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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的人，参加社保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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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问，他48岁了，没有任何养老与医疗保险，想参加社保，可又担心交不满15年就退休了，交了也是白交，又听说医保必须交够25年，交不够退休了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是这样吗?&&问了许多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干脆去是社保中心问，老婆说，你去了也问不出什么来，果然，也问不出个什么来。总觉得与保险有关联的东西，都和骗子一样，有明白人，讲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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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问了，你说的完全正确！医保必须交够25年。现在好多人都不交社保了，改交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了，每年交730元，如果你以前从未交过社保而现在想交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话，那就必须补上六年（记不清到底是六年还是八年）的医疗保险，即730元乘6，然后半年后医保卡生效。这个居民保险报销的比例跟社保差不了多少的。
谢谢，您的意思就是不必要参加社保了？
回复：【风卷旌旗】
以下是引用风卷旌旗的帖子：&&有朋友问，他48岁了，没有任何养老与医疗保险，想参加社保，可又担心交不满15年就退休了，交了也是白交，又听说医保必须交够25年，交不够退休了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是这样吗?&&问了许多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干脆去是社保中心问，老婆说，你去了也问不出什么来，果然，也问不出个什么来。总觉得与保险有关联的东西，都和骗子一样，有明白人，讲一下吧。我记得有代理公司可以补缴1997年到2014年的社保要价非常高每年最少收800代理费统一缴的社保费另算是把历史的社保通过外地城市缴上（青岛本地是没门了）然后从现在开始在青岛本地每月一点一点缴累计够了15年并且够了年龄就可以退休了
居民医疗好像是交完次月享受
看来大家一样不大明白
和政府打交道不能好像，必须肯定。
以下是引用风卷旌旗的帖子：和政府打交道不能好像，必须肯定。没用，真想和你翻脸，直接肯定变否定
毫无意义！
回复：【风卷旌旗】
& & 可以延期三年办理退休手续。医保的十年差额，可在退休时一次补缴。
你今年48，到60岁退休可以交12年，不够15年还差3年可以一次补上，医疗也可以一次补上。也可以继续缴费，延长到65岁退休，但不上算，千万别相信有能帮你代办缴费的，全是骗人的，到正规社保去办，一定要参加社保。
6楼和11楼说的对。医保必须一直投，长病才可以报销，中间要停交了，就报不了了。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每年交730元，只享受医保，但没有退休工资吧
人老了活着也是苟安残喘，不如到了年龄就安乐死，或者死前干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这一切才不枉为生人。反正灵魂是不灭的，真的有来世，也真的有下一辈子。跟你们喜欢干的事吧。。。。不要延续没有意义的生命了
｜｜引用｜
以下是引用崇山峻岭kuai1954的帖子：你今年48，到60岁退休可以交12年，不够15年还差3年可以一次补上，医疗也可以一次补上。也可以继续缴费，延长到65岁退休，但不上算，千万别相信有能帮你代办缴费的，全是骗人的，到正规社保去办，一定要参加社保。还算专业.其实如何选择主要由你的收入来决定.
养老是15年，医保是20年，（看到上面有人说是25年，不知道是哪年调整了还是表述不准确）可以在退休前一次性缴清后享受保险金。。。。男48岁，现在还不能办理退休，所以可以先按照每月缴费，到了可办退休时，把其他按照退休那年的标准一次性补清就可以。。。。
以下是引用kittencute的帖子：养老是15年，医保是20年，（看到上面有人说是25年，不知道是哪年调整了还是表述不准确）可以在退休前一次性缴清后享受保险金。。。。男48岁，现在还不能办理退休，所以可以先按照每月缴费，到了可办退休时，把其他按照退休那年的标准一次性补清就可以。。。。& & 医保缴费年限，好像男女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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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现在参加个人社保,每月应交多少,到60岁退休,没满15年,可以补齐吗?到退休时的养老金每月是多少?谢谢
我有更好的答案
养老保险一般分为两三个分档，可以申请延交1~5年，直至养老保险参保年限达到15年，可以补齐，大多数城市是不能一次性补齐的。4~~~~~~到退休时，参保地前一年社平工资的20%，加上参保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1&#47、当时、的政策了;120，费用不同。而且各个城市每一年都不同，得看当年、当地。现在算不出来的1~~~首先得是有当地城镇居民户口；男的50岁以下可以申请办理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48岁随可以办理，就是养老金月度的钱数。其它若有补贴。每月大概500元左右。3~~~~~到60岁。2~~~~个人社保的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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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预期寿命、健康工作寿命与延迟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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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39岁、49岁、59岁现象
29岁、39岁、49岁、59岁现象
警惕二十九岁现象&
&　　大家都知道“59岁现象”――许多国企的老总年龄接近60岁时，一改过去勤恳、节俭的本色，盖因在60岁国企老总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他们心态失衡；而“29岁现象”却鲜为人知，但在中国“29岁现象”比“59岁现象”普遍得多。& && 什么是“29岁现象”？& & & 我在多年培养、使用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员工在20多岁时，学习工作有激情，工作上勤勤垦垦、踏踏实实，生活有艺术、有情趣，可是到了29岁左右，按说应该更成熟更有价值才对，但反而情绪波动大、工作浮躁急功近利。表现在看书、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对外界事物的兴趣忽高忽低，设定的工作目标或高不可攀或放弃追求，对下属或要求过分或听之任之，对亲友不耐烦，对团队尤其是对上级经常抱怨牢骚，对待批评建议经常没有耐性甚至反应过分激烈，老虎屁股摸不得，经常比过去，讲排场慕虚荣，对自己过去的同学朋友羞于提起现在的职位或收入，内心经常将自己与认识不认识的姣姣者做不切实际的比较，比较之后往往自惭形秽、自怨自艾、自我放逐，严重者陷入重度抑郁症。生活没情趣、工作无效率，经常是心里着急行动却无力无效，就像人们梦中经常遇到的紧急情况：想跑迈不开腿，向动动不了，想说张不开嘴，人际关系不是冷漠就是紧张。　　过去30岁这个坎之后，这类人有两种结局，一种原来就乐观、平和的，通过及时努力调整一切正常化了。但有很大一部分人挣扎抗争不过，就此消极麻木、一副万事皆休、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注意到这种状况多发生在30岁左右时，找他们分析原因，他们自已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经常听到这种人哀叹：“快30岁了，成了家没立业，什么时候立得起来呢？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们一样？”　　三十还没立业！对我触动很大，记得我30左右的时候，虽然没有明显上述症状，但也因功未成名不就，失衡焦虑了好一阵，好在及时用“阿Q精神抚慰疗法”调整过来了，都是“三十而立”这句古语害了大家！　　20多岁时，都知道是打基础的时候，要想今后有成就，现在就要多付出，心态较平和，也有一定的耐心；当快要到30岁时，眼看自己的梦想和追求的结果没能达到社会上讲得“立业”的期望和标准时，对父母不好交待，不好意思见同学朋友，自己无法面对，自己给自己制造很多无形的压力，而且越来越大。　　那什么是社会的“立业”标准为呢？我认为是人们对三十而立要达到的社会期望水平过高。改革开放初期各行业充满了机会，各专业也因沉寂了十年，所以到转型期很多人一夜暴富。时代对77、78级80年代的毕业生格外惠顾，给他们创造了快速立业的机遇，成名成家相对容易；而到90年代末和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各行各业向专业化推进，而且社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时成名立业的周期在拉长，进入门槛一再提高。& & &　　现代社会“五十而立，三十知天命”& & & 针对29岁现象，前些年我提出了“五十而立，三十知天命”的观点，受到了许多朋友的欢迎。古代人均寿命50岁左右，30生命过多半，此时不立则晚矣，如50岁时再不知天乐命，则只有苦熬余生了。