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10年中从适度从紧到积极(4)_楼市政策_新浪房产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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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政策10年中从适度从紧到积极(4)
　　4.2001年：保持稳定性
　　(1)增发国债。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一般不开工新项目。
　　(2)发行特种国债。发行500亿元特种国债，以支持西部开发，主要用于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生态建设等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3)继续调整收入政策。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5.2002年：保持连贯性
　　(1)继续发行国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国债资金主要用于续建和收尾项目，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使用方向和结构，重点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中西部地区等方面倾斜。
　　(2)降低部分税种的税率。比如：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关税总水平由15.3%下调到12%；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4‰(A股)和3‰(B股)统一降为2‰；金融保险营业税税率，由7%下调为6%。
　　(3)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在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的基础上，从日起，再次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重点照顾退休早、基本养老金偏低的老工人、军队转业干部、原工商业者；再次提高了在乡老复员军人优抚待遇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待遇水平；为支持87户国有企业依法实施关闭破产，保障这些破产企业涉及的38万职工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及时安排了补助资金。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达到1362亿元，比上年增长38.6%。
　　(4)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2002年，中央财政为此给试点地区的转移支付补助资金达到245亿元，保证了试点地区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支持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对稳定和减轻农民负担，理顺农村经济关系，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增加科技教育投入，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2002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72亿元，重点支持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863”计划。继续执行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政策，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了教育投入，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达到2640亿元，比上年增长19.6%，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进行了中小学危房改造，促进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实施效果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国民经济在面临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给我国乃至亚洲经济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而且，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
　　1.拉动了经济增长。从1998年开始，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使得我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
　　(1)成功启动“三大需求从投资需求看，1998年至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13.9%、5.1%、10.3%、13.0%和16.1%，5年来平均达到了11.68%。在我国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实现转轨，经济增长模式还没有根本转变的前提下，以政府投资作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导力量，对于恢复与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从消费需求看，为了启动消费，政府实施了增加转移支付、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财政贴息和消费信贷相结合、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环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2000年起，居民消费开始回升。从1998年至2002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达到了29152.5亿元、31134.7亿元、34152.6亿元、37595.2亿元和40910.5亿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经历了1998年与1999年两年的负增长后，在2000年和2001年实现了小幅增长。消费需求增长的恢复，使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了遏制，也拉动了投资需求的增长。
　　从出口需求看，改革开放后，我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中，对外贸易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1997年相比，我国进出口总额出现了负增长，严重影响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后，我国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和实施多元化战略，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并于1999年7月扭转了外贸出口下降的势头。到2002年，实现出口总额26945.3亿元人民币，是.6亿元人民币的1.77倍，由出口需求的增长带动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增长。
　　(2)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增长每年1.5――2个百分点。到200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实现亿元，比2001年增长了8%，跃居世界第六位。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工业产品附加值、销售率、利润率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步入了质量型适度增长区间。这一经济成就，是在我国经济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取得的，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2.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1)建成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国债资金的支持下，从1998年以来，我国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集中力量办成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国家共安排了1100多个项目，投资总规模达8500亿元，其中国债资金达1500亿元。例如，加高加固长江干堤3576公里，抗洪能力显著提高；在长江沿岸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除险加固大中型病险水库680个，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铁路建设项目有43个，投资总规模达1700多亿元，其中国债资金337亿元，建设铁路新线5500公里，新增公路7.6万公里；改建和新建机场35个，交通运输对发展的瓶颈制约基本消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缓解了我国长期以来基础设施薄弱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为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国利用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和调整相关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高科技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使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1999年以来，国家用国债资金加大了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到2002年，在冶金、纺织、石化、有色、机械、信息、造纸、煤炭等行业，实施国家重点技改工程2175项，总投资规模4353亿元，其中国债资金355.4亿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标志着我国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
　　(3)巩固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地位。1998年以来，国家安排国债投资71亿多元，着力建设了一批关系到调整农产品结构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基础性工程。其中，农作物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的实施，使农作物的良种覆盖率从90%提高到95%，水产良种覆盖率从35%提高到50%。植物保护工程和动物保护工程提高了我国对动植物重大病虫害预警监测能力和快速防治、控制、扑灭能力。渔政渔港工程提高了我国鱼类资源的保护能力，改善了渔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4)推动了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合理调整。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集约化程度低、缺乏技术和运输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1999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国家有重点地对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加大了投资力度，开工建设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跨世纪工程，提升这些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2002年，中部地区投资7580亿元，增长20%，提高了3.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5672亿元，增长20.6%，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使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3.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众多的实惠，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稳步提高。
