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苏联新卢布改革与中国金圆券改革比较研究
作者：王小龙
　　【内容提要】二战后，中苏两国在经济背景上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政治和军事背景上则不同：苏联已经获得良好的国内和平环境，而国民党政府先是“备战”，之后又“养战”，并由此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和经济政策的混乱。苏联1947年的新卢布改革与中国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相同，区别之处是金圆券改革的某些具体措施更为激烈。新卢布改革对金圆券改革的决策和具体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新卢布改革与金圆券改革的比较，可见后者的失败在于在“天时”与“人和”上均犯了大错。
　　【关键词】苏联币制改革 苏联新卢布改革 金圆券改革
　　【作者简介】王小龙，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义学院理论报告团讲师。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种下了经济方面的恶果。战争结束后，各国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二战使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商品价格都大幅上涨，无论是工业国还是农业国，也无论是参战国还是中立国”[①]，长期积累并继续加剧的通货膨胀，是战后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战争结束后如何控制和消减通胀，成为许多国家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战后初期，比利时、、波兰、南斯拉夫、、荷兰、丹麦、挪威、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芬兰、苏联、西德、东德等国家，都先后进行了币制改革。[②]之后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在本国推行规模或小或大、力度或轻或重的改革政策。战后的苏联作为综合实力仅次于的大国，其币制改革在国际上备受关注。世界主要国家的媒体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③]，尤以中国为甚[④]。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域也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国际上掀起币制改革浪潮之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对于是否进行币改、何时进行币改、怎样进行币改等问题，均有重大分歧：一部分人因对币改副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而心存顾虑，而另一部分人则指望通过币制改革来整顿经济而跃跃欲试。对于决策者而言，因疲于战后接收、政治谈判、军事动员等其他事务造成的分心，[⑤]且对于两种意见一时难以取舍，故对于是否币改、何时币改等问题举棋不定。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终于颁布法令，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史称金圆券改革。这场改革很快以失败收场，成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完全失败前倒下的一块关键的多米诺骨牌。
　　关于战后世界主要国家币制改革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几个不同国家的币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⑥]；另一种是对单一国家的币制改革进行具体研究，例如关于苏联[⑦]、中国[⑧]币制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影响的研究。，总体上后者多于前者。
　　目前鲜见对二战后苏联与中国币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二战后苏联与中国的币制改革处于同一时代，面对相似的时代主题，它们在实施背景、具体措施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二者结果迥异，一成一败都对两国之后的发展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1947年苏联新卢布改革和1948年中国金圆券改革为考察对象，通过比较，研究二战后中苏币制改革的异同及相互关系。
　　一、币制改革的背景
　　（一）战争给中苏两国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
　　中国和苏联同为战胜国，在战争中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某种程度上讲，苏、中分别是长期牵制和对抗德、日法西斯的最主要力量。经济萎缩、产业不振、民生凋敝，地区间恢复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等，是战后中苏两国经济社会都同样呈现出的景象。据统计，战争期间，苏联“仅直接的战争支出就达551亿卢布，而由于战争所带来的损失相当于679亿卢布。被占领地区的财产损失为该地区全部财产价值的三分之二”。对此，苏联学者感叹道：“一个国家这样的支出和损失的数字，在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⑨]元帅施欠尔那格尔在向希特勒提出的特别备忘录中说：“25年，这便是俄国要恢复我们所造成破坏的时期。”[⑩]具体在财政金融方面，就是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和通货膨胀。