在明年底之前达到3000点，甚至预计2024年会到达5000点高位。
高盛认为，基于税改方案已经通过，标普500指数明年将上升11%至2850点；摩根士丹利预计标普500指数将在2018年上涨至2750点；摩根大通则认为，在2018年上半年，标普500就可以上涨到2800点。
特朗普税改的影响、美国经济基本面前景向好以及今年美股市场的良好表现都是华尔街投行对美股看好的理由。
对于明年亚洲股市，美银美林、高盛、贝莱德、瑞信集团、瑞银集团全都持有乐观看涨预期。
其中，高盛、贝莱德、美林美银“偏爱”中国A股市场。高盛认为，A股有望迎来较大上涨空间，预计未来将有2000亿美元至4000亿美元资金流入A股市场。
贝莱德亚洲及环球新兴市场股票团队主管安德鲁·斯万（Andrew Swan）表示，将继续“增持”中国股票，尤其偏好能源、材料和金融业等传统经济板块。他认为，基本面改善将令中国企业盈利表现出色，但不看好估值已经过高的科技板块。
美林美银分析师预计，亚洲股市将在未来两年内翻番，并看多中国市场，这是对明年最乐观的预期之一。
一些投行也看好其他新兴市场。瑞士信贷集团表示，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中国经济企稳和通胀温和的背景之下，新兴市场股市的表现可能继续优于发达市场。瑞士信贷首席投资官斯托尔巴尔克（Michael Strobaek）表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上涨势头将抵消美联储实行的紧缩政策带来的影响。
瑞银集团报告称，即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明年新兴市场增长率也会略微加速至4.2%。瑞银集团分析师杰弗里·丹尼斯（Geoffrey Dennis）表示，大宗商品、信息技术、材料和能源行业的回报率将出现强劲上涨。
大宗商品唱红
高盛表示即使当前各国央行已经蓄势准备加息，长期看来，大宗商品表现有望优于股票等其它资产。
高盛指出，大宗商品反映的是当前的供应关系，因此大宗商品等实物资产通常在商业周期进入成熟期时表现较好。实际上，大宗商品通常在加息周期表现突出，工业金属、能源甚至是贵金属的价格都在加息周期反弹。
高盛在最新大宗商品报告中表示，依然看好2018年大宗商品再通胀投资主题，维持增持评级，并预计未来12个月大宗商品回报率将达10%。高盛表示，总体来看，长周期商品如铜、锌、铁矿石、冶金煤等商品资产的价格上行压力要大于短周期商品，包括油、气、镍和铝。高盛预计明年工业金属的回报将持平，但不同金属的前景差别很大，其中高盛最看好铜，最不看好铝。
对于能源，高盛预计2018年能源资产将取得15%的回报，主要受油价驱动。高盛此前上调2018年布伦特原油现货目标价约7%至62美元每桶，上调WTI原油现货目标价约5%至57.5美元每桶。上调的理由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对延长减产协议表现出超预期的承诺，因此高盛预计明年库存将减少，进而提振油价。
另外有“新债王”之称、管理逾1000亿美元资产的DoubleLine Capital首席执行官Jeffrey Gundlach表示，新的一年他的最佳投资策略就是配置大宗商品，市场的大类资产轮动将再次迎来风格切换。
Gundlach认为大宗商品报价2016年就已止跌回稳，由于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或将无法达到预定的目标，美元指数接下来将进一步走软。美元下跌也对大宗商品报价和新兴市场有利。
（国际金融报记者 李曦子）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16日凌晨路透消息，芝加哥联储行长埃文斯（Charles Evans）周五表示，在本周的议息会议上不同意加息，是因为他担心通胀预期偏低，仍然达不到美联储2%的目标。
埃文斯在周五发表的声明中阐述了他的不同意见，“目前将目标区间维持在1%至1.25%的水平（即不加息的水平），才更加有助于通胀预期普遍回升，也可以增加通胀率回升至2%的可能性。政策正常化进程中的这种停顿也可以更好地让委员会有时间来评估未来通胀数据的进展。”
北京时间本周四日凌晨3点，美联储如期宣布将基准利率区间调升了25个基点，从1.0%-1.25%上调至1.25%-1.5%。这是美国央行当前加息周期的第5次加息，也是今年内的第3次加息，上一次加息是在今年6月中旬。不过，美联储对于未来几年的利率预期保持不变，仍预计2018年将加息3次，2019年加息2次。
芝加哥联储行长埃文斯（Charles Evans）和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都投下了反对票，这是自2016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超过一张的异议投票。卡什卡利的异议是他今年的第三次，埃文斯则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投下异议票。
埃文斯一直对在通胀升温之前加息持谨慎态度，他重申了对低通胀预期的担忧，认为这可能阻碍通胀回升至美联储目标。他认为，保持利率不变将更好地支持通胀预期的普遍回升，并加大通胀上升至2%的可能性。“我担心持续的因素在压低通胀，而不是特殊暂时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公众的通胀预期似乎低于美联储的2%通胀目标”。
鉴于决策者已经在今年两次上调利率，他表示暂停加息会让决策者有时间来检验他们的理论，即通胀放缓是短暂的。
在大部分经济增长期间，美国的通胀率低于美联储的2%目标，而且受到密切关注的不含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核心CPI今年出现下滑，虽然此前在2016年曾回升向目标。
在宣布利率决策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耶伦说：“我们现在的判断是，与广泛的宏观经济前景无关的暂时性因素在压低通胀。” 她并且补充道：“我并不认为通胀预期下滑了，但这一可能性仍然需要观察。”
　　美联储再加息，中国央行会跟进吗？