而现代人平均寿命已到70岁左右，古代的30岁相当于现在的40－50岁，而且由于知识爆炸、竞争激烈，各专业行当更加复杂化，变数更多，人到40－50岁才能到达事业的高峰。30岁左右时，有的人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创业者刚刚挣脱困境赚个温饱；许多公务员刚刚摆脱端茶倒水、打零杂的状态；普通工薪阶层生存问题刚刚得到解决（房价、教育等社会成本增高）。提出“五十而立”是让多数年轻人放平心态，期望不要太高，压力不要太大，不要过分急躁；提出了“三十知天命”，恰恰是因为这个年龄更需要及早知天乐命，看清人生大道，不违天命（自然法则、社会潮流、人生使命）这套理论通过各种论坛和大学演讲，反响很好，还真救了不少人。& & && 但后来我仔细阅读《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发觉我原来的论点有些缺乏依据，如孔子讲的“30而立”中的“立”指的不是立业，而是立志立身，衔结前后两句就能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我15岁开始做学问，30岁立志（周游列国，布道授业），40岁左右时学问习精，不再受外界诱惑而偏离方向。无论是学问不惑还是人生方向不惑，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立业”层面。大家知道，所谓人生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对于孔子来讲，立德算在40多岁后周游列国，50多岁弟子3000，贤人72；立功是孔子在68岁归鲁方被尊以“国老”之后；而立言呢，在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间，孔子修订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真正的立言不朽之作《论语》是在他去世后弟子们整理的。可见孔子的“立业”是很晚的。我常以此告诫那些视“30岁立业”为成功标尺的年轻人说：“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我等凡夫乎？”。　　我也拿我的例子（不敢与圣人相提并论，只是为了治病救人，不得已而为之）劝导安慰那些29岁症状的人说，我37岁才真正辞职，下海创办皇明公司是在1995年，当时不但是赤贫而且还负债近百万元，到了2000年也就是我42岁时，公司才有了盈余，但按照大家心目中“立业”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即使说立业也应是无论你的公司事业还是专业都立得住、站得固、走得稳。别说42岁时，就算我47岁退出管理一线之前，当我离开公司总裁岗位时，企业稳吗？企业立得住吗？我退出管理一线已近两年了，48岁近50岁了企业才有些“立”的迹象，企业文化、战略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才有些大模样。然而管理体系上的“三机制两原则”虽然提出来了，但真正能可持续发展推行，稳定执行尚需时日，真正应了我提出了的“五十而立”。五十岁看清世事，知天达命；六十岁对反对意见也当音乐听；七十岁达到了思想的自由王国，怎样驰骋都不会超越铁的自然法则的。如果说一个人立与不立，大概这是一个分水岭吧。　　我想对年轻一代说的是，你们的梦想追求固然可以理解也值得尊重，但过于急于求成的心理是不切实际的、有害的。希望你们把梦想藏在心底，保持知足常乐、知天乐命又积极进取，相信付出总有回报的心态。走好走实人生的每一步，相信你们的人生能顶天立地，你们的事业能稳健而长足发展，年轻人，你们的路长着呢，一路走好！
　　一、背景材料　　近几年，一些地区纪检部门查处的违法乱纪案件中，有一个现象格外引人注意。受查处的县、乡两级领导干部中30至40岁之间的成了“主力军”，越接近40岁，“买官卖官”等违法违纪现象越相对集中。一些群众把这跟人们常说的“59岁现象”对应，称为“39岁现象”。1999年10月，福建省查处了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买卖官案。丁仰宁在这个福建全省有名的“特困县”任职3年，“卖宫”受贿及非法所得100多万元，人称“丁百万”。“丁案”，涉及该县大小官员246人，大多数都不到40岁。其中丁仰宁1996年到任时38岁；已经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干部中，35~40岁间的9人，9个镇党委书记、9个乡镇长中，8人年龄在35～40岁之间。其中，钟昌瑞在1996年37岁时刚当上县教育局局长，就开始向丁仰宁等人进钱，在1998年底终于如愿以偿当了副县长．钟昌瑞等人为何如此急不可待不断铤而走险向“上”送钱?一位知情的干部道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钟就是想赶在40岁时当上“副县级”干部，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0多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为何一些干部在这一年龄段栽跟头，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呢?这和一些年轻干部忽视党性修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一些地方在基层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片面理解“年轻化”，甚至搞“一刀切”，这是造成“39岁现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些地方在选拔配备县两级党政班子时有这样一个“原则”：35岁以上的不再提拔进入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入县级党政班子。一些基层干部抱怨：35岁到不了科级、40岁到不了县处级，就没有什么“奔头”了。一些年轻的镇干部发牢骚：“这辈子算完了。”问为什么，回答是“都30岁了，连个股级干部都不是。”　　透视“39岁现象”，基层组织部门的同志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乡镇，至少需要4～5半转为“股级”，再2年转副科，再3年转正科，再3年转副县级，这一个“流程”下来，“最顺’的干部也要12年时间．一个环节“跟不上”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一些干部采取“倒推法”，就可以推算出自己是否“还有戏”。一些基层干部感到“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就开始混日子，甚至吊儿郎当，“自己本身有思想包袱，哪还有心思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也恶化了农村干群关系。　　“39岁现象”的另一个危害，是诱使一些基层干部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虚报浮夸。真正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没有几年时间是很难完成的．而将干部提拔的年龄“压缩”在特定的几年之内，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一些干部“从容”干实事的机会，“逼”着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出“成绩”。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不顾客观实际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出现了许多“空壳乡”乡、“空壳县”，一些乡镇负债在数百万元以上。一些领导干部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上，“平时不下去，下去就罚钱”，被老百姓称为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致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政和县澄源乡原党委书记张余帅，是个县买官者中最“厂下力”的人物之一。张余帅年仅35岁，而之所以“少年得志”，拿群众的话说就是“此人最敢吹牛，也敢送”。　　如何避免“39岁现象”，有关人士开出了三个药方：　　一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政和县之所以出了涉及ZOO多名干部的买官卖官大案，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人扭曲了人生观价值观。丁仰宁有一句“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捞钱，退休没本钱”。这种赤裸裸的“当官发财”思想侵蚀7一些干部的灵魂，而当他们把当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时，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大力加强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使他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二是要纠正基层干部选拔中的偏差。我们党确实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但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选拔干部要“惟才是举”、“年轻化”的关键是将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不是简单化地“一刀切”搞平龄划线。基层确实需要一大批年轻的同志，但农村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有其特点。一些四十多岁的干部，有着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广泛的阅历，如果将他们一概排除在干部提拔的人选之外，同样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三是要推进和完善干部制度改革。有专家认为，一方面，有关部门在干部考核选拔中应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如福建一些地方就进行了大量可贵的探索，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等，使买官者无“路”可走．另一方面，破解“39岁现象”，还要切实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将一些工作干不好，群众不满意的干部“拉下马”来。　　二、问题　　1．35岁到不了科级、40岁到不了县处级，就没有什么“奔头”了吗?公务员应树立怎样的从政意识?应如何正确处理职位、职权、职责的关系?　　2．什么叫行政道德?我国行政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为了提拔，就可以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和钻营买官吗?为什么?　　3．选拔领导干部的主要标准是什么?按年龄划线，搞一刀切有何弊端？　　4．请透过“39岁现象”，剖析我国干部管理和干部素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新闻周刊：39岁现象
