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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在《海权论》中指出：“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以下能印证作者观点的事件是A．《北京条约》的签订
B．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C．《马关条约》的签订
D．武昌起义后列强猛攻武汉 
试题解析：材料所述为西方列强重视对长江流域的控制，结合所学知识《天津条约》增开十处通商口岸，开始涉足长江流域，《马关条约》开放重庆、沙市、苏州、杭州进一步扩大了在长江流域的在华权益，所以选C
考点：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马关条约
考点分析：
考点1：两次鸦片战争
1840年至1900年间列强的侵华史实。
1、第一次鸦片战争
根本原因：英国要打开中国的市场&&&
直接原因：中国的禁烟运动&&&
⑵时间：1840年6月——1842年8月
⑶结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①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②割让香港岛给英国；③允许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缴纳的关税由中英双方协定；（此外通过条约附件，列强还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居住及租地等特权。）
⑷影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独立发展的道路被迫中断；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第二次鸦片战争
⑴原因：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为了扩大在华利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
⑵战争：1856---1860年；英法联合发动； 1860年，列强攻入北京城并洗劫烧毁圆明园。
⑶结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内容：①增开天津等11个城市为通商口岸；②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③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④清政府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白银等
⑷影响：①中国殖民地化程度加深；②清政府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设总理衙门、总税务司、同文馆；③旨在推动王朝中兴的洋务运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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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有关资料统计，当时五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布衣子弟在科举录取的总人数中，约占13．33%，父辈一代无功名的布衣子弟约占33．44%。这一社会流动的速率，同20世纪号称自由之邦的美国大体相当。这种“社会流动”①为民众提供了参与权力的平台
②有利于扩大统治基础③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生机和活力
④有利于政府网罗人才A．①②③④
B．①②④C．①②③
D．②③④ 
《宋书》记载，“（南朝时）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郡（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对材料解读正确的是A．当时已完成经济重心南移
B．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起来C．南朝政府仍推行重农政策
D．重视兴修水利农业产量提高 
清代学者包世臣在《郡县农政》一书中说：“凡治稻皆宜精，虽地宽之处，广种薄收者多耗本，……可举代田之法，每田一区，分三分，每岁更代，收成过漫种不治者。”“代田之法”最早出现于A．西周时期
B．春秋战国C．西汉时期
D．明清时期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各题。（16分）家训宗规伦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通过家国意识同构，旨在实现社会和谐，体现了民族传统道德思想与规范。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有子（孔子弟子）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注：孝，指还报父母的爱；悌（tì)，指兄弟姊妹的友爱，也包括了和朋友之间的友爱。材料二
约之二：吾族务要恪遵祖训，以伦理为纪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一家雍睦（和睦），端由于此。即同宗相处，须要安分守己，尊莫凌卑，强莫欺弱；卑幼者不许冒犯长上，富贵者宜怜穷困。循规蹈矩，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悌）。——何兹全《中国文化六讲·训约十四条》材料三
宣圣谕。圣谕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此六事乃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曲尽做人的道理，件件当遵守。能遵守的便是好人。有一件不曾遵守便是恶人。愿我一族长幼会集祠（堂）中，敬听宣读，悉心向善，皆作好人，有过即改，共为盛世良民，贻子孙无穷福泽。——明《虎墩崔氏族谱·族约》请回答：（1）据材料一，指出仁的根本是什么？（2分）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有关仁的政治主张。（2分）（2）历代许多家训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据材料二，归纳儒家伦理的主要内容。（3分）（3）儒家的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中国社会。据材料三，指出明代统治者与民众对儒家伦理所持的态度及其各自的做法。（4分）（4）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儒家伦理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4分）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7分）材料一 1840年起至1930年间，中国共开放77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通商口岸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产物。就通商口岸与中国近代史关系，不同的观察视角会有不同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利用通商口岸为基地，造成“买办的和高利贷的剥削网”，培养出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便利其剥削广大中国农民。材料二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航线开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将商业体系提升到了一个壮观和光荣的程度，如果没有这些发现，商业体系要达到这一程度是不可企及的。那个体系的目标就是通过贸易和制造业而不是改良和耕种田地，通过城市工业而不是通过农村各行业，来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足。但是，作为这些发现的后果，欧洲的商业城镇不再只是作为世界的一个小部分（这部分指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制造者和运输者，现在它们已变成不计其数、欣欣向荣的美洲殖民地的商品制造者，也成了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各国完全意义上的运输者和部分意义上的制造者。两个新世界对欧洲的工业打开了大门，它们两个都比旧世界更巨大、更广阔，其中美洲市场还每天都在成长得更巨大。——[英]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材料三 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阻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不过一个世纪后，这些阻力已经大幅度消退了……人为的阻碍则包括进出口关税以及对某些商品的进口禁令——尽管世纪末有些国家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征收高额的进口关税，但总体来说两方面因素的阻碍在逐步消退。——摘自龙多·卡梅伦《世界经济简史》（1）根据材料一，指出毛泽东是运用什么史学观点（史观）来观察近代通商口岸的影响的。（1分）试从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来评价通商口岸的影响。（4分）（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商业体系“壮观和光荣的程度”，（4分）并指出欧洲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2分）（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2分）简述人类社会是如何突破这两种阻碍从而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4分） 
