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在提升|质量|中国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原标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在提升
　　 中国经济三季度GDP增速达到6.7%，对于这一增速，科思创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唐佩德近日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在提升，经济结构正在变化。他表示对中国的发展极有信心，相信科思创也将从中受益。
　　 唐佩德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就其基数而言并不慢，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取得这样的发展已经非常难得，世界需要适应这样的增长速度。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许多新兴领域快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中国庞大的人口优势是其他市场无法比拟的，创新也更加高效。比如，中国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新能源汽车，虽然目前数量上与传统汽油车还无法相提并论，但增长比例非常惊人。
　　 唐佩德认为，企业发展需要关注GDP，但不意味着发展的速度完全由GDP来决定。他说，新经济的增长可以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企业是否发展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好坏，还要看企业自身对市场的需求能否精准把握，是否通过探索研究新应用、新流程、新技术、新业务模式来满足有效需求，这才能称之为质的提升，而不仅仅是量的增长。
　　 市场需求不仅是眼下的需求，还包括长远的发展趋势。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城镇化趋势，人口持续增长，医疗卫生需求也随之增加，科思创一直致力于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比如，中国人在肝和肾方面的发病率持续增加。统计显示，中国有15%的人被肝病困扰，治疗需要与透析机相关的医用材料。科思创在欧洲这项业务并不发达，但中国市场有这种需求，科思创就在中国本土加大了在这一领域的研发和投资，以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探寻中国五年规划带来的发展机遇，科思创从中可以找到很多契合点，所以我对科思创在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非常有信心。”唐佩德说，截至目前，科思创在上海奉贤区总价值高达31亿欧元的工厂已基本建成，即将开始下一步的创新研发与市场推广应用。科思创不仅将集团三大业务中的聚碳酸酯全球总部移师上海，还将亚太区研发中心设在上海，以更好地促进本土创新发展，寻求更多增长机会。
如果我们的整个增长更多回到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的幸福体验的出发点，那么就应该更关注绿色发展的问题，改善民生的问题，上学、就医的问题。如果不把民生的保障问题解决好，GDP增长再快，人民的幸福感也提不上去。
在未来一个阶段，住宅仍然是中国长期发展的重点，但是会转移到三四五线城市，因为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大部分都还远没有达到8000美金，发展空间还是很大。房地产行业实际上还处在盛夏，将来的路还很长，我们的好日子也才刚刚开始。
沃尔玛看重的是久攻不下的中国市场，京东那边厢则在专心应付猫狗大战。京东希望通过与沃尔玛的合作与阿里一决高下，三年内结束商超之战，沃尔玛则希望通过与京东的合作延伸在中国市场的触角。
如果房地产没有炒作，市场会出现什么结果？资金一定会流到银行或者股市里、或者民众更敢于创业，银行和资本市场资金增加，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更充足，市场也就更活跃，民众投资企业的意愿一定会倍增，对企业和就业都是有好处的。如何继续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
央广网北京11月2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工作？现代化经济体系又该如何建设？经济之声推出系列专题《权威专家读报告》，著名经济学家，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今日继续解读：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李稻葵认为，要继续提升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以下几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是劳动力素质还需要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就是劳动者在国际市场上和德国、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劳动者相比，有没有优势？劳动效率、生产率能不能提高？这是长期的任务。二是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要保持目前良好的态势，要在不同领域一点一点突破国际的竞争压力，能够在更多的技术领域领先。三是保持经济稳定性，这高质量增长非常重要的一点。尤其是金融方面，绝对不能让其对实体经济产生任何冲击。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方面，首先，经济结构的布局要更加合理，比如未来的经济结构要越来越侧重于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其次，经济创新体制要完善，要给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再者，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时效性非常强的金融监管和调整体系，坚决消灭任何金融危机的可能。因为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危机最有可能对不断成长的经济体带来最大伤害的冲击。另外，宏观调控体制必须完善，作为现代经济体，宏观经济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波动，这是当代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宏观调控体制不仅是要在市场机制，比如利率、汇率等政策方面调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要求监管体制，还有行政管理体制要跟得上。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行政、市场等办法的综合运用，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也是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股票/基金&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提升
作者：杨婷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国际金融市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国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热点问题。主要代表作有《金融投资学》、《现代企业运作与股票投资》、《国际金融市场》、《证券学》、《证券投资分析》、《西方公共财政》、《投资学》等多部专著，在《国际金融研究》、《中国》等刊物上发表多篇金融、证券、投资、财务方面的论著。
　　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国企》：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
　　赵锡军：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国际宏观经济形势日趋复杂，欧美情况总体都不乐观。欧债危机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其中，解决欧债危机成本越来越高，各方对如何解决分歧也越来越大，现在欧债危机已经演变成财政和金融的双重危机，情况更加严峻。美国情况也不是特别稳定，第一季度情况相对乐观，第二季度出现了较大波动。发展中国家今年上半年普遍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往情况较好的金砖四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滑。所以，总体国际形势令人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在国内，经济在不断下滑，一些结构性矛盾业也已暴露出来。国家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降至7.6%。这是金融危机以来的较低水平。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回落不是像金融危机那样急速地回落，而是慢慢的回落。2012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GDP的预期目标增长为7.5%。“”规划确定增长速度为7%。所以，对于增长速度的下降政府早有预期。
