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原标题：光照进来的地方
多年来，顾薛磊始终关怀着白血病患儿王铭铭。
顾薛磊检查王铭铭的作业，并拿自己儿子的学习方法与铭铭分享。
晨报特级首席记者　孙立梅
4月14日，周六，上午9点半。将儿子送到篮球班后，顾薛磊匆匆赶到了王铭铭（化名）家。之前铭铭的爷爷奶奶找顾薛磊找得很急，他们担心“铭铭的逆反情绪越来越厉害了”。所以顾薛磊一进门，就先安抚老两口，“铭铭已经是14岁的大小伙子了，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正是青春期逆反的时候，有点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这已经是顾薛磊与铭铭一家相识的第十个年头。2009年7月，王爷爷作为诉讼代理人，以孙子铭铭的名义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儿子承担对铭铭的教育和抚养义务，承担支付拖欠的生活费，并且和前儿媳共同承担铭铭的医疗和护理费用。当时，年仅5岁的铭铭被医院确诊为白血病，生命危在旦夕；而铭铭的父母在儿子3岁时离婚，之后父亲常年失联，母亲拒绝探望。
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少年庭法官顾薛磊接手了这个特殊的案件，并在结案之后，成为王家的编外家人，铭铭口中的“顾爸爸”。
这位“爸爸”，顾薛磊一做，就是十年。
少年庭上有争吵，有打架，每年都有孩子被丢在法院门口
新闻晨报：我记得自己最早对青少年案件有概念，是从电影《少年犯》开始的。这部电影1985年初上映，长宁区法院成立少年庭是在1984年，非常早。
顾薛磊：少年庭的成立和发展，应该说，是跟我们对青少年问题的认知、理解程度紧密相连的。1980年代，青少年犯罪成了社会治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是之前法院系统都没有碰到过的情况。当时呢，就觉得这是一小部分孩子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少年犯，有了少年庭和工读学校。
我是1997年进入长宁区法院工作的，2007年正式进入少年庭。在我进少年庭之前，情况又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的未成年人犯罪呈明显下降趋势，但我们也发现，绝大多数青少年刑事案件背后，都是家庭监管不力的问题。尤其有些孩子，几年前还是民事案件中涉及权益保护的未成年人，几年后却成了刑事案件中的嫌疑犯。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总是特别难过，等到孩子们成了少年犯，再怎么关心他们，也已经晚了。为了避免这种遗憾，能不能在事前介入？所以2007年之后，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视等的民事案件，也被纳入少年庭。2018年1月份，我们成立了少年家事综合审判庭，除了以前少年庭受理的案件，原本民庭当中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继承、监护、校园伤害案等，也被纳入进来。
新闻晨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少年庭案件的增加，其实跟近年来我国家庭关系的复杂化，尤其是离婚率的上升有很大关系？
顾薛磊：没错。一对夫妻离婚，孩子在当时判给谁，这很简单，问题往往出在离婚后。我接过一个案子，夫妻在离婚时都抢着要孩子，后来法院判给了妈妈。没多久，妈妈发现带孩子太吃力，把孩子丢到爸爸那。爸爸也没法带，爷爷奶奶说愿意抚养，但要求妈妈付抚养费，妈妈说一个月只能付800元，爷爷奶奶认为不够用。这个孩子才4岁，就被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他现在脾气暴躁，在幼儿园也是打老师、打同学，爷爷奶奶看到这种情况，更不愿意接手了。
还有更极端的案件。夫妻离婚，孩子判给前妻抚养，但前妻疏于照顾，孩子常与妈妈的男朋友发生矛盾，还几次离家出走。因为前妻没有住房，街道出面找到前夫，希望由前夫来照顾小孩。但前夫没有工作，靠吃低保生活。官司打到少年庭，这对前任夫妻谁都不肯接收孩子，在一个大雪天，十来岁的男孩被父母直接丢在了法院门口。连着好几天，我只能带孩子在法院食堂吃饭。
你看这些案件，这些孩子都受到过一次甚至多次伤害了，我们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他们的将来。
新闻晨报：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少年庭这里，接触到的都是最特殊、最极端的家庭矛盾，还有其中反射出来的社会矛盾。
