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2被浏览216,198分享邀请回答1.4K137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3273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知三判四预六―对四大银行2016年的分析预估
来源：银行家&
作者：郦锡文
&&& 标题中的三和四，分别是指2015年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概括起来就是对2015年总体经营情况的预判；而标题中的六则是指对四行2016年的预测。本文主要是想通过对四大2015年第三季度季报的分析解读，既要对2015年的经营管理业绩做出预判，也要对“十三五”和2016年做一点预估。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毕竟是有数可究、可鉴的。
　　通过上网查阅，得到四大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下同）2015年第三季度的季报。虽然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但相信四行公布的这些信息和数据都是可信的，符合四行本身2015年的实际。即便有些数据或许有保留或选择性取舍，也是有因有据，可以理解和包容。
　　2015年第三季度继续向下行
　　从披露的数据和文字信息观察，到2015年第三季度结束时，四行的经营管理情况都较上半年严峻。表现在：营业收入减少，不良资产双增，拨备覆盖率降低，净利润增长减缓，持续有效经营困难增多。以表1数据为据。
　　2015年全年还会向下走吗？
　　从第三季度季报的情况看不太理想，情况不会有明显好转，但全年情况或许会比第三季度季报的结果略为好一些。预估或期待的成果是：利润增长会高一些，不良资产增速会减一些，拨备覆盖率或可再降一点，资本充足率符合监管要求。这也许正印证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日子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对此，有以下几点预判。
　　全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率会好于第三季度
　　从历史数据观察，通常第三季度季报出来，对全年情况预计就基本上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以2014年为例，四大银行2014年第三季度末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占其2014年全年的七成半和八成一。
　　2015年的外部经济形势与2014年差不多，或许有的形势更严峻一些，如人民银行三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银行主要收入来源的存贷款利差收益会继续走低，加之由于国内主要产业的产能全面过剩，银行前几年投向实体经济的一些贷款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的水平也不同程度下降，由此引发银行逾期贷款增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在前三个季度出现双升。因此2015年四大银行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水平都不及2014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用四大银行2014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占其全年的水平来推测2015年这两项数据的状况，大体可以得到如表3所显示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很显然，实际情况绝对不会如表3预计的这么轻松和简单。曾经在年初做过一个展望，预测2015年五大银行（加上）净利润增长率会保持在5%～10%的幅度内，但1月至9月四大银行净利润的实际增幅只有0.68%,这令人大跌眼镜。从现状出发，再想期待2015年全年二者都有一个接近或超过全国GDP增长7%指标的增长率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比较明智的选择是，把银行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率调降一些或许对实体经济和稳增长的助力作用更大一些。因此，四大银行应适当调高2015年全年的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按增长3%和7%的目标去努力奋斗既合情合理，而且也有实现的可行性。当然，这也需要各方面努力的合成，包括监管部门对个别监管指标（如拨备覆盖率）的适当灵活性、包容度或豁免期。初步测算，如果把四大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从第三季度末的平均177%调减到160%，这调减的17个百分点的拨备覆盖率要想转换成四大银行净利润增长率拉升几个百分点是并不困难的。
　　不良贷款或能止住双升之势
　　据银监会数据显示，到2013年末，5大银行（包括交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已经降低到4000亿元以下，但不到两年时间，四大银行（不含交通银行）到2015年第三季度末的不良贷款余额就增加到6297亿元，这种增速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监管部门和银行决策层不能坐视不管和听之任之的。通常，银行到第四季度都要把当年能核销处置或收回盘活的不良贷款进行核销、处置、回收、盘活，因此到年末的不良贷款总额或许会低于第三季度末，即使第四季度还可能有一些新冒头或迁徙的不良贷款增量，但只要银行决策层不希望不良贷款总额再增多，都是可以通过政策或技术手段完成压降任务的。但是由于第三季度末已经把不良贷款的基数搞得比较大，要想在年末把不良贷款总额和不良贷款率都双降下来似乎也不现实，能否通过扩大第四季度的新增贷款总量，把原准备在明年第一季度放出的贷款在今年第四季度贷出，既对第四季度的稳增长有所作为，或许也能降低可能继续上升的不良贷款率。如果能够把四大银行平均的不良贷款率从第三季度末的1.59%降低到1.5%左右，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了。
