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叫以史资政6第,有些房子起名叫以史资政6第,为何起这名字

“资政”是个什么官
导语:资政设立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其背后的法理依据如何援引?重重疑问值得商榷。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念祖 胡丹 今年刚刚过完58岁生日的杨伟有了一个新身份&&成都市政府资政。
3月20日,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的通知》显示,资政杨伟受市长委托负责教育、卫生、人口计生等工作,分管市教育局、卫生局、医管局、人口计生委等单位。而这些工作在2008年分工时分别由副市长傅勇林、王忠林分管。此外,资政杨伟还负责联系市红十字会。&资政&是个领导吗?《公务员法》将公务员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上述通知中,资政杨伟赫然在市领导同志之列。但是,《公务员法》里是没有这一领导职务的。同时记者翻阅《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相关法律条规发现并无与&资政&相关的职务、级别。
但这并不影响资政杨伟上任后就马不停蹄到成都下辖各区县进行调研。在当地新闻报道中,他的名字排在教育局长、区县书记之前。据他调研的一所学校的相关负责人透露:&我们是按照副市长的规格接待了他。&
这个新官衔,自从2008年来在河北承德市首次出现后,近年来由市级走向省级,并且开始从聘请专家学者转向任命即将或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副省级官员。但是,在研究行政管理、组织人事的专家圈子里却鲜有人知这个职位。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丁元竹表示,设立资政,当下没有具体可引用的法律条例,就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尝试。
那么,&资政&究竟是个什么官?
&资政&演变
在成都,与杨伟一同上任的还有资政黄平。三年前杨伟被安排到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做副主任,同一时期黄平也调任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三年后,他们一同成为成都市的首批资政。
不过,成都并非首个推出资政这一官衔的地方政府。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首个&省政府资政&,全国人大代表张作哈的特殊身份颇受关注。2011年9月,由于任职年龄到限,张作哈被免去四川省副省长职位后不久,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资政,当年他61岁。
张作哈&受省长委托&负责有关专项工作,其中包括参加省扶贫领导小组、省旅游领导小组、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工作;此外还协助分管县域经济、扩权强县工作;协助分管省档案局、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馆)工作。而在他任副省长时,分管公安、司法等领域。
追溯媒体上最早曝光的&资政&的报道,则是日,承德市聘任了首位市政府资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时任代市长张古江如此赞誉王浩&&&不论是谋划推进双峰寺水库项目、承德核电项目,还是推进国家在承德实施的其他重大工程项目,您(王浩)都给予了巨大帮助与支持&。
据王浩回忆:&当时水利局的同志和我说,一共要聘任8位资政,主要是各行各业的专家。聘任并没有说明具体任期,没有级别。平时也没有薪资,就是过年的时候发点东西。&记者查阅承德市官网发现,原先预定的8位资政,只有王浩一人记录在案。不过,2008年后多次回承德调研讲学的王浩都没有以资政的名义。
此时,&资政&的身份与政府参事相类似,主要由专家担任,后来设立的资政则都是由官员担任。
2012年,61岁的原湖北副省长段轮一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资政。在他的分工上写着&受省长委托,负责重大课题调研、重大项目衔接,联系重点企业,省长交办的其他工作。&在担任副省长时他主要负责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国防科技等方面的工作。
今年1月,刚满60岁的原云南省副省长刘平被任命为省政府资政。刘平主要负责旅游工作,分管省旅游局,抓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十大旅游文化项目建设等。这与他在云南任职经历是相通的。在1996年到2001年的5年间,他就是任旅游局长一职,后来担任副省长后依旧主管旅游工作的。不过,当上资政后刘平的任务里同样增加了一项&完成省长交办的事项&。
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刘军宁提出他的疑问&设置了资政,那副省长干吗呢?&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原本副省长、副市长们分管的领域,现则被资政&占领&。资政相当于一名地方政府排名末位的副职。
多面&资政&
记者观察发现,省级资政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位列省领导干部之列且位置在副省长之后,省长助理之前。此外,他们通常&受省长委托办事&或要&完成省长交办的事项&。可见资政并不是一个闲职,如受政府委托授权,可以具体分管一部分工作,直接分管一些职能部门。
但是,从事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研究的专家们对资政的合法性一一提出质疑:这能否叫分管?&分管&是行政分管,资政是否有行政权力?如果没有,那么缺乏行政授权情况下,这一职位的人如何行使行政权力?即使有了授权,权力又有多大呢?能参加政府常务会吗?能行使投票和否决权吗?能行使副市长、副省长的职权吗?