　　中国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前有王宝森、陈希同，现有胡长清、成克杰。中央政府反腐可谓不遗余力，39岁现象，现有39岁现象，而且涉案官员越来越多，何也？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缺乏从根本上去除腐败的制度，或言之，这种制度还不健全、执行并不彻底。这正是39岁现象发生的基础。
　　追究中国官员之所以能够腐败，在于其拥有官位和权力两大资本。中国要消除腐败，就必须从制度上对官员的两大资本进行重新配置和制约。为此，必须建立系统、透明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化。
　　令人高兴的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朝此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更令人欣喜的是，《纲要》向世人昭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在前进。
　　政和，一个地处闽西的贫困县，国家每年都为之划拨大笔扶贫款。
　　丁仰宁，前政和县县委书记，一个靠卖官鬻爵起家的“百万富翁”。
　　为官3年，丁仰宁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涉案大小官员246人。规模之大，在中国卖官者中，无人出其右。
　　2000年3月29日，丁仰宁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有关他劣迹斑斑的调查报告上， 4位政治局常委作出批示。
　　细细考察此案，一个关于年龄的规律性曲线若隐若现：买官卖官者年龄大多数在35至40岁之间，而39岁，成了他们政治生命中的一道坎儿。
　　39岁：疯狂卖官
　　在仕途打拚7年之久，丁仰宁始终逃不了一个“副”字：企业局副局长，农委副主任，市府办公室副主任，市府副秘书长。
　　1997年1月，39岁的丁仰宁终于摘掉了“副”职帽子，转任政和县委书记，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一把手”的权力很快兑现成钱：1997年春节前夕，县里各路诸侯就向刚刚上任的新书记进贡10万元。1998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政和县大小官员捧上红包30万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场没有白给的红包。丁仰宁慷慨大方：收人红包，赠人官帽。
　　县林委一个站长，想升为副主任科员，送丁5000元，很快便如愿以偿；
　　县土地局一个副主任科员，想谋个实职，送丁1000美元，丁直接提名他转任副局长；
　　一个受过处分的派出所所长，想进城、提干，送丁6000元，丁直接提名他为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
　　县政府部门的一个职工，想分流转干，送丁4500元，丁在3个月后让他当上了副镇长；
　　对政和的干部考核考察，升迁调动，坊间人士总结出这样的“组织原则”：只要给丁送钱，不是官的可以当官，官小的可以升大，差地方的官可以到好地方当官，乡下的官可以到城里做官，犯错误丢官的可以易岗为官。
　　丁仰宁卖官收钱成性，丑闻百出。已被纪检部门确认，堪为官场新拍案惊奇的是：1998年5月的一个宴会上，赴宴者纷纷给丁送钱，一个女干部因准备不足，从手上脱下一金戒指，丁照收不误。
　　丁对妻子说，“在市直机关工作就是和县里不一样，县里一年的收入，抵得上市直机关十年。”
　　南平市中院认定：丁仰宁在政和3年，研究科级干部任免9批527人次，其中研究前由丁个人直接提出干部提拔、调整的有6批287人次，“提拔”科级干部208人，平均每月提拔6.5人。“卖官鬻爵”“ 收入”100多万元。
　　39岁：急于上台阶
　　1999年10月，拔出丁仰宁这根大“萝卜”后，带出的一堆“烂泥”中有18个副县级以上干部，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原副县长钟昌瑞。
　　据称，钟在1998年之前的梦想是：40岁前由正科级跨入副处级行列。1998年梦想成真，时年 39岁。
　　丁仰宁的出现让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捷径：贿赂。
　　1996年12月的一天，丁在福州开会。时任教育局局长的钟昌瑞把丁请到他的住处。奉上8000元，悄声说：“你在福州要用钱，拿去用，我会处理好的。”丁推托一番，作无奈状：“那就只好收下啦。”钟是政和县第一个给丁仰宁送钱的人。
　　随后，钟让丁接二连三地表“无奈”，送的钱数很快达到5万元。钟对好友说，他“砸倒”了县委书记丁仰宁。随后钟开始向丁赤裸裸地要官。拿人手软的丁承诺：等到县里班子换届。
　　1998年11月，政和县常委会研究副县长人选。按事先的“计划”，钟昌瑞的名字被提出。几个与会的常委当即反对。常委们认为，比钟能干的人多得很。何况，钟的口碑很差。钟被政和人称为“膀爷”，意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丁向南平市委推荐钟，意见也被驳回。
　　丁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让钟作为差额选举的“陪选人”。
　　选举时间日益迫近，钟组建了一个“班子”，去12个代表团拉票。选举尚未开始，钟就扬言会以80%的票当选副县长。
　　钟昌瑞如愿以偿，可还没熟悉副县长办公室的环境，南平市委就派员调查钟在选举中的非组织活动。
　　钟颇为紧张，找到丁仰宁，递上现金2万元。丁把钱塞进公文包，安慰说，“你是副县长，要安心工作。”言毕，丁跟市委领导联系，要求停止对钟的调查。理由：影响政和县的稳定。
　　钟昌瑞买官不惜血本，敛财更是变本加厉。司法机关查明：钟在任教育局长和副县长期间，收受22人贿赂，金额7.88万元。
　　有人替钟总结出一个钱权定律：用钱买官，用官赚钱，再用钱买更大的官，用更大的官赚更多的钱。
　　年纪大了就造假
　　丁仰宁案件中，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9人涉案，35岁到40岁之间的8人。
　　澄源乡原党委书记张余帅，为求“进步”不择手段。在政和的乡镇干部中，张余帅很有号召力。钟昌瑞操纵副县长选举时，他明知非组织活动性质恶劣，一旦查出后果严重，仍然不遗余力，帮钟昌瑞四处游说，是钟“选举班子”中的得力干将。一位了解张的干部说：钟昌瑞靠送钱成了县委书记身边的红人，张余帅认为一旦钟昌瑞升了，自己“朝中有人，日后自会有戏”。
　　有关部门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在选拔县乡两级党政班子时，有个基本的“年龄标准”：35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入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基本上不再提拔进入县级党政班子。
　　据介绍，政和县一些干部铤而走险，涉足卖官鬻爵案，在于他们依年龄标准算出的一笔帐：大学毕业到乡镇和县直机关，官运亨通者，至少5年才能转为股级，7年转为副科，10年转为正科，13年转为副处。一个环节跟不上，就会原地踏步走，平庸到老。
　　张余帅相信：40岁当不了县领导，仕途就走到头了。
　　急吼吼的张余帅买官之大胆，令南平市委调查组人士备感惊讶。他不仅自己给丁仰宁送钱，还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先后介绍十几个乡镇干部给丁送钱。
　　1998年，丁到澄源乡开扶贫会，花钱将自己由乡长升格为党委书记的张余帅，带领周泽潘和丁见面，一面力荐周为乡长，一面替丁开出乡长一职的价格：2万元现金。
　　张余帅的档案中注明35岁，但南平市纪委常务副书记陈蒲生说，“张余帅的年龄肯定有问题。”陈说，他带队去政和办案，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
　　年龄有问题的恐怕不止张余帅一个。陈蒲生在政和县调查丁仰宁卖官鬻爵案时，一些群众向他反映，“某某干部和我小学同学，我都40多了，他怎么才30来岁？”
　　为了年轻化，一些干部甚至于伪造自己的年龄档案。南平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说，每年都有干部到组织部门，声称其年龄有误，要求将年龄改小。
　　引发政经地震
　　39岁得志的丁仰宁肆无忌惮地卖官，急于39岁前得志的科局级干部们，跑官买官。短短3年，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对政和县的冲击不亚于一场地震。
　　案发后，政和县共调整领导干部16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11人。
　　南平市纪检部门有关负责人说，丁案涉及大小官员246人，事后的处理只能是法不责众，很多涉案的干部，仅仅是批评教育了事。客观上，一个22万人口的县，科级干部不过三四百人，如果涉及丁案的都撤了，那政和很多机关和部门就瘫痪了。
