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效率低
国有企业效率低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在我国国有企业里，企业盈利增加了，管理者的收入并不增加或者增加很少，管理者的收入增量一般仅是企业利润增量的若干分之一，甚至出现企业经营业绩上升而管理者薪酬却下降的怪现象。&企业亏损了，管理者的收入并不减少或者减少很少，管理者的收入减少量一般仅是企业亏损量的若干分之一，甚至出现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而管理者薪酬却大幅上涨的怪现象。即使企业破产了，管理者换个地方照样当官，收入一点儿也不减少。至于企业破产造成的巨大损失，那是国家的事，与管理者无关。可见，在国有企业里，企业的盈亏存亡与管理者的关系并不太大。既然如此，管理者的积极性又从何而来呢？管理积极性低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管理积极性低，管理效果自然差，企业效率自然低。这个道理并不高深，妇孺皆知，人人明白。
而民营企业呢，一般说来，在民营企业里，管理者就是所有者自己，企业每赢利1元、100元、10000元，全部都是管理者自己的，全部收入自己的腰包。企业每亏损1元、100元、10000元，也全部都是管理者自己的，全部要从自己的腰包出。如果企业破产了，其巨大损失也全部由管理者个人承担，与他人无关。总之，企业的盈亏存亡，管理者要对其负百分之百的责任，责无旁贷。企业是管理者的血、是管理者的肉、是管理者身家性命的一部分。企业的兴衰成败与管理者血肉相关、甚至性命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者的压力之大、压力之重，是可以想见的。有压力就有动力，管理者能不尽心尽力、呕心沥血地去管理他的企业吗？为了企业的兴旺发达而不至于衰败破产，管理者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能受，而且毫无怨言、乐此不疲，因为企业是他自己的啊！可见，在民营企业里，一般说来，管理者压力极大，动力极大，积极性极高，那么，管理效果一般就极好，企业效率一般就极高。这个道理也并不高深，也是妇孺皆知，人人明白。
有比较才有鉴别，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较，哪一个效率高？哪一个效率低？哪一个优？哪一个劣？不是很清楚了吗？
有人说，现在大的民营企业其管理者（总经理）也是聘请来的，也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管理者也不是所有者，这与国有企业是一样的，如果民营企业能搞好，国有企业也一定能搞好。
其实不然。在民营企业里，总经理背后就是董事长，管理者和所有者近在咫尺。而且这个所有者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名符其实、握有实权的所有者。管理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所有者的直接监督之下，一旦发现总经理不称职，董事长随时都可以炒总经理的鱿鱼。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他干不好是不行的，管理者的积极性肯定是很高的，一般说来，其管理效果和企业效率也是很高的。
而国有企业呢，虽然其经营者也不是所有者，但经营者的上司也不是所有者，上司的上司也不是所有者，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并不能直接领导国企管理者，而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和代理人，等到了国企管理者的顶头上司那里，早已成了强弩之末，没什么劲了。更有甚者，有的国企高管的上司与国企高管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共向国有企业谋取私利，这更谈不上对国企高管的有力监督了。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哪来的压力呢？哪来的动力呢？国有企业又怎么能搞好呢？
而且，从名义上说，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具有国企的所有权，然而在实际上，全国人民根本无法行使这一权力，等于没有这一权力，等于不是国企所有者，这就造成了国企所有权的迷失，从而导致国有企业所有权的虚无化和所有者的乌有化，进而导致国有企业成为无主企业，试想，一个无主企业又怎么能搞好呢？
民企比国企效率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说来，民营企业没有任何后盾和靠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它孤立无援，无依无靠。如果它亏损了，没有任何人主动帮助它；如果它濒临破产，没有任何人主动救援它。它的盈亏存亡，完全受到价值规律的检验和裁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保证赢利而不亏损、优胜而不劣汰，它必须拼命地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其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和动力是极大的，所以，一般说来，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很高的。
而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又有很大的不同，国有企业以国家为后盾，它享受着国家多方面的保护、扶持和优惠。它亏损了，国家会给它补贴，保证其正常运转；它面临破产了，国家会给它输血，保证它转危为安等等。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做靠山，国有企业基本上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它盈亏无所谓，旱涝保丰收，根本不在乎市场的奖惩作用；它优也胜，劣也胜，一般没有破产之虞，不至于优胜劣汰。国有企业，它基本上被国家包养了起来，内没有赢利的动力，外没有竞争的压力，因而也就没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其效率低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有些行业和领域，所谓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铁路、航空、电力、电信、石油、冶金、化工、邮政等，在这些领域里，因为非国有企业很难进入，所以国有企业占有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基本上处于一统天下的垄断地位。在这些领域里，国有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垄断价格的方式来获得超额利润。显然，这种获得利润的方式，简便易行，毫不费力。既然如此，国有企业也就没有必要去辛辛苦苦地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在这些领域里，国有企业的效率理所当然是低的。有人说，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也是竞争关系，这是自欺欺人，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相当于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它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竞争关系，而只会形成垄断联盟。
