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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与忧思：述说“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命运
[导读]读者为之感动和哀伤的，不仅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学术命运，更是这批杰出学人在“文革”中的一连串政治际遇,人们为这个民族在文化、学术上的衰微而深情一哭。
陈寅恪赵萝蕤吴宓俞大絪曾昭抡湖南文艺出版社相继出齐岳南耗时8年写就的长篇纪实作品《南渡北归》之《南渡》《北归》《离别》三部曲，共计170万字。该作在内陆已销售近40万套，台湾繁体字版销售近10万套，在两岸读者间引起反响。在《亚洲周刊》评选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好书（非虚构）中被推为冠军。称其为“对复杂的现代史进行精心梳理”、“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著”。然而，读者为之感动和哀伤的，并不仅是书中描述的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学术命运，恰恰更是这批杰出学人在“文革”中的一连串政治际遇。两相对照，人们为经历千难万险没有死于抗战而死于“文革”的大师，以及这个民族在文化、学术上的衰微而深情一哭。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反思“文革”旨在揭痛的同时，触动国人曾经的心灵扭曲与本相变形之症结，亦追究当今“心灵的兵荒马乱、信仰的分崩离析、道德的无所适从”乱相之源。反思本不止一文一日之功。然抚今追昔，更助于国人警醒与自觉地抵达中国梦、强国梦。“文革”：知识分子的群体哀歌《南渡北归》第一部之《南渡》，叙述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平津、上海等地相继沦陷。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和学子自平津、华北、华东等沦陷区南渡西迁。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此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求学、办学生涯。8年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山河破碎如风中飘絮。但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被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历史向后人昭示的是：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南渡学人心忧国难，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气概，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延续学术与文化薪火。“瘐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其后，凯歌声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南渡后的大回归。此为第二部书名《北归》之由来。抗战胜利后，流亡的知识分子真回到了朝思梦想的家国故园。然而，经过了零星而短暂的好时光，等待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的，不是欢欣与笑脸，而是阴云笼罩与血肉横飞的内战硝烟以及“反右”、“文革”阴霾。这批知识分子在这个翻云覆雨的大变局前后，开始了新的一轮凶险莫测的人生之旅。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面是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大师，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另一面则是陈寅恪、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吴宓等一批大师，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归故土，极力适应，却终于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哀婉地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更令人唏嘘——投湖、上吊、吞毒、冤狱，不绝。如向达、汪篯、俞大絪、陈梦家、傅乐焕、穆旦等。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在“文革”中左右逢源、出卖投靠，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瞠目的尴尬境地。斯人已去！真令人欲哭无泪、扼腕浩叹——这就是《北归》之后的第三部《离别》的大致脉络。为大师的离去深情一哭陈寅恪“文革”际遇如何？众所周知，他通晓十几种外国文字，37岁即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学术界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之“大师中的大师”。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1957年“反右”之后厄运连连，“文革”中更是惨遭荼毒。