题型：选择题
难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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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权是中国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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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
三、海权是中国的命根子
中国的海洋战略
根据中国经济外向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根据中国经济重心的地理分布，根据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海外销售市场、海外贸易、国际资本和原材料能源等高度依赖的特点，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已经牢牢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既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同时外部世界也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源头。
当今，中国内需市场还没有完全被调动起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将长期保持高度关联的态势。即使未来中国内需大市场完全开发出来，中国经济也已经是义无反顾地走进世界。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和外部经济相关联的特性已经使得中国的商业利益全球化，中国的经济边界已经到达世界各个角落，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我们急需建立强大的海洋力量，必须拥有正当的海洋权力，来捍卫我国的商业船只、贸易船队、产品进出口和能源输入，一支强大海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大业甚至对中国崛起的整体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明的是，中国应当建立的不是全球争霸式的海权，我们没有这样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国力，同时全球的海权极有可能让中国在军事力量建设上过度投入，实为不可取。中国需要的是一支适度的、防御性的，但是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安全、商业贸易和能源运输的海上力量，尤其需要集海陆空权为一体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以保证中国经济命脉不至于被人掐断，以维护中国巨大的海外商业利益。
根据现在国际社会丛林规则、大国均势规则依然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主要还是依靠中国的军事实力，如果我们简单地依赖国际法和联合国的话，就可能在真正冲突来临之际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同时，我们发展中国的海军力量，也必须将中国的海洋战略意图清晰化，作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特别是作好与美国和东盟的沟通，并且认真研究国际海洋法的相关国际条文和公约，培养出相当一批精通海洋国际法的专家。
面对人类文明逐渐演进的后现代化规则和普世文明规则，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海军力量的同时，应该注意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文化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国际沟通手段，努力营造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新形象，努力展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而绝不是西太平洋的一个新兴霸权。
如何在发展海洋军事力量的同时，不引起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不引起中国同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体系发生较大的摩擦，如何向国际社会有效地传达中国发展正当的、自卫的海洋权力的合理性，并综合运用中国文化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来赢得世界公众和世界舆论的理解，如何在扩军的同时能够并行不悖地考虑到现代国际法的文明规则和后现代规则，对中国而言，都是全新的课题。因此中国海权和海军的发展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结合的综合议题，需要军事理论专家、海洋地理学家、海洋经济学家、国际政治学专家、国际公关策略专家、人文社会科学家通力合作，这将是事关中华国运的重大课题，必将是未来一代、两代人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任务。
海权即商权
关于中国海权论，还存在着一些常见的认识误区，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１）有一种看法认为海军是一个花费甚巨的军种，因此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不应该过度向海军倾斜。
海军的确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科技含量很高的军种。但是根据海军花费昂贵就认为国家不必向海军倾斜的观点是错误的。倪乐雄教授在《海权与中国发展》一文中非常精彩地批驳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满清王朝正是在海军投入上挪用海军军费７５０万两，并且在其他奢侈工程上浪费白银１０００万两，而对海军军费则是极尽敷衍塞责之能事，最后在甲午中日海战战败后中国连本带息共赔款６亿两白银，还不包括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带来的百年国耻，以及中国由于中日战争的失败带来的清政府的合法性全部丧失和国家之后陷入的毁灭性内乱。一战之败，对中国国运走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经历了近现代百年历史经验教训的中国人应该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国防实力建设强大了，我们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今天依然要警醒，要有极强的危机感，中国海军不强大，中国海权一天没有确立起来，我们一天就难以安心，我们就会忧心忡忡。因此，我们依然要疾呼：人民共和国要常备不懈呀！
（２）有观点认为，中国发展海军和海权会走前苏联的全球扩张的老路，会导向中美全球海域争霸，从而将中国的经济拖垮。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海权的发展的确是和经济体制紧密相连的。前苏联发展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经济的低效性和资源的无效配置很难衔接得上海洋业的发展，而且前苏联本身就是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国家纬度偏高，发展海权非常困难。一种落后和无效资源配置的高度中央计划的体制和现代工商业所促进的海洋经济和海权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前苏联的经济能力和海军野心完全不对称是其被拖垮的重要原因。