　　买卖乌纱之风令当地百姓生活悲苦之情更甚。当上一把手的丁仰宁，一反其做些实事的工作作风，开始大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丁仰宁的上任留下了一个水力发电站的“胡子工程”，荒废在山沟里，南平市政府颇为头疼。丁仰宁上任后，找来一个外商，水力发电站运转了起来，“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上级有些领导很高兴。实际上，为了确保外商赚钱，政和县财政一年要补贴外商近1000万元。而那年政和县的财政收入一共才3800万元。
　　急于升官提级的乡镇党委书记们也同样大搞“形象工程”，圈地，盖楼，搞开发区，虚报浮夸。如此一来，县成了“空壳县”，乡成了“空壳乡”。
　　1998年6月的特大洪灾，把政和冲击得满目疮痍，无钱重建家园的政和百姓悲苦不堪。
　　丁仰宁垮台后，新的政和县委、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收入连续两年下降，倒退到1996年的水平。1999年的财政收入3400万元，加上福建省的各类补贴2600万元，还不够发工资。福建省人大财经委对其评估的结果是：全省60个县中，政和综合经济实力倒数第一。
　　　　什么造就了“39岁现象”？
　　丁仰宁买官卖官案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回头看，案中有三个“绝大多数”：涉案的大小官员246人，绝大多数39岁左右；已经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干部，绝大多数在39岁左右；9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绝大多数39岁左右。
　　层层叠叠的39岁，其共同特征在于：此前官阶不够的便花钱去买，不择手段，如钟昌瑞；此时如愿以偿的，立即腐败，如丁仰宁。
　　一些专家认为，基层干部在35岁至40岁这个年龄段落马的，近年来俯拾皆是。丁仰宁一案，只是39岁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种现象？
　　选拔标准
　　钟昌瑞37岁当上政和县教育局长，就大搞权钱交易，向副处级冲刺；35岁当上澄源乡党委书记的张余帅，也急匆匆向上“爬”。这都与他们的“年龄意识”有关：40岁到不了县处级，仕途就算走到头了。
　　“39岁现象”，与干部选拔的年龄标准有关。
　　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说，几乎每个时期，对干部的选拔都有一个标准，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问题是这些标准是软性的，很难操作。像对党的事业高度忠诚，怎么把握？你要无限忠诚，我就唱高调。如此，还会导致道德虚伪化。
　　于是，硬杠子出现了：年龄，产值，政绩，等等。
　　对组织部门来说，标准是清楚了，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激励机制的扭曲。在一些地方，只要你年龄有优势，哪怕你能力平平也可以被重用，培养。
　　一些基层官员一旦面临“难被重用”的年龄界限，难免不择手段，贿官，跑官，买官，争着“上台阶”。
　　南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文献说，中央和省委组织部门提倡年轻化，但并没有把年龄一刀切，一些干部愣是自己对照“青年干部”的年龄，要求自己。
　　另一方面，干部选拔往往是由上级领导人决定。选对了，没有回报；错了，至多事后检讨一番。这使得领导人选拔干部的关键一票很廉价。周为民说，廉价投票权是很容易被收买的。丁仰宁就是这样。
　　由此观之，“39岁现象”出现并不奇怪。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39岁现象”提醒我们：基层干部选拔制度上存在片面理解干部年轻化的缺陷。这次中央干部制度改革纲要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基层党政班子在选拔干部时，应谨防“39岁现象”的发生。
　　监督虚设
　　今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前往政和县，调研丁仰宁一案。完毕，陈感叹：没有建立起对干部有效的约束机制。
　　冲过年龄这道坎，40岁前后坐上处级“宝座”，当上“一把手”，就会大搞“一言堂”。“39岁现象”暴露出监督的无力。
　　丁仰宁在县委书记任上，共研究任免、调整科局级干部9批，527人次。9批中，在研究前由他个人直接提出干部提拔、调整人员名单的有6批，287人次；另外2批是在他大幅度修改组织部交给他审阅的名单后，提交县委书记办公会研究的。
　　1997年7月，在县委书记办公会研究提拔的38人中，23人没有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的推荐材料，只好临时去补，有的至今没有补齐。
　　5个月后，推荐处级干部，丁仰宁也一个人定方案，一个人上报。14名处级干部人选，丁仰宁一口气就向市委分管领导、市委组织部领导汇报完毕。
　　此时，丁仰宁眼中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与废纸无异。
　　南平市纪委一位负责人向本刊透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研究干部任用的会议前，丁仰宁提前30分钟找到县委组织部长，口述了几个人的名单，让组织部长用笔记下，尔后，命令他在会上以县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的名义，提交丁等人讨论。对于这个明显违反《条例》的做法，组织部长没有表示异议。
　　县纪委书记对丁的家长式作风始终沉默。及至南平市委前往调查，这位书记依旧信誓旦旦：我什么都不知道。
　　县委班子成员，或者不敢监督，或者不愿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全成了应景文章。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因为市委分管政和的副书记龚祖成的包庇而软弱无力。龚祖成与丁同是建瓯市人，老乡路线加上“红包攻势”，使龚放纵丁在腐败的歧途疾驰而去。
　　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说，现有的干部制度、监督制度还没能有效防止“个人集权”。
　　对于裹挟在“39岁现象”中的干部，通行的官方说法是：党性修养极差。
　　专家认为，思想方面的堕落，未必是根本原因，但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39岁现象”里的大小官员，在年龄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大学，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走上领导岗位。
　　南平市纪委常务副书记陈蒲生说，这一代青年干部，被称作“享受的一代”，和一些50岁左右的“老三届”干部比较，他们没有受过多少磨难，生活条件相对优越。80年代经济刚刚复苏时的“享受观”对他们影响较大。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时，各个阶层的贫富差距拉大，难以抗拒奢华生活的诱惑，腐败便顺理成章。贫困的政和，县城东南有片醒目的豪宅区，500多栋洋楼，每栋造价四五十万元左右。一些干部就住在这里。
　　这一代青年干部，又是被“捧大的一代”，在大学求学时，社会称其为“天之骄子”。走上工作岗位，又是中国所呼唤的“年轻化、知识化”干部。有些人仕途一帆风顺，几年就上个台阶。当地位上升到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唯我独尊，胆大妄为，腐化堕落，肆无忌惮。丁仰宁的话很有代表性，“权力的变大，滋长了我的骄傲自满的情绪。捞钱，追求名利思想抬头。”虽有虚饰，却也传心声。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这一代青年干部，世界观形成于80年代前后，恰逢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代，当他们的政治热情渐渐冷落，化权力为金钱的贪渎思想便在权力的催化下急剧膨胀。政和县流行很多顺口溜：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在目前的中国基层，39岁左右的干部几乎把握了所有的重要岗位，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从制度层面设计防其思想腐化的方案颇为紧迫。”福建省组织人事部门的官员说。
　　终身为官
　　“39岁现象”的发生，在于干部队伍事实上的“终身制”。中国市场经济决策信息咨询网络首席主持蔡未名态度鲜明地做出这样的深层原因分析。
　　制度的设定，对引导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最近提出：破除“论资排辈”，要“讲台阶而不抠台阶，论资历而不唯资历”。
　　学者认为，由于制度的预先设定，致使一些年轻的基层干部一朝踏入这个“行当”，就产生“终身为官”和“不断升迁”的心理预期。一但这种心理预期在现实中遭遇障碍，或者“混日子”，或者不择手段，跑官买官。
　　故而，蔡未名说，要从根本上消除“39岁现象”，不单要破除“论资排辈”的观念，鼓励支持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还必须进一步破除干部“终身制”，破除他们“终身为官”的心理预期。
　　干部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
　　——完善干部人事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有效调控的宏观管理体系；
　　——形成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
　　——健全干部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努力实现干部人事工作的依法管理，有效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
　　干部改革蕴深意
　　制度反腐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从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有关于此的文件中，可以隐约解读出这样一种信息：中国正在从制度上筑起反腐败的铁篱
