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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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温铁军在北大做题为《八次危机》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栏目获得温铁军老师授权，分上下两期刊发。在上篇中，温铁军指出，乡土社会是中国八次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中国属于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庞大的基础是60%、70%的有地农民。现在，把农民的地剥夺，用激进政策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先后任职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我们到底要什么》、《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认识与实践的对话》等。
　　精彩摘要：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
　　危机硬着陆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现在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危险已经开始。把乡土社会毁掉，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我们以为是历史进步，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上篇 把分析建立在经验过程而非意识形态
　　温铁军：谢谢学生社团的邀请，安排讲座，感谢你们对于另类观点有如此的兴趣。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和教科书上的观点恐怕差别比较大。我是认真的试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把长期以来人们所分析的“中国特殊论”上升到“中国一般论”，也就是说使“个别”上升为“一般”，使一般的分析框架能够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化与建构权，如果我们永远只会说中国特殊，那我们就很难做国际话语的讨论。我现在这套说法好像在国际上的反应似乎还大于在国内的反应。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将逻辑建构的起点建立在经验过程之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了。
　　人们一般会说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或者说某某领导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很少有人去认真做一点资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确写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如果你们认真做文件梳理，就会发现，1978年的文件中没有这四个字。也有人说1978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不断创造增量，因此中国改革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根本不是创造增量。
　　为什么改革？是因为1978年到1979年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已经不能产生剩余的农业资源，于是乎我们把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退出，有的解释说农民退出。我的解释是农民无权退出，在原有的体制内，有退出权的唯一主体是政府。
　　所以，在这些解释上，我试图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构建理论的逻辑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分析才具有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经验分析，这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
　　我把60年的基本经验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归纳，四次大规模外资引发八次危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理论创新，我只不过搬用了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的理论创新是危机转嫁。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代价转到哪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乡土社会转嫁，就砸在城里硬着陆。
　　砸出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危机应对的政策体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取决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理论创新集中在软着陆上。其实很多次危机没有软着陆，而是硬着陆，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高呼着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中国将会达到70%的城市化率，城市与农村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开始了。当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为什么？因为乡土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
　　我现在研究的是中国或者东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不一样。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危机所造成的发展陷井中跳出来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深跌入发展陷井跳不出来。这十几年的国际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国，连欧洲都不追，是比较单一、狭窄的国际化，其实是美国化，而真正的国际化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他非主导性的国家。
　　1950年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危机而是民国的延续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开始做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梳理。中国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个高通胀、大规模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但我在分析、归纳时，不把年这次危机当成“八次危机”，如果当成了，那就是九次。为什么排除这次危机？是因为我觉得这场危机是民国年间，自20、3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的延续，不是新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内生性的危机。我把逻辑建构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放在新中国开始要进入工业化的经验起点之上，而不是放在时间上。
　　为什么说这次危机是民国危机的延续？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民国20年代到30年代被历史认为是“黄金十年”，黄金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增长，这一时期出现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重要因素。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不可能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因为生产过剩乃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于是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外生性的危机跟今天一样，现在西方世界再次发生大危机，金融过剩，当年是生产过剩。今天也不可能靠西方金融资本自身解决矛盾，于是金融资本走向法西斯化，出现所谓必然战略的一系列安排，恐怕也是当代的趋势。当年产业资本遭遇过剩危机，走向法西斯化，世界大战以大量人口的死亡为代价，才使危机平缓下来。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这场大危机导致贵金属价格上涨，中国当时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北方有“袁大头”，南方有“孙大头”，海外白银价格上升，与中国原来签有白银稳定协议的四个产银国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到30年代，中国白银外流发生白银危机，白银危机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这是我们说的外生变量。
