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明：如何管理大规模的社会财富|金融|储蓄|投资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冯明：如何管理大规模的社会财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冯明
　　储蓄过剩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社会财富规模庞大和财富所能附着的媒介投资品相对不足成为中国金融行业面临的基本矛盾。
冯明：如何管理大规模的社会财富
　　中国金融行业面临的基本矛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中国曾经长期是一个储蓄不足的经济体，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之后数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储蓄相对过剩的经济体。储蓄过剩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社会财富规模庞大和财富所能附着的媒介投资品相对不足成为中国金融行业面临的基本矛盾。特别是“四万亿”之后，这种格局性变化更为凸显。
　　金融是连接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的桥梁。基本矛盾的演变导致实体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型。原有的金融服务供给与新经济环境、新经济结构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中国金融业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管理和分配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储蓄和社会财富。这既是中国金融业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的挑战。该挑战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和2016年高达8.35%和8.5%，超过美国、日本等通常意义上金融业先进的发达国家。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过度了，提出应当抑制金融发展。但实际上，8.5%的高占比只是金融业“虚火”旺盛的表现。中国金融业不是发展过度了，而是发展不足、发展不良。“大而不强”这一曾经对中国制造业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金融业。当前真正应当担心的问题不是金融业占比过高、金融业过度发展，而是金融能力不足。中国应当大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将其作为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只有加强供给侧的金融业能力建设，才能使得金融业适应于新经济环境和新经济结构，才能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解决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
　　（一）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基本矛盾在发生变化
　　从增量层面来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意义下的储蓄率曾经一度超过50%，现在仍在47%以上，高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年储蓄规模在3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些储蓄无非流向两个用途：一是净出口，也可以理解为对外储蓄。但是中国目前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高达14%，未来继续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二是国内投资，而国内很多传统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投资需求也有限。这是基本矛盾在增量层面的体现，简言之，可以概括为储蓄过剩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
　　从存量层面来看，截止2016年底，全国储蓄存款余额高到59.8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将近30万亿元。根据招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量达到165万亿元之巨，是当年GDP的两倍多。另有测算显示房地产市值更是高达约300万亿元，约为当年GDP的四倍。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财富都要找到相对应、可附着的媒介资产；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缺乏足够的媒介资产可供这些财富去附着。所以在过去几年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量的资金苦于找不到投资机会、找不到可附着的媒介投资品，追着投资机会和产品“东奔西跑”，除了造成房价快速攀升、股票债券价格大牛大熊之外，大蒜、生姜、糖等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也被当成投资品去“炒”。这是基本矛盾在存量层面的表现，简言之，可以概括为巨大财富规模与财富所能附着的媒介投资品不足的矛盾。
　　（二）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结构在转型
　　在微观层面，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条件下的资源跨时空配置。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下，金融的本质是连接储蓄和投资的桥梁。在储蓄和投资决策不分家的时代是不需要金融的。比如在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储蓄决策同时也就是他的投资决策——今年打了1000斤粮食，当年吃掉950斤，留下50斤种到地里明年吃，那50斤既是这个家庭的储蓄，也是他的投资。但进入现代经济之后，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越来越分离，所以对金融需求也越来越大。
　　储蓄决策的本质是居民对消费进行跨期平滑。所有的储蓄都一定要附着在某种媒介之上，以便未来能兑现为消费。被附着的媒介可能是纸币、存款、股票、债券，也可能是房产、黄金、白银、煤炭，抑或是比特币、大蒜、红酒、字画等等。问题在于，当储蓄规模过大时，经济中就会缺乏足够多的媒介可供附着。尽管理论上货币和存款可以无限增加，但是，货币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存款过多了银行不一定能找到相应的优质贷款投向，房子建多了房价可能会跌，“蒜你狠”曾经一地鸡毛，红酒字画等另类投资品毕竟规模有限，金银等贵金属的价值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受到挑战……
　　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下，投资是企业和家庭增加生产性资本存量的过程。例如企业扩建厂房、更新机器设备，目的是生产更多或者更新的产品。再比如家庭购买房产，因为房子在未来可以“产出”住房服务。投资行为取决于边际资本产出、需求、以及资本折旧率等因素。需要澄清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的“投资股票”或“投资理财产品”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下实际上是储蓄行为，而非投资行为。
　　既然金融是连接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的桥梁，那么金融业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于储蓄行为的金融业务，一类是服务于投资行为的金融业务。
