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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乱弹]细说两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洒脱与偏执,恬淡与血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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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乱弹]细说两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洒脱与偏执,恬淡与血腥13
细说两晋南北朝
作者: 回复日期: 18:45:05 
  二十六、祖逖逝世      不过,戴渊与刘隗此行,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却让一个人发愤而死,而这个人的去世,也使得王敦再无顾忌,加速了反叛的步伐。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就是大英雄祖逖。  史称,在祖逖到来之前,河南郡的太守赵固、司马越的前部将上官巳、司州刺史李矩(驻守新郑)、颍川郡太守郭默(驻守怀县),经常内斗不已,祖逖派出使者进行调解,说得大家都心悦诚服,都表示愿意接受祖逖的统一指挥。祖逖不仅善于团结内部,而且还善于分化瓦解敌人。将石勒势力逼出浚仪以后,黄河沿岸还有一些小的坞主,迫于石勒的威胁,不得不送其子弟到襄国为人质,祖逖十分理解他们的处境,有时,他派出小股部队,假装抄略这些坞堡,听任这些小坞主既服从石勒,又服从自己,这些堡主对祖逖十分感激,石勒军有什么军事行动,都提前告知祖逖,因此,祖逖的部队经常打胜仗。  祖逖还非常善于带兵,将士“其有微功,赏不逾日”,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一面强化军事训练,一面鼓励进行农业生产,屯聚粮草,时刻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祖逖本人性格十分平易近人,对待新归附的部众,不论贵贱,都一视同仁,他严于律己,不畜私产,自己的子弟和战士一样参加农业生产,砍柴负薪。有一次,祖逖摆下酒宴,请老百姓做客,一些老人热泪纵横,将祖逖比作再生父母,在座上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面对英勇的祖逖部队,石勒感到十分忧虑,他为了结好祖逖,命令幽州政府重新整修祖逖祖坟,并派了两家人专门守护祖逖家的墓园,这两家人不再向政府交税,而是以赋税作为祭祀和护墓的费用。石勒还写信给祖逖,请求允许相互派遣使节,两地进行通商贸易。祖逖当然知道与敌人通信意味着什么,他不写回信,但是,却派了参军王愉与之谈判,对双方通商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举措,仅豫州的税收都超过了田赋的10倍。史称,“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祖逖的牙门将童建杀了新蔡郡的太守周密,投降了石赵帝国,石勒为了讨好祖逖,将童建斩首,把人头送给祖逖,说:“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叛官和逃将,将军痛恨的是,就是我所痛恨的。”对此,祖逖也十分感动,从此,对于后赵叛逃的人,祖逖也不再收容,并下令边境的将领不可随意进攻、掳掠石赵境内的居民,因此,边境一带的居民得到了暂时的休息。由于祖逖的功绩,在320年7月,司马睿加封祖逖为镇西将军。  不过,到了321年,也就是太兴4年的7月,戴渊与刘隗一起北出,而戴渊就做了祖逖的顶头上司。在司马睿看来,祖逖一直与自己的思路不合拍,司马睿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摆平王氏,实现乾纲独断的目标,而祖逖关心的是收复旧京,扫清夷狄。站在不同的位置,难免会有不同的想法,这十分正常。因此,司马睿一直对祖逖的北伐行动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而正当中原形势渐好,自己披荆斩棘,却派来了江南名士戴渊前来坐享其成,这让祖逖十分郁闷。因为,在祖逖看来,作为江南名士的戴渊根本不可能象自己这个北方流民那样,对于故国的沦陷感同身受,也不可能同意自己组织起继续北伐的行动。同时,祖逖也耳闻司马睿与王敦之间已经剑拔弩张,国家不仅没有收复失地的可能,甚至马上就要面临内乱的危险,这一切都让祖逖愤懑不已,一病不起。曾经多次预测准确的术士戴洋预测:“今年9月,祖豫州当死。”当时,一颗妖星出现在豫州的分野,曾准确揭示孙皓“青盖入洛阳”涵义的术士陈训对人说:“今年,西北大将将死。” 祖逖也看到了那颗妖星,说:“这是为了我啊!将要平定河北,而上天却要杀我,这也是不再保佑我国的征兆啊!”病中的祖逖,将自己的家眷安置在汝州的大木山下的坞堡里,同时,营筑虎牢关,城池北临黄河,南接成皋,又担心豫州南部没有险阻,就派自己的侄子汝南太守祖济率领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闳构筑堡垒。堡垒还没有筑成,祖逖就病情转重了,321年9月,壮志未酬的祖逖病死在他驻守的防地雍丘(今河南省杞县),终年56岁。豫州的老百姓闻听祖豫州逝世的消息,无不如丧考妣,痛哭失声,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梁国(今河南省商丘县)的百姓纷纷自发地为他们敬爱的祖逖建立祠堂祭祀,司马睿追赠祖逖为车骑将军,并以祖逖的同母弟弟祖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代领祖逖之众。  祖约,字士少,与祖逖十分友爱,在建康为司马睿的从事中郎,负责选举工作,由于祖逖的功绩,渐渐受到了司马睿的重用,被升为侍中。祖约在当时与阮孚齐名,阮孚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二儿子,母亲就是那位胡婢,论辈分是阮籍的侄孙。《世说新语,雅量》记载,祖约爱财,阮孚爱搜集鞋子,人们无法判定他们的优劣。一次,有人去拜见祖约,祖约正在料理财物,客人到时,还剩下两个小竹篓没有收拾完,祖约赶紧侧身挡住,神态十分慌张;而有人去见阮孚的时候,阮孚正在给鞋子上蜡,神态悠然地说着:“不知道这辈子能穿破几双鞋子呀!”从此,两人的品位才分出了高下。不过,祖约还是深受王导的重视的,《世说新语》也曾记载了王导与祖约畅谈通宵的故事,这当然也有王导要拉拢祖约的意思。不管如何,为将者一旦爱财,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名将。祖逖、祖约的同父异母哥哥祖纳,本来也与祖约关系不好,在听说司马睿任命祖约为将以后,秘密上书司马睿,称祖约“怀有陵上之心,压抑着使用此人,还是可以的。如果给他大权,他将会有叛乱之心。”司马睿认为祖纳与祖约异母,是嫉妒祖约,所以才有此言,就将祖纳的奏疏公开出来,祖约从此对祖纳恨之入骨,朝廷也因此排斥祖纳,祖纳自此闲废在家。不过,时间将证明,祖纳的断言决不是空穴来风,即便是现在,祖约一到防地,下属们就看出了他完全是个阔少爷的气派,与那位与士卒同甘共苦、辛勤做事的哥哥完全不同,因此,祖约没有安抚、统御下属的能力,不为下属心服口服。  《世说新语》引用过刘琨的话说,在祖逖年轻的时候,深为王敦所重,可见,王敦对于祖逖是心存顾忌的。等祖逖一死,王敦再无什么顾忌了,他密谋反叛的行动也真正纳入了议事日程。
作者: 回复日期: 20:05:51 
  二十七、王敦之变(1)      刘隗虽然领兵万人去了淮阴,(《晋书,刘隗传》记载为泗口)但是,朝廷大事司马睿都与之商量,王敦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为了拉拢,也是试探,王敦写信给刘隗,说:“近来圣上对阁下您眷顾有加,如今北方强贼未灭,中原鼎沸,我愿意与您以及周顗等人一起报效王室,共同扫平海内。如果能够顺利,帝业就此兴隆,如果不利,天下再无希望了。” 刘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大约他对于王氏家族长期以来张扬跋扈早已怒火中烧,因此,他根本不理睬王敦投过来的橄榄枝,强硬地回信说:“鱼儿一到大海,就相互忘掉了对方;人在道义面前,也忘记了彼此。我尽心竭力,报效国家,这是我志向。”意思是,我刘隗只忠于司马睿,尽忠报效国家,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也就是说,我刘隗不可能与你王敦做朋友。接到刘隗回信的王敦,不禁大怒。  然而,让王敦更为愤怒的事情还在后面,就在任命戴渊和刘隗为都督不久,司马睿于321年7月25日,剥夺了王导骠骑将军的官职,加封其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兼中书监。这当然是明升暗降之举,表面上看,王导的职务也提升了,但是却被剥夺了军权。