　　另一方面，内生变量是什么？因为中国是被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只能内向型发生。城市工业高速发展，地主就转变成在外居住，在外地主把原来的秋后收食物租改变成春前收货币租，货币化在农村开始推进，于是农民就开始遭到高利贷金融资本和工商业资本的双重剥夺，农村小农大量破产，社会开始不稳，乡土社会衰败，要么搞土匪、要么搞游击队，农民革命就起来了。内生性变量极大影响着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
　　民国不得不在1935年前后开始推行纸币制。但紧接着就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日本在日战区大规模抬价抢购白银，试图摧毁民国经济，摧毁刚刚实现的货币制度，于是进一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中国不得不用残留的一点贵金属去海外买军火，金融大规模通胀，从1937年开始一路通胀1950年。所以说1949年到1950年的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的危机，而是延续了民国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变量的同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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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是中国八次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中国属于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庞大的基础是60%、70%的有地农民。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把乡土社会毁掉，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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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
来源：凤凰网讲座
作者：温铁军
温铁军（资料图）
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日，温铁军在北大做题为《八次危机》的演讲（详见《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凤凰网《大学问》栏目获得温铁军老师授权，分上下两期刊发。在上篇中，温铁军指出，乡土社会是中国八次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中国属于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庞大的基础是60%、70%的有地农民。现在，把农民的地剥夺，用激进政策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先后任职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解读苏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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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学者们以为是历史进步，可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把分析建立在经验过程而非意识形态
温铁军：谢谢北大的学生社团安排的讲座，感谢你们对于另类观点有如此的兴趣。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和教科书上的观点恐怕差别比较大。我是试图用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用制度经济学作为分析方法，把长期以来人们所分析的&中国特殊论&上升到&中国一般论&，也就是说使&个别&上升为&一般&，使这个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能够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话语建构权，如果我们永远只会说中国特殊，那就很难做国际话语的讨论。我现在这套说法好像在国际上的反应似乎还大于在国内的反应。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就得将逻辑建构的起点建立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了。
其一，人们一般会说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或者说某领导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很少有人去认真做一点资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确写了&改革开放&、或者哪个领导人讲到这四个字。如果愿意认真做文件梳理就会发现，1978年的文件和讲话中都没有这四个字。其二，人们都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断创造增量使改革得以成功，因此中国改革被国际社会一致认为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因为它一上来就把农村经济基础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这是在经济基础领域改变了存量资产的占有和收益分配关系，而并不是靠渐进地创造增量。这两个说法之所以广泛流传，在于都符合意识形态化的需求，那也可能就不需要把话语逻辑建构在经验起点上。
那么，为什么会有调整或改革？是因为1978年到1979年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已经不能产生剩余的农业资源，于是乎我把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退出&。当然，也有的解释说是&农民退出&。我认为农民其实无权退出，因为在原有的体制内，有退出权的唯一主体是政府。
所以，在这些关于改革的解释上，我试图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构建理论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这种逻辑分析才具有起码的工具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被主流话语框定的所谓实证分析，这就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却不自知。
我把60年的基本经验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归纳，四次大规模外资引发八次危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理论创新，我只不过搬用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我的理论创新是危机转嫁。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我得研究代价转到哪去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乡土社会转嫁，就砸在城里硬着陆。
