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人不知道中国企业在海外有多拼：演讲后台CEO吃泡面背ppt99%人不知道中国企业在海外有多拼：演讲后台CEO吃泡面背ppt极果百家号提到这家企业所有人再熟悉不过，世界500强（准确说是300强）：联想。比起在国内，身边的小伙伴都在用他家电脑，朋友圈时不时来个爆款刷屏，他们在海外是怎样“打仗”的却很少有人知道，而海外市场的战果甚至要比国内更辉煌。极果君最近几天在雅典亲历了“联想2018KickOff誓师大会”，第一线感受到中国企业在海外有多拼。先说几个感性的见闻：1、如题，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誓师大会开始前，边看演讲ppt边吃统一泡面，红烧牛肉味的，可惜没有泡面伴侣火腿肠。2、整场大会除了Lenovo的logo以及元庆这张熟悉的面孔之外，全是国外元素，满场英语、西方段子，你甚至觉得这就是一家外企。3、除了战略部署，参会的EMEA大区（欧洲、中东、非洲）高管们还为在场几十个国家的员工代表进行了业绩复盘，这一点又很中国特色。4、优秀员工环节，现场口哨欢呼声此起彼伏，联想的海外员工们high得可起劲了，尤其到了晚宴，推杯换盏拥抱唱歌比赶集还热闹。5、在晚宴上，各个国家的员工争相和元庆合影，他们称呼他为“YY”，拉着他围成一圈又唱又跳，还搞怪自拍。6、直到晚上11点，满头大汗的元庆才抽身坐到海边的沙发上和极果君聊了几句，第二天凌晨5点他要飞北京参加中国区的誓师大会，而前天他刚从美国罗利站飞来雅典。在地球的另一面，在我们熟睡的时候，中国企业征战海外，真的像打仗一样。联想怎么管理老外？用老外管理老外。欧洲聚集了大概上百个国家的人，这里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地方。联想一直任用具有本地市场经验的人才，欧洲市场基本上依靠来自欧洲的员工，而不是向海外派驻国内高管，这是联想与其他国际化的中国公司不太一样的地方。元庆说：这要求包容性特别强，适应性也要非常强。管理层越多元化，越容易管理，越容易了解各地的文化特质以及市场特质，更容易做市场。如果只是把自己国家的人派到这里，他对这里不了解，不了解市场，文化也不融合，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据他介绍，联想是完全的国际化，不光是当地的业务，公司的最高管理层也是多元化的团队。联想最高管理层成员分别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巴西等7个国家，是从上到下的国际化，这形成了联想特质。这样的打法可以很快融入当地环境，但却带来另一个问题，怎样保证贯彻统一的文化及任务指标？元庆的做法很简单，大家常开会，常宣贯战略，把国内的管理理念推行出去。比如，联想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全球KO（KickOff）大会，管理层要在两周之内辗转四个地方，今年第一站在北美罗利，第二站欧洲雅典，第三站中国北京，第四站亚太东京。全部四站要在两周内搞定，这事只能靠老板们的身体力行才能有效。复盘也是从中国带来的绝招，元庆专门为这件事做了好几次培训，常给高管做培训。比如你得把你当初怎么说的，你要达成什么目标，你要用什么策略，最后用这个策略是否达成了这个目标，达成了是什么原因，这些方面都复盘清楚。有的复盘是没有达成的，为什么不行？是目标设的不对还是策略和路径走错了？这次大会上，极果君看到各种肤色的国外高管在复盘时，一股莫名的反差萌。怎样让老外有主人翁意识呢？元庆说，要打造创业的文化，我们激励大家要设定一个有高度的目标，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达成，达成之后会有很多奖励措施，甚至还会请员工去家里做客。联想去年在海外成绩如何？在誓师大会上，杨元庆与员工们共同回顾了联想在欧洲、中东、非洲地区（EMEA）的业绩。其中个人电脑＋平板电脑业务连续三年夺得EMEA市场第一，其中在51个国家进入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市场前三甲，个人消费电脑业务连续4年排名第一。智能手机业务在西欧前五大市场，增速高于大市30%。数据中心业务在2017年第四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29%，创下三年来最高纪录。超算业务在意大利、西班牙、挪威三国斩获第一。目前，全球最大的7个数据中心中，有6个采用了联想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全球500强企业超算系统中，有92家采用了联想的HPC；在德国地区，联想也斩获了莱布尼茨高性能计算中心最大的高性能计算订单。 联想今年在海外怎么打？在KO大会上，元庆强调要把公司从过去以产品为导向转型为以客户为导向，业务要从单一的PC业务转向多元化的业务。另外，要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需求，把握人工智能的风口。极果君为大家解释一下：人工智能有三大要素，数据、计算力、算法。联想在计算力方面将有重点布局，除了大家熟知的电脑手机等终端计算设备之外，云计算和边缘计算也是下一步的重点。全球十个大的云计算客户联想已经攻下了六个，元庆称今年能够攻下九个。联想给云计算的公司提供设备，提供基础架构。边缘计算也会是联想加强发展的业务。啥叫边缘计算？对物联网而言，控制将通过本地设备实现而无需交由云端，处理过程将在本地边缘计算层完成。这将大大提升处理效率，减轻云端的负荷。由于更加靠近用户，还可为用户提供更快的响应，将需求在边缘端解决。关于算法，元庆说，把算法和行业知识、行业经验相结合，就能够产生垂直行业的智能。虽然在这个领域联想刚起步，但希望能给各行各业提供智能解决方案，现在联想电话中心50%的用户问题是机器来回答，需求的预测也是机器在做。先用人工智能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开发制造行业的智能解决方案，再服务于其他行业。联想有一个大数据团队，已经服务了五十家大客户，有的是做质量管理，有的是做需求预测，去年已经有几千万美元的营业额。今年在这块的目标是要将销售营业额和客户基数翻三倍。不明觉厉.....这还是你印象中的那个的联想么？没想到在海外这么浪....联想在海外怎样做产品？联想的优点是是全球性的公司，可以瞄准全球的市场。新的设备有的容易在成熟市场先成功，有的容易在新兴市场先成功，看产品容易在哪个市场成功，就先在哪个地方跟进。目前国内突然很多智能音箱设备火了，联想会跟风吗？元庆认为联想应该瞄准全球市场，要做好市场，就需要像亚马逊的智能音箱一样，销量至少在百万以上，或者像Google Home一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体系。所以，联想需要对待产品更加严肃，不仅产品符合市场和用户的需求，而且合作伙伴和厂商的选择都非常慎重。AR设备Mirage去年在美国市场大获成功，因为美国消费者对《星球大战》都很熟悉，所以用户也愿意花钱来体验，来买它，所以这就成为了相对比较成熟的业务。