　　8月2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了成克杰的上诉，维持这座城市中级法院对他的判决：死刑。
　　成克杰被判死，创下中国反腐纪录：将行政职务高至“国家领导人”的腐败分子斩杀落马。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邵道生评论：“这样的事情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罕见。”
　　杀了成克杰，还杀谁？
　　海内外舆论一致认为，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被判处死刑，足以表明中国尤其是高层反对腐败的决心。事实上，中国反腐早已经“杀戒大开”。2000年3月8日，前江西省副省长因腐而命丧黄泉就是一例。进入七、八两月，腐败分子仿佛连遭“黑色霉日”，除成克杰外，还有将近10名局级以上官员接连落网。一位律师透露，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不日也将走上审判庭的被告席。
　　有媒体曾经评论中国的反腐败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杀鸡给猴看”。现在这种说法已经不攻自破：中国不但打苍蝇，也打老虎；不但“杀鸡给猴看”，更“杀猴给鸡看”。
　　但决不能简单地在“杀”字上做文章，对腐败长期关注并颇有见地的邵道生说。事实也证明，对腐败分子的事后处理并未能阻止腐败的蔓延和异化。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个人腐败发展到组织化腐败，进而上升为制度化腐败。要遏制愈演愈烈的腐败，也必须从制度上入手。
　　“最大的腐败”
　　有学者指出，中国最大的腐败不在于一个人贪污受贿的数字巨大，而在于腐败的拥有党和人民赋予他权力的官员群体的庞大。
　　正因为如此，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说，组织人事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最大的腐败”，引发了中国《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出台。《人民日报》特地为此发表的社论认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绩显著”，但“从总体上看”，“还相对滞后”。“贯彻落实《纲要》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
　　决策层对《纲要》的意义及其预期效果之看好，由此可见一斑。
　　中央党校有关专家评论说：《纲要》的出台，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制度层面遏制腐败，尤其是用人上的腐败。
　　中组部负责人证实：干部人事管理中一些难点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有的地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禁而不止，是此次中央下决心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动因之一。
　　刷新官员任用制度
　　此次出台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其中提到的很多概念人们似乎耳熟能详。然而，权威人士认为，把这些写入一个《纲要》并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发，尚属首次。
　　实际上，《纲要》大幅度刷新了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交流、监督等项制度，并有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及法官、检察官制度。
　　其中，在选拔时实行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制度，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实行局级以下官员任前公示制，新提拔干部实行试用制，设立辞职制对不称职干部予以降职或免职。
　　《纲要》还要建立定期考核制，实行考核举报、考核申诉、考核结果反馈制度，实行干部锻炼性交流、回避性交流、任职期满交流制度。建立和完善干部谈话制度、诫勉制度、回复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廉政鉴定制度、任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专家认为，如果这些制度能够建立并有效执行，官员腐败将有一定程度的遏制。
　　催生新官队伍
　　旨在改革干部制度的《纲要》出台前后，中国已经开始催生新官员队伍。
　　今年，各种公开选拔官员的消息不断传来，重庆、江苏、北京、天津、海南等省市，需要公开招考的副局级官员就多达76名。据信，通过公开招考干部，不但可以避免选拔任用中的“暗箱操作”，而且还有助于“按照新标准提高官员素质”。
　　与此同时，一种能上能下的氛围已经出现。大量即将到退休年龄的干部提前离开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年轻而且知识丰富的人。那些60年代出生、80年代受高等教育的40岁左右的年轻干部进入各地的“人才库”，其中德才兼备者被作为干部的“后备力量”。
　　专家指出，《纲要》虽然是今后十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但其“山雨欲来”的气势，已经锐不可当。
　　　　一个“能上能下”的个案
　　2000年7月的一天，一个中年男子悄悄地离开了南平市土地局局长室。
　　他是被免职的原南平市土地局局长。
　　南平市汲取丁仰宁案件的教训，在干部能上能下和干部任前公示方面的探索，就是从他开始的。
　　一个多月前，南平市委根据群众的反映，派组织部官员前往调查。
　　一份份民主评议表发放到土地局每个干部职工手中，包括离退休干部职工。
　　几天后，无记名评议表收回，结论有二：局领导班子不团结；局长工作作风等方面有问题。
　　组织谈话时，局长对问题没有异议。
　　民意“弹劾”了局长。
　　本刊记者8月底在南平市采访时，这位局长已“下调”至市府办公室，做些临时性的工作。
　　新任局长的选拔，迥异于往昔。南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很符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改革要求。
　　7月，南平市政府在福建省公开选拔市土地局局长。
　　一个由22人组成的选拔咨询委员会成立。其中，人大代表3位，政协委员2位，退休老干部2位，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2位，专家2位……
　　经过公开考试，答辩，咨询委员会向组织人事部门提交了4个候选人的名单。
　　最后，建瓯市副市长蔚林钦胜出。
　　人大批复之后，《闽北日报》、南平电视台，连续4天刊播蔚的简历，公示于众。
　　专家说，比较而言，南平市府的干部公开选拔制、干部任前公示制更能从制度层面遏制用人上的腐败。
49岁现象：知识分子缘何成“短命阶层”
　　近日，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更有2002年对上海10家主要新闻媒体的联合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的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有人根据他们辞世的年龄特点，总结出“49岁现象”。& 　　近年来有不少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上个世纪80年代的“蒋筑英现象”又在知识分子身上重演。有资料显示：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超过老年人的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最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共134人谢世，平均年龄53.3岁。　　近年来英年早逝者就有：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小说家路遥、王小波，音乐家施光南，数学家张广厚、罗健夫，气象学家曾再顺，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崔长庚、陈杨，力学家卓克聪……　　生活、工作条件相对优越的知识分子为何反而成了“短命分子”？有关人士指出：对知识分子的健康监控和教育迫在眉睫。　　脑子24小时运转：知识分子为工作透支生命　　24岁的杨先生在中关村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体形很瘦，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随身背着一个硕大的电脑包，一看就是典型的IT青年。“做我们这行特别费脑子，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一个人最多做10年就不能再做了。”他说。　　目前，杨先生已经做了近3年。最初是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IT公司，那时候杨先生住在东直门，由于路上要花费2个小时，他每天早上6：30起床，顾不上吃早饭就往公司赶。“工作压力很大。”杨先生说，“主要是因为目前软件工程管理方面不完善，进度不易控制。比如说，预计一个项目可以在一星期内完成，而事实上编程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为了赶时间就必须加班加点，保证项目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要负相关责任。”　　为了赶进度，杨先生平均每天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甚至会在12点以后下班，极累的时候干脆就不回去，趴在办公桌上睡，睡醒了接着干。