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
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来自中学历史课本关于洋务运动那一节。福建水师、福建船政局、福建船政学堂都是那段历史中最辉煌时期的产物，福州马尾港作为我国近代船政的摇篮和海军发源地，曾名噪一时。因为这一段历史，在福建马尾区，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以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位于福州市马尾区昭忠路马限山东麓，北马江海战烈士墓地(福州昭忠祠)为邻。该馆依山而建，为五层建筑，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正面造型为两艘乘风破浪的战舰，气势磅礴，颇具现代建筑风格。博物馆为中国第一个以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拾阶而上，你会在馆内看到山的“容貌”，树的“姿态”，很有历史感。馆内陈列分为序厅、船政概览厅、船政教育厅、船政工业厅、海军根基厅、船政名人堂。展览通过大量珍贵文物、图片、模型以及各种仿真场景，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展示了中国船政在近代中国先进科技、新式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体现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
&2006年，时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行曾到该博物馆参观。他在参观时对记者说：“船政博物馆叙述了整个船政建设发展的现代化过程，非常艰辛，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所以，前人的努力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要怎样共同富国富民，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的责任。”临走前，连战还为博物馆题词：“东学为体西学用，马江巨舰驭狂涛”。
&这里是中国近代史的“活化石”：福建马尾岛是中国船政文化的发源地，被历史学家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化石”。1866年，福建船政在福州马尾创办；2005年，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在福州马尾开馆。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国防工业基地在此建立，第一批近代科技专科学校——船政学堂、电报学堂、飞潜学校在此奠基。
&&&&&&&这里创造了近代教育和军事辉煌：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建船政。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所谓“左创沈成”，择址于福建马尾的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开学堂、引人才，以及派遣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这里是近代教育的发祥地：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船政学堂在此创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取入学招考、借才异域、师夷长技的新式教育模式，是中国第一个采用全英文教学的学校，也是第一个请进外国教师、引进国外教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学校，开创了中国第一个船政学生留学深造制度，所谓“闽堂是开山之祖”。
这里也是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创造了中国造船的数个第一。这里有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福建海军，造就了一批近代海军英才，如叶祖珪、萨镇冰、邓世昌、刘步蟾等。
这里还是中国现代兵舰业和航空业的首创之地：诞生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第一个潜艇制造厂、中国第一个军舰设计院……中国的第一架飞机也是在这里制造的！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一段悲壮的海战史：参观船政博物馆，就是在读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馆内尤其珍贵地保存了中法马江海战的大量史料。日法国侵华舰队突袭福建水师，由于清政府妥协求和，不敢抵抗，使福建水师仓促应战，796名官兵阵亡，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但福建水师官兵和沿江人民为保卫家乡，英勇抗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慨。马江海战的惨烈，无法想象。尤其是清朝廷“彼若不动，我亦不发”的命令，导致法舰首先发起进攻时，清军几无抵挡之力，最终惨败，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海峡海权拱手让给法军，辉煌一时的船政毁于一旦。而震动世界近代史的甲午中日黄海海战，更可以说是马尾船校“以一校敌日本一国”。中方12舰共有舰长、管带14人，几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而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属于马尾学堂校友的更是不计其数。这14人中，有4人阵亡，3人因败而自尽，可谓惨烈之至！
展厅第一层为序厅，以浮雕和圆雕组合，展示船政总体概况......
前言&：19世纪中后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有识之士莫不为之痛心疾首，积极谋求富国强兵之道。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独开风气先。洋务运动随之兴起。
清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创建船政，择址于福州马尾，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船政直隶中央，设局造船、培养人才、建设海军。船政借鉴西学，造舰船与育才并重，终为中国近代工业之嚆矢、近代海军之摇篮。
船政四十余载，在近代中国积弱求强的途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展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工业制造、国防建设、东西方文化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励志进取、积极作为、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伟大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船政文化。
威斯窝斯（Whitworth）120mm后堂复合闩式舰炮
清·阿姆斯特朗1860式后膛复合炮闩式& 舰炮口径：120毫米&
射程：3200米
船政生产的中国第一艘木质巡洋舰“扬武”号（模型制作比例1/13）&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凭着坚船利炮从海上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图为-24日，留在东碇岛的英舰第二次侵犯厦门。
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激发了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富国强兵之路。林则徐、魏源成为他们之中的先驱人物。魏源在其所著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旨在唤醒国人，谋求中国自强之路。
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图为日在英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场景。
上二楼继续参观，楼梯旁边展示了应该在马限山上的船政管界模型......
第二层为“船政概览”，造设船政衙门景观，展板依次以洋务运动兴起背景，介绍左宗棠、沈葆桢创立船政之艰辛，集中反映船政之最......