事实也证明，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确实是低的。
&第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在工业增加值方面，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企业增长14%；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是-0.2%；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是-4.5%。（李景：《民企效率何以高过国企》）
&&2011年9月3日，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揭榜，榜单显示，上榜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不足民营企业的一半。在反映企业获利能力和资产盈利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上，2010年，上榜的316家国有企业的收入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分别为5.67%、1.75%，而民营企业的分别是6.05%和3.63%。显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效率均低于民营企业。
&从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中，更能窥探一二。国有企业的人均营业收入为129.06万元，而民营企业的是158.57万元；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7.32万元，民营企业的是9.60万元。在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利润上，上榜民营企业皆高于上榜国企，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国企。（杨兆敏：《国企效率不如民企
提高效率的出路在于打破垄断》）
第二，改革之前，我国的企业几乎全都是国有企业（公有企业），民营企业极少。大家一定还记得，那时候我国的企业总效率是很低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总在一位数上徘徊，有的年头甚至是负值）。显然，这种低效率只能是来自国有企业，因为那时候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效率低的责任是无可推卸的。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才决定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对亏损严重的国企实施兼并和破产等，一时间，国有企业数量大量减少；另一方面，允许并鼓励民营企业（包括私有企业、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等）的存在和发展，一时间，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数量大量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的企业总效率也在大幅提高（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不断以两位数的速度蹿升）。显然，改革以后我国企业总效率的提高主要是来自民营企业的贡献。
改革前我国的企业总效率低而改革后我国的企业总效率高，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提高民营企业的比重，从而提升企业总效率，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这正是党中央发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所在。如若国有企业效率很高，经济体制改革就没有必要了，也就不会发生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恰好证明了国企效率的低下。
第三，改革开始后，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慢慢地，国有企业亏损面越来越大，以至国家不堪重负。1995年，党中央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即重点扶持大型国企的发展，对小型国企，则采取“放”的态度，国家不再“包养”，放任小型国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由沉浮、优胜劣汰。结果没过几年，这些小型国企便销声匿迹了，它们全部演变成了民营企业。
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确实是低的，低于民营企业，因为只要国家放开它，不再扶持它，让它和民营企业去自由竞争，它很快就败给民营企业，被民营企业所同化。同时还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是多么软弱，生命力是多么脆弱，自立性是多么差，离开了国家的扶持它就不能存活（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除外）。
有学者在2002年比较了634个国有企业民营化前后在盈利、产出、负债率、生产力等方面的差异后发现，这些企业民营化后在收益、实际销售、生产力等方面确实有了提高。这在实践上说明了，国企的效率是低的，低于民营企业。
如若国有企业效率很高，比民营企业还高，那么，“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就没有必要了，也就不会实施了，成千上万的小型国企也不会演变成民营企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确实是低的，低于民营企业。
第四，改革开放前，我国搞了20多年的农业集体化，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粮票和定量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成了老大难问题，直接原因就是农业生产效率太低，无论如何提不上去。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把土地经营权给了农户），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业的单产量和总产量不断大幅跃升，很快就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取消粮票和定量是重要标志）。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为什么改革前后农业产量却有霄壤之别呢？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国有经济、公有经济的效率是低的，而民营经济的效率是高的，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改革前后我国农业产量的巨大差别。
