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六学者谈香港未来前景 论辩社会失序根源（全文）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按：非法的“占中”行动是2014年发生在香港的大事，尽管在持续79天后落幕，但其阴影仍在。“占中”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创伤是巨大的，往回看，围绕这场行动，围绕香港的发展和命运，都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环球时报》记者联系采访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中国内地的6名关注香港问题的学者，今天的年终特别报道，为读者呈现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见解。这6名学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副教授吴逢时，马来西亚前总理政治秘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胡逸山，香港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文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学者张建。“占中”爆发的背景原因很多环球时报：对于香港“占中”引发的纷争，有分析称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根源是什么？陈文鸿：表面看，“占中”与反“占中”之争是香港社会各界对普选有分歧，实质却是近年香港社会各种矛盾的爆发。回归17年，香港发展停滞不前，经济结构长期以金融为主，结果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下收入层扩大。在生活压力和房贷压力下，社会不满日增，年轻人的情况更为恶劣，社会似乎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吴逢时：“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个观察一半准确，一半不。“社会动员”是的，尤其是从大规模游行、示威、静坐和公共秩序受损持续的时间看。但“政治分歧”并非只这次有。香港政治过去20年经历了从集权到社会化的核心转变，从殖民政府走到现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政府，政党和公民社会都蓬勃发展。法治，政治架构开放，加上社会力量上升，在现代网络和通信科技支持下，2014年香港社会的动员当然就很迅速，普及面也广。香港目前的经历——政治权力的急速社会化——与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一致。如果能暂时撇开这次争论问题本身的讨论，应该看到香港社会和政治总体发展的一面。卜睿哲：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地位在回归后恶化，并且，恰当或不恰当地，他们将此归咎于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支持北京的富人手中。他们试图通过寻求民主以降低这种集中。他们抗议是因为这是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马丁·雅克：2000年我在构思《当中国统治世界》这部新书时，就在香港生活，同时关注整个中国的变化。所以14年后，看到香港发生的“占中”行动，我有特殊的个人感受。这一事件背后原因很复杂，但我相信多数港人并没有失去理性。所谓“占中”之争，是一些人对于香港目前社会现状的不满所致，加上外媒一些夸张甚至是曲解报道，让更多不明就里的人参与进去。胡逸山：十几年前，我曾在香港陆陆续续生活过好一段日子，坦白说直到现在还怀念不已。爱香港之处，在于香港这种中西合拼、华洋杂处的氛围。然而，也许正因为这种“双重性格”，东西方的各种社会理念免不了会在香港产生一些冲击。法治对上权威、民主对上集权、自由对上专制，各种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也许就在最近的这场风波里都被掏了出来。唯一东西方大相径庭的理念皆深受其害的，也许还是“均富”这一崇高目标无论在华在洋皆未能得以真正体现，在香港尤其如此。张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根据香港的现实情况进行了不断的调整。虽然如此，仍出现了2003年的香港七一游行，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大游行等。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被重点强调，而核心的“一国”则遭遇有意或无意识的忽视。这导致香港在对中央和内地的融合和认同方面缺乏制度上的设定，导致香港在与内地和中央的关系平衡方面出现差异，总以为“你是你，我是我”，忽视自身只是中央管制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港在走向衰落吗？环球时报：很多人说，香港变“乱”了，是这样吗？香港在步入衰落吗？吴逢时：香港并没有“大乱”，已经恢复常规。对于法治、文明秩序的偏好没有减退，社会所依存的基本价值观、文化元素都没变。改变的是年轻一代对政治的理解，对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的理解。2014年可能开启了香港抗争政治的时代，妥协和调解不会时髦，所有政治纷争可能从此都会以社会戏剧的方式展现出来，都要以零和博弈来收场。陈文鸿：不好说，关键要看特区政府未来怎么做。1967年，香港社会发生动荡，港英政府于是推行麦理浩新政，改变殖民地政府一直以来的劣政。首要是肃贪，其次是房屋政策，推动工业的经济政策，包括香港产业多元化政策，使得香港政治社会和经济进入新的现代阶段。