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的晚饭通常是“随便乱吃点”。由于周六、日中总有一天用来加班，杨先生基本上没有锻炼身体的计划。　　“去年有一段时间身体状况特别差，整天都没有精神，就是困。”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辞职了。目前杨先生在另外一家压力相对较小的公司继续着自己的程序员生涯。　　新闻工作者张先生目前就职于北京某家都市类报纸，在张先生所在的报社，每个记者每月要完成1万余字的稿子。为了给读者提供及时鲜活的新闻，记者们每天奔波在获取第一新闻的路上。　　记者采访时张先生刚从医院看病回来。“干这个职业就怕生病。”张先生说，“发烧好几天了，还得天天出门采访，跟人打交道还要表现出愉悦、兴奋的样子。”三天前，发着低烧的张先生为参加一个博览会7点钟起床，坐了一个小时的车赶到会场，一直采访到中午12点，累得连吃午饭的胃口都没有。　　由于新闻随时可能发生，记者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采访，这导致记者的生活十分不规律，甚至一日三餐都无法按时。“我们是日报，采访回来必须马上写稿子，写完才能放心吃饭。”张先生说。记者熬夜写稿也是常事，张先生最晚的一次是凌晨3点钟到家，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　　上大学时，张先生经常光顾健身房，现在，张先生已经没有时间去健身了，偶尔做几个俯卧撑当做锻炼。　　宗先生则就职于紫竹桥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公关行业的工作强度和压力都比较大，要做好这份工作必须学会对时间的分配和对心理的调节。”宗先生说。　　公关行业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时间必须得跟着客户走，所以不能按时下班是常事，加班也是常事。“每个周末都会有人加班，身边的人全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宗先生说。　　为了调节自己的身体状态，宗先生坚持每天下班后走路回家，从公司到宗先生住的地方是3公里，宗先生把每天3公里的路程当作散步。每月宗先生还会抽出时间踢一次球，踢球的伙伴是在网络上结识的。　　杨先生、张先生和宗先生的生活状态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都能看到，目前，“累”、“压力大”、“没时间锻炼”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知识分子的身体状态堪忧。　　心脑血管疾病成“头号杀手”：知识分子被潜在疾病包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疲劳综合症甚至过劳死等病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健康和生命。　　“脑力劳动、精神紧张、饮食精细及高脂、城市空气严重污染、运动不足等，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细数起来，知识分子把这些因素快占全了。”兰州医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先生告诉千龙网记者，心、脑血管疾病是知识分子健康的“头号杀手”。　　高血压也是知识分子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王先生指出，它损害人体重要脏器，在遇到某些诱因时，便会引发高血压脑病、脑中风等。另外，经常不吃早饭、三餐不规律使很多年轻知识分子患上了胃病，还有的消化系统产生病变，而且还会使血脂升高。知识分子“静多动少”的工作特点导致腰肌劳损也成为他们的常见病。　　医疗工作者、海波科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兰则指出，“疲劳综合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生命。“一些知识分子长期超负荷工作，经常处于疲劳状态，当累积疲劳达到严重程度时，就会步入病态疲劳，形成疲劳综合症。”王凤兰说，“我有一个朋友死时只有42岁，诊断书清楚地写着——疲劳综合症。”　　近年来，在知识分子中还出现了“过劳死”。兰州医学院的王先生提出，由于长期慢性疲劳而诱发的猝死称为“过劳死”。在劳动过程中，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淤积，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就会出现“过劳死”。　　“工作紧张、过度劳累是'过劳死’最大的原因，此外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年轻人不注意自身的疾病征兆等，都是导致'过劳死’的危险因素。”王先生说。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心内科和医学心理学教授杨菊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的亚健康状态如果长期不纠正的话，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中的2/3将死于心脑血管疾病，1/10将死于肿瘤，1/5将死于吸烟引起的肺部疾病、糖尿病等代谢病以及意外事故，只有1/10的人有望安享天年。　　社会环境所迫：知识分子何以如此短命　　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相对优越，为什么偏偏被众多疾病困扰，进而成了“短命阶层”？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李姓硕士研究生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寿命如此短暂，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位硕士指出，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不够宽松，他们的忧虑多、心理负担重，种种问题和焦虑这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以大学教授为例，在西方，大学教授根本不用为科研经费的事情发愁，而在中国，大学教授拉赞助的情况多的是，大学教授还要分出精力来应付分房等生活上的问题。盘根错节的种种问题导致知识分子十分疲劳。　　另外，知识分子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压力大、处于疲劳状态也是导致他们身体状况差的原因。“过度劳累或者长时间精神紧张，会使身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引起体内主要的器官和系统失衡，比如发生心律不齐、内分泌失调等等，严重的就会导致全身的应激状态，从而引发疾病甚至死亡。”兰州医学院的王先生说。　　心理负担重也在伤害着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知识分子的成就动机很强，他们长期处于心理亢奋期。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开天窗’，眼睛闭着，脑袋仍旧在不停地运转。他们对于工作的概念远不是解决温饱，而是要抓住机会，成就一番事业，为了事业他们甚至愿意搭上性命。”海波科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兰说。　　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注意锻炼身体和放松自己也是导致知识分子体质差的主要因素。“知识分子必须学会放松，劳逸结合，但现在很多人连每天抽出30分钟去锻炼都做不到。”王凤兰说。　　内外因共同作用：让知识分子学会珍爱健康　　“让自己健康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的李姓硕士研究生指出，“知识分子以极其认真、顽强的精神工作，也应该以这种精神去追求健康，因为只有他们健康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内科副主任樊雨良提出，必须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健康监控。“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病死是猝发的，但病因却是积累的、渐成的。据统计，50%的心肌梗死病人平时只会偶尔出现胸闷和胸痛的现象。而造成猝死的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都是隐蔽性很强的疾病。常规体检的目的本来是发现并预防隐蔽性疾病，但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来监控体检结果，进行健康干预，使体检的作用大打折扣。”　　樊雨良建议，领导重用中年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要从健康上关心他们。单位应为知识分子建立健康档案，就象人事档案一样，有专人负责。每年体检后，都应归档以备查用；在体检项目上，也应根据知识分子工作特点，重点监控与高血压、高血脂、肾病、糖尿病特别是隐性冠心病等有关的数据；针对有些知识分子对健康体检不重视的情况，做好健康宣传和教育工作，甚至推出规定时间内未做健康体检就不予上岗等强制措施，促使知识分子提高疾病防护意识。　　“党政领导们应将这些工作作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实事来抓，要作为年终政绩、工作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樊雨良说。
提请领导层关注一下“49岁现象”