实体经济对GDP贡献超预期增长。数据来源：Wind资讯，苏宁金融研究院整理计算
国内讨论明年上调基准利率的声音越来越多，特别是央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为，货币政策不应给予市场长期低利率预期，这是否预示着2018年基准利率上升的窗口期正在到来？
12月14日，美联储完成了年内的第三次也是耶伦任期内最后一次加息，中国央行紧随其后，再度上调了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利）等资金市场操作利率，继续保持存贷款基准利率不动。随着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央行跟进美联储上调基准利率，2018年全球同步加息的预期日渐强烈。
最近，国内讨论明年上调基准利率的声音越来越多，特别是央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为，货币政策不应给予市场长期低利率预期，这是否预示着2018年基准利率上升的窗口期正在到来？有哪些因素可能助推央行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值得深入分析与探讨。
助推加息的四大基本面因素
毋庸置疑，我国金融体系的基准利率是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都是以存贷款基准利率给予一定的上下浮动。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基准作用日渐减弱，但是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而言，基准利率的调整，仍然具有风向标意义。就目前而言，以下四方面经济基本面因素可能助推央行采取加息行动。
第一，经济基本面健康，实体经济增长较为强劲。今年以来，经济基本面许多指标屡屡超出预期，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全年实现新增就业、经济增长目标已无忧。综合国内供需两端看，去产能、去杠杆使得供给侧的增长质量明显改善，服务业已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增长第一动力，第二产业中通用设备、机械装备和ICT（信息通信技术）等产业强劲增长。同时，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需求侧的第一动力。此外，全球经济的同步增长和人民币汇率调整到位等因素，也使得出口屡屡实现超预期增长。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监管部门严控的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实体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则不断攀升。在经济增速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今年三季度房地产和金融业对GDP累计贡献率降至11.2%，实体经济的贡献率则达到88.8%。从拉动GDP增速看，2016年一季度实体经济贡献的GDP增速实现了触底反弹，今年前三季度已经达到6.13个百分点，而房地产和金融业贡献的GDP增速则下降到0.77个百分点，较2015年上半年的峰值1.51个百分点接近腰斩。
这一趋势正是中央控制“脱实向虚”、发展实体经济所期待的目标。总之，当前经济基本面正处于L型筑底回稳阶段，经济增速稳定，增长质量显著提升。
第二，PPI持续超预期上涨，CPI处于温和通胀阶段。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出现了微幅回落，但CPI中非食品价格逆势上升至2.5%，而且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中生活资料价格正在向CPI传递。与此同时，当前猪肉价格正处于筑底反弹阶段，2018年CPI将呈现持续温和上升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物价因素至少不会成为央行加息的负面因素。
第三，企业盈利增长有助于承受加息压力。今年以来，不同行业的数据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已显著改善。以工业企业盈利状况为例，今年前10个月，工业企业盈利连续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长，企业财务费用增幅也有所回升，但上升的幅度明显低于利润增速。从其他服务业盈利数据看，利润上升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能够承受一定幅度的加息压力。更为重要的是，此前央行加息担忧的地方债务风险，通过近年来债务置换计划得到了有效管控，利息负担明显下降，也具有承受利息小幅上升的能力。
第四，全球货币政策同步收紧的趋势正在来临。12月14日，美联储完成了年内第三次加息，在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引导下，加拿大、英国已领先一步跟随美联储加息，墨西哥、巴西、俄罗斯早已进入加息周期，最近韩国也进行了六年来首次加息动作，正式进入加息通道中，亚洲新兴经济体也正在步入货币政策的拐点。欧洲明年缩减QE（量化宽松）并最终退出QE已成定局，紧随其后的就是提高基准利率。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强劲增长助推下，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2018年仍将加息三次。由此可见，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将面临同步收紧的趋势，中国央行虽然没有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但货币政策紧平衡、资金市场利率持续上扬的趋势仍在持续，但这种趋势在2018年可能发生改变。