记者致函四川省委宣传部,截至发稿并没有得到回应。
在中国,&资政&有时会被别的面目出现。比如,山东设立了特邀咨询,宁夏回族自治区则设立了&特邀顾问&。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郝林海在转任宁夏自回族治区的特邀顾问之后,排名和前面提到的资政有点不一样。在一则报道十一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召开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中。自治区政府特邀顾问郝林海的排名在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袁家军之后,却在自治区副主席姚爱兴、屈冬玉、白雪山、王和山之前。
这位原来协助代主席分管城乡建设、农业和农村工作及推进农业产业化方面工作的副主席在转任特邀顾问之后,很少在媒体上出现,只有一次,国家林业局政府网报道他参与了一个在银川举行的中法酒庄酒发展论坛。这还是与他此前分管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分工一脉相承。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表示,无论是资政、特邀咨询,还是特邀顾问,国家层面都没有这样一个职位,具体情况得问设立的省份。
此外,政府资政还总是被混淆为政府参事。辽宁省政府参事冯贵盛介绍了二者的区别:根据《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参事实行聘任制。少数厅局长领导还极少有可能做省政府参事,但是副省长这个级别就没有了。特别是政府参事以非中共党员为主。而记者观察近期新任的资政全部都是中共党员。
资政设立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其背后的法理依据如何援引?重重疑问值得商榷。
资政这一职务应是在授权下,协助省长、市长工作,而不是替代工作。一切权力都应在一定的法律规定下执行,并受约束。然而,&没有哪个法律条文明确提出资政这一概念。&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表示,&这是临时过渡性的职位,实质性目的是增加官位。&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央党校教授介绍说,&设立这样一个职位是主要为了那些干不满一届就要到退休年龄的人有一个过渡期的位置,这样不占一正几副的市长、省长位置。不过,他们确实对于分管的领域有一定经验。&
成都市委宣传部一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表示:成都设有资政一职,是效仿四川省里的省政府资政。但是具体享受哪样的职位、级别他们并不是很清楚。
四川组织部干部一处的负责人陶处长表示:&这些都是公开的。成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权限设的,不归我们管。&
上述中央党校教授指出,&干部年轻化造成对一些老年人的挤压,反而催生出一些新的官位。&
1982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也曾表示,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属于离休退休。那些身体还好、又有比较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专业知识,但因年龄或名额限制不宜进入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可以安排担任负有一定职责的顾问,或从事某一方面的调查研究、参谋咨询的工作。&只能这样理解,我们国家还处在过渡时期,在法律也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有些东西只是实验性的。如果说是利用得好,还能发挥余热,对社会管理、经济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目前来看,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更应该做的是缩减行政人员,所以我个人不主张在公务员法和干部条例这些正式制度之外设置这个职位。&中国行政学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表示。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如何读好资政第一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著书者说】
《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作为一部通史,《资治通鉴》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被誉为资政第一书。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的视角聚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一部《资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深研细读,其从政治角度的评价最为详细而又中肯,他说:“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四库全书》甚至给了《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八个字的高度评价。
《资治通鉴》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十七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对其都精研细读。一代名臣曾国藩一生深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后学谈读通鉴的体会: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请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八字可谓深得《资治通鉴》个中三昧。曾国藩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者七,即为成学”,通鉴即为此七中之一。
