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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催签到天数: 147 天连续签到: 1 天[LV.7]常住居民III
呐喊无法降低物价，吐槽也无法提高工资，中国贫富差距巨大，谈人均没实际意义，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掩盖这种差距。那么GDP数据就当成纯数字看待吧，本贴思想单纯，只想从数字本身来做一下简单预测一下。看看中国何时达一万美元，何时超越美国？
中国2015年GDP数据出炉了，2015年GDP总量是676710亿元，按现在6.57汇率兑换成美元是10.4万亿美元(去年是10.2万亿美元，汇率凶残啊)，如果未来五年能以平均6.5%的速度增长的话，假设汇率也能维持在6.5的水平(接下来继续加息，维持这个水平有点困难啊)
<font color="#16年-------11.07万亿美元
<font color="#17年-------11.8万亿美元
<font color="#18年-------12.6
<font color="#19年 -------13.4
<font color="#20年--------14.3万亿美元，现在中国人口13.7亿，估计2020年会突破14亿，所以顺利的话2020年中国 将达到1万美元。
至于GDP何时超越美国, 10年前就有很多的国内外专家预计总量会在2025年 超越美国，激进点的说2020年就能发生，按目前来看这些砖家有点乐观过头了。2014年美国GDP总量 为17.4 万亿美元，假设美国增速平均2%，中国未来平均增速6%(这是最快最快的速度了，几乎是理想状态)可以列出简单方程：
<font color="#.4×(1.06的n次方)=17.4×(1.02的n＋1次方),那么解出来x≈14，也就是说到2029年中国的GDP才能和美国一样，2030年超越。。。。这是理想状态下的速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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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2018年底，中国人均gdp大概率冲破一万美元【印度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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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中国人均gdp大概率冲破一万美元收藏
根据各统计数据的合理估算
不不不我们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坚持100年不动摇
我严重拖后腿了
对不起我拖后腿了
这是人均生产总值就不是收入这就拖后腿那你们都是干啥呢？坐吃等死吗
我家里六口人
每年竟然有几十万？哪来的
还得翻一番才是发达国家
还没到世界平均吧！
有鸡儿用，我和马云还人均上千亿呢。
靠GDP来强国了
但是没感觉出来大家变得有钱啊
数说各省劳动的性价比：2017年各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反映当地整体的经济状况。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指城乡居民户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及储蓄的总和，具体构成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个人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费及调查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反映居民个体的生活水平。有些省份的人均GDP很高，经济看上去很活跃，但是落到实处，居民可支配收入其实不高。有些省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看上去很高，但是一对比当地GDP，这个比值是很低的，普通老百姓在当地的劳动性价比是很低的，创造了很高的GDP，却只拿到了很少的可支配收入。比如2017年天津、江苏的人均GDP仅次于北京和上海，201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很高，分别排在第4、5位，但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是倒数第一和第二。宏观上，这两个省市很自豪，微观上，这两个省市的居民很委屈。求释君的老家山东省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GDP全国第三，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靠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更是排在后面。山东是制造业大省，前十大行业全部是制造业，其中全国家电企业山东占了三成。这些技术密集度不高的制造业产生了很高的GDP，但没产生很高的人均收入。
也就是说一家四口一年可以挣28万到30万
拿我算算人均一万美元的话就是人民币六万多，国家还是要努力啊，拖了我的后退，才到我膝盖这
收入不是gdp，为啥还有那么多傻瓜不懂
生产总值简单说就是一个工厂年产值。有的工厂可能就3个人，纯贸易赚差价，年产值几千万。有的工厂近百人生产，年产值可能几百万。真正要比的是人均收入，人均可支配，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汽车保有量，人均黄金拥有量，等等。这样一算。算了，继续发展中100年吧
楼上好多人，感人啊
人均GDP人均收入傻傻分不清
拖后腿的都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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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 快看你家乡是世界什么水平
全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 快看你家乡是世界什么水平
2017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27122亿元，人均GDP为59660元，比上年增长6.3%，如果以美元计价，2017年中国全年人均GDP为883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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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 、2050
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描绘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提振了全社会、全民族的气势与信心。我们认为，在有效劳动供给不断提高、大国优势进一步发挥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依旧具有较高的中长期增长潜力。
一、中国经济：1.的中国经济大图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国按照当前汇率折价的人均GDP将达到美元（2016年不变价），按照PPP折价的人均GDP将达到国际元（2011年不变价）。届时，按照PPP折价的人均GDP水平将大致相当于美国的29%-32%，更加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2025年前后可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到2035年是第一个“十五年目标”的奋斗阶段。十九大报告对第一个十五年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描述性定义是：“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是第二个“十五年目标”的奋斗阶段。十九大报告对第二个十五年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描述性定义是：“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图1 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步骤 下面，我们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视角，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两个“百年目标”以及两个“十五年目标”加以探讨。首先，我们在世界银行收入分类方法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全世界182个国家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类划分。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根据各国的现价国民收入（GNI），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划分为四个阶段：“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标准：2016年，人均GNI低于或等于1005美元的国家归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介于1006美元-3955美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NI介于3956美元-12235美元之间的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NI等于或高于1223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2016年，我国的人均GNI为8260美元，按照上述标准，我国属于中高收入国家，这一水平比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3956美元）高出109%，比中高收入国家的上限（12235美元）低32%。但1987年之前和2016年之后的划分标准世界银行并未给出。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排除世界银行使用当期汇率计算人均国民收入可能带来的偏误，更为了方便跨国比较和未来国家发展水平分类门槛的推算，我们依据WDI中的2011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价的各国GDP数据，重新计算了四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分类标准，如表1所示，其中“低收入国家”定义为人均GDP“&=2552”不变价美元的国家，“中低收入阶段”定义为人均GDP位于“”不变价美元的国家，“中高收入阶段”定义为人均GDP位于“”不变价美元的国家，“高收入阶段”定义为人均GDP“&=24621”不变价美元的国家。按照上述不变价美元的新划分标准，2016年WDI中174个样本国家，28个低收入国家，49个中低收入国家，56个中高收入国家，41个高收入国家，各组内的国家数量与当前世界银行分类标准相差不大。分区域看，低收入国家多集中在非洲地区，中低收入国家多分布在亚洲和非洲，中高收入国家多分布在亚洲、拉美和东南欧，高收入国家多分布在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按照新划分标准，以2011年PPP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2011年步入“中高收入阶段”，这也与世界银行分类标准基本一致。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4401美元（2011年PPP不变价），如果未来实际经济增速假设为每年6.5%，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在2025年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成为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下的高收入国家。如果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收入水平含义理解为达到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下的高收入水平，那么为实现2035年目标，中国只需要在接下来的十八年时间里保持人均收入年均2.8%以上的增长速度即可。显然，这一假象增速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过于低了。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在未来二十年之内，即便在较为悲观的情形下，年均增速也将在2.8%之上。这也就意味着，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目标比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要高。在世界银行的174个国家和地区中，2016年属于中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有56个，中国在其中排第30位。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中，人口在500万以上的有29个。其中，美国排第5位，2016年人均GDP为53273美元；排在前三分之一中位数和前三分之二中位数的分别为澳大利亚和韩国，2016年人均GDP分别为44414美元和34986美元（以2011年PPP美元计价）。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为美国的27%、澳大利亚的32%、韩国的41%。如果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收入水平含义理解为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的四分之一分位数水平（即以色列、西班牙等国家的当前相对水平），那么为在2035年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在接下来的18年时间里保持人均GDP年均约5.8%的增长速度。在这一情形下，届时中国按照PPP折价的人均GDP大致相当于美国的60%。如果未来18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达到6.5%，那么在2035年就能到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即当前芬兰、英国、日本、法国的相对水平。