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楠（)，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顺德伦教人。先祖为乾隆进士，父梁礼觐、伯父梁彝都是饱学之士。幼年随父养病人西樵，后又寓居光孝寺。廷楠天资聪颖，勤奋读书。14岁丧父，母管束甚严，亲自督课举业，并曾师从梁章等名士。廷楠屡试不第，故转而潜心钻研，通古训，考制度，辨名物，开始著述。从19岁起，20余年间述著十多部，涉及文、史、曲、词、金石、音律等，深受两广总督阮元和邓廷桢赞赏。其中的《江梅梦》、《圆香梦》、《断缘梦》、《昙花梦》4部杂剧，虽不及汤显祖之“临川四梦”，亦见其多才多艺，人称“小四梦”其《南汉书》18卷，被当代学者认为是记述南汉国最完备的史料。
道光十四年(1834)，梁廷楠中副榜贡生，但已无心功名。两广总督卢坤于越华书院设海防书局，廷楠应聘参修。两年后，廷楠总纂终稿《广东海防汇览》40卷，力主整饬海防，加强船政，深受两广总督邓廷桢赞赏，因而委任为越华书院监理。翌年，兼学海堂学长。
道光十八年，粤海关监督豫莖聘廷楠人幕府，总修《粤海关志》，次年修成，书30卷，分14类，主述鸦片战争前中国海关制度、沿革、关务、税收及外贸状况，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重要史料。
道光十九年初，钦差大臣林则徐人粤禁烟，驻越华书院。林则徐下榻越华书院近一年，以廷楠为左右，令其将海防资料绘制图表，以作禁烟、防务之依据。廷楠还协助林则徐集越华、粤秀、羊城三书院之士子办“观风试”，问卷调查鸦片流毒及民情吏治，肃腐惩奸。林则徐重梁廷楠之才，凡有大事多与商量。翌年，林则徐迁人总督府，虽禁烟、御侮之政务繁纷，仍常向廷楠咨询。廷楠知英兵舰出印度，提醒林则徐“请早为备”。在这场反帝抗侮的爱国斗争中，林、梁结为深交。
鸦片之战，清廷败绩，林则徐被革遭贬。廷楠奔走于民众士绅之间，嘉赞林则徐之恩泽，助巡抚怡良弹劾琦善卑屈误国，促使清廷罢琦善之官。其后，廷楠著《夷氛闻记》，实录此战前后史实，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的珍贵资料。
道光二十年，梁廷楠出任澄海县训导仅4月，巡抚怡良召回仍任越华书院监理及学海堂学长。其后，两广总督徐广缙聘其为幕宾，协办团练。道光二十九年，广州掀起反英人进城的高潮。廷楠召越华、粤秀、羊城三书院士众及联合在籍士绅许祥光等，制章程，集市民出丁设械，为拒英人进城之备。又致柬数万会城外各社学，十天集街约团勇10万人，士、民捐资60万两。廷楠又与众绅往英领事馆论理，英公使文翰理屈词穷，兼惮民威，乃取消英国人进城之举。在这场抗英风暴中，梁廷楠卓有功绩，咸丰元年(1851)，朝廷授予其内阁中书加侍读的虚衔。
梁廷楠一生学术有成，研究述著凡38种288卷，其中《海国四说》拓宽国人对英、美的政治、经济，乃至世界的认识，对后世影响甚大。当代文献家冼玉清评其著述说:“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实近世所仅见也。
晚年，梁廷楠隐居家乡，除修《顺德县志》外，终日与诗友、墨客唱和为乐。咸丰十一年（1861)病逝。
许祥光（)，字宾衢，许赓飓（拜庭）的长子，属广州高第街（旧属番禺县）许地许氏家族第三代。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成进士。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是广州抵抗英人人城运动领导者之一。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英军司令官兼驻香港总督文翰重申洋人人广州城的要求，虽遭粤当局拒绝，而英军舰仍闯进珠江，以攻城恫吓，欲强行人城。这时候，广州人民群情汹涌，誓死反对英人进城。作为富绅的许祥光联合广州爱国士绅，号召城内外居民，每户出壮丁1~3人，挨户注册，很快征得团丁10.7万人，还布置各街巷设栅栏，集中从事军训。一时广州城内外刀枪林立，旗帜飘扬，时刻准备应战。许祥光带头捐献白银6万两，劝集捐款40余万两，作为购买枪械及粮饷之用。
许祥光还以粤绅名义，正式致函文翰，陈说利害，其中扼要说：“二十一年之结怨构兵，贵国有激而成，所关者大，实出于不得已。今如为此小节（指人城一编者）而轻动干戈，若止以现在香港二三千人之众，而抗全城数百万之人，则众寡不敌。若遽调各港之兵，且科公众之饷，则因小失大，虽愚者亦不肯为。况匪徒（指香港裙带路及广州市郊一带绿林好汉——编者）觊觎已久，动借公愤为名，万一酿成焚烧洋楼之事，殃及各国远人，玉石不分，咎将谁倭？甚或变生肘腋，至有黄竹岐赤柱（杀英夷）之事，皆在意中也。如以为他处滋扰，可以挟制广东，准人城，不知城在广东，万众不原，无论在何处千方百计，广东省之百姓，总断不能行也。”许祥光的外交辞令，既斩钉截铁，又剖势审时，鞭辟人里，点破其攻城无非是恫吓，令文翰无计可施，不得已在洋行门前贴布告：“严禁英人人城”，灰溜溜地罢人城之议。
许祥光备武修文，抗夷有功，后被嘉奖赠爵三品顶戴。粤省士民赠匾以颂其爱国御敌之德。
咸丰元年（1851)，清廷授许祥光为广西桂平、梧州盐法道，嗣后又擢为按察使，三年又加布政使衔，四年后主盐税于梧州。咸丰四年卒于任所，时年56岁。
许祥光博览群籍，融会贯通，著有《选楼集句》二卷。其师潘世恩于序文中赞他“擅将古人诗文词赋集骈成篇，做到错采镂金，联珠缀玉，开前古未有之奇，抉才人未探之秘，正为天衣无缝，灭尽针线痕迹，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伯驾PeterParker()，美国来华传教医生、外交官。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在该校直修医学和神学课程。1834年受美国海外传道部派遣到中国传教，途中在新加坡停留一年学华语，清道光十五年（1835)抵广州。在广州十三行行商伍怡和帮助下，于新S栏（今荔湾区内）泰丰行开设眼科医局，不久，为了扩大业务，改名为仁济医院（同治四年在谷埠即今越秀区仁济路建新院舍，易名为博济医院)。该院最早使用医学X光拍照，并设立病床，收容病人住院，为中国首家西医医院。伯驾曾任“广州医学传道会”副会长、美国驻华公使、“中国医学传道会美国分会”会长等职。
伯驾擅长眼科和外科手术，在主持仁济医院20年中，最初为30位白内障患者施行摘除手术，28位获成功。还在外科手术中使用“以太”（乙醚）、“哥罗方”（氯仿）麻醉，减轻病人的痛苦，这在中国实属首创。
伯驾创办西医院实行免费治疗，且疗效显著，不久便远近闻名，医院门庭若市。伯驾于道光十七年开始招收华人青年3人，以半工半读和带徒形式传授西方医术，开创外国人在中国培养近代西医人才之先河。
伯驾对就诊病人实行门诊病历登记制度，并曾请画家对手术病人进行画像，取出切剖物和术后状况详细记录，都成为珍贵的医学史料。
咸丰五年（1855)，伯驽升任美国驻华公使，辞去仁济医院院长职务。咸丰七年返回美国。光绪五年（1879)起，出任“中国医学传道会美国分会”会长。伯驾虽然行医、授医、传道，但亦介人美国对华外交事务。道光二十四年，伯驾参与对清政府谈判，胁迫耆英签订《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道光二十五年起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咸丰五年任美国驻华公使后，曾主张侵占中国台湾，以保持势力均衡，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扩大对华侵略。后任博济医院院长、美国传教士嘉惠霖，曾称赞伯驾是“在西洋大炮无能为力的时候，用医力劈开中国大门”的人。
伯驾于1888年在美国去世。
陈澧（)，字兰甫，世称东塾先生，广州番禺县人。9岁能诗文，17岁中秀才，肄业于粤秀书院（位于西湖路大马站），与卢同柏、桂文耀、杨荣绪被誉为“四俊”。18岁起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经，得张维屏指导研读《四库全书提要》。
清道光十二年（1832)中恩科举人，即随侯康等向梁汉鹏学数学。他20年后刊刻的《弧三角平视法》等，即此时的习题集。
陈澧精于诗词，后人对其早年词集《忆江南馆词》评价甚高。25岁时他领悟到苏轼“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博”的至理，又抛弃早年想当诗人的志向，转到以经史等为主的学术研究。他开始著书立说，甚而几部书同时动笔。他的学术研究成熟较早，久负盛名，广东巡抚郭嵩焘说：“到广东只有会晤过陈澧的，便不枉此行了。”
他的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了切韵法，把双声分为40类，其中清声21类，浊声19类；迭韵则以《广韵》的4声为准；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梁启超称其为“绝作”。他还写了便于初学音韵的《音说》，并科学地分析了广州方言，揭示其规律，写成《广州音说》，为最早研究广州方言的著作。他指出广州方言是因中原移民而保存了中古时代汉语音韵，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发现。
陈澧读凌廷堪《燕乐考原》时发现讹误甚多，便著《声律通考》予以论辩纠谬。他考证出音乐中的84调的流行应提前到隋唐时代，并对历代乐理上的12律、12宫、4清声、16字谱、唐宋28调等详加考证和论述，成为研究我国古代乐理和音乐史的专家。他还据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考出荀局“笛”的声位，而仿制了这支古笛，成为我国研究和复原乐器的先驱。又在唐宋诗词中考出调曲、调名，选出最符合原曲音乐的诗词，制成乐谱，编写了《唐宋歌曲新谱》。
道光二十年，陈澧出任学海堂（在越秀山麓）学长。他坚持创办人阮元确立的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为主的讲学宗旨，不搞应科举考试的时文制艺。他以顾炎武倡导的“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学风为校训，提出打破历来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见，主张要沟通汉、宋而以义理为依归的治学思想，发扬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所开创的朴实、严谨的学风。他还取得官方的资助，先后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提要》、《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通典》、《续通典》和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郑氏全书》等巨著，为岭南文化、学术提供了重要的典籍。
鸦片战争前夕，他积极提出设险以防、水师与水勇并重的战略思想，主张“中国兵强，乃能驱策四夷”，力反当时“以夷制夷”一派的论调。他曾写下了《虎门观潮》、《得藕江书却寄》和《炮子谣》等爱国诗篇。
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他举家避难南海县横沙村，还协助当地办团练御外侮。3年后侵略军退走，他即返广州修葺被战火所毁的学海堂，邀集了张维屏、梁廷楠、谭莹、金锡龄、李应田等众多学者名流，举行复课典礼，并各赋诗为记。陈澧赋诗云：
“半天霞彩拥层峦，晓踏虚堂雨乍干。战后山余芳草碧，春来花似酒颜丹。
去年此日乡愁黑，万紫千红泪眼看。难得故林无恙在，莫辞沉醉共凭栏。”
陈澧学识过人，他指出魏源的地理名著《海国图志》中许多不实之处，深得魏源敬服而一一改正。邹伯奇的《学计一得》、《格术补》、《地图》等科学著作也请他作序。他还用欧几理德《几何原本》来参核《墨子》中有关数学问题的论述，写了《读墨子》。
中年，他的研究集中到经学和史学上，开始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汉儒通义》。他以9年时间，集汉代义理之说，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诂(即汉学）和义理（即宋学）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互为补充，各取所长。
