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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响商务谈判结果的因素的分析
5、国内外研究现状
5.1、国内外研究现状
冲突管理模式决定了冲突谈判的方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将冲突谈 判中谈判人员行为分为五种类型:强制型、退出型、平和型、折衷型和问题导向 型[12] [13],此分类方法在冲突管理与谈判领域得到了认可。1983年,美国学者Rahim 根据谈判人员的不同动机,将冲突谈判行为分为两个维度:利己维度和利他维度。 利己维度指谈判人员实现己方利益的欲望,利他维度指谈判人员实现对方利益的 意愿[14]。在此基础上,Rahim 制作了著名的组织冲突问卷(ROCI-Ⅱ),将冲突 谈判人员行为分为五类:整合、支配、折衷、助人和逃避[15]。Rahim 对不同谈判 情境下谈判人员采取的谈判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有经验的谈判者会适时调整谈 判行为;对谈判行为进行研究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谈判情境中[16]。Rahim 指出不 同情境下最有效的谈判行为是不同的,而整合行为通常是最有效的谈判行为[17]。 香港学者 Cheung 将谈判行为分类方法运用到工程建设谈判领域,将其与谈 判结果分析相结合,研究工程项目冲突处置过程中谈判行为与谈判结果之间的关 系[18],指出不同冲突谈判行为会导致不同的谈判结果;研究了谈判行为在冲突解 决中的作用[19],指出整合行为是解决冲突的最佳选择[20]。Lee 和 Yiu 研究了五类 谈判行为对工程冲突谈判的影响[21]。 在我国大陆地区,行为研究主要局限在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22],在工程建设 行业应用较少。但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等因素[23]及谈判行为[24]在解决工程 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受体制差异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国内工程建设领域与国外存 在一定差异。本文目的是在国内环境下,研究工程项目冲突谈判行为对谈判结果 的影响。
5.2、框架效应研究现状
理性决策理论认为,人的决策不受问题表述形式的影响。美国学者 Tversky 与 Kahneman[27]于 1981 通过研究在不同描述方式下,人们对亚洲病患者救助方 案的选择,揭示了人类决策过程受问题表述形式的影响,即存在所谓框架效应。 对同一问题而言,同一人群在正框架和负框架下对具有相同效用的方案进行选择 时,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当问题以正框架(收益框架)进行描述时,人们倾向于 回避风险;而以负框架(损失框架)描述时,人们更倾向于追求风险。而人们在 决策过程中往往意识不到框架效应的存在,忽视框架效应对决策方案选择过程的 影响,不知如何处理框架效应与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 Fatas,Neugebauer 和 Tamborero[28]于 2007 发现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即 3
5.3、冲突管理研究现状
冲突管理研究在西方管理学界起步较早,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科 瑟(Coser)与德国学者伦道夫(Daherndorf)就提出了"冲突理论"这一概念, 他们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冲突是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导致的。具体表现在个人、 3
5.4、研究现状回顾与研究意义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检索 EBSCO,ABI 等外文数据库后,我们发现目前国外的相关文献的研究 对 C2C 网络购物风险的形成机理、网络消费行为以及在线信誉系统等研究相对较 为成熟,但对于 C2C 电子商务网站的买卖纠纷或顾客投诉研究显得较为欠缺。而 通过维普,CNKI 等数据库进行检索,也尚未检索到国内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比较研 究。目前国内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通过在线声誉系统的机制设计、构建以及相关因 素用其来减少网络交易投诉,规避欺诈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网络消费行为与拍卖网站经营方面。 结合目前在线评价系统和电子商务纠纷的相关研究,我们认识到 C2C 顾客对 交易的评价是一种电子口碑,在线交易纠纷发生后消费者的负面评价是一种在线的 顾客抱怨形式,不同的纠纷类型会导致不同的交易评价结果。因此,通过分析这些 相关研究,我们试图找到研究不同商品种类的 C2C 交易纠纷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有 何异同的思路。 相关研究主要涉及 C2C 电子商务纠纷的类型、含义及成因,顾客满意度影响 因素,顾客抱怨行为以及电子口碑行为。 ①C2C 交易纠纷的含义与成因研究 C2C 网上交易纠纷(Online Transaction Dispute,OTD)是 C2C 电子商务风险 的一种。Ian MacInnes(2005)认为 C2C 交易的任何一方(买家或卖家)对交易不 满意,就叫做网上交易纠纷,属于 C2C 交易风险的一种。在对 C2C 交易平台 eBay 的研究中,MacInnes 认为在一次 C2C 交易完成后,只要买卖双方任何一方在在线 评价系统中给出差评或中评,就表示评价方对交易不满意,从而构成一次交易纠纷。 邵兵家等(2009)在对淘宝网服装交易的研究中,把一次 C2C 交易后,买家在信 誉系统里对卖家给出非"好评"的评价,即"中评"或"差评",就视作一个 C2C 交易纠纷。 信息不对称是 C2C 电子商务纠纷的成因(De Figueiredo,2004),网上交易比 线下交易风险更大,因此网上交易更容易产生纠纷。交易人对产品质量的不确定和 身份的匿名性是其中两个让在线交易容易产生问题的因素。C2C 拍卖网站上个人卖 家的出现有可能催生柠檬市场,低质量的产品有可能在交易中出现(Ba,2003)。 与线下交易相比,C2C 网上拍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突出,在网上交易的商品无 法看到实物,且大多数是二手产品或不是传统的品牌产品,消费者进行评估的依据 只有卖方提供的特定信息(De Figueiredo,2004),"信息不对称"可以解释买方遭 遇欺诈进而产生纠纷的原因。卖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拥有比买方更多的关于交 易对象的信息(Akerlof,1970;Mishra et al.,1998),这导致不当的产品信息很容 7 易被在线卖方提供,从而增加欺诈风险。这种特征的存在就产生了典型的"柠檬" 问题。Yamamoto H.(2004)认为 C2C 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共享信息对防止纠纷 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 ②C2C 交易纠纷类型和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 Ian MacInnes 之前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关于网上购物欺诈行为,网络交易纠 纷可能由网络欺诈行为导致。网上拍卖欺诈的类型主要包括有:故意提供错误信息、 收款不发货、提供非法或劣质产品、隐瞒费用、雇佣他人来虚假出价、多头拍卖等 (Ba,2002;Ba,2003;Gregg,Scott,2006)。 Ian MacInnes 对 ebay 中关于 5 类产品的 129 起纠纷做了分析,他总结出七种类 型的纠纷,包括有: 卖家撤销交易、质量差、交流态度、送货速度慢、竞拍者不付 款、欺骗、误会。 研究发现,纠纷类型受不同因素的影响(Ian MacInnes,2005)。如信誉值越高 的卖家越不会拍下不发货;卖家撤销交易与卖家的等级有关;商品的价格越高,卖 家发货越迟;关于二手商品的问题多是涉及错误的描述和欺骗;对商品描述越详细, 由误会所引起的纠纷越少。 ③基于电子口碑行为的研究 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换称为口碑 WOM(word-of-mouth),产品评估和 购买决策受其影响(Hugstad,,1987)。网络在过去的十年里扩大了 WOM 的影响面, 人们可以与不同地域上完全陌生的人或者不同社会阶层分享经验和观点(Neveen et al.,2004)。Hennig-Thurau 等(2004)指出网络的出现,予以顾客能力来针对特定主 体进行自身经验、相关知识与意见的在线分享,并使顾客可以通过浏览网页,来收 集其他消费者所提供的产品咨询与主体讨论,这就形成所谓的电子口碑 (EWOM,electronic word-of-mouth)。 研究表明,电子口碑(EWOM)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消费者浏览(Naveen Amblee and Tung Bui,2008)和购买(Chevalier,2003; Godes,2004)行为的重要因素,而涉 入度(Do-Hyung Park et al.,2007)、顾客特征(Ralitza Nikolaeva and S. Sriram,2007) 和商品种类(Alanah davis and Deepak khazanchi,2008)是其显著的调节变量。网络 顾客负面评价(Negative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NOCR)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具 有显著影响,负面评价的比例和质量越高,消费者的涉入度(involvement)越高, 则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就越低(Jumin Lee et al.,2008)。在线信誉系统(Online Reputatione System,ORS)是电子口碑的一种有效形式,它使人们可以在宽泛的各 种话题中分享经验和观点,这些话题可以是关于服务、产品或者公司的,因此被视 为一种把网络双向沟通功能运用到大规模口碑网络系统的机制,被看作是最有力的 EWOM 平台之一 。 8 Resnick(2001)认为所谓在线信誉系统是指一种在网络环境下,激励陌生人 之间的合作行为,通过发布、收集、合计用户历史行为反馈信息,促进网络信任的 信誉管理机制。信誉系统通过记录坏的和好的行为积累了卖方的交易历史从而对潜 在交易者确定是否信任卖方产生影响(Resnick,2000),负反馈对信任的影响比正 反馈要强(Ba,2002)。消费者在进行在线交易决策时会利用信誉系统(Ba,2002; Gregg & Scott,2006)。C2C 电子商务网站的信用评价体系是买卖双方在成功交易 后,进行互相评价并计入信用积分的一种体制,用户可以通过历史评价和信用度来 考察卖家的诚信度(陆弘彦,韦欣 ,2007)。 ④基于顾客满意度理论的研究 在线信誉系统在在线拍卖环境下,是电子口碑的重要形式。在进行交易以后, 买家在在线信誉系统里对这次交易及卖家作评价,其行为本身可以视为顾客满意后 续行为的一种——一种口碑传播行为,只是这种口碑行为是以网络方式实现的。买 家在交易纠纷发生后对卖家给出负面的评价(差评或中评)是顾客不满意后续行为 的一种。 买家在 C2C 交易纠纷发生以后对卖家是给"差评"还是"中评",反映了买家 对交易不满意的程度。关于顾客满意度的研究中,预期不确认理论认为满意是消费 者对服务质量或产品的认知与先前期望进行比较之后的一种整体性的情绪反应 (Olive,1980)。感知服务质量模型可以描述顾客最终对企业的服务质量是否感到 满意:若感知服务质量低于预期或期望,则顾客感到不满意;若感知服务质量超出 或等于预期或期望,则顾客感到满意(Parasuraman,1988)。Szymanski & Hise (2000) 在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顾客满意度研究中将网络顾客满意度定义为顾客对于其在 网络上购物经历的整体感受。查金祥等(2006)认为网络顾客期望是指顾客基于商 家的声誉品牌、个人特定需求和过去网络购物经验而对购物网站整体服务质量的预 期。 ⑤基于顾客抱怨行为理论的研究 买家在交易后给予卖家差评或中评的行为(即负的口碑传播)是网购顾客抱怨 行为的一种有效形式。Singh(1988)对传统交易中的顾客抱怨的定义:顾客抱怨 是指顾客由于在消费或购买服务(或商品)时感到不满意,受不满驱使而采取的一 系列非行为或行为反应,被大家普遍认同。影响顾客抱怨行为的因素较多,研究发 现,顾客抱怨行为与产品的价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Kolodinsky,1993)。在电 子商务环境中,顾客的负面情感和认知会直接导致抱怨行为(Sophea Chea and Margaret Meiling Luo,2008)。 邵兵家等(2009)通过对淘宝网服装交易的研究发现,C2C 电子商务纠纷类型 与评级结果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规则。但没有考虑其它不同的商品种类,同时也没 9 有考虑买家特征因素的影响。
