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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地级市的孤儿养育现状
　　今年1月4日，河南省兰考县“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孤儿和弃婴的场所意外发生火灾，7个小孩丧生。当地政府一面指摘袁厉害“非法收养”，一面也自觉理亏，数十年来以各种理由推脱未建的儿童福利院，此次迅速开建，预计半年内就竣工投入使用。
　　这场大火暴露了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巨大漏洞。据民政部统计的数据，2010年，中国至少有孤儿71.2万人，其中9万名生活在儿童福利机构，62.2万名孤儿散居在社会。孤儿总数逐年增加，从2005年到2010年就增长了24%。如何抚养数量庞大的孤儿？《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兰考火灾前一个多月，中国刚刚举办了纪念加入该公约20周年的活动。
　　《南风窗》曾于2010年刊登《谁来养育中国70万孤儿》的报道，时隔两年，为了解孤儿、弃婴在地方的福利保障情况，《南风窗》记者走访了福建省宁德市几个县区。
　　谁在养育孤儿？
　　宁德市地处福建东部，属于经济较落后地区，共有10个县区，人口325万。《南风窗》记者从宁德市民政局了解到，该市目前在册的由个人收养的孤儿共有1000人左右，在公办机构抚养的有100多人。宁德并无政府兴办的专门儿童福利院，除宁德市蕉城区社会福利院、古田县社会福利院、福安市社会福利院和民间机构塔山爱心之家收养的孤儿数量比较多之外，宁德其他县区福利院以养护老人为主。目前宁德市民政部门正在统计寺庙等民间机构收养的情况，尚未有统计结果。《南风窗》记者从蕉城区和古田县民政官员处了解到，两地暂未掌握有寺庙收养孤儿的情况。
　　蕉城区福利院综合了养老院、光荣院，并设置专门区域，附带收养儿童。目前共有12名孤儿，另有30多名孤儿寄养在普通家庭中。该院院长陈伏佑向《南风窗》记者介绍，福利院规划建造之初便是以养老为主，因此它的氛围环境并不适宜儿童。目前福利院缺乏教育、治疗、康复的场所和人员，只能保障他们的吃住穿，提供最低的保障，“只能挡风遮雨，但就是这样也比在大街上跑要好”。
　　陈院长坦言，目前12名孤儿已经接近该院容纳能力的极限了。这12名身心健康问题比较严重的小孩由3名护工一周7天、每天“3班倒”进行全职照顾。护工们“工作休息都在福利院”，面对高强度的护理工作，陈院长戏称，这家被评为全国模范单位的福利院里“没有一个是胖子”。
　　1992年成立的古田县福利院距离宁德市区100多公里，较早就开始系统地收养孤儿，并进行涉外送养工作。据该院副院长杨瑞忠向《南风窗》记者介绍，目前收养的孤儿和老人人数相当，各有大约40人，工作人员共20名。该院至今共送养孤儿海外220名、国内30多名。该院配备有较为完善的儿童养育、教育、治疗设施。与蕉城区福利院相似，目前该院孤儿中大部分残障程度比较严重，有多名儿童只能常年躺在床上。
　　地处宁德市蕉城区塔山村的爱心之家孤儿院是天主教徒徐叶珍创办的民间机构，成立于1989年，从宁德市下辖福安市赛岐镇辗转搬迁到现址，创办至今先后收养了600多名孤儿。在一栋样式现代的5层大楼里，共住着56名孤儿，其中多名已经入读当地中学的孤儿享受着“双人间”的优良居住条件。其他孤儿则根据年龄段，分别住在明亮宽敞的集体养育室中，二楼专门开辟了教室和康复室。爱心之家的孤儿目前尚未纳入官方统计。
　　靠什么养育孤儿？
　　兰考火灾发生后，当地官员解释孤儿救助的主要困难时说：“钱是一个条件，但制度更是一个条件。”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民政局几位工作人员曾撰文写道：“一些基层领导只顾出政绩，不注重发展福利事业，在财政预算上对社会弃婴养育经费严加控制……一些地方领导‘谈钱色变’，一涉及钱的问题就对下级发脾气，民政部门领导往往以妥协告终。”
　　宁德市民政局副局长俞志斌也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市民政局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负责儿童福利，各县区民政局情况也大体相同。紧缺的人手难以应对孤儿寄养家庭监管等工作。他坦言，作为弱势部门，民政局要办什么项目很困难，因此他更寄希望于国家层面上的经费支持。宁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陈锋告诉记者，地方县区主要有三大困难，“缺少机构、缺少人员、缺少经费”，“一些县的福利院设施很落后，基本上保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
　　根据记者掌握的一份文件，2007年宁德市民政局曾申请建设儿童福利院，并已获得发改委批准，自筹经费750万元，建设面积为5000平方米。但据记者前往项目地点探访后发现，周边已经建满了住宅小区，并未发现有儿童福利院。俞志斌解释称，因为省里规定市级福利中心面积应该达到100亩，而原地址只有30多亩，因此项目选址变更了。
　　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宁德市社会福利中心开工建设，总投资2.6亿元，将于今年建成投入使用。俞志斌介绍，其中1.8亿元为原儿童福利院项目所在地块拍卖所得。当地媒体报道称，福利中心“主要包含老年人公寓、康复中心、综合楼和食堂及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四大主要功能区”。俞志斌告诉记者，虽然该中心的规划中也包含300个儿童床位，但“与老人混处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将来有条件会考虑建设独立的儿童福利院。据陈峰介绍，宁德下辖县区中已有4个县在建设综合的社会福利中心。
　　记者在蕉城区社会福利院看到，除了基本的生活设施，并无儿童康复娱乐等设施。院长陈伏佑告诉记者，整个福利院每年经费大概是70多万，再加上国家给孤儿发放的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足以维持运转。该院收到的社会捐助不多，去年收到一笔4万元的捐款，陈伏佑很高兴，将院子修缮了一番。俞志斌表示，由于福利中心项目尚存较大的资金缺口，已经很难拨出经费修缮和充实现有的福利设施。