　　在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储蓄不足、投资需求旺盛的基本矛盾，中国经济对金融的核心需求是：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储蓄、集中社会资源，然后利用这些储蓄资源去搞建设。而当前，在基本矛盾转化为储蓄过剩、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的时候，中国经济对金融行业的需求则更多转向如何管理巨量社会财富，如何高效地配置储蓄资源，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投资。以前是项目等钱，资金来源是制约，为项目融资是金融业的关键着力之处；现在是钱追着项目跑，优质项目和投资机会是制约，理财成为边际激增的金融需求。
　　换言之，中国金融业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管理和分配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储蓄和社会财富。这既是中国金融业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的挑战。不论横向来看，还是纵向来看，该挑战都是艰巨的。纵向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中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储蓄和社会财富需要被管理过；横向来比，我国现在的储蓄规模也明显大于其他国家。所以说，这个挑战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三）中国金融业发展不足，而非发展过度
　　2017年3月中旬以来，一行三会监管新政密集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增速考核。银监会连发7份文件，部署针对商业银行“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的全行业大检查。证监会收紧基金子公司设立门槛，提出资管业务的“八条底线”，完善保本基金风控指标和监管要求。保监会发文要求各保险公司清理规范通道类业务，防范监管套利，严格保险资金运用，并对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提出八大禁止情形。
　　金融监管风暴成为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一大主题词。与此同时，金融监管引发广谱利率上行，短期内对金融市场带来紧缩效应，也导致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抬升。一时间，对金融行业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如金融空转、资金脱实向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等。
　　毋庸讳言，这些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存在一定的现象作为基础。但是，面对这些批评，我们首先需要思考：这些问题真的是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过度造成的吗？还是金融背后或者金融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
　　不妨试想，如果没有2011年之后私募、理财、信托等影子银行体系的兴起，中国经济的储蓄-投资传导机制会更顺畅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会更高吗？如果今天商业银行贷款仍像过去一样占到社会融资规模的80%以上，那样的金融体系能够适应2013年之后宏观经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吗？能够服务于新经济动能的成长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恐怕只会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导致更多的储蓄资源被浪费。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一个人每天吃过多的食物、又不运动，但并没有转化为肌肉、身高也没有长得更高，而是脂肪不断堆积、虚胖。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当然批评新陈代谢系统，职责它为什么不把食物转化为身高和肌肉，而是堆积成了脂肪、积聚高血压风险。但是这种批评意义不大，因为根本原因在于入口上吃得过多、而出口上不运动需求不足。事实上，他的新陈代谢系统比一般人负荷更大，更努力工作。就像中国的金融业一样。
　　当中国经济在进行剧烈结构转型的时候，实体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相应地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结构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抛开这一历史背景来批判金融业并不合理，容易造成舍本逐末的错位，甚至在政策制定上树错靶子。
　　金融创新过程中滋生了不少问题，比如通过加杠杆和期限错配积聚金融风险等。但金融永远是跟不确定性和风险相伴而生的，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就没有金融。真正应该担心的不是金融风险，而是金融业缺乏对风险定价的能力。
　　况且，没有金融创新，结果会更好吗？如何有效管理和配置海量社会储蓄和财富、将其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这是上述诸多批评的根源所在，但这一问题并非金融业造成的。恰恰相反，金融创新的过程整体上就是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如果没有金融创新，风险并不见得会下降，因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只会更低。我们不应当把金融发展不足的结果当成是批评金融业、限制金融发展的理由。
　　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经高达8.5%，2016年为8.35%；比美国、日本等通常意义上金融业先进的发达国家还要高。这一数字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过度了，提出应当抑制金融发展。
　　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金融业不是发展过度，而是发展不足、发展不良。8.5%的高占比只是“虚火”旺盛的表现。“大而不强”这一曾经对中国制造业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金融业。当前真正应当担心的问题不是金融业占比过高、金融业过度发展，而是金融能力不足。中国应当大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将其作为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适应新经济环境和新经济结构
　　基本矛盾的变化导致中国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结构在发生转型，原有的金融服务供给与新经济环境、新经济结构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这意味着，金融业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适用于新经济环境和新经济结构的金融能力建设，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解决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
　　关于供给过剩时代亟需加强的金融能力建设，下面举三个例子。
　　（1）加强新经济资本化的能力