5.5、研究现状回顾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检索 ABI,EBSCO 等外文数据库后,本文发现目前国外的相关文献的研究对 在线信誉系统、C2C 网络购物风险的形成机理以及网络消费行为等研究相对较为成 熟。但对于 C2C 电子商务网站的顾客投诉或买卖纠纷研究显得较为欠缺,而通过 CNKI,维普等数据库进行检索,也尚未检索到国内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目前国 内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通过在线声誉系统的建设、机制设计、相关因素以及用其来 规避欺诈,减少网络交易投诉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拍卖网站 经营与网络消费行为方面。 结合目前电子商务纠纷和在线评价系统的相关研究,本文认识到 C2C 顾客对交 易的评价一种电子口碑,在线交易纠纷发生后消费者的负面评价是一种在线的顾客 抱怨形式。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这些相关研究找到研究 C2C 交易纠纷如何影 响评价结果的思路。 相关研究主要涉及 C2C 电子商务纠纷的含义、成因及类型,电子口碑行为,顾 客抱怨行为,以及顾客满意度影响因素。 ①C2C 交易纠纷的含义与成因研究 C2C 网上交易纠纷(Online Transaction Dispute,OTR)属于 C2C 电子商务风险 的一种。Ian MacInnes(2005)认为 C2C 交易的任何一方(买家或买家)对交易不 满意,就叫做网上交易纠纷,是 C2C 交易风险的一种。MacInnes 在对于 C2C 交易 平台 eBay 的研究中,认为在一次 C2C 交易完成后,只要买卖双方任何一方在在线 评价系统中给出中评或差评,就表示评价方对交易不满意,就构成一次交易纠纷。 C2C 电子商务纠纷的成因是信息不对称,网上交易更容易产生纠纷是因为网上 交易比线下交易风险更大,交易人身份的匿名性和对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是其中两个 让在线交易有问题的因素。C2C 拍卖网站上个人卖家的出现有可能导致柠檬市场的 出现,交易中有可能出现低质量的产品(Ba, 2003)。C2C 网上拍卖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比线下交易更为突出,在网上交易的商品大多数不是传统的品牌产品或是二手产 品,且无法看到实物,消费者只有根据卖方提供的特定信息进行评估(De Figueiredo, 2004)买方遭遇欺诈产生纠纷的原因可以用"信息不对称"进行解释。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下,卖方拥有比买方更多的关于交易对象的信息(Akerlof,1970;Mishra, 1998),这导致在线卖方很容易提供不当的产品信息,从而增加欺诈风险,这种特征 的存在就产生了典型的"柠檬"问题。 4 ②C2C 交易纠纷类型和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 Ian MacInnes 之前,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关于网上购物欺诈行为,网络欺诈行 为可能导致网络交易纠纷。网上拍卖欺诈的类型主要包括有:收款不发货、故意提 供错误信息、隐瞒费用、提供非法或劣质产品、多头拍卖、雇佣他人来虚假出价等 (Ba,2002;Ba,2003;Gregg,Scott,2006)。 Ian MacInnes 对 ebay 中 129 起,关于 5 类产品的纠纷做了分析,他总结出七种 类型的纠纷,包括有:质量差、送货速度慢、卖家撤销交易、欺骗、交流态度、误会、 竞拍者不付款。 Ian MacInnes 认为纠纷类型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如关于二手商品的问题多是涉 及错误的描述和欺骗;信誉值高的卖家越不会拍下不发货;商品的价格越高,卖家 发货越迟;卖家撤销交易与卖家的等级有关;对商品描述越详细,由误会所引起的 纠纷越少。 ③基于电子口碑行为的研究 口碑 WOM(word-of-mouth)是一种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它会影响 到产品评估和购买决策(Hugstad, 1987)。在过去的十年里,网络扩大了 WOM 的影 响面,人们可以同社会阶层或者地域上完全陌生的人分享经验和观点(Neveen 等,2004)。Hennig-Thurau et al.(2004)指出网络的出现,使顾客可以通过浏览网页, 来收集其他消费者所提供的产品咨询与主体讨论,并予以顾客能力来针对特定主体 进行自身经验、意见与相关知识的分享,这就形成所谓的电子口碑(EWOM,electronic word-of-mouth)。 研究表明电子口碑(EWOM)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 (Chevalier,2003;Godes,2004)。在线信誉系统(Online Reputatione System,ORS)被视 为一种把网络双向沟通功能运用到大规模口碑网络系统的机制,在这个口碑网络系 统中大家可以在宽泛的各种话题中分享观点和经验,这些话题可以是关于公司、产 品或者服务的 ORS 被看作是最有力的 EWOM 平台之一 。 在线信誉系统是电子口碑的一种有效形式。Resnick(2001)认为所谓在线信誉 系统是指一种在网络环境下,通过收集、合计、发布用户历史行为反馈信息,激励 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促进网络信任的信誉管理机制。通过记录好的和坏的行为, 信誉系统积累了卖方的交易历史从而对潜在交易者确定是否信任卖方产生影响 (Resnick,2000)。C2C 电子商务网站的信用评价体系是在双方成功交易后,买卖 双方进行互相评价并计入信用积分的一种体制,用户可以通过信用度和历史评价来 考察卖家的诚信度(陆弘彦,韦欣 ,2007)。 ④基于顾客满意度理论的研究 在在线拍卖环境下,在线信誉系统是电子口碑的重要形式,买家在与卖家进行 5 交易以后在在线信誉系统里对卖家及这次交易作评价,其行为本身可以视为一种口 碑传播行为——顾客满意后续行为的一种,只是这种口碑行为通过网络实现的。交 易纠纷发生后买家对卖家给出负面的评价(中评或差评)是顾客不满意后续行为的 一种。 C2C 交易纠纷发生以后,买家对卖家是给"中评"还是"差评",反映了买家对交 易不满意的程度。关于顾客满意度的研究中,Olive(1980)的预期不确认理论认为 满意是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质量的认知与先前期望进行比较之后的一种整体性的情 绪反应。Parasuraman(1988)认为顾客最终对企业的服务质量是否感到满意可以由 感知服务质量模型来描述:若感知服务质量等于或超出期望或预期,则顾客感到满 意;若感知服务质量低于期望或预期,则顾客感到不满意。在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 顾客满意度研究中,Szymanski & Hise (2000)将网络顾客满意度定义为顾客对于 其在网络上购物经历的整体感受。网络顾客期望,是指顾客基于过去网络购物经验、 个人特定需求和商家的声誉品牌而对购物网站整体服务质量的预期(查金祥,王立 生,2006)。 ⑤基于顾客抱怨行为理论的研究 交易后买家对卖家给予中评或差评的行为是网购顾客抱怨行为的一种有效形 式,即负的口碑传播。Singh(1988)对传统交易中的顾客抱怨的定义被大家普遍认 同:顾客抱怨是指顾客由于在购买或消费商品(或服务)时感到不满意,受不满驱 使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或非行为反应。影响顾客抱怨行为的因素较多,Kolodinsky (1993)发现,产品的价格与顾客抱怨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5.6、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多 Agent 的移动电子商务谈判,因为其具有智能特性,能够替代人在异 构网络中与其它 Agent 进行资源交互,进行商业谈判,因此国内外学者对移动电 子商务多 Agent 谈判都十分重视。但由于技术水平,国内还仅限于研究 Agent 底层 方面的技术,如 Agent 通信协议、搜索策略、迁移机制和安全体系等,很少涉及 有关多 Agent 的谈判模型和谈判算法等框架体系方面的研究,而国外对于移动电 子商务中多 Agent 谈判的研究则相对比较深入,尤其将人工智能技术,如决策树、 强化学习、遗传算法和贝叶斯学习等引入到 Agent 的谈判研究工作中,明显提高 了多 Agent 谈判的质量: (1)Michael Wooldrige 和 Nicholas R.Jennings 等人是最早提出以时间为标准的 确定谈判策略的方法[5],这种方法调整与时间有关的参数,把策略分为强硬型和让 步型,得到很多系统的青睬。之后 T.D.Nguyen 和 N.R.Jennings 等人又在 Agent 谈判模型中加入了 Agent 学习机制,提出了并行谈判的模型[6,7,8]。Dajun Zeng 和 Katia Sycara 等人为提高 Agent 谈判学习策略的推理能力,又将贝叶斯学习引入到 自动谈判的过程中。 (2) O live 研究遗传算法,采用顺序的门限报价策略,提出了一种两个 Agent、 多问题的 Agent 谈判模型[9]。采用多次循环的谈判策略,通过对谈判双方的效用函 数的分析提供谈判支持。 (3)法国 Aix-Marseille 大学的 Bernard E 等人根据群决策支持思想,将 Agent 谈判模型分为决策 Agent、决策计划集 Gaia 和准则集。决策 Agent 负责在决策计 划集中选择谈判计划,再根据准则集中的相应准则作出决策,从而设计出了多准 则谈判支持系统(NegoclAD)的概念模型[10]。 但是由于移动多 Agent 技术起步较晚,基于多 Agent 谈判的研究时间不长, 所以还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国外许多学者在研究 Agent 谈判模型和算法时,建立 模型都是基于传统经典理论的谈判算法在特定的应用环境下进行的,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将其应用到现实中高度不确定性的网上交易中就难免遇到困难。Agent 最 常用的通信语言 KQML 虽然出现了一些开发包(如 KAPI,JKQml 等),但缺少完整 精确的语义系统,通信层基本无语义。而且关于多 Agent 谈判机制中反提议策略, 3 因为涉及多层思考转换和预测,不同人对 Agent 交互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差异很大, 尚未形成统一的反提议机制。因此,相关工作应该进一步深入。
5.7、本课题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普适计算的思想最早由已故的前 Xeror PARC 首席科学家 Mark Weiser 在 1991 年提出的。这一思想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和接受,许多相关 的研究计划纷纷启动,目前已成为国际上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热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绝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所都 启动了相关的计划。美国 MIT、CMU、Stanford、UC Berkeley、UIUC、GIT,德 国的 GMD、University of Karlsruhe,英国的 Cambridge、Lancaster 等都开展了相关 的研究。 此外,与普适计算相关学术会议大量召开。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各种形式的 普适计算会议召开了几十个。同时,从 1999 年开始的 UbiComp 会议及从 2000 年 开始的 Pervasive Computing 会议,每年都要把普适计算作为专题研究。 在学术刊物发行方面,国际上目前已经发行了两种专门针对普适计算的期刊, 即 1997 年创刊的《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和 2001 年创刊的《IEEE Pervasive Computing》其它一些著名期刊也发行过相关的专题[1]。 普适计算的研究在国内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863 计划等,都设立了相关研究课题,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也成立了专门的普适计算 研究部门。在学术交流方面,2002 年 3 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清华大学、 中科院软件所的共同研究组织下,首次召开了普适计算研讨会,邀请了 20 余所著 名大学和研究所的约 50 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 年的全国多媒体技术 会议等学术会议都设立了普适计算专题研讨;2004 年 7 月,普适计算教育部重点 3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普适计算专家研讨会。 2004 年底,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会通过了普适计算专业委员会的成立申请, 2005 年秋,中国计算机学会普适计算专业委员会主办首届中国普适计算学术会议, 组织学界和工业界的有关研究者,开展深入的学术讨论,共同探讨普适计算研究 与应用的关键问题。 国内外,针对电子商务议价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在国内,已经有基于 Agent 和 CBR 的电子商务谈判系统模型等方面的报道,但主要是基于移动 Agent 技术的 议价模型研究,基于普适计算的电子商务方面的研究曾有过报道,但基于普适计 算的电子商务议价系统方面的研究尚未发现。