　　(1)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
　　在城镇，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考虑物价下降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3.4%。5年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实际增长8.6%。在八大类消费支出中，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衣着、娱乐教育文化服务、食品、杂项商品和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均呈上升趋势。城镇居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在农村，随着税费改革试点扩大等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措施的出台，农民收入也有了相当的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8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同比增加10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8%。5年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医疗保健、交通运输、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水平的提高要快于食品、衣着、居住环境，农村贫困人口正在减少。
　　(2)改善了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在生活环境方面，1998年以来，国家利用国债资金对全国95%的地级以上城市和中西部地区部分县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建设和改造，共安排了998个项目，投资总规模达3705亿元，其中国债资金约占1／4左右。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后，一批城镇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方便，生活质量改善显著。此外，国家利用国债资金分两批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网建设和改造，投资总规模近3000亿元，其中国债资金占20%，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县。这项工程的建设，使2500万过去用不上电的农民用上了电，为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生态环境方面，为了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1998年以来，国家利用国债投资308亿元，安排了一批生态环境建设工程。这些工程主要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重点防护林建设工程、林木种苗基地建设工程、森林病虫害防治体系建设工程、森林防火体系建设工程、草原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北京市环境污染治理工程和“三河三湖”水污染治理工程，生态环境改善步伐加快。
　　4.推动了科教兴国战略。国家利用国债资金安排教学、实验和学生生活设施建设和改造项目达9300多个，总投资达428亿多元，其中，国债资金148.2亿元。这些项目主要是：高校扩招设施建设项目、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高中扩招项目、高校筒子楼改造工程。此外，国家继续执行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政策，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了教育投入，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达到2640亿元，比2001年增长19.6%；重点支持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863”计划。这都将对提高我国人口和劳动力素质、提升我国科技整体水平产生深远影响。
　　5.支持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按照低起点、广覆盖、社会化的原则，国家财政通过直接投入和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建立起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居民职工基本养老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达到1362亿元，比2001年增长38.6%。此外，还积极参与并支持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及辽宁等地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试点工作。据统计，2002年底，全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基本做到了按时足额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由1998年底的184万人，增加到2002年底的2060万人，维护了社会稳定。
　　6.丰富了宏观调控经验。
　　(1)充分体现了相机抉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此时，经济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这就需要政府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有意识地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主动对经济运行进行有目的的干预，实行宏观调控，这反映了财政政策具有调节经济波动的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面对严峻形势，决策层审时度势，主动应对，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时转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二字亦可以理解为“主动出击”的意思，要比“扩张”更全面、更丰富。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前者是指在经济萧条时依靠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活力的财政政策，它以扩大公共投资作为启动民间投资的手段，因此公共投资成了汲水政策的载体。补偿政策是指政府综合运用财政收支政策，有意识地对经济状态实施反方向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从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手段来看，这次宏观调控是以汲水政策为主，以补偿政策为辅。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利器是发行国债，通过国债筹集的资金扩大公共投资，并带动相应的配套资金，同时，又通过财政收支政策的结构调节，如调整某些税收优惠、加大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等，刺激社会需求。因此，可以这样讲，积极财政政策是汲水政策与补偿政策的结合运用，它是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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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时间
调整背景 高通货膨胀 经济过热 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降、通货紧缩
宏观经济政策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积极有限度扩张 政策工具
调整效果 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使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3下半年至今
“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即: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高通胀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
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证持续增长的势头不致中断。一是一系列应急措施。1993年6月，宣布了稳定经济的“十六点计划”，包括金融、财政和投资等几个方面。这一计划的实施，使过热的倾向得到缓解。二是根本性措施。在这次调整中，中共中央认识到克服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最重要的突破是：第一，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第二，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要方面的改革拟定了方案，绘制了蓝图。从199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上述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由此，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从1993年7月起，政府又一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针对这一情况,中央果断作出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宏观调控从整顿金融秩序人手,通过调整资金投向,清理和制止乱集资和违章拆借,金融秩序明显好转,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也随之开始降温,投资膨胀受到抑制,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得到缓解,经济发展避免了大的波动。而后进行的财贸、金融、外贸外汇、投资等宏观体制改革,着眼于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巩固了宏观调控的成果。 具体包括：严格控制资金的流动，基建项目要经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不仅控制资金的供给总量，而且控制资金的流动，严禁资金流向房地产，实行由中央直接将资金贷给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甚至连银行间的正常拆借也一度停止。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96年底，过热的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混乱状况得到治理，持续三年之久的高通货膨胀大幅度回落，1997年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经过4年多的紧缩，从1995年起价格逐年回落，与1996年相比，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逐步下降，1997年GDP的增长率由1993年的13.5%降到8.8%。