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人类成长史上，长期的性别压制迫使女性退化为从属者、失语者和隐匿者；进入19世纪后，女性作家从幕后走向前台进而坚强崛起，主动书写女性自身及其真实处境，多维度呈现女性所感所思所爱所行，细腻描绘现代女性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在对女性的切身关怀中引领其在现实生活中改善生存环境、掌控人生方向。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均是女性平权的启蒙者与先行者，对应社会革命中的英国式温良与法国式狂暴，其小说《傲慢与偏见》《简·爱》分别以“优雅—适度”“粗野—叛逆”的女性形象展现出对两性平等的基本态度与具体诉求。两部文学经典还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在谋取性别解放中常常迷失于虚妄的性别对抗或男女同质化的悖反现象。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解放与自由之路坎坷，唯赖“不欲—勿施”式的换位思考与深度尊重，以及公平正义的法制规范与才情差异的性别共识，三者综合施治方有和谐之效。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男性占据着舞台中央，以性别、阶级简单固化社会分工，女性在经济与政治上被迫沦为从属者，同时，“他者”观念的自觉内化又促使女性温驯地居于“第二性”的角色框架里，因此，Her在History中，彻底成为历史叙述的失语者和被书写对象。西欧启蒙运动以来，在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的风起云涌中，资本力量的干涉无所不在，西方社会的转型也为性别关系的重构带来了重大契机。
18世纪法国新生资产阶级揭竿而起，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火种传递到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狂欢中，同样流血牺牲的妇女们猛然惊觉“天赋人权”的光辉只属于男性，妇女领袖奥伦比写下启蒙读物《女性宣言》后英勇地走上断头台。女性们反叛性别不平等的声音尽管微弱却也绵长，传扬至与法国一衣带水的英国，先觉者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深受冲击，以文章《女权辩护》为先导，关注男女平等教育，举起女性平权的大旗，极大地影响了同时代人。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各国的女权运动在一些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如燎原之火接连兴起。挪威学者莫依在她的《性与文本的政治》中曾说，女性运动的最终目标的实现，要靠政治行为，而这种政治行为又必须以文学为媒介。女性作家具有独特的性别态度和写作风格，“第二性”迟来的到场填补了世界文学界的空白，文学史中被压制、剥夺的女性性别意识逐渐苏醒；而突出的女性意识应是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一，经典女性文学文本在展现性别生存环境的同时，更积极呈现着现代女性意识，它与传统女性意识相对，包含性别意识、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传递着身为女性的主体精神与价值。这场来自政治、文化领域的双向战斗，互为渠道：在通过文学批评，提升读者群的审美品格的同时，提高自我认知水平，以明确的价值判断为指引，积极投身妇女运动，冲破菲勒斯中心主义下的单边世界，重新达到两性和谐包容的新平衡。
当系统发生复位或重同步时,接收端持续置低sync信号向发送端发起同步请求,发送端状态机会进入CGS状态且持续发送/K/字节。接收端则会利用这个特殊的控制字节对串行比特流进行码组定界,当连续收到4个正确的/K/字节后,认为达到码组同步,在本地多帧时钟(LMFC)下一个上升沿会将sync信号置高和撤销同步请求,反馈给发送端。发送端在检测到接收端撤销同步请求后,会在下一个LMFC上升沿跳转到ILAS状态。
由于性别不平等带来的种种压制，女性文学传统似乎溯源难远，或者是因被有意忽视，或者是因被蔑视打压。直到19世纪，女性作家们与女权运动互为呼应，在“穿着长裙”的无数前辈铺就的鲜花小径上，不遗余力地扫除或显或隐的各种障碍，在接续或开创女性文学史的同时，为女性解放与自由以及两性的真正和谐，进行着“看不见硝烟”的斗争与启蒙。
