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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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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与合同法概述
1、摩托车医院丢失(案例教程36)
1999年6月晚7、8点，重庆市郑小强骑价值10000多元的摩托车到医院看住院的妻子。值班门卫让原告停放在该院某处。按该院停车规定，外单位车辆进入医院，须经值勤人员允许并由值勤人员指定停车地点，按停放时间收取停车费。但由于当时忙，加之停车时间长短无法确定，原告未交费。9点左右，当原告出来时，摩托车不见。随报告门卫，并一同到公安报安，未破案。(保管合同)
2、职工车辆在单位车库丢失谁负责　　张海良系郑州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日，他以2930元的价格购得洪都牌电动车1辆。日早8时许，张海良骑该电动车上班并将车放在公司单位南门车库，当班的公司车库管理员为宋某。中午当张海良下班去取车时，发现电动车丢失，随即向派出所报案。因双方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张海良于日，以公司看管失职，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为由，将公司推到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被告席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自己经济损失2930元、交通费200元。法院认为，合同必须有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且权利义务应明确、对等。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劳动合同关系，劳动关系中并不包含被告应为员工提供车辆保管的义务。如果将被告开放车库、派专人管理视为对不特定人提出的要约，将原告放车入车库的行为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承诺，那么在这样一种“保管合同”中，原告的义务又是什么呢？原告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将车停放于被告处同时由于停放车辆的场所是对所有员工开放的，为了方便存取，不会设置专门的手续或要求。被告对原告车辆的管理只是一种单方面提供的、无偿的服务，其目的只在于为员工的交通工具提供停放的方便；这种服务在客观上可能会降低员工车辆丢失的风险，从而带来与保管合同类似的效果，但这并不构成一种法律上的保管义务，更不能因此而成为要求被告承担车辆丢失责任的理由。草签意向是否有效
1999年，上海市高新技术转化成果的洽谈上海市金冠物产公司与上海市天娜药物研究所签署了一份《合资合作协定》，想共同组建一家生产“圣洁医生消毒洗涤液”公司。双方约定：金冠以货币2450万方式出资，占公司总股份的49%；研究所以技术作价2550万元出资，占总股份的51%。双方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表人，朱光华和张国强签字了。金冠物产公司药物研究所金冠物产公司金冠物产公司。金冠物产公司的老总朱光华解释说，当时签的不是正式合同，只是草签的一份意向书，也没有盖章，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金冠完全可以自主决定继不继续和天娜合作。双方围绕合资合作协定是否是草签，具不具有法律效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草签《合资合作协定》1995年3月，原告李民与被告张林达达成协议，被告张林收养原告6岁的孩子李刚。原告为此一次性支付5万元费用。任何一方违约，承担违约责任。后办理收养登记。小孩入学后淘气，经常打架。其中将同学眼睛打伤，被告为此支付医疗费近10万元。被告提出解除收养协议。原告考虑到孩子已无法共同生活，同意解除收养关系，但要求被告退换5万元，并承担违约责任（20万元）。被告提出其已经为小孩支付了10万元，不但不再退换5万元，还要偿付所支付的10万元。
李萍、龚念
五月花餐厅
日晚6时左右，原告李萍、龚念带领8岁的儿子龚硕皓前去被告经营的五月花餐厅就餐，被被告的礼仪小姐安排在一间包房的外边就座。这间包房内发生爆炸，包房的墙壁被炸倒下，造成儿子死亡、李萍残疾的后果。由于被告的经营管理不善，使餐厅发生了不该发生的爆炸，造成顾客人身伤亡。被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41、42条的规定，请求判令被告：(1)给原告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假肢安装费、残疾生活补助费、后期继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丧失生育能力赔偿金以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403万元；(2)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被告辩称：此次爆炸事件是犯罪分子所为。不知情的顾客把犯罪分子伪装成酒送给他的爆炸物带进餐厅，他根本没有预见到会发生爆炸。餐厅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对被告和顾客来说，发生爆炸纯属意外事件。对此次爆炸，被告既在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在客观上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况且爆炸还造成被告的一名服务员身亡，餐厅装修、设备受到严重破坏，各种直接、间接损失近100万元，被告本身也是受害者。被告作为餐饮经营者，已经对前来就餐的顾客尽到了保障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责任。原告只能向真正的加害人主张权利，不能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现在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诉讼主体也不合格，其请求应当驳回。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李萍、龚念到被告五月花公司下属的餐厅就餐，和五月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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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案例带分析(按章节附带的经典案例)日期：
《合同法》法律实训目 录第一章 合同及合同法总论法律实训一、个体工商户诉工商局违约案—略谈合同的概念和特征二、收养协议是合同法上的“合同”吗?—谈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三、粮食购销案—论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四、郭某诉村委会侵犯优先购买权案—论诚实信用原则五、当事人合意与法律、法规的较量—谈合法原则 第二章 合同订立法律实训一、合同的登记—略谈合同成立二、确认书的性质—论确认书和合同成立的关系三、刘某与商某买卖合同纠纷案—略谈交叉要约四、书面形式对合同法律效力的影响—浅析事实合同五、胜利河沙厂诉五通基建工程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论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分六、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论悬赏广告七、王某等诉房地产公司提供巴士服务纠纷案—浅析商业广告的性质八、甲公司诉某仪表厂招标投标纠纷案—浅析招标投标九、渔业公司诉食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浅析预约合同十、肖某诉彩色扩印服务部丢失交付冲印的结婚照胶卷赔偿纠纷案—论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十一、古榕诉华渝宾馆赔偿损失纠纷案—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十二、合同义务的扩张—论缔约过失责任 第三章 合同效力法律实训一、商贸公司诉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钢材购销合同纠纷案—论企业法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效力二、耕牛案—浅析附条件的合同和无权处分三、西服案—论无权代理人订立合同的效力四、信用社诉商场抵押合同纠纷案—论表见代理和代表行为五、摄影器材索赔案—论因欺诈而订立合同的效力六、大华商厦诉吉祥服装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案—论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的效力七、杨树清诉周某互易合同纠纷案—论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八、符少荣诉廖志强索要欠款案—浅析赌债的效力九、王某诉铸造厂买卖合同纠纷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含义 第四章 合同履行法律实训一、李某诉食品公司承包合同案—论附随义务二、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纠纷案—论情势变更原则(制度)三、买卖柑橘合同纠纷案—谈履行内容的确定四、辣椒买卖合同纠纷案—债务人提前履行合同的法律后果五、王某诉搬家公司损害赔偿案—浅析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责任六、贸易公司买卖钢材合同纠纷案—浅析债务转让与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区别七、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谈同时履行抗辩权八、喜雨有限公司诉东南经济开发公司违约索赔案—浅析后履行抗辩权九、承揽合同纠纷案—浅析不安抗辩权十、催款纠纷案—论代位权十一、分家析产，逃避债务案—关于撤销权 第五章 合同变更和转让法律实训一、工商银行诉钟表公司、创业公司、德信公司贷款纠纷案—论合同的变更及其效力二、贸易公司诉商贸公司、服装厂购销合同纠纷案—略谈债权转让及其效力三、欠款纠纷案—浅析债务承担的效力四、永安工商行催还欠款纠纷案—论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 第六章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法律实训一、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可否解除合同?—略谈不可抗力与合同解除二、烟花购销合同纠纷案—浅析履行迟延和合同解除三、李某诉王某归还房屋案—浅析约定解除及买卖不破租赁四、胡君富诉朱雨田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案—论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五、辛某诉周某承担担保责任案—略谈代物清偿六、货款抵扣违约金纠纷案—谈抵销七、田某申请债务提存案—浅析提存八、股东诉讼请求确认免除行为无效案—略谈免除 第七章 违约责任法律实训一、第三人行为导致违约纠纷案—谈违约责任的相对性二、化工公司诉运输公司承运合同纠纷案—浅析第三人侵害债权三、外贸公司诉饲料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论预期违约制度四、贸易公司诉纺织厂购销棉布合同纠纷案—浅谈默示违约五、农工商总公司诉经贸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略谈效率违约、实际履行以及违约金六、皇台酒厂诉房管处商品房买卖合同案—论双方违约七、振华公司诉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国际航空运输合同案—完全赔偿和可预见原则八、村民诉石巷供销社石膏买卖合同纠纷案—论减轻损失原则九、董景春诉经销公司损害赔偿案—浅析过失相抵十、齐龙服装厂诉齐齐哈尔火车站货物运输合同案—浅析损益相抵十一、建筑工程队诉水泥厂买卖合同案—浅析损害赔偿与违约金十二、木船加工协议纠纷案—浅析定金的效力十三、贸易公司诉土产品公司土豆购销合同纠纷案—论定金和预付款的区别十四、钢铁厂诉煤矿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并交付违约金案—论定金与违约金十五、体育报社诉广告公司出版合同纠纷案—论不可抗力与商业风险十六、田某诉酒店损害赔偿案—谈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十七、严艳诉雪绒花美容店美容协议纠纷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 第八章 合同解释法律实训一、某股份有限公司诉某拍卖行拍卖纠纷案—试论合同解释(一)二、村民建造房屋纠纷案—试论合同解释(二) 第一章 合同及合同法总论法律实训 一、个体工商户诉工商局违约案——略谈合同的概念和特征【案情简介】1999年，经某市工商局同意，200户个体户到该局投资兴建的轻工业批发市场设摊经营，工商局为他们颁发了临时营业执照和摊位证，并分别收取了三年管理费和摊位费。