同样，中国历史上海权的昙花一现——郑和下西洋也不是偶然的，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是无法推动持续发展的航海业的，因此永乐大帝断绝海运既是眼光狭隘的问题，也是经济体制与海运完全不相符合所造成的。中国今天的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经济，持续增长的海外贸易量和商品经济容量是促进中国海权不断发展的源源不断的财力，同时海权又是保卫和促进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海权是正相关的关系。另外，中国追求的是防御本国的经济运输链条和能源运输链条的海洋防卫权，并不着眼于与美国全球争霸，因此不存在中国经济被拖垮的问题。相反，外向型的经济体，一旦贸易运输线路和能源进口线路被封锁，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可能导致本国经济被拖垮。
（３）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并不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海权，事实上德日选择了一条将本国海运安全托付给美国的做法。因此这样的观点认为，选择一条将自身海外贸易安全托付给超级大国的做法，可以免去军事上的过度投入，也可以避免和超级大国的恶性对抗，同时依附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一样可以成为成功的世界经济强国。德日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这是一种非常糊涂的看法。德日将海运安全交给美国，而且国内没有核力量，皆是因为德日两国是二战的战败国。双方在军事上已经被剥夺了完整的发展权利，日本还被剥夺了完整的国权。尽管德国的防务现在已被纳入整个欧洲的防务体系，但是欧盟在防务上依然没有取得完整独立的地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盟依然是隶属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美国依然是领导，承担欧洲各国海运的安全。德日的地位因为在海洋力量上对美国存在依附关系，因此美国人对全球局势的理解是美国保护了德日的全球安全。美国一旦在战争中和反恐冲突中陷入财政困境，自然就会到德日两个大“银行”里去取钱，而德日则只能乖乖地将大量的“保护费”送到美国手中，一边是收得有理，一边是交得情愿。
日本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的恶果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美日冲突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一个没有完整国权和独立防务的国家，一个将自己海运安全和经济命脉完全交在别人手中的国家，无论经济科技如何发达，在对手的逼迫下，一签广场协议实现日元升值，二签巴塞尔协议被迫按照美国的计划实现银行改革，日本经济命运因此注定了走下坡路，而之后则是美国经济新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络革命的士气如虹的１０年。
在欧美剧烈的经济、贸易和政治冲突中，欧洲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美欧同属于一个国际价值观体系和军事同盟，但是美欧经济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重合性。当美欧都迈向资本主义最高级阶段——虚拟货币经济时代的时候，一场美欧货币战已经是如箭在弦，美国如何维持自己遥遥欲坠的美元霸权的地位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在国际经济中维持自己的独超地位。而这里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美国面对欧洲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美国全球性的军事优势和海权优势，当欧洲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防务系统的时候，欧美之争就决定了美国掌握了欧洲的“阿喀琉斯之踵”，未来美欧的货币之争必将愈演愈烈，美国将使用何种手段对付欧元将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话题。
而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方大国，我们的防务体系当然不能和战败的德日相提并论。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以其巨大的战略魄力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立的精神，使得我们在冷战中既不是前苏联体系中的东欧，也不是美国体系中的西德和日本，而是真正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
到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强大的中国经济，和保卫自己经济建设果实的独立海洋防卫力量，“我们不把刀剑架在别人的脖子上，但是必须能够把别人架在我们脖子上的刀剑隔开”（倪乐雄语），我们既要与全球化的经济融为一体，但是又绝不在战略上臣服于任何一个强权，也不打算交给任何人“保护费”，也不允许任何人拿海洋通道来讹诈我们，就如过去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打破美苏对我们实行的核讹诈一样。因为民族独立的精神通过毛时代已经融入了我们现代中国人的血液中，这点绝不会改变，而且必将代代相传。
（４）在现代国际文明体系中，中国还有必要大力发展海军吗？
绝对有必要，前文分析的国际社会运行的四种准则正说明了：只要人类社会一天还存在丛林规则和弱肉强食的因素，只要康德的“永久和平时代”还没有来临，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卫建军的权力。我们不能做当代的“宋襄公”，此君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那样一个完全由丛林规则主宰一切的时代，居然鼓吹“仁义”战争，要求作战时不能偷袭敌人，不能使计谋，不能杀老弱病残，还美其名曰“君子不杀二毛”，最后为了一个“君子”的称号而使军队遭到惨败，差点亡国，贻笑列国。
今天的中国固然应该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远大目标，但前提是我们能够保卫自己安全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维护国际和平和正义，才能真正有能力和实力去提升人类的文明规则。正义没有力量的支持就无异于空谈，当自己的命运捏在别人手中的时候，谈什么都无济于事。
（５）有美国学者在与中方学者会晤的时候，曾反诘中国人：考虑到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利益是相互渗透、共存、共生、共荣的，中国经济利益受损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利益受损，那么美国有什么理由要遏制中国？美国有什么理由会从海洋通道上封锁中国的商品贸易船只？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甚至可以深入专门讨论。有研究中国能源安全的学者分析美国的国家行为时指出，除了１９９３年的搜查银河号事件，美国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商船和贸易船只以及能源运输实施过封锁、禁运和敌对行为，因此根据美国既往的国家行为可以推断美国的行为是一致的和连续的，就是要维护世界自由市场经济贸易体系，而不是破坏这个有利于自己的体系。
考虑到中美经济共生体的现象，我们可以深入地问下去：美国封锁或是攻击一个融入世界市场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否会破坏美国自己设定的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体系和盎格鲁o撒克逊人特别钟情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美国打击中国的经济，是否是在打击自己设计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是否会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用通俗一点的话说：会不会杀人一千，自损八百？
