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景乃权

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40年来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聚集起来，就是整个社会的进步。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7.25日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 近平总书记用这样一句中国古语，概括和形容中国不畏艰险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穿越风雨取得的不平凡成就。这是历史的总结，更是现实的激励、未来的昭示。古老的民族，年轻的国家，亿万万追求幸福生活的人民，历经风雨创造了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今天，也必将风雨无阻、勇往直前，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0 年的伟大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奇迹正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社会等多方面走向全面开放的局面，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惊叹与喝彩。

改革开放 40 年的巨变并不空洞，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浙大经济学院景乃权教授的要求下，共 10 名浙大经济学院金融系研究生回到自己的家乡，调研了家乡的变化，通过以小见大的形式，共同撰写了这篇文章。他（她）们分别是浙江杭州的朱利红、张家祺，浙江东阳的王鼎盛，浙江湖州的倪静娴，安徽阜阳的李之好、陈德宇，贵州遵义的陆慧，湖北黄冈的刘小驰，湖北鹤峰的欧阳守红，河北邯郸的张岩。

一、小镇的“穷-富-美”之路

萧山，是杭州市的一个市辖区，位于钱塘江南岸，与杭州主城区一江之隔，

陆地面积 1417.83 平方千米，综合经济实力已连续多年位列浙江县（市、区）第一。同时，萧山也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十强县（市、区）”，多次蝉联“中国大陆极具投资地第一名”，被誉为“浙江文明之源头、浙江交通之枢纽、浙江 经济之首富、浙江休闲之胜地、浙江民生之乐园”。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萧山人民的生活、收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最新的区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萧山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86 年的 1074元，增长到 2016 年的55712 元，翻了 50 多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 1980 年的 229 元，到 2016 年的 31849元，增长 139倍。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又有谁能想到在上个世纪中期，这里很大一部分是滩涂之地，百姓还常受潮水的困扰，被冲垮堤坝、吞没农田、摧毁房屋。于是，在危难面前，一场历时三十多年的围垦造地运动开始了，最多日动用民工十五万余人，用原始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围海造田 52 万亩，使 350 平方公里的滩塗变成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誉为“世界围海造田的奇迹”。同时，也为萧山大产业集聚、经济腾飞储备了宝贵土地，由此凝缩成的“围垦精神”也为萧山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笔者的父亲在上世纪 90 年代还参与了别的镇的围垦活动，据描述，当时萧山人民真的是众志成城，干部百姓共同努力。

党山镇（2013 年与坎山镇、瓜沥镇合并，成立新的瓜沥镇）地处萧山东部，南与绍兴毗邻，区域面积 49.74 平方公里，下辖 21 个行政村，2 个社区，户籍人口 5.23 万。曾先后荣获中国化纤织造名镇、中国门业之乡、中国制镜之乡、中国卫浴配件基地、全国千强镇，杭州市工业强镇等称号。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内，那时候还是集体公社的经济模式。据笔者父亲及周围人回忆，当时还是较为典型的“男耕女织”社会，男性的主要活动就是种田，一个年轻青壮年劳动力的价格大约是0.2-0.3元/天；女性的活动是挑花边（该活动至2002 年前后才消失）。同时，工资采用累计结算的方式，年末汇总计算，并以此交换相应的粮食。在当时的情况下，“倒挂”时常存在，即一年累计的工资还不足以换购所需的粮食。除上述之外，由于大规模的围垦造地，需要一定的劳动力，而党山作为离钱塘江较远的镇，虽然自身围垦的需求不大，但是需要参与到邻镇及其他镇的围垦，因此，镇上男性的日常活动还有围垦，由 围垦活动还衍生出了打石子、运输石子等活动。这些活动在加大对镇上男性劳动力的劳动量同时并没有显著提高其相应的生产生活资料，种种原因使得党山群众生活艰苦，物质水平不高。

后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逐渐推广，到八十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传入当地。至此，老百姓的收入有了些许提高，生产活动也略微丰富，劳动报酬也逐渐得到提升。除了种田、挑花边、浸络麻、 络麻种植及随后的浸、剥工序，此外，集体所有的工厂也开始出现，于是党山镇上有了三个公有制企业：农机厂、绸厂、灯管厂。也是在这个时候，党山镇开始有了工业的影子。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镇上的百姓陆续开始有人去外面打工。据笔者的父母回忆，在进入九十年代时，当时农村的普通老百姓的年收入不足 1500 元，但是， 如果去外面打工，例如当时镇上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去外地提供货船运输服务，其年收入可达万元以上。这些去外地打工的老百姓，经过初始的资本积累，为后来党山镇的经济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这时候，党山镇开始也陆续出现了民营企业，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党山镇上的民营企业逐渐增多，到 2000年前后，民 营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逐渐形成了纺织、浴柜、门业、制镜等的产业集群，逐渐奠定了党山镇作为杭州市工业强镇的经济地位。同时，镇上其他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也开始活跃起来。除了大大小小规模不均的工厂， 各种类型的商店也开始陆续开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升：电话机由开始的每村一部变成家家户户都有，手机、彩电、摩托车等也在这个时间段逐渐 推广，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在日后行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企业，浙江金迪控股集团便是其中佼佼者，也是浙江省乃至全国从事新型环保木质复合门产业的行业龙头。1986 年，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当时还是一名模具工的王永虎先生创立了金迪。1992 年，金迪吸收美方资金，成为中美合作企业，金迪整合了美方资源，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有效地把握住了发展商机。1994 年，金迪成立制镜厂，并成为中国销量最大地美容镜销售单位，自此金迪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1996 年，党山金迪家私装饰公司就研发出了我国第一代装饰复合门。1998 年，中国第一扇金迪门诞生，从此开创了工业化环保木门先河。目前，金迪在国内31个省建立了1500多家专卖店，海外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已与万科地产、万达地产等中国著名房地产企业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

同时，在建设企业的同时，金迪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于 2002 年创办金迪学校，专为来党山镇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教育。该学校也是萧山区第一所经教育局、民政局批准的全日制民办学校。经过 15 年的发展，目前学校分为幼儿部、小学部、初中部，共有学生 2400 余人，教职工 130 余人。办学规模日渐扩大，社会影响力也与日剧增，赢得外来务工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除了门业，党山的化纤织造、镜业、浴柜等也十分出色。尤其是党山的浴柜、淋浴房等卫浴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均有较高的知名度。党山浴柜产业的兴起也是随同党山镇民营企业的兴起而兴起，在2000年左右呈现爆发式增长。早在2012年，党山镇的浴柜及配套企业即已超过 300 家，年销售额达 45 亿以上，约占当地经济比重的20%。其中，也不乏一些优秀品牌，诸如“桑莱特”、“康利达”、“金迪”等。

当然，传统的工业强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环境问题。笔者正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者。家门口的河道从90年代末时的清澈见底，到10年前河水发出阵阵恶臭， 中间也仅仅是笔者从小学到初中这些光年。笔者至今深刻地记得，那条河道五颜六色的样子。

再后来，中央产业政策与社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在当时，浙江拉开了治水的序幕。同时，为了更好的发展可持续型、集约型绿色经济，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2013 年 7 月，萧山区委区政府决定将党山镇、坎山镇并入瓜沥镇，发展小城市建设，组成瓜沥小城市，进行转型升级发展。

近年来，瓜沥重点着眼小城市临空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把建设发展临空产业园作为提振经济实力和推动转型升级的主引擎。2017 年，瓜沥实施政府和产业两大类项目80个，改造提升比重高、总量大的低端传统产业，积极引入新兴产业，以招引航空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生态环保、高科技智能企业为重点。在航空服务方面，已引入长龙航空、东方航空、武汉航达等企业。同时，政府也下定决心整治环境问题，探索运用海绵停车场、纳米曝气、微生物修复水体等技术改善水质，经过五六年的治理，现在笔者家门前的河流又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河里的小鱼小虾米又开始逐渐增多。

笔者相信：生态环境常抓不懈，企业生存环境不断改善，新兴产业政策不断优惠，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始终不停提高政府的政务水平，不断精简群众和企 业的办事流程，瓜沥镇必将以新的面貌面对世界，面向未来。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朱利红）

40 年的杭州发展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改革史；40 年的杭州发展路，是一条波澜壮阔的改革路。