为了解决巨大的战争开支问题，政府主要通过征税、超量发行货币和战争经费筹集动员等方式，来解决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苏联在战争期间，广泛地开展了以物质和财政援助前线的群众运动。居民为战争的需要，自愿缴款达94.5亿卢布，占整个直接战争支出的18%；而居民的税款支付总额为270亿卢布，占整个国家收入的26.4%以上和整个直接战争支出的几乎一半”。[11]到1944年，苏联预算收入已经可以弥补支出，但同时可以看到，苏联人民的付出和牺牲是巨大的。据估计，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了三倍。[12]战争期间，苏联实施了固定价格制度，但由于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以及商品供应的紧缺，“……引起了集体农庄市场上物价的大幅上升，与战前水平相比上涨了9-12倍”。[13]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后初期。与苏联相比，中国在战争中也遭受了巨大损失。据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14]战争期间，由于沿海地区城乡相继陷落，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收和其他税收大幅度下降，使得政府收支严重不平衡。[15]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政府虽然实行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但仍难以填补财政的巨大亏空，不得不采取超发货币的措施。到1945年底，法币发行额已达10319亿元，大大超出了市场所需的货币流通量。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形势严峻。需要指出的是，战后初期，随着日占沦陷区被逐渐收复，法币流通区域扩大，超发的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物价出现短时期区域性的下降。[16]然而，为了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继续超发货币。到1946年底，法币发行额增至37261亿元，一年之后，又迅速攀升至331885亿元。到1948年金圆券改革前夕，法币发行额竟史无前例地高达663万亿元。[17]总之，战后初期，尽管程度有所区别，但中苏两国均面临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战后苏联财政状况的好转与中国财政状况的恶化
　　尽管战争给两国经济均带来严重创伤，但战后两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却有很大差异。据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回忆，早在1943年底，斯大林有感于当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就开始考虑币制改革的相关问题。[18]到了1944年，苏联党和政府已经着手整理经济，不仅尽量避免更大的损失，而且开始为恢复经济做准备。1944年之后，苏联国民收入开始增加，工业总产值甚至已经基本恢复到了卫国战争前的水平，具体的经济发展指标如下表：
　　与苏联相比，中国战场直到1945年初仍然面临紧张局势，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有经济层面的危机。虽然从1938年开始抗战就已经进入相持阶段，但此时国统区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特别是在年间，用于社会民生的财政支出逐渐减少，导致国统区经济特别是社会民生发生严重困难。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此时军务费用的大规模增加。据统计，国民党政府年间的军事开支呈直线上升趋势，为全面抗战以来之最。
　　　一些人认为，从1944年开始，国民党正面战场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故军务费开支陡增是理所当然。1944年2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倘若“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地实行反攻”。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国军并没有开展相比于之前时期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且仅有的几个军事行动也并非原先早有部署的战略计划，而基本上是被动的应对措施，最后取得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近年来学术界甚至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是否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抱有怀疑。正如时任国军高级将领的张发奎所言：“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19]因此，国民党政府此时大量增加军务费用开支，意欲何为？去向何在？或者说，此时仍将财政支出大量投入军事行动，而忽略了同时应该重视的经济民生的恢复，是否为一个战略失误？如果说在1944年，可能并未能预见到战争胜利之日来得如此之快，而继续作打持久战的准备；但到了1945年，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之时，政府应该努力平衡军事开支和经济恢复开支，并逐步向恢复经济倾斜。可见，与苏联政府在1944年就开始逐步采取经济恢复措施不同的是，国民党政府此时仍在拼命扩大军事开支，其目的是准备发动内战。