在后“占中”时期，特区政府要做的便是相近于麦理浩的新政，加强行政主导。在这方面，政策要落到实处。马丁·雅克：如今的香港衣食住行仍然有条不紊，没有变成曾经的突尼斯或埃及。现行制度让社会有条不紊地运作，这正是“一国两制”合理存在的形象解释。香港在过去十年，总体看仍获得成功发展。环顾亚洲其他曾被用“龙”“虎”等动物形容的国家或地区，可知道世界经济起伏对其打击之大，而它们真正复苏的周期也比香港要长。胡逸山：我不认为香港在步入衰落。反之，如大家能认真、踏实地面对上述矛盾，香港的前途还是光明的。香港人拥有无比的韧力，把逆境转变为顺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前贪腐恶名昭彰，现在廉政建设堪为世界典范;1998年金融危机经济岌岌可危，港府毅然入场扶市击退巨鳄……张建：表面看，香港仍是一个国际性金融中心，依然很繁荣。但香港GDP占内地比例和香港对内地投资所占比例等都在下降。北京和上海的GDP已超过香港，广州和深圳一两年内也将赶超。从这个角度说，香港的发展相对缓慢。当然，香港在法治、税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制度建设方面是有领先优势的。但是，在近年发生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如果不快速解决出现的问题，香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将受到严重影响。绕不开的适应和竞争环球时报：现在人们常常提到香港面临的竞争，新加坡和上海等城市对其挑战有多大？吴逢时：过去15年，新加坡一直在赶超，不仅仅是单纯经济指标，更在经济结构、核心增长行业、高端技术研发、高等教育等方面。我在港新两地的科研经验是，后者的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程度更深，确实建立了一个西方之外的多元文化交流中心;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学科发展更全面，不同专长的学者往来更频繁，学术界不是非左即右、以观点划分立场。陈文鸿：一直以来，香港都稳守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亚洲，东京也未能与香港竞争，上海更不用说，但新加坡的竞争威胁颇大。全球金融已经24小时不停运作。24小时可分成3区：纽约、伦敦与香港三分天下。不过，香港并非不可替代。香港优胜之处在于国际化人才的总量和国际化视野、关系和能力。一旦这个因素弱化，香港便会出问题，跨国的金融体系会找另一个亚洲地点来做24小时的连接。胡逸山：香港与新加坡皆为本区域重要金融中心，彼此不是处在竞争位置，而是相辅相成。香港主要服务庞大的大中华市场，新加坡服务东南亚市场。它们最大的优势皆为拥有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治环境与建设。随着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逐步展开，这两大市场的互动会更频密，港新两地的桥梁角色也会更重要。张建：上海从去年开始建设自贸区，今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落户上海。这两大动力能够很快提升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建设。如果香港不能发挥整个中国金融中心的作用，中央就会更加依靠内地的金融中心。在整个中国全面崛起的格局下，如果香港不把握这个发展机遇，将错失发展快车道，上海就会超过香港。大家都说香港和上海是互相竞争的两个城市。我多次去香港，与港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交流，很多人都提到上海的发展可能会冲击香港。竞争是存在的，但如果两地能够用更多方式进行合作，可能对双方都有利。比如自贸区建设，比如金融中心的建设，大家都互有优势，互有劣势。环球时报：迅速崛起的中国内地必然会导致香港被边缘化吗？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未来应当怎样发展？卜睿哲：香港目前仍在一些领域，如金融、物流及其他贸易服务领域，保持着强大竞争力。香港的成长与中国内地的成长可以相辅相成。这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香港出现问题更多在于香港发展红利的分配不均及因其而产生的政治分歧。马丁·雅克：我不认为中国内地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威胁。中国实在太大，没理由说，只建立一两个中心城市就指望其去支撑全国的经济。香港不是要被上海超越，而是首尾呼应，相得益彰。中国会建起更多行业中心城市或地区，因为中国需要消除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其实，只有将香港故事更多地在中国内地成功复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平衡，而最终困扰香港的一些老问题，也才能够最终消失。陈文鸿：习近平主席上台后，提出“一带一路”的新国际政策，除了南美，囊括全球的新兴市场经济。这给香港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为中外经济来往提供知识型服务，而不只是航运服务。此外，香港应该重启工业化。生产的价值链不一定要在工厂完成。以日本为例，大部分工业设计和销售都在东京进行。所以近年日本人口不断减少，但东京人口反而增加。近年香港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快，可以给香港带来很大机会。20年后的香港什么样？环球时报：能否预测一下20年后香港会是什么样？