的确，朝鲜战争结束后，大国之间没有直接交过手，因为大国之间的核均势限制了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另外，越战以后，美国进行的战争都是针对中小国家和没有融入世界市场之间的国家（比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美国没有和另外一个市场经济大国交战，因为推进世界自由化的经济体系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但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在历史上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对德国和日本是生死之战，在冷战中和前苏联也是“零和游戏”的全球争霸战，而战后的德日则是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而成功跻身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是全球体系中美国的盟国。而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既非二战前的德日，也非冷战中的前苏联，也不是二战后依附于美国的德日，因而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最难判断的一个国家：非敌非友，亦敌亦友，可敌可友；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差距很大，但是在经济利益上却融合得很深；双方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但是在国家目标上中国却很容易被美国视为霸权的挑战者。在这样一种空前复杂的格局中，究竟是双方的共同利益能够防止双方的冲突，还是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这是我们现在很难预测的。但有一点可以预测的是：仅仅凭着中美是全球化的共同推动力量，中美双方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中美成为经济共生体，很难判断出美国是否会威胁中国经济通道和能源运输。相反，历史事实证明了，美国在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本体系内部国家的挑战和威胁的时候（德国和日本），美国总是使用违反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去压服别国（德国马克升值和日元升值），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从来就是强者需要自由的时候就高唱“自由贸易万岁”，强者需要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时候就采取非市场经济的政治霸权手段。谁能担保美国在对中国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打算落空以后，不会采取其他手段？尤其考虑到中国不似德国和日本，美国单纯地运用体系内的霸权手段是无法对付的，谁能担保美国不会在中美贸易冲突千钧一发的时候暗示中国的海权仍然掌控在美国手中？美国正在为日本松绑，鼓励日本发展海洋防务力量，如果我们只是寄托于中美具有巨大共同利益就幻想美国放弃遏制中国，那未免太过幼稚了。
当然，中美经济利益的相互渗透是好事情，是我们可以合理利用的资源，将中美的利益逐步实现战略捆绑，但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我们就应该作百分之百的努力。正如人类对待飞机这样的空中交通工具一样，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安全隐患，人类依然会竭尽全力去改进飞机的安全性。这也是当前中国海权的写照，我们哪怕有一万个有利的因素，但是只要战略上存在被封锁的危险，我们就必须去改变，争取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无论美国有没有封锁中国海洋和能源通道的意图，但是只要美国有这样的能力，就会让我们在国家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人特有的独立精神使得我们必须正视海权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命运的问题。
如果关于海洋战略的大方向能够得到基本统一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文明体系中如何能够平稳实现海权，又不会招致西方世界联手抵制中国以及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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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与免责声明2000年我去印度，体会到了当时尼赫鲁搞"混合经济"的后果。尼赫鲁开始时也搞社会主义，后又转为"混合经济"，既有私有制又有公有制，结果步履维艰，用一点地就给地主钱，生产资料的交易成本极高。地主在议会有代表，可维护其私有利益。印度基础设施至今仍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新德里，有一次印度整个北方停电有两天之久，说是哪出了故障，电力系统坏了。这要在西方，甚至在中国，都是事关国防安全的大事。而在印度这事却是此起彼伏，经常发生。印度北方有些邦至今都是最富的大地主掌权。南方共产党搞得好，受到人民拥护，南方喀拉拉邦大街小巷挂的尽是镰刀斧头共产党党旗。在印度任何书店都能买到马恩列毛的书，还有邓小平的书，都译成了英文或印地语。为什么呢？印度的穷人多，穷人知道马克思列宁是为穷人说话的，毛泽东是为贫苦农民说话的，党给农民分土地。因此他们挂共产党党旗是发自内心的。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时间很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做到?耕者有其田"，贫民有温饱。印度共产党在其辖区内没有搞打土豪、分田地。尼赫鲁也没有搞，因此在所有制改造上，不如我们彻底。中国的发展现在已开始第二个飞跃：中国的计划经济已为新中国打下了钢筋铁骨，此后的任务就是打通全身的神经脉络，让身体各关节正常和自然循环，各部正常"营养"交换，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对中国的最伟大的贡献，市场经济提高了生产力，此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便不可分割并越来越紧密。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从此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据我国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的统计，截止2002年9月，中国GDP已达10万亿元 经济总量世界第六。（人民网 ，日08:27 ）外汇储备2002年7月底已增加到2456亿美元左右，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居第六位。吸收外资已连续九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曾培炎：最近13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时期"，来源：中国新闻社 日 ）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外贸易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到1999年，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40％；（国家统计局： "九五"时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将会持续加深。　　现在国内内需拉不动，原因不在消费不足而在大部分百姓手头的钱太少，没钱就没有消费。你看我们产品多了，价格这么低，可在国内就是卖不出去，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滞销就不能实现利润，所以就只有依靠海外市场拉动。国内老百姓不仅不能分享生产发展的利益反而是陷入贫困，贫困造成消费市场疲软，其结果就是我们对国际资本依赖日益严重并使我国经济失去民族市场根基，这样，国际市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我们的经济就吃不消。比如前一阵，欧盟说要检验我们的打火机，因为中国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力强，到欧洲一下就占领了那里的市场。西方人竞争不过就会人为给你制造麻烦，说打火机有质量问题。这个检验报告结果下来以后，整个温州打火机生产就会发生地震。这是小事儿。如果说美国和欧洲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工厂的产品就会积压，工人的工资就发不出去，又会有一大批人下岗。 　　其次，生产发展不仅仅是生产本身的问题，还有资源与消耗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迄今，现在才发现这种资源内耗型模式已走到尽头。生产力的良性发展应该是生产力在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在下降。我们现在是生产力往上走，资源消耗也是往上走，同步走，甚至还快，这种发展模式已给我们造成生态灾难。我们现在是在靠资源支撑生产力，如果我们用挣来的钱再去补资源，搞生态，正负抵消，GDP增长就会回到它的起点，等于什么没有。这是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内还可以，长期不能这么搞。听说山西地下的煤已挖得不能再挖了，再挖下去地质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所需石油已有三分之一靠进口，美国几乎一半靠海外的石油来供应，但我们对海外石油进口线的保护几乎无能为力，它完全掌握在美国海军手里，这对当代中国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当代中国已将自己的部分命运（即市场和资源）托付给了世界。　　美国人的危机观、消费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停会电就是大事。2001年初，加利福尼亚民用停电是断断续续地，这在美国国内就跟地震一样。