　　如今官方和民间对“59岁现象”都不陌生。“59岁现象”说的是某些临近退休年龄的官人抓住最后机会疯狂捞钱，结果把自己一世清白甚至身家性命都给搭进去了。本文说的“49岁现象”与此完全不同，“49岁现象”比“59岁现象”凄凉得多。媒体对此关注很少，“有关部门”似乎也没有特别的重视，所以特别写此帖以希望得到社会关注，特别希望得到领导集体的关注。　　“49岁现象”是发生在国有破产和关闭企业里的特殊现象。按照现行规定，凡是纳入国家、省（市）级破产（关闭）计划的企业里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参保人员，可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办理提前退休的条件是：年龄满50周岁，或者连续工龄满30年，二者居其一者，就可申请提前退休。提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按当地企业职工养老金统筹标准计算，然后与法定退休年龄相比，每提前一年扣2％，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假如一个企业职工在50岁时退休，因为比法定退休年龄提前了10年，他只能拿到当地社会统筹基本养老金的80％。这钱虽然不多，但也聊胜于无，总算有了“稀饭钱”。可有些人连这点可怜的“稀饭钱”也拿不到。比如年满49岁、48岁、47岁的职工。　　破产和关闭企业里年龄不满50岁，工龄不足30年的职工怎么办呢？通行办法是一次性买断工龄。“买断工龄”的标准是什么呢？没有。各省市、各地区、各企业，都各不相同。要看具体企业而定。上周二，因为家里电视机出了故障，请一位专业维修师傅上门修理，我有机会接触一位被“买断工龄”的国企老职工。这是重庆无线电厂的技术工人，技术很好，而且讲信用，负责任，我们这一带很多人都找他修过电视机、VCD、功率放大器等等。为便于叙述，就称他为H师傅吧。　　重庆无线电厂是老牌国有企业，80年代生产的“金鹊牌”电视机曾经风行一时，供不应求。后来因“种种原因”，其中就有原重庆市副市长秦昌典的“重大失误”、导致错误地用几千万元买回一堆废铁（过时报废设备）等原因，工厂一撅不振，最后以破产了结。几千名职工被做为破产企业人员打发掉。H师傅那一年49岁，工龄也差一年才满30年，不能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当时厂里此类职工也有一批，有关人员就以“铁心肠”处理，毫无通融余地。这些职工被买断工龄的价格是1002元/年，H师傅得到约3万元的“补偿”，从此就和工厂彻底脱离关系。据说，他们一起进厂的那一批人都是同样命运，大家拿着这不到3万元的补偿费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然后各走东西，为自己的妻儿家庭疲于奔命，颠沛流离，几年来有的人已经贫病而死，有的靠低保过日子。H师傅因为技术好，远近有些名声，靠帮人修家电勉强度日，维持到今天。　　1994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对年龄的划分是这样的：44岁以下的成年人称为青年人；45岁至59岁为中年人；60岁至75岁为年轻的老年人；75岁至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称长寿老年人。可是在我们中国，49岁，48岁，47岁，是很尴尬的年龄。尽管按照联合国卫生组织的标准还属于中年人范围，可是在人力市场上已经“人老珠黄”。如今人力市场中盛行“35岁现象”，超过35岁的大学生已经不好找工作了，一个接近50岁的失业工人，重新就业谈何容易。　　H师傅今年52岁，离可以领养老金的时候还有8年时间。他20岁参加工作，从学徒工干起，头一年月工资18.5元，第二年20.5元，第三年22元，三年期满转正，拿一级工工资，32元，再过一年定级，拿二级工工资，37元。80年代以后才逐年增加了一点工资，但也不多，最高时700多元。就这样在厂里干了29年，如今以不到3万元就被打发了，从49岁到60岁，这3万元还不够缴纳养老保险金的钱。H师傅说起这些备感凄凉。他的妻子情况还不如他，具体情况怎样，H师傅没有详细讲，我也不好细问。他们有一个女儿，上大学希望渺茫，H师傅尽力回避这个话题，但看得出他眼睛里充满无奈。H师傅说，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他和妻子以及女儿身体都比较好，几年里几乎连感冒都不得，假如有谁生场病，那就只有“彻底完蛋”。今后怎么办？他不敢想。　　这就是“49岁现象”。全国的国有企业有多少与H师傅命运类似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由何人关注？昨天权威媒体公布了国家决定给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的消息，强调要对退休较早、退休工资较低的人员“倾斜”。可是，与H师傅命运类似的人，他们连退休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更别说增加养老金了。他们就不应该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就不应该享受社会进步的欢乐吗？古人说：“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改革，有权力忽视、有权力蔑视H师傅这些人的利益吗？我认为，如果H师傅以及比H师傅境况更糟的人不能得到改观，我们的改革成果必将打很大的折扣。
论“59岁现象”产生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内容摘要： 　　“59岁现象”是我国近几年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文中具体阐述了，“59岁现象”产上的原因以及具体例子。总结了专家的一些好的解决方法，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在平时积累的一些经验。列举国外一些好的解决方案。主要从退休金，群众，规范经营者方面加以阐述。 　　正文： 　　一．59岁现象原因 　　５９岁现象，它是指一批有权势的人物（政府官员和国营企业家）临近退休之前利用自己的权力“狠捞一把”的现象。 　　“59岁现象”则主要是描述一些国有企业企业家甚至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在退休前一反几十年守法努力工作的常态,为自己大谋私利,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出现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企业家腐化变质,退休前利用职权大捞一把.，但实质上是由现阶段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机制的特点决定的.企业家控制权机制是以"继续工作权"或"更大的继续工作权"作为对企业家"努力工作"的回报,而"控制权回报"可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权力需要和享受职位消费,给企业家带来正规报酬激励以外的物质利益满足等.。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内部人控制"问题,企业家的控制权几乎是很少受到约束的,"控制权回报"给企业家的满足是巨大的和全方位的.然而,这种巨大的全方位的需要满足是和控制权完全"绑"在一起,只要拥有控制权,就可直接利用职位满足各种物质,精神需要,"一旦拥有(控制权),无所不有";与之相对应,如果失去控制权,各种需要满足顷刻化为乌有,"一旦失去(控制权),一无所有".因此,退休前后企业家需要满足程度的巨大反差使得企业家在失去控制权之前铤而走险,大量侵吞国有资产. 　　譬如，１９８５年贪污挪用公款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广东省天龙集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谢鹤亭，１９９０年被法办的北京首钢总经理助理、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１９９５年携带４０万美元出逃的中国长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于志安，１９９８年主谋贪污私分公款３３５万美元的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原人大广东省副主任欧阳德，投资银行湖南分行原行长戴天敏，以及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原总经济师罗京军等人，都曾具有开拓精神，做了很多好事，都曾是有功于社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但在即将退下来时，因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甚至走上了“断头台”。 　　1992年以后高官腐败案发案时间大都在90年代初期。与此相对应的，案件的潜伏期在增加。年期间被发现的7起案件和年期间被发现的9起案件，平均潜伏期分别只有1.43年和1.44年，基本上是立刻受到了查处；但是在1992年之后被发现的起案件，腐败潜伏期不断增加，其中年被发现的22起案件平均潜伏期为3.32年，年期间被发现16起案件平均潜伏期竟然达到了6.31年。 　　根据高官腐败案从被发现到宣布查处结果(包括宣判结果)的时间跨度来看，1992年之前的17件案例中，平均处理时间为0.41年，其中有11件当年宣布了查处结果；而在1992年之后已经宣判的43件案件中，平均查处时间为1.88年，其中只有5件当年宣布了查处结果，最长的达到了4年。从受到司法判处的情况来看，1992年之前的5起案件从被发现到被判处的平均时间跨度为1.2年；而1992年之后的26起案件的平均时间跨度为2.27年，增加了将近1倍。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1992年之前的17起案件中，所有的腐败高官案发时的职务与其开始进行腐败行为时的职务相同；而在1992年之后的37起案件中，有22名腐败高官在第一次进行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前的这段时间内升了官。这说明中国的干部选拔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 　　进一步研究发现，57岁以上开始作案的案件相对比较集中，12件都发生在年之间，其中年之间就有6件，占50%。当然，这只能说明相关关系，无法证明“59岁开始作案”的动机就是“59岁现象”。但一些具体的案例确实说明了这种情况的存在。如果假设“59岁现象”存在的话，那我们的研究说明，年前后的这段时间是“59岁现象”的高发期。之后由于党和国家加快了干部年轻化的步伐，从制度上减少了“59岁现象”产生的客观环境。