船政衙门：福州马尾船政衙门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是清末直属清廷的中央职能部门，也是船政领导机构（也称节使署），同时也是船政钦差大臣及其幕僚办公、议事、休息的场所，在马尾婴豆山下。船政衙门前为辕门、竖俩旗杆；衙门前座6柱5间，分设中、左、右3个大门，每扇大门均画着巨幅门神。正门上方挂一直匾，上刻“船政”二字。衙门外有两石狮镇守，内列十八般武器。
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大清帝国再也不能以“天朝大国”自傲，面对着水师的次次败绩、同胞的鲜血、国土的沦丧，朝野上下有识之再也坐不住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等主张充斥中华大地，清廷面对对外作战接连败北的局面也深感海防的重要，痛下决心对旧式水师进行革新。
1866年，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奏折，在福建福州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并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迈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步。
1867年，马尾船政衙门成立时，沈葆桢特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大门：“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以此激励广大员工勤奋进取，认真刻苦学习格物致知的科学道理。船政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行政管理层层负责、处处把关，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洋务。
1867年沈葆桢任总理船政（钦差）大臣，“由部颁发关房”。关防为木质，外包铜皮，长10.5厘米，宽6.5厘米，文曰“总理船政关防”，于日正式启用。
船政概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终于付诸实践。清政府仿效“西法”，兴办洋务。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首创、沈葆桢接办的船政，可谓洋务运动的最大产物，形成近代中国最早的造船工业。但是，船政所涉及的范畴并不局限于中国近代工业，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甚至影响到现代。
　　中国船政“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
　　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有人评价道：沈葆桢是“儒家风范，君子之风，但作风之强硬出人意料”。于大事方面，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年长沈葆桢八岁的左宗棠能够举荐沈葆桢继承船政事业，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桢的能力。二人经历、性情、做事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左宗棠在沈葆桢再三推辞的情况下，不惜三顾茅庐并鼎力举荐他的重要原因。
　　1864年初，在福州闲居的沈葆桢得曾国藩保奏为江西巡抚，协同曾、左作战，并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确保了左宗棠军的运粮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赞赏。1866年，身为闽浙福州船政局总督的左宗棠授命筹建福建船政，但不久就被派去陕甘任总督。沈葆桢丁忧在家，闻讯后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联名呈请恳留缓行，并很快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在缓行期间，左宗棠同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商量之后，一连三至沈府，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而沈葆桢的反应和当年左宗棠出山前闲居农家一样，不愿复出。这越发激起了左宗棠的兴趣。他知道沈葆桢的难处是在身份和用人方面，于是，他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绅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归沈葆桢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就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于1
86 7 年2月1日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
　　沈葆桢上任后，不顾重重阻力， 大张旗鼓地开办船政，在“
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三批打造计划。首先是打造基地。用12年时间，大体建成捶铁厂、拉铁厂、水缸铸铜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造船厂等十多个车间。这些厂房构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硬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厂房设备，主要是从法国进口的，而1
年后福建水师竟败于法国人之手！据当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观察，“这个造船厂和外国任何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不仅如此，它还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把尚未起步的日本远远扔在后面。
　　其次是打造舰船。办厂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中国在东亚的海军霸主地位。因此，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开始就是要能够自己建造兵船。这和20年后开办的北洋水师相比，是极具远见的思路。
　　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取消幕府制度，恢复天皇统治权力， 正式开始明治维新。1 5
天后，沈葆桢主持了第一艘木质兵舰“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该舰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配置由法国进口的往复式蒸汽主机，马力150匹；顺风航速15节，乘员100人，装六门5.5英寸舰炮。
　　这是中国人近代自造的第一艘蒸汽轮机战舰。次年9月26日，首航成功，完全由国人自行领航和操作。尽管“
万年青”号的主要功能是武装运输舰，但是，它无论吨位还是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期日本造的 “千代田” 或“清辉”
号。逃过了中法战争之劫的“万年青” 号，于日在上海吴淞口外之东沙洋面遭英国京申公司商轮碰撞沉没。
　　此后，船厂又造另外三艘木质兵轮“湄云”号、“ 福星”号和 “伏波” 号。在造第七号舰“扬武” 号时，舰炮被提高到1 3
门，排水量增加到1560吨，马力增加到250匹，由此达到了当时的中型巡洋舰级别，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五年之内，共造舰15艘，其中5艘商船，总吨位达到1.7万余吨。
　　第三是打造人才。沈葆桢深知要科技强军，必须要培养人才。他提出“
船厂根本在于学堂”。为此，他首先在福建创办船政学堂即“求是堂艺局”，培养自己的海军军官，学习西方近代造船技术。其首先开办的是法语学堂(
前学堂)，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以上学堂先后高薪聘请了20
多位外籍教师到船政学堂专职任教或兼职授课，另有4 0
名左右的外国技术员、工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洋务运动之最。但是，按照沈葆桢的策略，必须给这些洋人以高薪。比如船政正监督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月薪是1000两白银，而沈葆桢自己是600