砸出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危机应对的政策体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取决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我关于危机代价转移的理论创新也有现实意义，主要集中在软着陆上。其实很多次危机没有软着陆，而是硬着陆，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高呼着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经济学家大都期望中国将会达到70%的城市化率！但是，城市与农村人口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开始了。当激进发展主义者们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因为东方乡土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我现在研究的是中国或者东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不一样。这十几年的国际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国，连欧洲都不屑一顾，是比较单一、狭窄的国际化，其实是&美国化&！而真正的国际化应该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他非主导性的国家。如果认真去做国际比较就会了解，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危机所造成的发展陷井中跳出来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深跌入发展陷井跳不出来。
1950年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危机而是民国的延续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开始做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梳理。中国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个高通胀、大规模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但我在分析、归纳时，不把年这次危机当成&八次危机&之一，如果当成了，那就是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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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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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exclusive/lecture/special/wentiejun/　　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日，温铁军在北大做题为《八次危机》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栏目获得温铁军老师授权，分上下两期刊发。在上篇中，温铁军指出，乡土社会是中国八次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中国属于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庞大的基础是60%、70%的有地农民。现在，把农民的地剥夺，用激进政策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先后任职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我们到底要什么》、《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认识与实践的对话》等。　　精彩摘要：　　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　　危机硬着陆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现在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危险已经开始。把乡土社会毁掉，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我们以为是历史进步，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下篇】温铁军：农村承担中国八次危机代价　　上篇　　把分析建立在经验过程而非意识形态　　温铁军：谢谢学生社团的邀请，安排讲座，感谢你们对于另类观点有如此的兴趣。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和教科书上的观点恐怕差别比较大。我是认真的试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把长期以来人们所分析的“中国特殊论”上升到“中国一般论”，也就是说使“个别”上升为“一般”，使一般的分析框架能够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化与建构权，如果我们永远只会说中国特殊，那我们就很难做国际话语的讨论。我现在这套说法好像在国际上的反应似乎还大于在国内的反应。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将逻辑建构的起点建立在经验过程之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了。　　人们一般会说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或者说某某领导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很少有人去认真做一点资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确写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如果你们认真做文件梳理，就会发现，1978年的文件中没有这四个字。也有人说1978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不断创造增量，因此中国改革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根本不是创造增量。　　为什么改革？是因为1978年到1979年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已经不能产生剩余的农业资源，于是乎我们把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退出，有的解释说农民退出。我的解释是农民无权退出，在原有的体制内，有退出权的唯一主体是政府。　　所以，在这些解释上，我试图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构建理论的逻辑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分析才具有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经验分析，这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　　我把60年的基本经验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归纳，四次大规模外资引发八次危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理论创新，我只不过搬用了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的理论创新是危机转嫁。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代价转到哪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乡土社会转嫁，就砸在城里硬着陆。　　砸出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危机应对的政策体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取决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理论创新集中在软着陆上。其实很多次危机没有软着陆，而是硬着陆，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高呼着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中国将会达到70%的城市化率，城市与农村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开始了。当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为什么？因为乡土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　　我现在研究的是中国或者东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不一样。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危机所造成的发展陷井中跳出来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深跌入发展陷井跳不出来。这十几年的国际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国，连欧洲都不追，是比较单一、狭窄的国际化，其实是美国化，而真正的国际化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他非主导性的国家。　　