当时陈寅恪已是膑足失明，造反派把他当作“牛鬼蛇神”从床上拖下来，强迫下跪，背诵毛主席语录。倘不能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一顿辱骂、铜头皮带抽打或棍棒敲头的惩罚。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出中山大学康乐园楼房而进入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的陈寅恪，病体衰弱得进汤水“流食”都已困难，偶有亲友躲开造反派的监视，偷偷前来探视一下，躺在病榻上的陈寅恪说不出话来，只是眼角流出浑浊的泪水。日，陈寅恪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待”。陈氏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终至泪尽泣血。造反派弄来几个高音喇叭绑在陈氏的床头对其喊话批斗。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当即心脏病发作。当时，住在中大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对此作过沉痛回忆：“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造反派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就是小死一场”，她说：“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此为陈寅恪死前留给这个世界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向这个扭曲的社会和人心发出的怒吼。1958年陈寅恪被批判后，他的弟子汪篯也受到牵连，遭到一群号称“革命战友”的批判与围殴，汪氏不堪羞辱，当天夜里便喝下“敌敌畏”。这一天是日，汪篯50岁，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在“文革”中自杀的教授。另一弟子叫刘盼遂，“文革”爆发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被抄家时，刘氏被拖至水缸前，头上脚下强压进水缸，令其窒息而死。疯狂岁月，何以言“善”这段疯狂岁月所酝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难以尽书。原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由赵萝蕤担纲，另有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3位教师，1948年年末，在国共即将易鼎之际，俞大絪据绝其兄、国民党交通部长俞大维派飞机“抢救”，毅然决定与丈夫曾昭抡留在北平。1952年院系调整后其进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日夜，俞大絪白天挨斗后，傍晚被放回家独自躺下呻吟。未久，另一伙造反派冲进来揪着俞的头发拖于床下，继之往墙上乱撞，让其交待罪行。俞据理力争，红卫兵索性把这位年过半百的女教授剥光上衣，以铜头皮带抽打，俞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红卫兵将其家中东西查抄，装上卡车拉走。当晚，从昏死中醒来的俞大絪无法忍受如此污辱，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此为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抡乃曾国藩重孙、著名化学家，曾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遭革职，翌年转入武汉大学化学系“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俞大絪的死讯传到武汉，已患癌症的曾昭抡当场昏倒。后于日被迫害致死。死后的曾昭抡无人收尸，学校当局任其在单身宿舍床上变质腐烂。多亏曾氏一侄从外地赶来探望叔父，看到如此悲惨一幕，从校外找了一辆平板车，含泪将曾昭抡的尸体火化，而后将骨灰抛于长江。赵萝蕤的丈夫、古文字与青铜器专家陈梦家，“文革”爆发，因不堪造反派的批斗与污辱，决心“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于1966年8月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后又于9月3日在仅供容身的一间小黑屋里上吊自缢。就在陈梦家第一次自杀未遂的第二天，红卫兵再度抄了陈氏的家。批斗者把赵萝蕤的头发剃成“阴阳头”，拉往北大校园，遭到更加酷烈的批斗和殴打——而动手殴打赵萝蕤的人中，最威猛、凶狠，反复掌赵氏耳光的，竟是赵萝蕤亲自教过并让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轻女性。经过这一场身心折磨和人格污辱，赵的心灵受到重大打击，精神分裂症加剧。与陈梦家并列为“四大右派”之一的北大教授向达，“文革”中被造反派押往昌平太平庄劳动，晚上寝室门被从外锁死，夜间如厕一概不准。向达患严重肾病，全身浮肿，尿液不能排出。但仍不准送医院救治，只押回校内“劳改”。日，一代史学巨匠向达可以说在痛苦中被尿憋死。出卖背叛，何以言“信”“人间热泪已无多”。在极端情境中，亲情崩解，朋友反目，同道成仇，比比皆是。到后来，连“冷泪”都鲜有了。人所熟知的因《海瑞罢官》而落难的吴晗，成为10年“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人。吴晗死的时候，头发被批斗者拔光，牙齿被打掉，屎拉在裤子里。