马丁·雅克：希望再过20年能够看到香港以不同面貌示人，相信“一国两制”会让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联手变成一个更广阔的经济活动区，到时香港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不再是一个门户城市，而是一片繁荣地区的一角，就像一张方桌，让人感到稳固，而不再有独木难支的担心。卜睿哲：这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的猜测是，如果香港能且只有做到以下几点，它将保持今日的面貌：A.像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便成功做到的那样，继续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B.香港改革其自身的经济体系，以减少权力的集中，让香港成长的红利为更多人分享;C.香港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治理体制，将高效廉洁的行政当局和民主遴选长官的机制有效结合起来。总体说，香港必须做好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改革。如果只做好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没做好，结果都将不会令人满意。如果两方面都未做好，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陈文鸿：我预计，香港与广东将会形成一个大珠三角地区，成为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大都市，但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会比广州高。胡逸山：(香港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大都会，居民仍然勤奋上进，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唯在均富与宜居方面尚有很大改善空间。张建：按照国家规划，20年后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香港能够抓住机遇，未来其地位将像纽约之于美国。但如果香港还是不断出现社会问题，或者出现一系列政治运动，香港将错失发展机遇，将可能不仅不能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城市，就整个中国来讲，它的重要性也将下降。就像特区某位官员说的，香港可能仅成为珠三角地区的一个领头城市。(本报驻香港记者 凌德 本报驻英国、美国记者 纪双城 翟翔 本报记者 杨澜 屠丽美 张倍鑫) (原标题：中外六学者谈香港未来前景 论辩社会失序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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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缉宪
　　前面两篇谈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目的是让内地的朋友从更多方面了解香港。这篇聊聊政治。我不懂政治，而且，香港政治在内地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但我还是要作为一个普通香港市民来聊，因为即便是不懂政治的小小百姓，也时刻感到，如今的香港已变得非常政治化，什么事情都扯上政治。而要从困境中走出，必须解开政治上的死结。
　　既然是作为一个不懂政治的小百姓来聊，如果讲错了什么，就请读者多多包涵。
　　一国两制
　　邓小平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从体制上找到了一条最大公约数的公式，来解决香港回归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而在实施这样一个高相容度制度的过程中，每个“分子”――利益团体，都以对这个制度的不同解读，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回归前我以为，随着时间推移，两个制度会越走越近，用不了50年，就可以完成过渡。直到2014年“占中“（占领中环）发生，我才和很多人一样感到，要完成一件如此艰难的融合，50年大概真是合适的时间尺度。
　　于是，我也才再次认真考虑，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
　　先说“一国”，尽管有一些港人坚持说其心目中的一国仅是中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点虽然在认同感上是问题（后面会再提及），但在法律上不是问题：一来基本法讲清了什么是一国，二来回到人民共和国以前的中国也不可能。
　　不过，“两制”，就不是那么清晰。“两制”确保的是，在内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基本法并没有说“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当香港从香港人统治时期的英人治港转变为“港人治港”，从总督转到特首之后，政制体制如何变革，在基本法里虽然有规定，但基本上是原则性的。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在任期间，感觉上与回归前变化确实不大，貌似“马照跑、舞照跳”式的资本主义在继续。但这个特区ZF的性质发生了实质的改变。因为“斗争的对象”不同了：以前从中央ZF到香港的所谓“亲中”人士和团体是要与“港英ZF”做斗争的，但从此以后变成了特区ZF的“强大后盾”和“建制派”；相反，过去支持西方统治的一些个人和势力变成了反对派，天天盯着特区ZF，看它“衰”在哪儿。这样，特首和特区ZF作为“港人治港”的港人，到底代表哪种港人，哪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港人，就成了回归后的政治焦点。从此，特首成了香港最难干的差事。