　　一个经济体中最优质的、成规模的投资品，往往来自于其新兴行业。比如说90年代中期房改之后的房地产，以及房地产企业、家电企业的股票；再比如2003年之后互联网行业和2012年之后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对于前者，房地产的确成为了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里最重要的投资品之一和规模最大的财富附着物；但需要说明的是房子天然具有投资品属性，其资本化过程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很低。
　　而对于后者，尽管互联网革命如巨浪袭来，带来生产和生活的根本性变革，中国也幸运地走在互联网革命浪潮的前列，诞生了很多优质的企业。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欠缺和金融能力的不足，大量的优质互联网企业的资本化并非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以中国互联网行业的“BATJ”四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为例，无一例外，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市的。其中，腾讯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阿里巴巴、百度和京东分别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上市。以“BATJ”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是中国经济新动能的代表，也是中国经济最优质的资产，但却“肥水流到外人田”，大部分国内居民无缘投资。
　　虽然理论上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作为金融能力的替代——只要资本账户开放，国内居民就可以通过资金跨境流动的形式投资于海外上市的优质中国资产。但对于中国这样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而言，寄希望于通过开放资本项目来替代金融能力建设很可能是舍本求末、得不偿失。况且，在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健全、金融能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过快开放资本账户还容易导致投机资本跨境流动过于频繁、汇率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等负面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于1980年代以来主流的倡导资本账户开放的思想提出的深刻反思，目前尚未有定论。
　　（2）加强国债市场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重塑宏观调控能力
　　在投资需求旺盛、资本相对稀缺的过去，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是较强的。主要依赖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需求侧管理工具。但在当前资本相对过剩、投资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原有需求侧管理工具的有效性受到影响，需要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审慎管理加以配合。另外，在储蓄和资本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会增加，更容易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形，更容易发生金融风险。这也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能力和中央银行监测、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债市场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金融市场，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而我国目前的国债市场规模还比较小，产品结构不够全，流动性有待加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割。国债市场的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他层级金融产品的定价能力，并制约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调控的能力。
　　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大都是以基于国家信用为主导的。美国国债占美联储总资产的比例在次贷危机前为85%，尽管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由于三轮量化宽松（QE）期间购买了大量MBS资产有所下降，但是美联储总资产始终仍是以国债为主的“内部信用”为主的，“外部信用”所占比例不超过3%。相比之下，中国国债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总规模中的占比仅为4.5%，“外部信用”所占的比例在2014年底高达82.4%，2016年底仍将近67%。考虑到（1）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中国政府债务率低于上述几大经济体以及国际警戒线、（3）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占比远高于一般国家，等因素，基础货币投放依赖于外部信用、国债在中国央行资产总规模中如此低的占比不能不引人反思。
　　过去两年间，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已经开始由基于外部信用转向基于商业银行信用。2014年底到2016年底，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券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由7.4%上升至24.7%。但这只是第一步，未来还应推进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向基于国家信用方向的转型。尽管除了个别民营银行之外，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都是国有银行或者是由国有资本最终控股的银行，具有“类国家信用”的属性；但是，商业银行信用仍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信用。商业银行的本质是公司制法人，理论上存在破产倒闭的风险。况且，基于商业银行信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会拉长信用传导链条、降低金融体系的效率。一些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以及广义基金（包括各类基金、企业年金、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等）开始扮演类似于中央银行的职能，向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发行”基础货币。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而言，其流动性来源不再单纯依赖于中央银行，而是开始依赖于大型商业银行和广义基金。大型商业银行和广义基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小型商业银行的“中央银行”。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1.0体系正在转向“中央银行+影子央行+商业银行+影子银行”的货币创造2.0体系。
　　（3）加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能力和引领国际金融市场预期的能力