总之，实行了4年半之久的财政金融“双紧”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消除了突出的金融风险，解决了投资膨胀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总的看来，经济的状态仍然良好，但已经潜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些现象已经逐渐显露出来。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经济发展，又加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经济数据表明，出现了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年GDP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4.2%、13.5%和12.6%。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到13.2%（1993年）、21.7%（1994年）和14.8%（1995年）。199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96年，国家针对房地产和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措施，并随后在宏观经济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过高的物价涨幅逐步回落，1996年降为6.1%，1997年降为0.8%。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回落，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5%、9.6%和8.8%，没有出现大起之后的大落，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软着陆”的主要经验是：（1）控制投资需求与加强农业、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2）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相结合。（3）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二、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积极有限度扩张
针对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情况，政府从1998年对宏观经济政策又进行了调整，由以往的紧缩政策转变为扩张的政策，即由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和积极扩大内需。但由于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不同，1998年上半年政策的调整力度不足。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仅为10%。1998年第一季度贷款净额仅350亿元，比1996年第一季度的980亿元（因1997年的统计口径不同，故与1996年相比）减少约2/3。与1997年同期相比，1998年1月GDP的增长率为7.2%，2月降到6.8%。出口形势更为严峻，1998年计划出口增加10%，这表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不足，实际第一季度增长13.2%，但第二季度降到3.3%，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减弱。1998年夏季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为治理国内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应对国外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自1998年10月开始，中国连续几年对国民经济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俗称扩大内需政策。具体包括如下措施：
（一）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1998年初确定的中央预算仍不是扩张性的，预算赤字减少100亿元。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为了制止并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了预算，以扩大国内需求。1998年8月向商业银行增加发行1080亿元特种国债，将大量沉淀于银行的存款转化为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发8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中央财政赤字达到960亿元，比年初预算赤字460亿元增加500亿元（增发的1080亿元国债中，当年只使用500亿元，故预算赤字只增加了500亿元，另有580亿元1999年转贷给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未计入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一些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也有作用。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加快，199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7.6%，比第二季度快0.8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增长9%。1998年全年GDP增长7.8%，接近8%的预定目标。但是，由于是在下半年才加强实施这项政策的力度，所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1999年才充分显露出来。
1998年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投入实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19.5%，表明民间的投资增长很慢。为了使经济开始加快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下去，在民间投资和消费还未启动的情况下，1999年必须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靠政策的投资。结果，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左右。中央财政支出增加946亿元，中央财政赤字达1503亿元。显然，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否则同样可引发通货膨胀。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防止今后通货膨胀再起，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民间增加投资。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除了增加出口退税外，政府并没有在减少税收方面采取更多措施。但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开始着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政府性的基金和收费。
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的经济、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统计分析，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2、1.7、1.8和2个百分点，使当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8%、7.1%、8%、7.3%和8%。按这个比例计算，年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20%、28%、21%、25%。事实证明，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尝试。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比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更好地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它的增长仍然接近8%――这主要是由于采取了标准的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公共投资计划来刺激经济。”[1]但是，我们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正面效应的同时，不能不看到，中国连续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偏差同样是明显的。由于单向片面地强调需求调控一方，而忽视了供给调控另一方，仅仅在“市场需求―宏观需求管理”这个圈子内寻找对策，未能将需求刺激与供给推动较好地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调控，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差距。概括起来，中国连续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实践的悖论，主要表现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并未根本解除、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并未根本性改变、民间投资启动效应至今仍不明显、不可忽视的国债风险及公共投资的腐败等方面。
（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从松）
在货币政策方面，政府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政策和措施：
1．增加贷款和货币供应量。1998年为配合财政增发1000亿元特种国债，银行相应地增加1000亿元贷款与其配套，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6.7%。中央银行运用再贷款等手段，增加货币供给。1998年底M0比上年增长10.1%，M1和M2则分别增长11.9%和15.3%，仍比1997年慢，但比1998年上半年末加快，M1快3.2个百分点，M2快0.7百分点，也就是说，下半年货币供给的增长加快。
2．降低利率。1998年三次降低利率，金融机构法定一年期存款年利率由1997年的5.76%降至3.78%，但实际利率仅由1997年的7.2%降至5.7%，1998年第二季度为7.4%，仍高于1997年，1998年第三季度之后实际利率才低于1997年。由于实际利率仍高，利率下降对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不明显，不过对减轻企业利息负担、降低成本还是有作用的。
3．推广消费信贷，增加消费需求。1998年开始在住房和汽车等方面开展了消费信贷。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还对扩大消费信贷提出了意见。消费信贷有助于增加消费需求，但受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居民普遍尚还不情愿用向银行借钱的办法消费，因此，推广消费信贷对增加消费需求的作用在短期内还很有限。
4．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增加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为增加外汇储备，除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政策外，还开展了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5．商业银行开展对小企业的贷款。