工商局收取的摊位费主要用于市场建设及偿还兴建该批发市场时的贷款。2000年1月，工商局根据有关部门疏通轻工业批发市场消防通道的要求，将该200户个体户的摊位移至该批发市场后面的露天地，同年9月又移至不属于工商局所有的“星星市场”。这两次摊位移动均未征求200户个体户的意见，为此，双方发生纠纷。200户个体户诉至法院请求工商局返还摊位费，赔偿营业损失。工商局则认为其与200户个体户之间是行政管理关系，收取的摊位费属于行政收费，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法律问题】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正确认识合同的概念和特征，区分行政管理关系和民事合同关系。【法理和法律分析】根据《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首先，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法通则》第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合同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在主体方面要求有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在意思表示方面要求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其次，合同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所谓设立，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以形成某种法律关系；所谓变更，是指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使原有的合同关系在内容上发生变化；所谓终止，是指当事人协商一致以消灭原法律关系。再次，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这是理解本案的关键，也是合同关系与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关系的根本区别。具体到本案而言，应当明确的是，工商局对于批发市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又是该市场的投资开办主体。作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商局对该批发市场进行的市场监督等行政执法行为不受合同法的调整；作为该批发市场的投资开办主体，工商局则成为民事主体，它与其他民事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收取摊位费的行为是民事行为，而不是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因而应受到民事法律的调整。故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对此进行了审理。 二、收养协议是合同法上的“合同"吗?——谈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案情简介】2000年10月，原告与被告达成协议，由被告收养原告7岁的孩子，原告同时向被告一次性支付5万元作为被收养人的生活补助。合同中还约定，任何一方违反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随后双方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登记手续。一年后小孩上学，在校期间经常与同学打架，被告遂以该孩子太顽皮为由提出解除收养协议。原告起先拒不接受，后因考虑孩子已无法与被告共同生活，故同意解除收养协议，但要求被告退还5万元生活补助，并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则不同意退还5万元人民币，也不同意承担违约责任。【法律问题】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原告是否可以向被告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与之问题密切相关的即是合同法的适用范围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本案是一个有关收养关系的纠纷。所谓收养，是指公民(自然人)领养他人的子女为自己的子女，依法创设拟制血亲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我国法律对收养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就本案而言，被收养人、收养人以及送养人都符合有关法定条件，而且该收养协议也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登记手续。根据我国《收养法》第15条的规定，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由此可见，收养协议一旦合法成立，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收养协议并不能适用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尽管原告与被告之间就违约责任达成了协议，但原告不得基于该协议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合同法并不对该协议的违反提供救济，所以当事人在畲同中关于“任何一方违反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规一定并不生效。 根据《收养法》第26条，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据此，在本案中由于原、被告就解除收养关系达成一致，因此双方可以解除收养关系。关于本案中5万元的生活补助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由于“5万元”的性质是被收养人的生活补助，因此，不宜将其认定为收养的报酬，在性质上应当视为对被收养人的一种赠与。由于赠与的财产已经交付，应当认为该赠与已经生效。被告在此案中，只是作为被收养人的监护人保有被收养人的财产。因此，在被告与原告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后，应当将被收养人的财产返还给原告(被收养人新的监护人)。 三、粮食购销案——论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案情简介】甲公司与乙公司订立一项粮食购销合同，合同的附则约定“有关交货事宜由丙公司出面协调解决”。该合同第5项约定：应在天津某粮库交货。后来，甲公司因嫌交货地点及交货时间不合适，便找到丙公司，要求变更时间和地点。丙公司即与甲公司达成一份补充协议，协议中将交货地点由天津变更为石家庄，将交货时间由2006年12月变更为2006年10月。补充协议订立后，甲公司将该协议送交给乙公司，要求乙公司于2006年10月将货物发往石家庄某粮库。乙公司收到该协议以后，提出因交货时间提前而无法准备货源，并提出交货地点变更，使其费用增加。甲公司必须为此提供补偿。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甲公司便以乙公司构成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问题】本案主要涉及合同的相对性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根据《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所以，合同关系一般只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因此，在本案中首先要明确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甲公司与乙公司，而丙公司只是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在本案中，丙公司虽然与甲公司订立了补充协议，但是该协议对乙公司产生约束力的前提是丙公司拥有乙公司的有效授权，否则该补充协议仅在丙公司和甲公司之间发生效力，对乙公司不具有任何拘束力。因此，本案处理的焦点就在于合同附则中约定的“有关交货事宜由丙公司出面协调解决”是否意味着丙公司具有有效授权，从而使补充协议在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发生效力。但是，在本案中丙公司实际上并未取得授权。其原因在于：第一，合同的附则约定的“有关交货事宜由丙公司出面协调解决”，此处只是约定由丙协调解决有关交货事宜，协调的含义主要是指作为中介人或者斡旋人，召集合同双方协商解决有关问题，而不能认为其本身包含某种授权的意思。也就是说，双方并没有授权丙公司可以出面代理任何一家订立任何合同。第二，如果把协调理解为包含了双方的授权，这就意味着丙公司可以代理双方来订立合同，显然构成了双方代理，不符合代理的基本规则，此种代理行为应当被认定无效。第三，本案中丙公司与甲公司达成的补充协议涉及对交货时间和地点的变更问题，这些都是买卖合同的重要条款，它不仅影响履行费用的增加，而且关系因时间提前是否能够履行的问题，由于对履行时间和地点涉及合同的主要条款，由此决定了对履行时间和地点的变更必须要取得乙公司的明确同意。从本案中看，乙公司显然没有对丙公司作出上述授权，所以不能认为丙公司有权代理乙公司订立上述补充协议。因此，由于丙公司并没有获得乙的授权，所以无权代理乙变更合同。甲公司以其与丙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要求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四、郭某诉村委会侵犯优先购买权案——论诚实信用原则【案情简介】日，原告郭某与被告某村委会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房屋租赁期限5年，根据形势变化随时变更；年租金1 500元，村里将13千瓦用电权借给郭某使用。2008年7月初，郭某因租赁的房屋年久失修，加之遭受水灾，屋顶漏雨，间墙倒塌，村里又无力维修，故提议出卖。村委会经研究同意将租赁房屋卖给郭某，双方协商价格为3万元，但郭某表示征求家中意见后再定。郭某征求家中意见后，口头表示价钱太贵不买。此后，张某提出购买此房，村长托人询问郭某是否购买，否则就要卖与他人，郭某仍表示不买。村委会便与张某达成协议，将此房以3．2万元的价格(包括17．2千瓦用电权)卖给张某，张某预付了定金1万元。但因郭某租赁房屋未到期，郭某提出继续使用房屋，并不同意归还13千瓦的用电权。村委会经研究决定，以2．8万元的价格将此房卖给张某，用电权由原定17．2千瓦变为4．2千瓦，张某必须允许郭某租用房屋到合同期满，房屋的所有权归张某。日，村委会和张某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时，郭某也未提出异议。房屋产权转移后，张某维修了房屋。日，张某与郭某达成协议，郭某迁出承租的房屋，张某向其支付损失费2 000元。村委会也退给郭某预交的承租费3 000元。事后，郭某以村委会将争议痨屋租给他，却于2008年8月未经其同意而维修了房屋，并将争议房屋出卖给张某，其是承租人，应享有优先购买权为理由，向某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将争议房屋优先卖给他。村委会答辩称：郭某提出购买争议房屋以后，双方议定价格为3万元，但事后郭某表示不买，才以3．2万元之价卖给张某。后因与郭某的合同未到期，郭某不同意迁出，村委会才以2．8万元之价将房屋卖给张某，并允许郭某使用房屋到合同期满。在买卖成交及产权转移过程中，郭某均表示不买，且村委会多次征求过意见，郭某均表示不买。故郭某现提出房屋优先购买权没有道理，不应支持。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上述事实属实。