　　为准备和进行内战而造成的沉重军事开支负担，是形成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1945年度军事开支所占岁出百分数竟高达87.3%，与该年度高达87.7%的财政赤字正相吻合。可见，财政上几乎占九成的赤字，正是军事开支所造成的。岁出上每十个钱中九个钱是用在军事上面，使财政上每十个钱中的九个钱没有着落。这就是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财政一个最基本的特点。”[20]时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向“国大”作的报告中坦陈：政府 1946年财政总收入法币12791亿元，总支出却达到了法币55672亿元，财政赤字高达法币42881亿元。[21]1947年财政总收入法币138300亿元，财政总支出409100亿元，财政赤字迅速上升至法币270800亿元。[22]实际上，上述的数据可能也是有一定水分的。例如同一时期的数据，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佳H就给出了不同的版本，比俞鸿钧版高出了不少。他的统计数据显示，1946年军务费支出占总岁出的59.9%，1947年为54.8%，1948年金圆券改革之前（1-7月）攀升至68.5%。[23]当然，当时的知识界和媒体也作了估算，结果显示情况更为糟糕。[24]到了1948年下半年金圆券改革前夕，财政赤字竟高达900万亿元之巨。[25]从某种程度上讲，财政恶化已经使国统区的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引起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与国民党政府不同的是，苏联政府在战后就合理调整财政分配，减少军务费用支出，很快实现了国家预算的平衡，并将大量财政支出投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民生的恢复发展之中。据统计，年，苏联财政预计收入超过支出43.7亿卢布，比年多4倍以上。国家财政预算的完全平衡，被认为是顺利进行币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前提。[26]“由于国民收入额不断增加与国家预算顺利执行的结果，……也就使得有可能在1947年12月实行币制改革，取消一切食品与工业品配给制度。”[27]
　　（三）币制改革前苏联经济政策的计划性与中国经济政策的无序性
　　1945年8月，苏联党和政府责成国家计委编制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恢复战争破坏的地区，使工业和农业达到战前的发展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战前水平。[28]战争甫一结束，苏联最高苏维埃就通过了《苏联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五年计划（）法规》，把经济恢复和发展作为战后国家的中心工作，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要达到的几项任务，其中包括“在最近期间取消凭券购物制度”、“巩固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关系”[29]，并在“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质与文化水准的计划”中，要求“保证各种商品价格的不断降低”[30]、“在年间实行由居民的凭券购物转变而为发展的苏维埃贸易”。[31]1946年3月，苏联第二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大会通过了《苏联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五年计划（）》，正式提出了相关任务（作为工业生产之后的第二项重要任务），那就是“使农业以及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高涨起来，以保证苏联各族人民的物质幸福，并在国内造成品的富足。必须超过国民收入的战前水准以及国民消费的水准，在最近的将来取消配给制度而代之以开展着的标准的苏联商业。特别注意日用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利用逐步减低物价的方式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这些任务，反过来又要求巩固货币的流通及苏联的卢布。”[32]具体地，“在1946年，拟取消面包、面粉、谷物以及通心面的配给制度，而在1946年和1947年期间，其他一切商品的配给制度亦拟取消。在废止配给制度及不断减低物价的基础上开展的苏维埃商业，必须将巩固货币的流通，并大大增加苏维布在国家全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33]可见，苏联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币制改革置于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全盘计划之中，并在币制改革前就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以保证币制改革能按时顺利地开展。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主要表现为合理调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产品的比例，大力促进(,)和日常手工业品的生产，以满足市场上的商品需求，降低物价，消化通胀。战争结束后第一年，苏联工业基本上就已由战时体制改变为平时体制。例如1946年日用必需品工业的出产，已比1945年提高了20%。进入1947年，工业生产及基本建设的速度发展迅猛，连续四个季度均比前一季度增加百分之十二以上，最高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到1947年第4季度，苏联工业产量已经达到了战前1940年平均每季度工业生产量的规模。