金融体系资金供求环境变化
除了以上四方面内外经济形势和基本面的变化外，资金市场供需状况和各种利率水平的回升，也要求基准利率应进行及时的调整，改变存贷款利率长期脱离资金市场环境变化的局面。
首先，存款基准利率变化明显滞后于资金市场中长期利率的波动。2016年四季度以来，在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和金融强监管的影响下，各种资金市场的利率都出现了大幅攀升，以10年期国债、国开债为代表的长期利率，近期先后突破了4%和5%的关口，并持续保持在高位水平上，一年期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也在4.66%以上。从历史数据看，存款基准利率与资金市场各种利率的波动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在当前各类资金市场利率常态化回升后，存款基准利率水平严重脱离了整个资金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的必要性凸显。
其次，当前基准利率水平已无法反映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发展。从存款利率看，长期以来存款基准利率与更为市场化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基本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年大多数月份二者的差距基本在1.5-2.5个百分点区间内波动。今年以来，随着央行货币政策的收紧，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由3.9%攀升至4.8%，而存款基准利率却始终没有及时调整，二者的差距已经突破3.3个百分点。可见，存款基准利率已难以反映当前商业银行负债端的成本波动。
从贷款利率看，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实际加权利率的差距同样在不断扩大。年，二者的差距大体在1.2-1.4个百分点左右，而到了今年三季度末，二者的裂口已经达到1.56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以基准利率发放贷款的比例持续保持在18%左右的低位水平，较2014年前期高点25%下降了7个百分点。相应地，利率上浮的比重不断攀升，三季度末利率上浮占比已达到68%，较前期低点（52%）上升了16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较为强劲、企业盈利状况改善、通胀温和回升和全球货币政策同步收紧等经济基本面因素，加上存贷款基准利率长期脱离国内资金市场环境的变化，可以预见2018年央行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较大。一旦央行加息政策最终落地，必然会抬升整个市场的资金成本中枢，使得当前整个资金成本高企趋势得到确认，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压力。
（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美联储加息对我国溢出效应有限
美联储近期按下了加息按钮，这是其今年以来第三次加息，总体符合市场预期。美国经济复苏状况良好为加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美联储官员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普遍持有较强的信心。而作为对美联储加息的反应，我国央行仅进行了象征性操作，这再次表明央行对坚持宏观去杠杆政策的态度，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延续稳健中性的基调。
美联储发布的声明显示，美联储官员充分肯定了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对美国经济增长保持乐观。美联储预计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温和扩张，但也承认美国整体通胀率出现一定下滑，仍远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今年以来，美国通胀持续保持疲软态势，失业率虽保持低位，但薪资方面持续疲软。美联储多数官员也表示，随着经济持续复苏，薪资和通胀将会逐渐改善，通胀水平有望在2019年达到并稳定在2%水平。
美联储同时发布了经济预测数据，将2017年和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均调至2.5%，高于9月预期的2.4%和2.1%；并将2017年和2018年失业率预期分别调至4.1%和3.9%，均低于9月预测的4.3%和4.1%。这显示出美联储官员在特朗普税改后对美国经济中短期增长的乐观态度，并相信就业情况将进一步改善。
耶伦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当前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经济增长支持美联储渐进加息决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渐进加息看法一致，候任主席鲍威尔有望保持政策延续性。同时耶伦也表示，世界范围内的低通胀将是各国央行普遍面临的挑战，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对通胀恢复到正常水平持有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加息决议投票以7：2通过，两名官员投了反对票。由于议息会议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已有了充分预期，因此，未全票通过的情况使得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略显鸽派，也降低了市场对未来加息路径的预期。于是，决议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美元指数下挫，黄金上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随之大幅上涨。