两。所以，代价还是颇高的。
　　其次， 他们深知光在国内培养，无异于闭门造车。于是，沈葆桢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出国学习( 海军)的浪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朝野一片叫停之声。1872 年1
月，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发难，上疏要求停办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沈葆桢与左宗棠、李鸿章共同奋起反击。左宗棠上疏力陈必须继续造船。他认为“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决不可“
功败垂成”。沈葆桢捍卫他“ 死生以之”的船政， 不顾丁忧服丧，于1872年5 月7 日随左宗棠之后上疏抗辩。恭亲王奕欣表示支持，乃于8
月2 日进呈《船政事宜未可停止折》，当日奉旨“ 依议，钦此”！驳斥停止造船的舆论获得成功。
　　沈葆桢继续其未竟之业，积极推动留学。后因日本侵台事件，导致计划搁浅一段时间，直到1877年初，沈葆桢才正式提出选派聪颖学员出洋学习的章程。当年3
月31 日，该计划正式实施，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率领下，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赴西方学习。
　　这批留学生以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为主，间有少数第二届毕业生，一共38人，分赴英、法、美、西班牙等国学习。首届留学生除梁炳年病故，魏瀚、何心川等人因国内需要和生病提前回国外，其余学生均于1880年陆续学成回国。留学生中后来成为海军将领的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14年后，他们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在1
0艘参战的舰艇中，出身该学堂的有9 人任管带，其中有5 人是第一届的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方伯谦)。其中，“
济远”管带方伯谦于日被清廷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冲撞扬威”三条大罪处斩于旅顺口。其他四人都在甲午战争中殉国了。此案有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殉国的“
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其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故林泰曾称沈葆桢为姑丈。他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
　　1894年，林泰曾指挥北洋舰队主力之镇远号与日本联合舰队力战，为日军围攻。镇远虽中弹极多并曾一度起火，但仍沉着应战而未曾退避。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不再轻出。镇远号于1
2 月1 7 日从旅顺撤入威海时触礁，林泰曾自认失职， 忧愤下于1 9 日清晨服毒自杀。他继承了林则徐的报国之志。
　　至1897年，船政学堂共派出四届留学生。船政学堂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1 4岁考取船政学堂、1 8 77
年被首批选送到英国学习的严复。今人多拿他和大约同时代留学英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比，认为严复回国后没有从事军政尤其是海军，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体制的失败。其实，严复后来决定译著西学，开启中国文化现代之路，可能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吧。
左宗棠三顾沈葆桢：清同治五年（1866年）春，太后懿旨，升左宗棠为闽浙总督，设行辕于福州。6月25日，左宗棠上摺奏请在福州设局制造轮船。蒙太后恩准，8月29日决定在“马尾江之三岐山下，鸠工庀材，创立兴办”。于是朝廷加委左宗棠为“饮差马尾船政大臣”，命福建巡抚以下官员，一体协理船政。但不久陕西回民起义。10月14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沈葆桢只是推诿说“重孝在身”，不肯赴职。
左宗棠到宫巷两次，都不奏效，知道沈葆桢有许多难处，忙又奏请朝廷给沈葆桢有专事奏折权，“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左宗棠第三次到宫巷，亲口对沈葆桢说：“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沈荷桢点头首肯。第二年二月初一朝廷谕旨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于是沈葆桢服期未满，只得出任“马尾船政大臣”。左宗棠大喜说：“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清史稿》：沈葆桢清望冠时，力任艰钜，兵略、吏治并卓然。其手创船政，精果一时无耦。后来不能充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
左宗棠：“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沈葆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船政大臣，他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之父”。他曾任江西巡抚，总理船政大臣等，在福州马尾办起了中国也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马尾造船厂，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沈葆桢受左宗棠、李鸿章等大臣的推荐，主持福建船政局7年，却两袖清风，没拿过一两养廉银子，没收过一次政策允许的“折色”、“火耗”余额收入，没收过一文捐纳。他60岁辞世前半年，才还清了从马尾船政借用的2000两银子。本来光绪皇帝曾要给沈葆桢3000两银子作为他给父亲修墓和给子孙聘请教师的费用，可沈葆桢却在一次福州发生特大洪水时给捐了出去。沈葆桢死后，除了几间祖上传下来的房屋外，田无一亩，家无长物。
沈葆桢还是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开创台湾建设的新局面。清同治十二年，日本政府由1871年中国原藩属国琉球人在台湾被原住民误杀的“牡丹社事件”，趁机生事，企图侵略台湾。由于沈葆桢的不不懈努力，短短时间，台湾防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者，沈葆桢奏请朝廷开放海禁，台湾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沈葆桢治台开始的。&
左宗棠（日—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但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他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早年经历：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早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澍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
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声名鹊起：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1854年（咸丰四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1856年（咸丰六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攻灭李世贤等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
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平定回乱：1862年（同治元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其初期的主要首领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暴动，其主要首领有马兆元和马化龙。