我们中国要是民用停一会儿电，一般来说没什么事。但将来就不行了。我们的高速公路都上去了，如因能源供给不足，石油因紧缺而价格上升，这就会摧毁中国的汽车市场继而汽车产业。到最后只有让少数有钱人买汽油，没钱人把车放在家里，过期报废。那当然不行。我们得想办法。　　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一个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优点。东部接着市场，西部接着世界石油宝库。我们与俄国及中亚国家搞了个"上海五国"。阿富汗战争后，我们在中亚的影响力大为削弱，海上我们又没有控制力，这很麻烦。现在有人研究中国的能源战略？走出去和参与国内市场竞争？谁都知道走出去是对的。那天石油部门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我们现在跟一些国家签了贸易合同，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我想，如果没有军事自卫能力，尤其海上自卫能力，我们就不能保证我们的合同协议的有效性。说实话，美国一天之内能够把你这些合同协议全都变成废纸，搞个政变就可一了百了。别的不说，它给它的领导人施加点压力，领导人就把你这合同给废了。马克思·韦伯说过："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戴维·比瑟姆：《马克斯o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这话对我们理解贸易与海军的关系绝对是有帮助的。　　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没有海上军事投送能力，海外贸易的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有人说，美国干嘛要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是说我跟你好，你就得对我好。南斯拉夫当年对美国多好，在美苏抗衡中南斯拉夫可说是为美国立了大功。怎么样？苏联一解体，美国一甩手，回手给南斯拉夫一巴掌，全完了。南斯拉夫曾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人民享受着幸福，享受了近50年的幸福，一打就完了。南斯拉夫长期受西方影响，知识分子觉得美国讲人权，是不会真打我们念书人，他们每人戴一个星靶，走到桥头上唱豪迈的英雄歌曲。但等导弹打过来之后，一看是真的，是可以爆炸的，这些学者们后来就再不出来了。真导弹与假导弹是不一样的。战场应是国民教育的最后课堂。理念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现实的问题也不能是光靠你的理念来解决的。跟美国这样的霸权打交道，就得靠力量。在国际斗争中，力量（军事）要走在前边，不然的话，我们的经济成就是保不住的。中国的经济体越长越丰腴，但只是软绵绵的丰腴，原因在哪儿呢？没有骨头。有一点儿骨头也缺钙。（笑声）骨头就是军队。 　　我们中国的安全观念也正在面临着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　　邓小平同志真是了不起。他给我们定了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在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决定手段。目标既定，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小平曾说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首先从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人。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我们由此才发现中国国防也需要有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打赢未来的战争不有再指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你一贫如洗的时候，你可以诱敌深入。现在我们整个东部地区已接近现代化水平，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所在。这时再诱敌深入，了得啊？就是把鬼子们打出去，打赢了，作为国家存在的核心能力即经济再生能力也没有了。　　我在印度时与中国商人交往，他们担忧的是他们的海外安全。我们嫁到国外的姑娘强烈地祈盼着中国强大，因为她们在国外委屈多。你看美国，一个记者失踪问题就跟巴基斯坦纠缠不休，就得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未来中国的海外侨民走到哪里都要有底气，要有安全感。这靠什么？靠我们的军人，尤其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现在的军事外投能力在哪儿呢？我们海军出海进行友好访问的能力倒是很远，但这是展示、交流，问题不大。但打起仗来，可能就不会太远。发生在我国东部海上撞机事件"和目前日益严重的台湾问题，就是我们海军力量不足的反证。　　中美撞击事件，还有最近发生的中美撞船事件，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有人说这是正常的嘛，美国到这儿来看看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我们如果到夏威夷转一圈，你敢说这对美国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吗？还没到夏威夷上空美国就会将它打下来了，当然有可能又是"误打"(笑)。你看，前一阵，咱们在古巴没怎么着，美国就开始炒作中国与古巴有什么关系。美国的观念是跟它安全有关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大家读美国的战略报告，美国的"本土"两个字绝不意味着就是位于北美的国土，它是包括它在全球所有已控制的象迪戈加西亚这样的岛屿。确切地说，美国是一个世界的概念。美国的国务院跟我们朱总理管的国务院不一样。美国国务院是世界的概念，是管世界的。有人说美国怎么这么坏，到处都去管。其实国家政治没有好坏，只有利益。美国商人到处投资，美国还得靠中东的石油，其欧洲盟国也要靠中东的石油，它怎么能不管？我们对美国人的外交政策不理解，只是因为我们没走到它那一步。美国眼中的安全观念是世界的，它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它始终都是这样，这个思想就是从19世纪末马汉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不仅对当时的美国人，甚至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安全哲学。　　中国的安全哲学不应只是生存的而应是发展的哲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不应是自守家门而应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学说。发展是一个国家主权中必然拥有的一种权利。既然中国是发展的，那么，中国也应该是世界的；中国概念就应当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　　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的安全是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过去在自然经济下，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是合一的。那时候危险的概念是敌人入侵，把敌人入侵定为安全与否的标尺。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而并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只要威胁到我们的利益，而不管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就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利益所在即我们国家安全之所在。　　我们的主权安全即边界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概念，而发展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它不仅涉及世界一切地区，必要的话，它还包括外层空间。由此便派生出涉及发展利益的"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我们的利益走向哪里，我们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经济走向全球，我们的外交、政治也应走向全球，所以我们不能不考虑保护我们的全球和地区利益问题。而联系全球各地区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海洋，所以我们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在革命年代，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在国家发展的年代，没有强大的海军便不会有国家的一切。　　我们的石油消费的主要部分将来要依靠中亚进口，我们的产品要在国际市场，我们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已达40%。