　　第二任特首曾荫权上台之日，就说了一句标志性的话-“打好这份工”。不过，事实上这是一份不可能打好的工，除非，国家的意志与香港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为什么国家意志与香港大多数人的想法会不一致？
　　香港人的想法是什么？
　　前一篇已讨论到，谁是香港人是个问题。那么，谁代表香港人的想法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中环价值”这个有意思的词，本由台湾著名人士龙应台女士提出，认为香港人乐于向国际呈现的，是建筑物雄伟、店铺华丽、英语流利、中产阶级打扮光鲜，「在中环的大楼与大楼之间快步穿梭」的形象，也就是「中环」形象和价值代表及垄断了香港。在代表香港的中环，「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里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指针。」。
　　不过，除了中环，香港也与很多国际都市一样，有市民蜗居板间屋、新移民语言南腔北调、穷人衣着褴褛。《大公报》认为，“中环价值”不仅象征商界，也象征中产阶级，本港大部分税收来自商界和中产阶级。于是，否定“中环价值”，也就是否定商界和中产阶级。不过，这种看法并非得到很多港人的认同，他们更认为它只是‘港式金权政治’，就像你不能说华尔街价值代表美国价值一样。
　　不同于“中环价值”， 日，在香港出现非典、政治和经济陷入低潮之后大约一年，近300位来自香港42个不同专业、学术界人士在报章联署《香港核心价值宣言》，提出：“香港在过去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港人不懈的追求造就了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文化，而支撑这些经验和文化的，是港人引以自豪，也与全球现代化文明接轨的一些体现香港优势的核心价值。它们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愈来愈多港人亦已认同，在追求生活质素提升的同时，也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价值，强调公民参与，致力跨代社会公义，寻求人本的经济发展，并重视环境保护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当时几乎所有本地报纸都以商业广告形式整版刊出了该宣言，相当震撼，之后也有很多讨论，包括时任特首董建华也公开表示，香港ZF和中央ZF皆致力维护融合了‘务实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法治；平等机会；自由企业；市场竞争；个人创意；尊重私人财产；多元文化和社会；开放、小规模和廉洁的ZF；社会和谐；孝道；家庭观念等’(见郑宏泰等：”十字路口前 再思香港核心价值”，《信报》日)
　　再之后，现任特首梁振英在其2012年特首选举的胜利宣言中说，“法治、人权、诚信、廉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八个元素，构成香港的核心价值。2014年10月底，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民调报告，电话采访了804名成年市民，得出他们对以下11项不同核心价值的认同程度：
　　该问卷反映的情况是，法治和自由最重要，之后三位依次是公正廉洁、民主和社会稳定。其中没有一项最重要核心价值的比例超过半数，也就是说，香港的核心价值其实多元多样――这与香港融汇华洋中西、强调多元包容的历史和文化十分一致。
　　至此，读者已经发现，关于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应该长什么样，香港人的看法在什么地方一致，什么地方不同，以及代表中央ZF在香港行使管理权的特首在这个核心价值提法与所谓香港核心价值的差别。
　　民主与选举：香港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
　　常常听到有人说，1997年回归以前，英国人统治了那么久，没见到今天香港嚷着要民主的人，有过在民主方面的诉求。以我个人在香港二十几年的观察，第一，确实没有几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争取民主，特别是今天那几位“泛民主派”首领。第二，前面那个民调报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当下的民意：法治、公正廉洁、自由，这三个价值点最重要，但民主和社会稳定也非常重要。第三，我理解的民主，是ZF做的事情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而这种代表性需要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即香港这20年来经常在传媒中看到的一个词――“认受性”。不过，也许这就是我这个政治外行的小小百姓对民主的理解或误解。
　　本地很多“泛民主派”人士，说自己是把民主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他们的说法，当选者将来做的事情有没有认受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有认受性，即所谓程序正义。
　　但是，这个过程究竟设置成什么样，才算“真民主”，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否则也不会出现“泛民主派”这个词――它的含义是，在反对目前这种选举过程的各个党派内部，还存在各种从相对不激进到比较极端的分别。而其共识在于，要扩大与改变现有的候选人提名过程，因为一人一票的普选是否真普选，取决于候选人的筛选过程。而所谓“建制派”就是基本认同现有挑选候选人机制的党派。显然背后有种种政治利益。