5.8、商务英语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发展,在国际商务和商务谈判 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一般来说,传统的商务英语的相关研究都是从商务本身或者是从 纯语言的方面进行分析的。而最早的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商务英语教学理论相 联系的,并且仅仅是把商务英语作为一门专门用途的英语,为商务实践的需要而开设的 课程。 实际上,商务英语的教学从最初的词汇教学到情景教学,再到后来的多样高效有趣 的教学过程,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在最初的时候,对于语言学家门来说,很难区分出 商务英语和一般英语的不同之处,在那个时候,专业词汇的使用就是区分商务英语不同 于一般英语的特征,而商务英语也大多把研究目光集中于词汇和短语的选择上。这里并 没有考虑在实际过程中语言的使用以及语言技巧怎样来影响商务活动。所以那时的商务 英语教学的焦点也都放在词汇而不是语言使用的技巧上。在那之后,随着商务英语教学 目标的增加,更贴合实际的教学方式随之产生,根据真实语料进行教学,通过分析语料 中应用的专业词汇、句式和语法以满足学生的需要。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商务英语研究也开始跟随一般英语研究的趋势,关 注文化差异,商务英语教学的技巧和规则,语用策略以及商务英语的翻译。 商务谈判对西方国家来说已经发展了许多年,也有许多学者对商务英语谈判开展了 研究。例如,Graham and Herberger 在 Negotiators abroad: Don’t shoot from the hip[1](国 外谈判:不要信口开河)一书中描述了商务谈判根据重要性可以分为四个阶段;Kersten and Noronha 在 In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s[2](在群体决策和谈判中)里的观点 是,在每一个进程中,谈判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准备谈判、进行谈判和谈判后的处理。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对文化差异进行研究,指出在商务英语谈判中,口头和书面的交流是 不同的,并说明了谈判技巧的应用。 纵观中国商务英语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系统地对这门学科开始研究也就几十 年的时间。但是,前人也取得了许多的成就。在当今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商务英 语更是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其应用性和普及性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的商务英语是作 4 第 2 章 文献回顾 为工具的形式出现的,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为经济贸易做出极大贡献。 商务英语系统发展后,学者们就商务英语的起源和发展都做出了总结,并以此展开 了许多的研究。比如张佐成的《商务英语的理论与实践》[3]就对商务英语做了概说,阐 述了商务英语的认识视角以及国内外不同的商务英语教学;鲍文的《国际商务英语学科 论》[4]从国际商务英语概论、课程、教材、教学方法、教师、语言、翻译跨文化角度探 讨并构建国际商务英语学科要素;陈建平的《商务英语研究》[5]主要就商务英语学科与 专业建设、商务英语文体研究、商务英语话语研究、商务英语教学法研究及商务英语翻 译研究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更多的学者就具体的问题展开研究,如专业体系构建、课程设置、教学、人才培养 等方面进行论述。还有部分学者从翻译、模糊语言、书信语句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寻 找出商务英语各个方面的特点以及如何更好的运用到实际中去。商务英语的研究已经涉 及到语言学的方方面面,还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方面交流密切,诸如在广告、金 融、市场、管理和商业法律等方面有联系。 商务英语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商务英语的文体研究、话语研究、教 学研究、翻译研究、其他跨学科的研究。就商务英语的学科依据、学科属性以及研究对 象而言,商务英语研究的视角至少可包括:专门用途英语视角、应用语言学视角、功能 主义语言学视角、文体学视角、话语分析视角、语用学研究视角、认知语言学视角、跨 文化交际视角、翻译学视角以及语言经济学视角。[5] 商务英语谈判,因为其固有的句式和结构,以及简单明了的表达,导致人们极易忽 略其语料背后所隐含的一些隐义,因此具有研究的价值。
5.9、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综述
本课题研究现状是:一是社会学术界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而现实是迫切需 要有这方面的理论指导;二是有些论述虽涉及到本课题,但论述没能深入到课题的实质 部分——而现实需要这方面的技术指导。如: 1. 叶雪芳、朱智鸿,只是对"政府审计的结果公示的公正与否"进行研究,并没 有从根部挖掘"政府审计结果"失真及反映不完整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2.曾架群认为,审计结果不真实不完整主要归结于审计人员素质不高、审计机关缺 乏独立性,审计披露制度不健全,没有从审计人员配备与审计过程找原因; 3.赵明在《完善我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开机制的思考》中提出:"审计结果是政府审计 机关工作成果的最终反映,将其公诸于众,可以提高审计执法透明度、改善审计环境、 增强公众对政府和审计机关的信任程度,从而完善审计监督机制,促进政府审计质量的 提高。" [1] 我认为:提高政府审计质量不能单从公开审计结果考虑,还有其他影响因素; 4.叶江红认为:"要严格依法审计。依法审计是一切审计活动的根本前提,合法的审 计行为,才能取得有效的审计结果。审计机关在实际审计工作中一定要严格把好三个关 2 口:一是审计程序的合法性,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审计工作,法定的程序要求必须实 施到位,不能缺省;二是审计行为的合法性,严格按照法定职权,采取合法的审计手段, 全面履行审计职责;三是审计依据的合法性,准确运用法律依据做出客观公正、合法有 效的审计评价。"他提出了影响审计结果的重要因素——合法性,但他没有提出影响审 计结果更重要的因素——真实性、完整性,因为我认为真实性与完整性是让社会公众更 能体会到政府审计公正性与威慑力的因素; 5.朱登云认为:"在现行机制下,审计结果质量控制取得了一定成效。采用内部复查 的方式,便于审计组及时发现问题,是对监督者(国家审计)本身的再监督,在一定程 度上也有助于审计结果质量的提高。"同样的,他没有提出影响审计结果的质量的重要 因素——真实性与完整性,只是提出审计结果取得后需要进行二级或三级复核,我觉得 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比复核更重要。 6.刘卫平认为:"我国当前的政府审计体制从整体上讲属于行政型体制,审计机关从 属于政府行政部门,服务于政府有关经济事项管理的需要,实质上是政府的一个内部审 计机构。政府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却又审计政府,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需要对 外公开却需经政府审批,从理论上讲是一种悖论,在实践中则表现为由于行政隶属关系 而使得政府审计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意志的左右,直接影响了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和 权威性。审计机关独立性的缺乏不仅使审计机关处于被动,也使得社会公众有理由怀疑 公开发布的审计结果的可靠性,造成双重的消极作用。"他认为影响审计结果质量的因 素是审计的独立性,也没有提出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因素。
5.10、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围绕着民众抗争性表达行动的结果这个主题,学界到底研究的进展如何呢?我们又 有哪些可以突破的空间呢?为此,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中西学界在该主题方面的理论研 究。 一、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一)引言 自 20 世纪初"革命"思潮东渐,为国人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和认同,人们对"革命" 及与之相关的"民变"、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等,大多报以同情、正面的评价,呈现"一 面倒"的好评,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其历史作用上均予以好评,尤以 20 世纪后半叶 的前 30 年为甚。 12 改革开放后,逐渐有了不同的、乃至"一分为二"的评价。延时至今, 人们对群体性事件及相关事件的后果,尽管有意见称"辩证看待群体性事件的危害", ? 该述评的主体部分曾以"中国当代群体性事件的后果——国内研究的考察与评论"为题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年第 2 期,这里在原文基础上稍有修改。 12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起义意义的的一段话曾被引为经典,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 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 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5 页。 4 但基本上是"恶评如潮",一如早期西方社会学界曾将民众抗争"污名化",视之为一 种社会病态 13 。 然而,在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和民众抗争活动的研究尽管日盛,对其后果、影响 与效应的分析,常见的却是大而化之的结论。已有学者恰当地指出,学界对于群体性事 件的社会意义,或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14 ,或者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15 。本文意欲以国 内学界的研究为主要对象,梳理学界有关群体性事件后果的已有研究,总结成绩,分析 不足,借此呼吁加强和提升该领域的研究。 作为一个使用时间尚不长的概念,"群体性事件"在学者中仍有较大分歧。在我们 看来,它主要指涉的是社会民众在与政府当局进行互动中的抗争性行动表达 16 ,即各类 群体此起彼伏的、温和或激烈的维权抗争(含上访抗争),以及社会泄愤性事件。为此, 我们也将含有诸如信访、群体性抗争、集体行动、大众抗议、维权斗争、社会运动等文 献一并纳入。至于那些社会成员及组织之间的社会纠纷和冲突、有组织的犯罪和骚乱 17 , 则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 所谓群体性事件的后果,是指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它既可能是正向的, 也可能是反向的;既可能有即时结果,如行动者直接诉求的解决,也可能有"溢出效应", 即超出直接诉求之外的连带效应;既可能有对行动者个体或群体层面的影响,也可能有 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结构层面的影响。鉴于目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后果研究的进展如何 尚不清晰,我们特进行一番梳理工作,首先述评其总体性研究的成果,然后,考察有关 不同类型群体抗争的研究成果,最后,进行总结分析,提出我们对推进和深化这一领域 研究的初步意见。 (二)群体性事件结果的总体性研究 在这里,所谓总体性研究,系与针对具体行动者群体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即主 要针对不特定群体的研究。