美联储加息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对我国而言，理论上来说，美国加息会对美元产生支撑，导致人民币贬值，资本回流美国现象加剧。然而，由于本次加息预期此前已被市场充分吸收，对近期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亦有限。
我国央行也不必跟随美联储的步伐进行实质加息。我国经济增长目前虽表现出一定韧性，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和投资增速不断下滑，下行压力仍不容小觑，CPI和PPI走势显示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大，而国内金融市场利率实际一直处于加息通道，以十年国债为代表的无风险利率已经逼近4%的高位，这都表明目前我国的状况并不支持实质性加息。
实际上，美联储加息当天，我国央行仅象征性地小幅上调了公开市场、MLF和SLF等政策工具操作利率五个bp，既表明央行并无跟随美联储实质加息（调升基准利率）的意思，仍将延续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基调，又正确引导了市场预期，再次表明央行对坚持宏观去杠杆政策的态度。
　　加息、降税浪潮已至 2018年投资去哪儿？
新年临近，街头已洋溢起浓浓的节日气息。
如果金融市场投资者许个新年愿望的话，可能会祈祷过去一年中那些亮眼的投资组合可以复制。
2017年，美国标普500指数呈现了历史上的最低单日损失，让投资者在低风险中获得较好的收益，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累计涨幅已近20%。有趣的是，风险资产上涨的同时，债券价格也没有下跌，美国长期国债价格就基本保持上涨。撇开传统投资市场，比特币气势如虹的涨幅也带来了新投资机遇。
然而，这一切被复制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全球投资环境已变。
上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北京时间12月14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相继公布2017年最后的货币政策决定。和市场预期一致，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英国央行与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步伐不会停下，2018年将是利率正常化关键年，多家投行预计，2018年全球将迎来更大的加息浪潮。
2018年，各国财政政策也存变，或掀降税潮。12月14日，白宫方面确认目前已达成了税改协议。跟随美国，日本也分步骤、有条件地准备降税。而以色列也在考虑降税。
加息、降税背景下，2018年投资者该往哪儿投呢？
加息如期而至
12月14日凌晨，美联储以7比2的投票结果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1.25%至1.5%，这是美联储今年内第三次加息，与市场预期一致。
议息会议后，耶伦最后一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举行新闻发布会。她重申，通胀疲软只是暂时的，美联储将逐步加息，预计特朗普税改未来几年将温和提升美国经济。“点阵图”中值预测显示，美联储2018年将加息三次，将利率区间抬升至2%至2.25%。
11月以来，美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就业市场继续表现强劲，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家庭消费保持温和增长，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近几个季度有所回升。但今年以来，美国整体通胀率出现下滑，仍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预计2017年实际GDP增长2.5%，高于9月份预估值2.4%，2018年预期增长2.5%。
耶伦看好美国经济增长前景，认为飓风相关干扰和重建虽然影响了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但没有实质性改变经济的前景。耶伦预计，就业市场仍将在未来数年保持强劲势头，经济复苏将持续创造就业岗位，提高薪资。但她认为，允许就业市场过热是个坏主意，经济过热将加大美联储未来迅猛紧缩的必要性。
同一天晚上，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也宣布利率决定，和市场预期一致，都是“毫无悬念”的按兵不动，维持利率不变。英国央行以9比0的投票比例维持利率0.5%及购债规模不变。
英国央行认为，国内通胀压力逐渐回升，“劳动力市场紧缩，国内CPI压力将逐步积聚”，通胀接近顶部，将在中期持续朝向2%水平回落。上周公布的英国CPI年率突破3%关口，攀升至2012年3月以来的新高3.1%，高于预期，超出英国央行3%的容忍上限。
英国央行还指出，近期的薪资增长结束了前几年的弱势，符合预期，但仍存在不确定性。英国央行称，如果英国经济发展符合11月预期，那么未来几年可进行进一步的温和加息。未来任何加息预计都将维持渐进、有限的幅度。