他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以丰富的史实写了《申范》一书为其平反，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研究了《水经注》，著《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其在温水、很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的讹误。他考证了我国最早的历法，即汉代的“三统历”，著《三统术详说》。
《汉儒通义》快成书时，他投人了《学思录》的著述。《学思录》略仿顾炎武《日知录》形式，但更扩展为对经、史、子、文字学等作全面和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每章都作史料搜集、前人议论和自己考订、阐述、论辩，均能独立成为评传、史论或学术史，是陈澧学术研究的崭新开拓。
同治四年（1865)，应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他们搜集大量资料和数据，绘制成《广东图》20卷及资料详尽的《广东图说》90卷，在当时处绘图学的领先地位。
同治六年，他离开主持了27年的学海堂，转聘于菊坡精舍（在越秀山麓今市二中内）任山长。他主张改变科举制度，指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并开始采用启发式教学。其间，他参加了同治《番禺县志》编纂工作，又主编了《香山县志》。
同治十年，他大病愈后，即将积稿数百册的《学思录》整理为《东塾读书记》。
光绪元年（1875)，远在江苏的学者刘熙载深知《学思录》的学术重要性，来信劝他把著作立即刊刻成书。他采纳了刘氏的建议。到他去世前，《东塾读书记》已刊至第九卷，每一卷刊出，均为时人所珍视。
光绪七年，他已年过70，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裕宽以他“耆年硕德，学行纯笃”上奏，旨赏五品卿衔，褒其“稷学敦品”。光绪八年，逝世于菊坡精舍山长任上。
许应鑅（)，字昌言，号星台，广州高第街（旧属番禺县）人。他从小聪敏好学，被录取为府学生。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举人。咸丰三年（1853)以会试第十二名赐进士出身，不久即被提拔为郎中，出任江西临江府知府，后又调任南昌府知府。继又任广饶九南兵备道、吉南赣宁兵备道、河南按察使、江苏按察使、署江苏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护理浙江巡抚等职。
许应鑅性格刚强，善于治事。道光、咸丰年间在家乡办团练，抗击英人人城有功，清廷特赏以主事职衔。
出任临江知府时，多有不务正业的游民好斗生事，扰乱社会治安。许应鑅把他们集中起来，耐心教育，鼓励他们以正业为本，参加生产劳动，并传授种植技术知识。好斗之徒无不为之感动，自此地方平安无事。他所传授的种植技术亦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教民种植的柑子，当地至今还称“许公柑”。
任吉南赣宁兵备道时，他又根据江西的特殊地理环境，创办了“蚕桑局”，并亲自把家乡的种桑养蚕技术教授给乡民，使他们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况，江西的养殖业也因此而兴旺发达起来。
许应鑅在江西的时间最长，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尤以兴办学校、建善堂、革除民间溺女婴陋习为最突出。老百姓对他十分敬重，在他去任时都依依不舍，并以最丰盛的酒菜夹道相送。
许应鑅任江苏按察使时，认真处理地方案件，为百姓平反冤案。不到半年时间，他就为民平反冤案百多件，老百姓十分感佩，称他为“许青天”。
当时江苏又正是兵乱之后，民穷财尽。为发展生产，许应鑅特设“沙洲局”，行“垦荒政策”，使经济很快恢复。
许应鑅在江苏取得一定的政绩之后，又被调任浙江。浙江当时也是一片混乱，满目疮痍。应鑅无所畏惧，积极运筹，不久也百废俱兴。海盐、湖州、萧山、会稽、江阳一带河涌纵横，经常水灾为患，百姓苦不堪言，应鑅到任后即筹集巨金，全力修筑水利，使此处的水患大大减轻。
光绪十一年（1885)，法国军队人侵越南，沿海告急。台州土寇黄小二乘机骚扰海疆，许应鑅积极策划防守，令百姓安居。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称赞许应鑅廉明强干，光绪皇帝也赏谕“应鑅办事认真，才长心细，平生清介自持，服官三十余年，俸余周济贫乏，不置产业，戚里称美”。
应鑅喜读诗书，著有《晋博吟馆文集》，又辑“先儒粹言”及“衍祥堂述闻”以训其子孙阅读。
刘敬时（)，原籍安徽省桐城人，其先祖辈南来后落籍于广东。刘出生于广东番禺，20岁已尽得其伯父刘山泉医术真传，医术颇精。擅治外感传里、游走痰火症、斑症（恙虫病）及离魂病等。清光绪年间，因治愈东洋大臣杨书的游走痰火症及两广总督岑春煊之斑症，被保举人京为太医。宣统元年（1909)，刘已年近80岁，遂告老还乡，在广州小北天平横街2号悬壶应诊。因刘曾为御医，慕名求诊者络绎不绝，尤以满、回两族求医者众。刘在行医的同时，把医术传授给儿子福谦。民国初，刘见福谦刻苦钻研，秉承祖传医学，造诣亦深，很受病人信赖，遂以高龄不再应诊，而潜心撰写医学著作，以遗后人。民国15年（1926)春，病逝于广州寓所，享年97岁。遗著有《痘科秘要》、《斑麻痘疹大全》、《藜映氏医案百例》。
许应骙（)，字昌德，号筠庵。广州市高第街（旧属番禺县）人。从小聪慧勤奋，8岁能“命笔为文，斐然成章”，被录取为县学生。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举人；道光三十年成进士；咸丰二年（1852)朝考名列前茅，任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三年，散馆考试授检讨。同治元年（1862)参加纂修《文宗显皇帝实录》，书成，授洗马一职。以后，历任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左右庶子、署国子监祭酒。光绪元年（1875)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次年授甘肃学政。任职期间，他对办学成绩优异的“阑山书院”给予较多的奖励，并亲自前往督考。不久，他又升为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光绪六年，奉旨充“会试”副总裁。这是有科举考试以来广东人充当“会试”总裁的第一人。后又历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
光绪十七年，朝廷仓政纷乱，连年侵耗。许奉旨任仓场侍郎。他认真查办仓场积弊，使“南新仓颗粒无亏”。光绪十八年，朝廷特赏许应骙可以在紫禁城骑马。光绪二十一年又任都察院御史。次年，晋升为工部尚书、“殿试”读卷阅卷等职。光绪二十三年，许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但不通外情，而无法应付外交事务，是年转任礼部尚书。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科与正科合并。许应骙则极力反对，主张将经济科并归人八股。五月初二（6月20日），宋伯鲁、杨深秀联衔上书弹劾许“庸妄狂悻，腹诽朝旨”，要求罢黜他。光绪帝诏令许按所参各节回奏。五月初四，许应骙复奏光绪帝，其中除反对宋伯鲁、杨深秀所劾各款外，还对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进行攻击。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准许官民直接上书言事，许应骙等则百般阻挠。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考察各国情况，许不肯代呈，反诬称王照“咆哮公堂藉端挟制”。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帝遂将许应马癸、塔怀布等6人革职，这就是百日维新运动中罢斥礼部六堂官事件。“戊戌变法”失败后，八月二十八日（10月13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以许应樂“首发康有为之奸”，请“立予超擢”，电奏朝廷。慈禧太后即擢升许为闽浙总督，准予“仍在紫禁城骑马，并在西苑门内骑马”，以示“优宠”。光绪二十五年，许奉旨兼署福州将军、船政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许应骙与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东南互保”，破坏和阻挠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向南方发展，客观上使八国联军得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
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陈采用西法十一条，电约许应骙一同上奏。许认为“泰西政要名目繁多，不合国情民意”，拒绝应约。他另奏陈“对政八策”，说“勿使中国一变而为西洋风俗”，反对变革。
光绪二十八年，御史李灼华上奏弹劾许应骙督闽积弊甚深，朝廷令张之洞查复。张之洞复奏言所参各节皆无实据，主张免议。清廷仍诏命部议处，遂令许开缺回籍。
许归里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光绪二十九年病故。著有《许尚书奏议》等。
许应锵（)，字少衢，广州高第街（旧属番禺县）人，许祥光长子。他从小聪明好学，21岁被录取为县学生。清同治三年（1864)乡试中举人。以后，以知县身份分发到湖北，后又调赴安徽。应锵在任期间，历办苏、浙、皖赈捐有功，被提升为同知、直隶州知州、知府，后又被推荐为道员，特赏戴花翎。
光绪初年，应锵返回广州。光绪十一年（1885)，法国侵略越南，引发中法战争，沿海开始戒严，形势紧急。为加强防务，钦差大臣彭玉麟及两广总督张树声、张之洞同奏朝廷，派在籍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办理团练准备抗击人侵者，同时檄委许应锵帮助筹集款项。应锵当仁不让，积极奔走，仅10日间，便筹得白银数十万两，用以购置枪械，修筑炮台、城墙及训练团勇，做到有备无患。
许应锵秉正执法，为政清廉。当时香山（今中山市）有一富商拟围筑沙田据为己有，要求应锵帮助，同时愿以所得一半相酬应锵。应锵坦然说：“吾忠孝传家，只有心田一片，沃壤千顷何为?”坚决拒绝了此人的要求。又有某码头管理人员，贪赃枉法，被告到官府。某大官嘱咐应锵办理此案，被告者闻知，连夜送白银3000两给应锵，以图得到袒护。应锵不受贿赂，而秉公查办此案，并将其送来的银两充作开办自来水厂的费用。
许应锵居故乡时，遵照父亲制定的“家训”，把家族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家风整肃，口碑载道。
对时弊陋习早已痛恶的许应锵积极响应“戊戌变法”，上下奔走。同时，还上万言书痛陈时弊，提出改革的主张。应锵的大胆之举深得翁同龠禾尚书的称赞，并将上书交由军机大臣呈送光绪皇帝。
光绪年间，被派筹办芦汉铁路。此时外国人见有利可图，纷纷要求人股承办。应锵认为，若如此势必丧失主权，因而坚持“不人洋股”，资金不足则自己想办法。应锵为筹集资金星驰南下，无奈年老体衰，积劳成疾，于光绪二十三年初去世，终年61岁。许应锵性好整洁，喜读各家诗书，爱作书画，尤以仿蒋廷锡的山水画及花鸟画见长。
陈伯坛（)，字英畦，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乡人，为清末民初岭南著名的伤寒派医家，是近代广东四大名医之一。
陈伯坛少时博览经史，尤通《周易》。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广东第七名举人，以后不求仕进，转而博览中医历代古典医籍《黄帝内经》、《难经》，旁及各家学说，尤其潜心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22岁便在广州书坊街设馆行医，医学相长，不少疑难重症，经他施治多转危为安，因此医名远播，门庭若市，成为广州一代名医。宣统元年(1909)受聘于广东陆军军医学堂为总教习，并在广州旧学院署前设中医夜学馆，自任馆主任，培养中医人才。
民国19年（1930)，因医馆需拆迁辟马路，乃举家迁往香港，继续行医济世，挽救不少垂危病人，并在香港开办伯坛中医学校，深得港九群众称誉。