【法律问题】对于本案可从不同角度进行法律分析，在此结合此案说明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合同法基本精神的体现，是合同法的指导原则。【法理和法律分析】对于本案，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原告对被告出卖的出租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是，从案情看，在被告向原告两次作出卖房提议时。原告均作出了否定的意思表示。至于卖与张某的价格低于原先与原告商议的3万元，是因为张某得到的用电权较少。在被告与张某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时，原告也未提出异议。而且原告还从张某处得到了补偿，从被告处取回了预付租费，因此原告的行为表明其已放弃了作为承租人而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在张某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进行了维修以后，原告又对其所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被告将房屋卖给他，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告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五、当事人合意与法律、法规的较量——谈合法原则【案情简介】2008年6月，天津某区居民王某经朋友赵某介绍，与李某达成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王某将其面积为60平方米的临街房屋一间租给李某开办游戏厅，月租金为2 000元；开办游戏厅的一切责任由李某承担，与王某无关；李某应先支付两个月的租金，以后按月付租。合同签订后，李某按约支付了7月、8月的租金，但以后并未按月支付租金。同年12月，李某开办的游戏厅因涉嫌赌博活动而被公安机关查封。后王某多次催要9月至12月的租金，李某皆置之不理，2009年3月，王某遂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中查明，王某在签订合同前，曾向介绍人赵某询问过李某的情况，王某亦亲自问过李某租房的目的。李某告诉他：麻将大家都玩厌了，游戏机还较新奇，这个游戏厅就是给大家一个寻刺激的地方。王某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遂要求在合同中规定开办游戏厅的一切责任由李某承担，与王某无关。【法律问题】本案主要涉及当事人的合意是否不受限制，即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否排除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实质上是合同自由的限制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本案的关键在于认定当事人王某与李某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这里的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是指民事行为在目的或者效果上有违反社会一般道德风尚，有害于国家、社会、他人利益的情形。具体到本案而言，应该看到，当事人李某寻租房屋的目的，名为开办游戏厅，实为借游戏厅办赌场寻求暴利。房屋出租人王某对李某的这一目的也是明知的，正因为是明知，又怕牵连到自己，所以王某才要求在合同中写明“开办游戏厅的一切责任由李某承担，与王某无关”的条件。因此，双方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的目的，是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这明显属于合同的目的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由于当事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李某应向王某返还房屋，但王某无权向李某要求延付的租金，对于王某已取得的租金，应当收归国有(另外，王某借游戏厅办赌场，李某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第二章 合同订立法律实训一、合同的登记——略谈合同成立【案情简介】日，孙某向某市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一套三居室的住宅，双方在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当在日前将房屋交付孙某使用，孙某在合同签订后10天内交付1万元定金；房款共30万元，孙某应当分期支付，于日前支付第一笔款项10万元，第二笔10万元于日交付，其余10万元于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后立即一次性付清。双方在签订合同后，未办理预售合同登记手续。合同签订后，孙某以房价过高为由拒绝支付房款，并请求归还其定金。房地产公司则以合同已成立生效为据要求孙某履行合同，支付房款。双方产生纠纷诉至法院。【法律问题】本案主要涉及对未办理预售房屋登记手续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可以明确的是，孙某与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签订的预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预售合同在双方当事人间合法成立。虽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但是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9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公司未办理预售合同登记手续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预售合同依法对双方产生法律拘束力。因此，双方当事人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孙某以房价过高为由拒绝支付房款的行为明显属于违约行为，其归还定金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孙某应当按合同约定按期支付房款。 二、确认书的性质——论确认书和合同成立的关系【案情简介】原告某外贸进出口公司于日向被告某毛纺厂发出一份传真，询问被告是否有1703人字呢(一种毛呢)，如有，希望被告报价，原告欲购买5 000米。被告答复：有现货出售，每米价格为15元，如欲购买，需付10％的预付款。原告复函表示同意购买，但要求签订合同书。被告立即寄去该厂拟定的合同文本，原告在收到文本后立即在合同上签字，并将毛呢价格由每米15元改为每米14．50元，同时汇去预付款7 250元，但在合同的最后一款中写明“交货时间应以我方确认为准”。被告收到该书面合同后，立即组织货源，于10天后备齐毛呢5 000米，于是被告向原告发函要求发货。原告提出因无仓库存放，要求被告暂缓发货。被告再次去函，如原告不能立即收货，该批货物将另作处理。原告复函，希望推迟1个月交货。被告认为时间太长，遂将该批货物转售他人，并退回了预付款。原告在1个月后，得知该批货物已转卖他人，而被告又不能很快组织货源，遂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法律问题】本案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如何认定合同是否成立；第二，如何认定“交货时间应以我方确认为准”(以下简称为“确认条款”)这一条款的效力。【法理和法律分析】根据原《经济合同法》第9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依法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经济合同就成立。因此，在本案中，只要双方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就成立。至于什么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主要条款：一、标的(指货物、劳务、工程项目等)；二、数量和质量；三、价款或者酬金；四、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五、违约责任。根据法律规定的或按经济合同性质必须具备的条款，以及当事人一方要求必须规定的条款，也是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但应当指出，此条文规定的条款并不是所有合同都必须具备的主要条款。例如，关于违约责任条款，如果在合同中未作规定，合同仍然成立，违约责任则应适用法定违约金和法定损害赔偿责任的有关规定。因此，对于具体合同应当根据其性质确定其所应当具备的主要条款。具体到本案而言，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是买卖合同，由于买卖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一方将财产移归他方所有，他方取得财产权并支付价金的协议，因此，标的与价金是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至于交货期限则不应视为合同的主要条款。从本案来看，被告答复原告称其有现货出售，每米价格为15元，如欲购买需支付10％的预付款，这实际上是向原告发出一份要约。原告复函表示同意购买，但要求签订合同书，并在被告寄来的合同书上签字，并将毛呢价格的每米15元改为每米14．50元，同时向被告汇去预付款7 250元，由于原告更改了被告所提出的价款，属于对合同实质内容的变更，所以这些行为应当视为反要约。而被告在收到书面合同后，没有作出拒绝的表示，而是立即组织货源，并在备齐货物后向原告发函要求发货，这些行为表明被告已经接受了原告提出的反要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成立。虽然在合同中没有确定交货期限，但是这并非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因此不影响双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至于“确认条款”，由于被告在收到含有“确认条款”的合同书时未表示拒绝，并且积极准备履行合同，这些行为表明双方就原告有权就期限条款作出确认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在本案中，被告去函要求交货，原告复函表示希望被告推迟1个月交货的行为应当认为原告就交货期限向被告作出了确认，即被告应在复函一个月后向原告交付货物。综上所述，被告应在履行期到来之际向原告履行合同义务，但其未能即时履行义务，根据原《经济合同法》第29条第1款规定：“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三、刘某与商某买卖合同纠纷案——略谈交叉要约【案情简介】刘某系个体户，经营日常百货。1999年11月，刘某决定改行，想要处理库存存货。商某得知后，前去看货，但当时未与刘某达成协议，而是告诉刘某说在其与妻子商量后再与刘某联系。商某与妻子商议后，在日向刘某发函称：如果所有货物按批发价出售，我们就买，并要求刘某在5日内回话。恰在此时，刘某也在11月15日向商某去信称：“所有货物按批发价处理，你是否购买?请于15日内答复。”11月18日刘某收到了商某的信后，认为已与商某成交，遂拒绝了其他客户。而商某在11月18日收到刘某的信后，听说百货生意现在比较难做，心生悔意，不再想购买刘某的货物，于是商某在11月22日向刘某发出一封电报，表示不买这批货物了。刘某获电，十分气愤，诉诸法院，要求维护双方已达成的交易。【法律问题】此案涉及的是交叉要约能否直接成立合同的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根据《合同法》第13条的规定，合同的成立应当经过要约人的要约与承诺人的承诺。虽然在本案中，刘某与商某就同一宗百货按批发价购销的生意同时相互致函，且函的内容一致，但这只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同时相互发出内容相同的要约(交叉要约)，不能以此认为合同当然成立，合同的成立仍然应当经过受要约人的承诺。在这种交叉要约的情形下，发出要约的双方都享有撤回要约、撤销要约或者拒绝承诺的权利。在本案中，商某在收到刘某要约的有效期内明确表示拒绝承诺，同时自己的要约由于承诺期限届满，刘某未作出承诺而失效，因此双方的要约都已失效，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的合同没有成立。