王敦再次上书,对司马睿陈述自古以来忠臣被皇帝怀疑,而小人从中煽风点火,想要感动司马睿,然而,此时,已经不是忠臣不忠臣的问题,而是司马睿的皇权与王导的相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仅凭一纸奏疏,怎能化解这一切?王氏不放弃权力,对于司马睿而言,一切都是空话,王敦所说的不仅不能感动司马睿,相反更是司马睿感到了威胁,为了安抚王敦,司马睿加王敦羽葆鼓吹,增加从事中郎、椽属、舍人名额各2人,以示尊崇。但是,这些表面文章,王敦怎能买账?于是,等到9月祖逖去世以后,王敦的叛乱行动就进入了具体的实施阶段。    首先,王敦上书朝廷,要求将自己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王敦的用意很明白:一是,如果朝廷同意这一要求,那么,自己就可以收买人心,是我王敦让将士们全家团圆;二是,如果朝廷拒绝,那么,就可以借此煽动将士的不满,为起兵寻找借口。这的确给司马睿出了一个难题。司马睿在接到了王敦的上书以后,与刘隗、刁协等人紧急磋商,最后认为王敦反叛之心已定,不如拒绝王敦的要求,以王敦部下的家属为人质,拖延他的反叛时间。  其次,与自己的两位亲信钱凤和沈充秘密磋商,由沈充在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老家起兵,配合主力扫清建康东面。沈充,字士居,吴兴武康人,从小就以雄豪闻名乡里,本来,吴兴沈氏与义兴周氏在两晋时期,都是江南的武力强宗,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而沈充又是沈家的领袖,沈充家境十分富裕,《晋书,食货志》记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沈充还广蓄歌伎,本人所作的《前溪曲》七首,流传甚广,南朝时期,前溪成为歌伎习乐场所,因此,江南歌伎多出于此。开始的时候,王敦为了拉拢江南武力强宗,将沈充引为参军,后提拔其为宣城内史(安徽省宣城市),沈充又将自己的知己钱凤介绍给了王敦,王敦任命为铠曹参军,负责部队的军械装备,作为一直被朝廷压抑着的江南豪族,两人对王敦感恩戴德,也企图通过王敦为自身攫取更大的权力。此时,沈充已经秘密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为起兵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而钱凤也趁着回家奔丧之机,秘密给沈充传达王敦的命令。  不过,在王敦集团内部,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王敦的前参军熊甫看到王敦将有异图,从容劝说王敦要远离小人,王敦严肃地追问:“小人是谁?”熊甫不答,从此辞归;精于卜筮的郭璞被王敦引为记室参军,当时大将军椽陈述去世了,郭璞知道王敦将有逆谋,在吊唁陈述的时候,恸哭失声,边哭边说:“陈述啊,谁能知道这不是福气啊!”——郭璞本来是尚书郎,与后来写出《搜神记》的干宝是同僚,才学与温峤、庾亮相当,只是性情轻率,又贪酒好色,往往过度,干宝曾经劝他不要太过,可是,郭璞却说:“我命中能受用的是有限的,自己经常担心不能把命中该受用的享受完,你还担心酒色会为害么!” 除了熊甫和郭璞,还有王敦的长史羊曼和谢鲲,也都敏锐地觉察出王敦的图谋,因此,两人整天喝得人事不醒,不问世事。到了事变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王敦问谢鲲的意见,谢鲲却说:“刘隗诚然是祸首,但是,城狐社鼠。”意思他就像是居住在城墙内的狐狸,不能用水去灌,以免城墙塌陷;像是祭坛中老鼠,不能用火熏,以免发生了火灾,出兵的话,要顾及皇帝。王敦一听,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叫道:“你个庸才!你知道什么!”即使王氏家族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王敦的小叔王琛的儿子、豫章太守、广武将军王棱,看到自己的从兄王敦高傲刚狠,对皇上一点都不恭敬,经常劝说王敦,言语切直,王敦怀恨在心。我们知道,在荆州的民变头领王如投降王敦以后,王棱因为喜爱王如骁勇,就收到了自己的帐下,宠爱有加,后来,王如匪性难改,经常与王棱的部将斗射角力,王棱大怒曾经杖责过王如,王如深以为耻。王敦听说以后,就秘密让人激怒王如,劝令杀掉王棱。王如就去找王棱喝酒,酒宴中,王如请求把剑起舞为乐,慢慢近前,王棱看到情况不妙,连呼左右将王如拉出,可是,还没等卫士缓过神,王如已直前将王棱杀死,听到消息的王敦,假装十分吃惊,命人追捕王如,杀死了事。  第三,王敦解除了后顾之忧。当时,王敦驻守在武昌,在王敦的北面襄阳,是新任梁州刺史甘卓,在王敦起兵之前,就已经派人与甘卓联络好了,甘卓也答应率军与王敦一起,去建康“清君侧”,这让王敦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而武昌南面的湘州,是新上任的湘州刺史司马承,湘州荒残,本不足多虑,况且,王敦已经预先将司马承湘州的船只都征调到了武昌,即使司马承心有余也力不足,再者说,王敦只把矛头对准刘隗,并不损害你司马家什么,也许司马承不会有所动作吧?而岭南的陶侃鞭长莫及,向来对朝中事务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似乎也不会怎么着。另有沈充三吴豪族帮忙,一切应该没有问题吧?  看来,王敦射向建康之箭,已经不得不发了……
作者: 回复日期: 11:37:47 
  二十八、王敦之变(2)      《南齐书,舆服志》记载:“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太平御览》卷682引《玉玺谱》曰:“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是白板天子。”所谓的白板天子,就是没有权威的天子。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琅琊国之外登记称帝,依靠的就是几个大族的支持,而如今,司马睿这个没有权威的天子,想要抛弃依傍多年的王氏家族,要找回他的权威,就必须要找到足以与之对抗的另外的力量才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通过注籍制度,规定所有流民都要登记;通过给客制度,明确依附大族的门客数量;采取免除流民为奴,注入军籍,为戴渊、刘隗筹得了2万军队。然而,仅仅仰仗戴渊、刘隗这2万人马,去对抗王敦还远远不够。于是,司马睿还需要寻找其他可以利用的力量。  他首先想到了江东豪族,江东豪族沈家如今投靠王敦,已无法利用,于是,他又想到了周家。可以说,周家与司马氏家族之间恩恩怨怨延续多年,从周处在讨伐齐万年时,被司马肜陷于死地为国捐躯,到周处的长子周玘受到南来大族的排挤、为刁协所轻视郁郁而终,再到任命周玘之子周勰密谋讨伐王导、刁协不果,失志在家,可以说,周处一门三代对司马氏皇族没有多少好感。如今,周氏辈分最高的只剩下周玘的小弟周札,不过此人缺点很明显:一是自以为是,二是阴险狡诈,三是十分贪财,只是周札的侄儿周筵尚继承了爷爷周处的忠义,现任太子右卫率。但是,连三定江南的大哥周玘都被刁协等人轻视,满身毛病的周札似乎更不在朝中大族的眼里,而且,几年前的淳于伯事件中,刘隗就曾经把矛头对准了时任从事中郎的周筵,这一切,也都让周札、周筵等周氏代表对于司马氏的感情复杂。因此,在司马睿起用周札为征虏将军、监扬州江北军事、东中郎将的时候,周札以脚上有病为由固辞不上任。国难当头,司马睿顾不了那么多,他指示有关部门要弹劾他,周札不得已才去赴任,还没有到任,司马睿又升任他为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诸军事,镇守台城外围的石头城。  除了江东的周氏之外,司马睿还想到了利用流民帅,但是,司马睿对于普通的流民帅,还是心存疑忌,因为,当时的流民队伍很多与强盗没什么两样,因此,东晋政府把刘遐、蔡豹、祖约等流民帅都安置到了长江以北,不允许他们南渡,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民帅对于维持淮河防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让他们南下参与对抗王敦的战斗中,在司马睿看来,有引狼入室之嫌。而就在这时,深为司马睿信任的尚书右仆射纪瞻却给司马睿提到了一个人:郗鉴。我们知道,郗鉴是八王之乱中扬州刺史郗隆的侄子,在司马冏起义讨伐称帝的赵王司马伦的时候,郗隆因为郗鉴等子侄在洛阳而没有及时响应司马冏的号召,犹豫之间被下属所杀。洛阳沦陷后,郗鉴未立即南渡,而是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邹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之间众至数万。此时,因为泰山的徐龛多次反复,后赵王石勒决心除掉徐龛,他派遣石虎进攻徐龛,并多次骚扰紧邻的郗鉴所部,在东晋内斗不已、无暇北顾的情况下,郗鉴的处境显得愈加艰难。虽然郗鉴的身份也是流民帅,但是,他与其他的流民帅不同的是,郗鉴本身是士大夫,并且,在东晋名士心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这让司马睿有些许的放心,也让郗鉴南下成为可能。