　　在经常项目下，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经济体，资本项目的渐进开放也已列入中央政策日程、正在有序推进之中。中国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石油、铁矿石、铜、，是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买方，但这些大宗商品几乎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且中国在定价博弈中并没有充分利用好作为最大买方的优势地位。这当然与具体产品门类的市场结构有关系，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能力不足的制约。
　　例如，由于国际市场上绝大部分大宗商品是美元定价的，因而不论是大宗商品的买方、卖方、还是金融投资者，都必须关注美元汇率的变化。而市场上受关注最多的美元指数——ICE美元指数[1]——却是以1973年美国对外贸易情况构建货币篮子的，仅在1999年因欧元区货币制度转变做过一次调整。ICE美元指数的篮子货币包括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6种货币，权重分别为欧元57.6%、日元13.6%、英镑11.9%、加拿大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多年以来恒定不变。时至今日，ICE美元指数不仅在篮子币种选择上，还是在权重设定上，都已经无法客观、全面地反映后来美元币值的动态变化。但遗憾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创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早已过时的“阑尾炎”指数，至今依然让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参与者不得不时刻密切关注、神经紧绷。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更合理的、时效性强的指标被推出、作为替代。
　　随着中国社会储蓄和总财富规模的增加、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程度的加、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加快构建能够反映全球经贸格局动态演变的“新美元指数”或者“人民币指数”等指标变量，供金融市场参考和使用。例如，可以考虑在上海市场、香港市场或者法兰克福和伦敦市场，推出相应的以为标的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也是现代国家金融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1] 又称“美国洲际交易所美元指数”，ICE是美国洲际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的简称。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青年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文章关键词：
&&|&&&&|&&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青年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手机阅读请扫描
微信二维码推荐家庭理财论文题目阅读
热门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论文参考资料阅读
同类论文推荐我国目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途径有哪些_百度知道
我国目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途径有哪些
我国目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途径有哪些
我有更好的答案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这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得到改善，是判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效果的关键。这是因为，促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多矛盾，如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都可以从收入分配不合理上找到根源。　　，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二是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社会财富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分好这块“蛋糕”就变得越来越关键——不仅是做大“蛋糕”的根本目的，也是继续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8.3%，天然气只有4.1%，铜是25.5%，铝是9.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　　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引导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采纳率：28%
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唯一途径
贺强：现在科学界关于低碳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大部分推出低碳结论的思路是看到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原因被认为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了，所以各国都要保护环境、降低碳排放。但是这个观点，科学界存在异议——有人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一场国际阴谋；有人认为，地球从长远来看，是变冷而不是变暖；还有观点虽然认可地球在变暖，但认为是地球变暖导致了二氧化碳过多，而不是二氧化碳过多导致了地球变暖。这就有点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味道。
这些观点，我认为都不足为评。我的思路与一般提出低碳结论的思路是不同的，你首先要看到，甭管是不是发达国家的一场阴谋，污染就会增加碳的排放这是毋庸置疑的，一切的污染都可以归结为碳排放，虽然有点绝对，但也可以这么说了。污染很复杂、多种多样，但碳排放是可以计量的。
问：那么，您为何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唯一途径？您的思路不同在哪里？
贺强：通过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发现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越走越窄，无路可走了。因此必须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找一条全新之路。为什么这条路就是低碳之路呢。这次两会，很多人谈到变革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以及低碳经济，但这三个概念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人稀里糊涂，特别是变革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要变？往哪变？怎么变？很多人孤立看待这三者，不知道它们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我们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唯一之路，是因为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几十年来得了一种病，忽冷忽热，我把它叫做“打摆子”。
经济运行忽冷忽热与政策调控有关系，我们每年都在追求GDP增长，但稍微一快我们就遇到两大瓶颈——资源瓶颈与环境瓶颈。