陈伯坛在临床治疗中善于运用仲景方，并根据病情进行加减化裁。用药惯用较大剂量，故在群众中有“陈大剂”之称。
陈伯坛行医、教学五十余年，弟子近千人，遍布粤、港、澳各地，其佼佼者如彭泽民、程祖培等，亦一代名医。
陈伯坛著有《读过伤寒论》十八卷（1929年版）、《读过金匮》及《麻豆蠡言》等书。
陈伯坛医德甚佳，对求医病者，不论富贵贫贱，均悉心诊治，一视同仁。他于民国27年在香港逝世。
邓家让（)，字恭肃（也作恭叔），号滔任，晚年号佛恭居士，广东三水人。早年居广州木排头，后居小北路。肄业于广州学海堂，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举人。青年时受维新思想影响，有“学西方，求科学，办学堂，兴实业”的抱负。约于光绪二十三年，与其兄邓家仁及梁肇敏、陈芝昌等一批有维新思想的志士，在广州组织时敏学会（时敏乃取敏于时务之意）。光绪二十四年，他们在多宝大街宝庆新街(今多宝路39号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办公大院）创办时敏学堂，是广州第一家民办新式学堂。同时创办时敏书局，出版新学书籍。
光绪二十七年，邓家让到马来亚沙捞越（60年代与马来亚合并称马来西亚）诗巫考察，见该地拉让江两岸土地肥沃，颇有开发前景，遂向当地执政“拉者”（Rajah，意为王）查理上?布律克申请用地创办“广东垦场”，是年3月获得批准。接着，邓家让回国组建“新广东农业公司”，投资40万元在诗巫开办农场，定名“新广东港垦场”（简称广东垦场），邓家让被推举为“港主”（垦场最高负责人）。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六日()，邓家让带领粤籍农工70余人抵达诗巫，是日被定为“开港日”。同年5月21日沙捞越掌权者发给“新广东港垦场”地纸易稿（地契)。到次年，共招募粤籍农工830多人到垦场工作。邓家让于宣统二年（1910)归国，在时敏中学堂任教。民国成立后，先后在广东省教育司、两广盐运使署、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等部门任职。民国5年（1916)新广东农业公司结束时，邓家让把广东垦场的土地无偿分给垦场工人种植。民国6年邓家让接替其兄家仁任时敏中学校长。民国25年8月13日病故在广州小北路天香街家中。
后来，诗巫发展为市，当地人们没有忘记港主邓家让之功。1991年，马来西亚沙捞越会宁同乡会编印的《庆祝广东垦场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新广东垦场港主邓恭叔传》一文，称赞“公目光远大，胸怀大志，今日广东垦场之繁荣，公居功至伟，永志青史”。诗巫市市政当局为纪念邓家让之功，将诗巫市南兰新工业发展区（原垦场的第一个开垦区）的几条马路分别命名为邓恭叔路及邓恭叔第一巷、第二巷、第三巷、第四巷、第五巷，并在诗巫民众大会堂华族文化馆内铸立邓恭叔铜像。在诗巫客属会馆、广惠肇公会及沙捞越会宁同乡会的会址大厅中，均长年挂着邓恭叔的遗像。
《三水市华侨志》亦称赞邓家让是到海外开发的第一个三水人。
梁智华（)，字淦泉，广东顺德县人。光绪初年，因家贫，穿街过巷当“收买佬”（收购旧物小贩）谋生。当收购到破烂洋遮（雨伞）时，就拆下金属支架（伞骨），重新上漆，卖给修理洋遮的摊档，供修理和装配使用。时广州尚无洋遮厂家，伞骨只有靠德国、日本进口，量少价贵，因而梁智华翻新伞骨很有销路。
光绪十二年（1886)，16岁的梁智华在广州惠爱西街（今中山六路）租下半边铺面，挂起了“梁苏记遮店”招牌。几年间，生意日臻兴隆，资金日益雄厚，便到商业繁华的高第街开了一间颇具规模的梁苏记遮铺，前店铺，后工场，雇请工人，为日后生产经营的扩展打下基础。
民国8年（1919)夏，值“五四”运动，全国抵制日货。当时，日本洋遮雄踞广州市场，梁智华趁提倡国货之机遇，立即赶制一大批名为“中山装”的蓝布伞参加广州的国货展览会，一举成为获奖的爱国产品。
早期的梁苏记遮厂无论在厂房、设备、人员都比不上顺兴隆、广兴隆、兆安隆三家大遮厂。梁智华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的经营之道强调“四比”（比价钱——要贵、高档次；比质量——创伞顶铜磨盘、铜线连结；比品牌——注意宣传、广告；比信誉——不合意原银奉回和做好售后服务）。由于经营得法，产销日旺，梁苏记遮厂全盛时期，先后在粤、港、澳、新加坡等地开设分厂、店，均打上梁苏记遮招牌，产品雄踞省、港、澳和新加坡市场。梁苏记雨伞曾在东南亚名噪一时。
建国后，广州的几间梁苏记分店合并为广州五羊制伞厂，其后又与其它厂合并为广州制伞公司。
梁智华于1952年因病在香港逝世，享年82岁。
商衍鎏（)，字藻亭，号又章、冕臣、康乐老人。广州番禺人。自幼在莲花巷玉莲园读书，14岁师从章兰谷和章国珍。这时广州府立羊城书院考选正课外生，给以生活补贴，商衍鎏应试人选。其后又转到越华书院和应元书院学习，得叶衍兰、吴道鎔教导，学业大进。光绪十六年（1890)得童试第十名，四年后参加乡试，与兄长衍瀛同时中举，时有“禺山双凤”之称。光绪三十年（1904)为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商衍鎏得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成为清朝末代探花。纸行街（今纸行路）莲花巷2号为探花府第。
商衍鎏中探花后，先后任翰林院编修、秘书郎、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等职，其后被派到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留学。毕业返国力图变革社会，为清廷所拒，遂辞官。民国元年（1912)到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返国，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其间，一位大商人得悉他主持财政部修改条文工作，托人以5万元贿赂他改动某些条文，遭到他严辞拒绝，此事成为美谈。抗日战争期间转徙流离，先后居住在重庆、成都、夹江、乐山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居重庆，后至南京，民国37年返广州，次年转居澳门，建国后回广州。他目睹祖国的独立解放，繁荣昌盛，遂以“云开宇宙清”、“解冻共争鸣”的诗句，热情讴歌新中国。先后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商衍鎏是跨越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著名书画家，尤以绘竹石著称。1962年病逝于广州。著有《清代科举考试实录》、《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有《商衍鎏诗书画集》传世。
高剑父（)，名苍，原名麟，字爵亭，号剑父，广州番禺人。父母早逝，家境寒微，12岁便到族叔开的黄埔小药店当学徒。清光绪十九年（1893)，高剑父得举人出身的族叔高子元向居廉推荐，准予免费学画，成了居廉的弟子。
高剑父得师兄伍懿庄之助，借住于河南伍家祠花园内的水榭。该处有许多历代名画和字帖，诗人画家也常来此聚会，使其得以增广见闻。光绪二十九年，高剑父转学澳门格致书院，从法国传教士麦拉学习西方素描。翌年返回广州，在述善小学堂任国画教师。他吸收了居廉、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笔法，又接受了岭南学堂法国籍教师麦拉的西洋风格，遂开始探索创新，立志改革国画。其时日本名汉画家山本也常来水亭雅集，见他聪颖好学，书画风格奇特，遂劝他到日本留学深造，并常教他日语。后得同学相助，于光绪三十二年赴日本东京学画。在日期间，高剑父先后加人“白马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研究会”等日本画人组织，认识了著名汉画家竹内栖凤，深受日本画风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接受民主思想的熏陶，立下改革国画之志。同年，高剑父在日本加人同盟会，愿为革命捐躯，深得孙中山器重。光绪三十四年回国，致力尝试折衷中西画法，同年在广州首次举办带“折衷”倾向的“新国画展”。高剑父在任广州同盟会广东分会会长的数年间，曾秘密组织暗杀队、敢死队。宣统三年（1911)广州辛亥“三?二九”起义，他任支队长，亲率队员进攻两广总督署。起义失败后，乔装小贩，幸脱虎口。两个月后，他与李沛基等在广州河南宝岗设立联络点，并在他的画室秘密制造炸弹。在他策划和指挥下，暗杀队在大南门外将清广州将军凤山炸毙。辛亥武昌起义后，广东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高剑父任东路新军总司令，率部攻占虎门和鱼珠，与各友军会师广州。当时，各军将领拟推举高剑父为广东都督，他坚辞不就，愿致力于艺术事业。
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窃夺政权，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民国2年(1913)，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为了镇压广东的革命，指使爪牙龙济光搜捕广州及各地的革命党人，高剑父遂在香港、澳门参与策动广东的“讨龙”活动。是年秋，孙中山讨袁失败后，避居日本东京，他即到日本追随左右。翌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他是第一批人党的党员。其后回国，参加护法运动，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曾任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工艺局局长。此后长期致力于艺术革新事业，与高奇峰、陈树人创立现代国画，后人称之为岭南画派。
高剑父提出现代国画以反映现实、表现时代、指导人生为宗旨，以由艺术大众化，进而为大众艺术化，方为现代国画的最高目的。他提出现代国画三项原则：（1)为时代，为大众，为人生；（2)主张兼收并容，反对定于一尊；（3)不断变化进步，不断解放束缚，为其以后时代的绘画继续开辟道路。他在《对春潮社星光社画展的期望》一文中说：“今天的艺术，不是什么闲情逸致，来消永日的娱乐品，而却成了表现思想的媒介。它是有其主动的、积极的、领导的作用。它暴露了人类社会的黑暗，歌颂着人类社会伟大的光明事迹，它是负起改造人心的责任，而更积极地指示了人生正确的道路。又说：“我们要搜集古今中外艺术之精华，熔冶一炉。民国3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阐述艺术理论，介绍革新派作品，提倡新国画，并在上海、南京、杭州举行画展。民国10年，他在广州主办了全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展出了一批现代国画的优秀作品，遭到墨守古法、反对革新、脱离现实生活的古典派画家的责难。但他并不灰心，民国13年与高奇峰创办“春睡画院”（在今盘福路朱紫街），广招门人，播诸后学，努力建立新国画队伍，积极创作反映现实、表现时代的新国画。民国15年，广州国画界在报纸上开展了新旧画派的论战，持续达两年之久。经过这次论战，人们认识到现代国画是随民主革命而必然产生的艺术革新，于是现代国画在社会上得以确立，并引起各界人士的支持及热情关注。抗日战争期间，高剑父移居澳门，继续主持“春睡画院”，并组织师生举办抗战画展。民国35年返回广州，创办南中美术院，并出任广州市立艺术学校校长。
高剑父清末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讽刺时事，宣传革命。那时的画，如《阿房劫灰》等，充分表达出打倒专制暴君和埋葬封建王朝的意愿。辛亥革命后，廖仲恺被刺，孙中山逝世，蒋、汪背叛革命等事，使他痛感政治理想的破灭，画了《弱肉强食》。日军侵华，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消极抗日，弄得山河破碎，饿殍遍野，他画了野草丛中骷髅累累的《白骨犹深国难悲》，且在画上愤笔题款：“朱门酒肉臭，野有冻死骨。廿七年新秋。剑父。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苦难，喊出了广大人民沉痛愤怒的呼声。