一、经典女性的刻板印象与 女性写作的逾矩先锋
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中贡献了一系列纯洁天真、温柔贤淑、除了对男性的爱以外无欲无求甚至甘愿默默牺牲奉献自身的“天使”女性形象，她们是但丁迷狂创作中的灵感缪斯贝阿特丽采，是诗人歌德笔下象征忠贞爱情的温顺少女玛甘泪，是莎剧《奥赛罗》中组装了审美理想和生理欲望的完美模型的苔丝狄梦娜，却唯独不是主体性显现或动态成长中的女性角色。女权作家伍尔夫曾说：“千百年来，女人一直被当作镜子，它具有令人喜悦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镜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两倍。”“家庭天使”们以弱者的姿态安静地在家中等待丈夫、父亲的保护，沉默而坚忍，同时，宽阔的母性胸怀成为残酷现实中的避风港，形成刻板的审美倾向。与此相对的是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在系列文论中归纳的另一类女性原型——“妖妇”：她们具有令人恐惧和厌恶的反抗性，自私或淫荡，无论是杀子弃夫的美狄亚、迅速再嫁的乔特鲁德或权欲怪物麦克白夫人，她们的不安分、不妥协指向对男性权威的反叛，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但无论是“天使”还是“妖妇”，都呈现的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幻象，曲解了真实境遇中的女性。
翻看简·爱所书写的女性指南，字里行间隐藏着充满矛盾的女性意识，一方面简·爱逃脱了天使与魔女的陷阱，有着夏洛蒂·勃朗特对理想女性的所有设想：作为妻子，在男权社会中公开追求灵魂平等的婚姻，坚守有别于传统的爱情宣言；作为女性，强权与不公无法让她屈服，反而激发了她自尊自爱的独立人格，女性主义锋芒微露。但另一方面，性别意识的模糊导致她无意中将“女”与“人”分裂开来，作者有意在外貌与性格上掩盖了女性气质：简激进刚强，拒绝一切美丽的装饰，不自觉地企图以削弱两性生理差异，消除性别差异界限来建立理想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实为对男性标准的再次推崇。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公司的各地下矿，当矿体埋深超过700
m时，在灰岩、大理岩、片麻岩、花岗岩等岩爆倾向性岩体中掘进、采矿时，都会发生剥落或飞石等岩爆现象。为了控制岩爆伤人，可以应用急倾斜矿体开采的采空区处理与卸压开采方法既处理上部采空区并回收残矿，又实施深部采场的卸压开采，从而消除岩爆发生的应力条件[5,7]。对于缓倾斜至水平的埋深较大的矿体开采，可以先在矿体走向的两端根据计算的压力拱的宽度布置巷道似采场，分别将这两个巷道似采场的岩爆控制问题变成巷道的岩爆控制问题，等这两个巷道似采场开采完毕并形成了压力拱后，再回采其之间的压力拱下的其它采场，因而实现了其卸压开采[1,6]。
从自娱自乐创作的孤独贵妇人，到半是闲暇半是挣取稿费以赢得经济独立的普通中产阶级妇女，群体经验的累积在19世纪终于冲破历史的地表。女性作家以独有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征，勇敢冲击传统上男性在文学领域的垄断地位，体现了早期女性作家在“适度”范围内对异化自我的父权制文化的反抗，是对“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的骚塞式批评的无声挑衅；她们以自身经历或周遭环境为基础，用细腻独到的笔触和温柔热情的情感，展现区别于男性期待视野下的更为可信的女性世界；同时，审视女性作品中建构的男性角色，可与传统男性文学形成极有意义的对位式视角。女性手中握住了笔，从此掌握了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话语权，诉说女性真实的理想追求和语言背后的困境与束缚。边缘性别成为文本中备受瞩目的中心人物，创造出超脱于“天使”“妖妇”之外更立体、真实的存在。尽管囿于家庭与婚姻的故事内核而遭到文学界的非难，但新式女性对经济独立的呼唤、对平等爱情的追求与对自身价值的再思考，却是罗曼司外壳包裹下的新锐武器；女性读者在情节中收获的欢愉，是无边的幻想搭建出的抵抗残酷现实的防空洞。女性作家以坚定之声召唤姐妹觉醒、为所有隐忍不发的女子而战，在阅读体验中她们共同完成了一次次隐形的结盟。