在公正的情况下，我们按照WTO的规则做事，这问题不大。但不公正怎么办？西方给你随便找个借口，就会制裁你。找借口很容易。大家知道"银河号事件"，就是美国人没事找事。我们的海军到不了那里，没有办法，你就得让人家上船检查。还有印尼部分人挑起的排华事件。有人解释说，他们入了人家的国籍了，我们管不了。但这正如我们家的姑娘尽管嫁出去了，跟我们还是有关系的。嫁出去了是人家人，但你不能欺负她。受欺负了，我们不好说你什么，但我们可以接她回来，接回娘家。这是可以的。现在咱家外嫁的姑娘受气了却没处躲。再从经济战略考虑，这些人大部分是有投资能力的，如果接回来100个，国内投资也会增多，因为保障他们人身安全会使他们相信中国投资环境是安全的。把命都保了，他为什么不回来投资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海军力量到不了那里。我们只有表示"遗憾"。　　在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的关系上，毛泽东处理得比较有长远眼光。1950年，我们刚解放，很弱。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呢？这是由于东北是我们的重工业基地，毛泽东绝不能让它旁边有美国军事存在。美国一旦把北朝鲜占了，就可以影响我们的战后仅留的一点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重工业家底。美国人今天说不会进犯中国，那么明天呢？美国当时的报告里确实是说不进犯中国，毛泽东却不那么想，他认为你说的话没有用，报告里写的也没有用。国际斗争中不管是谁，一旦得寸就会进尺，没有道理可言。所以毛泽东选择了参战。结果有人说打平了，可是中国当时穷得跟阿富汗一样，（笑声）打平了就是打赢了。现在如果本o拉登真把美国打赢了，本o拉登现在要去参加国际会议，大家也未必个个怒目圆睁，说不定在第三世界还是另一番情形。没打赢可就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条件，美国是什么条件。如果从武器对比上说它是绝对领先的，它有原子弹，我们1964年才有。从1950年算，它比我们早14年啊！那时候毛泽东敢拍板，打！最后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脊梁硬才能赢得和平，东北亚到现在近40年了没打过大仗。　　还有1950年进军西藏。大家知道1947年印度独立，中国国共两党正在作事关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当时蒋介石代表的是买办力量，共产党代表工农力量。年，印度、达赖、美国都开始考虑西藏前途问题了。尼赫鲁这个人是受英国教育的，没有"泥腿子"厉害，他一点点地搞"前进政策"。而我们的毛泽东兵贵神速，出手不凡，1949年10月建国，次年春就出兵并一举拿下西藏。试想如果1947年到1949年间，尼赫鲁将1962年入侵西藏的行动提前到年间，那不管你怎么谈，西藏也不会是今天的情形，很可能雅鲁藏布江不保。所以政治有时候不能犹豫，该出手就得出手。片刻犹豫，敌人都会掏光你的利益养你的后悔。（笑）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1950年初毛泽东就进军西藏。1962年毛泽东又对尼赫鲁的不轨企图再出重拳，中印此后再无战事。毛泽东在他的任期内将中国的安全边界推得很远，他的伟业无愧于中国。　　五十年过后的今天，我们的国民经济重心移到东南部地区。这就是说，中国的东南地区是我们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心所在，既如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绝不能与中国的东南沿海重合，至少要扩展到台湾以东。台湾如不在我们所控制的范围内，我们的上海、广州，包括江苏的边界安全就无法保障。跟毛泽东当时理解东北问题的道理一样，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要靠东北，东北是重工业中心，日本人、苏联人的一些建设都留在那里，毛泽东要利用这个基地。今天我们面临着的不仅有安全边界威胁比如海外能源进口不保，而且边界安全也面临巨大的分裂威胁，比如台湾、南沙的统一和收复任务日益艰巨。 　　从经济史来说，人类迄今所经历的所有经济形式可概括为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从军事史来说，制陆权与制海权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扛杆。中世纪国家是依靠地区性的和封闭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维持的。在这样的资源配置中居有主导地位的国家，便会形成地区性贡赋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并由此保持其大国的地位；而保持这样地位的国家的军事前提就是强大的制陆权。比如古代埃及、中国、印度、巴比伦都曾是这样的国家。到了近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市场和利润成了生产的导向，资本及与此相应的包括市场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铺展开来，此时国家兴衰取决于其在资本全球化和资源全球性配置中的地位。其间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市场和资源，从而获得大国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样正是这些国家，比如现在的北方七国，在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分配中占居主要份额，才使其成为大国。既然世界资源配置方式已突破中世纪的地域性封闭性质并转化为世界性的开放方式，而海洋又是畅流世界各个角落的最便捷的载体，那么从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其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同样新兴国家也正是通过优先发展海军并争取与大国平等分享海权利益而进入大国行列的。比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的结果都是这样。当然，后来又出现制空权、制太空权（外层空间）的军事技术革命，但其性质还是服务于制陆权和制海权的。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的杠杆。美国在20世纪末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就是很好的说明。　　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在军事上要赶上军事技术革命。南斯拉夫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它开始想的是我不怕，我有军队，整套打法都是过去的。跟南斯拉夫军人谈的时候，他们都设想，等敌人进来，他们一拨一拨地退，然后再打巷战，再打人民战争，一直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他们的军人不认输，可败了就是败了，败了国家就完了。现在美国人打仗，基本上用不大部队深入你的陆地。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两次都因伸入内陆而失败，那个时候它没有经验，再就是武器也没有远程精确打击的技术。我们知道：情报、速度与后勤是战争成败的三个最关键的要素。现代情报靠卫星，速度靠远程导弹，远程导弹使陆军攻坚和后勤跟进的工作量大为简化。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可以从阿拉伯海上用导弹打阿富汗的山洞或摧毁某个堡垒。以前我们夺下一个碉堡或山洞全靠人力，董存瑞是用身体扑到敌人碉堡枪眼上的，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在远处一按电钮导弹就可以越洋打到内陆山洞里。（笑声）董存端也不需要举着炸药包同志们，冲啊"。现在同志们不需要冲啦，（笑声）导弹冲上去了就可以了。高科技使后勤也省了许多事，作战速度也因此得到极大扩张。巴顿将军打仗速度之快以至后勤跟不上；还有朝战中麦克·阿瑟一看朝鲜人民军南下的速度就知道它们必败无疑，是由于金日成的战线过长至使后勤容易被拦腰斩断。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高科技使军事作战中的情报、速度、后勤这三个关节点都发生革命。　　航空母舰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航空母舰是制空权、制海权，从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一部分制陆权的作战力量三位一体的统一，航空母舰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目前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母就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因此发展航母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　　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母不是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的海权，至今还有同志认为中国不需要发展强大的海权。