资源有限，经济增长一快，超过12%，甚至11%，煤电油全面紧张，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过热，发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政策调控收紧，把它调下来。比较典型的就是2004年浙江一周停五天的电，那还怎么生产啊，乱套了。迫不得已，政策必须调控，但政策一收紧，经济就滑坡了，跌到8%，甚至像2008年跌到9.6%，经济又过冷了。
很多人搞不明白，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喊“保八”，为什么呢？8%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各国都是很高的，很多国家都达不到。但为什么在中国8%就过冷了呢？因为在中国，经济增长低于8%就遇到三大瓶颈——每年新增人口压力、新增就业压力以及新增老年人口压力。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了30多年，在1976年普及独生子女政策之前，1970年前后我查过人口增长率的情况，大概有5年我们几乎每年生出一个澳大利亚，比如说1970年一年的新生儿就是2300万，我们是承受不了这种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后来我们实行了只许生一个的政策。但是即使如此，实行了这么多年，在2000年以后，我们每年新生儿还1000多万。只是2008年、2009年有所下降，但是最少也五六百万。每年的新增人口跟新增GDP肯定是相关的，他要吃到GDP，它不会产出。有专家算过，我们每年新增人口会吃掉经济增长的7%，因此，经济增长一旦降到8%，甚至到9%，我们就受不了了。
第二个瓶颈，也就是每年新增老年人口的比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6亿，估计到2050年，老年人比例会达到40%至50%，压力是很大的。因为老年人没有工作能力了，也是消耗GDP，不会产出的。
第三个瓶颈——每年新增就业的压力。我们经济如果不断下滑，就业岗位就会越来越少，满足不了每年大量增长的新增就业的要求，最典型是在去年，580万大学毕业生、几千万农民工都要找工作，可是经济受到美国冲击下，我们所能提供的岗位很少，出现了就业难。问：其实，在国际上，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了一种新潮流。
贺强：是的，能源、环境和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三大问题。为了有效兼顾三者利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京都议定书》中首次提出排放权交易制度。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世界各国虽然未能就减排目标达成一致意见，但都殊途同归走上了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低碳经济之路。
说是阴谋，其实在低碳方面，各国已经取得了共识，我认为各国走低碳经济道路，不是简单地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也是考虑到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问：那么，我们的低碳经济之路又如何实现呢？难点在哪里？
贺强：在低碳技术领域上我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差距是不大的，有些方面，我们甚至领先。不像传统产业。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关键就看我们能否抓住。可以说在低碳经济道路上大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关键就看谁起跑得快，转变得快。
有不少企业提出来，我不赚钱，搞什么低碳啊。这就是一个如何正确认识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低碳之路，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瓶颈与障碍。但这个瓶颈不像人口与环境瓶颈那样不可打破，不能遇到一点障碍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平心而论，我们的新兴节能环保产业目前确实都处于投入期，技术不成熟，产业化也比较落后。投入大、产出小，成本高、受益低，这是主要的障碍。要打破这个障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新兴产业领域一系列的技术上，3到5年内必须要有重要的突破。
温家宝总理这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关于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段连续用了三个突破——在关键技术上突破、在与民生有关的技术上突破、在战略发展技术上突破。
在节能环保领域，重要技术突破的意义非常重大，很可能某一项重大技术的突破会导致一场产业革命。
比如电动汽车，我们现在搞的电动汽车就像电动玩具一样，跑几十公里就不行了，只能采用双模混合动力系统，还得烧汽油、天然气，并不能有效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双模混合动力系统本身很复杂，越复杂，故障率就越高，而且成本增加，也不利于普及。成本高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高碳的表现呢？
我们现在的电动汽车其实只是停留在概念。核心技术是电池，怎么样才能通过技术使电池的容量更大、充电更快，使汽车跑得更远、跑得更快？如果这块有技术突破，蓄电池充一次电可以跑四五百公里，甚至可以在后备箱备一块电池，跑长途，一两千公里。那就不得了啦，那么用不了5年满大街跑的都是电动汽车了，10年，在马路上找汽油车都可能找不到了。
所以技术突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就像小平同志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问：问题是，指望通过企业自身的动力去推动这个技术突破会不会过于乐观？
贺强：不，很多企业其实都组建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将给他们带来无穷的利益。前不久，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到台湾考察，我们考察了一个技术研究院，台湾的科研水平很高，而且科研成果迅速产业化，迅速产生经济效益。
我们的问题恰恰就在于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是相当落后的，这次两会一名政协委员讲我们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是5%，而发达国家是80%。因此，我们要走低碳之路，重点就是要大量地向节能环保领域的研发、产业化花功夫，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他们，争取两三年内实现重大技术突破。这样，我们的低碳之路就打通了。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扩大投资、防范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滑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遗憾的是，我们投入的大量的钱都砸在铁公机上，铁公机可以拉动GDP，但这是短暂的。其实完全可以拿出一部分投入到节能环保产业的技术研究、技术产品的产业化上。那就不得了。你把钱砸到这方面，也会产生GDP，而且一旦产生成果还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持久的动力。
所以，我认为大家的认识还是不到位的。
走出低碳风与“伪低碳”的误区
问：您刚才讲了很多，都是关于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但其实关于什么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包含哪些内容，很多人也是稀里糊涂。
贺强：确实如此！低碳经济，我认为，首先最重要就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才是它的龙头产业。既环保又能产生效益，经济才能持久发展。但低碳经济不仅包含这些，还包括我们现在全部的产业甚至包括个人，比如个人的低碳生活。