辛亥革命后，剑父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国画教授。平生画作甚丰，出版有《剑父画集》、《我的现代绘画观》、《国画新路向》、《蛙声集》、《谈艺杂录》等书。曾在上海、南京、广州及香港、澳门、印度、柏林、巴黎、苏联等地举行过个人画展或展出过作品。他的作品先后获得意大利万国博览会金牌奖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比利时百年博览会最优等奖，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代表作有《江关萧瑟》、《绝代名姝》、《松风水月图》等。晚年居于澳门，1951年5月22日病逝。
1988年和1989年，高剑父夫人翁芝和女儿高励华（美国某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儿子高励节分别从美国、香港回穗，先后将珍藏高剑父的诗、书法、画作和著述共314件2045页及“春睡画院”旧址献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政府向他们颁发了感谢状。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州高第街，幼年接受家庭教师的启蒙教育，青年时期在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西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与创办广州时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东渡日本留学。宣统二年（1910)毕业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归国后即参加应试，被清朝廷录用为学部主事。
民国元年（1912)初，金曾澄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人同盟会，同年加人国民党。此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金曾澄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民国2年因母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民国4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民国6~12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民国9年曾赴美国考察战后教育，回国后编写了《视察报告书》，并于任期内动员华侨捐得巨款为该校兴建了两座教学大楼。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从创办至民国12年金曾澄离任为止，11年间毕业生共达2400多人，遍布全省各地。
民国10年，金曾澄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
北伐战争前，金曾澄代表广东教育会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并以人民外交委员会名义，驻北京监视北京政府行动。民国15年北伐战争开始，金曾澄即回到广州，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民国18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秘书长。同年3月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民国18~26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其间，曾兼任第二、三届广州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务监事、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委员、中小学校军事训练委员会委员、县长考试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高等考试第二典试委员会委员、司法院法官典试委员等职。民国19年至21年3月曾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曾澄携家人避居香港。香港沦陷后，他又返回广东战时省会曲江，任广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31年6月至34年12月，金曾澄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民国34年春，日军企图打通粤汉线，他又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曾澄历任仲凯农业学校、执信女子中学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金曾澄既是教育家，又是诗人。他的诗清丽流畅，不事雕饰。民国23年，他写下咏故居“金地”的《澄宇小住》：
“故园春尽燕初归，暮雨潇潇落夕晖。灯影却教红袖背，窗纱不碍绿蛾飞。
答题诗卷提黄绢，风人罗帏点翠绯。寂寞闲庭凉夜永，几回好梦认依稀。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金曾澄回到故居“金地”，又写下了两首《乱后还家》的诗篇。
其一：“故园秋后柳成围，绿叶当窗映夕晖。三径就荒甘寂寞，一春来复认依稀。
怕看世变风尘老，经乱人归面目非。历尽沧桑浑未定，且偷闲处掩柴扉。
其二：“故乡兵燹七年间，梦寐常悬越秀山。岭树欲依云默默，珠江重渡水潺潺。
膝前儿女成欢笑，乱后亲朋事往还。无限离愁感摇落，暂凭樽酒慰时艰。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金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现广州市第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1957年3月24日，在广州病逝。遗著有《视察报告书》、《澄宇斋诗存》、《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
郭梅峰（)，别名芬，原籍江西省新城，祖辈于清同治年间来广州定居。其祖父和父亲俱行医。父亲郭慎初常言“富贵非吾愿，欲求济世，必须行医”，遂将医学心得传授于梅峰，并令梅峰拜师于张惠农老医师门下。郭梅峰刻苦钻研仲景医学并兼学文学，后闻章果、陈伯坛、黎庇留医学渊深，乃私淑之。19岁独立行医，任崇本善堂医席，业余兼学西医，就读于两粤西医学校3年。斯时新军兵士患脚气、肠热症死亡甚众，督宪遂招考医生，郭报考，被录为督宪军医长之职，长达8年。
民国2年（1913)在司后街（今越华路）自办诊所，曾被中医公会推选为市卫生局“考医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先后在北区中医院、广州市中医院越秀区门诊部应诊多年，后转在越秀区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工作。郭梅峰行医72年，享誉国内外，著有《郭梅峰医案选》、《温病之真面目》、《学中医之门径》和《论产后发热》等。
广州解放后郭梅峰曾出席广州市群英大会，曾被选为广东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任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顾问。1956年任广州中医学院筹委会委员。1962年接受广州中医学院首届毕业生杨干潜、郭燕文（梅峰的女儿）为徒。他带了不少学生临床实习，现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他的学生。
郭梅峰向以“医学救人”为怀，存心济世，昔日对贫苦大众往往不收诊金，甚至出钱为其配药。他常以前人的联语“但愿人皆健，何愁我独贫”自励。又说：“没有德，会折堕（由盛转衰），性命也难保。”他视人病如己病，待病人如亲人，处方解释、吩咐调理一丝不苟。
郭梅峰治病用药别树一帜，主导思想是“顾本”，他认为人以元气为本，病邪为标，因而极不主张伐本元，绝不滥用辛散以伤阴、苦寒伤心脾，而强调“调以甘药”。他把自己的治病大纲归纳为“养阴津（温热病)、益心脾（内儿科）、补冲任（妇产科)”九字大法门，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
郭梅峰用药以轻剂著称，还喜欢用花类治病。
1970年1月6日在越华路寓所病逝，享年91岁。
潘达微（)，原名虹，又名心微，乳名阿忠，字铁苍，号景吾、影吾，别号忏觉（题书画署冷残、觉庐），广州番禺县人。出身于官吏世家，父潘文卿是清末武官，广州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潘达微幼年勤奋好学，善诗文，是著名画家居廉的弟子，擅长花卉，喜画黄花。他目睹清廷腐败无能，致使国患日深，遂立志救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偕妻陈伟庄从番禺棠下乡来到广州城，在双门底承宣街（今北京路北段）开设照相馆，开始与革命党人结交。光绪三十一年，潘与高剑父、陈垣、何剑士等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针砭时弊，鼓吹变革。后又和高剑父、陈树人等在南武公学、培淑女校、洁芳女校等校分别担任图画教员，积极宣传革命。
光绪三十二年，潘达微参加中国同盟会，在河南漱珠桥担杆巷“阿巨裱画店”二楼的“守真书阁”，设同盟会秘密活动据点。宣统二年（1910)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守真书阁”被查封。潘达微又在河南凤凰岗附近，与高剑父、陈树人创办“美术瓷窑”，作秘密活动掩护所。同年，他与陈树人等在广州创办《平民报》和《平民画报》，并兼任广州《七十二行商报》笔政，常撰文抨击时政。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起义。起义失败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殉难烈士遗骸枕藉，广州各善堂遂派仵工把烈士遗体运送到东门外咨议局前旷地（今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左侧）。番禺、南海两县知事，初拟把烈士移葬狗头山，后又拟葬于处决罪犯的臭岗。因连日凄风苦雨，遗骸肿胀发臭。潘达微目睹爱国志士舍身成仁，死后遗体不得安息，悲愤交集，乃冒险犯难，以《平民报》记者身份，作现场采访，并前往各善堂洽商殓葬。筹措经费后，闻说广仁善堂在沙河马路边红花岗有空地一段，便向广仁堂求援，对善董徐树棠痛陈大义，并自我介绍是潘文卿的儿子，说：“座中多为父执，讵忍此不为小子助?”言词痛切，双泪直流。徐等善董深受感动，答允出让红花岗（后改称黄花岗）作烈士墓地，并负责棺殓营葬各事。
营葬之日，潘达微亲自协同仵工，将烈士尸体洗去血污，护送至红花岗安葬。忠骸安葬后，保皇党的《国事报》故意中伤，潘达微不得不在《平民报》和《七十二行商报》上发表了七十二烈士已殓葬的消息，以“黄花岗”命名烈士墓地，标题是：《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从此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扬名海内外。
民国元年（1912)，潘达微在广州花地黄大仙洞创办孤儿教育院，自任院长，寓教育于慈善事业。该院教育经费由社会上善长仁翁捐赠。后创办了以收容无依靠、受凌辱的贫苦妇女为对象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又在河南创办缤华女子学堂，反对妇女缠足，主张解放婢女，提倡女子就业，积极开展女权运动。民国2年，潘达微创办话剧社，并自编自演广州方言话剧《声声泪》，内容是揭露社会的黑暗，演出轰动一时。当时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观看此剧后，题了“天地不仁”四字给潘达微，并自署“世界罪人——陈景华”，可见影响之大。潘达微曾扮成叫化子，在广州、番禺、南海穿街过巷，体验贫民生活。后来，倡导成立“乞儿救济会”，出版了《乞儿呼天报》。同年，潘达微在香港接受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聘书，担任美术设计主任，后任该公司香港分厂的厂长。他一如既往，关心民间疾苦，商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同意，把公司每年赚得的利润提成用于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民国4年，广东发生了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大水，西江灾情特别严重。他积极参加赈灾善举，获得群众的好评。此后，曾一度出任广州市公益局长。