对群体性事件后果的这方面研究,主要有: 1.群体性事件后果的性质评估 13 赵鼎新,前注[2],第 2 页。 14 应小丽:"农民集体行动逻辑与结果——以浙江省 H 村的一次选举事件为例",《学习与探索》,2009 年第 2 期。 15 董海军:《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5 页;宋维强:《社 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1 页。 16 西德尼.塔罗曾指出,"所有社会运动、抗议和革命在根本上离不开斗争性集体行动", "斗争性集体行动是社 会运动的基础,是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对抗具有装备优势的对手或强大政府的主要常常也是惟一的资源"。参见[美]西 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 页。斗争性集 体行动用语也许稍嫌激进,这里认为,当代中国大众的诸类抗争行动或是表达利益诉求,或是表达权利诉求,或是 一种情绪的宣泄,无论何种行动方式都是一定的表达行动,只不过表达形式不是温和的体制性政治参与,而是落入 到了抗争政治的统辖范畴。 17 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总第 14 期。 5 有关群体性事件后果的性质,国内研究者中居主流的意见乃是"否定论",强调其 负面功能和影响,同时,也有少数人持"肯定论",肯定其积极功能和影响。此外,还 有人强调"辩证观",认为要"辩证看待群体性事件的危害",因为群体性事件可以宣 泄社会压力,有助于问题暴露和工作改进。 "否定论"将群体性事件的结果或影响归入到"危害"之中进行批判,特别列陈群 体性事件的各种消极功能与效应 18 。概括地说,这种观点将群体性事件看作是稳定的对 立物,是为达善治必须予以消除的东西。这里以《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 本》为例,该读本典型反映了这方面的意见。该书设专章讨论"群体性事件的危害", 其危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危害,如:暴力行为直接造成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事 件处置需要耗费大量投入,破坏当地投资环境和市场秩序;二是政治危害,包括影响政 治稳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三是社会危害,有:干扰正常的 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容易形成"示范效应",加重社会危机 19 。 受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理论的影响,另一些研究者承认群体性事件有其积极的功 能与影响 20 。如宣泄社会压力而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暴露社会管理弊病以便改进政府治 理方式,促进政府理性反应,增强民众政治主体地位并达到政治参与的效果,弥补代议 制民主的不足,实现人的价值与联合等 21 。当然,承认群体性事件积极功能的学者在论 述时一般也对其消极功能有所顾及。 2.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体下的社会抗争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西方社会运动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民众抗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也受到学者重视。关于当代中国抗争运动对于民 18 如徐乃龙主编:《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6—19 页;王彩 元、马敏艾、李颖主编:《群体性治安事件紧急处置要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2 页; 周忠伟、丁文跃、阿不力克木主编:《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 页;邱志勇等著:《群体性涉访事件处置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4—19 页;郭晓飞:"基于社 会心理学视角的群体性事件剖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张存达、李尚敏:"浅析‘无直接利益冲 突’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宋宝安:"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影响",《吉林 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 年第 4 期;彭爱丽:"突发事件: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前沿》,2010 年第 8 期等。 19 《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编写组:《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北京:人民日报出 版社,2009 年版,第 70—77 页。 20 即使未识科塞的冲突功能观,中国人在辩证矛盾观的影响和濡化下,对于这一问题坚持辩证法的认识并没有多大 阻碍。 21 赵树凯:"上访事件和信访体系——关于农民进京上访问题的调查分析",载徐勇主编:《三农中国》,武汉:湖北 人民出版社,2003 年年版;杨和德:《群体性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2—14、 23—25 页;余伟京:"环境冲突的功能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4 年第 6 期;任红杰:《社 会稳定问题前沿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67—273 页;胡玉鸿:"‘集体行动’与‘人 的联合’——以集会、游行为核心的分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于建嵘:"中国的社 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 年第 1 期;白友涛、赵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功 能——读《社会冲突的功能》",《创新》2008 年第 5 期;徐骏:"集体行动的宪政之维",《法治论丛》,2009 年第 4 期等。 6 主政治的推进作用,研究者中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不同的观点立场。积极立场从增量民 主的角度出发,认为抗争运动能够通过推进政治制度的渐进变迁、普罗大众的逐步启蒙 以及社会结构的有序调适,从而推进政治民主的发展;消极的观点则从根本的限制条件 出发,强调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架构以及抗争运动的内在不足,使得抗争运动对于民主 的推进作用极为有限 22 。由于抗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较难把握,研究者们对于中国抗争 运动与民主的关系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 有关民众抗争促进民主进程中的瓶颈及其制约机制问题,依然缺乏经验依据。谢岳 通过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威权政治下的社会抗争,分析社会抗争是否能够促进民主 化、社会抗争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促进民主转型以及社会抗争如何促进民主转型的问题 23 。 其论述的理论资源来自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和民主理论,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 他结合已有的结构方法和政治过程方法,关注民主转型的条件、模式和结构,分析抗争 对于民主转型的过程与机制。其缺陷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未能就国别进行具体的案例研 究和比较分析 24 。关于群体性抗争的结果,他主要结合政体类型,认为在民主制度下, 社会抗争能够成为获取与维持合法性资源的一种形式,而在威权政治下,社会抗争只有 一种结果,那就是颠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25 。王鹏也从民主转型视角出发,认为抗争政 治的结果有被镇压、制度化和民主转型三种形式 26 。 3.民众抗议与政府政策的变化 群体性事件对政府决策和政策的影响,是探讨抗争结果的一个重要面向。唐文方 (Tang,W.F.)在研究中国民意问题时指出,民意是可以通过抗议和游行来影响决策的, 尽管抗议只是零星地出现,但它在改变政策决定和迫使政府妥协等方面非常有效。唐进 而列举出,在中国,高压、赔偿和替罪是处理公开抗议的三种基本方式。就 2003 年中 国 SARS 危机中相关官员被处理来看,即使政府可以通过高压来对付持有异议的反对者, 公众的抗议依旧有效地影响着政府决策。但我们不应该夸大抗议对政治变化的影响,抗 议只是民意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式之一,除非对民意有清晰的了解,否则很难通过抗议来 判断政策变化的方向。 27 可见,唐是从民意与政治变迁的角度来看待抗议影响的,但对 于抗议究竟怎样影响政策和政治变迁,则没有深究下去。王振国选取了公共政策议程的 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他认为群体性事件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向性,只有进入政策 议程的社会问题才能促进决策者的关注和解决。群体性事件主要是通过政治领袖、冲破 22 李德满:"十年来中国抗争运动研究述评",《社会》,2009 年第 6 期。 23 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4 页。 24 同上注,第 8 页。 25 谢岳:"社会抗争:国家性变迁的民间反应",《当代中国研究》,2008 年第 2 期。 26 王鹏:"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行政论坛》,2010 年第 5 期。 27 唐(Tang,W.F.):《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胡赣栋、张东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77 页。 7 现有体制、大众传媒等因素来影响政策议程,是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触发机制 28 。提出 群体性事件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意义重大,但文章的缺憾也是缺乏深入的论证和探 讨。 郑永年指出,中国的大众抗议和集体行动是改革开放与国家重建下的产物,当社会 抗议造成比较大的政治压力时,领导阶层不得不放慢改革进程,改革与社会运动、大众 抗议之间存在良性互动,比如国企改革、农村费税改革。不少社会运动为领导层深化改 革进程提供了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运动可以推进领导层进行国家重建的工作 29 。 郑看到了民众社会抗议对于整个国家改革层面的影响,但郑的探讨主要是着眼于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国家重建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未做系统探讨 和论证。不过,与郑永年较为乐观的意见不一样,赵鼎新却认为,中国集体性抗争行为 的结果和走向可能是民粹主义政治的例行化。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政府处理集体性抗争事 件的方式是限制、选择性镇压加疏导和缓解,这种冲突处理的机制虽然可以避免阶级政 治的发生,但不能有效地在制度框架内例行化冲突性政治 30 。 国内有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少量的探讨。于建嵘在剖析底层社会的权利逻辑时指出, 精英政治要受到底层群体行动的制约,底层民众的反抗可能会制约精英政治的选择空间 31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些社会问题上的政策改变,包括一些大的农业政策和社 会政策出台,都与底层人民的抗争相联系,比如农业税的取消,就与农民的抗税相关; 土地政策的调整就与农民的土地维权相关联 32 。这种从底层斗争视角看待宏观政策的调 整无疑至关重要,但漏洞也并非不存在。比如,底层政治的斗争成果同样也可能凝聚着 知识精英和权力体系内部精英的某种合作或支持,像农业税取消这样的政策变化,我们 也很难忽视知识精英向决策系统的进言。 4.