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入手处
李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入手处
【核心提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绝非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在我看来，至少存在如下领域（肯定不止这些），已经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入手处。第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第二，人口：从癌症到红利。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第四，破解发展的“双缺口”。此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由于现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难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些现象更遑论开出救治药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状况，客观上为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由于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事实上同西方经济学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经济学家很可能提供中国式的界说和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从而使自己跻身世界一流。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不仅再次集中阐述了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方法和实现路径，更首次面向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殷切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并做了专题发言。最近，本报记者就相关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1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牢记根本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对于习总书记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何体会？　　李扬：备受鼓舞，更深感责任之重大。据我记忆，习总书记首提“政治经济学”是在2014年7月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上。那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自那以后，他先后在政治局集体学习（2015年11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年5月）上，连续不断地阐释这个命题，强调的重点也从“学好用好”深化为“坚持和发展”，这一次，更增添了“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内容。两年四论，可见习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重视，对中国经济学家期望之殷切。　　习总书记在论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两个要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我以为，以上两点是建立、发展和完善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不二法门；是所有致力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力求对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牢牢记住的根本方向。2掌握科学方法总结中国实践《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中国实际，您认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应该从何着手？　　李扬：一是掌握科学方法，二是总结中国实践。先说方法。　　一般而言，方法论指的是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手段、途径、工具和桥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用科学精神和严肃的学术态度去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导向、批判精神、实践第一、探索规律、融通古今、与时俱进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表现。　　说到方法，习总书记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此次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两次以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为例来说明其重要性，他说：《21世纪资本论》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我体会，在这里，为习总书记所称道的方法，就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丰富的历史文献、周全的统计资料、严谨的数理分析和严密的理论逻辑。　　说到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有更多的体悟。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科学方法不断被用于社会实践，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不断赢得民众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还在上升期的19世纪创立马克思主义，依靠的是科学的魅力；列宁在流亡中写出推翻帝国主义的檄文，靠的是科学方法的穿透力；毛泽东在暗夜如磐的旧中国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领导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仍然靠的是科学方法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运用这种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缜密严谨、鞭辟入里的科学方法，深入、系统探究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然”，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创立并征服了世界。　　我认为，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界“必先利其器”，首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和科学方法，张扬科学的大旗。3从成功实践入手是唯一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否已经具备了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李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绝非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鉴此，习总书记明确指出：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将这些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体系，是发展我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唯一路径。　　在我看来，至少存在如下领域（肯定不止这些），已经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入手处。　　第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国际经济学界一致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是三千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此，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是因为那里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是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实现的，继而实行了宪政，在意识形态上，则归功于启蒙运动，等等。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研究而且可能产生世界影响的论题。按世界标准，中国的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但我们显然走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工业化既有如改造国有经济、推行“承包制”的体制变化，也有维持全民所有制、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等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国有经济的有效转型，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抽象概括出其中的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必定可以对世界的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而且，这一贡献还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具有借鉴意义。　　第二，人口：从癌症到红利。　　近两年来，人口红利是人们讨论的热点之一。意思大约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机制层面而论，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最大。然而，我这个年龄段的研究者都刻骨铭心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构成我国人口红利必要条件的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是被众口一词地判定为中国经济发展之“癌症”和“死荷重”的。当年的癌症如何转圜为如今的红利，转变的技术条件、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等，显然具有极大的挖掘价值，由此形成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将向世界，特别是向广大亚洲和非洲国家，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　　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公民社会不得不忍受的负担。理想的情况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此对应，从“单个的人”出发，基于所谓“理性人假设”，伴之以“看不见的手”，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得以建造并发展起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良治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任何不怀恶意的人都承认：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是，囿于西方经济学，很多人在极不情愿地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却都认为，这只是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一旦越过这一阶段，中国还须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却。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就连那位曾妄言“历史终结”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独特经验，认真从体制机制角度分析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构造一个从全局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有利于促进政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行为规范，再进一步构造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守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　　第四，破解发展的“双缺口”。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门大的分支，专门研究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理论，说的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口：一是在内存在储蓄缺口，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因此，破解此“双缺口”，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并最终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这次危机证明，虽经长期、大剂量地服用西方经济学的“药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双缺口”依然故我，终须仰发达经济体之鼻息的状况仍未获得改善；全球经济衰退的长期持续，依然宿命般地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人们在叹发展中国家之不幸的同时，也都信服地承认：自1994年开始，中国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摆脱了“双缺口”的束缚。正是依凭充裕的国内储蓄，中国经济如今才可不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冲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这个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由国内向国外（全球化）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支撑，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这是一个世所公认的奇迹。认真总结这个奇迹，势必能形成一套极具说服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这套学说，一定能对后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经验。4为全球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中国式解决方案《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均遇到了大量新问题，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是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习总书记在此次座谈会上也对培养国际一流经济学家寄予厚望，您认为学界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李扬：是的。此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诸如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千年不遇的低利率（负利率）局面，投资小于储蓄态势长期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持续下降，以及人口结构恶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失效，等等，都是人类社会数百年来未曾遇到过的。由于现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难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些现象更遑论开出救治药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状况，客观上为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由于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事实上同西方经济学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经济学家很可能提供中国式的界说和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从而使自己跻身世界一流。　　但是，机遇是降临了，能否抓住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则是另一回事，这对我们的的确确构成了严峻挑战。老实说，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都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需要有基本理论的创新，而想要在基本理论上产生创新性成果，殊非易事。说到根本上，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正如习总书记尖锐指出的那样，是尚未提炼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因此，中国经济学总体上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毋庸讳言，要克服这些根本性缺陷，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经济学家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牢记习总书记高瞻远瞩的阐述最为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因此，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我以为，只有认认真真、不打折扣地践行习总书记的这些指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能形成并对全球产生影响，中国的经济学家方能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原题：坚持马克思主义 总结中国实践——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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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等。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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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日闭幕，2016年中国经济部署及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落定。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会议公报发现，会议不仅在落实“十三五”规划部署、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做了部署，还就明年政策取向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作出了安排。