　　拨备覆盖率还有下调空间
　　如前所述，四大银行到第三季度末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已经降低到177.16%，比上年末下降了53.71个百分点。看起来是降低了很大比例，但还有继续降低的空间。这主要是因为，银监会前几年制定的150%的拨备覆盖率监管指标是在当时我国经济比较过热（GDP增长8%～10%）、银行利润增长较猛（20%以上）、以及国际处于金融危机阶段采取的一个防风险措施。而2015年的形势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我国在新常态下的GDP增长目标已经调整到7%左右或许更低一些（如6.5%），四大银行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仅降低到一位数以内甚至1%以内或负增长。
　　退而言之，监管部门即使坚守150%的监管指标值不变，也可以考虑从目前的时点指标控制转变为按全年四个季度的季度平均或全年12个月的月度平均值进行监管考核。当然，如此监管考核也要辅之以一个最低下限值（或井底值），比如120%或者100%。如能按此进行调整，对四大银行来说，工行（157.63%）和中行（153.72%）的调降空间已经不大，但农行（218.33%）和建行（178.99%）的调降空间还比较大。通过一个简单测算，如果把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率按其第三季度末的不良资产损失准备数据保持不变，只是把工行、中行的拨备覆盖率调降到150%，把农行、建行的拨备覆盖率调降到170%，就可以得到如表4显示的一系列数据。
　　如果第四季度的发展与假设的预计进程基本接近，表4显示的四行不良贷款率能达到1.56%，与前文分析的1.50%理想值只相差0.06个百分点，这是四大银行和监管部门都能够接受的。而且进行调整后四行平均的拨备覆盖率（161%）和平均拨贷比（2.81%）仍然在监管指标值（150%和2.5%）以上，可以说监管部门的达标线并没有被突破，只是并非每个银行都毫无瑕疵而完美“达标”了。
　　资本充足率能够达标，并保持国际同业较优水平
　　从第三季度末的数值看，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比较高，不仅符合监管部门从2015年起全面推行的巴塞尔资本协定第三版的要求，而且与国际同业比较也处于前列。
　　之所以会预计全年末的三项资本充足率均略低于第三季度末，是与前文分析的第四季度四行可能加大贷款投入有关的。从数据分析，农行的资本充足率在四行中处于偏低水平，特别是9月末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足10%（为9.72%），若其第四季度在增加一些贷款发放的基础上，补充一点核心一级资本（如发行优先股），再控制住不良贷款的高增长势头，调低一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农行这项指标在四行中最高，最有调节余地），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调整到10%左右是有可行性的。经过如表5的调节后，到2015年底，四行平均的资本充足率预计为13.7%左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2%左右，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6%左右。倘真如此，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执行就算开局顺利，后势看好，继续推进完善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对“十三五”和2016年的分析预测
　　实践证明，客观现实的变化往往是神秘莫测的。因此，要对2016年四大银行乃至整个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准确的预测难度就更大了。
　　要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个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新常态经济并不是中低速经济，更不是衰落式经济、滑坡式经济，而是中高速经济，复兴式经济，爬坡式经济。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主力军，仍然应当在新常态经济中走在经济、金融产业的前列，发挥领先、标杆、示范作用。虽然四大银行在2015年遇到不小困难，特别是第三季度末净利润增长已经落到不足1%的危险境地。但不能就此认为，这就是新常态经济的必然趋势，更不能以2015年的一些数据来规划“十三五”的经营发展格局。建议：
　　（一）规划“十三五”的银行业发展格局，要以前几个五年规划为基础，把前几个五年规划中那些明显与实际不合拍、不靠谱的因素去掉，补充与新常态经济匹配度更高、执行力更强的要素，制订出更有说服力和向心力的发展经营目标。以营业收入指标为例，在前几个五年规划或三年规划时期，国家制定的GDP 增长目标不过8%～9%,但四大银行的营业收入增长都在15%～20%以上甚至更高，超出同期GDP增长值一倍以上。现在习主席在对“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四大银行作为全国银行业的中枢,对2016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至少应该保持高于6.5%的水平，如果建立在10%左右或者更高一点都不算过分和偏激。