在陕西的回军一开始可以趁清军忙以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在陕西中部立足，但是从1864年（同治三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边区。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1866年（同治五年）回军退守甘肃。1869年（同治八年），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父子投降后被杀。
1871年（同治十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同治十一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同治十二年），白彦虎等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脱。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收复新疆：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1872年（同治十一年）7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左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巨，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左宗棠亲自去找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陈述利害关系。同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1875年（光绪元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于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光绪二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同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嵩武军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三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慈禧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新疆设省：左宗棠于1880年（光绪六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设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早在1871年（同治十年），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慈禧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东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
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同年，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在新疆期间，为保证军粮供给，发展地方经济，曾大力兴办屯垦业，其功绩遗泽至今。不久，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2年（光绪八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战争：1884年（光绪十年）6月，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1月，左宗棠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
1885年（光绪十一年）正月，黑旗军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表明丝毫也没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于是中法新约签订。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时的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并诬告台湾道刘璈，弹劾诬告刘璈十八款，使他们失去兵权并丧命。[13]&
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一个月后就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岁，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於湖南及立功诸省。
著有《楚军营制》（附条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历史评价：
《清史稿》：“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胡林翼：“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已克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太戆、宽铙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
曾国藩：“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唐才常：“左、彭二公之直烛巨奸，不顾身家，绝无附会。”
潘祖荫：“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裴景福：“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光绪帝：“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迭著战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间，剿平发逆及回、捻各匪，懋建勋劳。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洊陟兼圻，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朕御极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竭谋赞画，悉协机宜。旋任两江总督，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洵能终始如一。”
《御赐祭文》：“东平浙水，南靖闽都，西极昆仑，北清畿甸。 ”“书勋则钟鼎千秋，论治而堂廉一德。”
刘体仁：“左文襄幼年自负，几不可以一世，人称之为‘小诸葛’，公有时游戏笔墨致友人书，自称“老亮顿首”。其后丰功伟业，媲美武乡，可称佳话。常谓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武侯所当曹操、司马懿，对手较为劲敌。然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
梁启超：“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谭嗣同：“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
左钦敏：“综古今论之，邓、马、李、郭中兴帝室，无此战绩；卫、霍、韩、范功高边塞，无此雄威。班定远生入玉门，尚须陈乞；岳忠武痛饮黄龙，徒成虚名。勋名之盛，秦汉以后，谁与比伦？”
朱孔彰：“论者谓粤寇未平，无以制捻；捻寇未殄，无以制西陲叛回，其次序宜然。文襄尽瘁驰驱，白首临边，不易初志，功成名立，与日月争光矣。当其排众议，揣夷情，决胜算，我战则克，何其智且勇也！语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伟矣哉！”
华莱士：“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勇武精神展现给俄罗斯，给整个世界。”
W.L.贝尔斯：“左宗棠去世后的大约25年间，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大清帝国的衰亡，这个趋势进一步掩盖了左宗棠为挽救帝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于是他很少受到关注，几乎被人遗忘。”