纪瞻对司马睿上书称:郗鉴有将相之才,过去与戴渊同时被征召,如今,戴渊等人都为都督,以资历,郗鉴与戴渊一样;以官职,郗鉴与戴渊等都是部长级别的。最后,纪瞻还说:“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间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 虽然纪瞻力荐郗鉴“补衮职之缺”,是希望郗鉴在王敦叛乱迫在眉睫之时,站在晋元帝一边,来抗拒王敦,但是却在篇末不忘提醒司马睿征求王导的意见,也充分显示了纪瞻精于世故之处。不过,征召郗鉴南下的意见,肯定是经过了朝廷重臣的充分酝酿的。《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司马睿曾问周顗:“你与郗鉴比怎么样?”周顗回答说:“郗鉴比我有修养。”而后来明帝问到郗鉴,周顗怎么样,郗鉴回答:“周顗比我有国士门风。”(《世说新语》因版本不同将此处均写为元帝或者明帝,似乎是不对的。)不过,真正的郗鉴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多年以后,卞壶曾经这样评价郗鉴,他说:“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较,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见《世说新语,品藻》)意思是说,郗鉴这人身上有三处比较矛盾的地方,一是对上司正直,可喜欢下属对自己吹捧;二是自身修养很好,但又喜欢计较别人;三是自己好读书,却嫉妒别人有学问——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人。  郗鉴于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率众辗转南下,退保合肥,彼时,王敦第一次叛乱已经结束,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征召郗鉴南下的决定应在王敦叛乱前后做出,而非王敦叛乱以后,在王敦的同意下做出的。虽然司马睿作出了依靠流民帅郗鉴南下帮助抵御王敦的决定,然而,时间不等人。  转眼就是322年的新年,预测大师郭璞因为皇孙司马衍出生,而请求司马睿改元为永昌元年。就在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中的时候,1月14日,王敦在武昌(湖北省鄂州市,江州刺史治所)却誓师出兵了!  他上书司马睿,罪状刘隗:一是说刘隗谗邪,陷害忠良,这当然是指司马睿因之疏远王导之事;二是大兴事役,骚扰百姓,是指兴师北上之事;三是僭越过度,以黄门散骑侍郎为参军,不知何事;四是免良人奴;五是征发流人为兵;六是不同意我迎接诸将的妻子儿女;七是征发投刺王官之人为军官,造成民众愁怨;八是遥指朝廷,专权恣肆。在列举了刘隗的罪行之后,王敦接着说:自己备位宰辅,与国存亡,请求司马睿早点将刘隗杀掉,并表示,刘隗的人头早上挂在城头,我的部队晚上就退回武昌。然后举出了伊尹放太甲、汉武帝被江充迷惑的故事,暗示司马睿现在是听信谗言的昏君,最后又说,在司马睿过江之初,政治修明,等到信任刘隗之后,朝政日非,大家都说象吴国将亡的景象。沈充亦起兵于吴兴,相应王敦,王敦任命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听到自己的弟弟起兵的消息,王敦的哥哥、光禄勋王含逃出建康,投奔王敦。  .虽然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但是,刚刚过新年,王敦就起兵东下,还是显得有点突然,对于司马睿来说,他需要的是时间,一是戴渊、刘隗还是刚刚组建的新军,战斗力可想而知;二是司马承也在湘州刚刚立足;三是调发扬州流民为兵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需要时间去平复。可是,王敦恰恰选择了这个时机发难,这使得最终的结果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作者: 回复日期: 16:30:57 
  二十九、左右为难      面对来势汹汹的王敦,司马睿当然不能雌伏,他看到王敦的上书以后,不禁大怒,正式下诏,做出要与王敦拼个你死我活的样子。诏书中说:“王敦依靠宠信,却胆敢发狂,把我比作昏庸的太甲,想要幽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要亲率六军,诛杀大逆不道之人,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并征召戴渊、刘隗率兵到建康会师;加周处之孙、周札侄儿周筵为冠军将军、都督会稽、吴兴、义兴、晋陵、东阳军事,率水军三千人去三吴讨伐沈充。但是,考察相关传记,司马睿并不是在听到王敦的起兵消息以后,就慌忙征召戴渊、刘隗,并派遣周筵去讨伐沈充的,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3月份的,《晋书,元帝本纪》更是把双方交战的时间记作4月份。王敦应该是在3月份才抵达建康城下。那么,从1月到3月,王敦何以走了那么久?对比42年前的王濬在攻下江陵以后,顺流直下,用了不足1个月的时间,就攻入了建康,王敦从武昌而来,距离几乎少了近三分之一,他为什么迟迟不进呢?我们不十分清楚王敦在没有到达石头城之前的具体行程,史书也没有详细记载王敦大军在此期间究竟在何处滞留,然而,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以久经沙场的王敦,不会不知道“兵贵拙速,未睹巧久”的道理,其间肯定是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从而迟滞了王敦的行动。  那么,又是什么让王敦满腹狐疑,放慢了东进的脚步呢?     问题就出在了甘卓的身上。  虽然甘卓的曾祖是吴国名将甘宁,但是,甘卓却没有名将之风,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处事不果断,性格不刚毅。本来,甘卓与陈敏为儿女亲家,曾协助陈敏图霸江南,可等到周玘起兵以后,在顾荣等人的劝说下,他又背叛了陈敏,导致陈敏被杀。不过,甘卓从湘州刺史改任梁州刺史以后,驻节襄阳,为政倒还简恵,一件突出的惠民政策就是将境内鱼池所收税款全部用来赈济贫民,深得当地民众之心。  而这一次,当面对王敦出兵建康一事的时候,甘卓首鼠两端的老毛病又犯了。王敦出兵之前,曾经派人约请甘卓一起东下,甘卓本来答应得好好的——当然,这肯定是甘卓担心王敦先北上讨伐自己。可是,等王敦发布了讨伐刘隗的文书,临到登舟出发的节骨眼上,甘卓却派来参军孙双,劝说王敦停止行动!这玩笑的确是开大了,如今,木已成舟,箭在弦上,给司马睿的奏疏已经送走,部队早已动员准备出发,你甘卓早做什么去了?  王敦哪能听进去孙双现在的劝谏啊?他是又惊又气又急又好笑,对孙双是脱口而出:“你们甘老兄过去是这么对我说的?怎么现在又变了!甘兄难道是思量我王敦此行会对皇帝不利?我此行只是去除掉奸臣刘隗呀!你赶紧回去对甘兄说说,事成之后,我一定让甘兄做三公!”王敦估计是让甘卓这老头给气疯了,几乎是语无伦次了。  孙双快马回到襄阳转达王敦的意思,甘卓思来想去,还是举棋不定。  有人对甘卓献计说:先假装同意,等王敦兵到建康的时候,再起兵讨伐他。  甘卓回答:过去陈敏之乱的时候,我也是先追随,后来相图,人们都说我是害怕被逼才图谋陈敏的。虽然我的内心不是这样,但是,行动却看起来象是这样,我的内心至今还常常有愧。今天如果还这样的话,以后,谁还能证明我的本心呢?  看来,做了亏心事的人,虽然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乌纱帽,但是,良心上总是过不去的。  其实,摆在甘卓面前最现实的问题,还是处于自己北面的顺阳内史魏该的态度。王敦起兵要拉拢甘卓,是因为担心甘卓会在自己的背后插上一刀,而甘卓同样担心,自己的取舍如果与北面的魏该不同,自己照样会被魏该从背后插上一刀。  过去,在陈敏之乱中,顾荣的态度就是甘卓的态度,如今,魏该的态度也就是甘卓的态度——甘卓,他天生就是个没态度的人。  于是,他派人把王敦的意思带给了魏该,看魏该是个什么意思。魏该,这个长期奋战在抵抗匈奴前线洛阳一泉坞的壮士,果断地回答:“我率领我的本部人马离开贼人(指刘曜,魏该所部曾在部将马瞻的带领下投降过刘曜),目的就是忠于国家。如今王敦举兵向天子,我魏该是不会参与的。”  听了魏该的这一席话,甘卓起码是下定了不跟王敦一起叛乱的决心,也不给王敦回话了。  
作者: 回复日期: 12:13:01 