以18世纪保守陈旧的目光衡量伊丽莎白，她能言善道和活泼直率的言行举止可以说是相当出格。伊丽莎白挂心家姐病情，又爱好散步，欣赏大自然风光，于是决定走个三里路，徒步趟过泥泞，直到“脚踝酸软，袜子上满是泥浆，已经走得浑身发热，满脸通红”。伊丽莎白一转身离开，淑女们立马谴责她毫无礼数、缺乏风度、举止粗野，“差不多真像个疯子”。尽管两性终须面对生理差异，但女性普遍较弱的体力并非不能成为被压迫、受歧视的正当理由，自身更不该因沦为客体而自鸣得意，女性完全可以通过锻炼增强体力。伊丽莎白不曾因女子的柔弱纤细而忸怩作态，也不曾因男子的高大健壮而自卑，渴望得到平等尊重的心灵是不屑于祈求宠爱的，她关注的是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身上体现出了时代进步下对新女性的要求。相对地，达西并没有如常人投之以恶评，反而“对她步行之后的容光焕发心生爱慕”，认为运动之后的伊丽莎白眼睛更加明亮了，达西钦慕的也正是相互依靠而非过分依赖、随声附和的伴侣。真正自信宽厚的男性并不会因女性的见识、体能上的不足而倍增优越感，更何况女性的不足是从小缺少系统完整的训练与教育所致。
培育女性作家崛起的温室，同样也为女性读者的兴盛埋下了大量种子。尽管女性可活动范围似乎更宽广了，但公共事务和众多职业的大门依旧对女性紧闭，她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客厅、花园中旋转，小说阅读是她们最称心如意的精神消遣。印刷技术的革新降低了书籍成本，提升了中产阶级妇女的图书占有率，在商业诱引下，庞大的女性读者群促使作家向她们的审美趣味靠拢；相对应地，书中寄寓的对女性多元价值的探索和独立意识的培育，无形中鼓励着读者逾越社会规约，以文学为灯塔永恒地引导着女性为两性平权而奋斗。更令人欣喜的是，如此盛况并没有如时人所猜测或贬斥的仅为一时之风，反而声势逐渐壮大，更多的女性手握“武器”加入创作大潮，完成从读者到作者的转变，女性作家执笔与男性作家共同书写辉煌多彩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经典。
“强调人应该满足于平静是没有用的，他们必须有行动。”简·爱并非笼中鸟，她从不安于现状，拒绝沦为为父权制服务的附庸，去留都凭自由意志来决定，当她发觉圣洁的婚姻并不平等，昔日爱人罗切斯特渴望以爱的名义逼迫她放弃独立人格与尊严时，简·爱的抗争精神带着她走向了更远的风景；当牧师圣·约翰以上帝与信仰的旗号胁迫她献祭情感、本真与自尊时，她几乎快要屈服于传统男权与宗教权威的双重枷锁，但她最终还是没有妥协，迎来了又一次的新生——跟从内心的召唤，聆听理智与情感传达的使命，接受命运对爱情宣言的试炼。主动抗争打破外在的束缚，富有挑战性地向兼具地理意义和精神层面的未知禁地前行，拥有自身命运的支配权和随时离开舒适圈的心灵自由，是简·爱，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夏洛蒂·勃朗特超越时代的梦想。
二、《简·爱》：狂放的爱情 宣言与失真的女性指南
《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最著名的代表作，简·爱悲与喜的一生，是她的造物者艰难人生的浓缩。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展开故事，使得作者与笔下人物的距离无限贴近，最大程度呈现了主人公的主观世界，读者也得以自由地进入这段苦涩而火热的人生之旅中，她炽热浓烈的情感——“我爱”“我恨”“我痛苦”，和具有浪漫色彩的反抗精神引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情感共鸣。
取适当大小的心肌组织样本,加入适量的细胞裂解液,用匀浆机将组织样本破碎.随后置于冰上裂解样本15 min.接下来,将蛋白样品置于离心机中以12 000 r/min离心30 min后,将蛋白上清液转移至新的离心管中,加入上样缓冲液后100°C使蛋白变性,迅速放入冰中冷却,短时离心.采用标准牛血清白蛋白(albumin from bovine
是什么让简·爱成为“异端”？在196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阿登纳和雪莉把女性表述为一个“失声的群体”(muted group)：长久以来，男性主导下的社会，丧失主体性的美丽花瓶不能自主表达她们的观点和想法，她们的声音被强大的男性话语淹没了，无论从社会语言、日常生活甚至情感表达上，她们都丧失了传播思想的权利和机会。
男性权力关系普遍存在于经济、文化、法律等各领域，性别压迫自然也把控着两性关系，在沉默的女性集体中，只有简·爱敢于冲破罗网夺取主动权，大胆求爱正是她对缄默的大环境发出的第一道充满反抗意味的嘶吼声。