　　（二）不良资产增速要严加控制管理，四行到2020年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不宜高于2%的水平。就现状而言，我国银行业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源自这几年来的不良贷款迅猛增加，有些行业性、区域性的不良贷款“连锁反应”风险让银行业应接不暇，防不胜防。因此，在2016年乃至“十三五”时期，银行业特别是四大银行应该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投入，打一场持续性不少于3至5年的防控不良资产大反弹的“攻坚战”。但“攻坚战”的目标应清晰、严谨、有可操作性和兑现度，并要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公开、严明的奖罚措施予以考核执行。建议是：一年维持，三年单降，五年守二。也就是说，在2016年内力争将不良贷款率控制在不高于2015年的水平内；在2018年完成不良贷款率略有降低；在2020年争取不良贷款率最高不超过2% 的封顶值。
　　（三）确保资本充足率能有效覆盖可预期风险。相对而言，在我国银行业中，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高于其他股份制银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这主要是得益于四大银行有国家资本做大股东，而且在资本市场上有一定的融资号召力。最近，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5年11月初更新了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名单，我国四大银行全部在列。这一方面提升了四大银行在国际银行业的重要性地位，但也增添了它们面对更加严格监管和更加高昂资本补充的压力（系统重要性银行必须比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增加1%至2.5%的额外资本）。我国监管部门和国家股东应该对四大银行参与国际竞争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监管指导。比如，国家股东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宏观政策导向适时对四大银行调整持股比例，适当调低对四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从目前的35%逐步调低到30%或者与全国上市公司平均值相近的水平，以增强四大银行利用利润留成自我补充资本的能力。总起来看，从四大银行三项资本充足率的现有水平看，在“十三五”期间，即使分别下调0.5～1个百分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反过来的警示也是必须提防的，就是四大银行要有充足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能力。决不能在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等核心监管指标上掉链子、摔跟斗。
　　（四）综合化经营趋于成熟，非利息收入贡献度会继续提高。在“十二五”阶段，四大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普遍开展，除主体银行业务获得较快发展外，其他非银行金融业务也陆续进入银行金融集团的业务范围并渐趋成熟，除证券业务尚未正式纳入四大银行的经营范围内之外，其他如、、担保、基金等业务都通过“曲线”方式（设立子公司或利用子公司购并）拐进了四大银行集团的经营版图且规模不断扩大。从四大银行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季报看，净利息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重比2014年有所降低，四行平均降低了1.3个百分点；而四行三季度末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只比2014年底降低0.37个百分点（参见表6）。
　　可以说明，四大银行这几年推进综合化经营（也称混业经营）和扩大中间业务收入（主要是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等非利息收入）的努力已经收到成果。如“十三五”时期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延伸，成果会更加明显。经预测，到“十三五”末期，四大银行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会向70%靠拢，从2016年起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就可达到；相应地，中间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则会向25%提升，从2016年起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也可实现。依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的准则，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对银行业的综合经营和综合监管或许就会放开，银行业攻下最后一个尚未攻克的综合经营堡垒――证券业只是时间问题，或许随着2016年国家对《商业银行法》的第二次修改完成，经人大审议批准后就会得到实施。相应地，其他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外资进入银行业经营的大门也会有序有区别地开放。“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等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对此，我们不能过于盲目乐观，但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和自我泄气。有“十三五”规划建议做引领，有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35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做铺垫，到“十三五”结束时的第一个百年梦必能实现，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2016年也将取得比2015年更有新高度、(,)、新标准的新成果。