由于通胀压力渐增，英国央行在11月的议息会议后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0.5%，是2007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不过，“脱欧”谈判前景充满不确定因素，市场预计英国央行的紧缩措施可能停滞。
另外，欧洲央行将主要再融资利率、隔夜贷款利率、隔夜存款利率分别维持在0、0.25%、-0.4%。并上调经济增长和通胀预估，因欧元区经济普遍复苏的势头增强。但预计通胀在2020年前低于目标，因失业率高企限制薪资增长。
此前欧洲央行启动了温和的削减量化宽松的政策，宣布从2018年1月起将月度购债计划从600亿欧元削减至300亿欧元，并延续9个月。此举意味着欧元区超宽松货币政策时代正在结束，但长期徘徊在低位的通胀率依然是未解难题。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决议公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水平的利率将维持至量化宽松（QE）计划结束“很久之后”，若前景恶化或融资环境与通胀可持续性调整路径不一致，管委会将在期限和规模方面增加QE。总体来看，此次欧洲央行会议声明中的措辞与之前相比基本没有变化。
收紧节奏加快
2018年将是利率正常化关键年，全球央行面临如何实现平衡的大挑战。多家投行预计，2018年全球将迎来更大加息浪潮。
事实上今年下半年全球多个央行都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除了上述英国央行11月加息、欧洲央行宣布减少购债规模外，加拿大央行在今年7月和9月出乎意料地两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11月30日，韩国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1.5%，为六年多来首次加息，同时也是自2015年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之后，首个跟进的亚洲主要经济体。
花旗预计明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利率将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升0.4个百分点至1%。预期2018年美联储及加拿大央行将进行三次加息，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和挪威都将进行一次加息。
花旗集团驻纽约的全球经济主管Ebrahim Rahbari表示：“2018年将是真正收紧货币政策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当前的道路，金融市场可以很好地处理货币政策。可能在明年晚些时候或者在2019年，货币政策将成为金融市场真正复杂的因素之一。
摩根大通则预计，发达国家的平均利率将升至1.2%，比今年年底的0.68%高出0.5个百分点，这将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高盛集团也在报告中预计，明年加息的央行可能不止美联储一家。美国已超过充分就业，英国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的临界点，而欧元区的闲置部分也在缩小。美联储、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和新西兰联储明年都可能加息以控制通胀。
在最近发布的2018年展望报告中，高盛、巴克莱和德意志银行一致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4%，这是自2011年世界经济衰退并反弹以来最强劲的水平。
而促进全球各大央行加息的因素主要在失业率下行、贸易和企业支出增加以及美国税改的落地等因素。不过，如果通货膨胀持续疲软，央行们最终可能仍然会保持低利率。
《经济学人》杂志评论称，“进入2018年，在美联储的领导下，很多发达国家的央行相信随着货币政策正常化，通胀将回归。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持续的资产购买将为政策决策者争取一些时间，在避免市场发生崩溃的情况下发现货币政策收紧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来自伦敦公司Investec的经济学家Victoria Clarke表示：“我们认为2018年是政策正常化的关键一年。对于央行来说，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平衡，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
美或引降税潮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税改的顺利推行，无疑在短期内为美国经济注入强心剂。耶伦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税改在未来几年可能提升经济，一定程度上温和推升GDP增长，推动消费和资本支出增长。
美联储官员认为，税改方案将推动总体供应和需求增长，投资增长更强劲可能最终加快生产率增长，但还不清楚到底这些影响会有多大。
高盛认为，美国国会可能会在两周内通过税改立法，实施的减税措施将推动美国2018年和2019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大约0.3个百分点。根据外媒调查经济学家所得预估中值，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增长2.2%，明年和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5%和2.1%。