批评"一些人对马汉的海权论的崇拜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认为"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要比陆军昂贵得多）" ，（见《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33页、37页。）但问题是，如果不发展海权，第一个问题即东部的国民经济命脉就保不住，再一个就是我们日益巨大的海外利益得不到保证。但同时我认为未来50年内，中国海权的发展目标不应当是美国式的无限海权，即海军力量可覆盖世界任何地方的海权。中国未来50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中等发达国家"，与此相应，此间中国的海权还只能是有限海权，其覆盖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台湾及南沙群岛等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海域。前面说过，没有海权，我们就不能享有与其他世界大国平等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有保障的权利。但是中国的海权并非霸权。霸权是什么呢？霸权是一种垄断权力而非权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恶霸行为。中国不想放火，只想为自己点一盏海权之灯。可这对霸权来说就不行，灯只能由它来点。因此中国必须为自己争取本属于中国的平等使用海上交通资源的权利。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控制世界资源而不仅仅是地理要塞是现代地缘政治的要义。资源地理位置决定地理要塞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国家地缘政治的目标所在。　　世界海权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印度洋，因为世界资源最密集的地方在这里；世界海上交通要塞、最关键的地方也在这里：一个是马六甲海峡，一个是红海海峡。从拿破仑到彼得大帝、勃列日涅夫、小布什，都在争夺这一个地方，最终决战和妥协的地点都在北印度洋的中亚，决战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印度洋。1907年英俄争霸最终在阿富汗结束。美苏冷战的终点也在阿富汗。历史上谁占据了阿富汗，谁也就占据了中亚；谁占据了中亚，谁也就占据了世界。　　尼克松和勃烈日涅夫是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点的政治家。他们都看到争霸世界关键是控制世界资源。我们知道，环印度洋，特别是环北印度洋地带是世界资源，尤其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于是这里便成了20世纪70至80年代美苏两霸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最后苏联入侵阿富汗将这场争夺推向高潮。冷战后，美国一直试图推动修一条从中亚经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进入阿拉伯海的油气管道线路。199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副总裁马蒂·米勒同塔利班就这条输油管道问题举行了谈判。但是，由于阿富汗内战不止和塔利班的反西方态度，美国一直无法达到目的。但2001年3月俄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建的从里海沿岸的田吉兹油田到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管道宣告修通，首批试运原油已输入管道。这对美国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更令美国人担心的是，中国也于2000年宣布要修建一条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全长4000多公里的"西气东输"管道计划。这条管道一旦修通，中国不仅会在经济上受益，在政治上还将中亚国家，乃至东北亚油气资源稀缺国家的利益与中国联为一起。1999年美国的导弹就打过阿富汗，那个时候美国就想动手。此后美国又出现能源危机。小布什上台后时不我待，利用"9o11事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资料表明，布什事先得到"9.11"撞机的情报，这有点儿象珍珠港事件，与罗斯福一样，布什成功地利用"9o11事件"干成了西方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事：他不仅独控印度洋，同时还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深深地插入欧亚大陆板块的中轴地带即中亚地区。　　小布什没有那么多书生气，但有时候有点蛮干。克林顿有点象德国的俾斯麦，小布什有点象威廉二世。俾斯麦为政较稳，为了德国的统一和强大，韬光养晦，稳步前进。但是威廉二世有些乱来，到希特勒时德国就开始疯狂。小布什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但我看他在中亚这个地方要一竿子插到底，不会绕很多弯，最近他又说伊拉克要怎么着，我倒觉得他在瞒天过海。为什么呢？因为伊扎克根本就没制空权了，连塔利班的阿富汗都不如，就等于是在美国怀里抱着的顽皮孩子，随时都可以打，犯不上这么兴师动众，阿富汗都拿下了还拿不下伊拉克。美国说打伊拉克要用20万还是50万军队，他实际上想借打伊拉克调动资源使美军在中亚地区深深扎下根来，并将封锁中国发展的箍子卡的更紧。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国成为抱在美国怀里的另一个"伊拉克"。　　如前所说，中国在近代军事技术革命中已经失去了两次机会并由此两次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第一次由于没有海权，差点让西方国家把我们中国给肢解了。当时曾国藩跟洋人打交道真难打，为什么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洋人还热着呢，在中国你要割这一片土地，他要割那一片土地。李鸿章上台，洋人很快就签了协议就走了。李鸿章还纳闷呢，洋人怎么这么容易打发？实际上他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洋人得赶快回去参战。天助我也，中国因此有幸得救；更重要的是，西方洋人走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发展，1924年北伐军至少使南方地区政治统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此中国开始上升。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日本在近代时候是在亚洲率先实行海权战略的。日本政府自认为其本土太狭窄，资源缺乏，对海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领土狭窄，不足以应付本土战争；因此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远远推到敌国境内，是日本的最好的安全政策。它还认为，日本从地理位置上看很像英国，因此它必须有强大的海权并有日本可控制的安全外围国家和地区。1895年日本利用强大的海上力量击败亚洲最强大的中华帝国，并迫使清王朝割让台湾。日本从此打通南下南中国海途中最关键的一环。1905年又把俄国打败。此后它在东北亚地区迅速扩张。1910年将朝鲜据为已有，紧接着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再在中国南京扶持汪精卫傀儡政权。当时日本大体上已建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假设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当时美国很有可能对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实行妥协，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中国东部被肢解成几个围绕日本的卫星"国"。日本当时执政的是近卫文人政府，他们打算对华战争到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为止，这有点俾斯麦稳健的特点。但日本军方不听，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偏要一打到底，与希特勒讲哥儿们义气，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1940年袭击珍珠港得罪了亚太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由此便败局铸定。这又是天赐不亡中国的转机，美国人参战，在太平洋上把日本一打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日本自明治以来的一切"成就"由此全部灰飞烟灭。　　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这两次灾难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呢？