在老一辈的眼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对杭州最好的描述，杭州作为一座有人文底蕴的风景之城，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我这个 90 后的眼中，杭州不仅风景秀丽，更是一个“小硅谷”，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一系列互联网企业、科技创新小镇、人工智能小镇，使得杭州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G20 的举办，亚运会的筹备，一系列国际型会议、项目的举办，正是对杭州 发展的认可。

在这 40 年，杭州的城市规划、道路交通、居住条件、消费结构等都发生了变化，但于我而言，支付方式的变化更让我影响深刻。站在新时代的船头，回望过去 40 年，祖辈们的“买买买”一直在不停地“变变变”——从凭票购买到想买就买，再到足不出户、移动支付……

我爷爷是 40 后，如今已经 70 多岁，每当吃饭的时候聊到“老底子”的事， 他总是乐呵呵地说：“那时候还是商品计划经济，吃饭穿衣都要凭票，买粮食要粮票，买布匹要布票，全家人吃穿全靠我的供应证，到指定的商店里去买。票证发放虽然很多，但是仍然不能涵盖所有商品。因此，在票证之外，又发了各种购货本，如粮食本、副食本、煤炭本等等。至于购买工业品，国家还发放了工业券。大件、贵重的商品，还要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记得我家的第一部缝纫机，就是用票买来的。”

中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以粮票为例，作为一种实际的有价证券，粮票在中国使用时间达 40 多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诸如粮票之类的票据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藏品。

我爷爷说：“在我看来，各类票证在当时相当于是‘第二人民币’，见证了一段特殊历史和一套经济运行体制，当时中国粮票种类繁多，不同的市县，镇、乡，还有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政府、机关等单位，都分别发放并使用了各种粮票，进行计划供应。”作为特殊经济条件下的产物，粮票票面题材广泛， 印制精细，既有时间性、又有地域性，很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商品供应匮乏，国家为了保持供需平衡，设立了票证制度，对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凭证凭票凭券的计划供应，严格控制着人们的需求。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在当时，对稳定市场和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没钱有票能活，有钱没票却不好活”，我作为 90 后很难想象这样的时代。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支付方式，反映出了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的成绩。人们从解决温饱到步入小康，再到现在追求“美好生活需要”，不难看出商品供应的数量、种类、质量的飞跃，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需求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善。

90 年代初，我爸妈20 多岁，正是我现在的年纪，而他们对有钱人的描述是这样的，“开着桑塔纳，打着大哥大，钱包一打开，百元一沓沓”。当时，各种票 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现金支付开始大行其道。

当时我爸妈在鞋厂帮人卖鞋，做批发零售生意，对上世纪 90 年代的支付方式深有感触。他们说：“上世纪90 年代初，来我们这里进货的客户，钱包都是鼓 鼓地，结账的时候，掏出来一沓钱，一张一张地数，我们每天营业结束后，都要点款。一般每隔三四天，就要跑一次银行，把收到的货款存了。”

那段时期，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物资短缺现象逐渐消除，粮票等各种票证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现金成为国人主要支付工具。人们出门、购物、旅游都不忘随身携带现金。日常储蓄出现存折。那时候人民币面额最大的是10 元纸币，1988 年才出现100 元面额的纸币。人们乐于在现金交易中靠消费找零，乐于对现金互验真伪，也乐意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寻求踏实放心。当时验钞机还是稀有货，上 至白领，下至商贩，各阶层的人都有一套辨认假币的方法。在现金交易时，人们都习惯地抖钱、听听声、用手来回捻搓百元大钞正面右侧防伪痕迹，将百元大钞 放在日光下寻找毛主席的暗影是大家都会的一种辨别真伪钞的方法。

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老版的人民币现在都成收藏品了，2 元、2 角、1 角等一些不常用的纸币也停止发行了，100 元的纸币也开始流通了。纸币额度的增加，便利了物价上涨后的交易，但在大额购买时，仍免不了“百元一沓沓”的情况。大额现金不便于管理、容易丢失、运输成本高的特点，提高了支付体系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但相比票证时代，人们至少不受物资供应的限制，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购置所需要的东西。

（三）21 世纪初期——刷卡支付

21 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支付方式再一次经历变革，变得更为简便。我爸说：“自从有了银行卡，出门在外方便了很多。如果出去旅游，再也不用携带大量的现金了，就带两张银行卡，一张借记卡，一张信用卡，刷卡消费便捷又安全，刷信用卡还可以攒积分换礼物。”

同时，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加速推进，在信用理念、信用应用不断普及的大环境下，人们正在养成信用消费的习惯。基于对自己信用能力的信心，他们不再先存钱后花钱，而是合理运用信用消费方式，来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我爸说：“自从有了信用卡，我就可以提前买到想要的东西，不用等待漫长的攒 钱过程。信用卡可以分期支付，特别方便，我每个月也会按时还款。”

21 世纪，中国开始步入电子支付时代，银行卡、信用卡、ATM 先后投入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建成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并逐渐形成以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为骨干，以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为补充的全国性支付网络体系，中国的支付体系初步形成。由此开始，以银行信用为 依托的支票、银行本票、汇票以及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工具逐渐取代现金并普及应用。计算机和应用系统在银行业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结算效率，便利了人 们的日常支付与企业的交易结算。

相比父辈做生意时的“百元一沓沓”，刷卡更安全、便捷。同时，随着支付体系的发展，互联网的进步，阿里巴巴等一系列企业逐渐成立，电子商务开始发 展，推动了线上支付与移动支付需求的产生。

说到杭州的知名企业，相信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蚂蚁花呗等再一次改变了支付方式。我作为一名 90 后，出门什么都可以不带，唯独手机不能，出门叫滴滴需要手机付款，骑共享单车需要手机付款，饭店吃饭要扫二维码付款，充话费、缴水电费统统在手机上完成…… 现在我一天的生活几乎全是移动支付了，钱包里已经好几年没放过钱了，昔日大家掏出钱包抢着买单的场景，也变成了争着掏出手机。

移动支付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结算效率，我家楼下超市的老板说：“早些年现金购物、刷卡购物的顾客比较多，这两年就不一样了，百分之九十的顾客都 是扫二维码，用微信、支付宝。不仅客人方便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方便多了，账目一目了然不说，再也不用为找零感到麻烦了，也不用跑银行存钱，还不用担心收到假钱。”

超市内的一名顾客也说：“我手机上下除了支付宝还有别的很多支付软件，因为这些 APP 常有优惠活动，付钱时我一般都会先问收银员，哪个付款方式有优惠，很划算！”

随着智能终端日益普及、移动应用市场兴起、支付场景的不断创新，以及互联网公司的大力补贴培养用户支付习惯，移动支付以其移动性、便捷性、及时性实现爆发式增长。相较于传统的支付方式，移动支付有两大突出的价值。一是快捷支付价值。对支付客户而言，相比银行卡支付，移动支付更有效的满足了 小额高频的支付需求，以更优惠的价格、更快捷的业务响应提供了跨区域，跨境支付服务。二是数据流价值。以电子商务、移动社区等为依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天生就是生产、销售、消费、社交信息的集成场所。这些产生于移动支付的交易信息流、支付流、供应链物流、资金流，以及公共媒体及自媒体信息流等数据流能帮助商户进行更精准的客户营销，使商户、银行均实现规模的扩大，同时生成 了信用的全新模式。

见微知著，杭州作为支付宝的诞生地，最先成为了移动支付普及的地方，也见证了支付方式的一系列变革，我的长辈们完整的经历了这些变化，我作为 90 后，虽然没有经历过票证时代，但从现金支付到移动支付，其变化之大也足以让 我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支付方式的变化是个小小的缩影，里面渗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科技发展的进步、消费结构的改善、金融体系的推进、商业模式 的改变等。

杭州的变化不止这一点，改革开放仍将继续前行。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张家祺）

三、产业植入助力美丽乡村

东阳，素有“婺之望县”、“歌山画水”之美称，是浙江省首批文明城市、首批旅游经济强市，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同时也是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城市和浙江中部的历史文化名城。

2018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东阳市撤县设市30周年。改革开放40年 来，东阳历经农村经营体制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财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 革、经济技术协作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7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53.9亿元，增长7.5%；实现财政总收入100.9亿元，同比增长9.2%， 首次超百亿元。