  三十、谯王举义      甘卓虽然放弃了与王敦一起反叛,但是,并没有决定去讨伐王敦。  王敦开始的如意算盘是北面邀请甘卓一起东进,南面说服湘州刺史司马承,以刘隗专宠,前往讨伐,请司马承做自己的军司,只要把司马承抓在手中,就无后顾之忧了,况且,司马承一介文士,湘州残破不堪,原也不必多虑。因此,王敦只是在一切都决定下来以后,才派参军桓罴来到湘州说明来意。司马承先把桓罴放在一边,回过头来,他长叹一声,说道:“我要死了啊!州境荒芜,居民稀少,力量弱小,外援断绝。奔赴君王之难,这是忠;为国而死,这是义。我只为了忠义,还要什么呢?”此前,司马承就请湘州的大族虞悝做自己的长史,却正赶上虞悝的母亲去世,虞悝因而没有上任。如今事情紧急,司马承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不惜降尊纡贵,前往虞悝的家中吊唁,并对虞悝说:“我受皇帝指派,前往这里做刺史,就是为了防备王敦作乱。今天王敦果然发动叛乱,我作为一方大员,想率众讨伐王敦,可是,兵少粮缺,并且,我刚刚到任,上下还不熟稔。你们兄弟是湘州的豪杰,王室如今危若累卵,请你节哀,为国效忠,如今起事,将士的兵器够用么?”司马承以皇叔之尊,前来吊唁,这令虞悝兄弟十分感动,兄弟二人说:“大王您不以我兄弟低微,而屈驾亲临,我们怎敢不出死力!然而,湘州荒凉破败,舟船缺乏,粮食兵器都少,还没有能力主动去讨伐,建议先固守长沙,然后,向四方发出檄文,这样,王敦要防备的地方就多了,备多则力分,如此,可以取得成功。”  于是,司马承将桓罴逮捕,以虞悝为长史,以虞悝的弟弟虞望为司马,主管军事。联络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舂陵令易雄等,向全州发出檄文,要求一同举兵抗拒王敦,约定进军到巴陵,零陵太守尹奉第一个响应号召,出军营阳。湘东太守郑澹是王敦的姐夫,不听从司马承的命令,司马承派虞望率军直接进入湘东郡,将郑澹杀掉,传首四境。  在紧锣密鼓地集结湘州军力的同时,司马承没有忘记前湘州刺史、现任梁州刺史的甘卓。他派遣主薄邓骞前往襄阳去说服甘卓,邓骞对甘卓说:“刘隗虽然骄傲,失去人心,但是,他不是去祸害天下的。大将军以私人恩怨,就向京师举兵,现在正是忠臣义士尽忠报国之时。大人你为一方大员,讨伐叛逆,可以立下齐桓公、晋文公一样的功业啊!”  甘卓大笑,回答:“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我能力达不到。不过,我也志存报国,我们再仔细想想该怎么办。”  甘卓的参军李梁对甘卓说:“不如暂时按兵不动,如果大将军成功了,肯定还会委大人以重任;如果朝廷胜利了,必定会让您代替大将军的位置,还担心什么呢?”同时举出东汉初年,窦融保河西的事情来。  邓骞反驳道:“那时候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创业之初,因此,隗嚣和窦融二人割据一方,都可以从容观望。今非昔比,如果大将军取胜,回到武昌,增加石城的守军,断绝来自荆州和湘州的粮草,您该怎么办?并且,为人臣,国家有难,坐视不救,从道义上来讲,内心会安生么?”  邓骞看甘卓还是满腹狐疑,继续劝说道:“大人现在既不听命朝廷,发动义举,又不接受大将军的指挥,灾难肯定会到来,这一点,不管是聪明人还是傻瓜,都看出来了。现在反对的人,主要是因为大将军强而我方弱。如今大将军身边的兵力不过一万多,留守武昌的不会超过五千,而将军你现有的部队就是他的一倍了。并且,将军是以顺讨逆,留守武昌的王含怎是你的对手?王敦部队已经顺流而下,现在再逆流而上,无法自救,因此,将军您拿下武昌,易如反掌。武昌一旦拿下,利用他的粮草武器,镇服荆州江州,象吕蒙攻下关羽的江陵那样,安抚王敦部队的家属,将会使王敦部队土崩瓦解,纷纷归附。”  谯王司马承举义的消息,不仅让湘州同仇敌忾,而且,也激励了其他州的忠义之士。属于荆州的宜都内史周级也没有接到檄文,但是,却听到了司马承举义的消息,他让自己的侄儿周该偷偷南下,带去自己愿意站在义军一边的消息,司马承与周该相见以后,不禁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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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扑朔迷离      后方不稳,这让王敦骑虎难下。  从王敦到达建康的时间分析,在梁州的甘卓拒绝与自己一起东下和湘州的司马承正式举义以后,王敦当时并没有继续行动,而是停军在武昌附近的某地。这一段时间,应该是王敦有生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因为,假如甘卓继续观望,甚至被司马承拉拢过去,那么,离开巢穴的自己立即陷于东西夹击的窘境;即便是东面朝廷的部队采取守势,不逆流而上主动打击自己,如果甘卓顺汉水而下,直接占领自己的根据地武昌的话,势必军心涣散,覆亡立待。而目前,讨伐刘隗的檄文已经发出,吴兴的沈充已经行动,长久地呆在长江之上,一旦朝廷在最初的慌乱中安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对于自己将越来越不利。  建康方面的形势,要求自己迅速东进,一战而定胜负,而后方的局势又让自己不敢放心大胆地东下,焦头烂额的王敦又该如何抉择呢?  王敦在权衡利弊以后,果断作出了两项决策,一是,面对犹豫中的甘卓,他再次派遣自己的参军乐道融前往襄阳,为说服甘卓做最后的努力,并恳切说明自己此次东下,只是为了家族的生存而除掉仇隙,别无他意。二是,派遣自己的姨家表弟、南蛮校尉魏乂,带着将军李恒、田嵩等,率军二万转兵南下,去进攻长沙,企图在司马承初起之时迅速将其扑灭。王敦的这一措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一、谯王司马承作为宗室,对于司马睿与王氏家族之间的矛盾十分清楚,也明白王敦此次东下决非剪除一个刘隗那么简单,而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司马睿的皇权,因此,司马承以讨伐叛逆为名,高举义旗,这直接击中了王敦的要害,双方之间绝无妥协的可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时刻威胁到自己的后方安全,而且,也将使不少采取观望态度的官员倾向于司马睿一方,因此,王敦必须趁其弱小之时,迅速将其消灭;二、甘卓作为江南豪族,本没有多少忠君之心,加上此人总是首鼠两端,如今已经垂垂老矣,因此,虽然兵力比谯王司马承强大,但还有进一步说服拉拢的余地。况且,在起兵之初,此人也曾同意一起东下,现在即使不一同东进,只要能够保持中立就行。目前,只要后方没有威胁,以自己所部兵指建康,由王导等人在内接应,迅速控制司马睿,应该不成问题。  这就是王敦的如意算盘。然而,却事与愿违。  王敦派往襄阳的使者乐道融却有“国士之风”,他虽然身为王敦的幕僚,但是素怀忠义之心。当乐道融抵达襄阳以后,针对王敦起兵的借口逐一进行了批驳,他对甘卓说:“圣上亲统万机,并非象王敦所说的那样专任刘隗一人。如今,圣上担心有汉代的七国之乱,才割湘州给宗室,以削弱诸侯,但是,由于王氏家族专权太久,突然被分权,就感觉自己被夺权了一样。王敦这样忘掉圣恩,举兵伐主,显然是叛逆行为!朝廷对待您很厚,如果您与王敦一同反叛,岂不是有负大义!活着被人指为逆臣,死后将变成愚鬼,永远作为宗族的耻辱!大人应当假装听命于王敦,同意与其一起东下,然后趁其不备掩袭武昌,一旦拿下武昌,王敦之众闻讯以后,一定会不战自散,这样,大勋就可以建立了。”  在乐道融和邓骞两位义士的说服下,甘卓终于表示同意,他说:“这才是我的本意啊!”  然而,甘卓还是没有完全听从乐道融的话,而是公开发布了讨伐王敦的文告,巴东(四川省奉节东)监军柳纯、南平郡(湖北省公安县)太守夏侯承、宜都郡(湖北省枝城)太守谭该(此处据《晋书,甘卓传》,而《晋书,忠义传周该传》则称宜都内史为周该之叔周级,不知何故。)等十余地方官联名声讨王敦,并各自率领本部人马东下讨伐王敦;甘卓另派参军司马赞、孙双一起携带奏章,前往朝廷报告;又派遣罗英到广州约请广州刺史陶侃,同时进军。  甘卓这一举动可以说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广州的陶侃接到了甘卓的书信,也命令参军高宝领军北上;听到甘卓即将南下的消息,王敦巢穴武昌的军民大为恐慌,四散奔逃。当时驻守合肥的征西将军戴渊首先看到了甘卓的奏章,立即快马转呈给司马睿。接到了甘卓的奏章,司马睿大喜过望之余,立即下诏加封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州、梁州诸军事,荆州牧,保留原来梁州刺史;加封陶侃以本官(广州刺史、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代理江州刺史;建康的大小官员也是一片欢呼,似乎胜利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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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怒火中烧      而此时身在朝中的司空王导,处境却更加艰险。  他率领自己的堂弟中领军王邃(《晋书》无传,称为王舒的弟弟,前节表中缺)、左卫将军王廙(王正长子)、侍中王侃(王琛二儿子、长兄王棱被王敦所杀)、王彬(王廙的二弟,他们家老三王旷就是王羲之的爸爸)等王氏家属二十多人,每天清晨就排列在皇宫门外等待受到处罚。此时,司空府的属官们也都惶惶不可终日,想安慰一下自己的老上级吧,但是又怕说错了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大家找到那位顾和先生,顾和拿起笔就写:“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见《世说新语,言语》)含蓄地表达了对王导的关心之情。  其实,真正关心他的人还是仁厚的周顗。