　　古田县福利院自1999年起就搬迁到一处新的院址，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有老人床位48张，儿童床位50张，目前均已接近极限。杨瑞忠告诉记者，每年有来自财政70万~100万的拨款，并依靠涉外送养收入的每宗3000美元（现在调整为3.5万元人民币）的捐款，目前经费上并不存在太大困难，也能承受一些较大的开销，有时候还收留外地送来的孤儿。其中最大开销是病孩的医治。“现在很多送到这里的孩子得的病都有点奇怪，很难治”，该院曾为了医治一名重病孤儿，在申请了各种赞助后，仍花费了10多万元。杨瑞忠介绍，在建院之初，当时的福利院领导决定让所有孤儿跟着县长姓，“就当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会更加重视”。
　　根据民政部规定，自2011年起，每个孤儿可以享受到最高1000元每月的生活费。塔山爱心之家的孤儿没有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目前没有享受到这笔补助。按56个孤儿计算，每年有总共60多万元补助。徐叶珍告诉记者，爱心之家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义工，几乎没有工作报酬，如果拿到这60多万，足以维持运转。徐叶珍介绍，爱心之家曾多次申请这项补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陈锋告诉记者，主要是考虑到爱心之家没有注册，无法核实孤儿身份，因此无法发放。他介绍，近几日区政府正在研究，将爱心之家的儿童也纳入福利系统，先提供补助再考虑其他问题，毕竟首先要“保证孤儿的基本权利”。目前爱心之家主要依靠社会资助维持运转。
　　尴尬的社会角色
　　“如果政府的儿童福利设施比较好，我们肯定不会收养这么多小孩。”徐叶珍很肯定地告诉记者。兰考火灾既暴露了政府角色的缺位，也显示了发挥社会功能的必要性。数据显示，寺庙、教会和其他民间公益团体已经成了中国收养孤儿的重要力量。但是社会组织却常常处于尴尬的位置。
　　爱心之家在政府眼中依然是一个“非法机构”。一位长期在这里担任义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爱心之家创办之初还在福安赛岐时，经常受到官员的压力，多次要求他们解散，他们的逻辑是，“如果这里收留孤儿，会导致弃婴越来越多。”不过徐叶珍表示，近年来政府比较支持他们，“他们也知道把我们撤销以后，这么多孤儿不好安置”。尽管记者在采访爱心之家和民政部门时感觉到双方沟通并不顺畅，但双方似乎也形成了一定的默契。爱心之家的学龄儿童已经通过当地有关部门办理好了户口和收入手续。就在记者采访期间，当地残联有工作人员上门统计残疾儿童的信息，“这里的残疾儿童都享受到了残疾人补助，残联也会资助一些辅具。”徐叶珍说。前几日，消防部门上门检查消防设施，专门留下了一批灭火器。
　　俞志斌告诉记者，自2005年起，宁德市政府3次开会讨论有关爱心之家的问题，“已经形成很明确的决定，就是要解散爱心之家，根据户籍，分别由蕉城区和福安市两个地方抚养孤儿。”但是徐叶珍明确拒绝了这项安排，“我就是对政府办的福利院不放心，我自己也去看过。”徐叶珍将她的孤儿院当作一个家，“我们是一个家庭，不是一个机构。”
　　兰考火灾后，民政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排查个人和民间机构大量收养孤儿的情况。许多类似爱心之家的组织面临着如何安置的问题。地处河北省邢台市晋县的“黎明之家”是依托当地天主教会创办的收养机构，它的主持人王修女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申请了很多年，期待将“黎明之家”注册成独立的非企业法人机构，但是政府一直没有任何回应。最近有官员上门检查，认为他们的设施不错。王修女并不愿意“黎明之家”被解散，她呼吁，“千万记得不要让孩子第二次被抛弃，孩子不是桌椅，要注意孩子的心理伤害，孩子不能再经受第二次遗弃，孩子是人，请把孩子当人看。”“黎明之家”目前一共收养了140名孤儿，王修女说，“义工和修女对他们是有亲情有感情的，福利院里的主要是工人，就是一个工作，很少对他们投入感情。”
　　最近揭阳市榕城区被爆出民政局上门向寺庙“借”孤儿，后又改口说要将孤儿“接”到福利院。该寺主持释耀凯不愿舍弃自己倾注了多年感情的孤儿们，“我养了17年，凭什么说接走就接走？”
　　尽管宁德市政府已有撤销爱心之家的决定，但显然短期内也不会付诸实施。俞志斌表示，对于事实存在的民间收养行为，与其否认，不如承认和扶持，还可以将其纳入监管，“不能说个人不能办，而政府又没这个能力办。”他分析，民间机构纳入正式体系之后，派驻一两个工作人员监管指导。这种做法既省去政府包办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又可以缓和矛盾，激发社会积极性。因此他期待国家层面上能够出台政策，“如果没有这个政策，下面很难做”。
　　1999年民政部发布《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1998年成立的青海省西宁市儿童福利院“宁基之家”就是西宁市民政局与香港基督教励行会合作兴办的。2006年，一位美籍华人在古田县平湖镇创办了“快乐儿童之家”，经注册为非企业法人组织，目前收留了10名留守儿童和数名孤儿。
　　俞志斌坦言，政府要在儿童福利上舍得花钱，“孤儿、弃婴是弱势群体，前途未来政府要承担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后发表讲话也说：“我们的人民……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采访结束走出蕉城区福利院大门时回望，一位10来岁的智障孤儿正在宁静的院子里徘徊，展现出一副常人无法理解的悠然自得。此前一天，抵达宁德塔山爱心之家时，一个残疾小女孩正好从大门里拄着拐杖走进温煦的阳光照射之下的院子，一脸平静。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对此，曾获过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的陈伏佑说：“不敢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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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本刊记者论住宅问题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