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分别在如下三种情形下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收入水平上的含义：情形一：如果人均收入水平想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三分之一分位数的水平（即当前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的相对水平），那么需要在未来33年里保持年均3.4%以上的经济增速。情形二：如果人均收入水平想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中位数的水平（即当前芬兰、英国、日本、法国的相对水平），那么需要在未来33年里保持年均4.1%以上的经济增速。情形三： 如果人均收入水平想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三分之二分位数的水平（即当前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的相对水平），那么需要在未来33年里保持年均4.6%以上的经济增速。分阶段而言，如果中国经济能在年保持年均6%的增速、年保持年均4%的增速、年保持3%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纪中叶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基本达到情形二的预测。进一步，我们在假设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年均增长2%的假设下，计算了中国在2050年的人均GDP要超越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接下来的33年中所需要的平均增长速度。如图3所示；如果要超越美国，年均增速需要超过6%，如果要超过英国则需要5%，如果要超越葡萄牙则需要3.9%。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趋势，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体制机制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原因，未来增长很难再回到7%或更高的增速，但是我们认为，未来五年，依靠新的“人口红利”、地区发展收敛效应和悄然改善的国际形势，中国经济将有潜力继续保持接近7%的年均增速。人口红利：“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从劳动力绝对数量来看，我国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在2010年结束高速增长趋势，并趋于稳定；同时，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在过去20年里，我国大量的适龄劳动力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劳动供应，尤其是为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业因此获得了较强的成本优势，这也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人口红利”，更准确地说是“数量红利”。随着劳动力数量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用工成本高、招工难的问题将逐步显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06年到2011年增长了5205万人，而从2011年到2016年仅增长431万人；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11 年的74.4%下降到2016年的72.6%，下降了1.8 个百分点。2016 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8%，在过去五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人口的“数量红利”已经结束了。但是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力人口数量，同时还取决于劳动力的平均质量，包括劳动力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等，一个拥有更熟练的技能、更丰富的知识、更健康的身体条件的劳动力往往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近十年来，我国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仍在不断提高，从2006年至2015年，共有6117.56万人从高等学校毕业，而从年，高等学校毕业生仅有1856.73万人。同时，中国目前还有2695.80万高等学校在校生、8327.44万中等学校毕业生。根据大部分学者的估算，中国的教育产出回报率基本在16%-20%之间，也就是说全国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增加1年，全国高产出将增加16%-20%（李稻葵, 石锦建, 金星晔, 2015），也就是说，全国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增加1年与劳动力人口增加16%-20%有基本相同的影响。中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将带会为社会来带素质更高、知识更丰富、技能更熟练、更有创造力的劳动力，他们将在未来以自己的才智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8岁增长到2016年的77岁，增长了9岁；男性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6岁增长到2016年的74岁，女性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9岁增长到2016年的79岁，分别增长了8岁和10岁。这意味着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退休的工人，其健康程度会高于其父辈退休时的水平，现在很多退休的工人其实仍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一规定制定于1978年，近40年来没有任何调整，而目前中国人整体的健康状况已经提供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潜力。如果我们能够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比如延迟退休年龄至65岁，将为社会补充大量劳动力。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前景分析》，如果以我国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素质和健康水平综合衡量我国的有效劳动力供给的话，我国有效劳动力供给将在未来10年继续上升。如果我们认为退休年龄是劳动力不能从事其工作的年龄，由于劳动力预期寿命逐年提高，劳动力的退休年龄应也会逐步提高。同时，即使以现有文献中较低的教育收益率4%作为估算根据，2025年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也相当于2004 年1.21 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如果以9%的教育收益率作为估算根据，2025年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约相当于2004 年1.48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因此，尽管劳动力绝对数量在缓慢下降，但平均每一个劳动力产出水平却在逐年增加。综合以上因素，我们测算得出我国有效劳动力供给将在未来10年继续上升。在未来五年，有效劳动力供给年均增长0.6%-1.4%，将带来年均0.3%-0.7%的GDP增速（李稻葵, 石锦建, 金星晔, 2015），这将有效支持我国在十三五期间的经济中高速发展。大国经济发展优势相比于韩国和日本，中国具有更大的市场，利于企业将低平均成本，能够让那些前期投入很大的企业放开手脚进行研发投资或者基础设施投资。以中国的铁路交通为例，中国有广阔的国土面积、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城市与城市之间发展优很大的差异化，从而形成了对铁路交通的巨大需求。这一巨大的市场支撑了研发，能够让研发投入不断上涨，有力推动高铁技术的发展和升级并走向世界。与此逻辑完全相同的就是中国的建筑、工程机械、通讯设备制造等行业也已经成为世界的龙头。同样的，中国近几年迅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也受益于中国的巨大的和差异化的市场，以淘宝、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为例，他们在学习借鉴国外的商业模式基础之上，借助国内形成的统一的、差异化的市场，覆盖了庞大的用户群，使得他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地销售产品、布局销售网络，这就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平均成本。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在解决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释放。以2016年全国各省级行政单位人均GDP为例，全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省级地区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山东；不足6000 美元的地区依次为甘肃、云南、贵州、西藏、山西、广西、安徽。由此可见，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甚至在一些相邻的省份，差距也非常大，这样的情况通常发生在沿海省份和与他们相邻的内陆省份。以江苏和安徽为例，两省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省之间的省际贸易潜力巨大。长期以来，安徽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江苏，为江苏经济快速发展贡献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随着江苏产业升级和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升，安徽农民工逐步回流返乡，同时还带回了资金和项目，甚至一些苏南地区的企业和产业也部分或整体搬迁到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安徽。这对安徽来说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江苏而言则是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类似的情况还包括京津与河北、山东与河南、浙江与江西、广东与湖南等，劳动力回流和产业转移在悄然发生，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在全国正重新配置。沿海的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到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川渝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正逐步兴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这样的产业在省际和区域之间的错落分布，省级之间、区域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国内贸易潜力，这样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一旦形成，就能够不断地支撑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既然中国省际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而且这种差距可能会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我们想知道中国落后省份的发展水平如果能达到领先省份的一定比例，中国GDP总量能增加多少并带来增速提高多少。如果以美国的州际差距作为标准，美国目前最富的州（不考虑华盛顿特区）是最穷的州人均GDP的2倍左右，而中国最富的江苏省（不考虑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是最穷的甘肃省人均GDP的近4倍。我们再做进一步估算，假设江苏省年人均GDP增速年均为6%，人口年均增速为0.5%，即GDP增速为年均6.5%（假设人均GDP达到或超过江苏省50%水平的省份增速均为年均6.5%）。我国共有17个省份人均GDP低于江苏省的一半，如果以上省份保持追赶趋势且在2022年人均GDP占江苏省人均GDP的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也为0.5%）,那么它们在“十三五”期间年均GDP增速如表1最后一列所示，此为情形1。反过来，假设这17省份不是追赶型增长而是保持2016年人均GDP与江苏省的差距（即这14省份保持6.5%的GDP年均增速），此为情形2。估算发现，情形1相对于情形2，意味着在“十三五”期间中国GDP增速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换句话说，中国大国经济的地区收敛效应在“十三五”期间能够贡献年均0.8%的GDP增长潜力。尽管以上假设过于严格，但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如果落后省份能够通过追赶型增长缩小与发达省份的差距，便能带来GDP增速的提高。我国仍处在国际战略机遇期我们注意到，全球经济形势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范围较大的改善。从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上看，美国从2010年失业率开始逐步下降，2013年降到7%以下，现在已经降到了近40年以来的最低点；欧元区失业率2013年年中开始出现持续的下降，标志这欧元区经济也在初步复苏。在此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连续上调对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测，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对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3.6%和3.7%，均比7月份的预测值提高了0.1%。IMF对发达经济体2017年经济增速预测为2.2%，比7月份增长0.2%，2018年则为2.0%，比7月份增长0.1%。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方面，IMF维持了2017年整体增速4.6%的预期水平不变，同时调升了2018年经济增速至4.9%。