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变迁或变化 有研究者将群体性事件或民众抗议归类为"失范的非常规行动",视其为"集体反 抗型"行动。与其它的非常规行动相比,这种行动通常受到制裁,主导型机构的态度是 公开反对,这种行动普遍化与常规化的结果常常是新规则的生成,它对旧规则的关系是 取而代之 33 。这种观点突出非常规行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扮演的角色,其逻辑是该行 动的普遍化和常规化会导致社会生活新规则的生成,新规则对旧规则的接替和促变共同 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关于社会变迁影响社会失范行为,西方早期集体行为理论 28 王振国:"群体性事件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商情》,2010 年第 11 期。 29 郑永年:"国家重建、大众抗议与集体行动",载张茂桂、郑永年主编:《两岸社会运动分析》,台北:新自然主义 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版。 30 赵鼎新:"民粹政治,中国冲突性政治的走向",《领导者》(双月刊),2008 年第 2 期,总第 20 期。 31 于建嵘、斯科特:"于建嵘对话斯科特:底层政治与社会稳定",《南方周末》,2008 年 1 月 24 日,第 E31 版。 32 于建嵘:"底层社会的权利逻辑",《南风窗》,2008 年第 5 期。 33 张兆曙:"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一个社会学的新概念与新论题",《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 8 多有论述。张反过来阐述非常规行动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逻辑和机制,但问题是作者论 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静态的,可能难以涵盖复杂、鲜活的经验现实。 张乐、童星探讨了突发性事件的"污名化"后果,他们认为各类突发性事件后果不 仅仅局限于最初的物理性损失和人员伤亡,在风险危机后果中或多或少伴随一种被称为 "污名化"的现象,即与危险相关联的物品、人员、机构、环境乃至制度文化等,都被 打上"有害"的标识 34 。不过,他们所论述的突发性事件主要是诸如食品安全事故之类 的风险事件,没有涉及民众抗争事件,如能将如"污名化"之类现象的解析运用到群体 性事件后果的探讨中来,或许是一项有意思的尝试。 5.抗议行动本身的成败及其"示范、扩散效应" 刘能在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年、2005 年以来三个时段中国民众 若干集体行动案例的比较分析中,曾简要提及各时段集体抗争事件的不同后果。第一时 段的集体行动基本失败,并因此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成形和常规形态的社会运动部类的发 育;第二时段的集体行动浪潮在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效供给下迅速消退;第三时段由于地 方政府成为利益相关者和"威胁移情"机制,造成抗争行动下的社会控制与管理的难度 与复杂性大大提高了 35 。在国内群体性事件结果的分析时常缺乏历史深度的背景下,刘 能的分析策略是非常有益的,其缺憾是案例数量太少,关于集体行动结果的讨论也很稀 薄。 现实中有时我们会观察到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或"示范效应"。有学者认为, 当前政府对社会泄愤事件的处理,给事主、其他群众的意识和潜意识展现一种信息,即 "闹事"使群众获得了解决当地深层次矛盾的机会,却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损失。只有 "闹事"才能将严重的问题暴露,并得到重视和切实解决。典型集体泄愤事件的处理结 果,因为具有标本意义,可能会鼓励更多泄愤事件的发生 36 。于建嵘这里所说的鼓励效 应,是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结果具有示范效应。因为非制度化的处理方式容易让民众 产生"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抗争文化和投机心理。因此,关注群 体性事件的后续效应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其中的因果机制问题也不容忽视。不过,在事 件的后续效应与事件之间,有时却难以建立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拿农民上访抗争行动 来说,一个村庄或村组农民上访斗争是否对其它社区农民有示范效应,还要看看国家的 "开口子"行动。国家开口子同样是有限度地,农民会在国家的权力治理集装器中小心 翼翼地选择抗争的策略 37 。因此,考察后续效应或许应当将国家因素考虑进来。 34 张乐、童星:污名化:"对突发事件后果的一种深度解析",《社会科学研究》,2010 年第 6 期。 35 刘能:"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开放时代》,2008 年第 3 期 。 36 于建嵘:"泄愤事件的后续效应",《南风窗》,2009 年第 15 期。 37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 第 325 页。 9 (三)农民群体性事件后果的探讨 在当代中国民众抗争事件中,农民抗争事件占大头,有关其后果的研究也最为突出。 以下我们主要从农民上访和其集体抗争两方面来进行考察38。 1.农民上访抗争的后果 信访问题在中国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论,信访与法治之间往往呈现亦敌亦友的悖论关 系 39 。激烈的上访抗争,是在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农民与国家、政府互动的一根 重要的中间纽带,农民上访抗争的后果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欧博文和李连江的专题性 研究成果特别值得重视。在早年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提出:农民的"依法抗争"能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可以发挥促进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的积极功能。比如, 由于依法抗争者的政治要求是建立在中央的政策和法律基础上,中央政府除了"容忍", 还难有其他选择,这提供了中央政府与民众在不动摇大局的前提下合力推进基层政治改 革和法制建设的机会。依法抗争有可能通过促进国家法律或中央政策的落实而演变成完 全的政治参与。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抗争,依法抗争对于现行政治秩序也具有一定的冲 击力。处理得当,依法抗争可以改善法律和支持的贯彻执行,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处 理不当,依法抗争也可能演变成活导致政治性的暴力冲突直至一定规模的局部暴乱。当 进行依法抗争的农民的政治要求长期得不到实现时,他们对各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信 心自然而然地会发生动摇40。 以湖南衡阳农民上访为主要经验材料,欧博文与李连江也讨论了中国农村民众抗争 的效应。他们将西方社会运动的理论及其理念、方法,运用于中国大陆农民上访行为的 研究。他们认为,抗争结果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政策执行、上访者个人(主要指上 访领袖)以及相关公众等三方面影响,并把抗议结果视为上访者、有同情心的政治精英、 抗议对象以及广大民众之间持续互动的产物。农民上访改变了政府的政策执行,对上访 者个人的人生经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以及其他同情上访者的公众价值观及行为方 式均有所影响。当然,正如他们所自承,其研究属于"极端地选择因变量",还应该关 注其他变量的影响,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抗议策略和规模等等 41 。而且,以民众抗 争的激烈程度来看,上访行动与群体性暴力抗争当然有区别,因此,如何把上访与群体 性暴力事件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中进行抗争及其后果的考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8 当然,经验场域中农民抗争很多时候是各种策略并用的,这里把上访和其他集体抗争分开述评,主要是基于相关 理论文献的典型性而言的。 39 应星:"信访救济:一种特殊的行政救济",原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定稿载中国社会稳定研究网,2006 年 11 月 13 日,http://www.shwd.net/shownews.asp?newsid=95。 40 李连江、欧博文,"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年版。 41 欧博文、李连江:"中国农村的民众抗争活动及其影响",载熊景明、关信基编:《中外名学者论 21 世纪初的中国》,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10 国内一些研究者已讨论农民上访的后果问题。如,胡荣以问卷数据研究了上访抗争 行动与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认为,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 具有很大的影响,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 政治信任流失的负面效应也会传染给其他未上访的农民 42 。赵树凯通过对进京上访农民 的调查研究认为,上访经历的复杂与过程的漫长,磨炼出一些善于表达部分农民利益的 "上访能人"、乡村精英。他们与一般的喊冤告状者迥异,能够代表一定数量的村民, 对于政策法律有较好地理解把握,有一定的民众动员能力 43 。通过对失地农民土地维权 抗争活动的研究,刘戍文认为,农民精英代表经历上访中央的洗礼,他们不仅懂得通过 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也知道借助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平台,行使自己手中的选举权,选 取自己信得过的代表来为自己表达、争取权利。失地农民维权的演变过程从自发到自觉、 从无知到有知、从不讲理到讲法律,逐步走向成熟,折射了中国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 社会文明的进步的趋势 44 。应星通过研究移民与政府之间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 " 的精彩互动过程,认为在此过程中农民自下而上的上访反抗与国家的摆平权力技术双向 运动,其意外结果是两种权力技术的逐步发育和相互耦合,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与有效 性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并从人民公社时期的总体性治理演化为新时期的"综合治理" 45 。郑欣通过对华北 P 县农村村民上访的实地调研,提出农民上访的博弈结果是一个"治 访循环"的过程,其积极意义表现为促进乡村社会中利益、权威与乡村秩序的有效整合, 加快农村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从而导致农村回应型制度变迁与乡村民主社会生成 等良性互动 46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农民上访抗争后果的认识。 2.农民集体抗争的后果 农民有组织的抗争及其结果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于建嵘指出,农民维权组织对 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起到压力集团作用、使抗争更加理性、提高 农民权利和法律意识、有利于构建农村社会秩序,但由于法律法规和政府应对策略的原 因,这些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存在各种问题,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秩序和体制具有冲击影响 47 。对于建嵘这种强调农民抗争的组织化尤其是其政治性的观点,一些学者给予了批评 性回应。应星就从"草根动员"这个视角切入,指出草根行动者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 标和逻辑的行动者,草根动员下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具有选择上的权益性、组织上 42 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3 期。 43 赵树凯:"农民上访调查",《中国社会导刊》2004 年第 4 期。 