蔡东藩：“吴说似迂，左议近夸，但得吴可读之一疏，见朝廷尚有效死敢谏之臣工，得左宗棠之一折，见疆臣尚有老成更事之将帅。光绪初年之清平，幸赖有此。或谓吴之争嗣，何裨大局？俄许改约，全恃曾袭侯口舌之力，于左无与？不知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盈廷谐媚，而独得吴主事之力谏，风厉一世，岂不足令人起敬乎？外交以兵力为后盾，微左公之预筹战备，隐摄强俄，虽如曾袭侯之善于应对，能折冲樽俎乎？直臣亡，老成谢，清于是衰且亡矣。人才之不可少也，固如此夫！”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
王震：“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
徐志频：“左宗棠做人真实，做事实在，以凡人标准追求‘一艺一伎之名’，着眼做好分内事，真正做到了‘心忧天下’，以至事功盖世。”
沈葆桢（）：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代抵抗侵略的著名封疆大吏林则徐之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第二年，又署广信知府（今上饶市）。太平天国起义时因保全了广信，摺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咸丰十年（1860），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仁轩等。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沈葆桢继承其父辈忧国忧民之志，而奉献全部之生命于国家的御外壮举中，体现出晚清有识之士前仆后继之精神。曾纪泽凭三寸不烂之舌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伊犁，而沈葆桢则以其敏锐的视角、果敢的作风，创建南洋海军，击退日本侵台阴谋。这些人相互提携，造就了晚清一代难得的知识分子整体御外的铜墙铁壁。比如，曾纪泽在回答慈禧太后对可用之人的问话时，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而慈禧则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好的。”可惜沈葆桢死后4年发生的中法战争（年），导致他一手操办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第二年，又署广信知府（今上饶市）。太平天国起义时因保全了广信，不仅名闻天下，而且摺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后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上司，于是去职回家养亲。咸丰十年（1860），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仁轩等。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1871年12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5月10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22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6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13日进占龟仔角社，7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4月19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5月11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14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6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土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9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于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随后于12月1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1875年4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外国的侵略，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
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江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病逝。清政府给他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在江西及各立功省分建专祠祭奠，谥文肃公。
在日本侵台刚结束，沈葆桢就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中他说；“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他的第一项改革建议，就是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驻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他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渐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闽浙）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福建）巡抚之便。……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等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从1875年11月起定为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这一制度的设立对台湾有极重要的意义。
1875年1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第一，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第二，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第三，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这些改革的实质含义是：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打破台岛西部滨海平原所谓“山前”与东部“山后”间的人为壁垒，使汉族居民与土著居民间得到往来交流的自由；打破台岛内经济生活中的若干桎梏，使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物资流通得到自由，变防民为便民。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而鼓励后山的垦殖，又与所谓“抚番”即加强对原住民的治理密切相关。“抚番”与所谓“开山”、“开路’相辅而行，这也是着眼于安抚内部，加强海防，因而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治台的经久之谋。自1875年开始，这项工作即大规模开展，调兵十九营分三路开山。南路：一由凤山的赤山越山至卑南（台东），一由社寮循海岸东行到卑南；中路：由彰化的林圯埔越山至璞石阁（玉里）；北路：自苏澳沿海岸至奇菜（花莲），均于一年内完成。“开山抚番”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可以说，台湾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沈葆桢治台开始的。他奏准建闽台水陆电线；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并建军装局、火药局；调闽厂现造扬武、飞云等一批兵轮供台防之用，并大力倡购铁甲船，从此迈出军事近代化的步伐。1875年，沈葆桢被奏准使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翌年开始动工凿井，建立起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同时，实行开山、抚垦，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招垦局，招工来台开垦荒地，以促进内山的开发。所有这一切说明，沈葆桢不愧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1867年沈葆桢任总理船政（钦差）大臣，“由部颁发关防”。关防为木质，外包铜皮，长10.5厘米，宽6.5厘米，文曰“总理船政关防”，于日正式启用。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沿海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状况的专著，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启迪了晚清洋务派，并影响及日本的明治维新。&