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令人担忧的地缘政治事件并没有转化成切实的经济影响。自英国退欧公投以来以来，英国与欧盟的谈判进展缓慢，给欧洲主要经济体流出了缓冲空间。自英国退欧以来，欧洲贸易并未收到显著影响，其经济复苏步伐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最近一段时间呈现出加速回暖趋势。另外，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与各国有频繁的贸易摩擦，但是贸易战的情况并未出现，同时，美国经济自2013年以来平均增长率已经回到2%以上，失业率持续下降至四十年低点。由此看来，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特朗普的“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负面影响极其有限。虽然朝核问题依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相比于过去五年，接下来五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将明显变好，利于我国出口复苏，将为我国GDP增长带来0.5%-1%的增速。“一带一路”战略正在稳步推进，未来我国在世经济格局中大有可为。一方面，中国积极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9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3%，比去年同期增加4个百分点。沿线非金融类投资额增长较快的国家有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俄罗斯，分别同比增长82.9%、68.8%、68.2%、34.1%。同时，我国企业也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不断获益，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从“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967.2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7.5%，同比增长29.7%；完成营业额493.8亿美元，占同期获国工程承包合同总额的48.2%，同比增长7.9%。我们认为中长期中国经济具有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是仍然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否则将影响增长潜力的释放。第一，要稳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防止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带来巨大的经济波动。金融开放有利于我们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推进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明显提升，截至2016年末，22家中资银行共开设了1353家海外分支机构；继“沪港通”“深港通”之后，2017年“债券通”的推出使得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意味着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然而，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也昭示着无序开放金融市场的弊病。稳健、有序的金融开放是宏观稳定的基础。2015年以来的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再次提醒我们，如果对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不当，会对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造成巨大冲击，无论是投机资本内流引发的资产泡沫亦或是大量资本外流引起的货币危机，都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二，要全面普及高中教育，进一步提高劳动力质量。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等数字经济兴起，大大提高了生产过程的效率，越来越多的简单劳动在被更高效的机器替代，这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目前小学与初中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但拥有高中学历的劳动力数量仍然有限。为此，要逐步普及高中教育，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夯实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基础，这也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目标之一。同时，注重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注重“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适应科技与社会的发展趋势。第三，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体系，妥善应对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一般至少需要几十年，比如美国60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法国115年。与之相对，中国仅仅了18年时间。虽然我国有效劳动供给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在上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警惕过高的扶养比、以及养老金入不敷出带来的相关风险。“未富先老”不仅讲侵蚀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会带来代际差异等社会矛盾。我们要着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体系，既保证老有所养，又尽量降低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同时让老年人发挥余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的经济增长路径增长路径分析国际经验表明，二战后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国家和地区只有13个，许多拉美国家数十年来都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根据PWT9.0中的国家样本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中国当前相对美国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共48个。但是，在达到这个相对水平之后能够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则只有13个，其此后20年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为6.0%，其中实现增长突破的东亚经济体在此后20年平均增长率为6.9%；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达到这一收入水平后经济出现了停滞，此后8年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少数欠发达经济体实现了向发达国家的收敛，绝大部分经济体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这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的国家，从地域分布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数十年来经济增长停留在低水平均衡状态，经济增长乏力；二是以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经济发展波动频繁，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至2016年，历史上的这些低收入国家中，韩国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格鲁吉亚和泰国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尼泊尔和海地仍为低收入国家，非洲之外的其余各国均增长为中低收入国家。历史上非洲的这32个低收入国家中，经过六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只有12个跨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其他20个国家仍为低收入国家。这20个陷于长期停滞国家的绝大多数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总和为4.1亿人口，占全球人口总量的6.03%，而GDP总和为4834亿美元（2011年不变价PPP），仅占全球GDP的0.55%。在处于中等收入的经济体中，共有64个中低收入国家曾出现过经济停滞现象，有21个中高收入国家曾出现过经济停滞。从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典型事实看，可以分为前苏东国家、拉美、东南亚国家、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四类。从经历经济停滞之后的经济增长来看，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要好于低收入经济停滞国家。64个曾出现经济停滞的中低收入国家中，经过后续的经济发展，只有24个国家仍然处于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另有两个衰退到低收入国家行列（刚果金和津巴布韦），其余多数国家成长为中高收入国家或高收入国家。在曾经经历过经济停滞的中高收入国家中，只有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在后续的经济增长中成功达到高收入国家阶段，大多数的国家依然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从区域分布看，在中高收入阶段曾陷入经济停滞的国家以前苏东国家和拉丁美洲大国为主，这些国家的发展历史对于中国当前都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拉美国家最早走向了民族独立的道路，19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化。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之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也达到了类似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随后经济增长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多数拉美国家都陷入了长期的增长停滞，平均年增长率小于1%，显著低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水平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出现了持续下降。六十年代南非退出英联邦成立共和国以来，内部政治冲突加剧，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土耳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二战结束的时候人均GDP就相当于美国20%的水平，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由于经济长期停滞，至2003年人均GDP仍旧只相当于美国24%的水平，有的前苏东国家在八十年代即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衰退。从中国经济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在2010年时刚刚从中低收入国家跨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距离高收入国家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以2011年不变价美元的PPP计算，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4401美元，仅仅只占到美国同期的27%。从历史阶段来看，对应这一比例，日本是1958年，韩国是1980年，中国台湾是1979年。我们分别参考了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巴西、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在达到相对美国27%比例之后，人均GDP相对美国变动的历史经验），从人均GDP和GDP总量的角度，来分别模拟推演中国经济未来的经济增长的东亚路径和拉美路径。在东亚路径下，到2035年和2050年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分别相当于届时美国的49.7%和73.4%。在拉美路径下，到2035年和2050年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分别相当于届时美国的33.0%和28.1%。结合世界银行的人口预测数据，在东亚路径下，到2035年和2050年时，中国经济总规模将分别相当于届时美国的191%和253%。在拉美路径下，到2035年和2050年时，中国经济总规模将分别相当于届时美国的127%和97%。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东亚路径”和“拉美路径”，哪个可能性更大？我们进一步以经济增长收敛的跨国研究为框架，以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典型事实的分析为基础，着重分析到底哪些因素导致这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加入了“高收入俱乐部”，而剩下来的国家却没有实现跨越？通过实证分析，考虑了储蓄率、开放度、人力资本水平、政治稳定性和政府效率、收入分配、人口结构等初始禀赋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一个国家才可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无法满足，就无法实现突破。