低碳是一场革命，改变人们的观点与生活方式。发展低碳经济，首先人们固有的高碳观念都要改变，有人开玩笑地说，低碳就是少喝酒、多喝茶，少吃肉、多吃素。
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到一个非常新的词语——森林碳汇。真正的低碳生活，发展低碳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碳中和的概念，比如坐飞机是高碳行为，下了飞机你可以买几棵树，种树中和。
碳中和不仅是企业与个人所要做的努力，甚至我认为，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都是一种碳中和的表现。
问：您的意思是，在做不可避免的高碳行为的同时，要去有意识地做一些低碳行为来弥补？
贺强：是啊。低碳经济的内容方方面面，包括各行各业、每个人，表现形式有多种，比如炼钢厂，过去炼一吨钢需要两吨碳，现在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到一吨碳，这也是低碳经济。
问：非常感谢您刚才为我们厘清了低碳经济的概念，现在低碳风流行，能不能为我们诊断一下，我们走进了哪些误区？
贺强：我认为误区在于人们对低碳经济缺乏研究与思考，狭义化、笼统化、标语口号化了低碳的概念。
问：在一些高碳领域，比如房地产业，营销时什么词流行用什么词，前几年流行节能、环保，于是它们就打出了绿色地产的概念，现在一夜之间又都打出了低碳地产的旗号，其实，我们知道，房地产业的低碳技术目前还没有成熟，它们的地产离真正的低碳地产还相去甚远，这种行为被业内很多人批为不过是一种名不副实的营销噱头、是一种“伪低碳”行为，您怎么看？
贺强：是不是“伪低碳”我持保留意见，它们肯定有一点低碳元素，出于商业目的如此炒作，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节能环保肯定是低碳，但节能环保并不是低碳的全部，即便节能环保，企业还存在一个是否真正落实到实处的问题。
当然，我反对这样的行为，这是企业的短视行为，想赚快钱，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企业是不会这样的。要制定低碳标准，加强监管，甚至完善这方面的法制。我考察了台湾一家芯片厂，每个车间门口都挂着牌子——本生产流程能排放多少碳，通过某项技术能降低多少碳排放。你可以看到台湾都落实到实处，在低碳方面，企业一定要自觉。
问：刚才您讲的低碳，执行的主体，我把它分为了三类，国家、企业、个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您认为有哪些误区？
贺强：我们已经过惯了高碳的生活，一定要养成自觉的低碳习惯，现在出现了所谓的低碳达人，当然也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每个人只要适当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做到低碳还是很容易的。
我要强调的是，低碳与生活品质并不矛盾，有人说为了低碳从此不开车、不吃肉、少买衣服，走极端或者低碳秀，我看完全没有必要，比如开车，你可以从一周开七天变为一周开五天、三天，在不需要开车的情况下，尽量选择轨道交通或者骑自行车，这不就低碳了嘛。
比如抽烟戒不了，怎么办？尽量少抽行不行？比如请客吃饭，别浪费粮食行不行？随手关灯行不行？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
你会发现，只要你有心，完全可以在保证原本生活品质的情况下支持低碳。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较高。　　企业的经营模式，就是企业赚钱的方式——企业如何将自己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有效组合，从而使得企业价值不断增长以达到盈利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经营的方法而也。　　刚性企业经营模式是指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经营模式。　　根据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还有以下四种经营模式：　　（1）分工协作经营模式。即把为大企业配套作为企业发展、走向市场的途径。成功的中小企业非常注意避免直接与大企业竞争，而是尽可能与大企业合作，做大企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伙伴。　　（2）特许权经营模式。这是连锁经营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指特许经营机构将自己拥有的商标。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等，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规定在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支付相应的费用。　　（3）利基经营模式。作为中小企业，大多是市场补缺者。作为市场补缺者，他们应精心服务于市场的某个细小部分，不与主要竞争对手竞争，通过专门化经营来占据有利的市场位置。利基经营模式是指通过对市场的细分，企业集中力量于某个特定的目标市场，或严格针对一个细分市场，或重点经营一个产品和服务，创造出产品和服务优势。通过选择一个特殊的利基市场，企业的战略更突出表现为企业家对顾客和竞争对手的决策。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满足消费者多层次需求的方面最具竞争力。　　（4）虚拟经营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正在发生一场由物质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深刻转变。知识和信息通过对传统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整合和改造，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即虚拟企业经营。　　在虚拟企业中，企业只掌握核心功能，也即把企业知识和技术依赖性强的高增值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把其他低增值部门虚拟化。通过借助外力进行整合，其目的就是在竞争中最大效率地利用企业[编辑本段]经营模式的分类：　　从企业在产业链的位置、业务范围、实现企业价值的方式三个维度对经营模式作了系统总结和分类。　　从企业在产业链的位置角度,经营模式可分为8种:销售型、生产(代工)(纺锤型)型、设计型、销售+设计(哑铃型)型、生产+销售型、设计+生产型、设计+生产+销售(全方位)型和信息服务型;　　从实现企业价值的方式角度可以分为成本领先模式、差别化模式、目标集聚模式以及独资和合资经营模式。　　从企业所涉及的业务和产品范围可以分为单一化经营模式和多元化经营模式。BCD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为 ：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资源转移、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等因素形成的动力所推动 ;在同样的增长规模和增长速度下 ,所受的资源约束和通货膨胀压力较小 ;如果宏观调控得当 ,则增长过程基本上可以保持持续稳定的状态 ,一般只存在较小的属于动态经济的自然波动 ;产品的品种较多、质量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强、库存积压较少。这是一种增长代价较小 ,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较高的增长方式。劳动密集型企业(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劳动密集型企业又称为劳动集约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是相对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的。是指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企业，也就是说产品成本中活劳动量消耗占比重较大的企业。