因此，刘某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商某依法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四、书面形式对合同法律效力的影响——浅析事实合同【案情简介】日，北京市某公司甲与另一公司乙签订了购买空调100台的和同，约定每台空调价格为1 900：元，于5月4日交货，合同订立后，乙公司当即支付预付款1900元。甲公司提供40台空调后，乙公司经检验认为该产品质量不合格，要求退货。甲公司认为自己不可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乙公司提供合同约定的空调，于是建议由丙公司供货，货款由乙公司向丙公司支付。双方约定最后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合同，但之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而是直接通知内公司向乙公司供货。同年5月6日，丙公司向乙公司交付空调100台，价款共计190 000元。但乙公司仅向丙公司支付货款171 000元，扣除了已经向甲公司支付的19 000元。丙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乙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法律问题】本案主要涉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在没有采用书面形式时的法律效力。【法理和法律分析】根据《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是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在本案中，甲公司与乙公司在签订由丙公司交付货物的合同时应当根据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根据《合同法》第32条的规定，该书面合同应当于双方在书面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时成立。但是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即使当事人没有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也不意味着合同就一定不能成立。按照《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只要实际上双方已经成立口头合同，当事人一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其主要合同义务的，即使当事人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而没有采用书面形式的，也应当认为合同已经成立。本案中，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所订立的由第三人丙公司交付空调的协议，就交货的时间、价格及支付价款的方式，都有明确的约定，可见双方已经就合同的内容达成口头协议，惟一不足即是没有按照约定签订书面合同。达成口头协议后，丙公司即向乙公司交付了约定的100台空调，乙公司予以接收并支付了90台的货款。可见双方当事人已经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由于乙公司已经向甲公司支付过10台空调的预付款，所以乙公司少向丙公司支付了10台空调的价款，才产生了争议。这样依照《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就由丙公司代为交付空调的合同已经有效成立。由于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由乙公司直接向丙公司支付空调的价款，因此，丙公司有权向乙公司请求支付剩余价款及其利息，而乙公司有权向甲公司请求返还预付款(当然这与此案无关)。 五、胜利河沙厂诉五通基建工程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论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分【案情简介】1995年6月，正在兴建某市C一号住宅小区的被告五通基建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突然接到河沙供应商白水河沙厂的加急电报。该电报称：因连降大雨，致使洪水泛滥，运送河沙的铁路被洪水冲毁，无法再按时运送河沙，请工程公司另想良策购买河沙。因正值施工旺季．工地大量需要河沙，而冲毁的铁路又难以在短期内通车，工程公司为不影响施工进度，遂向东乡河沙厂和原告胜利河沙厂发出电报，电报称：我公司急需建筑用河沙200吨，如果贵厂有河沙，请于见电报之日起2日内电报通知我公司，我公司将派技术员前往验货并购买。东乡河沙厂和胜利河沙厂收到电报后，均向工程公司拍发了电报，并向工程公司提供了河沙的型号及价格，而胜利河沙厂在拍发电报的同时，又通过关系向铁路车站报领了车皮，用火车将100吨河沙运往工程公司所在的车站。在该批河沙到达工程公司所在的车站前，工程公司已派技术员丁某到东乡河沙厂验货并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天上午，东乡河沙厂和丁某一起给工程公司拍电报，称货已发出。当天下午，胜利河沙厂的河沙运到，工程公司告诉胜利河沙厂，他们已购买了东乡河沙厂的河沙并已经支付了货款，因此，无资金再购买胜利河沙厂的河沙。胜利河沙厂认为，工程公司既然发出了要约，而自己又在要约约定的有效期内作出了承诺，工程公司应受要约的约束，因此，胜利河沙厂坚持要求工程公司收货并付款，工程公司则以自己发出的仅仅是购买河沙的意向书而非要约为由拒绝收货并支付货款，双方协商不成，胜利河沙厂遂向人民法院起诉。【法律问题】本案涉及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根据《合同法》第14条和15条的规定，在本案中，被告发出的是要约邀请而非要约。理由如下：(1)被告向原告发出的电报称：“我工程公司急需建筑用河沙200吨，如贵厂有河沙，请于见电报之日起2日内电报通知我公司，我公司将派技术员前往验货并购买。”这表明被告希望在原告向自己发出欲卖河沙的要约后，自己派人“验货并购买”，只有当原告提供的河沙符合要求时，被告才会予以承诺。所以，以上说明被告并没有确定的与原告订立合同的意思。(2)被告在电报中称“我公司派技术员前往验货并购买”，表明被告希望将自己置于灵活的境地，不希望受自己意思表示的约束。(3)电报中并未包含合同有效成立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如价格。综上所述，被告发出的是要约邀请，不具备法律拘束力，它与原告之间并没有形成合同关系，所以也无所谓违约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六、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论悬赏广告【案情简介】日下午，朱晋华在和平电影院看电影，此时李珉与王家平（二者系往日同学，公安干警)在其后几排的座位上同场观影。散场时，朱晋华 将随身携带李绍华(朋友关系)委托其代办的内装河南洛阳机电公司价值80多万元的汽车提货单及附加费本等物品的公文包遗忘在座位上，李珉发现后，将公文包拾起，等候片刻后，见无人等包，就将该包带走并交王家平保管，朱晋华离场之后，发现公文包丢失，找寻之后没有找到，便于日、5日在天津《今晚报》、4月7日在《天津日报》上相继刊登寻包启事，表示“重谢” 和“必有重谢”。因为寻包启事没有结果，李绍华自河南到天津，又以其名义于 日在天津《今晚报》上刊登内容相似的寻包启事，并将“重谢” 变为“一周之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万元”。当时，李珉看到以李绍华名义刊登的寻包启事，立刻告诉王家平，并委托王家平与李绍华联系。4月13日中午，王家平通过电话与李绍华联系，确定了交换公文包与酬金的具体细节。当日下午，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交接时，就酬金问题发生争执，经公安机关解决未果。李珉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朱晋华、李绍华履行在广告中约定的义务，兑现报酬1．5万元。朱晋华辩称：丢失公文包后，通过《天津日报》、天津《今晚报》多次刊登寻包启事，考虑到只有在明确酬金数目的情况下，才能与拾包者取得联系，所以才明确给付酬金1．5万元。其实并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现在不同意支付1．5万元报酬。李绍华辩称：因王家平身为公安干警，应按照包内提单、私人联系手册等物品为线索，寻找失主，或主动将有关遗失物品交有关部门处理，不应等待酬金，王家平并未履行应尽的职责，故不同意给付李珉酬金之要求。 王家平述称：自己与李珉一起看电影，李珉拾得内装价值80多万元的汽车提单等票据的公文包，在自己处保管了10多天，但与本人毫无关系，故不要求索要报酬。【法律问题】本案涉及悬赏广告的性质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的寻包启事性质为悬赏广告，“酬谢1．5万元”的表示系向社会不特定人的要约。原告完成了广告指定的送还公文包的行为，是对广告人的承诺。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民事法律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依照《民法通则》第57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合同法》第15条第2款明确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被告应当履行广告中许诺的给付报酬的义务。其事后反悔、拒付酬金的行为有违《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是错误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由朱晋华、李绍华给付李珉人民币8 000元。 七、王某等诉房地产公司提供巴士服务纠纷案——浅析商业广告的性质【案情简介】2000年，某市一房地产公司在距离市区10千米的地段开发了一房产项目。之后，房地产公司通过广告，向社会宣传项目的优势和售房的具体事宜。考虑到距离市区较远，且又不通公共汽车的不便之处，在售房广告中，该房地产公司特意声明会为购房者早晚提供免费的巴士。同年底，该市居民王某等人看到房地产公司的广告后，认为该项目的条件尚好，虽离市区较远，但早晚有巴士服务，还是较为方便，遂前去房地产公司商量买房。在协议过程中，王某等人坚持要把免费提供巴士的事宜写入售房合同中去，但房地产公司不同意写入合同，只是声明他们一定按广告上宣传的去做。王某等人随后与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合同，购买了该项目的房产。 2000年年底，房地产公司感到免费提供巴士一年以来费用太大，遂与住户协商要求中止提供巴士运输，作为弥补，房地产公司为各住户支付一笔交通补助费。王某等众多住户坚持要求房地产公司继续提供免费巴士运输服务。双方协商不成，房地产公司中止了巴士运输服务，王某等众住户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房地产公司继续提供服务，且赔偿损失。【法律问题】本案涉及商业广告的性质以及随后房地产公司的声明的法律效力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法院认为，房地产公司为了吸引购房者，在广告中声明为住户免费提供巴士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属于要约邀请，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拘束力。虽然王某等住户在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时要求将免费提供巴士的事宜写入合同，但是房地产公司并未同意，因此，免费提供巴士并非合同的约定义务，王某等住户无权向房地产公司要求其继续提供服务并赔偿损失。 八、甲公司诉某仪表厂招标投标纠纷案——浅析招标投标【案情简介】2000年5月，湖南省某仪表厂准备兴建宿舍大楼。为节约经费、缩短工期，决定采取招标方式发包这一工程，遂向全社会发出招标通告。在招标通告规定的起讫日期内，共有10家建筑公司投标。2000年8月，依照招标通告的规定，仪表厂当众开标。在10家投标者中，只有甲建筑公司和乙建筑公司的报价低于标底，其中甲公司报价200万元，乙公司报价210万元。评标时发现，甲公司的报价虽低，但其施工方案不太合理，技术力量亦不强。仪表厂经选择，在定标时将乙公司选为中标人，与之签订了基建合同。甲公司在得知自己报价最低之后，以为自己一定会中标，在定标前就开始了工程准备工作，预定了相当数量的物资。在知道自己未中标后，甲公司以自己的报价最低、工程应由其承揽为由向法院起诉。仪表厂则称甲公司的报价虽低，但自己有定标的选择权，甲公司的诉求无法律依据。【法律问题】本案的焦点是招标公告的法律性质问题。具体讲，就是招标人在发出招标后对于投标还有没有选择权，招标人是否必须与报价最低的投标人签订合同?