　　（作者系中国投资协会常务理事，投资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李治华 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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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鹫”之生——AMC，中国版的“大而不倒”神话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舒眉发自上海
引自【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这是中国转轨的典型一幕，生长与溃烂同在，合理与无奈交织，梦想与利益杂糅
十年前，中国断臂求生，将可以拖垮国家的巨额坏账果断剥离，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食此坏账腐肉而生的“秃鹫”，开始盘旋其中
十年后，中国经济举世瞩目，当年万亿坏账却又可能轮回到政府手中，而第一批“秃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正脱身而出
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情况（2009年9月）
信达重生，坏账轮回
埋单的压力再度留给了未来。最后的结果是需要全民埋单——以13亿国人来进行最粗略的匡算，每人需要为此掏出1000元
出生时烙在身上的“十岁”之咒，安然化解——
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冗长的领导致辞。7月1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全体来宾站着观礼——不到半小时，信达股份公司的挂牌仪式简单了结。这意味着，信达获得新的金融控股公司牌照。
信达是中国首家也是最大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十年前，中国将四大银行的万亿元不良资产整体剥离，设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简称四大AMC）来接收并处置这些坏账，并明文定下“十年存续期”。
在华尔街，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往往被称为“秃鹫”。他们靠那些“腐肉”为生，也替整个经济体清理垃圾，是经济生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在中国，这个领域长久以来像个荒漠。四大AMC，是中国的第一批“秃鹫”。设立之时，国家给他们每家划了一大块“腐肉”。这既是“食物”，也是包袱。
不过，十年之后，包袱很快都将被国家重新托起——信达将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信达账上挂着的两千多亿元不良资产再次剥离至此，存续时间目前初定为十年。另外，信达所欠数百亿元央行再贷款也将停息挂账。
从此之后，财务报表焕然一新的信达将轻装上阵，他们的目标是完成商业化转型，引进战略投资者，并梦想上市。
如果四大AMC都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操作，则他们剩余的坏账将同样被挂到财政部。因为四大AMC并不披露不良资产处置情况的详细数据，剩下的坏账总额，目前官方部门都没有说法。而业内流行的数据是超过1万亿元。
而且，这些坏账都是十年来未能处理掉的，大多都已是真正的“烂账”，再要进行回收难上加难。
埋单的压力再度留给了未来。如果十年后还是处理不掉，将如何处置？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需要全民埋单——以13亿国人来进行最粗略的匡算，每人需要为此掏出1000元。
这是此前时间换空间思路的再次延续——十年后每人掏1000元，与今天掏1000元，与十年前掏，难度并不一样。而政府财力也如天壤之别，十年前财政收入刚刚突破1万亿元，今年这一数字已刷新到8万亿元。
好银行，坏银行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这样公开描述1.4万亿元不良资产，“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30％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这些坏账大多都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转轨成本
一切要追溯到日，中国金融业的历史就此转折。
这一天，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作为对金融体系动“大手术”的步骤之一，剥离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并成立四大AMC（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的方案，正式确立。
事实上，巨额不良资产的问题，早已令人忧心。