国民经济恢复的速度超过了计划的规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库收入也不断增加。[34]这些政策有比较充分的计划性、准备性，为之后币制改革工作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观中国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其中的金融政策，则可以用“混乱无序”一词来概括。战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着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和恢复全国经济的双重任务。金圆券改革之前，“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35]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由宋子文主导实施的。宋子文早年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和哥伦大学的学位，可谓美国自由经济的“学院派”。此外，借助于宋子文与美国政商界的关系，国民党政府可以更好地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然而，从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来看，却并非完全遵循自由主义经济的理念和原则。事实上，1946年到1947年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太按常理出牌”，常常“忽左忽右”。例如，在所有制政策上，偏重于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大力发展国家垄断企业，而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牺牲民营资本的利益，这种政策明显不符合自由主义经济的理念，而被诟病为“经济左倾”，“比苏联还苏联”。但在金融政策上，却主张完全开放货币市场，推行金融自由化。实际上，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经济政策的矛盾和混乱是有社会历史背景的。战后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局势和环境，比美国或苏联都更为复杂和险峻。无论美国抑或苏联，战后国内基本实现和平，经济恢复是最主要目标；而战后中国却仍然被内战的乌云笼罩，实际上由“战后”（对外）又走入了“战前”（对内）。故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恢复建设”心态和“备战”“养战”心态中徘徊，以至于左右摇摆不定，时而“学苏联”，时而“学美国”。这一时期国民党的金融政策便是如此。实际上在战后初期，从某种程度上讲，围绕是否要进行币制改革的争论，在本质上是一场经济政策的“左右之争”。初期争论的结果是，以宋子文为代表的“美国派”占了上风，决定不考虑实施币制改革计划，而是马上结束金融管制政策，代之以开放金融市场计划；通过开放黄金外汇市场买卖，回收过量发行的法币，以实现稳定通货的目的。该政策实施后不久就酿成了1947年轰动海内外的黄金风潮。法币非但没有稳定，物价反而暴涨如洪，百姓生计遭受严重损害而不得不为了“反饥饿”而走上街头。这标志着宋子文金融开放政策的破产。“事实证明，开放黄金外汇市场是宋子文施政期间最引起众人非议、并最终彻底失败的一项政策。除了消耗大量黄金外汇储备由官控转为‘民有’，并引发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政治危机之外，这一政策不仅未能取得宋子文当初设想的效果，而且成了他下台的导火索。”[36]上海黄金风潮以后，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按以下原则拟定挽救局势的方案，即：停止出售黄金，宣布调整汇率，冻结上海的工资在1月份的水平上，控制粮、棉、燃料等物价。宋子文表示异议，蒋命令宋执行，称其正在为过去几个月的错误政策，比如出售黄金，付出代价，不得不承受其后果。[37]这表明，经此一役，蒋介石对宋子文那一套已不再信任；加上国共已由局部冲突发展为全面内战，蒋介石急于扭转经济局面为军事斗争作准备，故转而支持采取严厉统制、速战速决的经济措施，于是便又倾向于推行币制改革了。
　　二、币制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
　　（一）苏联1947年新卢布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
　　由于长期战争的损害，战争胜利前后，苏联各地普遍存在物资紧张特别是食品短缺的现象，在有些地区甚至非常严重。时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中央领导人的多份报告显示，在配给制度下，由于粮食减产造成的供应不足、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上涨，以及地方官员非法挪用和挥霍救助基金的行为，造成了许多地区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38]战后初期，一方面，苏联许多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和作物歉收，人民生活遭遇困难，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货币贬值，且国家负债较重，战时遗留的内债尚未得到有效的兑付和清理。一些地区的百姓要求政府及时兑付债券，支付现款，甚至直接援引苏联宪法的规定，写信给财政部长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要债”。[39]由于灾害的原因，币改不得不往后推迟了一段时间。[40]随着灾情的缓解，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实施以后，苏联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在商品市场方面，产品供应量有所提高，但通胀压力仍然很大，这表明苏联既到了实行币制改革的“可能性”时机，也到了实行币制改革的“必要性”节点。