从美国历届政府减税周期看，减税在短期内均起到了提振经济的作用，美股会迎来一波上涨行情。瑞银表示，美国税改预计将刺激标普500指数进一步上涨3%至5%。分析称，特朗普税改将有利于高有效税率的行业、高资本开支的行业和高海外留存利润的行业。
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表示，在税改取得重要进展的背景下，投资风格应从成长股转向价值股。也就是从科技、房地产和公用事业等板块转向金融、电信和零售等板块。
另外，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Hatzius）在报告中指出：“美国税改法案很可能在年底前成为法律，若通过将推动失业率进一步下降0.25个百分点，并给通胀带来轻微的上行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耶伦提到了税改的一个负面影响。她预计减税会加重美国的债务负担。“债务占GDP比重并非高得令人担忧，但也不低。我个人担心美国的债务形势”。
耶伦表示，财政空间本来有限，恐怕未来会进一步缩小。加重债务负担让这种财政形势恶化。
北京时间12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就税改方案发表讲话。白宫方面确认目前已达成了税改协议。特朗普表示，税改已经接近达成历史性胜利，希望很快能签署税改法案。税改有望推动4万亿美元的资金从海外流回国内，使美国经济可以“长久地增长”。目前企业税率的最终数额尚未决定。
跟随美国，日本也分步骤、有条件地准备降税。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为那些愿意提高工资和增加投资的企业提供减税优惠，税改的主要目标是“把税率负担降低到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水平上”。如果最终实行，那么企业税率最多可以降低至20%。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大幅降低企业税，可能导致以色列创业企业迁往美国，降低以色列的创新能力。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影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议会会议上暗示以色列也将降税，计划在下个月将企业税从目前的24%降至23%。
美元或失宠
美联储决议发布之前，同样备受瞩目的美国11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意外滑落到1.7%，通胀表现被打回原形令美元承压。同时在本次加息决定上有多达两位美联储票委投下了反对票，这一状况超出了大家的预测，显示美联储决策层在加息问题上仍有分歧和争执，这足以对未来进一步看多美元的情绪造成打压。另外，耶伦破天荒地提及未来可能重启宽松的这一措辞也引发了投资者对美元的负面解读。
事实上，今年年初，策略师们几乎一致看好美元。因为交易员接受了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事实，以及他通过降低税收和提高基础设施支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承诺。而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也为美元提供了更多的支撑。然而由于通胀低迷以及市场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同僚能否履行立法承诺持悲观态度，美元反弹并没有出现。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瑞银和荷兰国际集团都认为，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正在迎头赶上美国的经济增长势头，美国的复苏不再显得突出。同时，特朗普不希望美元太强，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另外，美联储的加息，对美元的影响正在减弱，且影响转瞬即逝。
从美国减税史来看，里根和小布什的减税计划最终都造成了经常账户恶化与美元长期贬值。1986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将最高所得税率从50%降至38%，当时美元指数重挫16%。2003年，小布什总统调降股息税，结果美元指数大跌15%。
值得注意的是，美债收益率曲线日趋平坦化是看空美元的另一个理由。摩根士丹利认为，明年经济无论好坏，美债收益率曲线都将进一步平坦化，在2018年9月前达到完全平坦的状态，并可能在第三季度出现倒挂。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债收益率曲线趋平直至倒挂，总是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过去一年来，美元走势跟收益率曲线亦步亦趋，虽然两者走势在9月和10月有所背离，但最终还是恢复同步。
摩根士丹利当前不仅仅看衰明年的美元表现，甚至预言在未来6年时间里美元都将承压，因为全球经济增长将超过美联储加息带来的任何提振。
法国兴业银行全球固定收益策略师Kit Jucke曾表示，投资者需小心那些潜伏的风险和那些被严重低估的货币。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趋于平衡和同步，美元看起来非常昂贵。
瑞银资产管理公司资产配置主管Erin Browne说，“欧洲、新兴市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致使美元再次遭到抛售。”
美、亚股市受青睐
对于高涨的美国股市，耶伦承认资产估值高，但并不担心金融风险。“其他金融稳定风险的指标都没有发出红色警报，甚至黄色警报都没有。”耶伦指出，“我们没有看到杠杆累积到令人担忧的地步，也没有看到信贷增长到过剩的水平。”
许多投行预计明年美股将继续走高。美银美林认为2018年美股牛市仍将动力十足，并预计标普500指数会在明年底之前达到3000点，甚至预计2024年会到达5000点高位。