早在1994年，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京伦会议”，最早提出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治理问题和治理对策。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提出了三种处置模式，并反复比较了其中的优劣。
但真正让决策层下定决心破题，则是在1997年。这一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让中国各家银行满目疮痍的资产负债表暴露无遗。高达近30％的不良率让许多观察者发出了“中国的银行已集体破产”的忧虑之声，再不改革，将危及经济全局。
将银行分成好银行与坏银行的思路在此时得以确定——也就是说，将不良资产剥离，银行带着优质资产轻装上路，业内称为“好银行”；而坏账则由一个机构“坏银行”来经营和管理。
筹备整整进行了一年，期间决策层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回忆说，1998年他们对金融风暴进行追踪，就不良资产写了个报告，时任总理朱基两次亲自批示。
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终于应运而生。
他们以央行再贷款和定向发行金融债的方式，分别对口承接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共计1.4万亿元的巨额不良资产。成立之时，财政部作为惟一股东，向每家AMC注入资本金100亿元。
这个方案充满争议，但更多的是无路可走的无奈。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这些坏账大多都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转轨成本——在转轨之初的“拨改贷”改革中，当财政不再直接为企业拨款，银行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出纳”，不断为经济输血。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这样公开描述1.4万亿元不良资产，“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30％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
“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累计风险的暴露和释放，”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国务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如果要等银行靠自身的力量偿还不良资产，那么很有可能变成‘僵尸银行’”，所谓的僵尸银行指的是那些既无活力，也未倒闭，不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持的银行。
“坏银行”的出生，正是为了给中国经济腾出一些干净的“好银行”。
打包与打折的游戏
“我们整天干的活就是打包、打折、再打官司。”一位在华融工作8年的员工回忆
仿佛一场底线和边界全部模糊的财富游戏，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坏账，也不知道该处理给谁，更不知道该卖多少钱。
闻风而来的是华尔街。
2000年，一位名叫王都的华人出现了。此前，他因成功参与广信、粤海和海国投的不良资产处置，被华尔街誉为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摇滚歌星（Rock
Star）”。
“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思路，只有信达知道做债转股。”王都回忆说。他开始给AMC介绍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等国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
不久，一些密切关注中国金融改革的国际投行也发现了这个巨大的金矿，它们纷纷与王都合作，一同向AMC展开了游说，劝其向外资打包出售不良资产。
这时候，AMC正一筹莫展。不良资产总户数达210万户，人均管理和处置债务企业户数超过200户。而且不良贷款大多为信用贷款，且放款历史资料缺失，企业逃废债务现象严重。
“由于AMC的债转股多是国有企业，涉及到税收和人员安置等问题，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和支持就很难做。”一位华融人士表示，债转股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使AMC通过从债权人到股东的身份转变，涉足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实现盘活不良资产收回成本，但是部分拟转股资产在地方政府的干涉下，长期处于股不是股、债不是债的真空状态。“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干涉当地司法系统，连最后可以走的一条道路都没有了。”
据某AMC统计，近几年，先后有7家办事处遭到多次有组织的聚众围攻冲击。有一次，在处置一家企业资产时，三百多人冲进办事处，从1楼一直打到9楼。“利用外国人去追债”，渐渐成为AMC的新办法。2001年6月，华融的老总杨凯生第一个吃螃蟹，华融向全世界宣布将打包出售不良资产。
经过争夺，2001年12月，王都所在的KTH基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雷曼、所罗门等外资组成的联合投标团以8.125％的折扣拿下了华融4个资产包，价值108亿元的不良资产。随后，高盛也拿了一个资产包，由于是第一次，该资产包被业界命名为“华融1”。
尽管华融至今未对外披露前次招标的交易结构及相关细节，但外界从海外投行渐涨的参与热情来推测，其中必然蕴涵相当大的获利机会。据悉，这些机构投标前已耗资不菲——参与华融竞拍资格的“门票”高达5万美金，而通常情况下他们聘请中介机构为其作尽职调查的费用都在几百万人民币之上。