　　《国企》：现在，一些很多年都没审批通过的项目都通过了，也开始降息，政府是不是仍然想通过刺激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赵锡军：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调整，并且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从增长速度来讲，我们不能再期望像几十年前那样保持10%的高速度增长;从增长模式来讲，也不能再用政策刺激等旧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现在我们更多的要从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国民素质的提升、产品质量提升等方面着手，构建一个更加具有持续发展动力的模式;从增长动力来讲，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更加均衡，通过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来进行调整。
　　在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普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个人认为发展总的思路是要放弃以前传统的投资刺激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部门对此已有清醒认识，老的模式在一些地区可能还要发挥作用，但是建立新模式的目标已经确立，有些地区要先行一步，尽快地落实。
　　具体实施的时候，应该根据各个地区不同情况的具体特点，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均衡，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发展阶段都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策略。比如，对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要求就不一样。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包括交通、道路都不能满足经济的需要，所以需要加强基础建设。对于发展速度较快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就不是大规模搞基本建设了。在发达地区更多的是追求结构调整模式的转变，更多的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多追求鼓励民营企业的投资，鼓励各个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创造性。这种差异性再往后会更加明显，总的是要放弃“拼速度、争规模”的思路。
　　《国企》：对于目前增速的下滑，以及政府早有的预期，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开始改变?
　　赵锡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是在提升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的副作用减少了一些，比如，通货膨胀率已经降下来了。第二，增长的动力更多是内需在发挥作用，同时消费需求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增长的动力更加趋于平衡。第三，经济增长的速度平稳地下滑，也表现出增长的稳定性。第四，经济的主体包括国有主体、非国有主体等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来均衡了。
　　如何优化我们的调控理论?
　　《国企》：经济理论不断在充实，各大经济体的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为什么还是不断出现问题?
　　赵锡军： 经济理论永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现实。从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市场经济产生初期，古典经济学提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的原则;一直到19世纪发生了金融危机，人们意识到货币不能乱发，于是有了货币理论。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了更大的危机，学者们发现仅靠货币政策调整还不够，需要政府更多地去干预经济，所以有了的宏观经济理论。这次金融危机，学者们才提出在全球协调方面需要有更多的作为。所以，你可以看出经济现实的变化是超越理论的发展的，理论是对已经经历过的现实的提升和总结。
　　我们目前采纳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希望通过市场的机制来配置资源，又希望通过政府的管理能力来尽可能避免探索过程中出现大的失误，这使得我们的探索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成功。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验看，我们的探索都是“建试点、积累经验、再推广”的思路，这个思路更加符合现实的、代价更加小的发展经济思路，比较可取也比较符合中国人思维的思路。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角度来讲，我们也不希望出现像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的投机带来大规模的危机，我们还是希望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所以这种探索也没有明确的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佳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个理论的总结，可能还有待于实践进一步的摸索，我们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进行优化的市场经济制度，至少三十年中间我们没出现像欧美国家那些大的危机，这个表明我们这个思路和做法、实践还是可以的。
　　《国企》：中国经济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出现大的危机，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政府的力量比较大，于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但到某一天可能控制不住而爆发更系统、更致命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赵锡军：我认为这种担心比较悲观，是从机械、静止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我们中国人在越来越引入市场经济这种要素的竞争机制下，驾驭市场的能力也会随着我们的探索、实践不断提高。在思维打开以后，我们中国人能够容纳别的国家的文化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借鉴别的文明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我们将来会出现新的问题但我也会寻找到新的办法去解决。咱们不应该用静态的角度来考虑未来的大问题，我们应该从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最悲观的看法就是我们不做自己的探索了，全盘西化，和他们一样也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希望和他们一样，我们希望找到一条比他们更好的路子。因为事实上，从我们目前的认识来看，我们不认为西方那种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制度。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比西方的差，至少从发展速度来讲，我们用30年时间做了西方甚至100年所做的工作。这说明效率还是比他们更高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能够借鉴各种文明不同做法更多，各种不同管理经济的思路、办法、模式更多的话，还是有能力解决和应对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
　　《国企》：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感觉仍然是一个在西方思维主导的框架下，中国是否有可能寻找更好的路径?