顾薛磊：少年庭的案件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非常细碎。比如有些当事人会来问我：顾法官，你觉得一个月抚养费定多少合适？我判下来有高的，也有、500元一个月的。我不能说设立一个统一标准，然后一刀切地判。因为有些当事人本身是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你判高了，他也支付不起，这就失去了判决的意义。
有同行开玩笑说过：你们少年庭的案子都是小儿科，我们经手的都是标的上千万元的大案子。但对当事人来说，这些案件触及到他们最特殊、最极端、最焦点的家庭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少年庭的矛盾激化率更高，双方在法庭上争吵打架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庭审，我估算有30%以上。在这30%中，还有5-10%扬言遗弃、自杀、杀死对方等极端行为的，基本上每年都有孩子被遗弃在法院门口。
少年庭法官仅有公平正义不够,还需要爱心和怜悯之心
新闻晨报：您当年为什么主动进少年庭？我相信十多年前，您所说的这些少年庭的复杂情况都已经很明显了。
顾薛磊：这可能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吧。我非常喜欢孩子，心软，最看不得孩子吃苦。在民庭时，看到有些悲剧性的案件，你也会跟着掉眼泪，但也就到掉眼泪为止，你很清楚成年人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在少年庭上，你看到那些孩子们的眼睛，他们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呀，但他们被动地成了成年人错误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法院可能是维护他们权益的最后一道关卡，而法官可能是他们可以求助和信任的最后一个成年人了。
我之前碰到过一个小男孩，父母离婚后被判给爸爸抚养。妈妈离婚后离开上海，下落不明；爸爸酗酒成瘾，孩子就跟着一个每天喝酒之后醉倒在床的爸爸共同生活。幼儿园看小孩可怜，除了供给他一日三餐外，还不时给他洗衣服、洗洗澡。幼儿园春节放假，等到再开学时，幼儿园老师发现小孩多次大便在身上，衣服已经冻得硬邦邦了。
我们在法庭上把孩子判给谁，锤子敲下去很容易，但接下去孩子的生活到底能变成什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置之不理，认为判决完了，我们的工作就跟着结束了。
我也在看央视正在播出的电视剧《阳光下的法庭》，一位好法官的标准当然离不开公平和正义，但对少年庭法官来说，仅有公平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爱心，有怜悯之心。因为少年庭法官的工作，一半在庭上，一半是在庭外。
新闻晨报：您在法庭之外，做了大量社会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包括哪些？
顾薛磊：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父母都不要、下雪天被丢到法院门口的男孩，接到这个案件之后，我起初想做男方家属的工作，比如爷爷奶奶，看他们是否愿意跟孙子同住。但爸爸已经与爷爷奶奶断绝来往多年，我费了很多力气才找到爷爷奶奶，却发现老人的经济情况也很困难，其中一位患癌，无法接收孩子。后来，我们长宁区法院与爸爸所在街道召开协调会，由爸爸出面租房给小孩住，街道补助这笔房租。爸爸一看不用自己掏钱，就同意了。这个孩子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过了好几年，孩子考入一所职业学校，爸爸再次找到我们，表示无力在毕业之前付清学费，这笔学费后来由长宁区法院进行了司法救助。
这些年，我们碰到的极端案例太多了。有个孩子也是父母离婚后无人抚养，我们把双方父母都叫过来问。爸爸说自己的情况：爷爷去世，奶奶是严重精神病患者正在住院，他的妹妹患抑郁症自杀，弟弟则刚从精神病院接出来需要照顾。妈妈呢，有严重的红斑狼疮，她自己住院期间还需要这个10岁的孩子陪夜。对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我们在法庭上能给予的帮助有限，但孩子和家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最后还是我们少年庭法官出面，去跟居委会、街道、民政、派出所、学校等等机构进行沟通。
新闻晨报：在我们外人看来，您以法官的身份出面去跟机构沟通，是不是比当事人个人去求助的成功率要高一点？
顾薛磊：不不不，老老实实地说，即使我们法官出面，也是失败比成功的时候多，大多数情况都是跑了一大圈，事情没办成。我现在还记得，刚开始跟这些机构打交道的时候，人家看我穿着制服，是个法官，还挺尊敬我的，能给我倒杯水喝。但时间长了，人家一看到我，就知道我是去求帮忙的，有时候就把我晾在那里。我一个大男人，真的是很尴尬。但怎么办呢，为了孩子，还是得努力争取。