44 刘戍文:《当代中国失地农民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抗争——福建厦门霞阳村调查》,厦门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 45 应星,前注[37],第 314—315 页。 46 郑欣:《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华北农村村民上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68 页。 47 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 年第 2 期。 11 的双重性和政治上的模糊性,强调上访对行动领袖个人遭遇的影响这一结果 48 。应星后 来在其新近的著作《"气"与抗争政治》中,辟专章讨论了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影响, 他以抗争行动者与政府互动的角度分析了抗争政治对社会影响和对抗争者自身两个方 面的影响 49 。黄伟认为,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带来的后果表现在三方面,一 是对全社会构成一种政治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农民的处境并不停地修正 其相关政策,我国土地政策的不断规范和完善就是例证;二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基层政 府的施政行为,基层政府不得不把农民抗争精英看成是可以协商的对象,协商意义重大; 三是不但直接改造农民自己,还进一步影响农民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50 。遗憾的是,作者 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证和系统探讨。王洪伟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 抗争的考察提出"以身抗争"的解释框架,认为在效用上,求助于外的各种"合法抗争" 要弱于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并且时效性方面也不如"以身抗争" 51 。 农民抗争成败效的探讨逐渐增多。陈文铂针对 2005 年浙江东阳事件,认为农民在 与当地政府、企业的博弈过程中,群体性事件作为农民行动的一种选择,对公共资源消 费的不公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甚至认为集体抗争事件是他们所能运用的唯一的可以让 政府和企业让步的方式 52 。罗亚娟通过对东井村工业污染中农民抗议的田野调查发现, 农民找化工厂、政府、媒体、司法机关的各种抗争努力均告失败,从而将抗争失败的原 因总结为政绩考核机制、职能部门缺乏独立性及滞后的法律制度等因素 53 。董海军分析 了不同抗争案例的成败结果,认为农民在维权抗争中常常利用自己作为弱者或自视为弱 者的"身份"进行抗争,弱势被作为农民抗争的一种资源来利用,即"作为武器的弱者" 机制,这种机制使得抗争可能并可为 54 。但他与代红娟考察了西安 Y 区征地活动中类似 的农民抗争失败结果,又指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以及"依法抗争"和"以法抗 争"的无效,认为维权抗争中双方组织性及力量悬殊、基层政府"正式权力实施的非正 式运用"的逻辑、农民可供利用资源的缺乏、集体高于个人利益的潜意识是造成抗争失 效的原因 55 。唐贤兴反对将农民集体抗争作为促进制度与社会变迁的变量。通过对几起 浙江农民抗议环境污染事件的调查,他认为农民集体抗争事件没有能够成为促进制度与 社会变迁的变量,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变量,但认为这些抗争行动又确实产生了积 48 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2 期。 49 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02 —216 页。 50 黄伟:"关于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的分析",《广东土地科学》,2006 年第 3 期。 51 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社会》, 2010 年第 2 期。 52 陈文铂:"从公共资源利用的视角看环境群体性事件——从浙江东阳环境群体性事件切入",《理论观察》,2008 年 第 3 期。 53 罗亚娟:"乡村工业污染中的环境抗争——东井村个案研究",《学海》,2010 年第 2 期。 54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 年第 4 期。 55 董海军、代红娟:"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对西安 Y 区征地抗争事件的解读",《人文 杂志》,2010 年第 5 期。 12 极地民主意义,民众将他们直接面临的生存困境摆到了决策者面前,以集体行动来强化 自己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意识,以自己的话语而不是那些所谓知识精英建构的话语来 为自己的利益而呐喊。未来的中国环境治理中,应该是一种民众有参与权的社会治理模 式 56 。 有研究者结合农村选举等政治过程,讨论农民抗争的意义。如,肖唐镖基于对 40 个村委会选举观察的资料,分析了以强宗大族为背景的村民在选举过程中的群体抗争, 有助于纠正基层干部的失误、疏忽或舞弊行为,提升选举的竞争性与公正性 57 。应小丽 则将农民集体抗争意义引向更为积极地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上。她在浙江 H 村村民选举 的考察发现,村民援引浙江省对村委会选举办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村民理性且不乏压力 的集体抵抗行动,最终取得政府的认同,不在村的 Y 某取得了选举资格、并成功实现选 举为村庄领导人。村民的抗争行动打破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户籍在村来确认"本 村选民"的选民资格规定,实现了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创新 58 。 总之,上述有关农民抗争研究后果的探讨是多种多样,有针对抗争本身成败的,有 针对抗议领袖的,有针对抗争者思想意识的,有针对基层治理变化,更有针对制度变迁 的等等,不一而足,而且有必要的经验材料支撑,这些研究为我们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 础,但仍需要在明确的抗争结果理论导向下进一步深挖和拓展。 (四)工人和市民抗争行动后果的分析 1.工人抗争行动的后果 陈峰通过对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认为其非常关键的抗争结 果,就是国企工人的集体抗争会产生职代会的介入和政府部门干预的效果。当工人与管 理者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平时不起什么作用的职代会会变得重要起来。反对 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最终几乎都会提出一个要求,即通过职代会解决问题。企业高层在 面对工人抗议活动或情绪高涨的时候,很难拒绝召开职代会解决问题。政府出于稳定的 需要,也不得不出面干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挥职代会的民主决策功能,工人抗争 一定程度上能取得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当然,只有在政府部门干预下,国企工人 针对企业改制措施进行的抗议活动才可能有妥善的结果,而政府干预的方式又与抗议活 动发生的制度背景紧密相连 59 。应该说,陈峰的研究很有意义,既关注了工人抗争活动 56 唐贤兴:《民主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91、120 页。 57 肖唐镖:"村委会选举中宗族影响的程度与后果分析——对 40 个村委会选举观察研究的综合分析",载张明亮主编: 《村民自治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 年版。 58 应小丽,前注[14]。 59 陈峰:"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转载于乌有之乡网, /Article/Class17/98.html, 2007 年 4 月 24 日。 13 的重要结果,又紧紧抓住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力量及其制度背景,较好地解释了国企改制 下工人抗争的结果。陈峰的发现在其他学者那里得到体现。一些学者对河南省国企工人 集体抗争的研究也提出,工人集体抗争后引发了政府的关切,市政府工作组进驻企业, 并主持召开全厂职工大会,重新选举职代会代表等 60 。但由于关注的焦点不同,他们并 未就抗争结果进行针对性分析和解释。 工人集体抗争的后果有时也和工会的作用相关。任小平、许晓军基于对"盐田国际" 罢工事件的观察,提及了罢工事件带来的结果,即在地方政府的直接协调下资方满足职 工的某些诉求。作者认为,罢工的结果源于职工权益自救行为的策略和党政、上级工会 对该行为的包容。中国工会可以利用制度救济的资源优势,在国家劳动关系制度规范内 尊重、引导、干预职工的权益自救行为,并以共建、共享、共担为导向,实现劳资关系 和谐共赢 61 。当然,作者主要关心的是工会维权策略,罢工事件结果等同于事件的处理 结果,系统探讨尚不足。 有关农民工的抗争行动,有人指出,它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使他们更 加自闭,加剧了城市对他们的排斥。他们思想上开始抵御城市及其影响,由此滋生诸多 不良现象,加剧城市不稳定,形成恶性循环 62 。但也有人认为,农民工抗争在微观上能 够有力地维护自身利益,宏观上促进制度的修正和改良。农民工通过维权抗争向社会"发 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获得了维权抗争的经验与实践知识,提高了自身利益表达的能 力;启发了社会各个其它阶层对权益的认识,引起社会话语模式的改变,促进了社会变 迁。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强化和加深了他们观念中的"底层意识",这种底层意识对于未 来是否能真正萌发阶级意识有莫大作用 63 。农民工开展的维权行动,是争取公民权的运 动,表明新产业工人自身从自在到自为的权利意识 64 。王伦刚调查分析了 2007 年 Y 省农 民工"太太讨薪队"的抗争及其结果,认为太太讨薪队的抗争属于农民工非正式的利益 抗争。正式法律对于抗争结果的作用有限,农民工主要依靠非正式规则下农民工、地方 政府、企业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博弈 65 。作者提出的解释框架是有见地的,但其抗争结果 只是讨要薪金,未关注到农民工抗争的其它间接或潜在结果。 60 如唐军:"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河南省 Z 市 Z 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 究",《江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 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等。 61 任小平、许晓军:"职工权益自救与工会维权策略研究——基于‘盐田国际’罢工事件的观察",《学海》,2008 年第 5 期。 62 潘泽泉、陈有乾:"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农民工的生存生态研究",《前沿》,2009 年第 2 期。 63 林磊:《权益受损与抗争行为——农民工的维权行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7 年硕士论文。 64 严霄云、魏钦恭:"从‘自在’到‘自为’:农民工到新产业工人的维权历程",载《秩序与进步:社会建设、社 会政策与和谐社会研究——浙江省社会学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暨 2007 学术年会论文集》。 65 王伦刚:"农民工的非正式利益抗争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分析",《天府新论》,2009 年第 5 期。 14 总之,工人抗争常常会引发对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质疑,对劳工利益保护 制度的追问,对作为公民权利意识甚至是阶级意识的追问。不过,与对工人抗争的动员 逻辑、受制因素和抗争方式的关注相比,对抗争结果的关注尚不足,其研究也不系统 66 。 2.城市居民抗争行动的后果 有关城市居民的抗争行动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涉及到行动后果的讨 论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市民抗争的成败和有效性。