从中国当前的禀赋值来看，“东亚路径”的可能性更大。具体来说，这三个条件分别是：第一，稳定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这首先指的是政府必须要稳定，政府可以换届，如从保守党转变为工党，但是换届不应该带来社会的动荡。政府不仅要稳定，而且要系统推行能够维系经济增长的政策，其中既包括释放市场经济活力的基本政策，如法治和基本的监管，更包括一系列能够维系经济增长的干预性政策，比如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医疗和住房政策，以及消灭贫困的基本福利性政策；第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要满足这一条件，首先要保证基本的公共卫生，其次要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公共卫生服务的效用在于，保证常住和流动人口的健康，以便其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使得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更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满足一定的受教育水平，这会直接影响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很多基本的现代工作岗位难以雇佣文盲劳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水平是顺利实现增长模式由低附加值初加工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的前提条件；第三，对发达经济体开放。日本的经济学家曾经发现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那就是，一群国家中首先有个别国家起飞，然后再带动邻国。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了这一现象，发现这并不完全成立，因为也有例外，比如以色列，其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但邻国中并没有发达国家。我们认为，这种雁阵模式背后的机理是，一个经济体要发展，必须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而邻国之间一般是经济开放的。具体说来，要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一个国家必须与经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的交往，该国的技术水平、商业理念、社会意识由此会不自觉地向发达国家靠拢，其收入水平和生产效率也会不断提高。以色列的主要贸易投资伙伴是欧洲和美国，日本曾经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日本；在欧洲，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其他发达的西欧国家，这自然而然就使得这些经济体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理念。发展不平衡：供给侧改革推进总体均衡，区域发展应着力人均收敛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在总体上大幅度提升，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生产”。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探讨不平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总体意义上的不均衡，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第二个层次，是地区间的不平衡，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等。我们认为，解决总体的不平衡，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解决地区间的不平衡，重点是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在人均意义上收敛，在财政倾斜的同时推进落后地区体制机制转变，改善地方“软环境”，吸引人才服务人才。总体而言，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在过去十年持续改善。根据CCWE的测算，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36%提升到了2015年的46%，未来数年内有望提升至50%。与此同时，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逐步下降，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0%下降到2%以下。过去十年内，消费的平稳增长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为保持经济的基本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2004年到2014年，中国的产业结构持续改善，农业（农林牧渔）占GDP的比重从13.2%下降到9.4%，采掘业占比从4.8%下降到3.6%。同时，服务业占比大幅度提升，批发零售占比增长近一倍，教育增长近50%。2012年后，第三产业占比扩大、第二产业占比减小的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增长动能开始转换。相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经济结构将进一步得到优化。我们将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能够得到以下一些结论。第一，中国农业占经济的比重仍然过高，发达国家农业占GDP的比重大约在3%以下，是我国当前水平的三分之一。第二，我国的服务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包括科技、知识产权、商业服务等项目其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发达国家三分之一，即便与东亚国家（地区）的历史产业结构相比，这一比例仍然很低。第三，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在过去十年得到长足发展，7.25%的占比已经超越美国当前7.2%的水平，远高于日本、韩国与德国。本次党代会报告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实体的原则，注重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发展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过去十余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稳步推进，目前常住人口口径的城镇化率达到57%，较2000年的水平提高三分之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一系列政策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条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延展也改善了农村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条件。从人均收入增速看，2004年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缺口大幅收窄，2009年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城镇居民增速。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3倍，这一比例在2015年下降到2.9倍。同时，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0年的50%下降到目前的32%，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值从10%收窄到3%。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仍是显而易见的，这既体现在农村地区的收入、公共服务、社会发展等滞后于城镇，也体现在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困难重重。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任务依旧艰巨。改革开放以来，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开放政策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支持区域发展的政策的支持下，重庆、贵州等地区经济增速高企。我们认为，中国的区域政策应该以各地区人均指标收敛作为目标。这首先是由我国不同地区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分布差异的现实决定的，其次是由我们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基本目标决定的。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实现总量收敛必然带来经济的低效率，而人民的生活质量又更多依赖于人均指标而非总量指标。因此，以人均产出、人均收入、人均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区域政策更符合十九大提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济政策与城镇化、人口流动等方面的政策密切相关。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要素市场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劳动力与人才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必将具备更高的流动性。一方面，要通过改善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完善激励机制等措施吸引劳动力向人才洼地流动，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也要按照地方实际进行配置，避免机械地按户籍人口分配资源。过去十年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2006年，以人均GDP衡量，排名第一的地区（上海）是排名最后地区（贵州）的8.5倍，这一比值在2015年下降到4.1倍（天津/甘肃）。从盒形分布图看出，中国人产出最低地区在过去十年增长了4倍，分布的中位数也稳步提高，但产出分布的四分位距在2012年后增大，收入差距缩小的势头放缓。对比2006年与2015年各省人均产出的全国分布，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实处处于领先地位，且增长较快。内蒙、重庆、湖北等相较其他省份也有较大提升。甘肃的人均收入排名有较大程度下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近一段时间来东北的经济增长问题得到广泛关注，但东北的人均产出排在全国中游，且辽宁、吉林的排名都有所上升，因此东北经济的问题不宜简单地用落后地区赶超的思维解决。我们选择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与中国进行对比。就人均GDP而言，美国最高的州（阿拉斯加，排除华盛顿特区）是最低的州（密西西比）的2倍。为了综合考虑整体分布，我们计算了中国各省、美国各州人均收入、人均GDP的变异系数。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变异系数为美国的三倍，产出差距是美国的1.3倍。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间的产出、收入差距大大高于美国，其中收入差异比产出差异更大。我们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三项加总，作为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再除以各地区总人口数得到人均社会福利支出。2007年，人均社会福利支出最高地区（北京）的支出数额是最低地区（广西）的4.55倍，这一比值在2013年缩小至2.97倍，但随后又有所上升，2015年为3.32倍。2009年前，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福利支出较小。此后，西部地区、西北地区的支出上升，西藏、青海等省份排名全国领先，且增长较快；但河北、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的支出增长缓慢，排名相对下滑。教育是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选择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这与报告中强调的创建一流大学、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相契合。这里的讨论，侧重于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的供给，因此我们选用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与高中专职教师数量作为参考指标。过去十年间，全国高校的分布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每百万人高校数量的中位数保持稳定，最小值略有提高。北京、上海、天津三地数量最多，四川、河南、广东、山东等人口大省的数量较小。针对每百万人高中教师数量这一指标，我们同样绘制盒状图与分布图。图形显示，教师数量在十年内保持稳定，中位数略有波动。西部地区，包括西北的甘肃、新疆、山西与西南的贵州等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相对其他地区下滑。尽管一线城市集中了许多优质教育资源，但随着流动人口增加，普惠性高中教育短板逐渐暴露，在控制新增人口、疏解现有功能的同时，也要解决好存量人口的教育问题。医疗方面，我们选取了综合医院数量和执业医师数量两个指标。每百万人综合医院数量最多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地区，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份相对较少。从分布来看，中位数在过去十年没有较大变化，总体分布稳定。职业医师的数量分布呈现不同的特点。