尽管时下离19世纪初已相当久远，文学批评家的审美趣味也几经流变，但数部女性文学作品的光辉并未随岁月而消弭，反而受到世界读者的追捧并走向经典化。深究其叙事中作为言说的女性主体，均能以女性眼光审视自我与外界，即使是聚光灯外的边缘性角色也勇敢追求个体生命质量，质询所处的不堪不公的男权社会，创造了新时代女性真善美的定义，展现了可贵的现代女性意识。这其中，以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为个中翘楚，她们以或细致内敛或激情四溢的文学笔触赋予女性以平等追求爱情的权利，用不完美的女性角色破除形象窠臼，依靠主人公不断的成长和反思来超越客观的性别困境，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
adenocarcinoma，AC)，占女性癌症患者死亡原因的第4位。在世界范围内每年宫颈癌的死亡病例与新增病例约为27.5/50万[1]。近些年来由于对宫颈癌进行筛查、HPV疫苗的应用，宫颈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均明显下降，但AC的发病率仍有上升趋势，尤其是年轻女性[2]。目前对于年轻AC患者术中保留附件及术后补充激素替代治疗(hormone replacement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着现代文明的雏形，但男尊女卑仍然是延续已久的“常态”，以“教养”“呵护”之名甜蜜地剥夺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学习高级技术和进入职场的机会，使之成为身无长物的“房间里的天使”，在经济上只能紧紧依附男性“主人”，被迫降为谦卑的奴才，靠天真造作的脾性和青春甜美的外貌谄媚于人。从此低人一等的观念内化成为女性的新基因，她们自觉矮化性别为男权应声，拒绝掌握自我塑造主体的权利。但简·爱一旦获得学习资源与机会，她紧紧抓牢从不懈怠，从盖茨黑德府的花鸟图鉴，到洛伍德私塾的算数、地理、绘画、音乐、法语等技能，到桑菲尔德庄园不为女教师所展示的书架，再到沼地居德语、印度斯坦语的习得，成为求知若渴的女性励志典范。
“饶有资产的单身男子必定想要娶妻室，这是举世公认的真情实理。”小说《傲慢与偏见》以如此经典的喜剧式反讽为开场白，足以窥见贯穿全文的幽默与讽刺的艺术风格，简·奥斯汀最拿手的题材——择偶与婚姻也在这句话中得到暗示。尽管批评者认为简·奥斯汀的作品局限于“茶杯”中的男女情爱、谈婚论嫁，经几番追逐后终归俗套的大圆满结局，但简·奥斯汀式的小说早已超出了言情小说的社会范围，它细腻地展示了英国习俗、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社会情态、社交礼仪，以及时下流行的婚姻法、继承法等，探讨了女性对世界与自我的认识、女性意识的觉醒等话题，肯定了新女性的理性、知性等美德，是带着写实主义烙印的社会世态小说，也是生动活泼的时代风俗万花筒。
简·爱内心深处的自卑种子自小深埋，随着成年欲望渐生，怯懦、艳羡与愤懑盘根错节，半是示爱半是控诉的呐喊暴露了她的爱情角逐中最缺失的筹码——“一点美貌和大量财富”，外在条件的不足催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近乎固执的自尊心，致使她在爱意的表达上浓烈却畸形。面对爱人，温柔的气氛与亲昵的行为都是简极力避免发生的，甚至热衷于用尖牙利嘴一次次地反驳、刺激罗切斯特，刻意将自己的“硬心肠”和“性格上带刺的地方”在婚前全力展现，实为内心自卑的简害怕婚后丈夫对一无所有的自己逐渐厌弃，反而用强硬态度与张牙舞爪的形象先占得先机。
潮涌的爱意实际上掩盖了两人之间确切存在的社会歧视和精神隔阂。相处过程中，丛生的矛盾却证明了二人内在精神世界实为不相通、不平等的。罗切斯特被双眼明亮、直言不讳的简所吸引，但他没有开诚布公真挚求爱，而是巧用连环计，先是假扮吉普赛女巫以算命借口套出简的真心，后将假婚事宣扬得尽人皆知并假意要将简·爱解雇，送到远不可见的他乡，激得简·爱率先告白。简对代表男性权力的罗切斯特的种种质询，致使隐瞒阁楼妻子的他倍感恐慌，但仍设法蒙混过关，可见他并未尊重伴侣的内心情感，也从未以诚待人。他对娇小可爱的简·爱有无数的爱称——“百合花、爱宠、小精灵、羊羔”，却自称为“牧人”——一个极富宗教与父权意义的称谓，甚至笑称要将倔强的简“拴在一条链子上”以更好地占有妻子。这些生灵迷人却不具有完整的人格，物化的名号使简心中的不安倍增，即将成婚的丈夫的满足的微笑却在简看来十分刺眼，她称其为“苏丹的国王”，却将自己比作“刚慷慨赠以金银财宝的奴隶”，变换的称谓暗藏着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与双方的等级地位。真爱和幸福的花园建立在平等真诚的土壤上，平等的人格和思想催生两性间友爱情谊的花蕊，而埋藏在主客体关系中的阴谋诡计只会使其衰败。