1946年下半年，苏联政府开始拟定币改计划方案。日，苏联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报告币制改革的有关情况：“用于兑换将要提供近600亿卢布的银行券和国库券。若按5:1比值来兑换货币，货币总量将减少480亿卢布，发到居民手中的新币为120亿新卢布。……兑换货币时，需合理地重新估价居民的货币积累，它们主要是居民在战争年代存入储蓄所、国家银行的积蓄，战争期间未曾度假而发给的补偿证明以及1938年的债券。由于币制改革，国家债务将减少大约700亿卢布，其中因发行新币减少520亿卢布（包括遗失和下落不明的卢布近40亿），因居民存款和储蓄而减少160亿卢布。……新币发行应该在废除凭证供应制的时候及时进行，以便公开交易能按统一价格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广大劳动阶层在兑换新旧货币时的损失得以补偿，同时减少商品流通时可能出现的一些暂时困难，防止形成收益投机和维护新币的信誉。”[41]斯大林基本同意这一实施方案。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发布《关于改革币制及取消配给制的决议》，这标志着新卢布改革的正式开始。
　　币制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发行十足价值的新币，并且废止……价值低贱的旧币流通”。按照《决议》，苏联政府于12月16日发行1947年版的新卢布（见附图1）。对于现金，“现在通行的货币现款兑换新币，其比率为旧币十卢布兑换1947年版式新币一卢布”。对于银行存款，则根据数额实行差别变更，一般分为三个阶梯：第一，“凡不超过三千卢布的存款，仍照其票面价格不加变动，即按照一比一的比率重新估值”；第二，“凡不超过一万卢布的存款，其中三千卢布仍照其票面价值作为存款，不加变更，余款则按照新币二卢布对旧币三卢布的比率重新估值”；第三，“凡超过一万卢布的存款，其中一万卢布按照上述第二条规定的比率重新估值作为存款，余款则按照新币一卢布对旧币二卢布的比率重新估值。”对于“各团体的合作机关以及各集体农场的经费及活动存款”，则特别规定“将按照新币四卢布对旧币五卢布的比率重新估值”。此外，与币制改革并行，政府还决定取消供应品配给制，除集体农场市场外，“实行食品及工业日用品单一的低廉的国家零售价格”，采取积极干预的手段人为降低物价。[42]上述方案公布后，除了对个别措施有所调整和补充（例如个别地区为加快币改进程压缩了兑换期限）之外，苏联的这场新卢布币制改革基本照章执行。
　　苏联1947年的新卢布改革基本达到了消减通胀、控制物价的目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43]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估算，币制改革使市场货币总量由原来的436亿卢布下降到140亿卢布。[44]“如果单从蒸发市场上超额的货币量来说，币制改革的目的达到了；总的来说，币制改革为国家金融的稳定创造了条件。”[45]从当时苏联官方的角度看，对这次币改的成效是非常满意的。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莫洛托夫，在1948年11月发表的《在新的高潮中》的演说中认为：“我国在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纪念日后所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便是币制改革，以及同时取消居民供给方面的购物证制，并对工业品和粮食品规定一种划一的、降低了的固定价格。这个决定帮助了迅速消减在战争时期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所产生的恶果，并为国民经济加速发展造成了有利的前提。由于固定粮食品和工业品零售价格降低，以及合作社商业和集体农庄市场上价格随着降低的结果，卢布购买力已提高了一倍……可见，币制改革以及国家在改良贸易方面所进行的措施，大大促进了工人和职员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46]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马夫指出：“苏联政府在1947年年底货币改革与废除配给制以后，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物价的降低，使人民在一年中节省了将近860亿卢布……物价降低……提高了卢布的购买力并改善了苏联卢布对外币的汇率。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农民为购买工业品所必须支付的款项减少了。”[47]“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消费品的价格曾三次减低。人民从第一次减低物价获益约860亿卢布，从第二次减低物价又额外获益约710亿卢布，而从最近第三次减低物价人民至少获益1100亿卢布。”[4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布尔加宁则在演讲中说：“大家知道，苏联政府曾实行货币改革，连续降低物价，1950年第三次降低了日常用品的零售价格。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苏联的卢布并提高了它的购买力。还在1949年时，平均工资与薪金（以物价计）即比战前增加了24%。农民的收入相应地提高了30%。”[49]到了1951年4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发布的《苏联第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总结》，特别归纳了货币改革的意义，分别包括降低物价，提高工人、知识分子和集体农庄成员的生活水平，以及提高卢布的国际汇率。[50]“年的五年计划所提出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由于实行了货币改革而成功地得到解决，它巩固了货币流通和国民经济中的信贷关系。这首先促进了经济杠杆――价格、信贷、利润、经济核算作用的巩固和提高。”