总体上看，扩张的货币政策从1998年第二季度后才逐渐到位，但增加货币供给的渠道仍不大畅通。这是由于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占其资金来源总量的比重下降，它们已很少依靠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因此中央银行难以利用再贷款扩大货币供给；由于出口下降，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量减少；由于各商业银行资金充裕，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投放资金也遇到了困难。此外，商业银行增加贷款也有困难。这是由于企业和居民对利率的变化不敏感和实际利率仍高，降低利率并未使贷款有明显增加，而存款却继续快速增长；由于中央银行加强了对风险的防范，各商业银行对贷款也更加谨慎；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各商业银行提高了备付金率，从而又降低了货币派生能力。
（三）增加出口、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
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1998年中国出口仅增加0.5%。而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已超过20%（1995年为21.7%），1997年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达3.6%。说明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不小的作用。为了增加出口，政府加强了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力度，1998年扩大了实行出口退税的商品种类，提高了退税率，中国的增值税为17%，出口退税率还低于此。
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亏损和倒闭增加，国有企业加快改革，都使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199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而实际失业人数远大于此数。就业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公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了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在企业中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1998年有600多万下岗职工重新就业。
在供给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和措施。采取了一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等。一些城市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有些银行设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部门。此外，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业如纺织、煤炭、钢铁等进行调整，压缩其生产能力。 总而言之，从1998年开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由紧缩转向扩张。年，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是实行扩大内需方针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2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配套相应增加银行贷款，主要用于农业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共设施、城乡电网改造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带动经济景气回升。同时采取鼓励民间投资和增加公务员工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等启动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率等鼓励出口的措施。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随后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年我国经济仍保持了年均7.8%的较快增长，在国际被誉为“一枝独秀”。这和宏观调控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是分不开的。但经济情况尚未根本性好转，通货紧缩仍在继续，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靠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不小的差距。 三、2003年下半年至今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双稳健”
进入2003年，中国继续实施自1998年10月开始的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然而，2003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问题逐步凸显。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由1998年的17亿多亩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15亿亩，为建国以来最低水平；粮食产量连续下降，由10246亿斤下降到8614亿斤，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度减少，由824斤下降到668.6斤，是22年来最低水平。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5万亿，增长26.7%，在建总规模约16万亿元，相当于近3年的工作量。2004年第一季度又增长43%，增幅之高是多年以来所没有的。部分行业投资增势强劲，结构矛盾突出。2003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92.6%和121.9%，2004年第一季度又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2004年初，钢材已形成的生产能力3.1亿吨，在建规模1.5亿吨，拟建的还有5000万吨。按此，全部建成投产，总规模将达到5.1亿吨，大大超过市场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并没有改善。不仅已经关闭的小钢厂恢复生产，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项目。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情况与钢铁行业类似。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投资膨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猛，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是投资膨胀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两者互为因果，互相推动；二是投资膨胀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三是投资膨胀、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必然拉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如不采取措施，早晚会传导到最终产品。如果任凭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发展下去，最终势必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从2003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伊始，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势，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经济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一些部门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针对国内出现了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等问题，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2003年下半年至今中国政府再次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此次加强宏观调控，有以下几个特点：（1）预见性强，措施及时。早在月，国家就从规范房地产发展、土地管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相继采取了措施。2004年4月，根据第一季度部分行业投资继续膨胀的问题，国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调控措施：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较大幅度地调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4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暂停耕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审批；对一些行业和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公布对“铁本事件”的严肃查处等等。这些措施在时间上比较集中，包括采取行政手段，形成组合的措施，力度明显加大。至今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了抑制。（2）有紧有宽，措施灵活。密切跟踪经济形势，采取渐进的方式，在保护投资和经济增长中正常的合理部分的同时，逐步解决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等问题。同时采取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等措施，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明显回升。（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使得这一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更为明确，同时，贯彻宏观调控措施成为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两方面互相促进。2003年以来的实践表明，此次加强宏观调控在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抑制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同时，不仅没有影响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而且对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良好发展势头。
2003年下半年以来，对中央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一直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中央政府限制投资过度扩张的宏观调控，维护宏观经济大环境的稳定，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各地方、各行业的发展和利益，然而从目前看，同某个局部利益存在矛盾和冲突也是很自然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外部性，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一般都是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事先当然要掌握大量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做出准确判断。但不可能等到各方面认识一致了，才去做出判断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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