“华融1”做成之后，信达、东方、长城、华融陆续将多笔不良资产打包给外资投行，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尽管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能买卖资产，但通过变通的方式，建行、中行等开始试点。“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整天干的活就是打包、打折、再打官司。”一位在华融工作8年的员工回忆。
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2004年底时，外资投行共买了价值60.16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约占处理总量的十分之一。
那时候，各种各样的淘金者，也正在其中翻检。2004年，国家审计署审出了一批埋在AMC内部的“硕鼠”。
最有典型意义的当属被称为AMC审计第一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主任张桂林案，他还是四大AMC中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正厅级）。
张桂林原来是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的副行长。成都办事处成立于2000年4月，“在华融系统属于榜样式的”。但这名榜样却几乎打通了不良资产处置（评估、拍卖、成交）的各个环节——他的儿子揽下大量资产评估业务，女婿几乎垄断了拍卖业务；在资产交易中，他们又通过老熟人的关联公司或截留收入，或转手低价处置获得的债权从中渔利。
没有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这场大甩卖，也无人知道到底诞生了多少个千万富翁。
“这直接导致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同起点。缺乏充分的评估，也对未来回收价值的评估造成了很大的缺陷。”
坏账处置的混乱状况，其实在一开始就播下种子。
为了效率和尽快地稳定局面，1999年的剥离最终采用了账面价值计算的方法。也就是说，不良资产账面是多少钱，就按照这个数额剥离。这意味着原来体制内的坏账被一笔勾消，但资产不管好坏都一样计算。
“但这就直接导致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同起点。缺乏充分的评估，也对未来回收价值的评估造成了很大的缺陷。”巴曙松回忆道。
2005年，银监会与审计署指出，AMC的问题，有一类是属于剥离过程中的问题——AMC在不良资产收购时把关不严，一些银行为甩掉包袱、逃避责任，借剥离贷款掩盖以前年度违规经营造成的损失。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员表示，不良资产剥离时，银行处于强势地位，AMC都是接过再说。然后就发现有些不良资产无法确权，没有法律文件证明。还有一些档案资料不全，甚至有些银行提供了假资料，并将属于损失类的不良资产剥离给AMC。
由于AMC公司不是一个盈利性商业主体，它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因而对其经营业绩的评价分析也不同于一般性商业主体，“现金回收率”和“费用率”成为考核资产管理公司的两大指标。即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度以及现金回收状况以及费用成本状况。
2004年5月，为了配合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二次剥离之路。但和从前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的剥离没有完全采用账面价值的方法，而是由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接收、自负盈亏。这一次总共剥离了7791亿元坏账。
2005年以后，资产管理公司终于完全可以根据商业化原则购买。这期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采用自筹资金方式与深发展、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上海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先后买了共约1008亿元坏账。
AMC大量购买坏账，有的是为了发展，有的则是为了生存——十年之限越来越近，只有做得更大，才可能有继续生存的希望。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投行部经理石召奎在2007年时撰写了有关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报告，在调研中他发现，各家公司中那些没有收购到建行、中行和工行商业化资产包的办事处，2007年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工作任务了，有近一半的人员处于“在岗待业”状态。
这与不良资产的特点有关，价值贬损非常严重，即原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所说的“冰棍效应”。
到2006年底，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基本完成。据不完全统计，到2009年9月末，共处置了政策性不良资产85％，现金回收率为20％，商业化不良资产则处置了60％，现金回收率为19.9％，处置费用40亿元。
无法打分的成绩单
用经济学家许小年的话说，“解散？难解散；回银行？不欢迎，只好圈出块地呗。”
跟踪研究十年的经济学家魏加宁说，“政府的和民间的机构必须要有一个分水岭。不能本来是政策性的机构，就变成了商业性机构”。
很难评价，这是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因为成本和收益都缠夹在一起，难以简单计算。