【法理和法律分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10条的规定，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无论公开招标还是邀请招标，根据《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它们的法律性质都是要约邀请，而不是要约。反之，投标却构成一项要约。这是因为，招标的目的在于吸引较多的相对人，以便于招标人能够从中选择条件最佳者，与之订立合同。投标则是投标人根据招标人所公告的标准和条件，向招标人发出的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正是因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投标为要约，所以招标人在投标人投标后——也就是投标人发出要约后——既可以选择承诺，也可以选择不承诺即拒绝，招标人对于投标人有一定范围的选择权。一般而言，招标人应选择与条件最优的投标人定标，签订合同。这里的“条件最优”并不仅仅指报价最低，因为报价只是最优的一个方面。《招标投标法》笫41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2)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为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在本案中，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作为招标人的仪表厂有选择中标人的权利。当然，这里的选择并不是任意选择，而是要符合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并且要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其次，作为投标人的甲公司以自己的报价最低为由认为自己应该中标，这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因为，招标人的招标公告中并未特别注明将与报价最低者签订合同。更为重要的是，投标人的施工方案和技术力量不符合招标人的条件。因此，甲公司不能仅依自己报价最低而要求订立合同，甲公司的诉求无法律依据。 九、渔业公司诉食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浅析预约合同【案情简介】被告(某市食品公司)欲购买原告(该市某渔业公司)的海产品，日被告通过电话与原告联系，请原告寄一份价目表。同年5月28日，被告收到一份价目表，其中载明带鱼单价每千克18元，黄鱼单价每千克22元。被告遂于当日与原告电话联系，称愿购买带鱼和黄鱼各2万公斤，但带鱼价应降至每千克16元，黄鱼价应降至每千克20元，原告称，价目表规定的价格一般不能变。但由于被告要的量大，可以考虑降价，但需要研究后答复。次日，被告向原告正式发去函电，称“带鱼每千克16元，黄鱼每千克20元，各要2万千克，可在一周内答复。如无异议，一周后正式订合同，6月份分批交货”。三天后，有另一家渔业公司向被告推销海产品，被告认为带鱼、黄鱼等价格合理，遂决定向该公司购买，双方订立了正式的合同。同年6月2日，原告给被告打电话，称同意按被告提出的价格出售，并已备齐带鱼、黄鱼各1万千克，准备交货。被告称已与他处订立合同，故不必发货。双方发生争议，原告认为被告已构成违约，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实际履行合同，接受货物并支付价款，并赔偿损失。【法律问题】本案涉及要约与承诺的认定及预约合同的成立和效力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在本案中，原告于日向被告寄送了关于海产品的价目表，虽然价目表中的确包含了商品名称及价格，寄送价目表的行为也含有原告希望将来能够与被告订立合同的意思，但由于从该行为中，并不能确定原告具有一经对方承诺即接受承诺后果的意图，而只是向对方提供信息，希望对方向自己提出订约条件，如购买何种货物和购买的数量，因此，根据《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原告寄送价目表的行为只是要约邀请。当然，如果原告在价目表中明确声称，只要被告按价目表规定的价格购买海产品，原告都愿受该承诺的约束，则原告寄送价目表的行为属于要约。被告在收到价目表以后，发现价目表中规定的带鱼和黄鱼的价格过高，遂向原告提出降价要求。显然，被告向原告发出的意思表示中，不仅具有正式合同的主要条款(标的价格、数量)，而且被告具有明确的订约意图，原告一旦同意被告的提议便可使合同成立，可见被告的函电意思表示构成要约。原告在收到被告发出的要约以后，鉴于被告发出的要约已变更了价目表规定的价格，且因为被告的购买量大，原告不愿拒绝被告的要约，遂提出需要研究后答复。这就是说，原告不愿立即作出承诺或者拒绝的表示，而希望待研究后作出承诺。因为被告发出的要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承诺期限，也没有提出原告必须立即承诺，那么，原告(受要约人)在提出需要研究后答复时，被告(要约人)未表示反对，则原告可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承诺。 被告在向原告发出要约的第二天(日)正式向原告发出函电，称“带鱼每千克16元，黄鱼每千克20元，各要2万千克，可在一周内答复。如无异议，一周后正式订合同，6月份分批交货”。该函电实际上是以书面形式确认了口头要约，同时补充了交货期限和交货方式的内容，即交货期限为6月份，交货方式为分批交货而不是一次性交货。而函电中的“可在一周内答复”，实际上是对承诺期限所作的规定。原告只要在此承诺期限内对此作出承诺，则合同成立。但是，由于原告在要约中说明“一周后正式订合同”，可见，被告旨在向原告发出订立一份预约的要约，而不是向原告发出订立正式买卖合同的要约。(预约是指当事人之间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将来应当订立的合同，称为“本约”，而约定订立本约的合同，称为“预约”)。在本案中，由于原告在承诺期限内作出了承诺(应视为是对一周后订立合同的承诺)，因此，当事人之间已形成了预约。在预约中，本合同在预约成立时尚未成立，预约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使当事人负有将来按预约规定的条件订立本合同的义务，但不负履行将来要订立的合同中的义务。应当指出的是，预约也是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同样具有法律拘束力，被告应当按照双方成立的预约合同履行义务，但被告拒绝与原告订立买卖合同，其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原告可以请求被告履行预约合同的义务，与自己按预约合同规定的条件订立买卖合同，但不能以预约合同为由要求被告实际履行买卖合同，立即接受货物并支付价款。 十、肖某诉彩色扩印服务部丢失交付冲印的结婚照胶卷赔偿纠纷案——论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案情简介】日，原告肖某与新婚妻子刘某将其在婚礼上拍摄的一卷富士胶卷交由被告某彩色扩印服务部(以下简称彩扩部)冲洗，约定第二天取照，原告肖某依惯例预交了18元的冲洗费，彩扩部开出了一张取照用的冲印单。第二天，原告肖某来到彩扩部要求领取冲洗好的照片，被告称其胶卷暂时找不到，可能被人误领，告知其过几天再来。原告后经多次催告，被告均拿不出照片。原告为此要求赔偿，被告只愿赔偿胶卷和退还预收费。肖某遂于日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起诉，以被告将原告拍有结婚内容的胶卷遗失，给原告带来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失为由，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 000元。被告辩称：胶卷确实由于自己的原因被遗失，愿意为此赔礼道歉，但原告所提出的精神损失费5 000元我们不能接受。据某市摄影行业协会的统一行业规定，“如遇意外损坏或遗失，只赔同类同号胶卷”，由于该行业规定的文本已悬挂于营业场所的显眼位置，原告肯定看到，既然原告在看到该行规后仍然愿意将胶卷交由我们冲洗，那就等于同意将该规定作为合同格式条款之一。所谓约定必须信守，原告只能按照合同约定得到同类胶卷的赔偿和预交款的返还。【法律问题】本案主要涉及以格式条款出现的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委托被告冲扩胶卷并预付费用18元，被告应按约定完成原告委托的事项，被告因过失将胶卷遗失，应赔偿原告同类胶卷或相应的价款，退还冲扩预收费用。因原告胶卷所拍摄的内容系结婚纪念活动，胶卷的遗失的确给原告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按摄影行业协会规定，只赔偿胶卷和退还预收费，有悖于《民法通则》的立法精神，显失公平。在开庭审理中，被告认识到遗失胶卷的行为，不仅给消费者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给消费者精神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愿意给予经济补偿。经法院调解，原、被告达成如下协议：被告自愿赔偿原告一卷胶卷的价款及补偿原告共482元，退还原告冲扩预付费18元。 十一、吉榕诉华渝宾馆赔偿损失纠纷案——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案情简介】日，记者古榕在外出差时住宿重庆市华渝宾馆，登记时宾馆曾出示“注意事项”(内容为：旅客同志，为确保您的人身安全，按《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规定，请您务必将现金和贵重物品行李包裹存入保管室。不愿存者，责任自负。请签名)，古榕选择了不存放，并在“注意事项”上签了字。然而住宿的第三天早上，古榕一觉醒来，发现随身携带的相机、移动电话、剃须刀及现金3 100元等财物被盗，住房门却开着。古榕要求宾馆赔偿，宾馆却以其在“注意事项”上签了字而拒绝赔偿。之后古榕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宾馆赔偿全部经济及精神损失费共计51 300元。【法律问题】此案主要涉及格式条款的解释问题。【法律依据】(1)《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2）《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法理和法律分析】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古榕来渝期间带有照相机、移动电话等物品的事实可以确认。宾馆保障旅客人身、财物的安全，是法律对宾馆所规定的义务，按《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规定，宾馆建立贵重物品和大宗现金的交柜保管制度，正是保障旅客人身和财物安全的服务手段，同时旅客完全可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宾馆的服务方式。古榕在“华渝宾馆旅客住宿登记卡”的“注意事项”栏签名，表示选择了自己保管财物，也是古榕与宾馆就特殊服务方式选择的约定。该物品在古榕自己的控制和监管下丢失，要求宾馆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因此， 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第16条、第44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古榕的诉讼请求。古榕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古榕的照相机和移动电话确系在宾馆丢失，对此损失，双方均有管理不善的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古榕在宾馆住宿时丢失的照相机和移动电话共计损失15 860元，由宾馆赔偿4 758元。其余损失由古榕自己承担，上述协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制发了调解书。 十二、合同义务的扩张——论缔约过失责任【案情简介】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的业务员达成如下意向性协议：甲为乙组织一批复合肥，每吨价格2000元；，数量暂定100吨，待正式签订合同时最后确定。同月23日，甲致电乙询问何时签约，乙答，“10天左右”。甲于是到外地厂家购买了复合肥90吨，存放在某地中转站，并通知乙前往取货，乙迟迟未予答复。原来乙所在地政府认为价格太高，加重了农民负担，不准乙向农民出售，乙因此不与甲签订合同。甲要求乙收货，乙拒绝，双方各持己见。同年7月18日．甲起诉乙，要求乙收货付款。法院认为双方的合同尚未成立，考虑到农事季节对肥料价格的影响，裁定由甲先行出售。甲按购进价卖不出去，经法院许可，作了降价处理，直接损失50 000元，加上其他购货、租仓房、解决纠纷等活动费用5 300元，共损失55 300元。