没有十全十美的法律法规，但孩子不能出一点岔子
新闻晨报：其实近年来，明明有法定监护人存在、但法定监护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正常履行义务而造成悲剧的案例并不罕见。我们作为旁观者就非常着急，因为当事人谁都不是坏人，谁都有苦衷，但孩子往往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这对法律工作者来说，是不是也挺无奈的？
顾薛磊：其实有些时候，哪怕法律上能说得过去，我们也会感到无能为力。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例，父母离婚后，爸爸只身前往国外打工，将女儿托付给长辈亲戚照顾。小女孩到了青春期，与长辈亲戚多次发生争执、离家出走。我们设法联系到女孩的妈妈，发现妈妈患有抑郁症，且拒绝接收女儿。后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在国外的女孩爸爸，爸爸先是拒绝，随后表示可以请一位广州的朋友帮忙照顾女儿。
爸爸提供了自己朋友的联系方式和身份证件号码，朋友很快从广州赶到上海，当天就要将女孩带走。这种委托，在法律上是成立的；从流程上来说，我的工作也就到此结束了。但把一个上初二的、正处于叛逆期的女孩，交到一个她并不认识的中年男子手上，还要到外地生活，说实话，我是非常担心的。我们额外能做的，就是请警局核对一下这位朋友的身份证件，证实他没有犯罪记录。在他们临走之前，我把自己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写给这个女孩，告诉她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好好学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这个女孩后来没有联系过我，不知道她生活得怎么样了，不过只要想起这个事情，我都觉得挺揪心的。我们都知道没有十全十美的法律法规，但每个孩子都是活生生的，都是不能出一丁点岔子的。我这个人，不愿意只说一句“法律如此，我也爱莫能助”就对付过去，一些额外的措施，不管是不是他们以后真能用得上，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先做起来。
新闻晨报：您做少年庭11年了，接触到大量这种很悲惨又很麻烦的案件，当中有想过放弃吗？或者不做少年庭，或者不做这么多庭外的工作。
顾薛磊：有，当然有，有过几次是特别不想干了。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一直不能下定决心离开少年庭？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是小时候家里的一位长辈讲的故事影响我太深了。这位长辈是一位中学校长，他讲过这么一个真事：一个孩子家里很穷，就抱怨说我们家为什么这么穷，连肉都吃不起。妈妈也觉得这孩子投胎到自己家真是太可怜了，有一天，她借钱做了一碗红烧肉，把老鼠药放在肉里，看着孩子吃着吃着就倒了下去，然后她自己也吃肉自杀了。
现在你听这样的故事，感觉挺漏洞百出的吧？但当时我实在太震惊了，就想：太可怜了，哪怕能给他们一点点生的希望，他们也不会选择去死呀。
这种想法，或者说，这种对于“希望”的坚持，一直跟随我到今天。我们称赞邹碧华院长是一位“燃灯者”，就是因为他让人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来到少年庭的很多孩子，从父母那里感受到的世界已经够千疮百孔的了，如果我们也跟着放手，那孩子们看到的世界，得有多么黑暗和无助呢。我们永远没法预测一件小事能对孩子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就像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长辈讲的故事对我本人的影响一样。
一位妈妈说：不管办没办成，我都要带孩子来说声谢谢
新闻晨报：我这样问可能不太礼貌，但我相信很多愿意做好事的好心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类似的困惑：您担心过在救助了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之后，对方以后碰到什么事情都来找您帮忙吗？
顾薛磊：老实说，我担心过，也犹豫过。我们帮助很多家庭，不是说我个人掏2000元钱出来，就能解决问题了，很多家庭都是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帮助。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遇到问题找谁？就很自然地想到，还是找顾法官吧。像王铭铭家，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了，双方都有很深厚的感情了，王奶奶担心儿子在自己去世之后抢房产，想办遗嘱公证，也会来找我商量怎么办。