《海国图志》：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最详实的专著，书名中“海国”的涵义是海外之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全书已达500卷之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圣武记采要序》）
在中国古代，受认识自然水平的限制，人们想象在中国的四周是大海环绕，误认为中国位于中心，其他的国家都在海外。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直到明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图，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不过处于世界的一隅而非世界的中心。当时，即便认可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人，也对偏于全图一隅的画法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因而也不得不改绘他的世界地图，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魏源虽然了解世界各国的分布，但在他的意识里，世界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使用了“海国”这一概念，其实他已经清楚许多国家在陆地上与中国是连在一起的，只好又把“海国”分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将在地域上与中国相连的国家称为海岸之国，将真正的“海外之国”称之为海岛之国。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是“海岸之国”就是“海岛之国”，惟有中国例外，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可见，作为新思想倡导者的魏源，虽然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没有摆脱中国中心观念的影响。
《海国图志》是1841年起，由思想家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
1847年刻本扩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全书达到100卷。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历史的知识。司马迁以后，历代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被誉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所谓“师夷”
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导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日）生于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邵阳市隆回县金潭），咸丰七年三月一日（日）殁于杭州。魏源21岁时，父亲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福州马尾地处福建闽江下游出海口，与台湾仅一水之隔，自古是福州母城的水上门户，近代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早在1866年左宗棠、沈葆桢在这里创办福建船政，这是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家专业机器造船厂，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严复、詹天佑、萨镇冰、邓世昌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同时，福建船政开风气之先河，大胆提出“冷眼向洋看世界”，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被称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活化石”。
“船政十三厂”浮沉：1884年（光绪十年）8月23日，一场强台风过后，本来浊浪滔天的福州马尾闽江口内，稍稍恢复了平静。午后近2点，江面上突然炮声大作，率先发难的法国舰队，以鱼雷迅速击中福建水师旗舰——排水量1560吨的扬武号巡洋舰。中方军舰和岸炮随即开火还击，激烈的炮战持续了大约30分钟。随着扬武号重伤下沉，麾下10艘参战船舰也先后全部沉没，而法方8舰参战，仅有3艘轻伤。中法马江海战，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参加的第一场对外海战，以我方完败收场。这似乎也预示着，一个老大陆上帝国想真正走向海洋，还需要经过太多的坎坷和磨难。
成败萧何：令人感慨的是，遭遇灭顶之灾的11艘福建水师船舰，除两只美国制钢壳小炮艇外，均为福建马尾船政督造，协助创办这家中国近代最早的专业造船厂者，正是一位地道的法国海军军官。
　　马江海战爆发前18年，即1866年（同治五年）6月，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向中央打报告，指出“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欲防范海上侵略，“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正式提议设厂造船。
　　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等人认为此说有理，幕后掌权不久的慈禧太后那时候还算开明，很快就批准左宗棠放手去筹办，并同意由海关关税提取白银40万两作为开办费，每月再拨5万两维持日常运营。
　　同年秋天，在左宗棠选定的造船厂址——福州城以东30余里、扼守闽江出海口咽喉要地的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地位相当于省部级。
　　尽管这一年的11月，左宗棠受命调任陕甘总督，处理更为迫在眉睫的西北动荡局面，但船政项目仍按计划于12月23日破土动工。临行之前，左宗棠推荐“丁忧”（为去世的父母守孝）在家的福州本地人、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担当首任船政大臣。
　　左宗棠敲定的建厂蓝图，以全面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为主旨，他十分赏识的两位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获聘请为船政正副监督。按合同要求，他们须在五年内建造16艘舰船，同时帮助培训中国员工学会设计、监造、驾驶和管理轮船。
　　左宗棠还为沈葆桢物色好助手，首先推荐“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手办理”，胡光墉即左氏一直倚重的“红顶徽商”胡雪岩。他还把闽浙官绅中有益于船政的人员，尽数派给沈葆桢差遣，这些人大多成了马尾船政的骨干。
　　深得左宗棠信任的沈葆桢“萧规曹随”， 应该说，颇具实干作风的左、沈联手，为马尾船政开了个好头。
　　当时30出头的日意格，早年服役于法国海军，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参与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役。1861年，通晓中文的日意格上尉加入中国海关，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期间组建“常捷军”，协助左宗棠对抗太平军。