1950年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危机而是民国的延续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开始做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梳理。中国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个高通胀、大规模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但我在分析、归纳时，不把年这次危机当成“八次危机”，如果当成了，那就是九次。为什么排除这次危机？是因为我觉得这场危机是民国年间，自20、3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的延续，不是新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内生性的危机。我把逻辑建构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放在新中国开始要进入工业化的经验起点之上，而不是放在时间上。　　为什么说这次危机是民国危机的延续？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民国20年代到30年代被历史认为是“黄金十年”，黄金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增长，这一时期出现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重要因素。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不可能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因为生产过剩乃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于是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外生性的危机跟今天一样，现在西方世界再次发生大危机，金融过剩，当年是生产过剩。今天也不可能靠西方金融资本自身解决矛盾，于是金融资本走向法西斯化，出现所谓必然战略的一系列安排，恐怕也是当代的趋势。当年产业资本遭遇过剩危机，走向法西斯化，世界大战以大量人口的死亡为代价，才使危机平缓下来。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这场大危机导致贵金属价格上涨，中国当时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北方有“袁大头”，南方有“孙大头”，海外白银价格上升，与中国原来签有白银稳定协议的四个产银国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到30年代，中国白银外流发生白银危机，白银危机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这是我们说的外生变量。　　另一方面，内生变量是什么？因为中国是被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只能内向型发生。城市工业高速发展，地主就转变成在外居住，在外地主把原来的秋后收食物租改变成春前收货币租，货币化在农村开始推进，于是农民就开始遭到高利贷金融资本和工商业资本的双重剥夺，农村小农大量破产，社会开始不稳，乡土社会衰败，要么搞土匪、要么搞游击队，农民革命就起来了。内生性变量极大影响着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　　民国不得不在1935年前后开始推行纸币制。但紧接着就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日本在日战区大规模抬价抢购白银，试图摧毁民国经济，摧毁刚刚实现的货币制度，于是进一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中国不得不用残留的一点贵金属去海外买军火，金融大规模通胀，从1937年开始一路通胀1950年。所以说1949年到1950年的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的危机，而是延续了民国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变量的同时作用。　　应对危机：土改使农民回归传统割断与现代经济联系　　新中国面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怎么办？土地改革。什么叫土地改革？让88%的农民回归传统。历朝历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个字，均田免赋，新中国同样是均田，没免赋，这就是土改。土改使中国接近90%的人口回归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城市经济割断了联系，用萨米尔·阿明（备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提出依附理论）的理论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数人口回归了农村，自给自足，作为政府不用再管他们到底会怎么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这是新中国重新得以恢复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说使民国时期遗留的危机软着陆的重要制度基础，恰恰是乡土中国，而不是我们想象的现代经济，那时城市现代经济一片凋敝，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业，知识分子也大规模失业。　　现在很多意识形态化的解读都说因为建立了新政权，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然后斗志昂扬走向新胜利。其实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怎么能够应对大危机。第一个因素是农民回归传统的乡土中国；第二个因素，1950年6月份朝鲜战争爆发，战争需求使得原来凋敝的工业开始开足马力生产，于是城市经济火起来，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国参战，苏联把中国作为战略盟友，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境内投入军事工业，导致中国工业复苏。　　1950年代并非“极左”体制追求工业化亲资本　　我所提出的逻辑关系是在进入工业化的目标之下，最大的挑战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或者领导人，而是资本稀缺程度趋零。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确立的讨论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可以在市场的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最终达成最优，但它适不适用发展中国家呢？根本不适用。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挑战是要素绝对稀缺，资本要素绝对稀缺，稀缺程度趋零。　　以中国1950年要进入工业化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而且连国库黄金都已经被前政府带到台湾去。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追求外部资本进入，每一次成规模的外部资本进入都会转化成外债，每一次大规模的外资转换的外债都会带动发生危机。由于中国是在90年代开始加快进入全球化，而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危机，很明显具有全球化代价向中国转嫁的特点，所以我们把90年代末期以后的最近两次危机归类为外生性变量造成的经济危机，而把此前中国自己进入产业资本发展过程归纳为六次内生性危机。　　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只要追求工业化，一定是资本导向。任何体制、意识形态、领袖领导之下的政府都会亲资本。今天我们意识形态化得把上世纪50年代定义为“极左”的时候，世上可有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可以被叫做“左”？政府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如果不亲资本，就根本没有资本积累的可能。　　当人们说1950年代是“左的错误”的时候，恐怕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忘了。一个亲资本的，追求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基础，会有“左”的上层建筑？不要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左”，其实官僚主义是典型的极右。教条主义也不是“左”，都是形式。　　1949年到1953年，我们是私人资本原始积累，1953年后苏联投资形成国家资本，已经有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变成工业主导，这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所以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如何替代原来的私人资本。　　