[51]也就是说，在官方的话语中，这次币制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次币制改革也有不足甚至利益受损。一方面，币改造成了部分民众的损失。许多较早获悉币改政策措施的“消息灵通人士”，成功规避了币改的风险并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小（例如，1953年苏联检察机关在调查贝利亚时，发现他于1947年币制改革时，曾指示助手将存款分开多个账户储蓄，从而避免估值时遭受更多损失[52]）。但许多普通民众则在担忧和惊慌中四处奔波，而币改造成的利益损失却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他们来买单。另一方面，币改及相应的降价措施，使得粮食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工业产品下降的幅度，扩大了业已存在的“剪刀差”，使得农民为改革做出了更多的牺牲。“不幸的是，在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被置于最底层，而不得不再次担负起缴纳‘贡赋’的重任。”[53]当然，任何改革都会有牺牲，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都会有所满足，也会有所损害。“在苏联，货币改革自不免要作某些牺牲，但这种牺牲的大部分是由国家担负起来，仅很小的部分由全国人民担负。就全国大多数人民言之，这种短时的损失马上会由物价的降低得到了补偿。”[54]总体而言，苏联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的牺牲虽然较大，但基本还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当时看来，这些牺牲是难以绝对避免的。总之，苏联1947年新卢布改革在宏观意义上是成功的，不仅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通货膨胀，使得国民经济从战时的紧张混乱局面中恢复过来，而且还在于它的顺利实施令苏联在国际金融竞争中掌握了主动。币制改革后的苏联领导人踌躇满志，斯大林甚至说：“我们这次胜利说明，获得了胜利的是我们苏维埃社会制度。”[55]
　　（二）中国1948年金圆券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
　　黄金风潮爆发不久后的3月2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中国经济上所遭遇的困难，各位同志都明白，用不着细说。本来去年八月外汇率变更以前，我们中国经济的情形，已经渐渐好转，物价渐趋平稳，民生亦渐趋安定。于是财政当局乃决定变更汇率，鼓励输出，以期收支平衡，然后改变币制，而谋整个经济的复兴。但究竟因为我们对于经济的措置，缺乏经验，不能在变更汇率的同时把握时机，断然改革币制，以致后来国产货物，因汇率提高而涨价，同时美金黑市亦不断上涨，遂形成今年年初经济紊乱的现象。这是本人应该向各位同志引咎的。”[56]由此可见，蒋介石将之前金融政策失败的教训，归为延误时机而不及时进行币制改革。鉴于各方对是否要进行币改仍顾虑重重，一方面，蒋介石故作镇静，以期稳定局势。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时说：“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像共党所宣传的，即将趋于崩溃呢？抑或今天我们经济上种种纷乱和不安的现象，是由于我们本身的心理所造成呢？为答复这个问题，我今天可以将国家财政经济的数字，坦白地告诉大家。截至三月底，我们法币发行总额，不到七十万亿。照目前美金牌价折合，只要有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即可将全部的法币收回。（如照所谓黑市价格，则只需一亿二千万美元）然而我们政府存在中央银行和其他国家行局的美金，尚有二亿八千万元，而上月国务会议决定将资源委员会、中纺公司以及招商局等各一部分的资产，以及敌伪产业和赔偿物资拨交中央银行，随时可以变价抵押的总数约为四亿美元。两者合计，已有七亿美元。最近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援华贷款，尚不在内。由此可知，我们法币的准备，非常充足，金融的基础非常巩固。金融基础的巩固，就证明我们经济的基础并未动摇。现在人心惶惶，以为经济即将趋于崩溃，这完全是受了共党及其宣传工具的影响，对政府失了信心，因而造成了自己害自己的恐慌心理！各位今天听了本人负责的报告，就可以祛除这种无谓的疑虑了。”[57]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令人作币改的准备，分别指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研究币改的可行性方案。对于宋子文、俞鸿钧等长期浸淫于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蒋介石显然颇有戒心，而对于王云五则特别的青睐。在考虑财政部长任职时，他强调“此席须由与金融界无关系而能大公无私者来担任”[58]。王云五于1948年5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到任后，他力主推行增加税收、裁并机构和改革币制三项措施，[59]对于第三项工作，王云五直言，“早在一年以前，我已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60]，因此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制定币改方案上。王云五币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严重依靠美援，一心想依靠美国贷款平衡稳定财政，从而实现币改成功。据他回忆，“我在那时候，强调借美国的币制贷款而改革币制；而且认为美国对于我国目前最有效的援助，莫如协助改革币制的贷款。……当美国决定，并获得我国赴美代表的报告，知币制贷款无望后，我便转向自力改革币制，俟初步此功，再求外援继续维持的方面。”（原文如此，“方面”或为“方案”之笔误――引者。）