潘达微热心艺术事业，他在香港与王秋湄等知名人士筹备出版大型画集《天荒》(初名《岁寒》)。为了悼念已故的民主战士，他亲自撰文《寒潭殒玉记》。后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版发行的《名画日历》，大部分作品出自他的手笔。他喜爱摄影，其作品曾应邀在世界摄影展览会展出，并获得奖励。潘达微喜欢漫画，早在清末时创办的《时事画报》上，发表不少作品，如《剪发考古》、《长辫梦》、《瞎闹》等。他还编绘了《小儿滑稽习画帖》，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漫画教材。
潘达微平生自奉甚薄，从不在权力名利上角逐。民国18年，潘达微在香港病逝。翌年其亲属把潘达微灵柩运回广州，国葬于黄花岗，并假座南堤（今沿江路）革命纪念会举行追悼，送殡者逾千人。1951年8月其墓迁葬在七十二烈士墓左侧，与七十二烈士英名同垂千古。辛亥革命元老姚雨平撰立墓表，赞潘达微“毕生致力革命，同情人间疾苦，性恬淡，擅丹青，尚道义”。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今高州）人。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人读广东高等学堂，嗣后改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南返，任广州《广商报》编辑。居住在大新路谢恩里石将军（街名）。宣统元年（1909)任广东谘议局议员。
民国元年（1912)任临时众议院议员，同年参加国民党。翌年6月担任国会参、众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0月在北京与张耀曾等国民党议员联络进步党员丁世铎等组织民宪党，以拥护宪法为标榜。民国3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与谷钟秀等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7月与黄兴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政学系前身），对国事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翌年10月出任上海《中华新报》主笔，以拥护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为宗旨。民国5年任肇庆两广护国军司令部财政局长。同年8月国会重开后，任参议院议员、参议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民国6年8月南下广州出席国会非常会议。次年7月，杨永泰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长，8月任广东省财政厅长。10月22日，广州设市政公所，杨永泰兼任广州市政公所总办，嗣后升任广东省长，至民国9年10月被解职。
民国8年5月，杨永泰私受北洋政府命，赴雷州就安抚使职，遂被孙中山下令通缉。民国11年重任北京政府国会参议院议员。民国14年5月就任善后会议财政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翌年3月被段祺瑞任命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成为北京政坛的活跃分子之一。
民国17年他向蒋介石建议采用“削藩”办法，加强中央集权，因而受到蒋的重用。民国19年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期间参与制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红军纲领。后与黄郛、张群等结成新政学系，为首领之一。民国20年6月，宁粤分裂，曾奉派至香港策反粤方将领归附。同年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民国23年4月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翌年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四川行营秘书长，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民国25年1月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是年10月25日在汉口遇刺身亡。译作有《现代民主政治》、《外交政策》等。
李任重（)，字君博，广东兴宁人。早年师从进士饶宝书，潜心经史。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人读汕头岭东同文学堂（相当于外语学校），成绩优异，深得创办人丘逢甲的赏识。李任重在学期间，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振兴科学，方能令国家富强，才能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这时，他看到显微镜是生物、医学、物理学、化学、冶金、机械等科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工具，遂有制造显微镜的念头。
李任重在岭东同文学堂毕业后，到广州蚕业学堂当教员。由于蚕业教学上的选种、防治病虫害、观察蚕丝、检查桑叶等科目，都必须借助显微镜，更促使李任重废寝忘餐地加紧研制。他仔细分析多种显微镜的结构特点，与深人研究了眼睛和视觉的光学原理，体会到凸透镜是显微镜的最主要部件，优良的凸透境是制造性能优异的显微镜的关键和前提，于是选取优质玻璃，亲自动手磨制。经过广泛参考有关科技文献、实物和反复的磨制实践，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这方面的技艺，攻克了制造显微镜的最大一道难关，制出了优良的凸透镜，并进而生产出能放大500~1000倍的、性能优异的显微镜。
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李任重将所制的显微镜一具连同说明书报送广东提学司署（在今教育路），请求立案专利，以便推广。提学司署官员详细审验后，认为“确能明了适用”，且“一切原料皆非取材于外，足见技术精微，裨益教育，杜塞漏卮，……应即筹设推广”，并在奖励李任重自制显微镜牌示介绍：“显微镜的作用全在凸灵视(即凸透镜，下同），制造凸灵视之法，极其精细，凡凸度之大小，与两凸灵视距凸灵之远近须用精密算术推测之，务使光线放出于空气中时，其屈折之比率一毫不爽，然后光线所聚的焦点始可如法配准。日本所制显微镜尚不能自制凸灵视，必须购之洋，……。”可见李任重之显微镜制造技术，超过了当时亚洲工业技术最先进的日本，达到国际水平。
李任重试制显微镜成功后，在广州设立“大光社”，并在双门底上街（今北京路）点石斋商店挂出“中国大光社显微镜出世”的广告牌，由点石斋代售显微镜预约券，预收50%货款，年底交货，九折优待。由于李任重制的显微镜性能优越，价格便宜（每台40元银元），购买者众。后来，李任重又制造大众化的低倍数显微镜，只售5元一台，为人称道。
宣统二年（1910)四月，官方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博览会，李任重选送一批显微镜参加展出和比赛，被评为优良产品，荣获金牌奖，李任重也被誉为“中国新显微镜制造家”。
民国2年（1913)，李任重在家病逝，年仅32岁。
许崇灏（)，字晴江，号公武，广州高第街（旧属番禺县）人，应鑅之孙，清赣省洋务局会办许炳晞之子。清光绪八年（1882)农历四月十八日生于北京。
许崇灏初毕业于弁目养成所，后又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步兵科，历任清代江南陆军第九镇步兵第三十六标第一营队官、第三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在科学补习所由黄兴、宋教仁、欧阳振声3人介绍参加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前夕，许崇灏与驻镇江城外第十八协第三十五、三十六标的管带林述庆、刘成、端木璜生等人联络，宣传革命，积极组织镇江新军反清武装起义。宣统三年夏，两江总督张人骏出令迫缴第九镇各营全部子弹，并令张勋的江防营及巡防营分布镇江附近，使新军处于被包围之中。新军群情激愤，谋变心更激。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上海光复，崇灏急派士兵化装成工人赴沪领取子弹。11月4日晚，第三十五、三十六两标全体官兵在离镇江五里的京岘山宣布起义，林述庆被举为司令，崇灏任参谋长。起义军包围镇江城，该城不战而降，都统福某吞金自杀。新军人城尽缴旗兵枪械，收编巡防营及江防水师。当时，驻武汉的海军舰队企图沿长江逃跑，起义军在镇江发炮制止。崇灏乘汽艇上镜清旗舰与统带守蔚晤谈，又得舰中学员武力胁迫，守蔚同意反正。同时反正的舰艇有镜清、保民、楚观、江元、江享、建成、通济、楚同、楚泰、飞鹰、楚濂、虎威、江平及渔雷艇等14艘。瓜州长江水师总兵所辖炮艇百余，及扬州缉私统领徐宝山也宣布投诚。
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提议组织苏浙沪联军到镇江集中，并举徐兆桢为联军总司令。13日，徐在镇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四路攻打南京，中路浙军由紫金山南攻朝阳门，南路苏军攻雨花台聚宝门，北路淞军攻沿江各小炮台，镇军由紫金山北攻天宝城太平门。镇军林述庆将出发军队编成三个支队，许崇灏统第一支队，与第二支队沿铁路西上，第三支队会水师渡江西进。苏浙两军进攻失利，后纳崇灏建议，30日晚联军分数路进攻紫金山。经数小时激烈战斗，12月1日黎明攻占天堡城，崇灏踞尧化门藤子树高地炮轰南京城。2日，南京光复，崇灏被任命为南京临时卫戍司令兼第一独立混成旅旅长，设司令部于两江师范学校（后称中央大学）。
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2日袁世凯任黄兴为南京留守，许崇灏任留守府处长。民国2年7月，讨袁军起，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崇灏任参谋长。讨袁失败，黄兴星夜离开南京，崇灏亦逃亡上海。
此后，许崇灏辗转至广州，跟随中山先生左右。民国5年在广东肇庆曾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参谋，民国6年在西安任陕西省长公署参议，民国7~9年在广东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长兼粤汉铁路督办。后又任粤汉铁路总理兼护路司令，整顿粤汉铁路。
民国11年，孙中山先生委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崇灏在前敌总指挥部任参谋长、东路讨贼军左翼纵队指挥。民国12年，在广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时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从战争失利的教训中总结出必须改造旧军队，厉行“以党治军”，要求崇灏提出一个练兵、准备北伐的计划。许崇灏赞同苏俄顾问提出的创办黄埔军校的建议。民国13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等邀请到北京商议国事，北上不久，被发现患肝癌，许崇灏由粤赶赴北京铁狮子胡同孙中山行辕探病。民国14年孙中山去世后，许崇灏护送灵柩至太和殿受祭，再送碧云寺。