　　二．国内观点 　　中国企业家分配收入没有一个规范的合理的办法，所以他们在位时权力大得很，一旦退下，权力消失，收入悬殊，心理很不平衡，于是就产生了退下前大捞一把的“59岁现象”，褚时健、于志安等就是这种现象的突出反映。 　　（1）从个体本身上谈： 　　由于个性与价值观比较稳定，而且对一个人的行为起着导向作用，我们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树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2）从外部因素看：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不断满足处于不同需要层次人的需求，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如，增加对国家或社会有贡献的领导和干部的退休金及其它的后勤保障，保证满足其退休后的各种需要；加强对离退休领导人的保护和监控，保证其安全。 　　根据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满足领导者或干部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并采用MBO管理法，在其取得成绩时进行以金钱或者晋升的方式给与奖励，提高管理者或干部对工作满意度，增强其主人翁责任感，使他们更加忠诚于为国家或企业，为百姓或下属谋福利； 　　从期望理论和公平理论看，由于我国国家公务员的指导思想“多付出，少回报”，我国公务员的工资相当低，跟国外比起来有较大的差距，即使跟国内经济行业的领导人相比他们的收入也少之又少。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增加国家公务员，政治领导人的工资的方法以消除他们的不公平心理。通过这种方法，还可以为他们降低来自家庭和经济的压力，从而全身心投入到事业和工作中去； 　　根据强化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制度，做到有法可依；加强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完善社会监督体制，坚决打击那些钻法律空隙的侥幸心理，坚决惩处用不正当和非法手段谋取暴利的领导者。从而达到减少和避免“59岁现象”的发生。 　　注意和那些50多岁的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为其排除心理的恐惧，不舍，疑虑等障碍，帮助其做好离职的心理准备，使其能以正确的积极的心态坦然接受，从而避免“59岁现象”的发生。 　　此外，“59岁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枕边风”，所以要加强对其配偶和孩子等教育。 　　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是恰当的，因为按照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原则讲，也是适宜的。他认为：一般职工的劳动体现为他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这比较容易度量，根据不同岗位实行月薪制、周薪制、日薪制、小时工资制或计件工资都是可以的，而企业经营者的劳动体现为经营成果，主要体现为利润和资本增值，而这不是一两天就能看得出来的，一般至少一年甚至更长，因此对他们实行年薪制是适合的。但我国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也有几年了，成功经验不多，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经营者的年薪由谁来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产权很清晰的情况下，经营者的年薪是由所有者来定的，董事长的收入由股东大会定，总经理的收入由董事会定。但是在产权不太明晰，所有者的代表法人、受托人不太关心被委托财产的情况下，由谁来定，就比较复杂了。现在他们的年薪，还是主管部门定的，而企业主管部门三任于一身，既是一部分所有者的代表，又是行政管理者、政治领导者，他既有政治目标，又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以三重身份和三重目标来确定经营者的收入，跟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根据经济目标确定经营者收入就不一样了。 　　上一段是贺阳先生的一个观点，我不太赞同。我感觉： 　　（1）首先得规范经营者，他们是腐败的源泉。有很多的经营者被审判时常常诉苦，说他们也是无辜的。其实只要他们腰板直，即使有官员想要他们行贿也是行不通的。记得在《商界》这本杂志中看到过过一篇文章，谈的就是腐败。云南的一位经理说的好：“只要你自己做的正，你就得敢和官员们顶。” 　　（2）其次得和群众达成一片。经常的与群众接触，考察官员的口碑以及业绩。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 　　（3）提高退休金。退休金的比例应于官员的业绩与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成正比，竞争上岗。群众应该监督官员，不能让他们做面子工程。局级最好30万，省级最好50-60万最好。这样让他们没有理由去腐败。
　　三．国外好的做法 　　国外股票期权的经验。首先在纺织行业中一些较好的企业中推行。即企业经营者有一定的购股权，自己掏一部分钱，银行贷给他一部分，购得股票后经营者就有收益权了，然后拿收益得来的钱还银行贷款，还清后，这股票就永远属于经营者了，他便有处置权、转让权、继承权。但是贷款未还清之前，经营者只能有收益权。实际上在美国，股票期权除了经营者之外，对重要的管理骨干、技术骨干也给购股权。比如现在以20元一股的价钱买企业的股票，也许五年企业搞好了，股票升值为100元，每股就可挣80元。这样就会使经营者看得更长远。怎么使股价上去，怎么使企业搞得更好，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了短期行为。既使不是上市公司，也可采取相似的办法，可以给经营者一部分干股的购买权。 　　国企老总面前有两面镜子，一个是褚时健，一个是倪润峰。褚时健领导云南红塔集团17年，创造利税近千亿元，并打造了一个无形资产价值400多亿的红塔山品牌，可他晚节不保，私分数千万元外逃，一辈子的修行化为无期徒刑的牢狱之苦；倪润峰近20年来，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国营长虹机械厂起步，把四川长虹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研发和制造商， 他恪守本分，从一而终，带着四川省政府顾问的光环体面地退休。 　　有时候外国的东西不一定全是糟粕，股票期权就是个好方法。国家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如经营者的期权收益等，使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收入合法化。没有制度保证，把企业家的理性完全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规范之上，就很难指望不出问题，特别是在他们行将离任的时候，占有权力的欲望会更加强烈，导致滥用权力，通过手中的权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企业家也是人，我们总不能指望他们只做一个道德完善者，有时道德的东西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来支撑，在一片荒漠的物质沙滩上很难建立起道德的殿堂。在我国，像长城、三九、长虹这样的国企还很多，而像联想、TCL这样，成功地进行股份制改造，解决了企业激励机制和接班人问题的企业则不多。我们不能指望仅依靠企业家的个人能力和品德改变现状，否则，国企的进一步发展令人堪忧。 有鉴于此，必须在董事会中，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与监督机制，并在这一前提下，设计一套薪酬制度来解决经营者的激励问题。目前来看，薪酬制度一般采取的形式有年薪制、持股分红、股票期权等， 国企老总的报酬实行“年薪＋股权＋期权”的形式，引入股权和期权的因素，把企业的利益与经营管理者的个人收入“捆”在一起。 　　我国的工资分配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也确实认为现在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不认为当今社会贪污腐败的泛滥主要是由“低薪”引起的。“59岁现象”之所以发生，一部分是缘于这批家伙自身素质的低劣（尤其是那种贪得无厌的贪婪之心），缘于这批家伙利用了管理体制上的不健全，缘于我们社会用人制度上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59岁现象”。发达国家的“高薪养廉”对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不高、经济又欠发达的社会是无法适应的，“高薪养廉”不仅解决不了“59岁现象”的腐败问题，反而会引起更多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只有和群众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总之，国家应该出台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杜绝贪污现象的发生。我觉得反腐败还是个持久战，应该一代代的积累好的经验和方法。从思想上解除它。
参考文献：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国企老总“59岁现象”》作者：蔡恩泽 　　《“59岁现象”及其高薪养廉》广州日报 　　《“59岁现象”和人力资本产权》作者：盛艳　盛乐　 　　《“59岁现象”简析》 作者: sandylake 　　小说《官运》 　　杂志《商界》 　　《五十九岁现象》作者：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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