事实胜于雄辩，以上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低的，低于民营企业。 &
有人说，都说国有企业效率低，可如今的大型国企怎么有那么多的赢利呢？不错，从名义上看，如今国企的赢利确实不少，但是要知道，那些赢利大多都是虚的、假的，不过是会计游戏而已，并非真的赢利。
2012年3月2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发布《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01年—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但同期这些企业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总计高达亿元。如把这些补贴和资源计入成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这些年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其实是亏损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提出，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真实绩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请看：
一，政府财政补贴。从1994年至2006年，国有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达到了3652.92亿元。截至2014年4月10日，1556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年报，其中获得政府补贴的有1377家，总金额超过770亿。中国石油、东方航空、中国石化分别以103.47亿、23.7亿、23.68
亿位居政府补贴榜前三名。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政府财政补贴1258.83亿元。（《南方周末》2014年4月17日）
二，较低的融资成本。香港金融研究中心显示，2000年—2005年民企实际利率是国企的3.46倍，若按照私营企业的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率，估算2001年—2008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28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84.55%。
三，资源要素的租金低。在少缴土地租金方面，我国国有企业占地基本上是白用，如果按工业用地价格3%的比例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共应缴纳地租34391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102%，。在少缴的资源租金方面，我国对石油征收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税不足价格的2%，远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10%的水平；对天然气的资源税率不到价格的3%，国外油气矿业使用费的费率一般在8%以上；对煤炭资源征租不到价格的2%，而很多国家对煤炭的权利金征收较高，平均为售价的8%—10%（百度文库：《国企利润来源及分配分析》）。在水和电上，国有企业的使用价格也大大低于市场的平均价格。此外，在通信行业，国有企业都是免费使用通信频道资源。对于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科技，国有企业基本也是免费使用的。
垄断获得超额利润。上面谈到的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几乎全都垄断在国企手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由他们说了算，其利润来得易如反掌而且不断随意提升，例如，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宽带上网平均速率位列全球第71位，不及英美等国的1/10，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这些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在这里，企业的高额利润并非来自经营管理，而是来自垄断，实际上是来自对全国人民的掠夺和盘剥。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效率确实是低的，低于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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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国有企业更有效率
财经国家周刊【
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向私人，或者尽可能地通过租赁合同实现私人经营，并且在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允许并鼓励竞争，不仅可以减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和不快，更大的好处是，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
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为顾客提供的服务水平很低。商店、餐厅、宾馆、银行、公交车、铁路以及电影院的售票处都缺少为顾客服务的激励机制。有些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从给服务对象制造麻烦中获得乐趣，因为他们自己办事时常常面对恶劣的服务态度，所以轮到他们提供服务时，就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获得心理平衡。
市场经济改革后，这种情况逐渐在私营和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中消失了。但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最近，我就遇到了两个有趣的实例。
第一次是在厦门。
我和厦门大学的网球教练想租用一块厦门市所有的网球场地来上网球课，准备付钱时却被告知要到场地旁边的办公楼里买一张卡才能完成支付，当我们去买卡时，却又发现电脑系统出了故障，还得等人来修电脑。我们想先把钱付了，好在电脑修好前能够打上球。无论是发卡员还是网球场服务员谁点下头，我们都可以用上场地，但两者都拒绝了，而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三块空场地。最后教练不得不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