位于东阳市东北部的六石街道地处东阳江、白溪江和渌溪江三江交汇口，行政区域面积 65 平方千米，目前辖区总户数 15000 余户，总人口 40000 余人，以长松岗、木雕小镇为代表的工业，以红树林影视基地、东方伊甸园花海为代表的旅游服务业蓬勃发展，可谓人杰地灵、生机勃勃。而在 40 年前，六石还是一个年均人收入不足百元的贫穷小山村。彼时，商业、工业尚不发达，服务业更是 无从谈起。

六石街道拥有独一无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1939 年 3 月 14 日，中共东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该街道裘家岭村后翠塔山上的小石婆洞召开。读小学时， 学校曾组织我们前往春游，学习历史，了解家乡文化，感受追求真理的精神。东阳市革命的星星之火，也正是从这里燎原开来。裘家岭村地处北部山区，离市区约 20 公里，曾是永康、东阳经诸暨通往杭州的要道。这里植被丰富，改革开放初期，附近村民都会到这里砍柴，而现在，柴火灶似乎都不多见了。裘家岭村作为东阳市知名的革命老区已经是市民休闲观光旅游的地方。特别是每年“七一” 前后，很多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到此缅怀先烈，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而到了暑期，裘家岭村则成为避暑胜地，许多家长带孩子前往，或是野炊、或是在附近

除了裘家岭村，六石街道石马村历史上曾与日寇交战，数百名抗日将士浴血奋战，抵御日寇侵略；里光明自然村有戚高山日军侵华遗址，是东阳市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之一。

基于丰富的红色历史，六石街道整合资源，在枫树下村植入影视产业，建立红树林影视基地，成为横店影视城首批签约外景地。在红树林影视基地拍摄的内容以抗日题材剧为主，基地在原来的小山坡上构建重组，建成了大量碉堡、烽火台、战壕、茅草屋等影视拍摄场景。部分区域还留有炮弹轰炸后的弹坑以及烈火燎原后的痕迹。原始的树林山坡田野搭配逼真的场景，受到众多剧组青睐，同时 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探班，满足剧作拍摄的好奇心。

除红树林影视基地外，六石街道建立了北后周“肇庆堂”、下石塘“德润堂”影视基地。这些基地以古建筑为依托，为古装戏、武侠戏、战争戏的拍摄提供拍摄场景。《名侦探笑传》、《人民子弟兵》《独步天下》等200余部作品均在六石街道拍摄完成。同时，六石街道眼光长远，注重国际合作，2016 年 9 月，在第三 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成功与印尼、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十国的电影公司签订了影视合作意向书；12 月中旬，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首期“中国——东盟文 化产业合作研修班”，极大地推介了六石的影视资源。在影视产业的基础上，北后周“肇庆堂”还发展起民宿、农家乐等项目。2017年20余位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海外学子、清华大学学生及带队老师曾到东阳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当 时他们就住在北后周“肇庆堂”的民宿里。

六石街道不仅引入了影视产业，还引入了工艺美术品——木雕。东阳木雕源远流长，早在1915年，东阳木雕和东阳竹编工艺制品就双双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获金奖，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中高19.6米、由26吨樟木雕刻而成的释迦牟尼佛像，杭州雷峰塔的大型木雕壁画《白蛇传》，香港回归时浙江省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品《航归》，G20 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主会场木雕装饰，习 近平赠送给英国女王的国礼《寿比松龄》等，都出自东阳木雕艺人之手。六石街道积极响应浙江特色小镇建设，建立了木雕小镇，打造集木 雕高峰论坛、文化体验、旅游观光、工艺品制作于一体的场所。目前，木雕大师陆光正、竹编书画大师卢光华、融木雕竹编艺术于一体的徐经彬均已在木雕小镇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小镇共云集了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 2名，国家级工艺美术 大师9 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36 名，可谓星光熠熠。

六石街道的吴良村村民的发展思路一直走在前头，1977年，吴良人均收入仅41元。1978年4月，第四生产队发起兴办劳保用品工艺厂，半年产值3.6万元，一时震惊东阳全县。1985 年，吴良年产值逾百万元，中共东阳县委将吴良经验在报刊上发表推广。1980年，经济师吴益群引进海外技术，在村内创办县、社、队三级联办的花砖厂，1983年产值60万元。1985年获省级优质产品证书，1986 年为东阳赢得第一块部优银牌。年，村党支部连续4年被评为金华市先进支部，吴良村获浙江省家庭工业先进村称号。吴六三当选为浙江省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吴妙潭为第七届浙江省政协委员。1992 年，村党支部对村办工业作出新的部署，开始筹办新的规模企业 6 家，投产后，年产值将超过 5000 万元。进入新时代，吴良村也另辟蹊径，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2017 年，吴 良村举办了主题为“十里桃花，穿越之旅”的乡村休闲旅游节，同年引进了东方伊甸园花海项目，总投资达3.2亿元，一期项目于去年国庆节正式开园，举办了热气球节、动漫灯光节以及花灯节，园区门口两万余只彩色风车齐刷刷转动，园 区内有千亩花海以及超级滑草场，吸引游客10万余人。

六石街道的张麻车村发展思路不同于上面这些大项目大建设，而是从小着手，利用小区及周边低效闲置老旧房屋、绿地、旧街区等资源，推出了“梅客邦青年创客社区”项目，村庄房屋外墙也化了个 3D 绘画的妆。小时候对张麻车村的印象是这是我周末补习的地方，跟补习班隔一条马路的是六石高中的操场，而操场还没有塑胶跑道。现如今，补习班不再书声琅琅，而操场已经几经翻修，标准的400米跑道当然是必备。

六石街道积极植入影视、工艺美术、旅游、休闲文化等产业，在这些新兴产业的支撑下，美丽乡村建设迈入新台阶，经济发展走向新轨道！

（浙大经济学院金融系研究生 王鼎盛）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变迁——新市人看新变化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以前的老房子。”放暑假期间，我同家人一起去看望年近70的姑婆（外公的姐姐），她带着我们走进位于德清县新市镇的西河口街道。

在一条挂满红灯笼、粉饰一新的岔路口，姑婆停下了脚步。她伸手比划着回忆道：“这里就是西河口，这里啊原来就是新市最热闹的地方。以前蚕茧收购、稻米收购都是在这条河的两岸”。此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条蜿蜒清澈的河流， 河流两岸古民宅依次分布，河面上不时会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桥。

今年70岁的姑婆，已经在巷子里住了五十多年。她轻车熟路地向我们介绍着西河口过去的模样，和前前后后三次搬家的故事。这前后三次搬家分别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而西河口一带从繁华到沉寂再到如今涅槃的变迁，正是德清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变迁过程中，姑婆的三次搬家，则成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翻 天覆地变化的最佳见证。

（一）西河口的往日繁华

姑婆第一次搬家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那时候，我们住在一栋百年老宅，天井左右是几间厢房，那时候我们就住在厢房里。”姑婆说，“以前生活哪有现在这么方便，一家人挤在一起，清早还要起床等粪车收粪桶。”据她回忆，当时的西河口里有一条河叫保宁桥，大人们洗衣烧饭，孩子们抓鱼摸螺蛳，都在里面。

而且由于西河口地处新市交通喉舌，商贸便利、运货快捷，商人们就会考虑在这里从事“坐贾”批发活动，很早以前这里就经营着本地成羊批贩、蚕茧收购、羔羊皮、稻米收购、酱酒批贩、餐饮小吃等商业活动。外地商人也会闻名而来，在这里造店坊，设代销及收购点。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西河口”的沿街繁华， 便随之兴起。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这样延续二十多年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那一年，姑婆从农村回城，在供销社上班，有了稳定的工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时常能 给家里人买点好吃的。

等到改革开放一声惊雷，打响了西河口生机与活力。

当我们翻开 1983 版的《德清县地名志》，文字间一个人来客往、日渐繁荣

的西河口清晰可见：“水上客（货）运、装卸码头和农机厂、千斤顶厂、酿造厂、 东门粮油供应站均设置于该地。”