　　后来，因与英国人赫德（1861年～1911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竞争上岗失利，日意格遂应左宗棠之邀，加盟船政，为之出谋划策。擅长技术的德克碑，也是一位法国军官，曾任“常捷军”统领。
　　中国人自行设厂造船，势必减少雇佣和购买外国轮船，英国驻华公使及赫德等人，从本国利益出发，竭力反对。法国则因在宁波建了一家小型造船厂，有望与中方合作，又担心发生风险，因此态度模棱两可。
　　日意格利用原有的人脉关系，多方游说法国政府，晓以利害，最终拿到法国驻上海领事“印押担保”的合作文件，允诺法方派遣技术人员和出口机器设备。为此，马尾船政给以法国官方身份参与船政工作的日意格，支付了96000金法郎的优厚年薪，外加津贴若干。
　　两位法国军官也没白拿钱，很快就动身回国采购机器，招揽人才。不久，来自法国的机器设备源源运抵，仅用了一年时间，马尾船政第一座80米长船台竣工，又过了大半年（1868年秋），另外两座船台及35座厂房陆续建成。在此前后，应聘来到福州的法、英、俄籍技术人员，多达50余人。
　　跟一般散漫的法国人不同，日意格办事认真，每天都亲临工程现场监督，连沈葆桢也在向中央的报告忍不住大加赞赏。船政初创，百事待举，一切工程得以顺利推进，日意格的功劳甚大。
　　日，即左宗棠首倡建厂整整三年后，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青号（木壳，兵商两用，排水量1370吨），在沈葆桢、日意格等人目送之下，缓缓下水，数日后出海试航成功。
亚洲独步：19世纪70年代中叶，马尾船政在沈葆桢主持下，达到全盛：占地40万平方米（接近一个天安门广场大小），建成锻造、锅炉、装配、造船等13个厂（即生产车间），通称“船政十三厂”，员工近3000人，是晚清时期中国最大也是最主要的造船基地。据说，这家造船企业无论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是“远东及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以造船厂为例，它由3个大型船台组成，拥有一个大放样厅，能以实际尺寸绘制船体平面图，配备40吨起重机一台，可建造龙骨长100米，排水量2500吨的舰船。
　　开头几年，马尾船政都是购买外国原材料和动力机器，进口组装造船。1871年6月，它试制出一台580匹马力的普通蒸汽机，工艺水平不亚于当年欧洲水平。虽然还是在“洋专家”指导下的仿制品，但毕竟开了自造船用动力主机的先河。
　　到1875年，马尾船政共建成兵、商木壳轮船15艘（接近原规划的16艘），排水量合计1.7万余吨，总体质量虽只达到同期西方船舰的二三流水平，但从无到有，进步明显。代表作之一，就是1872年完工，后来成为福建水师旗舰的扬武号巡洋舰。
　　扬武号是当年远东地区自制的最大兵舰，马力1130匹，航速12节（约每小时22公里），配有英制大炮11尊。1876年初，它出访日本，其性能之先进，引起极大震动。
　　日方意识到，他们引为骄傲的横须贺造船厂（日本早期主要海军工厂）远非马尾船政的对手，日本海军力量也大大落后于中国，这才发愤急起直追。
　　此时，马尾船政又着手制造西方已盛行的铁胁木壳船（铁木混合结构）。1877年5月，排水量近1300吨的中国第一艘铁胁船威远号下水。此时，离世界上第一艘铁胁船法国海军光荣号问世，刚好18年。
　　无论是左宗棠还是沈葆桢，均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忠实信徒，仿制洋人船舰，不过是第一步，培养自己的造船和驾船人才，实行“自主创新”，彻底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才是最高目标。
　　1874年左右，因合约期满，马尾船政大多数外籍技术人员陆续回国，唯有贡献特殊的日意格等少数人士继续留用（与他闹矛盾的德克碑早已离职）。这时候，与马尾船政几乎同时创办的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开始走上设计和生产一线。
　　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近代科学和技术为主课的新式学校，早期主要招收闽粤两省“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学，按专业不同分为前、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培养造船、造轮机人才，法籍教员上课，后学堂则培养驾驶和轮机人才，英籍教员上课。
　　1875年起，船政学堂采纳日意格的建议，分批选拔表现优异者出洋深造，日意格则以洋监督身份常住法国安排接待。
　　1881年底，首次由留洋归来的船政学生全程监制的开济号巡洋舰动工建造。这艘排水量220吨的新船，航速达到15节（时速近28公里），人称“巡海快船”。
　　而在第一批赴英法留学的船政学生中，有刘步蟾、林永升和方伯谦等三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年纪稍长的中国人，对经典电影《甲午风云》中上述北洋舰队指挥官的形象，应该都记忆犹新。
　　《福建通志—海军志》中曾评论道：“中国海军成立于北洋，而即大毁于北洋。然其船实创于福建，管驾者亦福建人十居七八。”说的就是这段往事。
　　至于邓世昌、严复、萨镇冰和詹天佑等中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样出身船政学堂。
　　据时人记载及学者考证，马江海战时，詹天佑等五位留美学生在扬武号上服役，舰沉之际，除他得以浮水生还外，其余皆战死。
　　此外，当年18岁的孙中山亦曾有意投考该学堂，适逢马江海战爆发未能成行，才转赴香港学习西医的。
末路悲歌：突袭福建水师大获全胜后，法国军舰连续数日炮轰清军炮台及船政厂房，并试图派兵登陆抢占，以为日后修船基地，但遭遇陆上军民顽强抵抗，未能得手。因害怕舰队受困狭窄的马尾港，遂于日撤出闽江口外。马江海战，至此告一段落。
　　9月，73岁高龄的“船政之父”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重临福建，督办闽海军务，遭受战火蹂躏的马尾船政，也在短短一个月后恢复生产。他与时任船政大臣裴荫森联名上奏，认为马江海战惨败原因，在于中国无铁甲舰，与法方相比实力过于悬殊（法主力舰凯旋号，排水量4100吨，为火力强大的新式装甲战列舰）。
　　经清廷批准，1886年底，由留法归来后出任总工程师的魏瀚等人牵头，马尾船政开建中国自制的第一艘铁甲舰龙威号。三年后此舰建成，因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代表当时中国造船业最高水平，遂编入北洋舰队，改名“平远”，为北洋主力“八大远”之一。在甲午海战中，它屡次中弹却无大碍，表现甚至胜于从国外购入的军舰。
　　但遭受重创的马尾船政，并未能借此全面复兴。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加上为此项事业竭尽心力的沈葆桢，早已于1879年去世，马尾船政连失有力依托，发展渐现困难。
　　如为提高修船能力于1887年动工兴建的青洲新船坞（耗银49万两），因经费不继，历时六年才初步完工，与船政创办之初的高效率相去甚远。
　　马尾船政凝聚左宗棠的毕生心血，与其最大政敌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互相竞争。李鸿章势力一家独大后，船政难免受到冷遇。李鸿章视崛起的日本为最大威胁，主张重点打造北洋海军对抗之，这也让中央的天平悄悄倾斜。
　　到了19世纪90年代，马尾船政经费愈见窘迫，闽海关应拨付的款项常常拖欠，每年只有二三十万两银子，不及应付款项60万两的一半。1894年甲午战败以后，海关收入要填对日巨额赔款的窟窿，船政经费降至每年20万两以下，有时甚至全年一个铜板也不给。导致的后果是，尽管十来年间船政造船的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不时推出新式战舰，但生产规模却日见萎缩。船政大臣也走马灯似地更换，谁也不愿真正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立志振兴海军的光绪帝曾下令各省按一定份额拨款给船政，共筹款170余万两白银。可惜慈禧发动政变后，勒令这笔巨款上缴中央库房，留给船政使用的，只有区区15万两。
　　此后，船政曾设法内部挖潜求生存，如改变船舶及各类产品无偿划拨的“计划经济”模式，要求各省付款订货维持生产，并接受航运商定造船舶。又开辟修船业务，兼营民用运输，1903年还铸造铜元求利，大有从典型官办机构向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转型之势。
　　不过，这些努力均未见显著效果。1907年6月，这个中国近代最主要的造船基地创立刚过40周岁，就收到一张谁也不愿打开的“生日贺卡”，自身难保的清廷终于下旨：“暂行停办”。
这块展板上介绍了三位为中国船政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名人，他们是......&&&&&&
日意格：在福建船政创办及发展过程中，有位外国人参与其事二十余年直至逝世，发挥了诸多重要作用，他就是曾被聘任船政正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