只有周顗最清楚,这场事变就是司马睿与王氏家族之间关于是否继续“共天下”的对决,周顗作为仅次于刘隗、刁协、戴渊等人被司马睿信任的重臣,却有着三人无法企及的名望,此时,司马睿要想安顿建康内部,需要的就是象周顗这样能够被各方都认可和接受的人,因此,他多次征召周顗进宫商量军国大事。这一次,周顗进宫的时候,王导在宫门前向他呼喊:“伯仁(周顗的字),我一家老小一百余口的性命都交给你了!”周顗连看都不看王导一眼,就径直进宫了。周顗进宫以后,竭力在司马睿面前保证王导的忠诚,此时的司马睿对于前景也难以把握,是彻底与王氏决裂还是留有余地?周顗最终说服了司马睿。周顗在宫中与司马睿喝完酒,又喝得酩酊大醉,一摇一晃地走出宫门,而此时的王导一家还在宫门外等待处分,他再度向周顗呼喊,想询问结果。然而,再次出乎王导意料的是,周顗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谈笑自若地对自己的侍从们说:“今年,要诛杀掉那些叛臣贼子们,换来斗大的黄金印,挂在胳膊肘后头!”提心吊胆的王导看到昔日的老朋友,竟翻脸不认人,从此对周顗恨之入骨。其实,周顗回到家中,仍然担心司马睿对王家的态度会动摇,他又趁热打铁给司马睿写上奏疏,言辞恳切地说明王导的无辜,请求司马睿在王敦与王导之间划清界限,不要牵连所有的王氏子弟。  后世的人们对周顗当时的态度作出种种的猜测。有人说,周顗是为了能使司马睿与王导君臣全始全终,不让王导觉察出是自己的劝说,而要归美于司马睿;也有人说是周顗当时喝醉了,没有听到王导的招呼。其实,这些推测似乎都不太贴切。平心静气地还原当时的场景,我们也许能够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王导、王敦为首的王氏家族作为江左的第一大族,是司马睿提高皇权的最大障碍,也是前此司马睿一系列部署的矛头所向。王敦因愤怒而起兵反叛,作为乱臣贼子的亲属,王导以及在京师的王氏子孙命在须臾。只是因为司马睿“雄武之量不足”的缘故,司马睿在没有十分的把握的情况下,还下不了与王氏整个家族彻底翻脸的决心。是彻底就与之决裂,拼个鱼死网破,还是留下王导,从而留下一点回旋余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看起来各有利弊,因此,让司马睿迟迟难以决定,而历来以仁厚、睿智、善于协调各方的周顗的意见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周顗在宫门外两次置自己的朋友和上司王导于不顾呢?这正是周顗的精明之处,也是处于矛盾漩涡中慌乱无措的王导应知而未知的地方:试想,此时的司马睿正处于矛盾之中,如果周顗在宫门外与王导勾勾搭搭,一旦司马睿得知,那么,周顗再去劝说司马睿,言辞还能有多少说服力呢?况且,欲诛杀王导家族的刁协、刘隗等人,哪一个不比周顗与司马睿更为亲近?他们的耳目众多,只要周顗与王导之间有只言片语传到司马睿的耳中,那么,周顗不仅无法营救王导,而且,其本身乃至周氏整个家族也有可能与王氏同归于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以周顗的二弟周嵩与王含、王敦的姻亲关系和种种无礼于司马睿、刁协的言行,一旦司马睿决心大开杀戒,这一切都不是没有可能。此时的周顗只能凭籍着长期以来自己在司马睿心目中树立的美好形象,凭籍着危难之中显示出的忠心,凭籍着与王导划清界限而表现出来的公心,才能够在司马睿面前有话语权——其实,周顗此时是最艰难的,他既要解救自己的朋友,又要自保,还想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保护好司马睿。然而,我们从王导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此人在灭顶之灾即将到来之时,早已方寸大乱,虑不及此:是朋友,势必会救你;不是朋友,说了也不会救你,还用你在宫门外面、众目睽睽之下呼救么?如果王导足够聪明和镇定,应该在看到周顗进出宫门的时候,依然跪地,故意与自己的老朋友保持应有的距离,以免引起弄巧成拙才是……  周顗历来是海量的,我们从周顗走出宫门,故意不理睬王导,并大声说了那番要英勇杀贼的话,以及他回到家以后,为了避免司马睿思想出现反复而紧接着上书这一系列举动来看,走出宫门时的周顗并未神志不清,而这一切举动的背后都隐含着外人难以企及的深意。也许,周顗在内心正为王导的愚蠢着急,同时,又以他的仁厚,原谅了王导在此境遇中的愚蠢表现,也许,此时此刻的周顗会更加确信,自己的肚子里真的能装下几百个象王导此类智商的人吧?  然而,周顗的举动,却引起了王导的刻骨仇恨:他忍让了司马睿数年的紧逼,他冷眼旁观了多次刁协、刘隗等人的嚣张,他似乎对朝廷的疏远坦然处之,如今自己整个家族又命悬一线,但是,仿佛所有的人都抛弃了自己,这位历来如此儒雅、大肚,王家对其有恩(周顗在上任荆州刺史伊始,就被杜弢击败而投奔王敦,继而回到建业)的周顗,此时竟然也翻脸不认人,要把屠刀伸到自己家族的脖子上了!他能不怒火中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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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一破三折      在甘卓一再迟疑中,王敦的南蛮校尉魏乂已经逼近长沙。  当时的长沙城墙修建尚未完工,粮草也十分缺乏,人心惶惶。手下建议司马承南逃到零陵郡(湖南省永州市)或者桂阳郡(湖南省郴州市),暂避魏乂的风头。司马承回答:“我举起义旗,就为以死报国,怎能苟且偷生,做望风而逃的败将!即使不能成功,我也要让百姓们知道我的忠心!”于是,绕城修筑堡垒,严密防守。等到甘卓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他想将司马承派来的邓骞留作参军,与其一起南下,不过邓骞却以家中尚有老母为由谢绝了,于是,甘卓就派邓骞与参军虞冲一起回到了长沙,给司马承报信,请求司马承继续坚守,并声称自己将出兵沔口(汉水注入长江处),断绝王敦的归路,这样,长沙之围自然就解除了。此时,魏乂应当已经抵达到了长沙城下,司马承给甘卓回信回顾了中原板荡,中兴草创的艰难,不想恶逆竟然出于宠臣。接着,他笔锋一转,说出湘州上下数千部众同仇敌忾的决心,只是仓促之间,没有船只,突然被魏乂、李恒包围,所以,北上讨伐叛逆的志向没有实现。然后,司马承慷慨地说,如果你能够命令士兵卷起铠甲,象闪电一般来解围,可能还有救;如果你仍然满腹狐疑的话,那你就到死鱼铺子里去找我去吧。末尾,司马承写到:“书不尽意,绝笔而已。”这八个字显示了当时长沙的危急情况,透露出了司马承对甘卓的失望和谴责,也浸透了他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勇气。  王敦的心情越来越焦躁,长沙的战况也越来越惨烈。  魏乂带领的是两万精锐甲士,而司马承身边的多为从湘州各郡赶赴的义从,缺乏训练,没有铠甲兵器,城内军粮也不足。然而,板荡识忠臣。舂陵令易雄带来了数千义从,与敌人奋战,“士卒死伤者相枕”;从湘东赶回的虞望,总是率众第一个登上城墙,与敌人肉搏,英勇战死……  司马承看到形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他让从事周崎与前来联络的宜都内史周级的侄儿周该,一同越城向周级求救。不幸的是,两人在城外都被魏乂的巡逻兵抓获,魏乂命人用大刀架在两人的脖子上,想问出他们究竟是去何处求救,周崎回答:“司马承让我们去外面求救,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地方,让我们俩自己决定。”魏乂根本就不相信,他把周该暂且关押下来,对周崎说:“你替我给城内传话,就说大将军已经击败了刘隗、戴渊,甘卓还住在襄阳,与大将军不再有异议,三江州郡,万里安宁,长沙外援已经断绝。如果你这样说,我答应留你活命。”周崎点头答应。魏乂率众牵着周崎来到长沙城下,周崎看着自己熟悉的长沙城,大声呼喊道:“王敦军在于湖惨败,甘安南已经攻克武昌,马上就要派遣大军前来解救长沙之围,大家努力坚守,贼人很快就失败了!”周崎看着魏乂惊恐的眼神,看着蓝天,笑了。恼羞成怒的魏乂赶忙把周崎拉回军营,残忍地将其杀掉。回过头来,严刑拷打周该,但是,一直把周该打死,也没有说出叔叔响应湘州的事情,周级在事后因之未被牵连。  湘州似乎已经胜券在握,而襄阳的甘卓却真的南下了,甘卓军一直前进到猪口(湖北省仙桃市),可是,年老的甘卓更加多疑,他命令大军停留在猪口,等待各军会合以后,再一同出击,可是,来自荆州各地的部队有远有近,一时间无法全部到齐,所以,甘卓就在猪口整整停留了几十天之久。猪口距离沔口不远,武昌感到的压力也愈来愈真切。被逼无奈的王敦只好选择了孤注一掷:一是,他将在自己军中做参军的甘卓的侄子甘卬派回,让甘卬前去劝说甘卓,甘卬带给甘卓的话是这样的:“您这样做,是在尽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我绝不会责备你。我家里人危在旦夕,我不能不出此下策。我私下想请您能回军襄阳,我们捐弃前嫌,重新结好!”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话,竟然让甘卓的内心又一次发生了动摇。也许我犯不着与王敦为难?在等待其他部队的日子里,武昌近在咫尺,甘卓竟然想着回师襄阳!乐道融苦苦相劝,他说:“将军您起义兵,却半途而废,将成为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应该的啊!