民国12年冬，许崇智任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灏任顾问。民国14年廖仲恺被刺事件发生后，许崇智被蒋介石逼迫，9月避居上海，许崇灏亦同时被贬。民国17~30年，崇灏在南京、重庆等地任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秘书长。因刚直不阿，嫉恶如仇，被戴季陶排挤退职。
这期间，日军侵华，许崇灏目睹山河破碎，义愤填膺，写下诗二首：
“国事纷争不忍闻，江湖遍地有妖氛。东来战舰矜飞渡，北望烽烟断暮云。
挥麈流风思谢傅，请缨壮志让终军。满胸块垒无销处，拔剑狂歌反夕曛。
“宝剑重磨光射斗，龙驹新试快追风。雄心不与年俱老，犹想麾军出冀东。
民国32~35年，复在重庆、南京任国民政府委员、国府顾问等空头闲职。民国35年退休，弃政从文，主持《新亚细亚学会》，著书立说。
1949年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市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建国后，他看到国家的日益富强，欢欣鼓舞，赋诗抒情：“须眉任彼雪霜催，且饮屠苏酒百杯。我亦何愁加一岁，眼前又见好春回。
1959年在沪病逝。有《大隐庐诗草》六卷、《大隐庐曲》一卷传世。
黄省三（)，广东番禺县人，出生于乡村医生家庭，家藏古籍医书甚丰。12岁父亲病逝，他便在乡间一家“当铺”（典当铺）当杂工。每晚关铺后，挑灯研读古籍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黄省三17岁，家乡一带瘟疫流行，由于缺医少药，蔓延甚凶。父老乡亲对他说：“你晚晚读医书，如能治病就给大家治病吧！当铺主人在侧门摆一张桌，让他为人治病。这是黄省三的第一个医档。他细心观察，灵活运用验方，使病者药到病除。几十里内的病者相继前来就医，瘟疫得到控制。从此，黄省三的医名日著，医术益精。
宣统元年（1909)，黄省三迁居广州，在南关西横街开设黄崇本堂医寓。由于他博览医书，学识渊博，疗效显著，故而门庭若市，官绅民众都乐于求诊，成为羊城名医。
民国13年（1924)，黄省三因被歹徒打单勒索，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连夜离穗赴港，在香港跑马地礼顿山道设馆行医，开始接触国外医学。他学习日文，阅读原著，以巨资购进显微镜和实验设备，并聘请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实行中西医结合，从而取得了确诊和用药的良好效果。黄省三是我国提倡中西医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的先驱者之一。
建国后，黄省三受政府各项政策感召，于1955年结束在香港经营了31年的医馆，返回广州，当时轰动港九各界。回到广州后，得到政府的亲切关怀和高度信任，开拓了从医生涯新的一页。他除了继续门诊或到各大医院对一些疑难病症会诊外，还先后任中华全国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医学会广东分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卫生厅顾问、广州中医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等职，并当选为广东省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黄省三善于运用中医中药治疗疑难杂症，注意吸收西医之长，强调专方专药治病。对风湿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慢性肾病合并尿毒症、急性高热休克等研制了有效方剂。他晚年勤于著述，有《流行性感冒实验新疗法》、《白喉病药物新疗法》、《肺结核实验新疗法》、《麻疹实验新疗法》、《急性阑尾炎药物新疗法》等。
1965年6月24日，黄省三与世长辞，享年83岁。公祭时，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
梁日新（)，广东佛山人。梁日新年轻时是一个开牛骨的工人（把牛骨锯开作刷柄用），母亲是一刷店穿猪鬃毛（刷子上的毛）的女工。由于当时佛山人多已有刷牙习惯，因而母子二人合作，试制牙刷出售，产品质量较好，颇有收获。
梁日新很有商业头脑，认为在广州开店比佛山销路更大，于是在广州羊巷（今杨巷路）租一间店铺，楼下开店，楼上作工场兼住宅，挂起“梁新记”招牌。开业后，产品销路颇佳。
为了扩大营业，梁日新在长堤大马路、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等繁华路段开设专卖牙刷的商店，在商店门前的广告中大书“一毛不拔”4个大字，以示牙刷不会脱毛的高质量，晚上用电灯装饰辉煌，以吸引行人。后由于手工生产供不应求，他便在南海盐步建厂，向日本购人当时先进的机械化制牙刷机（近似现代的生产线）。
梁日新认为广州不如上海市场广大，旋即派他弟弟梁日盛赴沪开拓。又经调查考察，认为香港、新加坡是海外市场中心，即派长子梁厚德赴新加坡，弟弟梁日盛赴港开拓。在上海建起的一间分厂，拥有成千工人，销售店八九间，遍及上海各区。又在武汉设分店2间。还到各大城市开设总代理业务（这是当时国际上新兴的商业方式）。这位一无资金、二无靠山的工人，在10多年间，成为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全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精神而取得成功。“梁新记牙刷——一毛不拔”，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反映出梁新记牙刷的声誉。
梁新记的全盛时期是在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其时在广州有工厂两间，门市部3间；上海有工厂两间，门市部6间，还有不少分销店；汉口、苏州、佛山也设有门市部；香港、新加坡均有工厂和门市部；天津、南京、无锡、扬州设总代理点。在新加坡、印尼、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梁新记牙刷已成为当地名牌货。抗日战争时期，他派六子梁摩西到重庆设厂生产，也成为山城名牌货。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厂点恢复生产，但梁日新已是花甲之年，各厂、店均分别为其弟、儿子、侄儿等人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日新在上海退休。退休前，曾因关心工厂，爱厂如家，工作积极，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其弟梁日盛亦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梁日新教育子女有方，多已成才。四女羡恩为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其侄梁知行有香港“塑料大王”之称，曾捐款200万元重建广东四大名园之首的佛山“梁园”等，为祖国建设尽力。
梁日新于1957年病逝。
许崇智（)，字汝为，生于广州高第街许地（旧属番禺县)。光绪二十八年（1902)人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就读，次年选往日本士官学校。光绪三十年毕业回国，出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不久升任福建讲武堂总教习，继而任新军第十镇四十标标统、第二十协统。光绪三十二年加人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胁迫统制孔道仁在福州举兵响应。福州光复，福州军政府成立，许崇智因指挥起义有功，被举为福建陆、海军总司令，后任福州第一师师长。民国元年（1912)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命许为第十四师师长、福建北伐军总司令。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许即参加国民党。当年，许被推为福建讨袁（世凯）军总司令。讨袁失败后赴日本。
许崇智在日本期间，积极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建党。民国3年7月3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许崇智任军务部长。同年回福建，任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成为孙中山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民国4年，许以军务部长身份二次赴新加坡开展反袁集资活动，阐述中华革命党的宗旨，推动党的团结，宣传开展反袁斗争，取得明显效果。
民国4年11月，许崇智回国参加反袁武装起义，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民国6年夏，参加护法运动，随孙中山南下广州，主理一切军机事宜。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许任大元帅府参军长。是年底，成立援闽粤军，许为二支队司令，后任粤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民国8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宣布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援闽粤军集体参加国民党，成为最早的党军。
民国9年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与讨陈（炯明）的战役。民国13年1月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正式开始，许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任国民党总部军事部长。3月，建国粤军成立后，许崇智任建国粤军总司令。民国14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被选为政府委员和常务委员，并任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军事厅厅长。同年8月廖仲恺被刺案发生后，受蒋介石逼迫于9月避居上海，失去军权。民国20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许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兼任监察院副院长，许始终没有到南京就任，民国28年，许迁居香港。民国30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许被日本宪兵拘禁3个月。同年矾谷廉介任日本驻香港总督，他是许的同学，请许出任南京汪精卫伪政府要职，被许严词拒绝。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回到广州，后奉邀至南京参加还都大典，被蒋介石委为国民政府“资政”。许不满，旋往上海与居正、吴铁城、戴季陶等组织成功贸易公司（总公司在台北中山北路），专事台湾与大陆间贸易。民国35年秋，举家南迁定居香港，1965年1月病逝。
许济（)，原名崇济，号佛航。广州高第街（旧属番禺县）人，许应鑅之孙。其父炳晞，科举出身，分发山东候补知府。崇济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十三日生于济南，故名崇济。未弥月生母即逝。父调江西，未几去世。许遂回广州，庶母朱氏抚育如己出。然一家八口（四子三女）生活艰难，故遣崇济到河南长兄崇贵处就读。