据考据，当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尹达，与吴晗、邓拓有过数度合作，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年，尹氏不仅与吴晗一起负责组织《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工作，还与邓拓一起负责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当“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尹达何以自处呢——他以历史所为阵地，组织了一个“史绍宾”写作组，即，以中国“史学界一哨兵”自居，揪斗失势的知识分子。当年翦伯赞、范文澜很快失势，成为“史绍宾”揪查、批斗的对象。继而吴晗的《海瑞罢官》案发，“史绍宾”更是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给予吴晗迎面痛击。其时，贵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回到堪称“红色堡垒”的历史所，召集“史绍宾”写作组得力干将，在《人民日报》抛出了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这篇“雄文”给命悬一线的吴晗断气前的最后一击。此后，吴晗彻底地登了鬼录。1972年，已是79岁的国学大师吴宓被允许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宿舍楼三层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吴宓本性一介书生，运动一来，避之不及，只能备受同仁诬陷攻歼。如，他在日记中说，“下午2～6点，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教研组合并运动座谈会。某某二同志监临，命再作交代。而耿振华、田子贞、李维品、朱学兰、周显忠、范太前等发言，集矢于宓”——如何“集矢于宓”呢？“命宓与父、碧柳、兰芳割断关系。众逼问宓与张宗芳关系……田子贞又揭发曾宛凤常捧花来，为宓插瓶中。朱学兰则述某女助教，在宓外室考试时，宓奉茶，供醪糟……”甚至，他日记中如是说——田子贞补充说，“宓某晚发言有云‘打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横扫，即，打倒那些要横扫牛鬼蛇神的人。即是反对此运动，足见罪大！”平素同仁，瞬间反目，捏造附会，落井下石。吴宓虎落平阳，继而完全跌入深渊。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遥想当年，在民族存亡续绝的艰难岁月，南渡的知识分子深明大义，虽颠沛流离而不屈不挠，在精神上提升了全民抗战的力量，为民族保存了文化血脉与读书种子，使之弦歌不辍，香火不绝。然而，继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之后，更有年“文革”10年，这一批当年留在大陆、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噤若寒蝉，从此集体失声、民主不彰，学术自由消失殆尽——岂止学术与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连自身生命，已形同一只蝼蚁，随时都有被虐杀的可能。我只是书写了他们被虐杀、被蹂躏、被封口的历史的冰山一角而已。“文革”之中，传统文化的大厦轰然崩溃，学术阵地尸骨遍野。野草疯长的文化荒原之中，除了叼着人骨的狼的嚎叫，难以闻到人类文明的气息了。极目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令人痛心又无奈的事实是：大师远去了，隐匿于历史的岚山雾海之中。延续千年的传统弦歌不再，道德根系几乎彻底断裂，学术进程自源头始停滞，教书育人的灯火黯淡。大师们当年之“续命河汾之志”成为一曲苍凉的绝响。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人们看到的只是飘渺于天地间几缕忽明忽暗跳跃着的香火——这便是“文革”为中国文化学术结成的一个恶果。更深远的影响则是它的遗毒在散布与蔓延。如地下水的污染，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排除与净化呢？不要说，残酷的历史似乎教化了人们的生存技巧——背叛、出卖、诬陷、攻讦，似乎成为某些人的人生哲学，他们精熟地掌握着进攻防御的战术技巧，出于利益而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就连被称为“这世上的盐”的知识分子本身又当如何？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尽管执政者与有识之士奔走呼号，萌发扭转乾坤之志，却是步履维艰，代价无穷——知识分子本应成为社会呼吸的肺腔和喉管，然而它们曾经被窒息和割破；知识分子本应成为社会的脊梁和硬骨，然而它们曾经被打断和根绝；知识分子本应成为中国的一颗最自由的心，承载着传统的文化与德行之根脉香火，然而他们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他们自身“好了伤疤忘了疼”，甚至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历史的镜子被摔得粉碎，文化温情全然消失，冷酷无情又面目狰狞，人们变成非理性的群盲，集体失忆。历史是映照正义与邪恶的镜子，一个不知反思、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如今，在“文革”浩劫结束30多年的当今，难道不该还原“文革”历史、探明真相，找到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吗？我以为，另一方面，“文革”固然是人性恶的集大成。它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复原为蛮荒时代的嗜血族类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丧失了基本的文明。