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的平等意识作者：让·鲍德里亚文章节选自《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内容简介这部专著围绕消费这个中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剖析，向人们揭示了大型技术统治集团是如何引起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并在此基础上对阶级社会里的各个阶层重新进行了划分。内容包括物的形式礼拜仪式，消费理论，大众传媒文化等。作者简介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年7月29日-2007年3月6日），法国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家，被称为“知识的恐怖主义者”。鲍德里亚早期的著作关注消费社会的建构以及它如何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意义和活动的世界，并由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鲍德里亚开始关注到媒介在构成后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转而发展他的媒介理论。有关需求的整个演说基于一种天真的人类学：幸福的自然倾向之人类学。在为加勒里或浴场海盐所做的最小的广告后面，用火辣的语言所形容的幸福，就是消费社会的绝对参考：它完全成了拯救的代名词。但是，用这样一种意识力量来纠缠现代文明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因此，这里有必要回顾以下各种出于本能的看法。幸福概念的意识力量，并不是来自于每个个体为实现本人幸福的一种自然倾向。从社会历史观来看，这是由于幸福的神话将平等神话收藏并转化到现代社会之中了。自工业革命和19世纪革命以来，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毒性转移到了幸福上。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制造业大步迈进电气化时代幸福（le Bonheur）首先有了这种意识意义和意识功能，于是在内容上引起了严重后果：幸福要成为平等的神话媒介，那它就得是可测之物，必须是物、符号、“舒适”能够测得出来的福利。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他已经注意到，民主社会的趋势是总想得到更多的福利，以此来作为社会命定性的消除和所有命运的平等。这种独立于众人眼里表现它的符号之外的幸福，这种不需要证据的幸福，作为完全的或内心享受的幸福，一下子被排除到了消费的理想之外。幸福首先是平等（或区分）的要求。从这一点上看，根据可视的标准，它应始终具有意义。但在这个意义上，幸福与集体节日或狂欢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因为它虽由平等要求所维系，但是它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的。而这个原则过去曾得到向每个人（每个个体）明确许诺幸福（Bonheur）权的《人权宣言》的巩固。法国《人权宣言》法文本封面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Revolution Bourgeoise）或简单地说是任何一场原则上主张人人平等但未能（或未愿意）从根本上加以实现的革命的遗嘱继承者或执行者。因此，民主原则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转变成了在物（I'Objet）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这就是地位民主，电视、汽车和音响民主，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的民主。在社会矛盾和不平等方面，它又符合宪法中的形式民主。两者互为借口，共同形成了一种总体民主意识，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了起来。“需求”的概念，在平等的神秘主义当中，是与福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需求反映了一个令人心安理得的目的世界。这种自然主义的人类学，为普遍的平等奠定了希望的基础。其明晰有力的论证是：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交换价值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而且被分化）。需求是从使用价值来考虑的，人们已建立起一种客观效用性或自然目的性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面前，并不存在社会的或历史的不平等。就牛排而言（使用价值），既没有无产者也没有享有特权的人。如果说有关福利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即在财富和符号中表达了“世俗化的”形式平等的神话），那么显而易见，永恒的问题便成了一个假问题：即消费社会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呢？民主有没有实现呢？还是正在实现呢？或者恰恰相反，是否只是恢复了以往社会的结构和不平衡呢？不管人们是否能够证明消费的潜在性会不会实现自我平衡（消除收入、社会再分配、人人崇尚同一时装、在电视上观看同一个节目、大家一起去地中海俱乐部），那都丝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用消费平均化的术语来提出问题，其本身就已经意味着通过对商品与符号（替代层面的追寻），来替代真正的问题，以及要对其进行逻辑的和社会学的分析。简言之，分析“丰盛”，并不是从数字上去验证它，数字只能是跟神话一样的神话。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要用另一种不同于它的逻辑去把握丰盛的神话。