张磊在对北京六个小区的个案考察中,比较成功 与失败的不同小区业主的维权运动机制,认为成功的维权运动需要有成功的中观、微观 动员机制,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业委会的有效动员、适当的策 略、业主的丰富资源,是业主成功地动员起来击败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取得胜利的核心 因素 67 。孟伟在深圳的考察发现,维权有效性是其问题性、行动性和环境性等多种因素 作用的产物 68 。石发勇通过对 A 市绿街持续十年的社区环保运动的展现,揭示了关系网 络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认为市民抗争行动的后果,一方面产生于于当前行政体系提 供的政治机会结构,另一方面更要借助于关系网络的武器 69 。王瑾在综述城市业主集体 抗争过程中情感、资源、策略和人物各要素后认为,业主如何突破约束、获取机会、组 合有利要素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抗争结果 70 。 其次,市民抗争对于政府与政治的影响。王锡锌对厦门 PX 事件的分析认为,市民 "散步事件"与规划环评的启动与公众参与呈现出密切相关,是公众普遍参与意识下的 一种新型公共行政模式 71 。陈映芳考察了都市中产阶层维权运动的效果,指出该类维权 行动多以失败告终,法律诉讼也以败诉居多。但中产阶层的申诉行动和社会动员对城市 政府也造成了政治/社会压力。各地城市开发、房屋拆迁进程的减速,与业主维权运动 有关。运动团体已经开始将运动目标指向相关的法规制度,利益受损群体的行动化也导 致知识界和一般社会开始广泛质疑城市开发政策的合法性,由此导致近年来自建设部到 各地城市政府都在不断修订各种城市改造和房屋动迁相关政策,以求缓解相应的政治/ 社会压力。当然,作者提醒,行动者的行动力、权利意识虽然与运动效果有一定相关性, 但权力的利益背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运动的效果。在权力深度介入的抗争社区, 66 不过,谢岳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显示了该领域发展情形,他探讨了农民工温和的"司法动员"为什么会失败的政 治机遇因素及其导致的走向激进的"街头抗议"的后果,作者认为其重要原因是国家行动的矛盾性,即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政策目标的冲突性。请参见谢岳:"从‘司法动员’到‘街头抗议’——农民工集体行动失败的政治因素及 其后果",《开放时代》,2010 年第 9 期。 67 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 。 68 孟伟:《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以
年间城市业主维权行动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85—288 页。 69 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学海》,2005 年第 3 期。 70 王瑾:"中国业主集体抗争:起源、过程和结果",《理论界》,2010 年第 11 期。 71 王锡锌主编:《公众参与和中国新公共运动的兴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48—170 页。 15 维权行动的目标依然难以实现 72 。陈的研究指出了中产阶层抗争的社会效益,点醒了制 约行动目标的权力背景。张志国以 Z 大学"校中村"拆迁为例,认为居民集体行动在冲 击社会秩序的同时,对于国家的拆迁制度调整有重要意义,促进了社会结构变迁 73 。刘 晓艳基于南京市 G 区 S 和 M 小区业主维权案例,认为社会领域的维权运动与市场领域的 独立决策共同导致了政府意图的失败,促使政治领域接受社会和市场的自治空间 74 。 再次,市民抗争的其它诸多间接效应。这个方面主要集中在抗争与公民性建构、公 民社会发育等方面的关联。如沈原就视业主维权为一个走向公民权的实践过程,通过"领 地化"和"组织化"的运作,明晰自己的产权,业主们也因而开始建构马歇尔意义上的 公民权 75 。闵学勤以 5 个城市 1021 份社区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社区冲突发生的 频度、参与社区冲突目标和深度对公民性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冲突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目前城市公民性建构的路径依赖 76 。施芸卿通过对 B 市被拆迁居民长达 10 年的万人 诉讼的调查研究发现,对于公民资格的宣称以及自身作为公民所应扮演的角色,已被越 来越多的行动者接受并内化。历时 10 年的都市维权运动本身也就转化成了一个社会生 产的机制,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民以及公民资格 77 。谭黎通过分析都市商品房社区的业 主维权运动,也认为这些重大事件建构了业主的群体认同 78 。邹树彬总结了城市业主维 权运动的影响,即推动私有财产权的宪政建设,培养业主的民主习惯和自治能力,激发 公民的参政热情,改变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 79 。刘艳梅通过比较单位制下国家 与社会关系指出,在市场经济下房产私有者群体在维权过程中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建构, 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又要依赖政府自身在制度上的创新和支持 80 。何艳玲分析了 J 市垃圾 压缩站事件中的居民集体抗议活动,认为此类集体抗议会带来"蒸腾效应",从长远来 看似乎有可能成长为更有组织性的、更持续性的都市社会运动 81 。 最后,关于社区集体行动绩效的研究探索。曾鹏将社区业主维权行动的绩效分为群 体绩效和社会绩效,群体绩效主要是集体或群体在行动中获得的回报和付出的成本比, 社会绩效是集体行动获取的社会层面收益与耗费的成本比,两种绩效之下还有可供比较 的操作化指标。研究发现,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的绩效有重要影响。越是在融合性社区, 72 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73 张志国:《城市被拆迁居民利益博弈的集体行动研究——以 Z 大学"校中村"拆迁为例》,华中师范大学 2008 年硕 士论文。 74 刘晓艳:"制度限制下的维权运动——从业主维权看社会领域的自治空间",《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7 卷第 1 期。 75 沈原:"走向公民权——业主维权作为一种公民运动",载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 76 闵学勤:"社区冲突:公民性建构的路径依赖——以五大城市为例",《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1 期。 77 施芸卿:《抗争空间的营造——以 B 市被拆迁居民万人诉讼为例》,清华大学 2007 年硕士论文。 78 谭黎:"维权运动情境中业主认同的建构",载《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 2009 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 79 邹树彬:"城市业主维权运动:特点及其影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2 卷第 5 期。 80 刘艳梅:《房产私有者群体的维权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81 何艳玲:"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的产生及其逻辑——对一次街区集体抗争事件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 报》,2005 年第 2 卷第 3 期。 16 两类绩效越高,反之在离散性社区网络下,两类绩效越低 82 。曾关注到民众抗争性行动 绩效及其评估,并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以场景化的比较标准进行绩效对比,为群体性抗 争活动绩效与评估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子。施文捷则通过对上海市 50 个小区调查数据 的分析,检验集体行动对社区集体效能感的影响,认为社区集体行动对社区集体效能感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83 。 总体看,学界对市民维权抗争研究的后果已有了一些探讨,涉及到抗争成败、抗争 对政府回应等间接效应和绩效评测等问题,但这些讨论多是碎片化的,各种抗争结果的 探讨之间也存在一定叠合,后续的理论整合及推进仍有较大的延展空间。 (五)其它社会群体抗争后果的分析 在当今中国,抗争群体呈现多元化特点,除了农民、工人与市民阶层,还有军转干 部、学生、教师 84 、出租车司机、移民等社会群体,但对后几类行动者抗争结果的讨论 文献较少。 近些年来,军转干部是一支重要的上访群体,但学者的关注十分不足。肖唐镖、陈 达对南方某省 G 县军转干部长达 8 年上访抗争行动及其演化进行了深描与阐释。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退役安置的军官群体,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较一般维权 民众强,连结网络与社会资本也较丰富。通过群体抗争与当地政府(甚至更高层级政府) 的博弈,他们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引起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重视、并于 2003 年起作出 了积极回应,陆续出台相关福利政策与服务措施,民众表达行动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逐渐 走向"访而不乱、和平有序" 85 。 学生运动研究是高校集体行动研究的重要问题。邹谠曾以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方法 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大陆学生运动,指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良性的沟通与互动, "胜者全赢、败者全输"的零和博弈,使得"学运"各方呈现激进化、两极化,最终以 悲剧收场 86 。赵鼎新以国家-社会关系作为总体性分析框架来看待学生运动,认为国家高 层精英、运动积极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对国家合法性基础理解的分歧,导致了国家控制 的失效 87 。他们对学运结果的分析和解释是厚实和有力的。近年,有关高校学生的群体 82 曾鹏:《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39 页。 83 施文捷:《集体行动对社区集体效能感的影响——一项实证研究》,复旦大学 2009 年硕士论文。 84 以 2008 年为例,川渝部分地区教师罢教停课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重视,当年 9 月和 10 月,四川郫县、邛崃、资 中、华蓥,重庆铜梁、永川、长寿、綦江等地纷纷出现教师罢教停课,要求享受与当地公务员相同标准的津贴和补 贴待遇。相关报道分析见王宏伟:《反思 2008:挑战中国的重大突发事件》,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04-205 页、《重庆永川教师教师"软罢课"调查》,《社会新闻周刊》2008 年 11 月 10 日等。 85 肖唐镖、陈达:"民众表达行动的演进与转化——以 G 县军转干部为例()",载《中国政治学会 2009 年 年会论文集:新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 60 年》(2009 年 10 月.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86 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95— 203 页。 87 赵鼎新:《国家. 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81 页。 17 性事件研究、校园危机管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但有关事件或行动的后果却常 常是语焉不详,人们仅简单强调后果的所谓严重性、破坏性与冲击性,未见抗争行动在 高校与社会管理、学生思想意识等层面的系统性分析。一些零星的抗议事件分析却理论 性不够,如周春发分析了 S 大学的一次研究生针对校方宿舍管理的维权事件,其结果是 研究生代表与社区管理部门在广泛征询研究生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研究生宿舍日 常管理制度 88 。 被某些媒体称为"街头民主" 89 的出租车罢运也是民众抗争领域中一个重要构件。 