人们血液中的人性恶全被激发出来。最终竟是“善者亦为恶”，随同着人们去糟蹋一些好人，这就不单单是善恶之辨了。事实上，或许，人们应该换一个视角来审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人祸”。即，应该超越通常所理解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一面是人性中的光明与幽暗本是共生共存，善恶无法被量化，因而作为个体无法被准确测量和划归；另一面是，“邪恶制度下的人性”会将恶行以日常如流水的方式正常化、合理化地表现出来——又有谁，能身处时代漩涡而能安然自处？可又有谁对“文革”中的“邪恶制度”负责！因此，仅仅分辨出正义与邪恶是不够的。简单的善和纯粹的恶，是人类的“天然性”，善恶站在同一边；而站在另一边的，是不可或缺的健全社会的法律制度，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道德和谐的文化内在，是对历史的尊重和道得的敬畏，是人类的“社会性”——健全法律制度、道德自觉和文化良知，中国需要一百年亦不为过！也唯其如此，巴金所担心的“文革”浩劫才不再重演，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才能得以实现。记得2005年出版的李宁武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一书指出，“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即，不但要记录和研究“文革”，还要对思考方式本身进行反思。以往，关于“文革”的研究存在局限，即多在“简单否定”的层面上打转，用“文革”所固定下来的思考模式研究“文革”，从而对之简单否定与声讨。“历史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历史否定上，那么，很容易造成简单的再否定，形成循环否定的历史怪圈。”有人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中国的历史虽然悠久得足以令人自豪，但一场“文革”把数千年的历史消耗了一半。这种历史实践中的反动与内耗的循环，必然充满着反人性、反历史、反人类的血腥味——或许，这也正是《南渡北归》揭示并省思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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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荐：　　没有多少行业的从业者会像NBA球员一样，没人事先通知你或向你解释什么，你就要被送到国家另一边的另一家单位去了。
　　球迷和媒体热爱NBA球队之间的交易，因为关注、分析各种球员的交易流言和动态会给人以想象空间，十分有意思。但真正涉身其中的球员们是怎样面对交易季的？当交易截止日临近，球员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交易流言中时，他们又是什么感受？
　　随着今年NBA交易截止日2月23日越来越近，外媒HOOPSHYPE对几位NBA球员进行了采访，向他们询问在交易流言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感受，会不会因为这些流言分神，以及这对球员个人表现和球队表现有哪些影响。
　　当NBA球员被交易后，他们往往不会立刻带着家人一起搬到新球队的所在地，而是先选择自己在酒店住上一段时间（费用由新球队承担），等到一切安顿好后在把家人接来。这是一段非常奇怪的时间，很多东西需要重新适应。
　　“我见过两种不同的反应，”14年NBA老将卡隆&巴特勒说。“我见到有些球员（在交易截止日临近时）在场上异常拼命以显示自己的价值；而另一些人则说，‘去他的，’，他们毫不在乎交易截止日。这绝对会分散球队的注意力，因为队中的化学反应这时会变得非常脆弱。球员们可能会认为，‘我都可能会离开了，为什么还要关心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关心这支球队的胜败呢？’”
　　球员们的表述中有种共识，那就是球队管理层的不坦诚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诚实是处理交易流言的最佳策略，因为谎言只能制造更多的紧张和事端。
　　萨克拉门托国王队后卫加勒特&坦普尔说：“这取决于管理层与球员的沟通方式。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想知道真相，无论这真相究竟是什么。最伤球员心的事莫过于，球队经理或工作人员对你当面说的是一套，转过身做的却是另一套。”
　　前丹佛掘金队前锋加内尔&斯托克斯也认为，管理层的不诚实会破坏球队化学反应。“真正影响球队化学反应的事是管理层对待某些交易流言时的遮遮掩掩。风言风语传得很快。我自己还没遇到过球队化学反应受到交易流言负面影响的事，但交易流言确实会影响球员的个人表现。”
　　斯托克斯还表示，有时球员们可能会欢迎某笔交易。NBA球员都好胜心极强，都想获得更多比赛胜利，如果某次交易能带来更有天赋的球员提升球队实力，球员们往往会将这样的交易视为好消息。但这也不绝对，因为有时这样的交易可能会迫使球队送走原本队中最受欢迎的球员或更衣室领袖老将，球队会为之沮丧。
　　一些球员指出，身陷交易流言就是NBA生活的一部分，多数球员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事。
　　“大多数NBA球员的想法是，‘嘿，如果你不是NBA最顶尖的那两个人，你就可能被交易，’”11年NBA老将多雷尔&莱特这么说。“任何人都是可以被交易的。球员们知道只有谁不能被交易――那些整支球队都是围绕他而建的人。如果你不是联盟最佳之二，那你就应该明白，‘嘿，我可能会被交易。’有时这种事在所难免，如果你所在的球队总是战绩不佳，你就应该想到，‘他们可能要把球队拆散重建了。’”