日意格(年)，自幼家庭贫寒，勤奋好学。他涉猎颇广，尤其对造船、驾驶深感兴趣，后成为法国海军一名年青上尉军官。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他随军来华。1857年12月参加了攻占广州的侵略活动，1861年9月，任宁波海关税务司。太平军攻占宁波后，日意格抗交关税。次年1月，在上海与英、法两国领事及清苏松太道吴煦会商上海防务，对付太平军。5月，参加攻陷宁波之战。7月，会同法国海军军官勒伯勒东等募华勇千人(后增至三千人)，组成中法混合军，名曰“常捷军”(又称“信义军”、“花头勇”)．由法国军官任教练，日意格任帮统，协助清浙江巡抚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由此与左宗棠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1863年。左宗棠开始酝酿设厂造船，就经常与日意格和另一法国军官德克碑商讨造船事宜。
左宗棠筹办造船厂：当时，法国海军在宁波开办一家船厂，曾造过三艘炮船，但不景气的经营使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耀来斯感到这是一个包袱。他得悉左宗棠要办船厂，遂让日意格去游说，企图转让这家船厂，条件是一旦法国人需要则要允许利用。左宗棠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不愿让中国新办的造船厂受制于外人。日意格当即收起这一主张，进而积极协助左宗棠筹划建新厂。1866年8月他随同已升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来到福州选择厂址，勘定马尾中歧山下濒江民田为建厂基地。
左宗棠选择日意格：左宗棠在国内没有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条件下开办近代造船工业，只有依赖洋人帮助。当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左宗棠主张给洋人以优厚的报酬，聘用他们为中国服务。左宗棠对英国很反感，却对法国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在实行建厂计划中，坚决反对英国人插手和抵制他们的控制企图，而另一方面想通过日意格和德克碑，争取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
日意格争取到法国支持态度：英国人赫德对此十分恼火，挑动他的下属福州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出面干扰。美理登遂散布流言，指责日意格想把法国卷入到中国一个有风险的计划中去，致使法国决策人士产生了“船厂的冒险失败会给法国带来麻烦”的担忧。他们不但不支持中国造船厂的计划，甚至要撤销日意格和德克碑的官方职务。日意格据理力争，通过多种渠道阐明与中国进行合作有助于法国的利益。他首先争取到了海军界的理解和支持，进而直接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还争取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当面说明了情况。通过一系列活动，法国政府改变了不支持中国办船厂的态度，同意日意格以官方身份参与福建船政工作，准予派遣技术人员及出口机器设备。当然，日意格的这些努力，是站在维护法国利益的立场上、但在客观上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争取到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技术力量支持。
担任正监督：1867年，船政聘日意格担任正监督，并不仅仅因为他与左宗棠和首任船政大臣沈葆祯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也不仅他“深知中国文字言语，且礼数、工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他是一个“当时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而不是采取敌视态度的法国人”。左、沈创办船政，有很强的主权意识，紧紧把握“权自我操”原则。日意格尽管出身于法国海军，与中国官员交往中并未显露太多的殖民主义者色彩，且办事热心，很为左、沈赏识，故让他出任正监督，而军衔比他高的另一法国军官德克碑，则任副监督。船政与日意格有明文约定，所有洋员须听命于船政中方最高负责人。日意格也明确表示：“我们来为中国政府工作，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作为法国臣民的权力，但我们不再寻找通常已到这些国家居住的法国人的那些条件(指领事裁判权)。”这种态度就排除了船政早期雇佣的外国人员借助当时不平等条约而不服约束的可能性。在日后也确实出现了这方面的纠纷，如洋员博士巴“作工固勤，物癖太甚”，态度蛮横，经常辱骂他人，另一个叫巴士栋，还煽动一些洋员不服调度。沈葆祯命日意格依据“合同规约”第十条“……或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官匠，或滋事不法，本监督等随时撤令回国，所立合同作为废纸，不给两月薪工，不发路费”之规定，立斥两人回国。法国驻福州副领事想干涉此事，沈葆祯认为这是船政内部事务，坚决顶了回去。在当时中国主权屡遭侵犯的大环境中，船政能保住一方”洁地”，不让外国人胡做非为。日意格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不负重任：身为船政总监督，日意格较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工作勤勉，沈葆祯在向上汇报中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在船政初创时期，日意格为采购机器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屡赴法国及东南亚，不辞劳苦。他亲自从法国招募第一批洋师匠来华工作。建厂事宜大体就绪后，便抓紧时机开工造船，并确定造船为船政中心任务。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仅一年多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在设厂造船的同时，日意格也关注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船政学堂的建设，从选配教员到制订教学方针，他也一样花费心机，全面落实“包造”、“包教”的合同条款。值得一提的是，日意格经手大量采购、募工、发包工程等经费，做到账目清楚，未发现挪用、巧取等事。
丰厚的回报：自1866年至1874年，日意格任船政正监督期间，督导数十名外国人较好地履行了与左宗棠订立的合约。这期间共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船政学堂及艺圃等也培育出了一批能设计监造驾驶轮船的技术人才、海军干部以及能管理工厂的领导人员，这种成绩，和同时期也与法国合作创建的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相比较，是明显地超过了。合同期满后日意格又留在船政工作一段时间，主要办理了带领船政学生赴欧留学事宜，担任留学生洋监督。直至1886年初病逝，可以说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与船政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日意格较尽力地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工作，他也获得了极为丰厚的报酬，月薪高达1000两白银，并在五年合同完成后，获得20万法郎的奖金。正如他给一位法国朋友信中所说：“我将带一大笔钱回法国”。
评价：客观地说，日意格为中国第一家造船厂的创设及最初的顺利发展，花费了心血，施展了才干，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值得肯定的。鉴于他的功绩，清政府于金钱酬劳外，也给了他诸如赏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一等男爵、一等宝星等荣誉。
　　德克碑（Paul.Alexandre.Neveue
d’Aigwebelle）：1831年—1875年，法国军官，常捷军头目。1862年（同治元年）7月，德克碑与宁波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乐、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等相勾结，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派法国军官教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