到了 80 年代中期，来自义乌的“摆摊经济”也传到了德清。西河口一带聚集了很多的贩茶贩茧人。“每天凌晨 3、4 点，就有商人摇着船从这里上岸，闹猛（德清方言热闹的意思）得不得了！”

（二）城区扩大 一度落后

姑婆的第二次搬家是在1988年。改革开放让她家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有些积蓄的姑婆要为家人改善住房条件，将东厢房改建成一幢二层小楼，“小厢房实在腾挪不开，而且经常泛潮，家里的家具很容易烂。楼上楼下之后，宽敞了很多，更重要的是，新房子里有了卫生间，再也不用等粪车了！”

此后，小楼里渐渐多了电视机、洗衣机等时兴的电器。到了 1995 年，姑婆家率先用上了电话和空调。

改革开放也在深入影响着小镇的变化。城市更新加速，城区日益扩大。然而变化太快，总有人会掉队。进入新世纪之后，连各弄堂里的小摊贩也因为竞争不过统一设立的收茧站、茶叶商店，只好四散而去。而西河口也因工厂搬迁，货运航道改变，人气消散，疏于管理，成了城中心的落后、衰败之地。600多户人家密集地生活在低矮的危房里，设施破旧，平均“房龄”超过 40 年。有一部分老住户甚至还住在搭建的棚户中。不光是生活条件差，西河口的火灾隐患也十分严 重，道路狭小到消防车无法进入。

到了 2003 年，西河口与周边的差距再次拉大。临近的西鱼巷拆迁，兴建了高档小区。“人家成了‘小上海’，我们真的就是‘贫民窟’了。”那些年里， 姑婆又羡慕又失落。

不过，一时的落后难以抹去西河口的区位优势和历史文化积淀。相比于周边地区的人潮涌动和灯光辉煌，整个西河口就像一颗沉寂在闹市中的明珠，虽破旧 沧桑，但终究能被拭去尘土，再放光华。

2014 年，姑婆搬了第三次家。这一次，动静比以往大很多。她永久地告别了西河口，搬到了新市镇刚建设好的新村中——一栋栋自建的小洋房。姑婆感慨道，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相比，就是天和地的区别。“宽敞！每户人家都有三层楼的小洋房，绿化、公共设施都很齐全。家家户户的老人也都办上了城镇养老保险，有个小病小痛的在社区医院看一下也很方便。”

几十年的忙碌之后，姑婆和她老伴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清闲生活，老两口都开始上网了，现在的智能手机、微信、朋友圈都玩得很溜，时不时还和在外工作的孙子来一通手机视频聊天。

近年来，新市镇又开始了改造旧城整治，对于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旧房屋进行搬迁整治，整治板块内的住户可以选择货币安置或实物安置两种安置方式、随着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小镇面貌将发生很大变化，古镇保护和开 放也会不断迈进，推进建设美丽乡镇。

这些年，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建设，城镇居民们不再只追求大鱼大肉这些物质层面的满足感，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向往，愈加明显。而城市的发展，作为人的发展另一种展现方式，同样如此。高楼大厦、大型商场、高档餐厅遍布小城的时候，城市的规划者开始建筑起精神层面的新城镇。

从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到“富足精神家园”，改革开放不仅仅是拉动经济稳步增长那么简单。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优良的道德传统。结合时代要求和新的实践，不断赋予传统以新的内涵，才能在丰厚的传统资源中 汲取养分，在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发展。

每当姑婆和家人来到西河口，她曾经的回忆总会不断涌起：“毕竟我也住了这么多年了，人离开了，心实在是离不开啊！作为西河口 40 年变迁的见证者，我虽有不舍，更多的是欢欣……”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倪静娴）

谈变化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家乡。首先我的家乡是位于中原腹地——阜阳市，阜阳市是皖北重镇，处于豫皖交界，民风剽悍，人才辈出，曹操、老子、 庄子、姜子牙，管仲等历史人物闻名华夏。但是近代以来，经济中心从中原转移到沿海，像阜阳这类人口大市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只留下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市的称号。而我的家乡又仅仅是 9775 平方公里的阜阳地图中的一个圆圈——阜阳 市临泉县高塘乡。

我生于1995 年，但是对于高塘乡的印象似乎是长到7-8 岁才有的，前8年的我就生活在约 40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杨庙行政村里。我那时的印象是所有的路都是泥做的，一旦下雨基本上就把人堵死在了屋里，记忆犹新的是全行政村人一起修路的情形，每一户承包一段，修路的工具、材料都要自己家准备，所以全家老小齐上阵，一干就是半月，听爷爷辈们曾经讲起“上河工”的经历，全家人要再河边待上一年，没日没夜人的用人力挖出一条大河，像历史上无数次兴修水利时的场景一样，每次都是一次数十万人的集体活动。而我们这一代人只能看到一条沿着公路的不断延长的大河，却不知道里面故事。因为没有路，所以出不去，因

为出不去，自然也进不来。数十年如一日，村里的人还是那些人，村貌没变，连别人家房顶上的瓦片都能记得一清二楚，不过那时一天的一天真的好长，吃完饭 后就是玩耍，钓鱼、爬树各种土游戏，怎么玩时间都转不到上午，直到玩得很累。但是这一切的封闭从 07 年 08 年开始了发生变化，先是路变了，从土路变成了砖头路，很快又变成了水泥路，路一变村子格局也变了，以前沿着路的最好的位置也随着道路改道变成了僻壤，反之以前最偏僻的地方称了道路交叉口后，人来人往。

另外一个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家乡的“春种秋收”。我家乡是种小麦的，小麦的成熟是在夏季，大概暑假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上小学时有一个假期就是“忙假”，全称是农忙假，是仅次于暑假的大假期，一般有10 天左右，放假的目的就是帮家里干活的，我们加有 4 亩地，全部要人手动收割，一人一把镰刀，7、8 岁的小孩已经可以割麦子了，大人们会带着一大罐子白开水，时不时补充水分， 偶尔路边会走过一个叫卖雪糕的生意人，小孩们就会扔下镰刀，把生意人团团围住，一毛钱一个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复。等麦子割完了需要把麦种和麦秸分开， 先要把割完的麦从不同地块集中到一起，然后通常用牛拉着石滚整出一块平整的场地，再去请人家的脱麦机，这种脱麦需要三波人，一群大人在上面把整个麦子 塞进机器的口子，机器会在下方吐出一粒一粒的小麦，另一群大人整理侧面喷出的麦秸，我们小时候就是负责在下面接吐出的小麦，一盆一盆的装进麻袋。这还不算完，因为机器分离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还有一些杂物需要趁着风扬一次，才能得到纯粹的小麦。等小麦收完了就要犁地，大块地用机器犁，小块地用牛和人犁，犁完地等一场雨，就可以种玉米和大豆了，玉米的种植最讲究，先挖一窑， 倒上一勺水，放上玉米种子，闷起来，一颗玉米就种完了，玉米的收割要比小麦难一些。现在小麦收种已经完全机械化了，整个流程几十分钟走完，一个人就够了，割下的麦子直接当场卖掉，这是变化，也是变革。

关于上学，我小时候是没有幼儿园的概念的。村上有个老先生，应该是读过几年书的，能看报纸，就在村里办了私塾，这私塾算是幼儿园加一二年级，因为私塾出来可以直接上三年级，我就是这样上的，私塾上了三年，都是一个老师教的，每年也就两本书，算术和语文，老先生不仅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父辈绝大多数人的老师。我上三年级是在一个民办小学上的，那个时候同龄的伙伴是很多的，男孩女孩一起，上学都是黑压压一群，走路上就可以区分是哪个村庄的， 大村的人多势众，可以欺负小村的人。但是从我们后面一届开始，人数越来越少，大概隔个四五届之后，基本上一个村都凑不到几个人了，甚至会有些年级断层了。 学生少了学校也少了，很多民办的小学倒闭了，公立学校也开始合并，至少减少了一半学校。增加的是幼儿园，以前从来没有幼儿园的概念，因为村里小孩子多，都是一起玩的，现在孩子少了，父母也都忙了常年在外打工，只能送到幼儿园去，更重要的是不上幼儿园上不了小学了。除此之外，我们作为第一批九年义务教育 的学生，也恰好错过九年义务的免费教育，我们上一届是八年义务教育，比我们少上一年，我们下一届同样是九年制，但上学免费了，现在上学不仅免费还包吃，我妈就感叹说，当时要是有这条件，谁不去上学呀，谁愿意当文盲，火车都做不好！