　　波特兰开拓者队前锋莫里斯&哈克里斯说：“我觉得如果你认为交易流言会使你分神，那它就会使你分神。大伙儿知道交易随时可能发生，没准下一个就是自己，我猜这总会令人感到有一点害怕。归根结底，我们都明白这是门生意，而我们只会关注那些我们能控制的事。至少我是这么看待交易这件事的。”
　　坦普尔还补充到，球员是否会为交易流言分心还要看球员自身的性格和成熟度。
　　根据球员们的说法，不对交易流言作讨论是NBA更衣室中不成文的规矩。
　　“球员们不会去谈论它（交易流言），”莱特说到。“大家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直到交易真的发生。我呆过的球队里从来没有人因为听到了什么消息就在更衣室中讨论它。每个人都会听到流言，他们只是不去谈论它。”
　　曾在NBA征战16年的老将拉沙德&刘易斯这样说：“我不认为交易流言会伤害更衣室气氛。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我觉得球员个人确实会受到干扰。当你的名字出现在交易流言中，但球队却没跟你说过任何事时，交易截止日前你都会感到如履薄冰。作为一名球员，你不能表现出来，也不会去谈论这些，但其实你心里会一直想着这事。”
　　莱特则表示，年轻球员更容易受到交易流言影响，因为他们才刚刚知道NBA其实是门赤裸裸的生意。交易流言对于他们来说也更难以面对，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被交易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未来等待的会是什么。
　　“NBA球员越来越年轻了，”莱特说。“他们还没完全明白NBA这门生意是怎么回事，交易流言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个敏感话题。不过到最后，你会明白被交易不总是什么大事。”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NBA球员也是人，他们也会担心自己的工作表现、前途的压力，也会担心位置被人取代。交易截止日2月23日马上就到了，我们应该记着这些。
　　声明：本文为懒熊体育编译自，原文作者为Alex Kenn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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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财经角度来解读体育事件，还原一个好故事。体育不单是比...高良玉述说中国基金史 公募最后教父隐退
日 15:31来源：理财周报
周报独访高良玉，述说中国基金史 公募最后教父高良玉隐退
理财周报记者 刘梦/深圳报道
这是高良玉任职南方基金总经理的时间长度——日至日。
三个月之前的日上午，深圳福华一路免税商务大厦，南方基金召开董事会。高良玉提出，希望卸任总经理，不过累计持股55%的小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厦门国际信托、在董事会上一再挽留，董事会与高良玉最终达成意见，同意高卸任总经理，但时间必须延长至年底，且高必须留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当日上午11点48分，原本以为自己离任已成定局的高良玉，短信告知亲友：“我还得继续担任南方基金总经理。”理财周报记者也接到了这条短信。
在此之前的两天，日，高良玉已经以即将卸任的总经理身份，接受《理财周报》长达5小时的专访。
其中涉及了诸多他所经历过的敏感事件，包括基金黑幕事件、5.19行情、狙击恶意收购事件、2008年反思、南方重构，以及接班人选择内幕。
这是南方基金史，亦是中国基金史。
“基金业教父”退居二线
一位与高良玉关系甚密的人士说：“高良玉在南方基金的历史，基本可以代表国内基金行业整个发展历史。”
这篇独家专稿原计划刊登在2012年10月的《理财周报》上，但在收到高良玉短信后，只得推迟至今。
日，深圳福华一路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高良玉和新近履任督察长的杨小松，向部分媒体记者宣布了高卸任的消息。
这篇已经等待了100多天的专访终于可以面对读者。时间延后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日，冬日冷风习习，深圳的温度降至10°C。在福华一路离免税大厦100米的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以及新近履新的督察长杨小松，面对部分媒体宣布了卸任的消息。
1月5日，高良玉将卸任南方基金总经理，继续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及香港南方东英公司董事长。南方基金董事长吴万善代任总经理。极可能，坐在高良玉旁边的督察长、来自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副主任杨小松接任总经理。
众多人士并不知晓，这一决议诞生于三个月前——在日南方基金董事会上。
也正是在董事会之前，日中午，高良玉同意，在免税商务大厦33楼办公室，接受总经理任期内最后一次媒体专访。
当天中午，与《理财周报》三位记者简单用餐后，高良玉赶赴香港公司参加会议，并约定会议结束后继续接受采访。那天，高良玉前后用了整整5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他在南方基金的故事。
傍晚回来的高良玉，办公室多了
两束鲜花。“前两天刚好是我47岁生日。”穿着一件白色条纹的高良玉说。见过高良玉的南方基金员工，形容他“最近心情不错”。
在博时总经理肖风、易方达总经理叶俊英、华夏总经理范勇宏接连离开后，作为基金行业唯一仍在坚守的元老、被称为“基金业教父”的47岁的高良玉，终于也要退居二线了。