发轫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动摇了固有的社会文化风气和人类生活面貌，占人口数量一半的女性无可避免地被卷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中，各个阶级的女性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财富的增加和工业化机器带来的闲暇使中产阶级女性荣升为“有闲阶级”，父亲、兄弟、丈夫的足够富裕免使女性外出工作，不必像工人阶级妇女一样受人差遣；妻女模仿悠闲有品的贵族妇女生活方式，相对地成为男性社会地位的象征。家中雇佣仆人帮助主妇们料理家务也成为一种风尚，部分女性得以从生产劳动与家庭劳动中得到解放。其次，尽管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理念截然不同，针对女性所设置的教育课程虽不具备实用性，但由于社会风气的放开，附庸风雅也为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赋予一定的附加值，淑女们反而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刘易斯在研究1852年女性小说家时指出：“就所有文学类型而言，小说无论从本质抑或处境来看，皆是女性最能适应的体裁。”尽管在文学艺术圈内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小说仍然被认为是地位低下的文学体裁，相较于精深艰涩、地位尊贵的诗歌，它却更适用于那时妇女有限的教育程度；在创作环境中，它规避了严苛的时空条件，时间零碎的妇女可以茶余饭后在任意场所里增减删改，创造了一个与日常经验生活无限贴近却又能隐匿自身的空间。法国思想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点出了女性对周遭气氛极其敏锐的观察能力，这是她们的优点，也是社会地位边缘化带给女性唯一的一点天赐奖赏，她们在日常会客时没有过多发言权，能言善辩也并非理想的女性品质，于是她们安静潜藏在一隅中尽情窥视，久而久之，描绘气氛、揣摩人性成了女作家的优势。英国女性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得以独占鳌头，乃是双元革命时代的产物。伍尔夫曾说杀死一个“家庭天使”需要一笔钱和一间屋子，而经济迅猛发展、新旧阶级动荡交替的维多利亚时期，便为女性创作职业化创造了无限可能。
基于关键绩效指标选用360度反馈评价的方法，使考核分数控制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实现全面评判员工绩效。考核主体通常不少于6人，对每个层级的考核者赋权，人力资源部主要负责考核过程的监督和控制。同时，参考公司和相关企业的权重设置，最终得出研发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考核主体及权重表。在研发部门，部门经理工作业绩占15%，工作态度占35%，工作能力占35%；项目主管工作业绩占35%，工作态度占15%，工作能力占15%；部门同事工作业绩占15%，工作态度占25%，工作能力占25%；项目组同事工作业绩占25%，工作态度占15%，工作能力占15%；自我工作业绩占10%，工作态度占10%，工作能力占10%。
《简·爱》中不够纯粹的现代女性意识正指向了时代下女性灵魂深处涌动的叛逆与无奈，简对男权社会的激烈反抗也暗示了她将选择的婚姻策略，即冲破一切、颠覆二元对立。女性崛起不易，但左右摇摆的主体价值观也正预示着女性即将走向确立自我身份的天路历程。
三、《傲慢与偏见》：两性互悦的才情对等与精神相契
尽管简·爱不屑于拥有工厂流水线下“家庭天使”所标配的技能：“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钱包”，但Robert Martin 在他1966年发表的书籍The Accents of Persuasion: Charlotte
Novels中所认为《简·爱》不是一部女权主义小说，小说中女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做饭织补的观点，只能是对女人性情本质的认识，而不能认为是要求分工上的平等。简·爱多次在与罗切斯特的谈话中，声明她绝不是天使，也绝不愿做天使，即使死或者成为无生命体的“东西”，也不能沦为被圈养的傀儡；甚至在婚前要求罗切斯特答应她唯一的条约：保留家庭教师的职业，以微薄的薪水养活自己婚后所有食宿开支。然而理想丰满，反抗有限，高呼保持独立人格的简在结尾处，心满意足地宣布自己终于知道“为了他而生活是怎么回事……完完全全是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简重新缩回夏娃的躯壳甘当缠绕高树的菟丝草，主体性沉沦而不自知，同时也将婚前保持一份职业的豪言壮语在悄然中抹杀了。