房子也是我记忆的一部分，小时候我家是茅草房，真正的茅草，用泥巴和麦秸混在一起堆起来的房子，下雨总是漏雨，这种房子一般寿命也就是几十年。但 是我邻居当时造了一幢二层小楼，现在看那楼真是奇丑无比，但当时它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房子，一个是有楼梯，爬楼的感觉是很骄傲的，其次是不漏雨，这两点使我构成了判断房子好坏的根本依据。但是我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年的工夫，我们家就盖楼房了，从我家开始，不到五年的时间，村里已经全是楼房了，再也看 不到一份瓦片房，这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壮举，因为楼房象征着衣食住行的问题基本完成了。

后来交通工具也变了，开始是步行、自行车再到摩托车、电动车、轿车；集镇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前分散的小摊贩市场，变成了集中购物的大商场；医疗环境得改善更是明显，小时候人生了病，父母总是要亲自把人背到大夫家里或者把大夫请到家里，有时候找不到大夫只能干着急，现在行政村有了卫生所，水泥土通到门口，骑上车十分钟就能得到医疗救治，医生也更专业，费用也不高， 甚至导致很多老人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看一看。

而我从初中开始就到了县城读寄宿制学校，定期是的每两个月回家一次，后来上了高中每半年回家一次，大学之后甚至一年都回不去一次，但是每次回去家乡都会发生一些小变化，但是要论家乡美，肯定是记忆中的美，记忆中的家乡没有垃圾，没有那么多灰尘，也没有现在自来水，我们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破坏资源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李之好）

我的家乡阜南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淮河上中游结合部北岸，这里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全国唯一的农业（林业）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县、全省林业产业十强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阜南人民披荆斩棘，开拓进取，形成了柳编特色支柱产业，孕育了“王家坝精神”，用循环经济探索脱贫新道路，一段段触动人心的阜南故事正在上演。

（一）特色产业——中国柳编之都

阜南杞柳种植可上溯千年，编织历史亦达500多年。几百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进步，使柳编技术日臻成熟，自成体系，被国家权威部门命名为“中国杞柳之乡”、“中国柳编之乡”、“安徽省柳编产业出口基地”，阜南柳编技艺作为传承历史文明和文化的载体，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柳编产品被列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杞柳生长在阜南蒙洼湿地两岸，蒙洼湿地是淮河第一闸王家坝的蓄洪区，当王家坝水位达到临界点时，开闸蓄洪，洪水断绝了当地大部分农作物种植的可能。 淮河经常泛滥，农作物的生长得不到保障，而杞柳刚好适合生长在低洼潮湿的地方，当地居民在闲暇时候就用杞柳来进行编筐打篓，做一些家用、民用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得到一些收入补贴家用，因此过去在当地流行一种说法：编筐 打篓，养家糊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柳编从淮河岸边就地取材、编制农耕生产工具，到大面积种植、加工制作各类高档工艺品，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已研发各类柳编产品 1 万多种，远销世界 120 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 32 亿元，年出口创汇 3 亿美 元。据估算，阜南县柳木文化产值占中国同类产品出口的35%。柳编更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带动就业近 15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1.2 万人。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阜南柳编产品通过广交会、上海农展会、中国林产品博 览会、徽商大会等交流平台，在国内外市场走俏，逐步形成了特色规模产业，柳编产业已成为阜南县支柱产业之一，柳编工艺品是阜南县仍至全省主要出口创汇产品之一。通过为柳编企业和农户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逐步形成“基地+公司+ 农户”的柳编产业链。

每逢农历 3 月 28 日，阜南黄岗就有地方一些商界知名人士出面组织庙会，已成习俗，庙会扩大了柳编原材料和柳编产品的交易，黄岗因此成为闻名的柳编 产品集散地，当地专门设立了“柳编一条街”，作为固定的柳编交易市场。

近年来，阜南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柳木产业当成民生工程来对待，全县103个扶贫工厂、脱贫车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都与柳编有关。看似纤弱细长的柳编，却拥有极强的韧性，在这片土地上发挥着巨大的能量，给千家万户的生活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感人的精神——“王家坝精神”

阜南位居淮河上中游结合部，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座落在境内，王家坝闸和蒙洼蓄洪库担负着淮河防汛抗洪和保障中下游安澜的重任。自 1953 年建库以来，王家坝闸已有12个年份15次开闸蓄洪，成为淮河防汛抗洪开启次数最多、最频繁的蓄洪库，蓄洪区内近 16 万人口 1.18 万亩耕地反复化为一片汪 洋。阜南人民长期为淮河流域防洪保安做出巨大贡献的精神，被温家宝总 理誉为“王家坝精神”。

2003 年淮河洪水肆虐，举目之处一片汪 洋。当年 7 月 13 日至 10 月 2 日，温家宝总 理先后两次来到王家坝视察防汛救灾工作并看望灾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及国务院副总 理、国家 防总总指挥回良玉数次亲临王家坝视察防汛救灾工作、看望灾民并部署沿淮治水及灾后发展工作；国家水利部历任部长、安徽省历任书记、省长等领导都多次到 王家坝检查指导工作。

2010 年7月24日，温家宝总 理再次到阜南县王家坝镇，检查指导防汛抗洪工作。在汇报会上他总结说，“王家坝精神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精神； 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自强不息精神；军民团结、干群同心的同舟共济精神；尊重规律、综合防控的科学治水精神。” 温总 理说，“我多次来王家坝，对这四个方面深有体会”。至此，王家坝精神被温总 理精炼提出。“王家坝精神”是王家坝 几代人努力奋斗积累的宝贵财富，是淮河儿女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2003 年大水以后，国家对淮河展开新一轮治理，临淮港工程上马，使行蓄洪区的安全建设得到了保障。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是一座综合性枢纽工程，具有 防洪、除涝、灌溉、航运、生态等效益，在发生旱涝灾情时减少农作物的损失，保障区域内农民增收，带动工程沿线乡镇农村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曾经有水就涝，无水就旱的行蓄洪区，变得“风调雨顺”，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三）发展循环经济，探索脱贫新道路

阜南县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在脱贫攻坚中，阜南县引入循环经济理念、模式和技术，在发展循环经济中不忘脱贫攻坚，逐步做到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取得了显著成效。2007年被批准为全国唯一的“农业（林业）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县”。全县累计解决26万人就业，占劳动力总人数的73%，其中属于贫困人口20万人以上。

循环经济是在追求经济效益、带动更多劳动就业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要求安全、优质、健康、环保、节约、高效。在广大农村脱贫之路 上，大力推行循环经济，是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摸得着的实惠，把循环经济做成产业，实现产业脱贫。

依据上述原则，阜南县积极利用当地丰富的杞柳资源发展柳编工艺品生产。

目前，已有80个专业村、10多万人从事柳编工艺品生产，柳编加工、营销企业达到100多家。并且，柳编工艺产品由过去的用杞柳编织发展到现在用各种草、 藤、竹、木、塑、铁以及各类边角废料、树枝、树皮、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为原料。之前遭到人们嫌弃的边角废料，现在变成了抢手货。废弃物资源的再生循环 利用，提高了当地资源产出率、劳动就业率，堪称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

阜南县蒙洼、洪洼是淮河流域重要的行蓄洪区，以前，大水来时一片汪 洋，大水退后满目荒凉。经过深入分析，阜南县发现，这些地方不能种粮食，可以改 种不怕水淹的杨树。于是，从2001年开始，两洼群众抓住退耕还林的机遇，大力推行林权制度改革，在60多万亩荒坡地、低洼地大量种植杨树和杞柳。通过杨树板材加工解决5000人就业；发展柳编加工解决40000人就业；造林、种草、发展经济作物等解决17万人就业；在林下宜粮则粮、宜菜则菜、宜草则草，在草地上放牛放羊，在低洼水面养鹅、鸭、鱼、养珍珠，解决45000人就业。

现在，两洼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互生共存，资源循环利用，可以说是一个经营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案例。