也有朋友提醒我：不要管这些事情，这家人没准儿会赖到你身上。确实，这一类的求助往往都不是什么好消息，都不会令人感到愉快，但我自己想想，算了，我能帮一把，也许就解决了人家一辈子的难题呢。
我以前做过一个案件，这位妈妈未婚生育，为了解决小孩户籍问题，我跑了几十趟派出所终于办成了，这家人一直跟我保持着联系。几年之后，这位妈妈发消息给我，她正站在女儿的课桌椅旁边，参加小学开学家长会，她说真没想到女儿能这样健康成长，所以特别来跟我说一声。收到这样的消息，我就特别高兴。
我还为一位单亲妈妈跑过低保，妈妈条件很差，但每个月也有2000元的收入，最终低保并没有办成。放暑假的时候，这位妈妈特意把孩子带到法院，让孩子给我鞠了个躬。她说：顾法官，结果怎么样都没关系，但是你跑了那么多趟，让我心服口服，我就想带这孩子来说声谢谢，让他知道以后该怎样做人。
当然，我也确实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这样通情达理。但我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知道感恩的。
新闻晨报：您现在还跟多少位经手案件的当事人保持着联系？
顾薛磊：还保持着联系的孩子有一百多个，经常联系的有二三十个。他们会不时告诉我，考进什么学校，或者跟父母、子女关系的进展之类。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王铭铭的爷爷奶奶在提起诉讼之前，亲朋好友都劝他们说别多此一举了，法院不会管他们这种小市民的小事情的。但结案之后，铭铭得到很多帮助，爷爷奶奶也到处说法官对他们有多好。前几年，铭铭奶奶告诉我，她已经办理了遗体捐赠手续，她觉得整个社会给铭铭的太多了，这是她所能想到的回馈社会的方式。还有几位当事人特意跟我说，他们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卡片。
一个法官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一年最多也就是做两百来个案子，但如果我的一点好意、善意，被当事人以滚雪球的方式扩散出去，那是最让我开心的。
[铭铭的故事]
“想都不敢想，这孩子能长到这么大”
晨报记者第一次见到铭铭，是日，跟顾薛磊法官一起前往王家看望。七岁半的铭铭刚刚做完为期25天的化疗出院，全身浮肿，精神萎靡，坐在靠窗的小桌子边上晒太阳。
王奶奶轻声地向我们介绍孙子的病情，“这次去住院，铭铭的小病友走了好几个。以前我们还骗他，说其他小朋友是去别的医院了。现在他也懂点事了，跟我们说：不要骗我了，我知道他们都去石头房子里了。他看电视，还不知道墓碑是什么呢，就会说"石头房子"。有一次，看着同病房的父母一边哭一边收拾孩子的衣物，铭铭紧紧抱着我，说：奶奶，侬抱牢我呀，我不要住到石头房子里去……”
闻者无不跟着落泪。
那是铭铭患病的第三年。
王铭铭的父母2003年结婚，日王铭铭出生。因为父亲王理（化名）经常与母亲发生争执，从3个月起，铭铭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2005年，王理发生婚外情后离家出走。2007年，王理夫妇离婚，铭铭判由父亲抚养，但王理仅支付了半年生活费，之后就变更手机号码，音信全无；母亲虽然愿意支付每个月300元的抚养费用，却拒绝再与儿子见面。2009年1月，王铭铭被确诊为白血病，高昂的化疗费用令爷爷奶奶不堪重负，连日的住院陪护和精神压力也让他们身心疲惫。无奈之下，王爷爷决定与儿子对簿公堂。
面对这个连被告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案件，顾薛磊做了大量工作，几经周折联系到王理本人，王爷爷也得以在法庭上见到多年未见的儿子。王理表示自己已经再婚，收入仅能维持小家庭生活，没有余力负担铭铭的医疗费用。在法院协调下，王理同意从与王奶奶共有的一套拆迁房房产证上去掉自己的名字，让王奶奶可以卖房筹集医疗费用，此后再次不知所踪。
王铭铭诉讼案2009年底结案，但长宁区法院从上而下，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关心。在顾薛磊的奔走之下，铭铭申请到了低保，缓解了看病难、配药远的问题；因为患病，铭铭比同龄人晚两年入学，顾薛磊就组织志愿者定期上门辅导；当铭铭的身体可以负担上小学时，也是顾薛磊，以担保人的身份在给学校的保证书上签字。
如今，铭铭已经是身高180厘米、上预备班的大男孩了，身体状况也已基本稳定。王家爷爷奶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时想都不敢想，这孩子能活到现在，能长到这么大。”
这是铭铭患病的第十年。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莱昂纳德·科恩
作者：孙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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