小说中伊丽莎白敏锐的观察力来源于她的造物主简·奥斯汀，作者身处在妇女被支配、被统治的社会中，却借角色之口充分肯定女性追求知识的热忱，注重以理智教育引导女性重新评价自我。在一场对何为“多才多艺”的讨论中，几位青年男女各执一词。宾利先生以男性旁观者的视角惊奇地发现小姐们全都会“彩绘台桌，张挂屏幔，编织钱包”，而妹妹宾利小姐以捍卫才女之名为己任，鼓吹女子非有以下才能，否则算不上多才多艺：“在音乐鉴赏、唱歌、绘画、舞蹈和现代语言各方面，都必须精通谙熟……除了这些，步态风度、声腔语调、谈吐表情，样样都得地道。”为了获得“长期饭票”所提供的优渥生活环境，女性只好削足适履，按照“家庭天使”的范本打造自己，以容貌姿态和才艺换取男人的青睐，在婚姻市场中为自己“加码”。而如此苛刻的标准不仅深受社会主流推广，更可悲的是它更来自于女性自身的认同与追捧。在现实经济的逼迫下，女性只好温顺地走入男性为她们打造的精致樊笼，最终她们为自己天生只适合待在这样金碧辉煌的宫殿中而沾沾自喜，甚至蔑视、压迫不愿受缚的同类。饶有意味的是通常保持缄默的达西却加上了自己的要求，“必须博览群书，增长见识”，由此将“何为有才艺的女性”的话题引向新的方向。
妇女文学评论家奥尔巴赫认为，《傲慢与偏见》是“一部等待的故事”，伊丽莎白们永远只能在窗台望穿秋水等待男性的主动告白，方显淑女矜持风度。相比之下，当小女子简·爱钦慕坐拥桑菲尔德庄园、地位悬殊的主人罗切斯特，她不屑学自诩高贵的大家闺秀故作冷淡，或善用技巧欲拒还迎，而是勇敢打破娇羞的静默，以一大段燃烧着生命激情的爱情宣言向世俗等级制度宣战：“你以为，就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既没有灵魂，也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这是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说话，就仿佛我们都像已经离开了人世，两人一同站立在上帝的跟前，彼此平等——就像我们本来就是的那样！”绅士淑女携手建造社会规范的藩篱，她视如虚设，轻松跃过。
lady)的标准，伊丽莎白无疑只能被驱逐出列，她所展示的弹唱水平不过尔尔，其他才艺更未曾提起。但伊丽莎白本身喜好读书，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考必然在她目击现实的不幸之后，悄然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和独立意识，正是不同寻常的现代女性光芒使她在庸碌者中脱颖而出。而来自伦敦美丽而高傲的情敌宾利小姐，在达西写书信时，使出浑身解数想让心上人分出一点注意力：夸达西字写得工整又平直，不断要求信的内容必须提及她，或在客厅中兜圈子展示自己步行的姿态。但正如玛丽在书中所设想的场景，“当一个比较有教养的女人竭力转向理性交谈时，那些漂亮女人就会发现，即使是她们含情脉脉的双眸和轻浮淫荡的卖弄风情，也不会在整个夜晚一直引起男人注意。愚蠢的女人用各种各样的挑逗手段——一个描写这种花招的意味深长的词语——来打断一段富有理性的谈话，正是这样的谈话让男人忘记了她们是美丽的女人。”
而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对话虽语带机锋，但因才情对等而势均力敌，在 “短兵相接”中二人惺惺相惜又暗生情愫。
在不少企业管理中，存在着成本控制职能分散的现象，各业务部门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造成了企业预算资金时常都需要予以追加。现在通过财务管理的倒逼功能，其他部门与资金流之间建立相应的能量交换，对资金予以监管；通过业绩考核等方式一方面对业务部门的活动进行了约束，另一方面在财务管理技术支持的指标监控下，确保成本控制的目标予以实现。