改革的方向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是阜南近年来改革发展的自我要求和前行目标。对于老百姓关心的医疗问题，阜南作为全国医改县，大刀阔斧敢为人先，坚定不移地推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少因病致贫返贫几率，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公立医院改革之路。对于教育问题，阜南县委书记崔黎曾对人民群众公开喊话：小孩子上不了学就找我。尽管阜南县 财政不富裕，但借钱也要建学校、抓教育。两年来共投资22个亿建学校。现在随便到农村看一看，农村最干净、最漂亮、最文明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学校。全县三千多公里县乡村三级路网，到2018年已改善到两千多公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再也不像之前泥泞的土路，到了阴雨天出行成为难题。改革开放让这片古老的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经济富足，文明向前。虽然与经济发达地区仍有很大差距，但我坚信阜南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陈德宇）

七、红城遵义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的家乡贵州遵义，因为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成为了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以“转折之城，会议之都”闻名。截至今年，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年的历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家里长辈的讲述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对我家乡的巨大改变。无论是城市建设、人 民生活还是山水景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遵义市区里除了市区中心路段有一段大约一公里的水泥路

面外，其他地方多是碎石路面，晴天风吹满街土，雨天满街全是泥。路很窄，坡很陡，道路两边也多是矮小的平房，很多地方仍然是木结构房屋。随着改革开

放，街道两旁的老房子被高楼取代，道路扩宽达六车道甚至八车道，城市中坡度 也逐渐改善了。过去人们出行，基本靠走路、骑自行车，私家车都比较少见，更别说火车，飞机。要想出趟远门，诸多不易，光是到省城贵阳就需要耗费一天时间，再之后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而现在出行的交通工具越来越齐全，越来越发达。不仅公交车（遵义中心城区已开通公共汽车线路34条，另有专用线路23条）、出租车覆盖城市的各个角落，私家车的数量也快速增长。计划并上报申请的轻轨路线有六条。而且，继 1970 年开通铁路之后，遵义在今年一月开通运营了第一 条高铁线路，现在从遵义到贵阳，高铁只需要五十分钟左右。遵义市在 2016 年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并将在不久实现村村通公路。截至现在，全市已经通航两个机场，遵义新舟机场和遵义茅台机场，其中新舟机场已经开通36个国内、港澳台和国际航班。这些在改革开放以前，都是不敢想象的。

同时，不得不提的是，发源于遵义市的“四在农家”（富在农家，学在农家，

乐在农家，美在农家）活动，成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功典型。新农村建设，不仅让每一户农民都有一幢够住整洁的房子，还为他们配备适用的家具家电；为他们通水、通电、通路，建图书阅览室、文体场所等等。同时引导农民学 科技、学文化，引导农民勤劳致富、科技致富，增加农民收入，同时美化农村人居环境。自发起活动十多年来，已经使得全市90%以上的农村受益，处处呈现出一幅幅百姓富、生态美的新农村画卷。

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

提高。衣着，从过去的中山装、化纤类，“的确良“布料是宠儿，到后来，大喇叭裤、健美裤成潮流，发展到现在的彰显个性才是王道。服装的作用不再是御寒，而是个性魅力的体现。食，从过去的为了饱腹，发展到现在追求食材的新鲜，做

法的多样。遵义这样一个内陆城市，能随时吃到鲜活的海鲜，进口的水果。改革开放以来，遵义人民的住房经历了从茅草屋到砖瓦房、平房，到花园小区电梯楼。从福利分配到个人消费，再到如今，购房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一生最大的一笔支出。 出行方面也变得省时省心省力，时间距离都大大缩短了。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以前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非常少，多数人没事时候就在家打打麻将、聊聊天。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多种多样。过去全遵义只在市中心有一家电影院，而且电影数量非常少，经典的几部会轮番放映。很多时候都是单位或者学校组织集体去看电影。但现在，电影院不仅成为每个商场的标准配置，甚至都有了专门的影城，上映各种各样的电影。遇上自己感兴趣的电影，随时都可以去看。闲时还可以去画廊赏画、去歌剧院听歌 剧。以前可供人们活动的运动场地就是门口的街道或者学校运动场，现在不光有各种球馆、游泳馆、健身房，很多人家里都有了健身器材。还有大大小小、环境优美的公园，可供人们饭后散步，跳舞等等。城市里还出现了除以前的图书馆、新华书店以外的越来越多的独立书店，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书店。书店里不再单纯闻到书香味，同样能闻到咖啡香、面包香。创造了一个让喜欢读书的人能够坐

下来看书，让不喜欢读书的人看到这个环境后也想去拿一本书坐在那里读的环境。在去年年初，遵义出现了第一家24小时书店，用持续明亮的灯光和永远敞开的大门，让读者们深夜也不再孤独。

医疗服务方面也成效显著。过去，遵义最好的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只有几十张床位，医疗设备仅有超声A超、摄片机。对很多疾病，要么没办法确切诊断，只能凭经验判断，要么需要辗转去省城贵阳检查，或者定期会有外省的资深专家来出诊。而随着医疗事业改革的深入，全面医改正式启动。医疗机构的数量、先进医疗设备数量都大幅增长，医院的装备质量明显改善，医护人员的专 业素质也不断提升，人们看病就更加方便、放心了。同时，在医疗保障方面。以前家里有一个人生病，看病的开支对全家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但是随着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每个人只需要定期缴纳少量费用，办理医疗保险，就可以享受国家的高额补贴，就医时病人自己只需要负担少量的支出。以我家情况为例。 因为我妈妈患有甲亢，需要长期服药。国家对于这种病用药的价格控制很低，同时，我妈妈还可以凭医院的诊断书，申请国家慢性病补贴。在农村，新型农村医 疗保险已经全面覆盖，农民们每年只需要缴纳不到一百元，就可以享受很多疾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报销比例。

在对贵州地势和天气的评价中，最耳熟的一句当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

里平”。遵义市位于贵州北部，处于云贵高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形起伏大，地貌类型复杂。历史中，这些特点成为了红军征程中一次次

经典又关键的战役的发生地。比如娄山关，关上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 古称天险，是重要的娄山关战斗地； 赤水河，因流域多在山中，两岸陡峭、多险滩急流，红军当时在此上演了四渡赤水这一精彩绝伦的战争活剧，是历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等等。同时，这些特点也形成了许多具有独特

风格的山水景色。改革开放前，这些地方被认为是穷山恶水之地，没有人愿意前 往，更别说专门前去旅游。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政府一方面为了顺应需求，一方面为了地区发展，对很多地区进行了开发、维护，使其成为可供人们游览的旅游胜地，很多也成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起了历史纪念馆，以图片、文物、视频等方式，翔实地再现历史篇章。截至2018 年初，遵义市已经有23个 4A 级景区，18个3A级景区， 全市全年接待了游客1.18 亿次。

我不禁陷入沉思，假如没有改革开放，我的家乡现在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我

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我想，我应该感谢命运让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盛世中华的年代，让我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文明、富裕成果。我也知道，这些美好会在一直 延续着。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陆慧）

八、红绿结合推动老区新发展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说的就是笔者的家乡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大革命时期，红安县打响了黄麻起 义第一枪，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战争中红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牺牲了14万英雄儿女，在册革命烈士就有22552人。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军，红安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第一将军县”。

红安县位于大别山南麓，全县国土总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辖13个乡镇场，396个行政村，2017年末人口70万人，全县耕地总面积50.05万亩，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也是新一轮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老区建设示范试点县。根据黄冈市统计局数据，2017年红安GDP为153.81亿元、同比增长 7.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24908元、同比增长7.8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10448元，同比增长9.55%。而1978年红安农村人口人均收入仅为78 元，1990年为498元，2009年为3388元，到2018年达10448元，改革开放四十年见证了红安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红安县将红色旅游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旅游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6年全年接待游客61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1.5%；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76亿元，增长23.7%。

七里坪镇位于红安县县城北23公里处，是著名的黄麻起 义策源地。小时候外婆曾教笔者哼唱这个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那时只是觉得民谣好玩，长大后理解了意思才知道家乡有 着这么光荣的革命历史。黄麻起 义后，红安成为燎原鄂豫皖地区革命形势的星火之地。七里坪镇现存仅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就达37处，1988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92年载入全国历史名镇史册，2005年被国家建设部、 文化部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宣部授予“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6年入选住建部首批中国特色小镇，是湖北省重点开发的红色旅游名 镇。