西藏、云南、甘肃等省份每百人职业医师数量排名靠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职业医师数量排名最高。“建房子容易留人难”，公立医院的数量可以通过财政投入等手段提升，但如果没有综合配套措施，就无法吸引人人才留住医生。综上所述，过去一段时间来，总体不均衡和地区不均衡的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展望未来，还应着力提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降低农业比例，提高服务业水平，推进乡村建设与流动人口市民化，利用财政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推进收入、公共服务、社会发展在人均水平上的收敛。二、中国经济：2018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9%，略超市场预期，稳中向好的态势继续巩固。中国经济连续九个季度运行在6.7%-6.9%的中高速增长区间，表明经济韧性在不断增强，自2010年以来的下行周期底部逐步形成、筑牢。从生产看，工业和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较去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9个月保持在6%以上的增速水平；其中，作为工业生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较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9月份，反映制造业发展的先导指数PMI为52.4%，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达到2012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前三季度，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3.5%，增长势头迅猛。从需求看，投资增速稳中略降、消费增速保持平稳、外贸增速维持回暖势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5%，较去年同期略有回落，主要受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回落影响；基建投资继续发挥稳投资的重要作用，保持在20%左右的高增长水平；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8.1%，好于市场预期，主要跟今年以来重点城市供地明显增加有关。消费保持平稳增长，继续发挥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作用。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增速与去年同期持平；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64.5%，较去年同期扩大一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维持回暖势头，前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长12.4%，进口同比增长22.3%，相对于连续两年进出口负增长的局面，外贸形势明显改善是中国经济今年一大亮点。微观数据同样印证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1-9月，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14.6%，发电量同比增长6.4%；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2.8%，较去年同期提高14.4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改善大幅改善直接带动了财政税收的企稳回升，1-9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近10%，较去年同期提高3.8个百分点。对于2018年中国经济，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速会回落至6.5%左右甚至更低的水平，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靠信贷高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高信贷、高杠杆与中国的高储蓄率及金融结构等因素有较大关系，信贷余额较高、增速较快并不必然意味着高风险。事实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去杠杆”效果已经显现，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总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正趋于稳定，尤其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经开始下降，潜在债务压力正趋于减轻。第二，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高信贷驱动的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步下降，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4.5%、32.8%，前者已接近后者的两倍，预计随着劳动收入、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进一步扩大。新经济和新动能高速成长，创新驱动蔚然成风，新旧动能转换在加快，而新经济和新动能对传统信贷融资的依赖明显低很多。第三，中国经济的融资结构在持续优化，2016年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已超过23%。十九大报告和金融工作会议均提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提升，直接融资占比会进一步扩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超过60%，民营企业的投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自由资金而非银行信贷。上市公司财报显示，民营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占总资产的比重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如果政府能够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即使社融或信贷增速放缓，民营企业的投资仍然会出现恢复性上升，这将带动整个投资稳中有升。我们分析认为，通过2016年以来近两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剩产能逐步被淘汰出清、僵尸企业逐步被清理、非金融企业高杠杆逐步企稳回落、房地产长效机制正在建立、资金“脱实向虚”向“脱虚向实”转变、新旧动能加快转换，2018年中国经济有望迎来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2018年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十九大报告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描绘了清晰宏伟的蓝图。一大批省、市、县党政一把手在十九大前后完成换届，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这些经过各级组织部门深入考察的有能力、有实干精神的干部，没有太多思想包袱和负担，可以轻装上阵、撸袖大干，他们的上岗有望推动新一轮招商引资、新一轮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潮。在此背景下，当前复苏乏力的民间投资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望企稳回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的下滑。受益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 “跑赢”GDP增速、消费升级等因素，2018年消费有望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继续发挥经济增长“稳定器”和“压舱石”的重要作用。2018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和贸易回暖趋势有望延续，但考虑到部分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及今年较高对比基数的变化，明年的出口增速面临小幅下行压力。综合判断，尽管明年的经济增速与今年基本持平或略有下滑，但明年经济增长的质量会更高，这主要体现在消费占比持续提升、三产结构更加优化、内生动力发力更多、动能转换更加凸显等方面。综合以上判断，CCWE预计2017年中国GDP增速为6.9%，2018年中国GDP增速为6.8%左右。1. 固定资产投资： 从政府主导到自发投资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58478亿元，同比增长7.5%。受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回落影响，进入三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中略降。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然是稳投资的最主要力量，受益于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网建设需求增加，2017年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为19.8%，与1-8月持平，较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基建投资以21.7%的投资占比贡献了51.7%的投资增长；第二，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140819亿元，同比增速较1-8月回落0.3个百分点至4.2%，但总体来看，PPI、PMI和工业企业利润数据的好转能够支撑制造业投资的缓慢回升；第三，由于重点城市供地明显增加，以及共有产权住房、租售并举等政策的执行，房地产投资数据高于市场预期，累计同比增速8.1%，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地区投资增速断崖式下跌态势得到缓解，前三季度累计实现投资22324亿元，同比下降2.1%，降幅收窄3.9个百分点。2018年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的关键在于民间投资能否企稳回升。首先，从民间投资的体量来看，民间投资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超过60%，高于国有控股投资所占份额。2017年前三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77520亿元，同比增长6%，较1-8月下降0.4%，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连续4个月的下降趋势直接拖累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其次，CCWE预计明年我国基建投资增速将下降至17-18%左右，原因如下：第一，根据CCWE的估算，明年PPI指数将有所回落，使得名义财政收入走低，财政收支面临压力，基建投资资金受到制约；第二，地方政府近年来力推PPP项目，其中部分存在隐性债务风险，考虑到债务负担的增加，明年的PPP项目扩张将有所放缓。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全国进入财政部PPP中心数据库的项目共13554个，累计投资额16.4万亿元；第三，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回报率较低、回报周期较长，预计“十九大”后基建投资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局面将有所变化，基建投资20%左右的高增速将会放缓。根据CCWE的分析，2018年民间投资有望企稳回升，判断依据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民间投资并不一定面临外部融资约束，尤其是来自金融体系的投资约束。根据CCWE的测算，2016年我国资产形成总额约为28.1万亿元，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8万亿元，企业仍然很大地依赖自有资金等其他资金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其次，我国企业所持有的现金及其等价物增长迅速，但债务负担有所下降，具有支撑民间投资扩张的潜力。据CCWE的测算，2014年~2016年我国持续存在的非金融上市企业共有2440家，截止2016年末，其持有的现金及其等价物价值约为5.34万亿人民币，相较于2015年末增加1.17万亿，同比增长28%；其中，民营企业持有现金及其等价物增加0.90万亿，同比增长31%。再次，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也改善了民间投资的融资状况，给予了创业企业、中小企业大量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截至2017年8月，中国私募基金实缴规模高达10.21万亿元，其中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占62%，已登记的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高达11950家，较去年同期增长2744家。从投资需求来看，“十九大”后地方政治生态将呈现全新的面貌，新任或换届地方官员出于投资绩效考核目标的考虑，将大力推动新一轮招商引资，并出台有助于民间投资的各项措施，从而刺激私营企业的投资需求，推动当前乏力的民间投资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回暖。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第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68.7%，较上季度上升3.3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上涨17.5个百分点。从技术驱动看，中高端产业和技术改造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呈良好上涨趋势，这将反过来推动民间投资的回暖。月高技术产业投资30716亿元，同比增长16.4%，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13.6%。