甲因此变更诉讼请求，由原要求乙收货付款改为要求乙赔偿损失55 300元。【法律问题】本案涉及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结果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法院认为，本案中的甲乙双方尚未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关系尚未正式成立。甲方鉴于双方已有意向性协议，又通过电话询问得到乙方10天左右签约的明确答复，出于对合同能够成立的信赖组织了货源，租用仓房，结果因乙方既不按口头约定取货，又不及时答复以致货物积压近3个月，被迫降价处理，造成了55 300元的经济损失。而乙方对达成意向性协议以后合同能否成立估计不足，预测失误，口头答复签约却因复合肥不能销售未能签约，在知道难以履约后，又不及时通知对方，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乙方对造成甲方的损失具有过错，根据《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其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甲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共计55 300元。 第三章 合同效力法律实训一、商贸公司诉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钢材购销合同纠纷案——论企业法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效力【案情简介】1997年5月，A市商贸公司与B市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签订了一份钢材购销合同，合同规定，由商贸公司供给该综合门市部250吨进口螺纹钢，总价款为40万元，商贸公司应于同年10月底在天津港报关、商检后交货。同年1025日，商贸公司从俄罗斯进口螺纹钢250吨抵达天津港后，立即通知综合门市部前往接货并支付价款，后者则以种种借口拖延。为避免支付更多的仓储费用，商贸公司于11月10日将钢材从港口取回，堆放在自己的露天货场，后被盗走50吨，另有部分钢材生锈。由于多次催促提货未果，商贸公司遂向法院起诉，求综合门市部提货、支付货款及违约金并赔偿损失。被告则称自己为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购销钢材为超越经营范围，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法律问题】本案涉及企业法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认定和处理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为特殊的权利能力，应当受到其经营范围的限定。《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公司法》重申了《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该法第11条规定，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法人根据各自的经营范围，享有特定的权利能力，如果法人擅自改变、超出自己的经营范围，则为非法的经营活动，其行为无效。因此，在本案中，被告为一家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购销钢材明显超越其经营范围，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无效。 二、耕牛案——浅析附条件的合同和无权处分【案情简介】杨某家中饲养了耕牛3头，在农忙季节因有一头牛闲置不用，遂于2000年8月出租给同村农民李某，双方约定租期2年，每年租金为200元。在被告租用10天以后，耕牛突然走失，李某寻找一天无果，于是李某与杨某双方协商，如果李某1个月内不能找回耕牛，则由李某赔偿原告1 500元损失，并支付尚未交付的租金100元。几天后，李某终于找到了耕牛。在将牛牵回家的途中，李某打听到市场上耕牛的价格已涨至2 000元，李某遂将牛牵到集市上出售给邻村的张某，获价款2 100元。李某回家以后，谎称耕牛没有找到，向杨某交付了约定的1 600元。不巧几天以后，杨某上邻村做活，在张某家发现了其耕牛。杨某要求带回耕牛，遭到张某拒绝。杨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耕牛，赔偿损失。刘某辩称已向王某支付了1 600元，杨某的请求没有道理。【法律问题】本案涉及附条件合同的效力问题、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请求权竞合的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不应承担责任。尽管在本案中李某具有欺骗行为，但其已交付了约定的赔偿金和租金，而赔偿金尽管低于市场标准，但这是经原告杨某同意的。更何况李某在寻找耕牛过程中也付了一定费用。现在既然不能从张某处要回耕牛，那么，再要求李某返还耕牛和赔偿损失是不合理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双方约定只有在李某找不到耕牛时才支付赔偿金。既然耕牛已经找到，就应继续由李某租用，李某不能将其转卖给他人，否则即构成违约，应负违约责任。法院认为，当事人杨某与李某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财产租赁合同关系，耕牛即为租赁合同的标的物。按照合同的约定，李某在合同规定的2年期限内拥有对耕牛的使用权，同时他亦应在期限结束后将耕牛返还杨某。虽然仅仅过了10天耕牛就走失，但双方当事人并未解除财产租赁合同，而是达成了“若李某1个月内找不到耕牛，则应向杨某赔偿1 500元，并支付尚未交付的租金100元”的协议，此协议应当认为是财产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是为财产租赁合同的解除和赔偿事宜设定了一个条件，此条件的具体含义为：(1)如果李某找回耕牛，则当事人间的财产租赁合同继续有效；(2)如果李某找不回耕牛，则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消灭，李某应向杨某赔偿1 500元，并支付尚未交付的租金100元。因此，李某找不回耕牛，便成为原财产租赁合同的解除条件，然而，李某却找回了耕牛，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附解除条件合同中的条件并未成就，原合同继续有效。李某负有在合同期限后归还耕牛的义务。李某却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将耕牛擅自出卖，根据《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李某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杨某要求返还耕牛的请求无法得到支持。李某出卖耕牛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无权处分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只有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才能有效。而权利人杨某的请求已经表明了其对无权处分行为的否定，因此，李某与张某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但是，由于张某从李某处购得耕牛时，并不知道李某不是耕牛的所有权人这一事实，因此，张某是善意第三人，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其仍然应当取得耕牛的所有权。 三、西服案——论无权代理人订立合同的效力【案情简介】甲在其承包的商店里向乙出售一套价值2 000元的西服，恰好有人找甲，甲去隔壁接电话，甲嘱咐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丙说，“请帮我看管一下店，我马上回来”。甲出去以后，乙提出其有事不能久留，要求丙尽快将西服卖给他，丙提出要等待甲回来。后来丙见乙要走，于是答应代替甲出售该西服。双方经过协商以1 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乙。甲打电话回来以后，得知西服以1 800元的价格被出售，觉得卖亏了，立即找到乙要求退款并取回西服。乙以构成表见代理为由予以拒绝，双方为此发生争议。甲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该买卖合同。【法律问题】本案涉及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之间的区别、无权代理人签订的合同和表 见代理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以及无权代理和无权处分的区别。【法理和法律分析】在本案中，关键问题是解决丙以甲的名义与乙达成的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即解决丙是否有权代理甲出售西服的问题。从案情看，甲在离店接电话时对丙嘱咐“请帮我看管一下店，我马上回来”。从此言语中我们无法看出甲对丙有让其出售西服的意思表示和授权，因此，丙出售西服的行为欠缺相应的代理权，同时，丙在出售西服时明确表示是代替甲出售该西服的，即该合同是丙以甲的名义订立的，因此应当构成广义上的无权代理。在认定丙的行为属于广义的无权代理以后，并不意味着其以甲名义与乙签订的买卖合同就一定无效。对此还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而构成表见代理，从而合同有效；二是由于被代理人的追认导致合同有效。在本案中，甲出去接电话时是当着乙的面对丙说“请帮我看管一下店，我马上回来”。据此乙也应当知道甲仅仅委托丙看管店，并没有授权丙出售该西服，乙不能从丙能够照看店的事实中得出丙有权出售该西服的结论，更何况其要求丙尽快将西服卖给他时，丙提出要等待甲回来，由此可见乙不能对“丙能够出售该西服”产生合理的信赖。因而，从根本上讲，乙对造成丙的错误出售也存在过错，也可以说是非善意的，即他明知丙无权出售而催促其出售。综上所述，乙以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买卖合同为(狭义)无权代理合同，在甲明确拒绝追认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无效，甲有权向乙要求归还西服，同时甲应向乙归还1 800元的西服款。 四、信用社诉商场抵押合同纠纷案----论表见代理和代表行为【案情简介】某市一个体户沈某欲投资开办鳗鱼养殖场，但自有资金不足，欲向当地一家信用社贷款。信用社在审查其贷款申请时，认为沈某资信状况不好，偿债能力有限，因而拒绝提供贷款。沈某找到其表兄魏某，魏某是该市一家大型商场(该商场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沈某要求魏某以该商场的名义为其贷款提供担保，魏某告诉沈某，他已离职，商场已有新的法定代表人，正在办理交接手续。沈某则称只需借用一下商场的印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即可，养鳗鱼的利润非常高，他肯定能够自己偿还贷款。魏某推却不过，于是以该商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商场的固定资产(一栋房屋)为沈某的贷款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登记。信用社在审查合同时，认定该商场资金雄厚，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对魏某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也确信无疑，于是签署该借贷合同，将100万元贷给了沈某。沈某即将该笔资金全部投入其养殖场。不久以后，市场鳗鱼价格狂跌，沈某遭受巨大损失，100万元贷款全部亏损，沈某破产，信用社遂向该商场要求其偿付贷款，商场新任董事长则称完全不知抵押合同的事，而且商场的章程规定，以商场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必须由董事会决议通过才能有效，并且魏某在签订合同时已不是商场的法定代表人，抵押合同是其前任魏某的个人行为，与商场无关，因此拒绝付款。信用社当即向当地基层法院起诉，要求商场履行抵押合同，并赔偿信用社因此遭受的损失。【法律问题】本案主要涉及代表行为的效力问题，同时涉及表见代理和代表行为的区别。另外，在理论上还涉及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这一行为性质的不同认识。