再像Smart Display，联想跟谷歌合作，用谷歌的系统。这些设备设所以在海外能取得成功，更多源于符合海外用户的使用环境。所以，产品全球化布局，并非一锅端，而是因地制宜。在国内，某些市场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国外先把它先做得成熟一些，然后再拓展到国内。元庆说，像AR和Smart Display这样的产品，在国内做的话，AR也要有国内用户喜欢的内容，用《星球大战》可能不一定行，最好能和腾讯、网易这样的公司合作。Smart Display产品可能就要跟百度进行合作，用它的生态系统。所以，AR和Smart Display，国内会成真吗？下面插播一条业务逻辑梳理：上面说计算力，现在又说产品，你可能会觉得乱，其实根据成熟度联想有“三波战略”：第一波是成熟的，碗里吃着的，第二波是锅里炖着的，第三波是田里长着的。终端设备是第一波，数据中心是第二波，行业智能是第三波。再往下看，终端里面又分三波，PC是第一波，手机是第二波，其他新型的智能IoT是第三波。这算是联想非常清晰的脉络。 全球化需要一个好身板儿联想为了便于管理，不同的大区是按时区去划分。所以，24小时之内，可能这个时区刚下班，然后另一个时区又该上班了......所以联想的国际高管真的挺苦逼。联想的高管分散在各个国家，每个月在不同的城市里面的高管都要开一次会，现在一年已经减少到八次，另外四次视频会议。但是元庆比他们还要多一些，因为除了高管集中的会，还要到不同的市场再跑一下做调研，比如1月去了墨西哥，2月去了巴西。去年飞了三十多万公里，江湖人称：空中飞人CEO。怎样才能熬下来？元庆说，有很多招可以分享：第一，你得会在飞机上睡觉。第二，大家都说倒时差，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倒时差，因为你就去几天的话，你刚倒完时差又要回去了。所以你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就睡几个小时，睡不了的话就开始工作。白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尽量把事情都安排在早一点的时间，这样到下午熬不住了你就去休息。当然还有工作的话你也得熬着。下面奉上元庆吃泡面的照片，这一幕被海外员工撞见，于是发了推特：大概意思是，工作中意外发现老板在雅典给欧洲－中东－非洲团队讲解新财年战略前的一幕，才知道老板吃了什么才能这么动力十足。元庆的演讲很精彩，让我们了解了未来的机遇与目标。以上，极果君发自雅典。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极果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全球好物消费推荐平台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策略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境外政治风险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在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遭遇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发生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风险管理的主体层次和进程控制两个视角出发，提出了应对政治风险的策略。 中国论文网 /4/view-4258307.htm　　【关键词】境外投资；政治风险；规避策略 　　【作者简介】封永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5-05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走出去”发展战略指引下，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正逐渐成为世人瞩目的新兴直接投资来源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开拓性的骄人成绩。但与此相伴、亟待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在境外遭遇的政治风险的频度和烈度也在大幅增高。仅在2011年发生的利比亚内战中，中资企业损失惨重，合同金额损失高达188亿美元左右，中国不得不从利比亚紧急撤侨3万余人。此前，类似的境外投资利益受损案例多次出现，因此，加强对政治风险的防范已成为当前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一、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遭遇的政治风险：表现与类型 　　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遭遇政治风险由来已久，但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关注。直到美国学者科布林（Stephen Kobrin）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对政治风险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这个重要问题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尽管迄今对于政治风险的概念界定还存有分歧，但科布林的定义在相当程度上被广为接受。他将政治风险界定为：由于政治事件及其过程引起的潜在而重大的偶然性经营危机。据此，政治风险源于政治原因，其中既包括政治事件的直接冲击，也包括由政治事件引发环境变化造成的间接冲击。政治风险与商业风险等其他风险相比。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和较高的损失可能性。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内部政治风险。内部政治风险来自于东道国内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战争和动乱风险。战争和动乱风险指由于东道国战争或动乱而导致跨国企业的有形资产遭受损失、毁坏、消失或导致整体营业中断以及人员伤亡的风险。当今世界整体和平稳定，但局部地区安全局势动荡，战争或动乱此起彼伏。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汇集了由宗教矛盾、领土纠纷、民族矛盾、主权独立、资源争夺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的战争和动乱风险，其中包括阿以长期冲突、阿富汗战争、苏丹内乱、索马里内战、伊朗核问题以及“阿拉伯之春”引发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动乱。