月工业技改投资累计74069亿元，其中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累计67591亿元，同比增长12.1%个百分点，占整体制造业投资比重的46.7%。根据CCWE的预测，如果明年民间投资能够从当前的6%增速回升到8~10%增速区间，将带动与之密切相关的制造业投资增速从当前的4.2%回升到6-8%，考虑到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明年均将放缓，分别回落至17-18%和5-6%的增速，根据CCWE的预计，在其他投资增速上升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2018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稳中略降，预计回落至7.2%。2. 房地产：加快建立多渠道住房保障，房地产进入发展新时代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11600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3%，增速比1-8月份回落2.4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91904亿元，增长14.6%，增速回落2.6个百分点。1-9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064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1%，增速比1-8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1-9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73806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增速与1-8月份持平。房屋新开工面积131033万平方米，增长6.8%，增速回落0.8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57694万平方米，增长1.0%，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如图38所示，较之2017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均呈下滑之势。2017年下半年以来，商品房销售较上半年进一步下滑，但房地产投资增速并未出现同等程度的滑坡。我们认为，这仍然是由于房地产企业大量购入土地所致。如图39所示，2017年下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在较低位盘桓。而1-9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67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2%，增速比1-8月份提高2.1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8149亿元，增长46.3%，增速提高3.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购置土地面积增速在2017年上半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由于土地购置费用和建设费用共同构成房地产投资，因此在全年销售和施工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增速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如图40所示，2017年第三季度，成交土地溢价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土地价格更是创造了近两年来新高。由于土地市场的火爆，政府主动增加土地供给，从而提升了房企拿地的活跃程度。此外，当前房地产库存仍然位于较低水平（如图41），房地产开发商倾向于购入土地以补充土地储备。 增长模式转型，房地产发展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意味着中国自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商“拿地卖房”的模式将逐渐告一段落，向“出售与持有运营并举”模式转型。过去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制度将有所转变，在住宅用地使用权出让方面也将一改过去简单的一次性70年出让，纳入更多灵活性以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住房需求。在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的地方土地出让制度下，工商业用地在城市建设用地中所占比重高居不下，居住用地供给严重不足。这虽然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却是以大量土地消耗和住房用地高价格出让为代价。从增量上看，如图42和图43所示，每年新增供应的土地中，住宅用地所占比例不到30%，一线城市的住宅用地新增供给更是常年居于20%以下。从存量上看，2010年初，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曾发布了一份中国建设用地供给潜力的分析报告。按照这份报告列出的数据，日本城市用地中，76%是居住用地。纽约居住用地占建设用地比重为42.2%，首尔为62.5%，伦敦为46.7%。而在我国的城市中，这个指标仅为30%。居住用地供应不足是城市房价高速上涨且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一方面，房价的持续上涨使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形成于土地资源丰富时期的现行土地制度，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现实。以深圳为例，深圳市到2020年的建设用地上限是976平方公里，至2016年已使用94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基于土地一次性出让，以低价格出让工业用地“招商引资”，高价格出让住宅用地扩充财政的房地产市场“增量时代”即将告一段落，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市场“存量时代”逐渐到来。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高房价背后，是单一的商品房供给与多层次住房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时代，我国在提升工商业存量用地使用效率之外，更要着重对住宅市场进行改革， 构建一个“购租并举”的住房市场，实现多主体供给和多渠道保障，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提供不同种类的住房，包括商品房、共有住房、公租、市场商品租赁住房和政府廉租房等。首先，在一二线城市推广共有产权房和商品房并行的住房供给制度。共有产权是采取政府（开发商）与购房人共同拥有产权的模式，购房者拥有的产权部分，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选择购买的产权部分；通过调整购房者和政府的产权份额，以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购房需求。北京市已于10月20日发布《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共有产权住房属于产权类住房，在落户、入学上和购买其他普通商品住房政策一致。共有产权房住户权益保障的落实，将大大减轻商品房的供给压力，缓和一二线城市住宅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其次，通过“租售同权”等改革，大力推进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我国住房市场“购租”比例严重失调。目前中国城市有2.亿多外来人口，约2000 万新就业大学生和部分白领人群需要租房居住，而对比世界各大城市，中国租赁市场发育严重不足。为了促进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应当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目前，各城市多渠道供给已经逐步展开，北京、上海推出100%自持70年用地，新增供地明显增加租赁住房建设比例。此外，《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已于8月28日早上发布，确定第一批在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杭州、合肥、厦门、郑州、武汉、广州、佛山、肇庆、成都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租售同权”则是从需求层面，培育住房租赁市场。租房不如买房格局的形成，严重制约中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2015 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上升到了91.2% ，然而，据统计，2012 年世界平均的住房自有率为63%，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5%，日本则为60%。租房不如买房格局的形成，首先是由于房价持续快速上涨，买房家庭的住房增值收益远远超过劳动收入。因此，抑制房价过快增长，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是关键。其次，由于承租人无法享受和购房者同样的权益，居民更倾向于购买而非租赁。“租售同权”是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市场的重要举措。日，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广州市加快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通过提高和保障承租人的权益，让购买商品房不再成为城市居民的唯一选择，从而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提供出路。加快推进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还要从资金的角度，保障租赁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10月23日，国内首单房企租赁住房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开创了租赁住房资产证券化新篇章，对于加快推进租赁住房市场建设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综上，我们认为2017年第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仍然是由于土地市场的火爆和开发商补充土地储备的行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将逐步进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打造存量的新时代，“拿地卖房”将不再是主要增长模式。在新的发展阶段，将着重开发共有产权房和住宅租赁市场等多种供给渠道，以切实解决不同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CCWE预计2017年全年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回落至6%，并在2018年维持低位运行。预计2018年全年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5%。3. 消费： 消费平稳增长，领跑GDP增速2017年前三季度，消费保持平稳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3178亿元，同比增长10.4%。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870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1-9月全国网上零售额累计48786.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4.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36826亿元，同比增长26.1%，继续保持着高增速。从环比增速来看，2017年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速为0.90%，较前两月有明显回升。从对GDP贡献来看，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5%，高于同期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31.7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扩大1个百分点。自2010年起，消费的增速就明显快于GDP的增长速度。长期来看，消费将继续领跑GDP增速，理由如下：首先，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速。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42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9.1%，远高于GDP同期增长6.9%的增速。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结果，社保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增长最快的部分。2016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下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缴费率，同时下调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从而增加了全国居民的社保净收入，有助于促进消费的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其次，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根据UBS的测算数据，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消费总值增速迅猛，消费结构改善明显，食物占消费比重总体呈明显下降趋势。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9.9%。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统计，全国城市影院暑期票房同比增速超过30%，观影人次约4.7亿人次，同比增长26.7%。