长胜街是七里坪镇的一条主街，长 614米，宽约 5-6米。长胜街原名正街，清朝末年因老百姓希望太平军常打胜仗而改名并沿用至今。街道两边房屋清一色是青砖黑瓦、木格窗户、木板门扇，每间房屋的山墙或隔火墙都雕有龙蛇鸟兽造型纹饰，地面用花岗石条铺成。土地革命时期，七里坪成了革命中心之一，被命名为“列宁市”，党组织经常以祠堂、庙宇作为革命队伍的集结地点或活动中心。 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长胜街的文物保护，1983年恢复长胜街近400米路面和部分门面，1989年成立七里坪文物管理所，2003年对长胜街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同时政府积极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增强服务功能，扩大招商引资，建成七里坪镇游客接待中心，长胜街也由最初只有数家商铺的街道发展成一条拥有数百大小不等商铺的繁华商业街，成为七里坪的主轴线， 每日要接待全国各地近3000名游客。

除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七里坪镇的绿色旅游资源也不容忽视，天台山风景区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总面积63.87平方公里，距离省会武汉市125公里、距离红安县城25公里。景区内有势若接天的天台山、幽静秀美的爱河风情峡谷、惊险刺激的对天河漂流、项目齐全的户外拓展基地，还有佛宗道源的天台寺和九焰山古兵寨。景区内森林覆盖率达到98%，年平均气温在23度，冬暖夏凉，是理想的避暑胜地。2004年红安县人民政府为弘扬佛教文化，开发旅游事业，邀请释悟乐大师上天台山重修天台寺，并用三年时间修建了山门、中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等多座建筑，吸纳出家弟子七十余人。2007年9 月13日，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净慧大师亲临天台寺举行开光大典并为悟乐法师升座，在他的感召下多位武汉的音乐教授和全国各地的音乐人才自愿到天台寺担任义务音乐教师。2009年天台寺正式组建了由僧尼们组成的禅乐艺术团，

2010 年在郑州、武汉、厦门等地举办过多场演出活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均给予报道和推介，2014年成立天台寺佛教音乐学院，天台禅乐已逐渐成为国内佛教界一大品牌。除了秀丽的自然景观和浓厚的佛教氛围，天台山风景区还建有华中最完整的户外拓展基地，精心设计的天台山户外拓展、对天河漂流等活动吸引了大量的运动爱好者，并在天台山下建立了配套的将军红民俗文化村，将景 区游与乡村游实现良性互动，由过去的景区一日游变成现在的“景区+乡村”的两日游、三日游，延伸了产业链、实现了旅游消费转型升级，实现从单一观光型 旅游向多元复合型转变，并带动当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

位于七里坪镇南部的柳林河村是1932年著名的柳林河战役的发生地，当时国民党卫立煌的八万人马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主力短兵相接，战况惨烈，千余名 战士壮烈牺牲。柳林河村距镇中心约4公里，全村耕地面积1385亩，其中水田800亩、旱地面积885亩，耕地面积主要种植花生、油菜、水稻等农作物。 受 益于“国网阳光扶贫行动”，2016年柳林河村光伏发电扶贫项目成功投运，由政府在荒山上建设光伏发电站，利用太阳能发电，供应给国家电网，装机总容量220KW。每户贫困户可以购买14块光伏发电板，所需的22770元资金，由政府出 资补贴14770元，农业银行“光伏贷”项目提供贷款8000元，贷款采取的是政府贴息的方式，共五年还款期。老百姓不需要出一分钱，每年就可以获得光伏发 电收益将3000元左右。光伏板可以使用20到25年，这些贫困户可以连续受益20余年，政府对维护费用也一力承担，确保贫困村和贫困户长期、稳定受益， 为贫困农户脱贫致富提供坚强后盾。

除了依靠国家的扶持政策进行攻坚脱贫，七里坪镇也善用传统工艺进行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红安大布是革命老区红安县民间手工制作的一种纯棉纺织珍品，又称红安老布，数百年来当地农民就有纺纱织布的风俗，战争年代红军将士用大布制作军服被单，出现过男将在前方打仗，女将在后方织布送衣的动人情景。

解放后，很多将军仍然喜欢使用家乡的粗棉大布制作的床单和衣服。七里坪镇建有大布生产基地，并每年组织织布技能培训活动，将农村留守妇女组织起来，用传统手工技巧织布创收，既传承了文化、又发展了经济。2009年红安大布被列为湖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红安的大布传统纺织技艺项目亮相上海世博会“中国元素活动区”，2012年获得中国合作经济年度成就奖——“中国具有影响力合作社产品品牌”荣誉称号，2014年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对红安大布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保护地域范围是七里坪镇等12个乡镇区域。在长胜街、天台山风景区等多个旅游景点都有红安大布出售，笔者也曾将大布产品赠与友人、深受友人的喜爱，大布的浓厚乡土韵味给红色旅游增添魅力，更是 为当地经济添加动力。

2013年建成的中国红安将军影视城吸引了许多影视企业的关注，《铁血红安》、《血符》、《李先念》、《东方战场》等电视剧均在此拍摄，在央视一套播出的《铁血红安》让离家多年的笔者看得热血沸腾，既自豪又思念。影视城还以革命 战争历史事迹为主题，借助影视城现有道具和布景，开展定向越野或者革命主题真人 CS，旅游收入显著增长。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红绿结合让革命老区红安焕发出新的魅力，在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发展了当地经济，红安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将带动各相关行业的发展，将为红安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刘小驰）

九、农业不“愚”业，创新助发展

风雨兼程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生活品质极大改善，基本实现了小康。在“改革开放”巨轮带动中国发展前进的同时，我国 各个组织细胞——乡镇也取得长足发展，一片欣欣向荣。

在改革开放大局之下，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扶持下，湖北省鹤峰县“农业大乡”五里乡依托传统支柱农业，紧跟时代潮流谋求创新，形成了农业不“愚” 业，创新助发展的新兴模式，乡域财力不断壮大，人民生活日渐富裕。

五里乡位于湖北省鹤峰县东南部，幅员面积378.8平方公里；全乡皆为山区，平均海拔达到1100米，属典型二高山地区。五里乡下辖21个建制村，166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6352 户，总人口 22310 人，其中农业人口 21219 人，占比率高达 95%。五里乡耕地面积达 34552.24 亩，耕地多呈小块分布于群山之中，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日照充足，雨量充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自然气候造就 了五里乡“农业大乡”的称号，农业也成为了当地居民丰衣足食的保障。

过去 40 年间，五里乡因地制宜依托传统农业，把农村菜园子与城市菜篮子巧妙对接起来，把绿色、健康、生态的农产品变成商品，并且通过互联网吸引山外消费者，助推全乡经济发展。40 年来，五里乡的农业、商业街、教育、建筑 等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忆往昔，笔者儿时最喜欢背着竹背篓随母亲一起上山采茶，拿起刮刀与哥哥

一起划烟茎，别上布袋跟奶奶去河边摘粽叶。那时采茶、种烟、摘粽叶基本都是家庭自销，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随着乡镇发展，茶叶、烟叶、粽叶逐渐摆脱家庭自销模式，化身为家乡的主要经济来源。家乡的农业主要依托民营经济，通过民

营经济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带动全乡经济发展；此外，家乡政府非常注重农

业创新思维，不断引进农业新技术，创新农业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农业不“愚” 业的发展道路。

以烟叶为例，近年来，家乡全面推广烟叶 “井窖式”移栽（“井窖式”移栽

技术具有抗旱能力强、移栽效率高、成活率高、病虫害减少等优势），对农户进行育苗、施肥、用药等各环节的跟踪指导，督促农户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带动烟农年年增收。

家乡茶叶、粽叶民企约有6家，除此以外还有若干农家小作坊。以鹤峰县鑫

益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例：鹤峰县鑫益佳农业开发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建有一条珠茶生产线，年生产珠茶可达 5000 多担，为茶农可提供现金 424 万元，拥有四个鲜箬叶加工车间，年加工鲜箬叶可达200吨，全年可吸纳民工50多人。