到了1956年完成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这一点在当年不是秘密，都是公开的。比如1957年国家“一五规划”报告就明确指出，“一五计划”建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认真看1950年代的实际过程就知道，前三年是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后六年是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才会转向为不亲资本。我们现在是什么层次上出现资本过剩？中央层次出现资本过剩，因此中央转向民生。地方上特别是中西部仍然面临资本短缺，仍然亲资本；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资本过剩，开始转向亲环境，也部分转向亲民生。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朋友，一定程度上是资本稀缺发生影响。　　让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　　1949年中国建立的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直有争论。如果给全国88%农民都分了地，那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资，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我们只是一个小资产的汪洋大海，说的就是当农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从1949年土地改革以后，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都和小资的分散性，以及小资并非自觉阶级有直接关系。因为小资高度分散，没有集中表达意愿的可能，因此政府对付小资的经验是在农村实行村社制，城市实行单位制，卓有成效。　　但几十年过去，中国崛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资人群，据说有五亿，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盟国家中产阶级的两倍。政府没有“对付”中资的经验，现在所遭遇到的网络各种各样表达，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单位解体，深受破坏，小资、中资的多样化表达，又不能够形成集中的表达方式。中国现代社会乱象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　　中国本来是一个小资社会，根本不是枣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稳定结构，庞大的底座60%、70%是有地的小资。现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剥夺，把他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他们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我们以为这是历史进步，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说得清楚点，这是在城里拍脑袋拍出来的。　　你们再去问问进城的打工者，有几个是愿意在生产线上长期当产业工人的，大部分仍然抱有小资之梦，进城是为了干什么？挣点钱开小店当老板。　　印度为什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它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少说了半句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比非洲全部贫困人口总和还多，民主解决贫困吗？它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农村无地农民，因此是枣核形，是倒金字塔，底层社会是无地的无产者，大量流入城市变成贫民窟的群体，城市贫民窟是底座，农村中的无地农民是底座，这种倒金字塔能稳吗？　　你们知道现在中国是私人住宅拥有率世界最高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仍然还是一个小资国。我们的私人住宅拥有率高达89%，接近90%，什么人是100%的拥有私人住宅？农民。你让小资变小资，还是让小资变中资，变中资他高兴，变小资他认可，变无产他不干。我们今天的很多政策是剥夺农民使其无产，这就是社会矛盾。　　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社会，现在是小资、中资仍然占大部分人群的社会，我们的上头，最上边的大资只占人口的不到1%。但是小资不是自觉阶级，谁是中国现在具有自觉性的阶级？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我得告诉大家另外一个说法，那就是大资，大资最懂如何稳定并且增加利益，最懂如何左右政策体系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对国内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大资本自觉性的利益集团主导的政策体系，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当人们都在高唱改革的时候，请问改革对象是什么？改革的动力是谁？谁改谁的革？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不搞清楚，很难让大家跟着一块喊。　　另外，我最近在海南讲课，他们要我分析2013年的宏观形势，我说先搞懂中国经济体制的ABC是什么？有谁想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什么？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地方政府公司化了，它在竞争，可承担最终风险责任了吗？没有，风险层层上交，最终上交到中央政府。我们在90年代后期的金融改革，中央政府买单，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银行坏账一次性得转交到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备注：指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这些不良资产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干出来的，人都提拔了，因为他不承担责任，完全没有风险责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没有风险责任的条件下一定是恶性竞争，谁比谁更“恶”谁就上去了。最终风险责任中央能承担吗？不能。他只能增发货币，增发国债，于是向社会转嫁，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实际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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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高屋建瓴，但是离农村很远。通篇的柏拉图主义，楼主截这一段来想表达什么呢？
　　温铁军说得的有道理，当农民成无产时，那么下一个朝代就来了。
　　想要国家安全，就是要给农民安全。
　　顶温铁军，现在是重点保护土地，不要被开发为城镇和工厂，当没土地种地时，也是我们饿死时。
　　如果中国农村全部城镇化，大面积种植时，种子不是农民自己掌握了，全部由一人掌握，如果全是转基因粮食时，那么是我们中华亡人种时。
　　农业生产效率低，社会要发展必然会把农民变成工人和服务业从业者，现在不是国家不让农民种地，是农民主动离开农村。　　
　　回复第5楼(作者:@xclsy2012 于
01:22)　　如果中国农村全部城镇化，大面积种植时，种子不是农民自己掌握了，全部由一人掌握，如果全是转基因粮食……　　==========　　一人掌握好控制，看好这一个就行了，人多了反而难以监管，总有人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地沟油，毒奶粉不就是这样吗？　　
　　回复第4楼(作者:@xclsy2012 于
01:12)　　顶温铁军，现在是重点保护土地，不要被开发为城镇和工厂，当没土地种地时，也是我们饿死时。　　==========　　保护土地不是限制农民，城镇化做好了反而能节约土地。集约化经营农业能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劳动力的使用，在不提高粮食价格的情况下能提高农民收入，当然也会制造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就自然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当农民没地的时候，当农民没收入的时候，那么，那么，意味着什么。　　不要想得太简单，我所在的农村，除了会种地，什么都不会。　　还有那么多的农民，非常深爱着他的土地。　　不想换朝代的话，就主给予农民安全的土地。
　　这个文章作者若不是笔下留情，有意模糊，那么他的脑仁就是枣核那么大。。。
　　经济的发展，农民离开农村是必然的趋势。难道让几亿农民永远守着土地不成?