当然，分析要求我们要从数字上、从福利的总结上去观照丰盛。但数字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也从来不会自相矛盾。唯有解释才有意义。有时与数字相符，有时与其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发言权留给它才是。理想主义的观点是最根深蒂固的、最顽固的：——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由于无法断言这种全面幸福（甚至是在数字层面上）即将来临，神话变得更加“现实主义”。那是不断变化的理想的改良主义：由于物质增长初级阶段里巨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再加上“铁的工资规律”，收入会变得和谐。当然，那种对持续有序愈来愈向平等方向发展的假设已被一些事实所推翻（《另一个美国》：20%的“穷人”等）。这些事实反映了暂时性的失调和幼儿期的病症。增长在意味着一些不平等后果的同时，也意味着长期而全面的民主化进程。约翰·加尔布雷斯（1908-2006年）因此，根据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不应该再被放到议事日程上。它与富裕和贫穷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尽管有种不平等的再分配，但“丰盛”社会的新结构使这一问题得到了重新解决。剩下的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被排斥在工业体系之外，排斥在增长之外，成了“穷人”（20%）。而物质增长原则本身未受损害；它是均质的，而且具有使整个社会群体均质的倾向。从这个层次上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关于“贫穷”的问题。对于物质丰盛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是“残留的”，是会被增长的增加所吸收的。但是，它似乎在后工业革命时期仍在代代相传。所有为消除它的努力（尤其是美国的“大社会”），似乎在每个演变阶段，都受到了功能性的、使增长重新出现的、某种体系机制的碰撞，好像一个增长惯性的弹簧。加尔布雷思把这种无法解释的贫穷，归咎于体系的失调（无用的军费开支优先权，集体服务跟不上个人消费，等等）。或者说，是否能把推理颠倒一下，认为增长在其本身的运动过程中，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平衡基础之上的呢？在这一点上，他所有的分析其实就是揭示“缺陷”在增长体系中的功能性含义。然而，当他要对体系本身产生的质疑下逻辑性的结论时，却退却了，而用了一种宽容的观点重新调整了一切。理想主义者一般坚持这种悖论的发现：尽管这一切，而且其目的（众所周知，它只能是有益的）被恶魔般的予以颠倒了，但增长还是出现了，还是再次地出现了，而且恢复了社会的不平等、特权和不平衡，等等。正如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里所说，人们会认识到，替代再分配的实际上是生产的增长（“越……最终人人都会有足够的物质”）。但是，这些酷似流体物理的原理，在社会关系中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确切地说，正好与之相反——我们稍后就会看出这一点。另外，人们从中还得出一个适用于“次特权者”的论点：“哪怕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从生产的加速增长中所获得的益处，也远远胜于任何一种形式的再分配。”不过，所有这一切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如果说增长使得每个人开始在绝对意义上获得一笔巨额收入或一大笔财富，那么具有社会学特点的，就是建立在增长中心本身的失调过程，就是巧妙地使增长具有一定的结构并赋予其真正意义的失调率。相较起来，坚持某种极度匮乏或某些次要的不平等现象戏剧性消失的观点，以及从数字与总量上、从绝对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上去判断物质的丰盛，要比用结构的术语去分析简单得多！就结构而言，富有意义的是失调率。在国际上，它表示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增长差距，但也表示着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低工资与高收入之间“调整速度的失控”，高科技凌驾于其他部门，以及农村屈从于城市工业世界，等等。长期的通货膨胀能够掩饰这种相对的贫困化，将所有名义价值拔高，而对功能和相对平均数的计算，则使得表格的下方出现的数据只是部分下降。但不管怎么说，整幅表格上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失调。当人们看到体系以其自身的逻辑维持原状并确保其目的性时，援引这种失调的暂时性的或行情性的特点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人们至多同意，它会在一定的失调率高度上稳住，也就是说，无论财富的绝对量多少，都含有一种系统的不平等。泾渭分明的贫民窟与富人区其实，要走出理想主义者对功能失调这种灰暗色彩的发现之死胡同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承认这里采用的是一种系统的逻辑。这也是超越有关丰盛与贫乏的那种错误的或然判断的唯一方法。就像议会中的信任问题一样，它具有令所有问题窒息的功能。实际上，“物质丰盛的社会”与“物质匮乏的社会”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不管是哪种社会，不管它生产的财富与可支配的财富量是多少，都既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过剩可能是上帝的那一份、献祭的一份，是奢侈的开支、剩余的价值经济利润或享有盛誉的预算。但无论如何，正是这种奢侈的提取，在确立一个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确定了其社会结构。因为它总是少数特权派的特有财产，其功能确切地说是重新产生等级或阶级特权。