时值晚清维新时期，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军。崇济学文不成，投军习武，考取南京弁目养成所。毕业后由督练公所派赴第九镇骑兵见习士官，后分派到绿营防军徐淮巡防马步全军统领胡令宣部，为第一营中哨长。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各方响应。在沪、江、浙独立后，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宋教仁等即策划夺取江南政治中心南京，派人赴宁设置机关部，并遣柏文蔚往第九镇策动新军反正。时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坐镇南京，他们对新军十分猜忌，不仅收缴其子弹，断绝其军实，而且多方加以防范压制，并令心腹胡令宣率部由徐州至南京协防，守卫督署，许济遂随军进宁。
11月13日，上海集议举徐绍桢为江浙联军司令。23日，联军全面开展进攻，12月1日联军攻克天堡城。天堡城一克，南京无法据守。是日临夜，由被俘获的联军顾问史久光率胡令宣与许济走谒徐绍桢。次晨，城内清军纷纷扯白旗投诚，胡与许亦随徐绍桢由太平门进城，南京光复。
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3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许济任南京西南区骑兵队队长。7月，调任陆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第三营营副。
民国3年9月，经许崇智介绍，许济在上海加人中华革命党。民国5年，孙中山派许济赴山东潍县，在东北军革命总司令部任参谋。民国6年9月1日，许济在参军处任科长。年底，任第二支队司令部副官长兼卫队督带。
民国7年6月，援闽战争开始，许济随军出征。同安一役，许济身负重伤，伤愈后升为第十五团团长。民国8年，粤军编为两个军，许济升任第二军第八旅旅长。
民国10年，桂系再度侵粤，许济参加粤军“援桂”战役，8月4日攻克南宁，13日占领桂林。10月15日，孙中山由广州乘宝璧军舰出巡广西，准备北伐，许济第十五团随从警卫。11月孙中山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整军北伐，许济任第二军第七旅旅长。
民国11年3月，粤军即改道从北江韶关向赣南进攻。在信丰之役，许济七旅与许学文旅攻敌右侧，将总指挥部击溃，遂乘胜追击，直扑赣州城下。6月13日，许旅人城获得陈炯明通敌文件。
同年8月，北伐粤军乃转向闽南与王永泉师同取福州。许济旅将大田攻克，直趋水口，断黄泥坂后路，王永泉反攻，敌全军覆灭。北伐军直攻福州，留许济一部守水口，王永泉一部守南平。时孙传芳率常德胜部追至，占闽境绍武、建宁、建祖。杨镇抚使要求许济旅增援。许先发制敌，退敌于千松岭，追至绍武城下，因弹药不继，回守千松岭。时值除夕，许再度出击，一举而克绍武、寻邬，收复杉关，将常德胜部歼灭，间接增援建祖，回师广东。10月12日克福州后，孙中山改北伐粤军为东路讨贼军，领3个军、12个旅，许济任第二军第五旅旅长。
民国12年2月，许济率五旅经上杭人粤，收复焦岭、梅县、兴宁、五华，直攻惠州。4月28日，许济与第二军诸旅在潮梅地区驻防。年底许济改任七旅旅长。
民国13年3月，孙中山将原属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许济仍任旅长。
民国14年2月1日，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开始。张民达二师与许济七旅、余膺扬一团纳人黄埔军校编组，由蒋介石率领出师东征。2月14日，直逼淡水城下。许旅引敌离开山地，以卫立煌团抄袭敌右后，遂将敌击溃，追至下洋。2月20日，许旅与军校教导团和张民达师由淡水东进，至洋围塘遭遇敌洪兆麟部。东征军沉着应战，击退洪部。
3月2日，许旅与黄埔教导团向普宁攻击。许在清理战场时，拾获陈炯明一纸命令，内称：林虎已出紫金，包抄蒋介石、许崇智，后援五日可到。许即报告蒋介石，蒋遂令东征军大步前进。
3月10日夜，突接许总司令(崇智）电云，兴宁已发现敌军人侵，有袭取揭阳企图，令许旅明晨向五华增援。许领命，亲率谭曙卿团、陆瑞荣团赶赴揭阳。13日中午抵目的地，敌已在揭阳、普宁交界之鲤湖包围东征军一部。正危急之际，许旅从后面将敌包围，歼敌甚众。后教导团也从左翼赶到，解和顺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棉湖大捷。
民国14年4月间，许济升为第四师师长。5月，粤军分三路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粤军许济第四师所在东路军为平叛主力。5月21日由潮梅地区出发，10日抵广州东郊。在西江的李济深、北江的谭延闾、珠江南岸的李福林军以及广州民众合力夹攻下，从6月10日发起总攻到14日，讨伐杨、刘之役取得完全胜利。
同年9月，蒋介石利用处理廖仲恺被刺案，逼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避居上海，改编建国粤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接着许济部被蒋派兵包围，缴械遣散。许济以蒋多阴谋，难以共事，乃离粤躬耕于杭。在未退役之前，仍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
民国21年抗日运动兴起，许回粤寻找工作，曾电蒋光鼐、蔡廷锴，愿在粤招集旧部支援十九路军在沪抗日，事为陈济棠忌妒排挤而未果，是以从此闭门不出，研究哲学与生理学。
1962年，许济病逝家中，终年75岁。
许崇清（)男，字志澄，出生于广州高第街许地（旧属番禺县）。8岁丧父，家道中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送到湖北武昌，寄养在姑丈冯启钧家，进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光绪三十一年考取官费赴日本人读东京第七高等学校。宣统三年(1911)，加人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即回国，民国元年（1912)又返日本继续学习。在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进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本科毕业后，进人研究院研究教育、哲学与文学。民国9年回国后，与陈独秀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民国10年许崇清创办广州市民大学。民国12年加人中国国民党。民国13年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教育”部分。民国14年后，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民政厅厅长、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等职。许崇清主张收回教会学校管理权，并向国民政府提出《教育方针方案》。民国20年6月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是年“九?一八”事变后，许崇清因支持学生抗日爱国活动，于12月被借故免去校长职务。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民国29年4月，又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同年7月，在许崇清主持下，中山大学迁到广东乐昌县，聘请王亚南、李达、王造时、洪深等进步人士到校任教，并亲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这种做法引起校内反动势力的不满，被密告“引用异党，危害中大”，于1941年又被国民政府解除代理校长职务。
民国35~37年间于中山大学、江苏社会教育学院讲授教育哲学和哲学概论。曾主办《新建设》、《教育时代》杂志。因同情学生的民主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民国38年初到香港。1949年11月回到解放后的广州，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受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委派负责接管私立广州大学，并任校长。1951年重任中山大学校长，直至逝世。曾任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副省长等职。许崇清从20年代起便致力于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教育新体系，发表教育论文多篇，尤其对教育本质问题有深人研究，认为教育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的机能。“教育是人们实践的一个形态，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实践的高度意识化为条件。并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实质、个性形成的发展、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学等问题，提出较深见解。主要论著收人《许崇清教育论文集》。1969年3月14日在广州病逝。
觉澄（)，俗姓蔡，名道登，浙江温州人。少时在乡就读，后考人杭州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农牧工作。
民国4年（1915)4月，大病初愈，即赴上海清凉寺出家。随后到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在宁波学习天台宗教义两年，曾到杭州净慈寺、扬州高旻寺、镇江金山寺修习禅定，应邀到福建鼓山佛学院开讲《教观纲宗》，在南狮子岭和瑞安岩寿寺任住持。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觉澄重回上海清凉寺。民国24年南来韶关南华寺，为佛教刊物《菩提林谈佛录》撰文弘扬佛学。民国25年应宽定尼师请，莅临广州太平莲社讲《阿弥陀经》。民国27年应瑞光（宽纯）、戒理两尼师邀请，到香港大屿山法华院讲《妙法莲华经》。
民国36年回家乡仙岩寺任住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前后，北僧南迁者众，觉澄因有虚云长老前缘，遂于1951年夏往粤北云门山大觉寺投奔虚老。同年秋，偕同本智大师到广州六格寺。
1953年5月，与姚雨平居士同赴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理事。同年8月，与姚等发起成立广州市佛教协会。1956年8月，市佛协成立，他任副会长。1962年被选连任此职，兼任六榕寺住持。他是广州市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和广州市第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5月，觉澄主持出版《六榕史料》。在《净慧寺志》已失传的今天，这部《六榕史料》更加显得宝贵。同年12月在六榕寺主持一连三天的法会，受三皈五戒的新老教徒有460多人。年，觉澄法师在六榕寺先后开讲《法华经》、《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1966年10月，觉澄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回归家乡，于1971年5月15日圆寂。
翁昭（)，原名梓昭，广东中山小黄圃乡（今属顺德）人。祖上世代操象牙雕刻业，善雕刻多层象牙花球。翁昭与其祖父翁五章和父亲翁彤，被誉称“牙球三翁”。
翁昭7岁进私塾读书，13岁来广州随父学艺，历10年技艺大进，已能雕刻24层以上通花象牙球。民国4年（1915)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举办“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广州牙雕公会推荐翁昭与梁雄两人合作雕刻的25层象牙球，以广州联盛象牙店的名义送至博览会。当时，日本也以30层象牙球参赛。两国产品表层浮雕，内层通雕，各具民族特色。当时有人怀疑象牙球是否由一个整体雕镂而成。赛会决定将两个象牙球放在水中加热验证，结果日本的象牙球为粘合体（水沸时层层散开），中国的象牙球为整体不散，因此获得一等奖状。从此，广州象牙花球声名大著。