高盛认为，基于税改方案已经通过，标普500指数明年将上升11%至2850点；摩根士丹利预计标普500指数将在2018年上涨至2750点；摩根大通则认为，在2018年上半年，标普500就可以上涨到2800点。
特朗普税改的影响、美国经济基本面前景向好以及今年美股市场的良好表现都是华尔街投行对美股看好的理由。
对于明年亚洲股市，美银美林、高盛、贝莱德、瑞信集团、瑞银集团全都持有乐观看涨预期。
其中，高盛、贝莱德、美林美银“偏爱”中国A股市场。高盛认为，A股有望迎来较大上涨空间，预计未来将有2000亿美元至4000亿美元资金流入A股市场。
贝莱德亚洲及环球新兴市场股票团队主管安德鲁·斯万（Andrew Swan）表示，将继续“增持”中国股票，尤其偏好能源、材料和金融业等传统经济板块。他认为，基本面改善将令中国企业盈利表现出色，但不看好估值已经过高的科技板块。
美林美银分析师预计，亚洲股市将在未来两年内翻番，并看多中国市场，这是对明年最乐观的预期之一。
一些投行也看好其他新兴市场。瑞士信贷集团表示，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中国经济企稳和通胀温和的背景之下，新兴市场股市的表现可能继续优于发达市场。瑞士信贷首席投资官斯托尔巴尔克（Michael Strobaek）表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上涨势头将抵消美联储实行的紧缩政策带来的影响。
瑞银集团报告称，即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明年新兴市场增长率也会略微加速至4.2%。瑞银集团分析师杰弗里·丹尼斯（Geoffrey Dennis）表示，大宗商品、信息技术、材料和能源行业的回报率将出现强劲上涨。
大宗商品唱红
高盛表示即使当前各国央行已经蓄势准备加息，长期看来，大宗商品表现有望优于股票等其它资产。
高盛指出，大宗商品反映的是当前的供应关系，因此大宗商品等实物资产通常在商业周期进入成熟期时表现较好。实际上，大宗商品通常在加息周期表现突出，工业金属、能源甚至是贵金属的价格都在加息周期反弹。
高盛在最新大宗商品报告中表示，依然看好2018年大宗商品再通胀投资主题，维持增持评级，并预计未来12个月大宗商品回报率将达10%。高盛表示，总体来看，长周期商品如铜、锌、铁矿石、冶金煤等商品资产的价格上行压力要大于短周期商品，包括油、气、镍和铝。高盛预计明年工业金属的回报将持平，但不同金属的前景差别很大，其中高盛最看好铜，最不看好铝。
对于能源，高盛预计2018年能源资产将取得15%的回报，主要受油价驱动。高盛此前上调2018年布伦特原油现货目标价约7%至62美元每桶，上调WTI原油现货目标价约5%至57.5美元每桶。上调的理由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对延长减产协议表现出超预期的承诺，因此高盛预计明年库存将减少，进而提振油价。
另外有“新债王”之称、管理逾1000亿美元资产的DoubleLine Capital首席执行官Jeffrey Gundlach表示，新的一年他的最佳投资策略就是配置大宗商品，市场的大类资产轮动将再次迎来风格切换。
Gundlach认为大宗商品报价2016年就已止跌回稳，由于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或将无法达到预定的目标，美元指数接下来将进一步走软。美元下跌也对大宗商品报价和新兴市场有利。
（国际金融报记者 李曦子）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16日凌晨路透消息，芝加哥联储行长埃文斯（Charles Evans）周五表示，在本周的议息会议上不同意加息，是因为他担心通胀预期偏低，仍然达不到美联储2%的目标。
埃文斯在周五发表的声明中阐述了他的不同意见，“目前将目标区间维持在1%至1.25%的水平（即不加息的水平），才更加有助于通胀预期普遍回升，也可以增加通胀率回升至2%的可能性。政策正常化进程中的这种停顿也可以更好地让委员会有时间来评估未来通胀数据的进展。”
北京时间本周四日凌晨3点，美联储如期宣布将基准利率区间调升了25个基点，从1.0%-1.25%上调至1.25%-1.5%。这是美国央行当前加息周期的第5次加息，也是今年内的第3次加息，上一次加息是在今年6月中旬。不过，美联储对于未来几年的利率预期保持不变，仍预计2018年将加息3次，2019年加息2次。
芝加哥联储行长埃文斯（Charles Evans）和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都投下了反对票，这是自2016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超过一张的异议投票。卡什卡利的异议是他今年的第三次，埃文斯则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投下异议票。
埃文斯一直对在通胀升温之前加息持谨慎态度，他重申了对低通胀预期的担忧，认为这可能阻碍通胀回升至美联储目标。他认为，保持利率不变将更好地支持通胀预期的普遍回升，并加大通胀上升至2%的可能性。“我担心持续的因素在压低通胀，而不是特殊暂时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公众的通胀预期似乎低于美联储的2%通胀目标”。
鉴于决策者已经在今年两次上调利率，他表示暂停加息会让决策者有时间来检验他们的理论，即通胀放缓是短暂的。
在大部分经济增长期间，美国的通胀率低于美联储的2%目标，而且受到密切关注的不含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核心CPI今年出现下滑，虽然此前在2016年曾回升向目标。
在宣布利率决策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耶伦说：“我们现在的判断是，与广泛的宏观经济前景无关的暂时性因素在压低通胀。” 她并且补充道：“我并不认为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