过后，我想如果我们直接走进场地打网球会发生什么，网球场的服务员会叫警察把我们赶出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警察也应该站在我们这边，因为这块网球场地是属于厦门市民的公共财产，而我的教练作为市民有权使用场地。作为服务的公共财产的保管者，网球场的服务人员没有履行职责，这是他们工作的疏忽。
我的教练告诉我，上次他用这些场地时，这里还是由私人来经营的，服务也很好，但市政府看到经营可以获利，就收回了管理权。
第二件事发生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支行。
2008年我在该行开了一个可转账的储蓄账户，得到了一张带密码的借记卡。因为忘记了密码，我今年6月24日想去银行找回密码。在排号等了20分钟后，窗口的出纳员告诉我得新开一个使用新密码的转账账户(回过头来想，也许我应该对他提出质疑，并直接找他的经理，但我没有)。
不管是他在说谎还是中国银行就是这样规定的，这都是银行经营低效率的体现。填新账户申请表格，不断重复输入密码(大概输了16次)，等出纳员填完其他一些要求的表格，完成所有程序总共花去了40分钟。终于，出纳员告诉我新账户开通了，并给了我一张新的借记卡。可是第二天，当我用这张卡时，每次都被告知账户余额不够支付，甚至连两个人在宾馆里的早餐钱都不够。
如果真要是我不得不用我在中国银行的存款，支付我在中国行程的费用的话，结果将会怎样？第二天我要离开北京，只好请人民大学一位办事人去银行询问，出纳员告诉她，我须要回到银行再开一个使用新密码的转账账户才能解决问题。
这两件事件是每天都在中国发生的、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麻烦的例子。人们习惯了国有企业员工恶劣的服务，他们大部分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文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已经对经济效率低下和国有企业服务差进行过讨论。1980年我在广州住宿时发现宾馆的经营很差，但1987年再来时，却发现同一家宾馆服务和经营都已经大有改善，因为一家香港人经营的宾馆在街对面新开业，同时东方宾馆的管理层也可以从盈利中获得奖励了。从这个例子中，我发现如果管理层可以从企业盈利中获得激励，同时存在竞争，无论是国有还是私人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的经营也可以是有效率的。
如果我们能够减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不便，不仅人们将变得更快乐，整个经济也将运行得更有效率。没有理由说中国人的生活中就得忍受诸如此类的种种不快。正如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提到的，减少这种不快的简便途径是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向私人，或者尽可能地通过租赁合同实现私人经营，并且在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允许并鼓励竞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
(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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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万象VIP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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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改革的目的是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站在资本的立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
日本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不是七十年代. 当时中日友好, 有日本人直接给毛写信, 建议中国也应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毛让华罗庚负责. 这才有后来的优
111.112.75.*
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应是增强市场竞争力，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依靠和调动国企内部职工的积极性。特别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必须坚持国有控
目标细则应落实
42.243.110.*
一切事实都摆在人民眼前。拿最终目的忽悠得过去吗？
118.195.144.*
把国企改成“私企”或“外企”？把国家财富挪到私人腰包中？
企业发展增收，税收增长不丢，工人幸福无忧。这才是国企改革的要的效果。
60.242.42.*
人力资源这个词是最反动的。把工人不当人，和设备与原材料等同。
106.115.84.*
国企普通职工的利益应该得到保障，不能被无情的抛弃。
119.130.87.*
问得好！有时候人只关注了细微末节，却反而忘了大目标。
221.198.2.*
就是转型，转型就是目的。
114.248.15.*
国企必须改革，改革才能发展，发展才能进步。不改革就是死路。
222.222.251.*
戈尔巴乔夫也是改革，关键是方向！
120.192.76.*
追究私有制改革制度的制定者，杀无赦！
到底什么是“国企”的概念都没搞清楚！今天算“国企”明天又变“民企”，有区别吗？混合所有制后，你说是什么？
最终目的是让国企为全民造福，国企央企的利润由全民来分享。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58.247.15.*
其实过去对市场经济根本就是外行，经济学家都是“砖家”，直到现在才刚刚入门。
你说的最终目的就象党的最终目标一样是美好的金光灿烂的,而现实目的却是千头万绪的,因为参与起草和意见的千百人就有千百种目的.今日的方案也是千百次利益搏羿的结果而且
不能再让国企改革使老百姓感到惊悚！不能再让国企改革成为国有资产大流失的代名词！
60.165.167.*
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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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国企工资决定机制如何才能更有效