民国12~24年间，翁昭曾与白满等人合作多次雕刻各种艺术品如《夜战马超》、《水浸金山》、《仕林祭塔》及25层象牙花球等，送交国际展览。
民国25年，翁昭携子荣标在香港与牙雕艺人潘亮在湾仔合作开设华兴象牙厂。民国30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翁昭一家返回广州。因生活穷困，他的一女两子相继病亡，迫于生活又把两个女儿送给别人。
民国35年11月，恢复象牙骨器业联业工会，翁被选为筹备常务理事。
1955年2月，翁昭率子翁荣标加人广州市第一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1956年1月该社聘翁昭为技术指导。这时广州市公安局为他找回前已失散的两个女儿，他为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毫无保留地向社员公开技术，先后指导社员创作出《拔萝卜》、《广州动物园》、《红军强渡金沙江》、《百万雄师渡长江》、《水浸金山寺》、《出海之前》等许多大型牙雕作品，还有《鲁迅》、《屈原》、《李时珍》、《刘胡兰》和《蟹笼》等牙雕精品。其中《百万雄师渡长江》重30公斤，是广东牙雕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牙雕艺术品。另一大型作品《红军强渡金沙江》重6.5公斤，1957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将此艺术品送给当时在广州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作为给苏联人民的礼物。
1957年，翁昭被选为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名誉代表，同年7月被聘为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1958年，翁昭父子随所在合作社转体制成为地方国营大新象牙工艺厂技工。1966年翁昭父子同获广州市人民委员会颁发的艺人证书。1961年、1962年他被评为广州市先进生产者。1963年被选为广东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64年退休。
翁昭有口授《象牙雕刻》讲稿11章传世。广州牙雕界有成就之艺人多出于他的门下，其子荣标独得其秘，先后镂制了40层、42层、45层的象牙花球，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翁昭于1974年7月18日逝世，享年83岁。
陈鲠斧（)，男，汉族，别号亮安，文化程度大学，广东省南海县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陈鲠斧出身于工商业家庭。清宣统三年（1911)至民国2年（1913)在美国读书。民国3~18年在香港先后任大成制纸厂厂长和广利洋行经理。民国19~20年在上海国丰行任经理，民国21年起在广州利济轩制药厂先后任监督和经理。民国25年西安事变后，陈鲠斧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所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他女儿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对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陈鲠斧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在香港积极向亲友宣传，把自己写的“胜利分明谁也知，金风飘出五星旗；且看败景随秋落，快见春花怒放时”小诗连同华商报、五星旗送给较亲密的朋友。广州解放后，陈鲠斧到南方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五反”运动中，受广州市人民政府聘请参加统一战线指挥部工作。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年任广州新联药厂经理。1955年被选为中区人民委员会副区长，任至1956年9月。
1956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中，他带头申请参加公私合营，对推动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起到积极作用。公私合营后，年任广州市化工局副局长。
1956年8月，被选为政协中区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以后连选连任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后，连任政协越秀区第三至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陈鲠斧曾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广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席，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三至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9年9月因病在广州逝世。
胡根天（)，原名毓桂，号抒秋、志抒，别署天山一叟，广东省开平县人，住盘福路盘福新村。先后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附中、广东高等师范图工专修科。民国3年（1914)底东渡日本留学，人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民国10年春毕业回国，先后任闽南教育局社教科代科长、上海广肇公学教员。民国10年1月经郑振铎、许地山介绍加人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发表翻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鹫》和介绍俄国美术的《俄罗斯的美术——绘画怎样发达》一文。其后任南京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同年8月，应广州市教育局长许崇清之邀请，回广州筹办美术学校。10月，与陈丘山、冯钢百、容有玑、徐守义、梅雨天等人组织广州第一个研究西洋美术的团体——赤社（后改名尺社）。同时举办西洋画展览于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极力向社会介绍西洋美术。民国13年，社址设于广大路10~12号，并开办美术学校，每年都举办绘画展览。尺社美术学校历年来培养了一大批美术人才，充实了广州市中小学美术师资。胡根天是尺社的发起组织者和主要成员，在尺社美术学校任教多年。民国24年12月，胡根天参与筹备由政府主办的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会，被省政府聘请为审查委员，并有油画作品参加展出。在审查参展作品工作中，他不顾社会恶势力的恐吓和谩骂，抵制技巧低劣的展品，让社会人士得以正确认识西洋美术。
民国11年4月，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在中央公园正式开课，内设西洋画系两个班。广州市教育局长许崇清兼任校长，胡根天任教务主任并代行校长职务，兼任西洋画、美术史、艺术理论课的导师。民国15年底正式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长。民国16年9月学校迁至越秀山麓的三元宫内，增设中国画科及艺术师范科各一班。胡根天在处理校务和教学之余时常撰写艺术论文，有《艺术创造与实际生活》、《从绘画的用途谈艺术家的自学》等文章发表于《青年艺术》期刊上。
民国17年5月胡被无故免去校长职务，于是离开广州到香港开设美术学校。民国18年3月到上海与关良、谭华牧等创办人文艺专和新华艺专学校，并任绘画教授，同时任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在沪期间，适逢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开幕，他撰写评论《看了第一次全国美展西画出品的印象》。该文发表于《艺观》杂志，广州《民国日报》予以转载。10月离沪返穗。
日军占领广州前，先后任广州战时民众教育委员会美术室副组长、广州市立二中教务主任、广州市印刷职业学校校长等职。此期间在报刊上发表的艺术论文有《艺术的下层进展》、《艺术的综合与分离》、《现代西洋画果真东洋画化了吗？》等。民国26年2月参与筹备第二次全国美展广东预展会，被聘为审查委员和征审部主任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胡根天先后任广东省战时艺术馆教导主任、广东省艺术院教导主任兼美术系主任、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教导主任兼美术系主任、广东省立博物馆馆长等职，在艰苦的环境中带领学生辗转流徙，经历连县、曲江、罗定等地，仍然坚持上课，培养出一大批适应抗战的美术人材。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胡根天回到广州，任教于广东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在今小北路广州空军后勤部）直至1950年8月。他在教课之余，笔耕极勤，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日本的美术在中国的摇篮中长大》、《谈写实的绘画》、《西洋画在中国的发展》等数十篇论文。
1949年夏，经朋友介绍，到香港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接受了任务，回广州在文化教育界中进行地下工作，迎接解放。年间，先后出席广州市第二、三、四、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推举为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50年9月被广州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广州博物馆馆长，当选为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4月当选为中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兼美工委员会主任。9月，加人中国民主同盟。1953年9月任广州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79年9月任广州文史研究馆馆长，任至逝世。
胡根天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他为广州市文史馆引荐了一批有专业特长的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余热；也曾劝说鼓励海外收藏家和画家将大批文物艺术品捐献给国家，积极组织参与社会上的美术活动。在年逾90、目疾严重的时候，仍坚持挥毫作画。在文史资料方面，他撰写的《广州公社起义见闻记》、《记六十年前广东第一次全省美展的风波》等被收人《广州文史资料选辑》，另在报上发表有关广州历史掌故《海珠夜月》、《岭南今古录》等多篇。逝世前一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致函广州市领导，建议在烈士陵园前修建“广州红场”，建议重评广州“羊城八景”，并提出了具体意见。
胡根天历年来参加大量的社会工作，身兼多种社会职务，计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广州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届副主任委员，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