另据麦肯锡发布的《2017年中国奢侈品报告》，2016年约有760万中国家庭成为奢侈品消费者，对全球奢侈品市场的贡献率达到36%，平均每年奢侈品花费7.1万元人民币。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汽车类消费。过去五年，中国贡献了全球约78%的汽车销售增长。2016年全国家庭汽车保有量达到1.65亿辆。月汽车零售额达到30262亿元，累计增长6.2%，较上月增长0.2%。其中，9月实现汽车类零售3910亿元，同比增长7.9%，与上月持平，可见年初由于购置税上调所引起的销售额波动已经企稳。最后，消费金融的迅速发展和促进消费政策的出台，有助于完善促进消费的机制体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蚂蚁花呗、京东白条、中银消费金融、分期乐等消费金融公司发展迅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信贷人口渗透率。根据Trustdata公司的测算，2017年9月移动互联网产业下的消费金融借贷规模达到1100亿元，同比增长148.2%。根据以上分析，CCWE预计2017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0.5%，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0.7%。4. 价格指数：CPI增速维持平稳，PPI涨幅继续扩大CPI同比增速微幅回落，环比增速继续回升。9月CPI同比上涨1.6%，相对于8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处于通胀减速状况。核心CPI（剔除食品和能源项）同比上涨2.3，相对8月涨幅增加0.1个百分点，说明当前居民对服务和一般消费的需求比较平稳。分类别来看，非食品项和服务项是CPI同比上涨的主要因素。9月份非食品价格上涨2.4%，食品价格下降1.4%；服务价格上涨3.3%，消费品价格上涨0.7%。与今年1-8月份情况类似，9月份医疗保健、居住、其他用品和服务、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项领涨CPI，同比分别上涨7.6%、2.8%、2.6和2.3%，说明医疗改革的推进、住房租金价格上涨、服务消费需求增加继续推升CPI。而食品类价格则继续拉低CPI涨幅。其中，9月鲜菜价格同比增速从8月的9.7%高位回落到9月的-1.0%，鲜菜分项使得9月CPI同比增速相比8月回落约0.2个百分点，成为9月CPI同比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从1.8%回落到1.6%）。9月猪肉和鲜果价格继续下跌，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2.4%，鲜果价格下降3.0%，分别影响CPI下降约0.36、0.05个百分点。从新旧涨价因素来看，9月CPI同比增长的1.6%当中，新涨价因素贡献约为1.4%，而翘尾因素则仅贡献0.2%。9月翘尾因素相比8月的0.9%下降了0.7个百分点，拉动CPI同比下降。9月CPI环比上涨0.5%，相对于8月份回升0.1个百分。从CPI的八大类来看，食品和非食品类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5%，两大类价格涨幅持平。食品中的蛋类、肉类和鲜果和分别环比上涨5.3%、1.9%n 和0.9%，其涨幅较大主要受到双节临近带来的需求增加，以及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非食品中的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衣着分项在非食品项大类中环比涨幅居前，分别为2%，0.9%和0.9%，劳动力成本上升、服务需求增加对价格连续上涨起到支撑作用。前三季度 CPI同比增速为1.5%，消费领域价格运行平稳。综合考虑翘尾因素已在年中取值高位并逐步回落，央行货币政策坚持中性偏紧等情况，CCWE预测，第四季度CPI同比增速为1.7左右，全年增速将平稳地保持在1.6左右，全年无通胀担忧。PPI同比增幅继续扩大，环比增速略微增加。9月份 PPI同比上涨6.9%，相对上月增幅扩大了0.6个百分点，结合9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和企业盈利增速数据判断，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分大类来看，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9.1%，相对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对PPI上涨的贡献约6.7个百分点，是PPI同比增幅扩大的最主要因素。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0.7%，相对上月涨幅扩大0.1个百分点，比较平稳，对PPI上涨仅贡献0.2个百分点。从PPI生产资料三大分项来看，PPI上、中、下游的价格涨幅呈现依次减弱趋势，涨价主要来自中上游。其中，采掘工业同比上涨17.2%（上月18.2%），原材料工业同比上涨11.9%（上月11%），加工工业通过比上涨7.3%(上月6.4%)，工业出厂价格顺着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的链条的价格传导并不充分。从具体细分行业来看，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1.5%）、煤炭开采和洗选业（28.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0.2%），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16.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14.2%）、有色金属矿采选业（14.1%）、造纸和纸制品业涨幅（13.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13.7%）的同比涨幅居前，均集中在煤炭、石油、钢铁、有色等中上游行业以及受环保督查影响较大的造纸业。煤炭、钢铁、造纸等行业受到去产能、环保督查限产的影响，供给减少对中上游行业或环境污染行业的产品价格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而下游的汽车制造业（0%）、医药制造业（1.8%）、通用设备制造（1%）等制造工业的价格同比涨幅微弱，说明中上游对下游的制造工行成本传导能力有限。一方面，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持续下降，对机械设备等制造业下游行业的需求增长羸弱，削弱了上游价格的传导能力。另一方面，创新驱动带来部分行业技术进步加快，吸收了上游带来的成本压力，甚至同比价格下降。例如，9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同比增速为-0.7%。PPI环比上涨1.0%，相对上月增幅扩大0.1个百分点。环比涨幅最大的包括煤炭（2.6%）、石油（2.6%）、黑色（2.2%）、有色采选业（2.3%），石油加工（2.9%）、黑色（3.4%）、有色（3.2%）冶炼以及造纸和纸制品业（3.4%），主要是中上游行业和造纸行业，进一步验证了去产能和环保督查对PPI上涨的影响。从新旧涨价因素来看，9月PPI同比上涨6.9%中，翘尾因素占4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占2.9个百分点。9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8.5%（8月7.7%），环比上涨1.2%（8月0.8%）。有色、黑色金属和燃料同比增速领涨，对PPI中上游相应价格指数传导畅通并形成价格共振。其中，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黑色金属材料、燃料动力项领涨购进价格指数，9月分别上涨18.6%，16.6%和11.9%，且相对8月的15.3%、15.4%、11.8%涨幅有所扩大。前三季度PPI同比上涨6.5%，工业领域供需状况良好。随着第四季度去产能和环保限产工作的继续推进，对上游PPI价格还有一定拉伸升作用。但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尚无企稳回升的迹象，下游需求扩张不足不利于支撑中上游价格持续上涨，而且PPI翘尾因素的影响逐步削弱回落。因此，CCWE估计四季度PPI同比增速可能会回落至6.5%左右，全年PPI同比增速为6.5%。5. 国际部分：经济形势向好，风险仍需警惕去年三季度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一轮短周期“共振”复苏。在这轮全球复苏中，几大经济体的政策步调不一，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n 美国：经济复苏良好，加息风险犹存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乐观，总体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良好态势。IMF今年10月份调高了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2017年预期增速至2.2%，此前预期2.1%；上调2018年预期增速至2.3%，此前预期2.1%。今年以来，美国的通胀低迷数据与良好的增长、就业数据形成显著性对比，对美国经济走势形成了差异性的指向，意外走低的通胀水平成为美联储加息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个人消费平稳增长。2017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2%和2.2%，较去年同期增速有所上升，处于较高水平和上行态势。私人投资同比增速自2016年第四季度转正，但目前同比增速仍然较慢，2017年前两季度分别为1.66%和3.34%。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同比增速自2016年三季度开始起底回升，2017年前两季度的增速分别为6.5%和7.2%。私人消费同比增速为2.87%和2.73%，作为消费占GDP比重70%的消费大国，稳定的消费增长很大程度上支撑了GDP较快增速。2017年6月以来的零售销售同比增速增幅扩大，也验证了消费增长较为强劲。三大消费者信心指数亦均显示美国消费的向好趋势。10月份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1.1，达到2014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OECD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截止到9月已经连续10个月维持在101以上的水平。2017年以来，美国ABC News消费信心指数一直呈现出稳步上扬的态势。美国经济景气和领先指标数据表现抢眼。美国ISM制造业PMI指数自2017年4月以来触底反弹，9月录得60.80，创下近13年以来的新高，显示出美国制造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原材料价格和新订单指数分别较8月上升9.5和4.3，并持续处于枯荣线50以上，表明目前的扩张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上升和新订单数量增长。非制造业PMI为59.8，为2015年7月以来最高值，说明服务业态势亦表现良好。从OECD综合领先指标来看，2017年以来，美国整体经济也是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美国失业率再创新低，工资增幅稳步上升。自2017年3月以来，美国失业率保持在5%以下，而9月失业率更是录得4.2%的低水平，创下近17年以来历史新低。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7年9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由正转负，新增就业为-3.3万人，低于预期水平。而7月和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分别为13.8万和16.9万人。非农就业的断崖式正负跳转，主要是因为飓风的影响造成招聘活动停歇和劳工的暂时性失业。飓风带来的新增就业的减少，并不影响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情况比较乐观的判断，这可以从9月的失业率新低和63.1%的劳动参与率新高得以交叉验证。飓风后的重建工作和就业恢复会使得四季度新增就业数据大概率转负为证。美国非农就业人员平均时薪同比增速加快，目前达2.9%，为2009年以来最快增速。工资收入的平稳增长对美国消费起到促进作用，支撑经济平稳增长。美国通胀处于较低水平，掣肘美联储加息。自2017年5月起，美国CPI同比增速连续四个月回升，9月为2.2%，环比增速为0.5%，不及预期。美国核心CPI同比增速连续五个月保持1.7%，均低于市场的预期。个人消费支出通胀指数PCE和核心PCE指数同比涨幅则自2017年年初以来持续下跌，8月两者分别为1.43%和1.29%。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和人消费支出通胀指数的持续低迷，成为美联储加息踌躇最重要因素。美国生产领域的价格回升态势明显，PPI同比增速自2016年11月以来连续为正，且自今年5月以来增幅扩大，9月取值2.6%，说明工业经济领域状况良好。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平稳略涨，住房销售数略有下降。美国两大房价指数变化均表明房价目前平稳。10月份全美住房建造商协会（NAHB）房产市场指数初值为68，同比上升5个点，环比上升4个点。美国标普/CS的2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延续了2015年以来的平稳走势，2017年7月同比增速为5.81%，环比增速为0.73%。。 美国新建住房和成屋销售套数出现轻微波动下滑但总体平稳的态势，2017年8月分别成交560千套和535万套。美国股票指数攀升，美元指数走高。2017年1月至今，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了15%，12%和17%。美国2%以上的GDP增长、失业率创新低、薪资上升以及企业盈利等经济基本面数据的向好，映射到美国股市上。而特朗普税改的不断推进和落地预期，也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信心，推升股市上涨。2017年以来美元指数呈现总体走低的趋势，但受到加息预期以及数据的影响，美元指数近期快速走高，上周内美元指数涨0.68%，目前处于低位震荡盘整阶段。近期美国短端、长端国债收益率双双震荡上升。今年以来，2年期美债收益率中枢在震荡中不断抬升，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却出现走低的趋势。加息预期对短端利率的传导充分，而对长端利率的传导并不充分，使得收益率曲线不断扁平化。但是，随着12月加息预期的上升，近期短端和长端美债利率近期出现双双反弹局面。截至到日，2年期美债收益率从9月波谷触底上行了33基点取值1.6%，达到9年以来的高位，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34基点取值2.39%。美国参议院通过预算案，加大了未来税改可能性，长期通胀预期和期限风险溢价上升，有利于10年期收益率进一步上涨。