“如果说西方银行已经陨落，那么亚洲银行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它们已经崛起。在雷曼破产一年之后，全球（按市值计算）排名前10位的银行中有4家是中国的银行。”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9月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不应该被忘记的是AMC——根据公开数据，从2003年到2009年，中、建、工、交四家上市银行的税后利润总和在13595亿元，仅仅勉强覆盖第一次剥离的成本。而因为当年剥离时是通过AMC向这些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办法进行，AMC这些年来已经为这些债券向银行付了近千亿元利息。
虽然对于资产管理的十年成绩，外界褒贬不一。但几乎众口一词的是，它们作为坏账银行为今天金融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从1999年至今，中国经济保持了每年9％的持续增长，这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我们不能仅仅就资产公司算资产公司的账。这要一揽子统算。”巴曙松说，“时间换空间，是谁的时间，谁的空间。”
在他看来，过去不良资产产生的根源正在得到好转，从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转变成为所有国家都会遇到的经济周期性问题。幅度会比原来小很多。
不过，在2009年银行体系经历了巨大的信贷扩张后，业内人士开始相信，9万多亿的信贷投放，“或多或少还会产生不良资产，只是程度问题，是3%还是5%，还是像十年前一样，也是时间问题。”长期关注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主任Naomi
Chakwin认为。
但AMC却走到了终点。
带着一种前路不明，听天由命的色彩，4家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大约1万人的员工队伍开始了各种方向的寻找。
最初的尝试，是因为AMC的不良资产中有大量企业的债券、股权，甚至有一些金融机构或上市公司的。为了处置不良资产，AMC重组了这些公司。
很快，AMC们利用受托处置问题机构的机会，积极搜集证券、金融租赁、信托等金融牌照（华融员工透露，他们目前甚至谈收购期货公司）试图成为另类“金融控股公司”。
他们果然能够如愿。经济学家许小年对此评论说，“解散？难解散；回银行？不欢迎，只好圈出块地呗。”
在资产管理公司看来，做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理由有三，一是资产规模不大，隐含系统金融风险可控；二是证券等非银行类业务已经开始准备；三是原有人才又多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运作商业银行业务。
一位信达的高层人士说，“我们的想法是，金控平台下的资产经营公司可以称之为‘坏银行’，其他的金融服务公司可以称之为‘好银行’，好银行是做正常的金融业务，当它产生不良资产的时候，可以由坏银行来处置经营，不良资产若升值变成了好资产，又可由好银行来收购。”
不过，对于这种转换，跟踪研究十年的经济学家魏加宁说，“政府的和民间的机构必须要有一个分水岭。不能本来是政策性的机构，就变成了商业性机构，这是不合理的，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感谢实习生陈菲菲、曹晓波，新闻助理高莺）
坏账的中国问题与美国问题作者: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引自【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西方国家现在面临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向美国借鉴过处理方案，但美国目前还在犹豫如何处理次贷和房地产波动产生的不良资产。虽然美联储银行体系注入了流动性，但银行向企业贷款的速度并没有明显上升，银行没有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今天看来，中国当时果断的剥离是值得他们借鉴的。
从目前美国通过的最新金融监管法案来看，进展之一是对任何金融机构托管、处置、有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原来的规定是每个保险公司只负责对其有存款保险机构的托管部分，现在所有的机构都由这个专门机构负责。而且每个机构都要写一份遗嘱计划——比如出现问题谁来负责，资本金低于标准怎么处置等等。
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成立十年，其转型需要出路，因此我们在一揽子金融改革方案里就可以把他们朝这个方向定位。
目前，信达股份实际上延用了“好银行－坏银行”的思路：再次把问题延后，时间换空间，让市场化经营的部分通过盈利来填补过去的窟窿。但如果市场性业务找不到增长点，这样就很难弥补其亏损，最后还是要财政来出钱。
另外，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里只有信达具备这样的处置条件。信达整体基础资产状况较好，未处置完的不良资产总量也最小，但其他三家就不一定了，是否有可能利用这次金融改革时机，把四家公司的控股股权合并成立一家金融资产管理集团？
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能弄清经过处置之后形成的亏损多少，是靠财政落实，还是靠国有银行的盈利，还是靠不良资产本身盈利来偿还？另外，四家管理公司差异很大，起点不同，单独来做可能更复杂，整合成一家后，一边是政策性的业务，另一边就是市场性的业务。四家公司都自己摸索，各自去找市场化的业务，实际上不容易盈利，反而会带来新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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