【法理和法律分析】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确认抵押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魏某在签订合同时已离职，但其拥有法人代表证明文件及公司印章，对公司外部善意第三人(信用社)而言，这些证明文件足以证明魏某的身份，信用社没有义务去审查魏某的身份是否真实可靠。而且其离职尚属商场的内部事务，因此在合同中，魏某仍是商场的法定代表人。虽然该商场章程规定，以公司资产进行抵押，必须通过董事会决议，因此魏某的行为属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但作为善意第三方的信用社，其无义务去审查商场的内部章程。综上所述，魏某的行为属于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代表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0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另外，根据《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商场与信用社签订的抵押合同在登记时已经生效。故此，抵押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合法有效的法律拘束力。现由于沈某无力偿还贷款，因此，根据《担保法》第53条的规定，商场应当履行抵押合同，向信用社偿还贷款。当然，商场履行抵押合同之后可以基于魏某的越权行为再向魏某追偿。 五、摄影器材索赔案----论因欺诈而订立合同的效力【案情简介】2000年3月，甲在某摄影器材公司购买了一部商品标签上表明产地为日本、价格为12 000元的数码相机一部。甲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此相机性能不佳，怀疑其是假货。甲便将该相机送至某省进出口商品检验局鉴定，鉴定结论是该产品并非日本所产。甲某认为摄影器材公司在经营中对其有误导和欺诈行为，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摄影器材公司加倍赔偿。摄影器材公司则辩称其无欺诈故意，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律问题】本案主要涉及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同时还涉及《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衔接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在本案中，摄影器材公司将产地不是日本的数码相机作为日本产的相机销售给了原告甲，而且摄影器材公司在销售相机的过程中未能向甲提供商品的真实信息，做了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损害了甲的权益。根据《民通意见》第68条的规定，应当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了欺诈，由于此欺诈行为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此买卖合同为可撤销合同，现原告正式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双倍赔偿损失，其行为已表明了撤销该合同的明确意思，因此，买卖相机的合同自始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8条、第107条、113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双方应当互相返还财产，同时被告应当双倍赔偿原告的损失，即原告将所购相机退还给被告，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00元，赔偿原告12 000元。 六、大华商厦诉吉祥服装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案——论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的效力【案情简介】日，吉祥服装厂(被告)携服装样品到某市大华商厦(原告)协商签订服装购销合同。大华商厦同意订货，并于当月16日签订了合同。当时，吉祥服装厂称样品用料为纯棉布料，大华商厦主管人看后也认定是纯棉布料，对此没有异议。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吉祥服装厂向大华商厦提供按样品及样品所用同种布料制作的女式裙9 000件，总价款为360 000元。一个月内由吉祥服装厂将货物送到商厦营业地，大华商厦按样品验收后于1至5天内将全部货款一次付清。同年8月25日，吉祥服装厂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将货物运送到了指定的地点，大华商厦验货后认为数量、质量均符合合同约定，于是按约定的时间向服装厂支付了货款。但是，9月1日，有一位顾客购买此裙后认为不是纯棉布料，要求退货。大华商厦立即请有关部门进行检验，后证实确实不是纯棉布料，里面含有15％的化纤成分。大华商厦认为吉祥服装厂有欺诈行为，于是函告吉祥服装厂前来协商，要求退货或者每件成品降低价款10元。吉祥服装厂则辩称：其厂业务员去南方某市购买此布料时是按纯棉布料的价格购买的，有发票为证。且当时拿样品给商厦看时，商厦也认为是纯棉布料，因而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同意退货，如果不退货每件成品只能降低5元，为此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后，商厦主管人员调离岗位，此争议被搁置，直至次年9月26日，商厦才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全部制成品，并要求吉祥服装厂承担责任，赔偿损失。【法律问题】本案涉及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同时涉及如何正确区分欺诈和重大误解以及(撤销合同)撤销权的行使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在本案中，被告吉祥服装厂在采购布料时误以为是纯棉布料并将其制成成品卖给原告，从其主观上看，并没有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因此，被告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但是，由于原告和被告都将布料当做是纯棉布料而订立了合同，双方对合同标的物的质量都发生了错误认识，并且此种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利益，根据《民通意见》第71条的规定，此合同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59条和《民通意见》第73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者予以变更。但在此案中，由于双方订立合同的时间为日，而原告在日才向法院起诉，因此，根据《民通意见》第73条第2款的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1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因顾客退货而造成的损失应根据过错程度由双方承担。 七、杨树清诉周某互易合同纠纷案——论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的效力【案情简介】2006年10月，养殖户杨树清从某县良种场以每头800元的价格购得8头奶牛。同时，杨树清又与本村村民周某达成购买饲料的口头协议。双方商定，杨树清以每公斤0．2元的价格购买周某的饲料草4 000公斤，次年2月10日交货付款。次年元旦，杨树清自家存放的饲料草不慎起火烧尽，杨树清便找到周某要求交付购买的饲料草。周某则称他现在要牛不要钱，购买4 000公斤饲料草所需的800元钱要以两头良种奶牛来折抵。杨树清迫于饲料草供给的艰难，同意了周某的提议，用两头奶牛换取了4 000公斤饲料草。但次日，杨树清找到周某，表示愿以l5009元钱再买回该两头奶牛，周某则予以拒绝。双方争执不下，杨树清遂以周某敲诈他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奶牛，周某则称买卖既做，绝无反悔之理。【法律问题】本案涉及乘人之危的认定和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购买饲料草的合同。在此之后，杨树清由于自存的饲料草被烧掉，要求周某提前履行，这对于周某实际上并无不利之处；而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周某此时应该协助杨树清渡过难关。相反，周某却恃对方急需饲料草之际提出明显不公平、不合理的要求，强迫对方用两头牛换取自己的4 000公斤饲料草，杨树清迫于情况紧急，不得已答应了对方的苛求，用自己价值1600元的奶牛换取了对方价值仅800元的饲料草。根据《民通意见》第70条的规定，这可以认为为乘人之危。因此，双方订立的合同属于乘人之危而订立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原告完全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该合同，返还奶牛。 八、符少荣诉廖志强索要欠款案——浅析赌债的效力【案情简介】日，被告廖志强与原告符少荣在朋友家中参与赌博，被告将自己所带的现金输掉还欠原告赌债2万元。经中间人李某调解，原、被告订立口头约定，由原告将钱交给中间人后，再由中间人交给被告。后经多次追讨无果，原告于日召集数人到被告家中追债，打坏被告家中的物品，强迫被告立下欠款2万元的借据，日，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欠款2万元以及按2.5％支付相关利息。【法律问题】本案主要涉及因赌博行为而产生的债务(赌债)的效力问题。【法理和法律分析】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出借2万元给被告，有借据为证，应予认定但是原告要求的利息过高，应当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被告认为2万元是赌债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遂判决被告还款2万元给原告，并按1％支付相关的利息。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陈述的借款来源和证人的证言相矛盾，其对与被告相识、借款的经过的有关陈述前后矛盾。而且双方都承认了赌博的事实，并有证人证实原告以威胁的手段迫使被告立下借据的事实。依法认定该债务是赌债，不予保护。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要求驳回原告的请求予以支持，遂依法判决：撤销原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九、王某诉铸造厂买卖合同纠纷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含义【案情简介】2006年8月，某铸造厂需购买一辆汽车，运输个体户王某得知后，找到该厂欲将自己半新的“北京130汽车”卖给该厂，并保证办理汽车过户等一切手续。双方商定，汽车作价为2．2万元，由铸造厂先付2万元，待王某办完手续后，再由该厂续付2000元，由铸造厂开具一张2000元的借条。但是有关部门以王某与该厂私下买卖汽车为由不予办理过户手续。王某便到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办理手续。交易市场以北京市工商局、物价局、公安局《关于旧机动车买卖的规定》第6条中“如买卖双方事先商定了价格，须经市场审核方可成交，作价不合理的，市场有权调整评定,,,,”的规定，对双方商定的价格和汽车状况进行了审核，重新作价为1．9万元，并为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尔后，王某认为事先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便要求铸造厂偿付所欠的2000元，在该厂拒付后，诉至法院。【法律问题】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了地方性法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法理和法律分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的事先协议，违反了北京市工商局、物价局、公安局《关于旧机动车买卖的规定》，属于违法的合同，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后来经旧机动车交易市场作价，弥补了合同的瑕疵，应当按照重新作价的合同执行，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四章 合同履行法律实训一、李某诉食品公司承包合同案——论附随义务【案情简介】某食品公司与李某订立承包合同，约定由李某承包经营食品公司所属饮料厂(非法人机构)，期限三年。