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天地用经济学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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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 ──中国经济学的难堪和痛苦(2)
四 经济学是门实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随着改变。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生吞活剥地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结果弄出了一堆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也就是一些糊弄人的伪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唯一被认为在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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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经济学是门实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随着改变。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生吞活剥地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结果弄出了一堆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也就是一些糊弄人的伪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唯一被认为在体系的博大上堪与马克思媲美的熊彼特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经济法则’确实比任何自然科学的‘法则’缺乏稳定性,它们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结果,忽视这个事实曾经造成了许多损失”。我觉得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者应该好好想想这一段话。中国经济学界确实需要进行检讨,因为再不为中国经济学理论贡献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只是拿着西洋枪棒在中国乱舞一通,慢慢会丧失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发言权。经济学不应只是“屠龙术”。  笔者目前是学术界的“在野派”,不是那个“饭碗集团”的成员,生存状态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但也正因为已没有丝毫利益动机,倒还将有些问题看得透彻一点。对经济学在中国之所以闹哄哄地花样百出,却大多是全无实用的花拳绣腿之病根所在,笔者就看得较清楚。  笔者在1996年3月号的《读书》上发了一篇“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文章,可惜不少人没看出在那篇充满了隐藏的文章中,笔者到底要说什么。如果说那时还说得不够明显,那笔者就在这里明明白白强调一条:中国的经济学需要引回人类关怀!  没有人类关怀精神的博大,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才会在过去那些年里,竟忽视了“分配”的公平规则,忽视了“腐败”在资源分配中的巨大作用,而一再强调“腐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选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才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几乎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自发私有化”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视而不见。   只想到上“条陈”“奏折”,就不会愿意去正视这样的事实:生活中的分配法则早已被扭曲为凭权力、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在这种分配法则下完成的!  现实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惩罚已经够多了:忽视地下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并不包括地下经济在内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的所作出的种种分析预测,因为其失去准确性而陷入空论,进而使人们对“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开始质疑。回避国营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去谈压在国有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等问题,永远使国有企业的问题无法得到真正解决。不去正视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润滑油,就使经济学者对现实的许多解释成为一纸虚文,最后使经济学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丧失信誉。而高踞学术金字塔顶端的经济学家们可能没想到,“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冈纳.缪尔达尔语),和别的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建立荣誉金字塔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  缺乏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亦即缺乏现在通常所讲的“人文精神”,一个国家就算是获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推动社会发展。而联合国早在1959年就已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均衡的问题,这种意见后来日渐发展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概念,那就是确认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并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贫困、恶劣的劳动条件、家庭及地域共同体的解体等等)的手段,把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称之为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如此重要:许多经济变革都是通过社会结构构成要素的变化才得以发挥作用。  缺乏人类关怀精神的经济发展,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广东、浙江农民的富裕已让人看到了残缺发展的活生生样板。生活在沿海已经数年,我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物资充裕,那么广东沿海及浙江温州一带的农民已经非常富庶,现代物质文明所能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都应有尽有,包括买台奔腾586回家玩游戏。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些农民们已经“现代化”;现代化甚至也不是现在所谈的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人均住房等一切有关金钱、人才、技术的总和。因为这些指标在广东沿海几乎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个地方已完成了“现代化”。在反复思考以后,我终于悟到一点,一个富有的社会,如果缺乏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如果缺乏对社会批判力量的博大包容,缺乏对除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追求,那些财富最终只会被用在一些对社会有害无益的追求上,如吸毒、赌博、玩女人、花天酒地、造豪华阴宅……,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社会,无论对其怎样宽容地进行评价,都不能认为这种状态算是完成了“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有其特定的精神内容,没有精神追求的富裕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这是历史对素质低下的暴富者的惩罚,也是对片面强调物质现代化的社会的惩罚。因为这些个人、这个社会缺乏人文精神的薰陶,已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感和羞耻感。美国19世纪的经济学家韦伯伦还写出了一本《有闲阶级论》对素质低下的有产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促使美国早期资产阶级努力改善自己的形象。  上述这一切,都是中国经济学需要面对的转型期社会问题,而中国经济学的困窘就在于它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如中国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少人为什么不能用财富为社会创造一些有益的东西?公平与社会正义应如何体现在分配法则中,以及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这些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不但需要强大的科学理性分析,更需要充满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没有两者的理性结合,就不可能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的成因和实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至今弄不明白,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没涉足这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到底是缺乏勇气,还是缺乏智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在一片混沌之中,毕竟也还有一些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情。在各种西方经济学理论(严格说只是皮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景中,中国的经济学界还是有一批比较敏锐的学者已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悟出,经济学如果扬弃了它的社会科学本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技术分析工具,不注意经济动态过程包含的制度、文化等因素变迁,不注意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内在依赖性,就无法正确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因为事实上,并不是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经济如此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近年来倍受重视、以研究经济现象和社会制度内在关系的“制度学派”的著作被零零星星地介绍、翻译、出版,尤其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更是被反复介绍,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条件及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诺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制度创新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而是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  经济学这颗“皇冠上的明珠”到中国如何才不至于黯然失色,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对上述理论的参悟程度和实践精神,化生吞活剥为因地制宜的创造。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为了研究东南亚一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曾在南亚和东南亚一带进行过长达15年的实地考察,写出了《亚洲的戏剧》和《世界贫困的挑战》这些充满了人类关怀的传世之作。1974年,他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一道,因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共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大师对经济学的不朽贡献,就在于他们重新将经济学引入了一个广阔天地: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
五  中国的经济学者现在需要做什么?说穿了,其实也不需要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刑天舞干戚的精神,只需要大家不划地自限,坐在书斋里根据那些经过过滤的材料数据去研究,而是脚踏实地深入民间调查,一个一个问题地进行实证分析,这样就算是达不到对未来经济走势的科学预测,也至少可以做到对经济现实进行客观实在的分析。要知道,没有对所处社会的深切了解,就根本不具备在经济学界纵横捭阖的资格。应当正视这一点,经济学在中国还处在拓荒阶段,西方的经济学产生于那个特定的社会,其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只对解决本土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效,生吞活剥地照搬到中国,除了能在纸面上“新论”叠出之外,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中国经济学界现在需要的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切实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凡是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人都明白,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并通过长期积累以后,创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那些身在大学为人师表的经济学教授们,更需要明白以已昏昏,并不能使人昭昭,凭一本《资本论》治天下的时代毕竟已不复存在,杂抄而成的几本教科书能给予学生的也太少太少。  纵观当代改革历程就会发现,这短短的十七年,几乎凝聚了中国自1840年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的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与挫折、失败与探索。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矛盾的集结点。研究这些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越是艰难,就越是值得为之努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学界才能从目前这种尴尬的困境中获得解脱。笔者由衷希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学者将来在对自己一生做总结时,不要象某位红学界行尊临去世前那样,对自己穷毕生之力所做的“学问”全盘否定。生活比个性强大,大家能做到少后悔一点也就聊足自慰。毕竟自觉此生一无所有的那份难堪,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确是比死亡更为难受的讥嘲。  但愿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者们能用自己对中国转型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经济学建造出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
关于“屠龙”之典的出处:语出《庄子.列御寇》:“朱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后世将技高而不切实用谓之为“屠龙术”或“屠龙之技”。明归有光“乙卯冬留别安亭诸友”诗中有句为:“弹雀人久笑,屠龙世久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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