　　当香港在渐进走向民主，但又一时达不到泛民派要求的时候，就有认同该派的法律系教授提出，通过“公民抗命”，例如占领中环（“占中”）这种做法，来“违法达义”。
　　2014年9月底到12月初，七十天的“占中”，彻底撕裂了香港。政治争拗走到一个不能妥协的地步，是最失败的政治。无论泛民派还是建制派，事后都清楚，这是双输的局面。而今天，一方面，泛民派议员们越来越常用“拉布”（即用上百个故意制造的小提案，消耗掉会议时间，让需要通过的重要议题无法按时表决），降低ZF施政的效率，并提出撤换现任特首作为与ZF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从泛民的内部分离出一小批人，打起“本土”和“内部自治”招牌，形成港独势力。
　　作为一个小小百姓的我，对用“占中”这种“违法达义”的手段非常反感，因为它直接违背了香港核心价值中地位最高的法治精神。但同时我不能理解，候选人的挑选过程，为何不能改进到一个最大公约点，即香港各派别和中央都可以认可的方式，达至2017年实现普选这样一个很多港人期盼的未来？在我个人看，早普选，就可以早些结束香港特首的认受性问题，而且适当的候选人筛选过程的改变，并不会导致一个中央ZF信不过的人上台。因为香港选民不傻，他们是不会让破坏自己基本利益的人上台的。
　　本文一再提到“认受性”这个内地读者非常不熟悉的词，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国两制”这个特定政治体制下，香港ZF可以顺利施政的基础。一个候选人最后成为特首，得到中央ZF的任命和背书，是一种从上而下的“确认”，特首要对中央ZF负责，因此这个确认是必须的。而在香港社会，一个领导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与接受，这就是认受性。而在出现了大量党派、主要传媒又都有党派立场的情况下，普选才能解决这个由下而上认受性的问题。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英国港督管理的时期没有认受性的问题？我想，大概是三个原因。第一，那个年代，“发展是硬道理”的港人对政治没多少兴趣，也没有太多人有民主意识；第二，当时的英国ZF，对香港采用一种放任的管理，比如经济上的积极不干预，放手让香港自己去，结果港人自己倒是把经济搞得风生水起；第三，从经济上，香港虽对英国有很多利益，但政治上，香港与英国本土政治没多少瓜葛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这三个原因，让港督在很多事上扮演个好人就行，自然不存在太多认受性的要求。
　　特首的情况不同。香港回归以来，我看到了两个关键点。第一，任何一届特首，其施政中成功的地方，都是得到了来自上下两方面的支持，否则往往失败。第二，反对派清楚知道，在未来多少年内都不可能执政，因此，他们现在做的一切，不论支持某些有利民生的提案，还是阻挠一些其他、通常涉及长远投资的提案，都是为了争取民心；而认真研究香港长远发展的具体方案，除了2007年参加竞选感觉有机会的一次，在梁俊杰先生的大纲中出现过，之后再也没有进入过他们自己的议事日程――因为在这方面花精力没有意义，而批评ZF，甚至证明ZF做错了，对他们最有利。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政党、唯独不可以有执政党的诡异政治环境下，不论特首本人是什么样的能人，ZF都变得小心翼翼，虽然不至于不作为，但很难“适度有为”！为香港的长远未来考虑更不可能是主流。我很心疼看到这样一个死结！而它已经折磨了香港好多年！
　　近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访港，并与泛民代表见面，后者又提出撤换特首的要求，作为化解目前死结的方式。但是，泛民派的一位“公知”却在报上指出，他们大律师身份的领袖让中央撤换特首是违反基本法的，因为基本法规定，中央ZF有任命权，并没有撤换权！要求张撤换特首，实际上就是默认了目前这种不民主的体制！看到这里，我笑了：多么荒唐的香港政治！
　　香港人有中国心吗？
　　1984年春晚，张明敏唱出由黄――这个非常香港的香港人作词的《我的中国心》，让当时全国都深感港人的中国心。曾几何时，爱国是一些香港大学的学生会青年领袖努力表现自己的方式。而三十多年后，同样是港大学生会，有人在热衷港独。这大概出乎邓小平先生的预料。
　　到底这三十年发生了什么，让某些年轻人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找答案，我查阅了唯一一个1997年以来每年都做的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电话问卷的统计资料。该统计机构本身有争议。我采用它的数据，主要的考虑在于，它是在这方面唯一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统计调查。
　　不过，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该统计数据的几个重要特点：1)采访仅用粤语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不愿或不懂用粤语交流的住户都被剔除；2）电话仅限于某些电话公司的住宅电话，也就是说，没有住宅电话的居民不会被问到；3）采访对象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那么，这近二十年下来的数据有可能反映不同群体的看法，比如现在一些被访者当年还不够年龄。
　　问卷的核心问题是：“你会称自己是：a)香港人，b)中国人，c) 香港的中国人, d)中国人的香港人，e)其他，f)不知/难讲，g)拒绝回答。”其中，前四种身份被认为是判断香港人对“中国”概念认同的关键。
　　香港某些报刊在刊登该机构对这个分析结果的解释时，把“香港人”和“中国的香港人”放在一起，称为“广义香港人”（下图中的棕色线），把“中国人”和“香港的中国人”放在一起，称为“广义的中国人”（见下图中的暗绿色线）。不过，以我对这个问题的中文表述的理解，即使是称自己是中国的香港人，也意味着他或她清楚知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一个上海人可能会说“我是中国的上海人”一样。