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平衡是不存在的。平衡是经济学家理想的神话。如果社会状况的逻辑本身并不与之相抵触，那么至少处处可见的社会组织就可以被定位。任何社会都产生差别，产生社会歧视。这种结构组织是建立在（特别是）财富的使用与分配基础之上的。一个社会进入增长阶段，譬如我们的工业社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改变。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一般是生产本位主义）使这种功能的“高低不平”，这种登峰造极的不平衡，在各个层次上趋于合理并予以普及。从人们不再把国民生产总值当做物质丰盛的标准时起，就应当看到增长既没有使我们远离丰盛，也没有使我们接近它。从逻辑概念上来说，增长和丰盛被整个社会结构所分离。整个社会结构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某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某种过去一直是一成不变的“不平等”，今天在增长过程中通过增长又重新出现了。这就要求有另一种增长观。我们不会跟欣慰主义者一道说什么“增长带来丰盛，也就是带来平等”。但我们也不赞同相反的观点：“增长是不平等的制造者”。假如要推翻这样一个假问题：增长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呢？我们会说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增长的本身（LA CROISSANCE ELLE-MEME QUI EST FONCTION DE L'INEGALITE）。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来说，对于特权的社会结构来说，这是自我维系的必要条件。它像战略要素一样会带来或重新带来增长。或者换句话说，增长（技术的、经济的）的内部自治相对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决定性，是软弱的而且是次要的。总的说来，增长的社会来源于能够相互维系物质丰盛（Abon-dance）和福利（Bien-Etre）神话的平等民主原则与维系特权和统治秩序的根本必要性之间的一种妥协。奠定其基础的不是技术的进步：这种机械主义的观点，就是赞同天真地相信未来物质丰富的观点之观点。其实，奠定技术进步可能性的，恰恰是这种双重矛盾的决定论。在当代社会里，推动一定的平等、民主与“进步”进程的，同样也是它。但必须清楚地看到，它们以顺势疗法的剂量出现，并根据其生存能力由体系精练净化。在这种系统中，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功能（次要的、衍生的），与增长完全是一码事。例如，收入倾向平等化（因为平等神话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上起作用）对于增长过程的心理化来说是必要的。我们发现心理化是社会秩序的重新引导者，而社会秩序是一种阶级特权和权力的结构。所有这一切与体系维系下去所必需的不在场的证明一样，反映了民主化的几个征象。而且，这几个征象本身具有表面性，是值得怀疑的。加尔布雷思对作为经济的（因而社会的）问题的不平等程度的减弱感到十分欣慰——他说，它没有消失，而是因为财富不再为它带来曾经蕴含的根本优势（权力、享乐、声誉、显赫）。业主和股东的权力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有组织的专家和技术员，甚至是知识分子和学者！大资本家和其他西铁城加纳的炫耀式消费结束了，大财富结束了：富人为自己制定了一条可以称作次消费（ender-consumption）的法律。简言之，加尔布雷思无意中恰恰深刻揭示了，如果说存在平等的话（如果说贫穷和富有不再是问题的话），那是因为它确实不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事情发生的地点不在这里，价值的标准则存在于其他地方。社会歧视和权力等仍旧占主体，而且渗透到了纯收入或财富以外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收入至少相同并不重要，体系本身能够花重金往这个方向迈出一大步，因为这里不再有“不平等”的根本规定性。知识、文化、责任和决心的结构、权力：虽然到处都会出现财富和收入水平的帮凶，但所有这些标准都已经把地位的外在符号以及财富和收入水平的帮凶，无情地打入价值的社会决定性范畴，归进“强有力的标准等级里。譬如，加尔布雷思把富人的“次消费”与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声誉标准混为一谈。当然，驾驶两马力车子的富人不再令人赞叹，但却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了：通过消费的方式，通过风格，他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从炫耀到审慎（过分炫耀），从量的炫耀到高雅出众，从金钱到文化，他绝对地维系着特权。事实上，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经济特权率下降倾向”的论点。因为金钱总是转化为等级特权、权力和文化特权。但人们应当承认它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它过去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吗？）。加尔布雷思和其他一些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不平等（经济的）不再是问题，这本身却构成了一个问题。他们把经济领域中“铁的工资规律”的减缓速度看得太快了，而且看到的只是这一方面。他们根本不想对这种“铁的工资规律”谈点深广的理论，也不想看到它如何从被“丰盛”（Abondance）所祝福的收入和消费领域，向范围更广的社会领域过渡。实际上，在社会领域中，它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了，而且更加无法逆转。（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