如今将军率军而下,将士们都有利可图,一旦回师,恐怕全完了!”  王敦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决心冒着后方被占领的危险,迅速扑向建康。王敦大军顺江直下,很快就到达建康西面的芜湖,在芜湖王敦又上书罪状刁协。史书没有留下王敦的奏疏原文,但是,我们大抵可以揣测出,不外乎把刁协专权恣肆,借酒无礼,制订的所谓“刻碎之政”又给抖露一遍。不过,说到刁协的借酒凌辱他人,以至于众臣侧目,却的确不乏其例,不仅《晋书,刁协传》有所记载,而且,《晋书,熊远传》还举了一个例子:尚书郎卢綝将要进宫值班,在大司马门外与刁协相遇。当时,刁协喝醉了,让卢綝回避,卢綝公务在身,当然不可能就此回家。酒醉中的刁协就命令护卫上前,将卢綝从马上拖了下来,一直拉到刁协的车前,才放掉。这当然只是刁协使酒无礼的无数例子之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刁协虽然一心崇上抑下,但是,刁协的所作所为不仅让高门大族侧目而视,而且,也让几乎所有的官员不满。  王敦来了,那么,等待着他的又将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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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兵临石头      建康,今南京。西通荆湘,东带三吴,北凭两淮,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诸葛亮曾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孙吴建国,遂以为都,城周二十余里,东傍钟山,南枕秦淮,西倚大江,北临后湖(玄武湖),处天然屏障之内,建康稍远,东北尚有幕府山,南面有土山,东北和正东沿长江南岸还有摄山、华山、高丽山等崇山峻岭;秦淮河自南向北,从建康的西面迤逦注入长江。东晋南朝时期,将城区范围扩为东西南北各四十里,中心为宫城(台城),北面构筑白石垒(白下)、宣武城、南琅邪郡城,西面在秦淮河入江口处的石头山上构筑石头城,台城西南还有冶城、西州城,东南有东府城,南面还有丹阳郡城。建康西南依次还有新亭、新林、牛头山、板桥、三山以及江中的白鹭洲等重要地理坐标,再往上游,就是姑熟(当涂),附近有著名的采石矶,采石对面隔江就是横江渡口,此处江面狭窄,是北方势力渡江的理想选择,江北设置历阳重镇防守,而姑熟则依凭采石、东梁山二处险要,阻止上游荆湘之敌;建康沿着长江往东分别为直渎戍、罗落桥、江乘、竹里等重要地理坐标,往东百余里就是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对面隔江是广陵瓜洲渡,是北方势力南下的又一个重要渡口,但是,此时,京口江面宽阔,江水滔天,并且,京口地区地广人稀,河道纵横,猛兽出没,不利于北方铁骑作战,然而,对于南方势力来说,京口却是建康连接三吴地区的交通枢纽,从三吴地区的粮食沿运河转京口源源不断地往建康输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建康的东南面分别有小河西向流入秦淮水和东向流入丹阳运河,这两条小河源头之间,就是破冈,为了避开粮船入江的风险,孙权赤乌八年(245年),“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邪阁”,称作破冈渎,连接两端小河,使吴会船只自丹阳运河不必往京口,西行就能直接入秦淮水,再北上直接到达建康。《读史方舆纪要》卷25引《舆地志》,谓破冈渎“上下各七埭。梁太子纲讳忌之,废破冈渎,别开上容渎。……陈复埋上容,修破冈渎。至隋平陈,并废。盖六朝都建康,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也。”由于有三吴粮草源源不断的供给,才使得建康经济逐渐繁荣起来,《隋书·地理志》称:“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  因此,我们说过,王敦此时以沈充在吴兴起兵,切断三吴对建康的粮食供应,可谓是釜底抽薪。不过,从上游而来的王敦,要想攻下建康,第一个需要解决的就是屏蔽建康西边的军事重镇——石头城。同治《上江两县志,山考》载:“自江北以来,山皆无石,至此山始有石,故名。” 石头城以清凉山西坡天然峭壁为城基,周长七里一百步,约为现在的六里左右,南开二门,东西各开一门,城内设置石头仓库,用来储备军粮和兵器,它北缘大江,南抵秦淮河口,环山建筑,易守难攻。  建康城内,自南往北,是一条主干道,称为御道,秦淮河南面为长干里,有大小长干,东长干等名称,是建康最繁华的商业区;秦淮河上是朱雀桥,又称大珩(大航),在此,秦淮河以半月形包裹着建康城,在朱雀桥的东侧、东长干里的北面秦淮河岸是著名的乌衣巷,为王谢大族的住所,再往东去,是丹阳郡城;过了朱雀桥,就是朱雀门,沿着御道继续往北,两侧分别为太庙、太社和百官府舍,东侧稍远处为骠骑将军府。沿着御道再往北,就是宫城的正门宣阳门,进入宫城。建康宫城分为三层,外围宫墙长约4公里,外层宫墙内是第一层,驻扎着驻军和一般机构;次一层,为中央官署,里面才是真正的宫城,前部为皇帝处理政务的部分,建有太极殿;后面是皇帝的后宫,建有式乾殿、显阳殿等,再后是华林园。宫城北面为覆舟山、偏东为钟山,东面出建春门、东阳门,过清溪桥,可达东府城;西面出西明门,可达石头城。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8“建业有三城”条称:“六朝时,建业之地有三城,中为台城,则帝居也,宫殿台省皆在焉。其西则石头城,尝宿兵以卫京师……台城之东则有东府,凡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者居之,实甲常数千人。”    王敦起兵以后,刘隗与戴渊相继率兵入卫京师。司马睿还晋封戴渊为骠骑将军,与右卫将军郭逸一起在朱雀桥御道的两侧,构筑工事,依托秦淮河,护卫建康城的南大门。刘隗率军返回京师以后,百官夹道迎接,刘隗把头上的头巾和官帽高高戴起,露出前额的头发,意气风发,谈笑自若,司马睿让其率兵驻守在建康南面的金城(江苏省江宁县北),永昌元年,公元322年3月,王敦所部抵达建康附近,双方的对决即将展开,那么,双方还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对付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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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决策宫中        刘隗抵达建康以后,面见司马睿,他与刁协二人一起向司马睿进言,要求将王导一族全部诛杀,以绝后患。然而,司马睿却拒绝了这个建议。  司马睿没有选择与王氏家族彻底决裂,其原因固然与其和王导君臣之间长期的感情、与王导一直以来表现出的忠心不无关系,但是,也似乎与司马睿对于局势的走向没有把握有一定的关系。第一,王敦发动叛乱以后,王导没有象他的从兄王含那样选择逃跑,而是一直以一名罪臣家属的身份,带领全体成员每天到宫门外等待处罚。这首先就是一个态度问题,也说明了王导还是对司马睿忠心的,起码在表面上是这样的。留下王导,即使事情出现意外,身为家长的王导也可以充当制约王敦的一件武器,使之不至于走得太远。第二,处罚整个王氏家族面临现实的困难性。王氏家族过江以前就是琅琊的高门大族,过江以后,更是一等一的豪门,经过王导等人的苦心经营,已经俨然是一个王氏帝国。史称,仅王导自家就有田六十余顷,有田就需要有人耕作,那么,部曲、门客、奴婢等不在少数。而且,在王氏家族内部不少人虽然对刁协等人的做法十分反感,但是,对于王敦的忤逆行为也是不认可的。除此之外,王导以宰相的身份控制朝廷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在宫门外的王导时时让司马睿感到沉重的压力。如果在王导等人态度很好的情况下,再予以严肃处理的话,将缺乏正当性,会把整个王氏家族甚至包括倾向于王氏家族的其他大族推向王敦一边,这极有可能激发出建康的内乱。第三,司马睿对中央的兵力是否能够战胜王敦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戴渊、刘隗的部队毕竟刚刚建军半年,与王敦训练有素的部队当不可同日而语;建康城内的兵力也不很充足,宿卫六军十分薄弱,并且,王氏家族在宿卫六军中也是很有势力的,如王廙就是左卫将军、王邃为领军将军等。另外,王敦所部人数似乎也绝非邓骞对甘卓说的那样稀少,同时,发奴为兵已经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而甘卓、陶侃均在千里之外,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朝廷未经战阵的军队与王敦的虎狼之师相遇,究竟能否取胜,尚属未知。如果此时与王氏彻底决裂,以后将没有一丝的回旋余地。第四,激起王敦之变,当然是司马睿为了提高皇权,不过,司马睿采取的办法是利用刁协等人,来分割王氏家族的权力,这说到底,还是一个君主利用大臣之间争斗,搞的一种平衡。