各地出租车罢运后政府的回应措施也较容易观察,比如罢运导致政府对出租车司机维权 组织的态度改变,对于问责制的落实,对于出租车行业管理的改革及其调整,对于民众 与当局沟通机制的影响。这些结果性阐述绝大多数都是从新闻报道性媒体中析出的,但 有关事件后果的论题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十分薄弱。 (六)小结与讨论 上述学术文献的梳理和述评显示,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群体性事件和民众抗争的研 究已成为热点,但却缺乏对行动后果和效应研究的应有重视。与境外学者的研究相比, 国内学界在本领域的研究尽管已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有意义的探讨,但总体水准较低, 至少有如下不足:一是理论导向不明确,理论自觉的缺位。国内尚无明确以抗议后果、 影响或效应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成果,相关表述或分析尚处于朦胧意识状态,问题意识 缺失;二是分析框架缺失。民众抗争的后果结果表现在哪些方面,应当怎样测量,国内 学界尚无人进行专门讨论和建构,更乏必要的共识;三是解释和论证缺乏科学性,尽管 已有作品注意到变量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的解释,但多数文献只是简单罗列出所谓的结果 或影响,结论常常显得笼统而专横,没有经验依据,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四是研究方 法需要大力拓展。目前,使用较多的方法主要是案例—归纳型,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常 见的比较研究、数据库分析、事件史分析等方法,尚极少应用。 笔者以为,国内群体性事件后果研究之所以出现上述不足,与其说反映了学人学术 敏感性和能力的不足,更不如说反映了该领域研究本身的困难。即使在西方学界,其难 度也是众所公认的,正如欧博文、李连江所云:"即使十分谨慎地把抗争活动的单个事 件或整个过程与特定结果联系在一起,仍然摆脱不了因果关系和定义的问题。如果考虑 到集体行动的间接影响,把导致社会、政治或个人发生变化的所有因素全部加以处理就 更加复杂。由于研究人员面临很多障碍,以往对反抗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更关注于冲 88 周春发:"集体行动的组织分析——对 S 大学研究生楼维权事件的实证分析",《新学术,2007 年第 4 期。 89 毅杰:"车轮上的‘街头民主’——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的反思",《安全与健康》,2008 年第 24 期。 18 突的起源和动因问题而不是其后果,也就不足为怪了"90。国内研究者除了面临同样的 困难外,还有调查准入和深入、真实资料难以取得等问题。 在新近出版的《抗议政治学》中,谢岳辟专章译介了西方抗争政治理论界关于抗议 结果的总体性概貌,介绍了抗议结果的类型、影响抗议结果的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以 及内外条件的整合91。这一译介性工作意义重大,对国内学者的后续研究有较大的助益。 当然,源自西方经验的抗争结果理论如何与本土化的抗争政治实践经验相结合,并对诸 多影响特定抗争结果变量假设进行检验,依然是摆在研究者们面前的沉重任务。西方抗 争结果理论观点本身也充满了争论和不统一,这为我们连接本土经验与西方社会理论, 进而在一个新的高度进行检验、修正、拓展甚至超越西方理论或观点,提供了极佳的机 遇。 二、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一)引言 民众集体抗争活动,在中国当下流行的称呼叫群体性事件,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结 果呢?老百姓采取各种抗争性的表达行动,对于个体、组织、社会政治,乃至文化价值 系统,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效应?我们又如何在抗争行动与既定的结果或影响间建立较为 可信的联系呢?我们似乎对这些问题的思量还不够。 在上面关于国内学界对民众集体抗争或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述评中,我们集中考察了 抗争行动或群体性事件结果的研究文献。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对社会抗争行动的结 果或影响的研究,在理论导向、理论体系构建、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相当的不足,均 需要大力拓展和深化。同时,考虑到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界对该专题有相对较系统 和专业的研究,故建议在本土经验总结的同时,应本着谦虚的态度,积极借鉴其相关理 论来深化和拓展本土民众集体抗议之结果的理论研究。为此,接下来就是对西方社会运 动结果理论研究的一个初步述评。 (二)社会运动的结果:曾经的冷遇及其根源 当把视线转移到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界,你能惊奇地发现,其实结果问题也曾是社会 运动学界长期忽视和研究不深的一块领域。一些学者曾在不同的阶段都指出,结果的研 90 O’Brien J.Kevi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谢岳:《抗议政治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84—208 页。 19 究是社会运动研究文献中一个相对被忽视的主题92。Paul Burstein 的批评则更显严厉, "我们对运动活动如何从正式的政治议程上反映其需求,或者用更严格的眼光来看,我 们对运动活动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根本影响,几乎是一无所知"93。直到 21 世纪初,还 有学者评论说,"直到最近的相关研究之前,运动结果的领域仍然是相对地不被当成一 个问题"94。当然,这种状况已经大有改观。社会运动学者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已经 出版了更多的社会运动结果与后果的作品,对其研究兴趣进一步增强了,研究呈逐渐提 高和成熟之势。 社会运动结果遭受到的这种冷遇,是可以理解的。凡是涉及到该领域的研究者们不 得不面对两个重要的问题或者叫难题,一是如何界定运动的结果或影响,也就是说,结 果是什么的问题;二是 "如何在既定运动和可观察到的变化之间建立一种因果联系" 的问题95,即因果机制的问题,它是制约。在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进程中,这两个问题 贯彻始终,研究者们对其也有不同的回答和理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看一看这个领域 研究的演进情况,通过这个研究演进我们能对结果的界定、解释乃至方法论问题,有一 个初步的认识。 (三)社会运动结果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总体来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集体行为的经典理论 时期、资源动员理论时期、政治过程理论时期以及综合提升时期。 1、经典理论时期 它指的是早期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视角。它们在解释集体行动时曾集中注意结构 链对挫折或剥夺程度的影响,把社会运动的动员水平与运动的成功等同起来96。这个时 期对于社会运动的动员解释主要是心理学的范式,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运动结果研究意 识和框架。运动的结果潜藏(甚至等同于)于运动的动员,然后以心理学的解释总体性 地囊结果的解释。 2、资源动员理论时期 92 相关批评可参见 Gurr TR.1980."On the outcomes of violent conflict".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eory and Research,ed.TR Gurr,pp.238—294.New York:Free PMcAdam D.1988.Freedom Summer.New York:Oxford Univ.P Tarrow S.1993."Social protest and policy reform:May 1968 and the Loi d’Orientation in France".Comp.Polit.Stud.25:579 —607;Kolb Felix.2007.Protest and Opportunities:The Political Outcomes of Social Movements.Campus Verlag GMbh.等。 93 转自[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第 4 版),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51 页。 94 Alan Schussman.2002."Movement Outcomes:A Review and Agenda".CBSM Prelim,question No.4,October 11. 95 Giugni Macro.1999."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Past research,present problem,future developments".In Macro Giugni,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eds.)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ppxxiv).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96 [瑞]汉斯彼得. 克里西等:《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35 页 。 20 开启正式评价社会运动结果的真正尝试,来自于资源动员理论。在探讨是什么影响 运动的成功或失败时,内部的变量如组织的基础结构和资源的水平是分析的核心。它们 一般把科层化、职业化、集权化之类的变量以及变化的策略因素(如使用暴力)与社会 运动组织成功的机会联系起来。在这个方面,我们以 William A.Gamson(以下简称 Gamson)的《社会抗议的策略》为例重点进行介绍,因为他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 开创性意义,为后续的关于社会运动结果研究做了重要铺垫。 Gamson 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一种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发出的批评,即美国 政治的多元主义解释。尤其在解释社会中挑战组织的经历时,多元主义有两个基本观点: (1)只有那些目标上保持原封不动的多元主义社会结构和价值的组织,才会是"成功 的"。参与和成功对于那些攻击和试图改变多元主义秩序本身的组织来说,是不可能的; (2)只有那些使用制度性供给方法的组织才会成功——特别是选举制度和政治压力或 游说制度。那些诉诸于街头策略的将是不会成功的。97对于这种解释,盖姆森进行了批 判性回应。 Gamson 分析了在美国活跃于 1800 到 1945 年之间"挑战性团体"的抗争事业,这 期间可以归入挑战性团体的有 500-600 个,他集中选取了其中的 53 个代表性组织,如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公麋党、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等,这些团体代表着确保现有成员获 益的革新性尝试。他特别瞄准于回答几个相关的问题:"我们能如何解释美国挑战性团 体代表集合的不同事业?对不同类型团体回应的特征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决定了这种回 应?什么环境下呈现什么样的策略行为?什么样的组织特征影响挑战的成功?"98实际 上,最后一个问题被证明是分析的焦点,环境下的特殊策略行为问题是的第二个分析的 焦点。 在衡量何以评判一个挑战组织的成功或失败时,Gamson 设定了两个标准,一个是 "接受度"(Acceptance),即挑战组织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对挑战者的承认与接受, 比如一个挑战组织被作为一个选区的的合法代表受邀请进行谈判或协商,被予以正式承 认,抑或实际上组合为其对立面组织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挑战者获得目标方的合法性承 认和接受,可视为一种成功。第二个标准时"新优势"(New advantage),即在抗议的 当时或后期,挑战组织的目标或诉求以某称方式被达成了,挑战组织的受益人获得了一 些有形的客观实在或可期望的利益,那么就可视为一种成功99。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挑战结果又可演化为四个类型:(1)完全反应;(2)先占;(3)合作;(4)崩溃。 通过对这 53 个挑战团体事业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