这些战争和动乱将可能直接引起中资企业在本地区投资项目的推迟、中断、甚至取消。中国企业在利比亚动乱中蒙受的巨大损失就是典型案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不仅破坏企业和平的生存环境，而且直接威胁到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人员和财产安全。如2007年4月，位于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中石油项目组遭恐怖袭击，造成中方工程技术人员9人死亡。7人被绑架。 　　2.征收风险。征收风险指东道国政府基于主权、公共利益或者国民意愿的需要，采取国有化、没收、征用、占用和违约废除合同等手段。直接或间接给跨国企业及财产造成的可能损失。这一风险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普遍存在。在此期间，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半数以上对外资实施了国有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国经济依赖性的增强，这类风险大幅减少，逐渐淡出了风险领域。因为这些行为容易招致报复，不利于吸引外资。但一种通过政策限制更加隐蔽和间接被称之为“蚕食性征收”（Creeping Expropriation）的做法逐步流行开来。例如2005年，中国吉利公司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汽车工厂开工在即时，马来西亚政府突然宣布新进入的外国汽车品牌不能在该国销售。这一政策变动使得吉利蒙受上千万美元投资的损失。2011年9月，缅甸政府单方面搁置中缅两国密松电站合作项目，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可能为此损失至少36亿美元。 　　3.政治歧视风险。政治歧视风险是东道国以安全威胁、经济威胁、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为由而对特定国家企业设置各种投资障碍。从而给该国投资企业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近年来，我国企业遭遇政治歧视风险案例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这类风险多发生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990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并购美国MSMCO航空，这成为美国外资委迄今唯一正式否决的已达成并购协议的案例。类似的典型案例还有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中铝收购力拓、中石油收购尤甘斯克、海尔收购美泰、五矿集团并购加诺兰达矿业公司等等。根据境外学者的统计，中国近年来对国外企业的收购有一半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里，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将可能继续面临由于发达国家因政治原因而实施的歧视性干预。 　　4.劳工权益风险。工会组织在国外经常是以企业主的对立者形象出现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时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与当地工会组织的关系，势必会给自身的经营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如首钢在秘鲁开展投资经营活动，由于不熟悉当地的劳工法律。没有与当地工会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十年来遭遇连续不断的罢工事件，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二）外部政治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与政治因素相互交织。国际环境趋于复杂化。企业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也日益复杂。 　　1.外交风险。由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恶化所致。两国政治上发生争端时。经济会成为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必要手段，而跨国公司会成为其主要的攻击目标。比如，1989年“6·4事件”后，美国对华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多次使用“贸易最惠国待遇”大棒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
　　2.第三国干预风险。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风险，主要发生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投资合作领域。由于第三国针对东道国的封锁、禁运等制裁措施而导致跨国企业利益受到损害。贸易双方中如有一方被第三国视为现实或潜在的敌对国家，那么这种贸易往来就有遭遇第三国干预的风险。中国企业面临的这种风险包括两类：一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这种风险主要来自美国。企业如果与伊朗、苏丹、朝鲜等所谓“邪恶轴心国”开展经贸往来，就有可能面临这项风险，其潜在损失包括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不能在美国融资等。二是在第三国的干预行为的压力下。东道国政府违约的风险。例如，日本对中俄石油管道工程的搅局，致使安大线输油管道项目计划在苦等十年之后功败垂成。 　　3.国际经济风险。在特定的国际大环境下，某种国际资源价值或货币的增值或者贬值都会影响跨国企业的制造成本，结果使商品的利润相对减少。跨国经营的企业可能产生潜在的资金问题，从而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危机。这种情况对于原材料需要进口的跨国制造商影响比较大。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更是造成国家间竞争加剧，跨国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日趋严峻。