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构筑风险防范体系【中国金融网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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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构筑风险防范体系收藏
“十三五”规划《纲要》对于金融体制改革作出如下表述:“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机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就“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构筑风险防范体系”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并对“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丰富金融机构体系　　周小川指出,中国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还比较少,不能满足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需要,所以要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健全以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周小川表示,中国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都有所发展,此次强调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需要。　　“过去常规的概念就是金融要么是商业性,要么是公益性,非‘零’即‘一’。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商业性机构都经历了自身资产负债表调整的过程,所以充分发挥作用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公益性融资过去一般都应该是财政花钱,但各国财政情况也不一样,有的财政空间也不大,所以国际上就对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再次关注。”周小川指出,中国正好有3家这样的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加在一起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资产是商业可持续性的资产,所以在“零”和“一”之间有一些业务,这些业务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但同时又能弥补一些在“零”和“一”之间的融资空间,在危机期间大家觉得需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周小川认为,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对中国来讲也有一些特殊含义。中国从过去集中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由于价格体制等原因造成一部分业务的商业性融资做不了,政府融资力量也不够。因此,“十三五”规划《纲要》仍旧把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描述。　　对于“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到的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周小川指出,有几个认识问题需要达成共识:第一,在中国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现象还比较多,如果扩大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进一步放宽准入,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混乱?第二,中国金融服务的总水平如何,是供给十分充足不需要再设立更多的机构,还是金融服务总体不足,从而导致一些非法、钻空子性质的欺诈金融活动反而有很多的市场和机会?　　周小川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虽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数量不少,但基层金融服务总量上来讲还是不足。对于有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了,就会把资源占走,反而忽略了实体经济,周小川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双赢局面、零和博弈、双输局面三种可能。　　“对于中国来讲,如果金融业不能够更好地发展,提高更普遍的金融服务,同时提供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那么实体经济就会受到限制。”周小川表示。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一节中最突出和最开始提到的都是如何健康发展资本市场。对此,周小川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周小川指出,除了有资本市场服务的需求、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以外,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偏高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即总的借贷等债务占GDP的比重,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等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对此,“十三五”规划希望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使更多的资金进行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借贷杠杆的依赖。　　对于如何看待中国企业部门或者公司部门的高杠杆率,周小川指出,第一,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一般国家储蓄占GDP的20%至30%左右,而中国去年总储蓄率超过46%,其中居民部门在35%以上。储蓄率高导致通过银行和买债券渠道的债务融资偏高,所以如果说中国企业债务率高于其他一些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也不奇怪。第二,中国的股本市场发育比较晚,股票市场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市场发展的时间较短,所以资本市场总融资比例较低,民间的股本融资也相对薄弱。第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但总的民间积累、民间财富还比较少,所以民间财富变为股本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借贷比例比较高,就容易产生一些宏观上的风险,这方面我们也是和国际上很多朋友们一样给予高度重视。”周小川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使国民储蓄中更大比例的资金进行股本融资,降低债务占GDP的比重和债务股本的比例。　　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对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周小川指出,“十三五”规划《纲要》首先提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这表明中国很重视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　　周小川强调,中央银行过去比较强调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很多央行还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仅做到这点还不够。即便有些情况下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经济体系还可能出现其他的金融风险,甚至是危机,所以首先强调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立。　　另外,“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周小川指出,这方面要认真研究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　　“包括在去年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市场上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还不是很理想。”周小川表示,尽管国际上没有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但全球金融危机中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今后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面应如何对待,国际上也有众多讨论和实践探索,这也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还特别提出了要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周小川指出,这也是目前体制上的不足之处。在落实“十三五”规划过程中要大力加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隐私的保护,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使其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周小川强调,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应该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外汇储备下降速度明显减缓　　对于中国汇率改革的目标,周小川强调,中国要实现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自由浮动汇率”差别在于,第一,涉及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这方面强调是要管住的。第二,对于诸如企业过度地借外债和过度地货币错配等宏观审慎方面的问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宏观审慎措施来进行管理。第三,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形势看,中国目前主张鼓励和支持中长期的投资活动,包括外国人投资到中国,也包括中国人投资到外国。对于超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也要管理,当然管理措施也不一定完全有效,但对这些资本流动也不是特别鼓励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一般不用所谓完全自由浮动这样的提法。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汇率会有什么偏差,还是要尊重市场供求规律,也要参照国际市场上的多种货币篮子,特别是未来更多地参照SDR篮子,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周小川强调。　　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周小川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2年到2008年这一段时间增长较快。除了经常项目顺差等原因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1/3左右)是各种各样的短期资金,其中包括套利交易资金。　　周小川表示,这些资金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流出,但出去的速度不见得比当年积累的速度有太大惊人的差异。　　周小川还表示,去年有一段时间到今年1月份,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的议论较多,导致信心有些不足,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也出现波动,市场信心非常明显地受到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下,资金流出也就多一些。对中国整体经济和改革发展的判断以及对中国汇率水平的判断回归理性后,就会恢复正常。现在看来,外汇储备下降速度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减缓。　　周小川还提到,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在去年年底之前已经基本上完成,贷款和存款的利率管制都已取消,金融机构有了利率的自主定价权。当然利率改革后续还有很多任务,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指导还要健全传导机制,利率形成机制也还有一个在市场上不断磨合、逐渐完善的过程。但总体上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和加强绿色金融方面央行可以发挥的作用,周小川表示,首先,大力支持配额交易市场。配额市场,如碳排放配额市场及其他排放物市场,在性质上很像金融市场,而且本身带有激励机制和融资功能,所以应该把金融市场的一些技能和方法应用到碳配额交易市场中来。　　其次,央行会同其他部门一起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这也是今年G20准备纳入的题目,为此还特别成立了工作组,现在正在积极准备,其中包括若干种支持绿色发展的融资方式。”周小川表示。　　此外,在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方面,周小川表示,要给出一定的指导方针。周小川解释说,如果金融活动过多地支持了二氧化碳排放、化石能源的使用及一些污染物排放,尽管短期来讲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从中期来看,不仅对整体经济不利,甚至也会给金融机构本身带来更多的风险。这些风险当前有可能被社会和金融界所低估,应该对这些风险加以重视并给出正常的、有前瞻性的估值。