[61]从此时蒋介石日记中可见，蒋介石对于包括王云五方案在内的各种办法也是犹豫不决的，后来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在解读蒋当年6月的日记时写道：“经济情势危殆，蒋公早有察觉，但迄无有效办法，亦无经济智囊”，“蒋公智囊，迄无真知灼见、勇敢坦陈的经济专家”。[62]思来想去，蒋介石最终采纳了王云五的币改方案。日，蒋介石签发《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同时政府发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正式实施币制改革。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主要内容为“三个限期”：第一，以十足准备发行的金圆券为本位币，限期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第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第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逾期予以制裁。[63]这次财经紧急处分政策，实际上条条直涉普通百姓的资产利益，且政策语气及执行意志均十分激烈和强硬。发行金圆券（见附图2）是这次币改的核心内容。依据《金圆券发行办法》，金圆券为本位币，“每圆之法定含金量为纯金零点二二二一七公分（公分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1公分等于100公毫，固下用公毫。）”，“十足流通行使”，“发行准备中必须有百分之四十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制定之国有事业资产充之”。金圆券发行后，“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停止发行，所有以前发行之法币以三百万圆折合金圆一圆，东北流通券以三十万圆折合金圆一圆，限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即一九四八年，下同。――编者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无限制兑换金圆券。”“金圆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中央银行需将每月发行额报财政部和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后公告。[64]依据《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均要在“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兑换为金圆券。其中黄金按纯含量每市两兑给金圆券二百圆；白银按其纯含量每市两兑给金圆券三圆；银币每元兑给金圆券二圆；美元每元兑给金圆券四圆；其他外币按照中央银行外汇汇率兑给金圆券。[65]为配合金圆券改革，政府还采取实行限定物价，命令全国各地各类物价和工资价格按日以前的水平冻结，派驻经济管制督导员赴全国各地监督限价令。
　　上述方案公布实施后的头几周，币改似乎初见成效，但很快物价又大涨，加上为了应对战争经费的激增，和解决由此产生的严重财政赤字问题，国民党政府不断增加金圆券的发行量，以至于逼近发行办法规定的发行限额。此时国民党政府内许多人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援助上，认为美国不会见死不救。当年11月13日，蒋介石以总统令的形式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降低为每圆为纯金四点四四三四公毫（大约相当于之前的1/5），将金圆券兑换法币和东北流通券的比率分别调整为一比三百万和一比三十万，没有在办法中明确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总额，而改为“另以命令定之”，[66]这实际上相当于不设限额而随时改变发行量。在接下来的1949年里，金圆券变得毫无信誉可言，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以至于民众鄙视，甚至一些地方当局也拒收，已然成了废纸。这场声势浩大的金圆券改革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其败绩惨状，罄竹难书。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目睹此劫，戏作《哀金圆》诗一首：“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湿柴待干尚可爨，金圆弃掷头不回……金圆数月便废罢，可恨可叹还可酢５臣易ㄕ兀笙靡坏┝憾按荨Ｂ以此涠嘀饕蛞唬裨顾路潜帧薄Ｆ渲刑乇鸹褂屑妇渲狈硗踉莆澹骸敖鹪仓侔彩榕锿踝舨拧保绊跚追恢写蟾辜郑只慕悄馨才拧保氨噶猩缁嵯痛镅。锍洗镆酉秃踉铡薄竦吃诖舐降氖О埽虿唤鲈事，更在于经济政策的失败。1949年，宋子文在与杜勒斯的谈话中就谈到：“不要忘记，虽然国民党政府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但是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状况。我们同日本打了八年仗，然后又立刻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内战。通货膨胀注定会更加严重，而失控的通货膨胀必然会使民心丧失、贪腐泛滥。”[67]陈立夫认为，“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而军事和财政上的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68]蒋介石也间接承认了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及其对国民党丧失政权的巨大影响。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到了第三任行政院，于三十七年八月，乃采取了金圆券改革币制计划，以致币信每况愈下。于是共党乘机大肆其反动宣传，煽惑人心，动摇社会。尤其对于各大都市的金融与经济，施展其有形和无形的各种破坏手段，最后影响了全国金融紊乱，物价的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于是军公人员的生活更见艰苦，而军执风纪就不能保持其抗战时期的水准。我们反共斗争之所以遭致失败，这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这一失败，无论是主观上的错误，或客观的情势所造成，都值得我们重加检讨和警惕的。”[69]实际上，无论蒋介石如何闪烁其词左右言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其决策的失败。