高良玉坦言，股东不让走，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有新动向。而提到“47岁的退休老干部”一词，高良玉自己乐了。
14年前，年仅32周岁的高良玉受邀加入南方基金筹备组，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到任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装修办公室。彼时，南方基金落址在股东南方证券的物业——深港花园三楼。楼下二层是KTV。
从彼时至今，故事走了15年。“高良玉在南方基金的历史，基本可以代表基金行业整个发展历史了。”一位与高良玉关系甚密的人士说。高良玉与南方基金分别是一个坐标，深嵌在中国基金业的历史图中。
32周岁的总经理
1998年春节刚过，高良玉如期飞往深圳，加入南方基金筹备组。此时，32岁的他刚刚卸任证监会发行处副处长。
那一年4月7日上午8点多，高良玉穿着一身深蓝色衬衫，系着金色领带，披上黑色西装，赶往深交所。时任南方基金的副总经理的他，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参加——基金开元的上市剪彩。
基金开元，与国泰的基金金泰，是整个基金业最早成立的封闭式基金。“开元是在日成立的，意思是‘开创基金新纪元’，4月7日那天上市，我们第一任总经理、董事长都去了。”高良玉回忆说。
在剪彩仪式上，高良玉站在巨大的银幕前留影，背后大红色字样写着“基金开元，开盘价1.37”。站在他身边的，是当时南方证券的董事长沈沛，以及南方基金第一任总经理——仅任职半年，后转任董事长的熊双文。
日接受记者专访当日，高良玉提醒坐在身边的同事：“把上市的老照片找出来，看看我们第一只产品的上市价格是不是1块3毛7。”高良玉记得，这只最高时曾到达1块5毛钱，交易价最高炒到2块7毛钱。
端看自己老照片的高良玉，感慨时光流逝。1998年与高良玉同时进入南方基金筹备组的战友熊双文、王永华等都已经接连离开。
南方证券是南方基金第一任大股东。1997年，监管层进行基金公司试点，深圳、上海各有一家基金公司成立，分别由南方证券、国泰证券发起。
日，南方基金在深圳注册成立。在深圳深港花园，时任副总经理的高良玉上任第一件事便是装修办公室。彼时，南方基金楼下二层是一家KTV。
从20亿成长为2000亿公司后，南方基金的办公地址也从深港花园迁到福华一路的免税商务大厦22、31、32、33层。旁边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深圳总部。“迁过来(免税大厦)的时候，是打算先过渡五年的。现在瞧着，还要再过渡五年。”高良玉笑着说。
到任仅半年后，32周岁的高良玉被提升总经理，成为行业中最年轻的基金一把手。目前行业中最年轻的基金一把手——博时基金总经理何宝，生于1975年，上任时37岁。
日，在同一座叫做“深圳”的特区城市，在3公里外的深港花园里，32周岁的高良玉公告上任南方基金总经理。
那一年，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37岁，易方达总经理叶俊英35岁。那一年，记者10岁。
“当时也有人担心，说你这么年轻，行不行？我说，我很难评估自己的能力，但从行业情况来看，我还是有信心的。”高良玉说，“基金也刚刚起步，大家都在一个起点上，都没有经验，一篇空白。所以，年龄不是一个制约因素。”
此时，32周岁的高良玉已经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2年，在证监会发行部工作5年，其在五道口研究生经历，也与资本市场相关。“这是我的优势。我个人很愿意去挑战。”
1988年，22岁的高良玉到“五道口”进修课程。“五道口”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学院，在金融人才培养领域具有绝对的品牌优势。同在“五道口”留下成长足迹的，还有目前担任浙江省副省长的朱丛玖、广州市副市长的欧阳卫民，以及众多券商、基金公司高管。
封闭基金的混沌时代
1997年至1998年，A股处于下跌态势。截止1998年底，共有南方、国泰、华夏、华安、博时5家公募基金成立。
南方基金成立的第一只产品——基金开元由于在交易所上市，在交易所挂牌，凭证形似股票，被投资人误解为类似股票的投资标的。“那时候有一个新东西就遭炒作，我们基金开元也一样。当时炒作太厉害，只能预缴认购款，比例配售。人们也不习惯把价格和净值挂钩，投机风气很强。”高良玉说。
据高良玉回忆，基金开元发行目标为20亿，而当时认购额达到840个亿，超额认购42倍。
十五年过去，基金市场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发行市场也发生极大的变化。回过头看，2012年的基金发行，再难出现840个亿的认购额。在近两个月完成发行的基金中，南方纯债发行超过80个亿，招商纯债发行超过45亿，已让行业不少渠道人士瞠目结舌。
理财周报记者曾统计获悉，2011年，股票型基金的平均首募规模仅7个多亿。而2012年以来至9月底，50只股票型基金的平均首募规模也只有9.34个亿。
第一年，南方基金的业绩并不理想。作为整个公募市场仅有的两只基金之一，南方基金开元排名第二；当年底基金数量扩大到六只时，基金开元排名第六。天元基金在1998年收益率仅一个多点。
日，高良玉得到监管层批复，担任总经理。但真正完成过渡已经是1998年底。上任后，高良玉对研究、组织构架、投资思路开始改革，投资风格上，南方基金开始转向一些容易调整的小盘股。
南方的业绩在1999年开始有所表现。1999年，南方业绩排名第二。2000年，南方业绩排名第一。
“1999年到2005年，是南方基金成长最快，冲锋最猛的时候。”高良玉说。南方基金的规模也从20亿增长到已经增长到500亿以上。
5.19行情和基金黑幕
而在高良玉对14年基金历史的回顾中，1999年那场轰动的“5·19行情”仍然榜上有名。
日，以网络股为主的股票，带动中国股市走出一波极强势的行情。此后数日，A股连续出现十几只、三十几只，甚至五十几只涨停板，包括综艺股份、聚友网络、海虹股份在内的股票都放量大涨。
南方基金当时重仓的青鸟天桥、长印股份也大涨。这是高良玉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优势。