登录百度帐号周小川：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金融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体制基本建立，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立足“十三五”时期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围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大理念，为未来五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目标，提出了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将五大理念贯穿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塑造金融开放发展新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和审慎管理框架，坚持底线思维，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金融平衡、稳健、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一、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投融资体制。
　　（一）健全金融机构体系，构建金融发展新体制
　　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进一步深化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加强资本约束，完善治理机制，更好地发挥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促增长、调结构方面的作用，加大对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支持力度。继续巩固商业性金融机构改革成果，优化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结构，改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形成有效的决策、执行和制衡机制。推动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跨境金融资源配置权的中资金融机构快速稳健成长。依托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合作性金融健康发展，形成广覆盖、可持续、补充性组织体系。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增强国有金融资产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二）发挥金融创新功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加大金融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力度，构建普惠性创新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建立从实验研究、中试到生产的全过程科技创新融资模式。拓宽适合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鼓励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空间，发展天使、创业、产业投资。创新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方式，银行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贷联动。加快发展科技保险，推进专利保险试点。加快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
　　（三）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
　　按照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国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的要求，完善宏观调控。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和微调，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
　　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准确性和前瞻性。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选择和培育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中央银行沟通机制，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促进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的结合，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制和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减少财政库款波动对流动性的冲击。
　　二、坚持协调发展理念，构建结构平衡、可持续的金融体系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协调发展是实体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建设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
　　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我国总体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制度尚不完善，直接融资占比仍然偏低，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同时经济金融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十三五”时期，应着力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资功能，优化企业债务和股本融资结构，使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显著提高。预计从2014年到2020年，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将从17.2%提高到25%左右，债券市场余额占GDP比例将提高到100%左右。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以充分信息披露为核心，减少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行人资质的实质性审核和价值判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退市制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完善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发展债券市场，形成包括场外、场内市场的分层有序、品种齐全、功能互补、规则统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二）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构建产权协调、混合所有、有效竞争的金融服务体系
　　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积极作用，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在改善监管前提下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银行业。形成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金融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构建主流业态与新兴业态协调发展的金融体系
　　近年来，在银行、证券、保险等主流金融业态借助网络科技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兴金融业态不断涌现，金融业信息化、综合化经营渐成趋势。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支持并规范第三方支付、众筹和P2P借贷平台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支持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审慎稳妥开展综合经营。推进各类金融机构大数据平台建设，建立大数据标准体系和管理规范。
　　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绿色金融体系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金投资于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
　　（一）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绿色信贷机制
　　通过绿色金融再贷款、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和担保、对商业银行进行绿色评级等手段，鼓励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充分发挥征信系统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支持商业银行建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支持排放权、排污权和碳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
　　（二）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能
　　创新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投融资机制，发展交易市场。支持和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进一步明确绿色债券的界定、分类和披露标准，培育第三方绿色债券评估机构和绿色评级能力。推动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投资产品，鼓励机构投资者投资于绿色金融产品。建立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制度安排。建立绿色产业基金。推动发展碳租赁、碳基金、碳债券等碳金融产品。
　　四、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构建金融业双向开放新体制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全方位对外开放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金融资源高效配置、金融市场深度融合。
　　（一）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提升股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有序拓展境外机构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主体范围和规模，扩大境内机构境外发行债券的主体类型和地域范围，放宽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限制。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和法律规章，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
　　深化内地与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参与国家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推动香港金融服务业向着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支持澳门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加大内地对港澳金融开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建设。推动海峡两岸金融业合作及贸易投资双向开放合作，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打造平潭等对台经济金融合作平台。开拓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新格局。