经济增长方式,即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以及使用方式,它决定着生产力的整体效能和发展情况,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实质内涵。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表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可以叫做数量型、外延型或速度型增长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三高'和'三低',即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低效益。其表现可概括为:从宏观上,重实物量平衡、轻价值平衡；从生产上,重数量速度、轻质量效益；从投资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深化。这是一种浪费资源、代价高昂的经济增长方式。2、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表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也叫质量型、内涵型或效益型增长方式,它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反,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有机构成和使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具有消耗低、质量高、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等特点。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有利于显著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有较大区别(见表1)。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正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利用外资对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微观经济行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利用外资不仅是资金总量和技术的引进,而且可以给国内改革施加一个强大的外部推动力,把利用外资纳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在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和构建和谐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国内市场化改革、市场机制的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机制的完善、国家管理经济形式的转变中发挥积极效用。而这些正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要求。因此,利用外资并提高利用水平无疑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我国利用外资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0年之后进入高速增长期,200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高达527.43亿美元。进入2005年,我国利用外资继续在平稳中向前发展。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两大背景之下,市场环境不够完善,加之逐利资本本身不可避免的盲目性,我国在利用外资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2)外资投资区域分布失衡；(3)外资投资规模较小,且主要表现为数量上的扩张；(4)外资利用和管理水平较低；(5)利用外资与利用国内资金存在矛盾,妨碍内资企业竞争力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财政政策研究'课题组)看点◇ 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中国政府决定从2005年起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我国财政政策的第三次重大转型,是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十一五'规划强调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此,稳健财政政策体系的具体安排应体现出长期性、前瞻性和灵活性特征,致力于建立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它既需要微观主体调整要素配置方式和提高配置效率,也需要政府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财政可以从改革体制和完善政策两个层面,着力消除可能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基础,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走集约化发展道路。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对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挥着重要作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一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二是深化改革,形成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与机制。这就对财政政策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具体体现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重组、促进能源资源节约的合理利用和提高外资利用水平等。◇提高外资利用水平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这一角度出发,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可以加快外资利用水平的提高,进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这一方向的财政政策设计方案是本课题的核心。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方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是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基础；同时,财政政策作为政府配置资源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优化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六个必须'的要求, 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位于'六个必须'原则之列,表明我国的客观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特定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需要转变。为此, 本课题组在分析经济增长转变对财政政策内在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在通过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的具体方案。不过, 据课题组介绍,该研究只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财政政策研究的一个分支,相关的研究还将继续。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您可能关注的内容
经济增长的相关知识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