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遭遇政治风险的原因分析 　　我国企业在跨国投资过程中遭遇政治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际环境和东道国国情的客观影响外，也有我国政府和“走出去”企业自身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的盛行。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长足提高。2010年中国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世界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中国实力的增长显得分外突出。某些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国际政治的零和思维和历史逻辑出发，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其掌控的国际舆论中充斥着不断翻新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无法摆脱“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崛起模式，强大后必然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采取遏制防范的策略。中国少量境外军事力量投放总是招来疑虑和歧异，甚至周边国家也对中国持有戒备心态。美国不仅在战略上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围堵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阻遏中国的经济触角范围，极力阻止中国获取石油等重要的战略资源以及高新技术成果。因此，在中国有重大石油投资利益的地区，如伊拉克、伊朗、安哥拉、苏丹等，美国等西方国家都会插手搅局、制造事端，甚至挑起冲突，破坏中国的境外资源战略布局。一些西方国家故意抹黑中国形象，把中国正当的境外投资说成是“新殖民主义”，引起了很多非洲国家政府和民众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投资的疑虑和敌意。 　　（二）中国境外企业的国有制度背景。就社会制度来说。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他们眼中，则是一个危险的、不安全的“另类”。在此偏见和有色眼镜透视之下，他们不希望自己在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国，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企业对本国重要行业的控制和垄断，希望保持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而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主体就其性质而言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涉及重要行业领域的巨型企业往往都具有深厚的国资背景。即使有些企业是纯粹的民营性质，但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会被西方媒体和公众贴上国有的标签。比如，华为公司2012年3月在澳大利亚竞标宽带网设备项目被拒，原因竟只是由于它是“中国公司”。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企业在境外投资并购中遇到的阻力自然要大于他国企业。 　　（三）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战略布局的缺陷。概览中国境外投资的地理方向，不难发现，中国企业大多集中在易发生政治风险较高的区域，这一先天布局缺陷主要源自两个主观原因：一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缺少风险意识，不太注重进行政治风险评估。进行境外投资时只看到蕴藏的商机，认为风险越高的地区收益往往也越高，没有看到潜伏的风险。既没有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细致的评估，也没有制定政治风险的防范措施，铤而走险。结果在投资后经常出现各种始料未及的情况而导致利益受损。二作为国际市场的新来者，中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西方国家早已在海外战略布控完毕，掌控着世界重要、优质而稳定的资源市场，而中国企业自身竞争力较弱，在资金、技术、管理和销售渠道上总体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不愿过度依赖由西方国家所创设和掌控的国际原料市场和能源供应格局，而宁可独辟蹊径，将目光投向西方国家不愿意去的、动荡混乱的地区。尤其是一些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往往在偏僻的山区和丛林地带作业，开发难度大，成本高，而且这些地方一般不在政府的管辖之内，处于一种元政府状态，是毒品、走私等犯罪团伙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场所。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活动以及向政府缴纳税金便于政府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削弱了他们对本地区的控制，影响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和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往往成为他们敲诈勒索和暴力袭击的对象。 　　（四）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缺乏政府有效机制支撑。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微妙，国际战略伙伴较少，自身的国际政治空间拓展不足，使得经济发展受到政治牵制。境外投资特别是资源类行业的投资结构过度依赖特殊的政治关系，而缺乏一种长效的政治影响力、军事保障和文化支持保障机制。如在中国与安哥拉、苏丹、伊朗等国发展出较紧密的特殊政治关系的背景下。中国着力加大在这些国家的境外投资。而这种把经济关系建立在特殊政治关系基础上的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当所在国内部政局发生剧变时。这种政治关系反而可能成为难以甩开的政治包袱。