　　（二）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市场融资。加强国际收支尤其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加强审慎管理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审查，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多元化运用外汇储备。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全球融资框架，实现我国金融资产全球布局。
　　（三）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
　　树立对人民币的信心，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货币金融合作，以服务“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升级”为重点，从巩固人民币计价结算货币地位，向支持人民币的市场交易和国际储备功能推进。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新兴市场区域化使用的便利性，逐步向国际金融中心和发达国家延伸。推动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直接交易市场发展，更好地为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服务。“十三五”期末，预期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我国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例超过1/3，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
　　（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增长。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推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调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性影响力。
　　五、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发展普惠金融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普惠金融是让每一个人在有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高质量的各类型金融服务。
　　（一）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
　　发展多业态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不同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鼓励国有和股份制金融机构开拓“三农”和小微企业市场，提高农村信用社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发展能够高效便捷低成本地提供融资、汇款、结算和支付等基本金融服务的各类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扩大中小企业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集合债、私募债发行。支持并规范移动互联支付、小额贷款等创新性、专业性、社区性金融业态发展。建立全国土地当量核算和配额交易机制，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综合运用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探索建立保险资产交易机制
　　推进保险业市场化改革，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涉农保险品种，提高农村保险深度和密度，改善政策性保险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推动巨灾保险立法进程，界定巨灾保险范围，建立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风险共担的多层次巨灾保险体系。通过债权、股权、不动产等多种投资渠道，促进保险资金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
　　（三）完善筹资机制，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加强风险管理，提高投资回报率。健全医疗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机制，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医保经办。
　　六、坚持底线思维，实现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原来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未来五年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
　　借鉴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经验，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探索将系统重要性资产扩张活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外债宏观审慎管理。
　　（二）健全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
　　强化综合经营监管，实现新型金融业态监管全覆盖。强化对金融控股公司，以理财产品、私募基金、场外配资等为代表的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业务监管全覆盖。构建集中统一的货币支付清算和金融产品登记、托管、清算和结算系统，建设统一共享的金融综合统计体系和中央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实现各监管机构充分及时的信息交换。加快金融监管转型，确立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
　　（三）建立国家金融安全机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重要基础，金融改革成败取决于金融安全，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具有充分信心是金融安全的基本内涵。建立国家金融安全审查机制，健全金融安全网，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职能，建立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全面提高财政和金融风险防控和危机应对能力。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措施，建立金融处罚限制制度，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实施金融攻击或制裁。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工具，降低杠杆率，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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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至关重要。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就此进行了解读。
变“独臂难支”为“四脚支撑”
无论是扶持小微企业发展，还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都面临很多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传统的以商业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组织体系越来越“独臂难支”。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
“就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而言，这样的表述是第一次，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多年来，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发展以商业化为基本方向。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发现面临的很多棘手问题，大多不是纯商业性金融应对得了的；放眼未来，艰难恢复过程中的大量问题，也须多种手段并举。”李扬说。
李扬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政策性金融在各国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如今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未来发展引擎主要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战略等，需要大量投资，资金不可能只来自商业性金融一途。另外，实现共享发展离不开普惠金融，而普惠金融本质上就是多重性质金融活动的集合。
为绿色发展提供金融保障“绿色发展”是“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大发展新理念之一。金融业肩负支持绿色发展的重任，“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是新生事物。在我理解，就是金融系统的运行以支持绿色经济发展为基本导向。我以为，发展绿色金融的关键，在于创造体制机制条件，使得绿色金融真正可持续，进而为绿色发展提供可靠的金融保障。”李扬说。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
“只有能够有效定价、便利交易，才能使绿色金融支持的绿色投资能收回成本、利息，保证基本的利润，具有财务可持续性，否则，绿色金融活动就变成了财政拨款，也就没有私人资本愿意去投资。”李扬说，有了这套保障机制，绿色金融就能更好地为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支撑。
发展直接融资降低杠杆率
杠杆化运作是金融存在的根据，恰也是金融的风险所在。杠杆用得好，可以放大资金效力，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用得不好，放大的就是风险，而且会引致系统性风险。所以，“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降低杠杆率”。
“过去政府文件中有过类似表述，但这次写进中央的规划建议中，成为‘十三五’我国金融业要完成的目标，这是审时度势、切中时弊的决策。”李扬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杠杆率上升特别是企业杠杆率上升较快，积累了较大风险。对此，一定要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把杠杆率降下来。
李扬指出，降低杠杆率的主要措施，就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就是要鼓励大众创业，促进资本形成；就是要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任务落到实处。当然最根本措施，还是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速。在李扬主持完成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的研究中，稳定增长成为降低杠杆率的“分母对策”，说的就是通过提高经济总量的“分母”来降低杠杆率。
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今天的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意义不仅局限在国内。基于此，中国“十三五”金融发展战略对中国和世界的互动给予了更多重视。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是新表述。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把中国的事做好的基础上，努力办好世界的事。在这其中，金融业大有可为。”李扬说，事实上中国金融发展已经开始在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比如，亚投行的设立，不仅为参加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把中国的开发性金融、互利共赢的理念融入其中、形成机制，这就是很好的公共产品。
“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是我们对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的贡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提供公共品。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开始，道路十分漫长，中国任重道远。”李扬说。　　新华社记者 刘铮 韩洁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经济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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