我们有人简单地将此归结为"中国经济不发达"或"政治制度落后"，这显然没说服力。因为在189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远远高于日本，而1937年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参见安格斯o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我认为中国失败最直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军事观念的落后。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亚洲率先接受制海权观念，大力扩张海军，这导致中国1895年的失败。20世纪日本又注重制空权，中国在海上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在陆地又失去制空权，结果又是惨败。而日本在太平洋被美国打败也首先是从失去制海和制空权开始的。有人说我们可以长期坚持游击抗战。这不是那回事。红色高棉和塔利班都是游击战的高手，结果并没有等到柳暗花明的时机。世界政治说到底还是大国政治，散兵游勇式的战斗，只能起辅助作用。好在天佑中华，我们又崛起了。毛泽东来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经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一次在亚洲崛起。 　　但是，我们今后再也不能指望老天给我们幸运，在中国经济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应在军事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　　那么，现代技术革命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军事技术发展最快也最见效的是依托于卫星技术的信息革命；其标志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陆空精确远程打击力量有机结合。精确取决于有军事卫星从外层空间发出并被空中预警机先于敌方接收到的准确的情报，没有在这两个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我们的任何地面或海空打击力量就犹如瞎子，再多的航空母舰或陆海空部队也只能是任由敌人宰割板块。因为你不知道敌人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人家在哪儿，根本没办法打仗。外层空间信息技术、空中预警技术、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这三大不可分割并有机联系的技术链环是未来中国国防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关键。未来的中国的海权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它实际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 　　我们这几年国防工业的发展慢了点，但在外层空间领域我们没有慢，虽然和国际上比差距较大。空中预警这一点我们远未跟上。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于我们长期买飞机。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但是国防技术不是能靠买解决根本问题的。国防技术是世界保密性最强的领域，国家军事技术递次升级链条一旦中断，其性质无异于终断，很难接上。在国防安全问题不应有东郭先生。上世纪90年代迄今，国际斗争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今后不管经济发展的任务如何繁重，中国的国防技术升级链条在任何时候也不能中断。上世纪50年代迄今，国防建设的重要经验应当是：市场的方式不能应用于国防战略产业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技术发展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的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国防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不是在股市指数中表现出来的。国防是世界上唯一不能进入市场并由短期利润主导的产业，它得按国家意志有计划地发展。开会时曾有同志反驳说，你搞大型飞机、空中预警，可是你有没有算过我们的投入产出和市场效益。我说毛泽东搞原子弹，其市场效益就是近40年的和平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多大的市场效益！这个账怎么算？因此，国防战略产业根本不是用近视的数学曲线能描绘出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加入WTO，卷入全球化了，中国的市场也日益依赖于世界。国家同理。家里人看天气预报，都看哪几个地方呢？儿子在哪儿上大学，妈妈准保看那个地方下雨不下雨。我父母家在西安，我看天气预报准保看西安冷不冷。经商与此同理，自己的钱投向哪里，利益走向哪里，投资人的关注点就投向哪里，安全就走向哪里。中国农户粮食卖到加拿大了，加拿大的政治就与他们家有关系，他们就得看加拿大的报纸，看哪个政府上台，它对我的产品销售有利还是没利。中国既然已与世界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就不得不从世界联系的角度看问题。　　中国未来的定位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仅靠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参与世界资源分配。除非我们放弃这个目标，不然中国就必须拥有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最起码的海权。而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台阶就是统一台湾，其次是南沙地区。统一台湾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利益分配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我们东部沿海一带是我们的工业重心，统一后的台湾是保护我们东南沿海经济"软腹"的屏障，不能没有；而南沙群岛则是我们寻求中太平洋国际资源的最起码的滩头堡。没有南沙群岛，我们就对马六甲海峡，从而对国际资源没有一点控制力。现在印度都知道要关注亚齐问题。亚齐是马六甲西北出口处的属于印尼的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目前亚齐部分人要搞独立。根据历史经验，亚齐从印尼的分离将会成为必然。历史上看，凡是海峡密集的地方必然出现小国，巴拿马、厄里特里亚、塞浦路斯等都是这样。在海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必有大国插手。另外，印美矛盾很有可能就是中美矛盾之后的下一个世界性的矛盾。届时，从印度南部分裂印度就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权国家的可能选择。在斯里兰卡北部和南印泰米尔纳德邦之间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小国。美国不会允许在世界海权心脏地区存在一个核大国。　　东急西重仍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在东部地区，美国将台独火焰越挑越大，在西部地区，一场阿富汗战争使美国掌握了中国必须依赖的中亚石油的源头。前者挡住我们的财源，后者卡住我们的能源。小布什上台以后把话说得很明白：中国是美国的潜在对手。有些人还报有幻想，认为不至于吧。我们中国在1945年和1971年两次用体温暖活了你美国这条已被冻僵的蛇，你苏醒后总不至于反咬我们中国一口吧。但美国就是要咬人，不管你是敌人还是恩人。国际斗争就是这回事。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东西夹击使我们的安全环境处于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与英国的压力曾使美国破土而出一样，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也使我们在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考验的同时，也面临一次破土而出的巨大机遇。这是一个必须通过迎接挑战才能获得大发展的时代。　　让我们张开双手迎接这个伟大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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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年年度国家公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010年版）、《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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