阅读并研究《资治通鉴》不仅是我个人的嗜好,也是工作的需要。二十多年来,在党校工作的三尺讲坛上,我讲授了无数次有关《资治通鉴》的专题课。怎么讲授才能让更多的人容易理解《资治通鉴》中蕴含的政治文化理念?从什么角度讲授可以让更多的受众从《资治通鉴》中有所受益?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古人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并且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南宋的袁枢通过改变记述历史的方式,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纪事为中心,把书中记载的十六个王朝1362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件大事66件小事,“不著一字,自成其书”,由此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体裁。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南宋的儒家亚圣朱熹对《资治通鉴》等书进一步简化内容,编为纲目,开创了纲目体史书的写作方式。所谓“纲”就是记述一条史实,有如我们常说的提纲一样;所谓“目”,就是在每一条纲后,用非常简练概括的话阐述纲中的历史事件。《通鉴纲目》既是初级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教科书。清代学者吴乘权等人还编写出纲目体的集大成之作《纲鉴易知录》,这部书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下迄明王朝灭亡,洋洋洒洒180多万字。这部书年经事纬,纪事简明,有一编在手,诸史尽收于胸之效。《纲鉴易知录》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启蒙读物,深得毛泽东一生的推重。
唐代诗人张若虚有诗云:“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时移世易,不变的是人心人性。知人论世、否臧人物、嘉善矜恶,这是史学的重要职能。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决定以人为主线评说《资治通鉴》,窃以为,这种方式是今人阅读《资治通鉴》的相对捷径。
至于怎么评说,个人以为要特别注意三个维度:历史意识,学者眼光,现代视角。
什么叫历史意识?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学习历史是为了培养历史文化素养,而历史文化素养中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为什么要强调学者眼光?《资治通鉴》毕竟是九百多年前问世的史学专著,随着后世学者研究的深入和地下文物的不断发现,司马光时代的很多定论已经不成立了,这就需要重新解读。例如关于苏秦的历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基本沿袭司马迁的观点,但是随着长沙马王堆汉墓战国纵横家书帛书的出土,现代学者的主流观点已经完全颠覆了这段历史,但普通大众可能并不了解,这就需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评说。
至于现代视角,窃以为关键要强调两点:一要实事求是,就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做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论衡·艺增》);二要知人论世,就是要对他的功过得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而要有鲜明的超越历史局限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善恶褒贬,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评说历史不是为了评说而评说,而是要鉴古察今,鉴往知来,进而对我们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信仰乃至对人类基本价值准则、历史公正与社会公正加以维护。这才是我们读史的初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所以,为政者的人格修养依然是为政的主导方面,并且是克服诸多政治弊端必不可少的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鉴借前人的成败得失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作者:丁万明,系河北省委党校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评说〈资治通鉴〉》系列节目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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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资政院是什么机构?为什么敢弹劾军机大臣
  历史学者吴钩先生在微博上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晚清资政院与谘议局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地位,但晚清的议员普遍表现出值得钦佩的独立品质。相比之下,时期的国会,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获得了与行政分支并峙的独立性,但民国议员时常闹出贿选的丑闻,政治品质远不如晚清议员。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对民国时期的国会不甚了了,因此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言权。不过,对于晚清资政院、咨议局的议员们的那种独立品质有所了解。他们在面对强权时体现的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姿风骨,是100年以后的某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远远不能相比的。  比如,有一回,资政院的议员居然敢弹劾军机大臣奕劻。这位集内外大权于一身的权贵也,只能采取集体辞职的方式来回应。  请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来资政院答辩  资政院、咨议局,都是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产物。1905年,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将用9年的时间(后来在资政院的压力之下,缩短为5年)进行“预备立宪”。按照这个计划,在1914年的时候,大应该具备宪政国家的基本特征:《宪法》、国会、限制皇权(行政权)、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在这之前,本着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精神,也为了锻炼议员的参政议政能力,清廷首先成立了咨议局和资政院,前者是地方议会的雏形,后者是上下议院的雏形。咨议局的权限是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的权力受到了本省督抚的限制,形同虚设。  1910年8月,湖南省巡抚杨文鼎发行地方公债120万两。发行地方公债不是杨文鼎的首创,本来也是小事一桩,后来却酿成一场举国皆知的大风波,以至于到100年之后,我还有兴致把它从故纸堆里翻检出来饶舌。  