群山环抱之中的五里坪，拥有五里坪革命旧址、五龙山、土司南府等旅游景点。

五里坪革命旧址被当地人亲切地成称为老街，这条老街是笔者上小学必经之 地，那时候老街还未规划为旅游景点，只是作为红色教育基地使用，每每穿过老街古色古香的巷子，心中总有种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情，对革命先烈们的缅怀之情。 随着乡镇发展，老街纳入了旅游景点规划，1992 年被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老街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随着老街住户逐渐迁出， 昔日充满生活气息的老街，更多了一份庄严感。

老街位于家乡集镇中心，在土司年代已经形成，清光绪年间，广商林紫宸派员设庄采办红茶，往来商贾频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元帅率领的革命队伍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1931 年 4 至 9 月，老街是中共湘鄂边特委机关和湘鄂边五县联合政府所在地，建有红军被服厂、共青团湘鄂边特委机关、湘鄂边苏维运筹运筹埃商会合作社等，五鹤游击梯队、红军驻军旧址、收编川军谈判 旧址等革命旧址保存完好。除了开发革命老街之外，家乡近年来还打造了土司南府旅游景点。据史料记载是麻寮土司于公元 1364 年以前修建，早称南府。后来为容美土司田氏所掠夺，遂为容美土司之南府。据说此处在容美土司时期相当繁华，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当地的商业文化中心。山顶有张桓侯庙，山腰有燕喜洞，山脚有石拱桥、石板桥等。土司南府的开发，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不少农家 办起了农家乐，快乐农场等旅游服务项目。

近年来，为使农民增收，扩大财源，结合家乡当地的生态、气候条件，政

府决定试点栽培薇菜。2013 年 11 月开始栽培，按照一亩地栽培薇菜种子 3000 蔸的技术要求，与其他作物套种。薇菜种植的推广，在保持原有支柱农产品发展 的同时，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新的发力点。此外，乡政府还着力推广高山反季节蔬菜种植，主要品种为青椒和大白菜。以鹤峰县先富食品有限公司为例，公司于

在“互联网+”浪潮方兴未艾的当下，五里农民们借助农村电子商务平台，打造“互联网+”农业、家庭农场等新兴农业发展模式，打通线上农产品销售渠道，为农民增收再辟新路。以 2015 年恩施州全州优秀家庭农场——鹤峰金泰牧

家庭农场为例，金泰牧家庭农场由宋庆礼于2013年创办，宋庆礼借助“互联网+” 带动周边 60 多家农户养土鸡。金泰牧家庭农场不仅推进了农业发展模式创新， 还促进了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为五里未来农业生产发展指明了方向。

五里乡现有五里苏区小学、五里民族中心学校两所学校。由于五里乡隶属于

贫困县鹤峰县，五里乡众多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希望孩子能通过读书走出大山， 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五里乡政府也十分重视乡镇教育发 展，从软硬件方面对小学、初中予以力所能及的帮扶。

从硬件角度来看，笔者就读于此时，教室桌椅板凳全是木制品，无投影设备；

此次重回母校，两所学校焕然一新，不仅教学楼外观粉刷一新，教室内部设施也 进行了更新换代：不锈钢桌椅板凳替换了有时会刮破裤子的粗制木制品，教室影

像投影设备一应俱全，小学更设有少年宫以培养学生课余爱好，篮球场、跑道、 乒乓球场等运动健身场所装修一新，成为了孩子们课余游玩的不二场所。

从软件角度来看，五里乡政府积极与发达地区高校合作，推行“1+2”项目（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学生本科毕业后前往欠发达地区支教一年后返回高校读研），引进优秀青年支教老师，来提升整体教育水平，更新落后教育理念；此外

学校积极落实国家“免费午餐”政策，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此次走访，笔者发现五里商业街店铺种类、分布多年来未发生显著变化，熟悉的位置基本还是熟悉的店铺，五里乡商业街店铺种类多为果蔬、服装、超市、 建材，主要满足乡镇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除了商业街深处的一家小网吧外，整个乡镇没有其他娱乐性场所，比如KTV等。商业街整体外观经过改装，已焕然一新，更具土家族民族特色；此外街道区域内加装了拍照设备，以往车辆随意停放 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所有客运车辆集中停放于指定位置；街道环卫设施进行了更新换代，街道较以往更加整洁清新。

除了老商业街重新装修之外，五里乡政府依托乡镇道路规划，规划了金钟新村项目，于五里乡金钟村新建了居民活动广场，现已成为乡镇居民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选择之一。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笔者发现五里乡整体建筑风格发生了巨大转变：大多数民居由传统木屋转变为砖瓦洋房。此外，在“家电下乡”、“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帮扶下，五里乡多数家庭都已安装上太阳能热水器等。

以上就是五里乡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变革介绍，笔者发现家乡的变化是深层 次、多领域的变化，不仅仅是文章提及的物质方面的改变，更有民众思想观念方 面的转变，比如家乡的女性地位的提升，传统封建理念的消失等。

回顾五里乡的变革，在乡政府的带领下，全乡人民因地制宜，主抓传统支柱产业，保障农民基本收入；同时不断创新，引进薇菜、互联网+模式等，不断拓展增收点。五里乡注重农业发展，但不因循守旧，而是积极创新，走出了一条农业不“愚”业的道路，不断推动乡镇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但笔者认为家乡的产业模式过于单一，劳动力人口外流严重，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重其他 产业发展，以农村体验旅游带动相关服务产业发展，创造新的增收点；通过产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以此留住部分外出务工人口，保障民众收入的同时，增加民 众家庭生活满意度，以建设更加美丽、更加富裕的五里乡。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欧阳守红）

十、改革开放四十年，喜看交通新面貌

40年风起云涌，40载浪高波阔，今年，我们迎来了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改革开放40周年。

每每和朋友介绍起我的家乡邯郸，总是会用几个成语开头——邯郸学步、胡服骑射、完璧归赵……因为邯郸是座古城，是座经历了3100年沧桑巨变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是战国秦汉时期举世闻名的赵国国都，它是秦始皇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它是演绎过无数动人故事的中国成语典故之都。邯郸的历史充满了 传奇，今天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座传奇城市四十年的交通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邯郸看上去犹如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当时邯郸很‘小’，骑自行车20分钟就能从城市的这头走到另一头。”这是姥爷记忆里的邯郸。挤车人流和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潮成为当时邯郸的两道独特的风景。姥爷和工友们骑着永久牌单车去上班，虽然路程不近，但途径中华大街总是最幸福的一段路，这里绿 树成荫，路面平坦，老一辈人骑着单车，唠着家常，便不知不觉到了工作的地方。

时光荏苒，改革开放后，随着邯郸城市的发展，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交通

往来变得越来越频繁。我在很小的时候还见过那种有着大横杠的单车，但很快就被爸爸的摩托替代，随后便是轿车。的确，从70 年代的单车、90 年代的摩托车，到 10 年代的轿车见证了这个小城市的发展，包括中华大街在内的城市道路经过 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整、加宽、延长、提质。

中华大街动工修建始于1956年，经多年分段修筑，特别是1974年—1988

年，先后五次对道路维修和扩宽，以及进入21世纪后相继进行的快慢车道分离、 南北延工程，中华大街由最早的路宽9米的石渣路，成为今天路宽21米，北接邢台、南近安阳的城市主干道，是纵观邯郸南北的“大动脉”。

四十年过去了，邯郸又向西修建了联纺西路，向北拓宽了浴新大街，向东新

建了和平路东段，拓宽了中华大街、人民路。但中华大街依旧是我们最爱走的路，因为“别的路都晒，就中华大街阴凉地儿多”。这长达五公里的路上有1600课法 桐，从建时的两米高、五公分粗到如今的4米高、最粗达2.3米的深根大树，它大概是最有能力发表意见的。今年，中华大街又北延至青兰高速公路，南延至成峰公路段；人民路与邯武快速路连接的跨西环立交桥也已开工建设。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的城市道路网络初步形成，这也是邯郸发展腾飞的印记。

邯郸市的公交车出现于1963年，邯郸公共交通总公司成立，但整个邯郸市

也仅有2台公交车，负责运营一个线路：火车站——苏曹，短短五公里的路程。那时姥姥、姥爷分隔两地，从乡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