李某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每天须生产产品500件以上，每件交承包费2元，不足500件按500件算，税费由其自行缴纳。之后，李某开始生产罐装饮料，但其在销售所产饮料时，因不能出具食品公司的发票而无法与销售商结算，被销售商退货；其向工商局要求设摊销售，也因无营业执照、许可证等手续而未获准。因此，李某要求食品公司向其提供以上证件和发票，却遭到食品公司的拒绝。无奈之下，李某诉诸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食品公司答辩称提供证件和发票的义务在双方合同中未加约定，因此，不同意解除合同。【法律问题】本案主要涉及附随义务的认定和履行。【法理和法律分析】在本案中，由于饮料厂只是食品公司的下属单位，属于非法人单位，不具有独立经营的行为能力，原告承包后，要以被告食品公司的名义才能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原告要求使用被告名称、营业执照、公章、发票等，虽然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但被告不提供，原告就无法履行合同。因此，根据《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原告的要求属于被告应当履行的附随义务。被告应当为原告履行合同提供必要的条件而不提供，违反协助义务。因为附随义务不可单独诉请，因此，法院不得强制被告履行协助义务。但由于被告违反附随义务的结果，使原告的产品不能进入市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二、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纠纷案——论情势变更原则(制度)【案情简介】1987年9月，原告武汉市煤气公司与被告重庆检测仪表厂(以下简称仪表厂)在武汉签订了一份“关于J2．5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协作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仪表厂向煤气公司转让J2．5煤气表装配技术，提供装配线全部工模夹具、专用设备和全套技术图纸资料，为煤气公司建立一条年生产5万只J2．5 煤气表装配线，并从技术上指导煤气公司装配出1 000只合格正向表和500只反向表；仪表厂应优先满足煤气公司装配线的生产需要，提供足够数量的J2．5煤气表散件和配件(不包括原辅料)，确保散件质量，并负责培训煤气公司装配维修检验人员10～15名。煤气公司应付给仪表厂全部图纸资料费人民币50万元，工模夹具、专用设备及检验设备费人民币20万元(不含运费)，技术协作费10元，合计80万元。在合同生效后2个月内，煤气公司向仪表厂支付技术资料费的90％，即45万元，款到后10天内仪表厂向煤气公司提供全部资料，在试生产和煤气公司核实全部资料齐全后，再支付10％的余款。合同有效期为3年。同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了会议纪要，对装配合同中的未尽事宜作了进一步约定，随后双方开始履行合同。仪表厂于1987年11月至1988年6月，先后向煤气公司移交了图纸和技术资料，并提供了工模夹具及有关零配件，煤气公司先后支付了图纸资料费的90％，即45万元，工模夹具设备费的70％，即14万元。1988年4月煤气公司支付了技术协作费10万元后，仪表厂在重庆对煤气公司选派的22名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同年6月，双方进行验收并签订有关J2．5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的4个验收协议和报告。随即，煤气公司向仪表厂支付了图纸资料费的10％余款，即5万元，工模夹具费等的30％余款中的5万元(余款1万元在合同期满后再一次性支付)。至此，煤气公司已向仪表厂支付了全部技术转让费80万元中的79万元。技术转让协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正向表技术转让基本履行完毕，反向表技术转让未能履行。日，煤气公司致函仪表厂，要求全面履行合同及补充协议，仪表厂认为合同履行完毕，反向表技术不属于其约定义务。双方在签订上述技术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同时，还签订了一份“关于J2.5煤气表散件供应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由仪表厂供给煤气公司国产J2.5煤气表散件7万套，其中1988年供3万套(60％正向表散件，从当年4月25日起每月平均供货；40％反向表散件，当年9月25日起每月平均供货)，1989年供4万套(40％为反向表散件，按月平均供货)，每套散件单价57.30元，总价款为401.1万元，货到经煤气公司验收后10天之内由银行托收承付。合同还对质量、运输方式、产品包装及违约责任作了约定。此后，仪表厂于日、6月23日、8月19日三次向煤气公司发运正向表散件1万套，煤气公司实际承付货款及运费525 364．35元后，以仪表厂供货数量不足、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付50 287.14元，另欠仪表厂购材料款3 597.84元。日，煤气公司向仪表厂去函要求仪表厂履行散件供应合同。仪表厂于同年12月20日复函煤气公司，以市场变化过快，物价上涨为由要求散件价格上调。日．仪表厂向煤气公司发出“关于再次磋商J2.5煤气表散件价格的联系函”，提出在散件的成本上涨到每套79．22元，在物价部门核实的价格为每套83元的情况下，愿意不计利润并尽可能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以J2.5煤气表散件每套75.50元作为变更或解除双方签订的煤气表散件供应合同的最后报价。煤气公司仍要求仪表厂按原合同价格履行，仪表厂则停止向煤气公司供应煤气表散件，双方因此发生纠纷。【法律问题】此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后，如何公平合理的处理双方由此而发生的纠纷?【法理和法律分析】关于本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煤气公司与被告仪表厂所订立的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协作合同和补充协议，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的，其合同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合同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仪表厂在履行煤气表散件供应合同和补充协议中，以价格变化，要求变更价格为由，拒不履行合同义务，酿成纠纷，依照原《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30条规定，应负全部责任。仪表厂在履行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协作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未按合同约定向煤气公司提供反向表技术的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原《经济合同法》第32条第1款、第35条的规定，亦应承担全部责任。仪表厂实际支付培训煤气公司人员的费用，应由煤气公司负担。仪表厂供给煤气公司散件系仪表厂引进专有技术后生产的，其散件必须运用仪表厂所供装配线及技术进行组装，其散件应为专用产品；装配线必须依赖仪表厂所供散件而发生效益，仪表厂拒不供给煤气公司散件而造成装配线没有继续存在的物质基础，应予返还技术转让费用，煤气公司返还装配线及技术资料。被告仪表厂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由两个独立合同组成。被上诉人煤气公司与上诉人仪表厂签订的“关于J2．5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协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仪表厂在履行该合同时，既未帮助煤气公司装配出合格的500只反向表，也未把装配反向表的实际操作技术传授给煤气公司的技术人员，属于违约行为。但一审判决在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已基本履行，煤气公司派员接受了技术培训，掌握了图纸资料和正向表装配技术，煤气表生产线已投入生产并产生了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一方面确认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有效，另一方面又用处理无效合同的方式来处理有效合同，责令仪表厂返还技术转让费用，煤气公司返还装配线(由仪表厂拆除)及全部的技术资料，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关于煤气表散件供应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的主要原料铝锭的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定价为每吨4 400元至4 600 ，上调到每吨1.6万元，铝外壳的售价亦相应由每套 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仪表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散件，则显失公平。对于双方由此发生的纠纷，应依据《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及原《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公平合理地予以处理。一审判决适用原《经济合同法》和原《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中的有关违约责任条款，判令仪表厂承担违约责任显系不当。此外，仪表在一审中明确提出了反诉请求，但一审判决对反诉是否成立，能否与本诉合并审理等均未作出说明。据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3、4项的规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中认为，本案由两个独立的合同组成。鉴于武汉市煤气公司与重庆检测仪表厂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已基本履行，煤气表生产线已投入生产并产生了经济效益，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该合同并由仪表厂拆除煤气表装配生产线，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锭的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定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万元，铝外壳的售价也相应由每套 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重庆检测仪表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与仪表散件，显失公平。因此，对于双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可依照原《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地解决。 三、买卖柑橘合同纠纷案——谈履行内容的确定【案情简介】2007年11月，王某与张某洽谈柑橘买卖，双方到王某的柑橘园观看了果粒后，达成了柑橘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张某向王某订购出口质量柑橘4 800公斤，单价为2．50元；张某提供纸箱、封口纸，王某负责选果、包装、装车并办理特产税、准运证；张某应支付定金1万元。双方还具体约定了果品的规格、质量、交货期限。合同签订后，张某向王某支付定金1万元，王某随后到外地与其他果农联系购买柑橘合同。合同履行期间，张某要求王某按合同的约定进行选果、包装，但王某要求张某提供纸箱与封口纸并和他一起到外地提货，双方产生争议。同年12月，张某雇请人员、车辆到王某家果园自行选果，运走柑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