会议对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基本背景作出了定调，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在此基础上，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亮相。有专家认为，这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思路与以往有极大的差别，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中国经济未来的政策部署和考核指标都会发生改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各项部署，其实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他表示，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奔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去的，“这就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要求这一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前阶段的具体体现。”
而在具体的改革领域上，本次会议提出的国企改革、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和社保改革等四个方向，也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有望将具体经济发展任务和最近官方多次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在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习近平就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北京日报》署名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的文章中，作者认为这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重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揭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推进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明确回答了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概括地说，就是为了能够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文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重在掌握科学分析方法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而社会经济规律，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各个社会都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规律，特别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生产力自身循序渐进、波浪式发展、科技创新起引领作用的规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关系的规律；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规律等。
二是多个社会形态存在的商品经济规律，如作为其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价格运动规律等。
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自我扬弃和转向新的社会制度的规律。
四是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这是更重要的方面，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努力研究、发展和创新的领域。也正是习近平同志强调提出的要求：“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上述文章作者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文中从两方面举例：
一、有些创新内容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直接衔接，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可以明确看出，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与流的衔接关系。
二、有些发展与创新的内容，如“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作者表示，这些内容似乎就不易看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哪个基本原理相衔接。“其实，这依然与社会主义本质的两大环节相衔接，即怎样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增进人民福祉、消除两极分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作者分析。
12月2日，光明网刊发的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署名文章《以改革开放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洪银兴认为，我们不仅要增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还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发挥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并更好回答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能只是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还应指导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北京日报、光明网、人民论坛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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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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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概括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成果。
原标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中包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指导思想就是总书记所指出的：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概括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为什么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以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以上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可作如下规定：它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但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还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它提供思想教育教材，解决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不仅仅是思想教育教材，还要为我国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经济理论指导；它要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但不仅仅是当批判家，还要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突破从生产力成为研究对象开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坚持这个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客观规律，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根据《共产党宣言》，任务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原因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其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只是生产关系改革和调整的实践，还是发展生产力的成功实践。这表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
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是限于生产关系，而不进入生产力领域，会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作用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各个流派的经济学都在抢夺发展生产力领域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不占领这个领域，也就失去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指导权。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会牵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系列突破。对生产力，研究什么？邓小平说：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习近平说：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所谓解放生产力，就是根据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推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属于生产关系层次的改革和完善。解放生产力是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等等。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发展和保护生产力，涉及的是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增进物质财富，后者是增进生态财富。尽管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但它不能代替对发展生产力的研究，因为发展生产力有自身的规律，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就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几个方面正是研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论依据。不仅如此，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创造的“中国奇迹”，也需要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总结和概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需要把握好多种资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就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我国在改革中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基本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创新和发展的。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话语体系也应体现这些要求。首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中挖掘系统的发展生产力理论，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劳动生产力要素的规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分，科学技术的作用，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等理论范畴和原理，构成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话语。其次，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世界性问题，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以增长为对象的增长经济学（包括新增长理论）不乏有积极的成果可以为我所用。这些范畴和理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使中国的发展理论同世界流行的发展理论进行客观的比较并为我所用，但也有个中国化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中国化要求就是人口大国的实际，刚刚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以及共同富裕的要求。第三，讲中国故事，体现中国智慧，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需要用中国的理论来进行总结和概括，而不可能用西方的哪种经济学来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列举的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已经提出的独创性观点，如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通过回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重大经济发展问题实现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从发展的阶段性考虑，与低收入阶段所面临的克服贫困为重点的发展问题不同，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主要涉及：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补齐发展的短板问题；人的发展问题。回应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系统化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创新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是对经济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其中包括：一是创新经济发展目标理论：发展目标不可能是单一的增长，不仅是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增加社会福利都要体现共享发展的要求；二是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不仅是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还需要创新发展方式，注重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三是创新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现代化，更为重视人的现代化；四是创新保护生产力理论：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最适宜的方式影响和介入自然，可以换取自然对生产力的最佳反馈。其次是寻求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关系的着力点是研究经济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功能不仅是在生产关系层面上通过改革寻求发展动力，还要在生产力层面上寻求发展的新动力。针对曾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要素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动力明显衰减的状况，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转换，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寻求新的动力。总之，将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三个层次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系大学原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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