五个女儿的婚嫁乃班纳特一家的心头大事，奥斯汀深谙法律在经济财产上对女性的巨大限制，正因为只有男性才能继承财产，才使得妇女无可奈何地被家庭和社会规训为客体。但当能确保伊丽莎白衣食无忧的柯林斯表哥出现时，丽兹因其为人的愚昧可笑且对女性傲慢轻视，而果断拒绝了这桩“好生意”，一个思想独立成熟的女性不屑以依赖男性主体而生存，她有着强健的精神魄力足以坚定地承担生存和自由的代价，而不必以自我为待估商品讨换世俗利益。奥斯汀在无言中教导女性需明智，是因为当具备一定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后，女子才能看清所处的环境，在此基础上，拥有了理智和判断后才能反思与行动，思考妇女问题的根源，之后才能走向女性成长。因此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建构女性主体，也是简·奥斯汀长期致力的主题，寄寓着她对年轻女士得以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的美好期望。一向聪慧机敏的伊丽莎白平生喜好凭借她敏锐的洞察力预先为他人下判断，再将笑料加工为生活谈资，以满足虚荣心，这也是她对荒诞不经的世间百态的抵抗，然而她缺少长姐的宽容和善，又自恃机敏，在小人的教唆挑拨下偏听谗言，失去引以为傲的理性判断，几近错过爱情。而达西凭借万贯家财和显赫家世，内心高傲自负，即使心悦丽兹仍不肯放弃施恩者的优越感，自认为求婚是对贫穷女子天大的荣耀，自恋使其将对方置放在两性情感不对等的天平上。达西不可自抑求爱之时，恰逢两人间的误解达到最深，伊丽莎白不卑不亢的反击促使妄自尊大的达西第一次低下高贵的头颅反思缺陷，以此为情节转折点，两人都开始抛却感性和成见，互相启迪用理智审视自我的不足，共同克服缺点。
“傲慢”与“偏见”相处的迷人之处在于对全知全能的男权形象的推倒，不再居于道德高地以怜悯之心救助或教导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男性与女性拥有同样的智力，也必然都会犯错，同样应担负责任使自我与对方成长为更为健全而独立的人格。正是因为二人在内在精神气质和思想观念的追求上，有着超越浅薄皮相的灵魂和谐，因此即使外在条件悬殊，但价值观的绝对契合与才情素养的互悦，无形中将二人拉近，建立在精神平等而包容的基础上的婚姻，才最有可能为女性带来满足与幸福。这样的安排，正是简·奥斯汀对主流思想的叛逆。
四、女性主义平权的悖论： 对抗的虚妄与和谐的实效
尽管《简·爱》中的女主人公以先驱姿态勇敢反抗男权社会而广受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关注，但其激烈的反抗方式与微弱的反抗效果之间形成了深刻的悖逆，使得文化意义上的反抗降级为虚火旺盛的宣传口号，其在哲学、政治领域自我陶醉式的幻想更显得可笑。而来自桑菲尔德庄园的一场大火和未曾谋面的亲戚留下的一笔巨额遗产，直接颠覆了婚服掩盖下不平等的局势，斗士与她曾敌视的社会秩序做了暧昧的妥协。意外的来临摧毁了罗切斯特的生理优势，那双一旦紧紧握住简便无法逃脱的“肌肉发达的手和强健的胳膊”断裂，失明剥夺了他凝视简的权力(除非在简婚后精心照料下才得以窥见光明)；自此罗切斯特丧失的健康和自尊只能由简来补全。同时，飞来的五千英镑，使得简晋升为有产阶级，与财力上被削弱的罗切斯特势均力敌，从此她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成为她曾惧怕的施舍者。在作家夏洛蒂设计的完美结局中，简以绝对的女主人的身份甚至凌驾于男主人之上，成为象征权威的庄园的实际占有者。简充满隐喻性的婚姻如一场法国式革命，似一阵狂飙突进的飓风，“为了拯救一切的肃清”，达成两性平权的崇高理想，以残忍决绝的手段消灭对手，却未曾动摇性别歧视及社会性别制度，激进的革命尚未获取胜利，又被下一波狂潮拍碎，无数个体的幸福牺牲于无尽的动荡起伏中。不顾一切、无差别地强调性别平等与地位对等，意味着简所代表的女性平等意识观只是建立在男女外在形式“均等”的空中楼阁之上，对理念的背叛反证了对抗的虚妄，成为实践意义上最大的悖逆。
Liberty(自由)这个词，在中世纪与Privilege(特权)同义，即“自由”是指做某事的特权，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上，这也是文明社会主流的契约精神。在奥斯汀的笔下，男性并非是高大真理的化身，女性也可以握有追求爱情的权力。面对顽固保守派的化身凯瑟琳夫人的无理质问，伊丽莎白有礼有节地打破陈腐观念和世俗门第界限；而达西即使被拒婚，仍然为解决伊丽莎白的家庭困难而默默付出，二人也最终扫除障碍、缔结连理。
而在班纳特夫妇身上也可窥见，妻子是独立的个体，在家庭生活中应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两性都应该通过职责的公正履行而换取幸福的权益，如果妻子一味放弃教养责任，子女将走入迷途，丈夫也将庸庸碌碌；而丈夫未为家人考虑，失去其庇护后也可能会使其陷入经济困境。因此和谐平衡的婚姻生活、两性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发挥积极作用，承担责任。而伊丽莎白身上所传递的女性意识又与温和改良的英国式革命不谋而合。英国的自由之战早在漫长的斗争与融合过程中成为传统，双方被彼此改造又得以保留本真，由此在传统和变革中产生一条通往和平、渐进的现代大道，而在此意义上，双方的冲突、融合都是有意义的，斗争与妥协能够超越困境，实现人类美好愿景。