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
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
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民工突然被吸引到发
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
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
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
辟。正当农民工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
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
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
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似的形式，而且
大部分象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
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
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
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
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
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
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这些住宅被拆毁，
在原地兴建商店，货铺或公共建筑物。而工人
住宅楼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面积少和昂贵了。
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
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
一个列外。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
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
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
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
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但有一点是
可以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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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反观我国的住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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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04版：要闻
标 题 导 航
第A01 : 商报头版
第A02 : 要闻
第A03 : 要闻
第A04 : 要闻
第A05 : 关注/特刊
第A06 :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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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08 : 时事
第C01 : 读书周刊
第C02 : 特写
第C03 : 特写
第C04 : 书林
第C05 : 书林
第C06 : 书评
第C07 : 艺术
第C08 : 创意
全市1192个孤儿最大的已经32岁了！委员建议
给成年孤儿一个稳定的“家”
深圳商报记者 管亚东 作为深圳市福利中心的“大家长”，张斌委员前些日子刚刚在福利院完成“嫁女”，还好孩子得到了一套市住建局的廉租房，这大概是他能给“女儿”最大的嫁妆了。昨天，他再次领衔提案，建立我市成年孤儿安置住房保障机制，希望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孩子们能走出福利院大门，开始新生活。 2015年，张斌等6名政协委员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解决成年孤儿安置问题的提案》，提出了对我市成年孤儿安置问题的有关建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市住房建设局还针对市福利中心实际情况，向市社会福利中心定向配租了龙悦居8套公共租赁住房，由市社会福利中心与市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心签订租赁合同。 目前，市社会福利中心已安排13名成年孤儿入住该8套公共租赁房，缓解了个别成年孤儿的住房压力。 据了解，截至2015年底，我市孤儿总数为1192人，其中成年孤儿共有186人，有劳动能力的仅有50余人，占比不到30%，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有32岁。随着时间推移，未成年孤儿逐渐成年，我市的成年孤儿人数将会持续增长。 张斌委员说，从我市成年孤儿安置的现状来看，目前最亟需解决问题的就是住房问题。成年孤儿的工作收入很难负担购买商品房（或租房）的费用，只能继续留住在院内，难以独立生活，走向社会。 委员建议，可参照我市为低保家庭配租廉租房的办法，建立优先为成年孤儿配租公共租赁住房的机制。论住宅问题