　　因此，我用同样的数据重新分类，把“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放在一起，将其视作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一个群体；另外，把会称自己是香港人的，当作另一个群体（见下图）。
　　如图中所见，从1999年到2008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的比例一直在上升，最高达到81%；但从2008年开始，情况出现逆转，到2015年跌到59%。这不是统计误差或前面提到的一些调查方法的局限性可以完全解释的。希望相关专家学者和ZF人员，对问题的原因做深刻的分析。
　　有人认为，2004年到2008年，发生了很多让港人感到了自己身体里是流着中国血的事件，是港人最认同“中国”的一段时间。其中包括钓鱼岛事件（我认识的一位香港的中学退休老师亲自上了船，去那里宣誓中国主权）、四川地震（血浓于水的港人捐了很多钱）和北京奥运会。并认为那时有一个属于比较纯行政官僚的特首。但这些或许不能解释后来的变化。是自由行的负效应？还是对内地一些宏观政策的忧虑？我不懂政治，也不懂社会学，不会解释。放在这里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不过，2007年到2012年期间，香港发生的一件事，与港人对国家归属感的降低应该有关，就是所谓“国民教育教科书”事件。香港回归后，推行国民教育，以达到去殖民化的目的，是理所当然。ZF定下目标，希望通过国民教育，让中学生对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功产生自豪感。这本身不应该是什么难事。但是，ZF没能把握，如何在信息完全开放的社会，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史。
　　在香港，不可能按照某一套给定的历史为蓝本，来进行课堂教学或国民教育。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里的很多学校，一个国家或世界的历史，不是按照一本教科书来教的。我儿子告诉我，在实行“IB”系统教学的中学里，历史课大纲的要求，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分数，是放在能否正确查找和判断历史资料，来寻求历史的真实性上的。他们做作业，就是要努力寻求各种角度和不同立场的当事人所留下的历史记录，然后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解读。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任何一本历史教材，不论其是否政治正确，都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标准教材”。其实，让香港青少年一代，从不同角度去了解中国过去一百年如何折腾，他们才会明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真正有了长足进步，也会更明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艰辛，从而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二个原因，或者说问题，还是出在对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上。今天中小学校老师的父母或祖父母一辈，有很多是1949年前夕和1966年文革期间来到香港的。这些人毫无疑问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种认同，就像我们说香港“回归”中国，南海诸岛、钓鱼岛和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一样，指的是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中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港人本属的民族与文化。这一点，不论1997年还是现在，都一样。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想，邓小平先生当年英明地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初心就建立在这种理解上：希望见到香港与内地制度上的主要差异在半个世纪磨合中逐步消失。现在，时间过了三分之一。我们见到了：（1）有两地越来越接近的方面，比如经济制度，内地正式提出了以市场为本的经济，而香港不少人也从金融海啸的浪潮中意识到撒手不管式的自由市场并非最好；（2）也开始有一些接近的迹象，比如法律制度――习近平主席最近一直强调法治社会的重要；（3）但还有一成不变甚至分歧变大、离初心越来越远的情况，比如港人在中国身份认同上出现了退步。因此，我觉得，这方面首要的是，回到建立对中国国家、对中华的认同的工作上。这才是初心。
　　在更多场合让港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解开目前国民教育不力的一把钥匙。比如，“温良恭俭让”这些在台湾和内地都认同的价值观，也被很多港人认同，这恰恰体现了他们的中国心。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与港人那一套基于现代西方文明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不矛盾，更可以融为一体。
　　这一篇就到此，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斗胆侃这么多已经是罪过了。下一篇漫谈一下我对未来香港的展望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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