“很多散户，在那波行情是没有赚到钱的，他们习惯涨一点就卖掉。但基金是长期持有的。那一波行情中，基金赚了很多。”高良玉说。1999年，天元基金的净值明显增长，最高曾达到1.5元。
“当时基金净值超过1毛钱的时候，我们就说，要请基金经理吃饭，那是历史意义，看到基金确实给投资人赚钱了。基金赚的钱，比很多投资人自己赚的都要多得多。”高良玉说。同年8月，南方基金的第二只产品——基金天元发行。
也正是在“5·19行情”后，基金投资的个股如东方电子、综艺股份等，表现突出。市场有投资者开始质疑——为什么基金能选上最牛股，为什么基金能集中持股这么长时间？
2000年，媒体曝出“基金黑幕”，轰
动整个资本市场。那个年代，基金正处于一个监管真空状态。当时，基金的主要特质是集中持股，重仓个股。
基金高管、基金经理喜欢往交易室跑，指挥交易。这是众多年轻的基金从业人员未曾见识过的画面。基金经理坐在交易员旁边，看着屏幕激动大喊：“买！卖！”
有些基金为了买卖，可能故意先打出一笔大额反向单。比如，基金敲出一笔50万手的卖单，散户一看，都跟风卖出，待股价下跌后，基金顺利买入。
1998年至2000年，基金业一直处于混沌状态。当时众多投资者选取上市公司投资标的时，标准是看公司“能不能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能不能讲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故事。比如东方电子，有故事，有比例送股，就可能被炒，而散户在其中吃亏最多。”
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开始有组织、有意识、有计划地到上市公司调研。“这是从基金开始的。”高良玉说。基金当时最热衷调研的，就是两市龙头股——长虹电子、深发展。
当时分管研究的高良玉，也曾到燕京啤酒、沱牌舍得、中兴通讯等公司调研，个别公司调研次数不下三次。南方基金作为最早成立的基金公司，就在那样混沌的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
面对国内空白的市场，高良玉在当时从美国、台湾的基金市场学习了不少经验。由于基金管理人士多数来自券商自营部门，众多基金公司倾向于按照自营思路做基金。“个人感觉，第一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从组织架构到产品，完全是复制国外模式。”
2003年、2004年、2005年，南方基金开始冒尖，规模一直保持行业第一。而在2006年、2007年大行情中，南方基金却难以施展规模优势。
狙击恶意收购者
南方基金现在的股东结构华泰证券45%，深圳市投资公司30%，厦门国投15%，兴业证券10%。2002年之后，除深圳机场因中国国航收购而将所持30%股份在2010年转由深圳市投资公司外，股东结构一直稳定。
高良玉对理财周报记者称，这10年股东从未过多干扰过公司的事务，而且股东方面很少派人参与公司管理，“股东对我们也很肯定”。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南方基金曾在2001年面临过一次很危险的恶意收购，提出收购的是国内当时呼风唤雨的一家北京机构。当时南方基金有7个股东：南方证券30%，海通证券、兴业证券、长城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陕国投和厦国投各持10%股份。
这家机构征求高良玉意见“是否同意被他们收购”，高回应“不同意被收购”。据悉，这家机构当时撂下的话是“你同不同意，我们都要拿下来。”
高良玉回忆说，他获得这个消息后，找过当时的所有股东是否可能成为大股东，然而多数股东给了高良玉否定的结果，“只有华泰证券愿意接手大股东。”
“这的确是挽救了南方基金。”高良玉说，当时如果华泰不接手，北京那家机构如果收购得手，基金公司就会(不要转行)成为那家机构的资本运作平台，后来那家机构因涉及一个重大案件而分崩离析。
华泰证券确定收购后，原来的8家股东归拢为4家股东：南方证券所持30%股份转给深圳机场持有，兴业证券保留所持10%股份，华泰证券收购海通证券、长城证券、华西证券和陕国投35%股份加上已有10%成为第一大股东，厦国投收购另外5%股份共持15%。
高良玉描述说，经过2002年这一轮股东整合，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局面，“从而赢得了很稳定的10年。”而且，南方基金历年也坚持拿出75%以上的利润给股东分红，实现股东利益。
20亿到2000亿
2003年之后的几年里，南方基金规模一直保持行业第一。到2007年初，南方基金规模已经超过1000亿。很快，在接下来半年时间里，南方基金再次突破2000亿规模，也成为行业中首个突破千亿后，随即突破2000亿规模的公司。
当时同时突破2000亿的还有华夏基金。而南方基金老员工回忆，在当时众多媒体报道中，南方基金都是被放在首位的基金公司。
“规模突破的原因，就是市场上涨。南方基金在产品发行跟上了，人员跟上了，也预料到了这一天。实际上是市场给了基金扩大份额的机会，很多基金净值从一块涨到两块，资产规模就上去了。”高良玉说。
但是，2006年、2007年的大行情中，南方基金的规模却从第一名开始滑落。
这与南方基金产品结构有关。其固定收益类产品占比较同行其他基金公司都高。截至2005年底，南方基金仅两只股票基金——南方积极配置、南方高增长。而且，公司并无股票指数基金，因而，在股市大涨时，南方规模失去了再次扩大规模的优势。
而那个时期，同行同规模的基金公司，如博时基金、嘉实基金正在蜂拥而至，发行、产品。博时在2007年单年就发行3只股票型基金——博时新兴成长、博时稳定价值、博时特许价值。
据悉，在基金黑幕中“受伤”最深的嘉实基金，由于此前股票型基金一直不多，也在2007年、2008年大力发行嘉实策略成长、嘉实海外中国股票QDII、嘉实研究精选。
此时，主动控制规模的南方基金很快被赶超。而当时同样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主动控制规模的兴业全球基金，此举也在之后被行业称赞。