欧洲和日本：复苏好于预期，政策仍在观望目前，欧洲经济呈现持续复苏，日本经济表现也好于预期。欧元区2017年二季度GDP季调环比增速为0.6%和一季度持平，高于去年三、四季度的0.4%和0.5%。日本一季度实际GDP年化增长率为1.9%，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增长率则为2.5%，均高于去年1.0%的实际增长率。具体来看，2016年四季度以来，欧元区的制造业PMI持续走高，其中PMI指数在整个2016年就一直稳定地处于枯荣线之上，到了2017年3月以后更是保持在56.0至58.0的高位之间。此外，欧元区的投资信心指数在16年四季度开始迎来上涨，从15.0左右逐渐上升至30.0左右，增幅将近一倍，说明投资者对欧元区的投资信心不断加强。这两个指数不仅表明欧元区的经济处于不断的复苏之中，而且其后续增长有一定的动力支撑。日本经济的表现同样超出之前的预期，在年初不太看好的情况下，很多反映实体经济的指数迎来了持续稳定的上涨。日本采矿业和制造业工业生产指数在16年底就开始转正，此后在17年不断波动上升，稳定在5.0左右。而其综合景气指数先行指标更是在16年底到17年初之间迎来了大幅度的上涨，反映出后续的经济发展将迎来较好表现。因此，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同样可能比先前预计的要更好。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2016年以来，欧元区的失业率从10.3逐渐下落至9.1，这个过程持续且稳定，日本的失业率也从16年最高位的3.4波动下滑至2.8，就业形势表现良好。欧洲的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的老龄人口比例甚至超过了25%。在此背景下，欧洲对移民的态度较为宽松，引入了大量的国际移民。年轻人口的增加可能是欧元区失业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但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涌入为欧洲经济带来了活力。不同于美国，在经济逐渐复苏的过程中，欧元区和日本的通货膨胀也呈现相应的上涨趋势。从2016年三季度起，欧元区调和CPI当月同比增速从0.4%逐渐上涨至1.5%，日本的CPI当月同比增速则从-0.5%转正并一直维持在0.5%左右。经济逐渐复苏的阶段往往伴随着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这一现象表明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形势确实有所好转，成为全球经济逐步好转的一个缩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而在最近一年多，英国脱欧、意大利银行业危机等“黑天鹅”此起彼伏，让欧洲经济处于一种逐渐复苏又充满脆弱的状态之中。2017年作为欧洲的大选年，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均迎来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选举。在民粹主义高涨、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当选的背景下，欧洲政治并没有发生令人担忧的“多米诺式黑天鹅”事件，而是不断巩固自身，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心剂。2017年以来强劲的经济表现说明欧元区正在逐渐走出持续衰退的泥淖。而日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同样经历了发展乏力的局面，经济复苏缓慢。2012年，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宽松货币政策，以期给金融市场注入活力，创造通货膨胀以在短期内提振日本国内的投资与消费，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也应运而生。目前来看，尽管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有高有低，但是日本这几年经济是略有起色的。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有时仅有零点几的增长，但也有超过2个百分点的优秀表现。在当前国际经济局势略有好转的大背景下，日本同样表现出了较为稳定的恢复势头。国际风险点一：特朗普政府的非常规政治决策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政策的支持率已经不及去年，其非常规化行事方式的吸引力远不及当选之时，当前多数人更青睐美国曾长期奉行的更为国际主义的政策。除了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对其他普通美国民众而言，“美国第一”的吸引力有限，特朗普个人的非常规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影响。同时，也只有24%的美国人认为，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此外，美国的中期选举（间于两次总统选举之间的国会选举）即将在2018年拉开帷幕。尽管目前来看，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赢面甚大，但是如果民主党在2018年的国会选举中获胜并“扳回一城”，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变成“跛脚鸭”总统，其连任前景将变得暗淡。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总统为了提升自己的支持率，很可能在其执政期间做出非常规、非理智的决策，比如在某些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发生较为激进的冲突，这不仅直接影响中国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会对中美两国互利共赢的发展局面造成负面冲击。 国际风险点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美国债务攀升引发财政危机风险。尽管美国经济表现强劲，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出人意料的增长势头。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这轮增长可能快要接近尾声。在今年7月份，美联储耶伦曾对美国债务问题进行罕见的强硬表态，认为美国可能遭遇一场大规模的财政危机。耶伦认为美国联邦债务的增长趋势是不可持续的，这很可能伤害到美国的生产力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此外，美国国会预算局曾得出结论，若特朗普坚持执行减税和基建等政策，美国国债规模到2027年将增至美国GDP的91%，这将会为美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引发市场风险。一方面，时至2018年2月，本届美联储主席任期将满，特朗普总统将在近期提名下一届美联储主席，对于新任美联储主席货币政策倾向的猜测莫衷一是，这一提名将成为短期内扰动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加之美国经济发展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大环境，这使得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估无一定论。两种因素的叠加更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美国物价的短期波动也引发了一系列热议，这种众说纷纭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短期的震荡和起伏。总体而言，短期内，美国货币政策当局的人事变动和市场波动提高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扩大了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美国逆全球化政策引发贸易收缩风险。在特朗普政府倡导的“美国优先”政策指导之下，美国国际贸易政策趋向整体收缩，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将会不断提高。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出口方面更加严格的限制。尽管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可能会带来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在短期中国对美出口方面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从中长期角度而言，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不断提高壁垒，缩减对外贸易，这将在中国对美出口方面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国际风险点三：国际货币发行国政策步调不一致美国有加快收紧货币政策，推进缩表和加息步伐的趋势。在美国经济经历长达多年的复苏、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的情况下，其中性短期利率已处在2.75%低位，严重低于几十年前的平均水平。为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下行而准备好充足的货币政策空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缩表加息。事实上，美联储自2014年宣布退出量化宽松以来，3年内连续4次加息，并在2017年9月宣布启动“缩表”进程，投资者也普遍预计年底将再次加息。欧洲央行开始谨慎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考虑到投资、出口数据等经济数据的改善，欧央行本月26日宣布缩减购债规模，从600亿欧元削减至300亿欧元，并从2018年开始延续九个月。但是，其欧洲央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力度不及市场预期，可以从欧元兑美元的下跌和欧洲主要股市的上涨得到验证。日本将继续维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投资者普遍预期，下周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维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日本央行两名鹰派董事会成员退出，目前多数成员赞成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日本经济虽然复苏强劲，但其物价水平依然较低，因此，日本的量化宽松可能仍持续一段时间。可以看出，主要国际货币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步调不一致。这可能增加主要国际货币间的汇率波动的风险，并带来国际主要股市的震荡。而中国对主要国家汇率的变动会增加到我国进出口商定价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汇率波动带来的短期国际资本跨境来回涌动，也增加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和国内的金融系统的风险。专家专栏李稻葵：实现宏伟目标必须做出艰苦努力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这是一件在世界范围内里程碑式的政治事件，给世界描述了一个中国未来三十多年发展的一张蓝图，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全社会团结一心、埋头努力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十九大报告提出分两步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大图像。在这个大图像下，我们进行了具体的经济发展前景的分析。我们认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上告别所谓的中等收入水平的陷阱，开始进入到世界上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到2035年，中国经济将有望进入到全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行列。百姓的生活水平将很有可能列居全球大中型经济体的30强。到205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将有望步入到全球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行列。为了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从现在起中国必须做出艰苦的努力。首先必须把当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转换为发展的动力，比如说通过缩小地区间以及城乡间的差距来创造新的增长点。也必须从现在开始持续不断地提升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包括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使得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也适应日益发展得科技革命对劳动力素质的挑战。同时，从现在开始也必须研究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避免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进入世界强国的陷阱。我们认为2018年的中国经济有望在增长动力方面完成实质性的转变。具体说来，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民间自主的投资将有望大幅度加快，从而极大地减少中国经济对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2018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来自于国际方面的重大挑战，其中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波动，世界上主要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地缘政治的风险也很有可能在2018年继续发酵，甚至于演变成危机。尽管有种种不确定因素，我们认为2018年将有可能是十九大后，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增长动力开始实现根本转换的一年，是十九大后中国经济交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