从根本上讲，在男女平权方面，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如果统治者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被统治者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都不算是成功的改良和革命；只有以一种新的自由的建立，而不是以专制告终，才是真正意义的革命。男性与女性共同缔造世界，女性以他者的存在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脱离了“魔鬼”与“天使”二元对立的窠臼后，是否还能避免两性之间无止境的战争？高大的罗切斯特是阻止简保有独立人格的假想敌，为此故事不惜借助大火打败强大的男性对手，没收其生而为人的自主权，最终二人均以失去了部分的自我为代价，换取幸福的幻象，双赢实为两败俱伤。正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中所相信的，两性战争终将只有一种文化选择，即选择和谐相处的“两性伙伴关系”，这也是19世纪著名哲学家、女性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为保障女性权利和社会进步开出的一剂良方。而伊丽莎白在思想上拥有自己的“一间屋子”，追求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她与达西均坚信女性的价值多元，共同承担责任，最终二人在互补包容中拥有双重视域，成长为相互尊重与平等共处的和谐伴侣关系。女作家们笔下混合着现实和理想的美好造物，尽管隐隐透露出苦闷与踌躇的气味，但她们勇敢打破男性附庸的枷锁，对女性价值重新定义，使作品不仅成为时代典范，更以此为媒介在现实人生层面有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他者”观念的内化下，男女生而平等的权利曾经长期被遮蔽，是19世纪以来的女权主义先锋的大力争取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使如今的女性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基本的平等保障。在当今时代，女性主义思想日渐走向多元化，其中，关注男女社会平权背后的实践细节与文化积淀就是一个热点。客观地说，两性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性别，男女具有自身独特的生理、心理特征，建立在差异上的平等才是具有实效性的平等，它最大程度地保有彼此的价值和特性，是对人类来自根源上最大的尊重。决绝而激烈的对抗中没有真正的赢家，男性与女性不是对立的性别，而是互相需要的整体，以对方的存在为生存的前提，“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在充斥男性话语的世界中，女性经过长久的压抑、被谴责、自我怀疑到互相认同，世界开始交织着两种声音，从此对话形成，你我的价值观在追逐中交汇融合。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属性是“人”，因此他们都具有“人”所共有的权利，女权的目标并不是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更不该是消灭另一性并最终取代它的位置，而是确立作为人的女性的权利，唯有肯定本质上的平等即价值平等，才是从根源上寻求两性平权的解决方法。后现代女性主义试图融合差异与平等，倡导两性相互包容的同时保持充满活力的差异性，证明女性主义从来不是死水一潭，相反内涵孕育着无限可能性，与时代环境同步更新、相互促进，不断产生新的方法论和思考视角，以更好指导女性平权运动，发挥其实效性。
当然，不能断定评委“内举不避亲”一定就有问题。问题是，如何确保“举亲”取信于民。对于这个话题，郁达夫文学奖堪为典范。与多数文学奖实行“不记名投票”不同，郁达夫文学奖的最大特点是“实名投票，评语公开”。对于评委来说，可以“内举不避亲”，但要让别人看到是谁投的票，以及依据是什么。对于公众来说，亦不妨将更多评判权交给普通读者。毕竟，文学创作从来都不是孤芳自赏的圈子活动，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不应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