仅仅因为杨文鼎没有把这件事提交咨议局通过。  愤怒的咨议局议员们感觉自己又一次受到了侮辱,而这一次,他们不打算再忍了,而是一纸诉状,把杨文鼎告到了自己的上级机关——资政院。  资政院很重视这个案子,于11月8日将之上奏,称杨文鼎发行公债未经咨议局议决,属于剥夺咨议局权限,应将发行公债事宜交由咨议局议决,并对杨文鼎给予相应处罚。  就在当天,传回来了军机大臣副署的谕旨。谕旨声称此事属于“疏漏”,但是仍然须“遵前旨办理”。  谕旨在议员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此事口子一开,资政院或咨议局将会更加不受内阁或者督抚尊重,彻彻底底地沦为摆设。于是他们在院会上纷纷指出,“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谘议局亦可以不必办,宪亦可以不立!”又言,军机大臣副署谕旨是在企图“以命令变更法律”,“似此无法律可守,不如就请皇上解散资政院!”  议员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们要求暂时停止审议此事,并请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来资政院答辩。  议员们先是给军机处打电话,没人接;议员们立即发了一份咨文,书面通知奕劻来资政院。  写到这里,我不禁替这班书生捏了一把汗。军机处,是当时的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统治中心,其地位远高于国家行政中枢的内阁,拥有很大的权力。而资政院呢,不过是清廷为了“预备立宪”而推出的一个过度机构,说白了,都是一些临时工。他们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选手,这场官司怎么打?  弹劾军机大臣  或是不屑、或是真的很忙,奕劻本人并未亲自到场答辩,只是进行了简单答复,称“军机大臣副署谕旨本于年间旧制,与外国的内阁副署用意不同”。  就在这时候,云南、广西又发生两起督抚绕过咨议局擅自行政的事件。收到当地咨议局的报告后,资政院立即形成议案上奏。军机处答复,把这两个案子分别“交盐政大臣与民政部察核”。  按照常理,资政院的议案是要提请裁决,而军机处却把它交给盐政大臣与民政部察核,等于是完全不把资政院放在眼里。  议员们被彻底激怒了。11月22日召开的院会上,议员们纷纷斥责军机大臣的无礼行为,到了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要求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来资政院答辩了,而是对全体军机大臣进行弹劾。很快,议员们通过了弹劾案,要求立即废弃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内阁未成立之前,军机处必须对资政院负责,亦即行政对政治负责。  “弹劾”?在欧美国家已是平常事,可在咱泱泱中华,还真是“大闺女上花轿——头一遭”呢。  但是显然,熟悉法律、又懂得程序的议员们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他们,一步一步紧逼清廷最高决策层。他们仰仗的无非就是清廷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好不好,暂且不论,可在它未被废除之前,请你尊重它。  对于这件事情,清廷进行反复磋商。虽然奕劻很想把这件事情强制压制下去,但其他几位宗室王贵都不赞成,他们认为应该按照章程来办。于是,清廷进行了让步,收回后两道谕旨,显示军机处并不是有意违反章程的,希望资政院取消弹劾案。  这样就够了吗?当然不。议员们取消了弹劾军机大臣,但仍然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军机大臣不负责任,受禄惟恐其后,受责惟恐其先,徒有参预国务之名,毫无辅弼行政之实。”在内阁未成立之前,要明确军机大臣的权限,使得他们“无所诿卸”。  面对资政院的步步紧逼,军机大臣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以退为进,搞了一个集体辞职,以此要挟清廷。  这时,摄政王出面了。他连发两道硃谕,一边要挽留军机大臣,一边不让资政院过问此事,称“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著毋庸议。”  有抗争有妥协的胜利  面对摄政王载沣的威胁,议员们被激发了更大的斗志。在第二天召开的院会中,他们批评“硃谕”不符合“立宪”精神,提出继续弹劾军机大臣,否则的话,就干脆解散资政院。言下之意,有资政院,无军机大臣;有军机大臣,无资政院。完全是的气概。事实上,当天的院会上,始终弥漫着一股悲壮的气氛。因为他们自己也清楚,这场弹劾案看似是针对军机大臣,实质上是立宪与保皇之争,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如果资政院真的失败了,中国的立宪和民主之路,将会更加艰辛。  载沣察觉不妙,找来资政院总裁溥伦,希望他能够说服议员,与军机处进行和解。同时惩处那些激进的议员。溥伦何须人也?他是满清宗室,袭封“贝子”爵位,时称“伦贝子”。但就是这个根正苗红的皇族也选择站在了议员一方。他稍作沉思,然后说,“议员热心爱国,且议会与政府冲突各国恒有,不足为病。”没有答应载沣的要求。  就在资政院和军机大臣僵持不下的时候,各省谘议局给予了有力声援,宣传如果资政院被解散,他们也将同时解散。  清廷又一次退步了,命令宪政编查馆赶紧编订内阁官制。这一招很有效,迅速获得相当一部分议员的支持。溥伦就认为,既然清廷下令迅速编订内阁官制,那么就再无必要继续上奏。12月26日,议员就此进行表决,结果是不必再上奏稿。但在28日召开的院会上,议员李素对此表示质疑,说,“前日之表决是取消奏稿,并非取消问题。我们此次须指实弹劾,不要再如前次之调停,方足以对天下。”力主弹劾军机大臣。议员罗杰、黎尚雯、邵羲、于邦华等附议。于是,资政院再次上奏弹劾案。  尽管这次清廷将弹劾案留中,不交决议,也不批复。但资政院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通过自己的抗争,令清廷清楚,资政院不是花瓶、也不是傀儡,而是宪政的象征。在这之后,资政院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在晚清的政治格局里也发挥了短暂而巨大的作用。在日清王朝灭亡之前,他们开放了党禁,力争提前召开国会,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真正的资本主义宪法纲领《十九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给清廷的“预备立宪”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色彩……而更为重要的地方,还不在于资政院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是议员们的民主实践,唤醒了更多沉睡中的国人,瓦解了满清王朝的根基——专制制度。许多议员也通过这些民主实践,经受了锻炼,提高了声望,积累了经验,成为了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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