　　农民穷经阴有说的，农民会手艺经阴也有说的。经阴能把你那B嘴闭上行吗。
　　@gaojianzz
00:19:35　　作者高屋建瓴，但是离农村很远。通篇的柏拉图主义，楼主截这一段来想表达什么呢？　　---------------------------我不知道什么是柏拉图主义，但我知道他离农村一点都不远，不仅不远，而且还很近。有一点你说对了，就是高屋建瓴，他是政策研究者出身。立足点当然很高了
　　@gaojianzz
00:19:35　　作者高屋建瓴，但是离农村很远。通篇的柏拉图主义，楼主截这一段来想表达什么呢？　　---------------------------我不知道什么是柏拉图主义，但我知道他离农村一点都不远，不仅不远，而且还很近。有一点你说对了，就是高屋建瓴，他是政策研究者出身。立足点当然很高了
　　正如张春桥所说，历史已经为他证明。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切罪名都是污蔑！　　正如张春桥当年的自辩论；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已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个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所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行在这100条 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我“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名的人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革集团”，也就是无 产阶级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已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恥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 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 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已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 逝去的伟人抗衡……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已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 此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佔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 个光荣的职责！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的忏悔，会声泪俱下的揭发“自已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 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担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只限于污辱自已……就在我被审判、 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迅速的被 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 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会一起声讨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地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我们这一代人的话。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孫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圧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温的很多观点都带有极端污辱社会主义污辱前三十年的倾向，至于学术上有何建树，真觉得他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人就是丑女多耍怪，也不知道谁就怎么把他选上了，什么事也要横一嘴造个句什么的，真是跟那些实打实地为中国的军事科学和经济科学奋斗的那些学者和实干家落差太大，不知这人是怎么冒出来的，说话口气还特别大。　　温大师能平心静地做学为国为民有益的学问吗？？？
　　正如张春桥所说，历史已经为他证明。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切罪名都是污蔑！　　正如张春桥当年的自辩论；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已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个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所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行在这100条 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我“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名的人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革集团”，也就是无 产阶级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已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恥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 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 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已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 逝去的伟人抗衡……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已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 此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佔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 个光荣的职责！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的忏悔，会声泪俱下的揭发“自已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 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担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只限于污辱自已……就在我被审判、 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迅速的被 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 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会一起声讨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地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我们这一代人的话。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孫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圧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文化上研究社会化人文科学　　农村回归集体主义是历史潮流和趋势　　否则，则是倒行逆施
　　@gaojianzz
00:19:35　　作者高屋建瓴，但是离农村很远。通篇的柏拉图主义，楼主截这一段来想表达什么呢？　　---------------------------　　@猎弩
12:35:05　　我不知道什么是柏拉图主义，但我知道他离农村一点都不远，不仅不远，而且还很近。有一点你说对了，就是高屋建瓴，他是政策研究者出身。立足点当然很高了　　-----------------------------　　这作者名气不小，但这篇文章水平很差，偷换概念式的论述，随处可见，　　“如果给全国88%农民都分了地，那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资”　　那时中国农民的土地可以出售吗？可以变现吗？可以租给他人而获利吗？　　都不能！那么这种所谓“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资”跟小作坊、小饭馆、小商铺主人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有什么可比性？　　其次，就文章主题而言，“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我们以为是历史进步，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很显然，作者认为中国农民进城变成工人是历史的倒退。　　可他作为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难道不清楚中国农村人均耕地数量？难道不清楚中国农民在人均2亩多耕地上的产出仅仅能维持温饱？　　可农民进城打工的收入是远远高于那人均2亩多耕地产出的（以粮食种植为主，果蔬、药材种植不计，因为是少数），那他凭什么认为农民变成工人后收入提高了是历史的倒退？
　　读过几次此人的文章，感觉他的思想很难跳出以前，把过往种种政策的失败之处套到现在来用这合适吗？而且以此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他所掌握的信息量还能有高层多？我共的提拔体制，最后走到高位的有几个会是脑容量不足的？更别说还有智库帮忙。凭你一言断什么什么政策合适什么不合适，觉得有点自以为是了。一句话，别把自己太当回事。我觉得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允许犯错，犯了错及时改进不再犯就是了。什么所有农村城镇化，什么种子个人化私有化，当土共跟你一样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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