今天学习了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文章写作的背景是19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的采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城市发展一片繁华，由于工业对农村自然经济的排挤，相对应的是农村的凋敝，农村大批劳动力涌入需要劳动力的城市，出现了住房短缺问题。
小资产阶级代表米尓柏格对住房短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租金贵严重压迫了工人和小资产者，关键问题在于是这个租赁制度本身不好，当然了，他也不会傻到说直接废除租赁制的地步，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让工人实行赎买制，即每个月上交的“租金”都是一种分期付款，到一定年数之后就获得了租赁房屋的所有权，然后就摆脱了无产者的地位，成为小私有者，他们自然也就可以做些家庭手工业，如此这样的话，历史岂不是又倒退到家庭手工业的时代！简直是一种空想！
又有些人寄托于国家的帮助，希望国家来解决住房问题，岂不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代表的是有产者的利益，住房短缺给资本提供了很好的空间进行投机，抬高租金进一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国家不愿意也不可能出面解决住房问题，法国给德国的几十亿的赔款都用到了军工等部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恩格斯说到：并不是住房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才是住房问题解决的基础。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只有一个方法，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住房收回国有，实行福利分配制度。工人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的特殊性，拥有住房所有权已然是对他们本身起不到正面的促进作用，反而会成为他们的束缚，弱化工人的革命性，由于工人的工作易变性，拥有房产所有权反而不利于工人的流动和阶级斗争。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发展从无到有，从曲折摸索到成熟以至到现在的泡沫，98年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家对房地产寄予厚望，希望在房地产龙头的带领下，带动上游产业链快速的发展，房地产不负众望，给中国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03年非典时期房地产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亦是功不可没，10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又得时机飞速发展，回顾这么多年，每每危机关头，都是房地产发现的大好时机，使GDP数字一直保持高位。
从大家熟悉的01年的温州炒房团才是，中国房价屡创新高，随着工业对农村农业的绝对优势，农民单靠种地已然是完全不能过活，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住房短缺问题屡屡提上日程，这为那些投机资本流入地产提高了很好的机会，房价越抄越高，以至于大部分人买不起房，于是乎银行说话了~贷款买房，贷款买房买房人要付当时市价的1.5倍价格几十年还房贷，再加上地皮价格飞涨，所有这些负担都落在了消费者身上，工人除了在工厂被产业资本家剥削外，还要受到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和政府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多重剥削，以至于每天都要活在还房贷的压力之下！
众所周知，房价调控10年，履调履长，在我看来，边调边涨才是正常的，跌了倒是不正常！现在我国对房地产的依赖已然是太深，深得不能自拔，若是国家真的把房价下调了三分之一，会出现什么样子呢？最先受影响的便是银行，房价跌，贷款买房的人自然会逃跑，任由你银行出售房子作价受偿，当然那时想卖已然是卖不出去了，银行资金量接不上，其他产业资金链自然会断掉，如此势必会带来经济萧条，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自然也就不会寄希望于国家调控房价来使房价大幅回落了，期望它调控使房价增长速度降下来倒是有可能的。
随着中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住者有其房已然是越来越困难了，贷款买房可是真能压死人！一辈子租房的时代快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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