然而,如果把王氏家族斩草除根的话,司马睿势必面对一个刁协、刘隗一支独大的问题。那么,刁协、刘隗就一定比王导更加忠心么?当下二人的忠心,难道就没有一点与王导争权夺利的私心驱动么?毕竟,司马睿与王导相知多年,而与刘隗、刁协二人的亲近还是几年前的事情。即使是战胜了王敦,留下受到重创的王导作为刘隗、刁协二人的掣肘,亦无不可。  于是,在刘隗回师建康之前,在周顗的极力斡旋下,司马睿就已经拿定了继续利用王导的决心,因此,在刁协、刘隗二人向司马睿建议诛杀王氏家族的时候,司马睿断然否定了这个意见。刚才还在群臣面前谈笑风生的刘隗陡然感到了极大的不安,不过,他还是顺从地接受了司马睿的命令,率部前往金城驻守去了。  送走了刘隗,司马睿命人将王导上缴的朝服退还给了王导,并在宫中予以接见。走进宫中,王导顿首谢罪说:“乱臣贼子,哪个朝廷没有啊?我没有想到今天竟然出现在臣下的家族里!”——记住,王导对司马睿的这番话,是给王敦的行为定了性的,即王敦是乱臣贼子,而王导内心深处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么?从以后发生的事情上,我们就会知道答案的。  而此时,司马睿表演的更是出格,在传召王导进宫到王导走到跟前的这段时间里,司马睿能穿上鞋子,再脱下几十遍,但是,他不,而是在见到王导进屋,并听了王导这番话以后,他才慌里慌张地光着脚从床上跑下来,将王导扶起,象朋友一样亲昵地称呼着王导的字,说:“茂弘啊,我正要把建康城方圆百里人民的身家性命,都拜托给你呢,瞧你说的这是啥话啊!”——好像过去剥夺王导权力,试图杀掉王氏家族,都与他毫无关系似的。  接着,司马睿下诏,任命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以尚书令刁协出督六军,加封周顗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尚书右仆射,建康附近的地方官全部加军号。至此,司马睿的部署业已全部完成:戴渊领兵扼守建康朱雀桥,负责建康城的正面防卫;刘隗前突至金城,迎击敌人;右将军周札驻守建康西面门户石头城,护卫建康的西面;太子右卫率周筵火速赶往了三吴去平定沈充,同时,司马睿也正式下诏命令甘卓、陶侃领兵攻击王敦的背后。  面对着司马睿的部署,王敦又将如何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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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台城陷落      为了进一步拉拢王导,司马睿下诏说:“王导大义灭亲,请将我当安东将军时朝廷曾经颁发给我的节,交给王导。”除了降尊纡贵地安抚王导以外,司马睿还派遣王导的堂弟,也是司马睿的姨家表弟、左将军王廙前往王敦军中,企图劝说王敦退兵。这当然是司马睿的一厢情愿,不过,在司马睿看来,我没有杀掉王氏一门,现在,最佳的选择是能够说服王敦退兵,这样,双方都能体面地下台阶。而能够充当此任的最好人选,非王廙莫属:虽然王廙本人没有什么实际才能,但是,名气很大,个人才艺,比如书法、音乐等造诣很深,围棋被称为江左第一。而且,司马睿一直对王廙宠爱有加,因此,在司马睿的眼里,王廙特殊的身份是担当这一重任的不二人选。可是,司马睿大大低估了王敦的决心,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幻想双方真的能够言归于好,的确有点天真。王廙到达王敦的军营以后,就被王敦扣留不放,王廙反而向王敦透露了建康各处的兵力部署,替王敦出谋划策。  看到王廙迟迟不回,司马睿终于意识到难免一战了,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穿上铠甲,在建康郊外检阅部队。    我们还记得在5年以前,杜弢叛乱被平定以后,杜弢的部将杜弘投降了王敦,深得王敦的赏识,此时,杜弘也随着王敦一起来到了建康地面。  王敦最初的打算是直接进攻驻守在金城的刘隗,但是,身经百战的杜弘对王敦建议说:“刘隗手下的壮士很多,不容易迅速击败,不如先进攻石头城。周札此人对下属刻薄少恩,部队不愿意为他卖命,如果前去进攻他,肯定能够一举攻下。一旦周札被击败,前突在金城的刘隗自然退却。”  王敦采纳了杜弘的建议,任命杜弘为先锋官,率领先头部队,前去攻击石头城。按理说,石头城十分险要,但是,当时石头城的城墙可能不是太高,梁末,王僧辩驻守石头城,陈霸先命令大将侯安都领兵掩袭王僧辩,当时,因为石头城城墙不高,侯安都的士兵竟然能将侯安都举着,扔进了石头城内,从而奠定了胜局。不过,我们不能以多年以后的事情逆推如今的情况,但是,此时的石头城的防卫大约也不十分牢固。在杜弘士兵的攻击下,跟从周札驻防此处的奋威将军侯礼战死,而周札见势不妙,则大开城门投降了王敦军,石头城被王敦所部顺利占领了。王敦军拿下了石头城,建康的西门洞开,谁都知道,攻陷建康只是迟早的事情,王敦登上石头城,俯瞰着建康,他掩饰着内心的喜悦,不禁叹息一声,说道:“从今往后,我再也做不成让后世赞扬的大事了。”——意思是,攻下石头城,这是自己与皇帝的军队第一次短兵相接,自己的忤逆行为成为了现实,这肯定会遭到后世的唾骂。在王敦身边的谢鲲不失时机地劝慰道:“哪能到那种地步呢?只要从今开始,大家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就行。”  失去石头城以后,司马睿变得又惊又气,举动失常。他命令京师的所有部队全部出动,发誓要夺回石头城。于是,各路部队开始向石头城发起进攻,刁协、刘隗、戴渊各自率领部队与王敦军接战,均被打得大败;接着,王导、周顗、郭逸、虞潭等悉数出战,也均遭败绩,建康城能用之兵几乎损失殆尽。太子司马绍听说以后,不禁怒火中烧,想要率领卫士亲自出战,太子中庶子温峤拉着马笼头死死劝谏,说:“殿下,您是国家的继承人,怎么能不顾自身的安危,而不顾天下呢?”抽出宝剑将套马的皮带斩断,司马绍才停了下来。  建康就这样轻易地变成了无防之城。  司马睿失败得有些突然,也有点蹊跷。各种史书对此都是一笔带过,对于当时的细节,没有做出过多的描述,这大约出于历史上为尊者讳的传统吧。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深切地感觉到,当时的建康守军并不卖力,建康民众也是袖手旁观,究其原因,大约是司马睿的发奴为兵确实是“士庶怨之”吧?另外,指挥这次战斗的都督王导,本身就不愿意看到己方的胜利,因为,如果司马睿胜利的话,也许王氏家族会变得更加危险,反之,不仅能够除掉异己,而且,王氏等大族的利益还能得到有效的维护。史书没有透露王导在后面做了什么样的手脚,我们不好断言,不过,千载而下,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大约也能够揣测到一二吧。  王敦高居在石头城上,并以此为据点,纵兵大掠建康城,百官全部逃散。只有安东上将军刘超率领部下宿卫宫中,另外还有两位侍中陪伴着司马睿。刘超是琅琊国的故人,对司马睿忠心耿耿,他本来在服父丧中,因为王敦之变,司马睿特意下诏夺情,让刘超赶回。败退以后,戴渊率领亲随百人回到宫中,等待司马睿的下一步命令;刁协、刘隗一起入宫,与司马睿在太极殿的东殿相见,司马睿看到两位忠臣,不禁悲从中来,他痛哭失声,劝令二位赶紧各自逃难。刁协说:“臣当守在此,等待被杀,不敢有二心!”司马睿看着这位倔强的老人,哭着说:“现在事情太危急了,怎能不逃跑啊!”命令手下给刘隗与刁协两位大臣准备马匹,让他们各自逃命。刁协年事已高,骑不了马,如今树倒猢狲散,招募来的随从走到半道,也是一哄而散,逃之夭夭,只剩下刁协一人,走到江乘,被人所杀,传首王敦,王敦听任刁协的家人将其收葬,司马睿对刁协之死十分痛惜,他秘密派人将杀死刁协之人捕杀;刘隗则逃到了淮阴防地,却遭到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刘遐的袭击(此时的刘遐正准备从防地彭城南下,以躲避石虎咄咄逼人的攻势),刘隗带领家属、亲随攻击二百多人逃往石勒,被石勒任命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后死于石勒的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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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王敦专权(1)      司马睿在与王敦的对决中彻底失败,他失去了自己最亲信的两位大臣,几年来苦心经营收回皇权的一切努力也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身为皇帝的尊严,看着在京畿之地到处抢劫、无法无天的王敦士兵,司马睿脱去了戎装,换上了朝服,无比愤怒,又无可奈何,他对身边的人无奈地说:“想得到我的皇位,你王敦何不早说!至于这样残害百姓吗!”愤怒之下,他派人给王敦传话:“你如果还心怀本朝,现在就下令停止军事行动,那么,天下还能维持过去共天下的局面;如果再不停止,我马上回我的琅琊国,不挡你的道儿!”接着,司马睿让百官去石头城拜见王敦,这当然是司马睿的主动示好,也为了探探王敦的底线。  王敦见到戴渊,说:“前天会战,尚有余力吗?”戴渊没有对王敦谢罪,而是直面回答:“怎敢留有余力,只是力量不足而已。”王敦接着说:“我今番举动,天下人又会怎么看我?”