南方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监李海鹏曾表示，公司固定收益业务人员超过20人，2012年再添4人。高良玉对这块业务极其重视，公司资源倾斜也较多。
南方基金这样的产品结构，使其很难在大牛市中规模扩大规模。但是，相反，在低迷行情中，其业绩相对更加稳定。在2004年及2005年，以及在2010年至今两年多的低迷市场下，南方基金保持了相对平稳的业绩，其秘诀正是高占比的固定收益产品。
南方基金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产品结构？
早在基金公司成立初期，借鉴国外经验的高良玉看准海外公司低风险产品的布局，南方基金从一开始就对固定收益比较重视。“你看现在海外500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公司，70-80%都是低风险产品，股票也就20%左右。”高良玉说。
2007年后，从中型公司变身大公司的南方基金开始不适应。由于公司变大，人力增加，高良玉开始将权力下沉，高管逐渐下放工作安排。这让南方基金很多基层及中层忽然感到不适应。
2008年开始，南方基金出现过一次较大的人事动荡，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王宏远、分管市场的副总经理许小松、分管年金业务的邓召明，以及渠道、产品、客服、内勤等众多部门总监陆续离开南方基金。
“没有衔接好，过渡太快了。很多人，之前是你告诉他怎么做，他去执行，执行地很好。后来，你不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懵了。”高良玉说，“2008年至2009年那两年，南方的教训是比较多的。那确实是公司发展最不理想的两年，公司也有点动荡。”
2008年底，高良玉从华尔街引入邱国鹭掌管投资。一向不愿向媒体提起自己如何引入邱国鹭的高良玉，此次接受采访时，向记者透露了细节。
高良玉曾两次到访华尔街，与邱国鹭详谈。高良玉认同邱国鹭的投资理念，同时考虑到邱国鹭是在海外真
正管理过基金的投资人，最终敲定邱国鹭为新的投资管理人。当时与邱国鹭几乎同时被引入公司的人才，还有刘志平、郭雁鸣等人。
时至今日，高良玉坦言，在2008年最困顿的时期，自己曾萌生过卸任的想法。但由于那时公司正处于瓶颈期，众多改进等待完成。思索过后，高良玉决定留下来，着手改革。2009年，南方基金开始启动大改革。
接受采访当天，处女座的高良玉形容自己“要强、追求完美”。以他的理念，现在人员决定离开人员的价值，只有将现在南方基金的人员培养好，才不会惋惜离开的人们。
2010年至今，高良玉对公司员工加大培训。目前，南方基金经常邀请华信惠锐等咨询公司，对公司总监级别的员工进行培训。“这两年加强管理，实际上是在补课。教公司的员工什么是做正确的事，怎么正确做事。你告诉他了，他明白了，事儿就做好了。”
同时，高良玉着手推进公司制度改革，建立南方基金运营系统，包括人才培养机制及激励机制。在南方基金员工的印象里，南方基金很少从其他机构挖角投资人，公司核心多数是从应届生培养而来。在薪酬结构中，更是以“25%+75%”的比例，强调业绩对薪酬结构的重要性。
2011年，南方基金逐渐稳定，高良玉的心结开始逐渐解开。
截至2012年底，南方基金总资产规模为1545亿元，行业排名第四位。总份额1668亿份，行业排名第五位。
2012年这一年，南方基金绝大部分股票基金排名在行业前三分之一，平均收益率9.24%，高出行业股基平均收益率5.60%。其中，南方成份精选全年收益率为14.60%，南方高增长12.92%，南方优选价值12.09%，南方盛元红利10.46%。
2012年，高良玉再次萌生退居一线的念头。这一次，他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董事会。
选择接班人
“快15年了，每天醒来都重复一个工作，确实有点儿累了。现在公司运营不错，也能找到合适的新人来接替，有新的想法和干劲，对南方基金不一定是坏事。”高良玉说，股东对自己的公司成绩非常认可，对公司运营管理不作任何干涉。
当时听到高良玉要卸任总经理的消息后，南方基金众多董事会成员的第一反应是：“那你不能离开南方基金啊！”极力挽留无果后，董事会成员一致向高良玉提出，同意卸任，但条件是，高必须留在公司。董事们同样明白，南方基金每一步成长，都镶嵌在这个核心人物的脚步里。
高良玉将卸任南方基金总经理，退居二线，但留在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及南方东英(香港)公司的董事长。
与董事谈妥后，高良玉开始帮助董事会物色新人，中间与董事会、与候选人均有过多次沟通、讨论、比较。“能力、品德、意愿，考虑这三要素。最后确定了很合适的人选。”高良玉说。
尽管南方基金未公告接任人选，记者从可靠渠道获知，南方基金总经理的接任者，是来自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副主任杨小松。由于证监会官员到机构任职需要有一年静默期，杨小松很可能在今年8月上任，在此之前南方基金董事长吴万善将兼任代总经理。
资料显示，杨小松历任德勤国际会计师行会计专业翻译，光大银行证券部职员，证监会国际部、发行部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期间被派往美国NASDAQ工作，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党委委员兼局长助理、副局长，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
接下来的一年，南方基金董事长、股东华泰证券董事长吴万善将出面兼任一年的总经理。
2011年11月，南方基金公告，来自证监会的杨小松新任南方基金督察长。
至此，南方基金的“高时代”圆满落幕。
[责任编辑：zhang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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