国企工资决定机制如何才能更有效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完善工资与效益联动机制。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当年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可在不超过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范围内确定。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除受政策调整等非经营性因素影响外，当年工资总额原则上相应下降；企业未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工资总额不得增长，或者适度下降。
将企业工资与经济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挂钩，无疑是抓住了企业工资考核和调整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因为，对国有企业来说，经济效益和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与评价标准。也只有达到这两条标准，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企业才有理由、有资格、有条件进行工资调整，提高工资待遇。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坐吃山空”的现象。
事实也是，这些年来，国有企业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来看，都还不错，特别是央企，由于规模的快速增长，很多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企业，有的还排名较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却普遍存在着大而不强、强而不优、优而不精的现象，看似非常庞大，实际效益并不太好，没有达到经济效益与数量增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规模扩张同步的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更好地调动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激发员工创新创造的热情，释放改革创新的动力，就成了国企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也是必须有效解决的一道难题。因为，只有解决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工资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让工资成为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否则，就会出现干好干差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就无法让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
应当说，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如何将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方面，还是有一些研究和探索的，很多地方和企业也是在努力摸索经验的。但是，由于在考核的指标和标准方面，缺乏科学的体系和有效的手段，很大程度上，就是用营业收入和利润两大指标。结果，从表面上看，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利润也越来越多了，但是，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没有得到很好提升。尤其是核心竞争力，与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完全不协调。所以，如何把企业的经济效益指标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结合起来，把效益从规模中剥离和解放出来，紧贴企业核心竞争力，毫无疑问是工资改革最为重要的方面。
很显然，让利润从单纯以“量”考核转向“量”“质”结合、以“质”为主，就成了考核企业经济效益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那么，利润的“量”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眼下的情况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核心产品、核心技术的利润有多少。因为，一家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尤其是央企，如果没有核心技术和产品，这样的央企，就应当被兼并或转型。否则，就会严重浪费社会资源；二是负债率的高低。在国企普遍负债率偏高的情况下，降低负债率是最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如果负债率不降低，不仅难以让企业的效益真正提高，而且会留下太多的风险隐患。所以，必须将负债率作为考核企业经济效益好坏的根本指标，并提出具体要求。凡是没有特殊情况的企业，负债率必须每年下降，直到下降到合理水平。否则，就可以认为是效益没有得到提高，可以在工资决定时一票否决；三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资产能否保值增值，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密切关联，真正有效益的企业，国有资产是肯定增值的。反之，就不是真正的经济效益提高。譬如净利润增长速度远慢于负债增长速度、资产规模增长速度和营业收入增长速度，就不会出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结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绝对不是资产总量的增加，而是净资产的增加，且必须是有效净资产，而不是非生产性固定资产。
也正因为如此，此次意见将工资调整与经济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挂钩，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及时。因为，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抛弃过去以规模和速度为最高衡量标准的做法，把重点真正转向效益和效率上来，转向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上来。在外界对国企有批评、有质疑、有误解的情况下，把对国企的考核和评价指标、工资决定手段等进行调整与优化，不仅是为了规范国企工资调整、强化工资对员工积极性调动的作用，也是为了改善国企的市场形象、提升国企的社会地位，更好地让国企担负起国民经济支柱的作用。所以，意见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不折不扣地成为决定企业工资水平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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