　　（三）两国币改措施及其效果的同异
　　苏联1947年新卢布改革和中国1948年金圆券改革有很大的相似性。从总体上看，二者的基本思路都是通过发行新币、限时兑换旧币的方式消除通胀，并通过政府强制限价的方式人为降低和控制物价。那么，中苏币制改革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新卢布改革根据银行存款及持现款数额实施差别兑换率，而金圆券改革则实行统一兑换率。实行差别兑换率主要是为了分流各阶层在币制改革中的损失，合理“摊派”不同社会阶层的牺牲，倾斜保护低收入者。苏联在实施这一政策时尽管也未能完全制止投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底层特别是城市贫民的损失，特别是能使民众产生相对受益的心理，容易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而金圆券改革采取一刀切的兑换率，表面上看贫者富者同样受损，而富者受损似乎更多，但民众早已对政府及既得利益者失去信任且充满戒心，故而更容易引起恐慌和反感。其实，据王云五后来回忆，他也曾考虑过差别兑换率。“又查各国改革币制时，对于旧币兑换新币，往往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将旧币冻结一部分，借以减少流通，一是采取差别兑换率，对工人或贫苦者采取较优的兑换率，而对持有多量旧币者则采取一般的兑换率。这两种办法，我都考虑过，认为在我国目前殊难施行，且无此必要。所谓殊难施行者，因人民所有的旧币存在银行者占极少部分，冻结不易生效，如待其兑换时再行冻结一部分，则来兑者定必化整为零，在户籍还没有办理妥善之时，如对于持有大量旧币的人冻结其一部分，不仅将化整为零，徒增兑换手续之麻烦，而且鼓励人民作伪，亦殊失策。至采行差别率的兑换，其弊亦正相同。况且那时候我国流行的旧币虽已达天文数字，而估计其兑换价值，仅当美金五千万元左右，其总值较诸人民手上所持有的金银外币实微不足道，故冻结政策在我国如必须采行，宁对于外币，而不必对于法币。”[70]
　　第二，新卢布改革并未强制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等硬通货，而金圆券改革则明令以金圆券收兑金银等“天然货币”，又由于金圆券的贬值，使得这种收兑相当于没收。现代国家在确立币制时，一般都会禁止以金银做直接流通货币，而通过发行纸币和其他金属币的方式代之。苏联在1924年币制改革以后，仍发行了各种银质辅币，到1947年币制改革前后，政府同样进行兑换，但未强制收兑，更未明令禁止居民持有其他金银制品。对于金圆券改革实行的强制收兑金银，既得利益集团成功进行了规避，大部分金银外汇被转移到国外，致使资金大量外流，这加剧了经济的崩溃。而其他普通民众的资产，则实际上任由当局宰割。据一般估计，从币制改革开始到1948年10月底，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共搜刮到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元2300万枚，美钞、港币各数十万元，约合美元汇价2亿元。[71]“社会各阶层，从富商大贾到平民百姓，都被蒋介石集团用金圆券狠狠敲了一笔。……没有这2亿美元，就像王云五日后所说的那样，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点而言，王云五对蒋介石真是‘功不可没’。”[72]翁文灏后来认为，王云五原想收回市面上的黄金外钞，其用意是要充实金圆券的准备金。然而蒋介石后来却令中央银行直接移存台湾，由其自行支配，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整个收金措施，一方面使许多持有少量黄金以勉强维持生活的百姓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为了兑付更多的金银发行了过量的金圆券，酿成新的通胀和抢购风潮。这些都是翁、王等人始料未及和无法控制的。[73]
　　第三，新卢布改革虽然以发行新币为主要内容，但并未改变货币名称，而金圆券改革则以新发行的“金圆券”代替“法币”，改变了法定货币的名称。按币改设计者的初衷，乃欲以“金圆券”之“金”表明货币的“足值”，但在长期以银为主要通货的中国，这非但没有奏效，反而令人生疑，而最终由于其迅速贬值而完全不被信任。这里我们还可以再比较苏联1922年发行的“切尔文券”（金卢布），和国民党当局1949年发行的“银元券”的信誉。切尔文券是苏联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时发行的货币。这次改革以发行切尔文券为主要内容，也规定切尔文券的含金量，并将其与沙俄时期发行的金卢布相比拟。[74]在这次币制改革中，苏联政府虽然也改变了法定货币名称，以“切尔文券”（金卢布）兑付旧卢布（又称纸卢布），但俄国在历史上曾实行金本位制，且沙俄时代发行的金卢布曾有良好信誉，故百姓在认知上更易于接受，产生信任。而中国到了1949年李宗仁代理总统时期，虽发行了“银元券”，表面上与中国传统银本位契合，又似乎要引导人们将其与民初足值的银元券相联系，但苦于蒋介石集团已将搜刮到的金银几乎尽数运往台湾，“银元券”的准备金严重不足，只是垂死挣扎罢了。
　　比较苏联1947年新卢布改革和中国1948年金圆券改革可见，其基本思路相似，主要内容相同，只是金圆券改革的一些具体措施比新卢布改革更为激烈，无怪乎有人批评其“比苏联还左”。
（责任编辑：H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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