　　赵锡军：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与西方世界创造的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西方是在交易交换的基础上形成相关的制度、司法体系、监督制度。而我们的传统智慧更多是从道德、规范、伦理这些角度来约束人的行为。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差异的。一般来讲，道德规范这一块。不是说马上要实践的，我们更多的是管理人。几千年来形成的是对人的管理，而且这个管理是通过道德规范、社会阶层来约束你，而不是通过立法来约束你。西方不是管理人的问题，是管理市场、管理交易、管理利益的问题。
　　第二，我们的文化是以静为主，西方的文化是以动为主，如果能把动静结合起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的文化不是鼓励民众去创新、探索的，如果你是良民你就按部就班老老实实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来做你的事情就可以了，不是强调你要探索这个打破那个。这样的文化有其优势。它是从整体而不是局部来看待问题，但是，这个文化比较少的考虑到这个道德我们是不是要变化，我们鼓励每个人都那么做，是不是会约束每个人的创造性。但西方的话，是强调每个个体，强调交易，我在和别的个体进行交易的时候，我怎么样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它不是看整体，强调个体的利益的最大化，强调个体怎么来发挥自己的潜能，谋求利益，所以这样个体就有很多的探索，一旦个体的探索动态比较强，就有可能突破很多现实的框架，这样可能带来不稳定性，那就可能一探索不成功就会失败，利益冲突比较大就可能引起战争。
　　从开始一百多年以来总结那么多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理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还是会发生，就是说它克服了原来的东西，克服了原来的不足，避免了原来形式的危机，但是由于它的探索，它会产生新的危机。西方经济不断地探索，活力更足，同时风险也更大。
　　“央企经济”国情下的制度探讨
　　《国企》：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很多人都说中国经济就是央企经济，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锡军：这个问题是中国所特有的，其他的国家哪怕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都没有碰到。这种现状，目前对我们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将来会怎么样还不得而知。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非国有企业的活力更大，效率更高一些。所以才有了英国上个世纪撒切尔时代的国企私有化。为什么国有企业没有非国有企业的活力大，效率没有非国有企业那么高?我个人认为，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看待国有企业?换句话说，政府究竟是把它的国有特性看得更明显，还是它的企业特性看得更明显?你如果把它纯粹看成一个企业、一个市场主体，那你就要淡化它的国有特性，你不能因为它是国有就要求它做很多本应由国家来做的事情。同时，你对它的评价考核也应更多地按市场主体的要求来做。这样你才能提高国有企业，才能让它的效率提高。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它是不是国有，而是你有没有将它与别的市场主体一样来考核评价它，让它跟别的市场主体一样来发挥作用。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为什么后来要私有化?就是因为政府对它的补贴太多了，要他承担的非市场主体义务太多了，这样它的企业的特色、市场主体的特色就会淡化。
　　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你把所有的企业都作为市场主体，不让它承担任何的社会责任，完全按照市场的主体要求来考核它，那么很多的社会责任谁去承担?政府一家能不能承担了这么多的社会责任，比如说就业、社会稳定、收入的增长、社会保障等等这些东西，政府能不能承担得起?这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面临两难的情况。有些国家是要求企业去承担的，有些国家是经营个人去承担，有些国家是政府承担，各个国家情况不一样。北欧的国家那就是政府承担的比较多一些，那大家多交税吧。美国就比较灵活，但美国有时遇到一些问题，也是通过医疗改革的方案希望社会责任除了政府以外别的方面也能够多承担一些，但是很艰难的通过了。我们国家呢，政府也没有说推卸责任，但是由于资源方面的问题，由于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人口非常多，负担很重的问题，还是希望企业能够多承担一些，考虑到这个模式吧，有很多面面的要求和利益关系在中间，这些利益关系怎么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同时不影响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这是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这里面个人认为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或者标准规范化的模式，也没有一个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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