如在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由于巨额石油投资利益而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备受国际指责，遭受到了空前的外交被动局面。如果中国境外投资者的投资安全无法得到政府有效机制保障，必然会沉重打击境外投资者的信心，迟滞中国境外投资的高速发展。 　　（五）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缺乏与当地民众的沟通和公关联系。一般而言，中国境外企业较为重视发展与所在国政府部门的关系，而对当地民众的利益诉求往往重视不够。一些中国企业只顾自身利益，没有造福当地民众利益，或是企业的开发活动对当地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破坏，从而遭到当地居民和所在国的反对，这也往往成为西方指责中国在境外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借口。比如，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的铜矿项目经常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和矿工的罢工威胁。在赞比亚当地人看来，铜矿资源是赞比亚经济的支柱，但开发这些资源的受益者，却是外国投资者和政府官僚。而当地人不但得不到应有的红利，反倒付出资源流失、原有生计被切断，以及就业机会丧失等代价。正因为如此。赞比亚铜矿当地民众除了和政府抗争外，还经常与中国境外投资的资源开发企业经常发生冲突。
　　三、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规避策略 　　基于引起政治风险的上述原因，有效规避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可以从政治风险管理主体的国家和企业层次出发，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境外投资的全过程实施风险管理。 　　（一）国家层面 　　1.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对于一个有着全球利益的大国来说，塑造有利于其境外利益实现和维护的国际环境的关键在于着力参与设计和维护一整套的国际规则、制度和行为规范，善于透过国际机制在获取国际合法性的同时充分维护自身利益。二战后，美国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一手缔造了自己的“机制霸权”（Regime Hegemony），形成了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应当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更多参与到国际性事务和国际性话题的讨论中，并进而影响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来维护长远的海外利益，使国际机制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和有利于维护中国权利的方向发展。 　　2.强化国家境外政治风险的处置能力。现阶段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的危机处置能力亟待加强。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尚缺乏一套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往往是问题出现后的被动式应对。固守传统的不干涉政策愈来愈不利于海外利益的保护。从国际法上来说，维护一国正当的合法的海外利益并不是干涉别国内政的表现。任何一国政府都有权要求所在国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本国在其国内的投资利益不因动乱而发生损失。为此，中国需要制定统一的海外利益保护的政府行动框架，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实质性的保障机制。其中，海外军事投放能力建设已是一个明确的、不容回避的选择。2008年，中国军舰开始护航索马里海域，应被视为中国海军担负海外利益保护责任的起点。 　　3.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当前，国际上肆虐的“中国威胁论”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海外企业政治风险的主观诱因。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仅需要拓宽国家形象传播渠道、建立海外常设游说机制，更为重要的是要重视和改善国家与国民的关系。这些年来，改善国家形象的举措努力成效似乎不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传统的外宣路径只停留于表面而未真正深入人心。软实力始于心智，真正的软实力建设是由内而外的。中国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的积极救灾表现和利比亚危机中的大规模撤侨行动，都获得了外界的广泛赞誉，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积极地善待和保障国民的各项权益。推进政经体制更加开放和民主，无疑会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二）企业层面 　　从根本上说，政治风险的安全防范工作最终还是要落脚在进行境外投资的各个海外企业身上。境外投资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工作对规避风险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投资前的预防策略。 　　（1）政治风险评估是企业开展境外投资进行政治风险管理的首要前提。一国社会政治因素的变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立项的过程中，就应当对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环境进行全面、客观和系统的考察和评估。重点是可能导致经营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许多发达国家都设有专业政治风险评估机构。英国《欧洲货币》杂志、美国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等权威渠道每年都发布国别政治风险评估报告，而中国企业应加强与这些机构的业务联系。虽然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政治风险评估机构，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06年发布的首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以及商务部的《国别投资指南》，也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同时，企业也可以透过我国政府驻外机构特别是在东道国的中资企业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有关情况。 　　（2）参加境外投资保险。这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预防策略。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资产投保方式。借助政策性或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目前，以政策性保险手段支持企业跨国投资的制度在中国正逐步形成。2003年，中国信保开始承保部分政治风险。利比亚危机后，该公司已向葛州坝集团、中建材集团支付信用保险逾2亿元。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对政治风险进行分保和再保险，进一步分散风险。世界著名的政治风险投保机构有美国的“境外私人投资公司（0PIC）”、“北美保险公司”、英国的“出口信贷保证部”。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 　　2.经营中的规避策略。 　　（1）本土化经营。很多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产生往往源于该国多种政治势力对外资企业歧视。在海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中国企业应尽可能使用当地的原料、零部件和劳动力等资源，虽然可能增加生产成本。但客观上促进了东道国相关行业的发展，解决其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加社会各界对中国企业的好感，同时将相关行业与中国企业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增强了风险抵抗能力。 　　（2）分散化投资。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对象国的政治风险程度，有选择地分散投资，同时把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放在国内，保持企业拥有的新技术的垄断地位，控制产品的分销渠道和运输通道，这样可以有效地分散政治风险。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秘鲁政府国有化时幸免于难的原因正是因为它在秘鲁的装配厂只生产整车50%的部件，其余部件分别由设在他国的公司制造。对于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以及那些较为敏感的资源开采项目，在投资方式的选择上，应尽量采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形式。实现与东道国或企业共同投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使东道国政府在采取不利于外资企业的措施的时候，能够有所顾虑，减少海外投资被征用或政府违约的风险。 　　（3）践行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仅仅关注投资收益是远远不够的，还需重视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让当地居民和政府感受到外国投资带来的各种好处。对于在中东、非洲国家的投资来说，中国投资企业的价值观和文化往往与东道国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应该尊重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实现与当地社会文化的有效对接与和谐共处，增进当地社会对企业的理解和认同。 　　3.风险发生后的止损策略。如果政治风险已经发生，企业可运用以下策略来尽量避免或减少政治风险所带来的损失。首要的选择是退出策略。退出策略并不意味投资的失败。在某些情况下，退出策略是避免政治风险的明智之举。在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极高或后果极为严重的紧急情形下，我国企业可以选择撤回投资，退出东道国市场，将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撤资应把握有序和从容原则，避免慌乱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其中关键在于处理好资金的转移问题，应通过停止母公司的贷款支持、转移价格、利润汇回等方式，尽快将资金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其次是法律补救策略。在遭受了政治风险损失后，中国企业可以求助于法律途径来进行补救，以期获得赔偿。一般是先向东道国的法院起诉。因为它的判决在东道国具有重大的法律效力。而且不致引发东道国的民族情绪。如果在东道国无法得到合理解决。企业可以向国际仲裁法院申请国际商事仲裁，来解决投资争端。世行“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瑞士苏黎世商会仲裁院以及华盛顿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等都可以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调解和有约束力的仲裁。在必要时，我国企业也可以向我国政府申请保护。中国与东道国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者双方共同参与的多边投资保护条约都是解决政治风险的有效法律途径。 　　总之，为有效应对和排解不断增长的海外政治风险，中国企业需要在国家总体对外战略的护持下，在投资经营的全过程中综合运用预测、规避和止损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的加强和提高对政治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功夫在诗外”，实现境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障的长久之道，还在于着力改善国家和企业形象及声誉，造福当地社会。如果一个海外企业涉及影响恶劣的贿赂和腐败行为。严重破坏和污染当地环境，肆意侵犯劳工权益，那就没有任何可能藉以远离政治风险。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