戴渊回答:“只看到表面的人,会说这是叛逆;体会到您内心的人,会说这是忠义。”其实,这是戴渊在委婉地拍王敦的马屁,王敦一听就笑了,说:“你真会说话。”转眼看到周顗,王敦劈头盖脸就说了句:“伯仁,你对不起我!”周顗没有象戴渊那样,而是直面答道:“大人兵车犯上,下官亲帅六军,然而自己无能,使王师失败,因此对不起您。”周顗的话,不卑不亢,义正词严,一时间说得王敦张口结舌,无从回答。王敦私下拉着王导,埋怨王导说:“过去你不听我的话,非要立这位做皇帝,你看看,差点我们王家遭到灭门之祸!”  百官们见过王敦以后,司马睿为了争取主动,又下诏任命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司马睿知道王敦历来对太常荀崧十分敬重,所以,就派荀崧亲自去石头城“就拜”——而不是让被拜官的人到朝廷这里接受官职,可见,此时的司马睿是多么的屈辱。然而,即便如此,傲慢的王敦余怒未消,他似乎是想狠狠地刺痛司马睿的心,皇帝的尊严全部扫地,因此,没有接受司马睿的妥协,坚决拒绝了官职。(而《晋书,元帝本纪》的记载与此有异,称:四月,“敦乃自称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邑万户。”)司马睿虽然给王敦送上了和平的橄榄枝,但是,王敦并没有接受,这令司马睿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担忧。他看到朝臣们从王敦那里回来,就将周顗召到广室中,试探着询问事态可能的走向,他说:“目前发生的大事,两宫无恙,大家也都平安,大将军已经满足了么?”周顗回答:“两宫的情况确实象圣上所说,但是,象臣等的安危,就不好说了。”  周顗也许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大祸临头了。不过,当护军长史郝嘏(此时周顗加护军将军)劝周顗避避王敦的风头,他没有选择退缩,而是慨然回答道:“我备位朝廷大臣,朝廷失败,我怎可在荒草中求活,或者外逃依附于胡越呢?”    王敦当然要牢牢地控制住朝廷大权,他在打败了中央军以后,首先做的事情是,大赦天下。因为,在王敦军进攻建康的同时,沈充自吴兴郡正进攻吴国,杀掉了吴国内史张茂。(《晋书,本传》记载张茂为吴兴内史,错误,因为,根据《晋书,孔愉传》的记载,孔愉因向司马睿建议王导忠诚,而被司马睿疏远,“累迁吴兴太守,沈充反,愉弃官还京师,” 说明了当时的吴兴太守是孔愉,沈充起兵以后,因为孔愉弃官而逃,所以,顺利地拿下了吴兴,接着,才进攻东北方向的吴国)张茂,字伟康,是会稽人,与同郡的孔家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齐名,号为“会稽三康”。张茂年少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了一头大象,他问一名占梦家万推吉凶,万推回答:“你将为大郡的郡守,只是不能善终。”张茂为原因,万推说:“象是大兽,兽是守的意思,由此而知君当做大郡的太守;不过,大象会因为象牙而被捕杀,为人所害,由此知道,不能善终。”至此,果然被沈充所杀。此时,曾经弹劾过刁协的熊远,为会稽内史,沈充加熊远为将军,但是熊远拒而不纳,只是保境安民,采取了中立立场——一向以正直闻名的熊远没有站在司马睿一边,也证明了王敦以讨伐刘隗、刁协为名的策略取得了成功——周莚率领那三千水军还没有整军出发,就听说了自己的叔叔周札献出石头城,导致台城陷落的消息,忠义的周莚不禁大怒,愤恨不已。王敦首先所要做的就是赶紧安抚住各种的异己势力,稳定住局势。    第二,在大赦的同时,王敦没有忘记剪除司马睿的羽翼。如今,刘隗、刁协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能够分割王氏家族权力的就剩下了戴渊和周顗了。王敦的参军吕猗,曾经做过尚书郎,性格十分奸谄,戴渊当时为尚书,对此人非常厌恶,因而吕猗一直怀恨在心。当王敦接见了诸位大臣以后,吕猗趁机对王敦进言:“周顗、戴渊,这两个人都有很高的名声,足以迷惑群众,两人见您时说的话,没有一点愧疚之意,大人如果不除掉此二人,还让他们执政的话,恐怕还要麻烦您再次起兵,留下将来之患。”  王敦本来就对二人之才很忌惮,也赞同这种说法,不过,这两个人一个为南人之望,一个是北人领袖,对此二人的处理确实比较棘手。于是,王敦试探着询问王导说:“戴渊和周顗是南北两地的人望,请他们做宰相级的职务(三司:司马【晋为太尉】、司徒、司空),应该可以吧?”王导沉默不语。看到王导不语,王敦意识到王导是不同意,他接着问:“那么,不让他们做三司,难道说只能让他们做尚书令、尚书仆射?”王导依然不做答复。王敦想了想,最后说:“如果这也不行的话,那只有杀掉他们了。”王导还是没有吱声。  于是,王敦派遣部将邓岳、缪坦前往逮捕戴渊和周顗。在绑赴石头城的刑场途中,路过御道旁边的太庙,周顗大声呼喊着:“贼臣王敦,颠覆朝廷,枉杀忠良,神明有知,请赶快诛杀奸贼!”押送的军士用长戟猛刺周顗的嘴巴,周顗的嘴巴被长戟戳穿,鲜血从脸上一直流到脚面,然而,周顗还是那么从容,那么镇定,路人见之都落下了眼泪。周顗与戴渊二人均被杀害于石头城南门外的石头之上,周顗死时年仅54岁。  周顗和戴渊的被杀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原来,王敦曾经告诉谢鲲,自己打算任命周顗为尚书令、戴渊尚书仆射的事情,正巧在王敦逮捕周戴二人的当天,王敦问谢鲲近来人心怎么样,谢鲲还不知道周戴二人已经被王敦逮捕,他趁机建言说:“虽然大人此次行动志在保护国家,但是,人们却议论大人在大义上似乎有些缺陷,如果能重任周顗和戴渊,谣言自然会平息。”王敦一听,暴跳如雷,说:“你是粗心还是怎么的?那二人不行,我已经把他们抓起来了。”谢鲲素来敬重周顗,听了这话,竟楞在了那里。王敦的参军王峤(太原王浑的祖孙),苦谏王敦,王敦大怒,要斩杀王峤,一时间无人敢表示异议,谢鲲说:“大人发动这么大的行动,没有诛杀一人,今天却因为王峤进言,就要以他的鲜血染红您的战鼓,不是太过分了么!”王敦才没有杀掉王峤。司马睿派王敦的堂弟王彬(王廙的二弟、王羲之的二叔)去慰劳王敦,王彬一向与周顗关系很好,他到石头城以后,先去城外吊唁周顗,恸哭之后,才进城去见王敦。王敦看到王彬满脸泪光,感到奇怪,就问出了什么事,王彬老实回答:“刚才先去哭了伯仁,情不自禁。”王敦说:“伯仁他是自取其祸。况且,人家只是把你看做平常之辈,你对人家又有什么好哭的?”王彬回答:“伯仁是一个宽厚的长者,也是你的亲友。在朝中虽然没有经常发表正直的言论,但是,从不结党营私,却在大赦以后被杀,所以我才伤心啊!”然后,愤怒地责备王敦说:“哥哥你起兵冒犯陛下,杀害贤良大臣,图谋不轨,将要给我们整个家族带来灾祸啊!” 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王敦闻言大怒,他狂呼着说:“你竟然疯狂到如此地步,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当时,王导也在座,生怕王敦盛怒之下真的杀掉王彬,赶忙起来解劝,让王彬给王敦认个错,陪个礼。王彬说:“自从我患了脚病以后,见到天子我都不想下跪,这会儿怎么会跪?而且,我说这话,还有什么好道歉的!”王敦冷冷地说:“你跪下来脚痛总比脖子痛,要好些!”可是,王彬却一点也不惧怕王敦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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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王敦专权(2)      王敦要做的第三件迫在眉睫的事,就是劝返甘卓军。  甘卓驻军在猪口,乐道融苦苦相劝,请求甘卓趁机攻下武昌,甘卓就是不听,乐道融忧愤而死。即便如此,甘卓的数万大军驻扎在武昌附近,总让王敦一直心神不宁。因此,在控制了朝廷以后,王敦立即想起了在整个晋代屡试不爽用来止兵的“驺虞幡”,他命人从皇宫中取出了“驺虞幡”,立即西上,命令甘卓退兵。此时,甘卓已经听到了周顗与戴渊被害的消息,他对着自己的侄儿甘卬哭着说:“我所忧虑的,正是今天之事。过去,每次得到朝中人士的书信,都关注胡人的进犯,不想我们朝中竟然出现了内乱。好在皇上身体还好,太子无恙,我驻守在王敦的上游,他也不敢恣意危害朝廷。我如果直接占领了武昌,王敦走投无路,肯定会劫持天子,让四海失望。不如暂时回到襄阳,再做打算。”当即,就命令回师。  都尉秦康劝说甘卓:“现在分兵攻击王敦并不难。只要切断彭泽(江西省湖口县西),那样,王敦上下游的部队就被切为两段,自然败散,一战就能拿下他。将军既然举起了义旗,如果半途而废,成为败军之将,追随将军的部队也都各自西返,恐怕守也是守不住的啊。”甘卓历来比较宽和,突然之间就变得十分强硬起来,一句劝谏的话都听不进去,直接率军就回了襄阳。  回到襄阳后的甘卓,更象中了邪一般,听到有人劝谏,就勃然大怒;家中也出现不少不详之事,他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竟突然之间看不见了脑袋。主薄何无忌、功曹荣建,包括甘卓的家人都劝说,要加强戒备,以免遭到王敦的暗算,但是,甘卓就是不听,反而解散军士,从事农业生产。襄阳太守周虑等人为了讨好王敦,密谋刺杀甘卓,他们趁着甘卓熟睡之际,对甘卓的护卫亲兵们谎称湖中鱼很多,让大家都去捕鱼,然后,率众把甘卓杀死在卧室的床上,将首级传给了王敦,并将甘卓的三个儿子悉数处死。这是永昌元年5月间的事,也就是在王敦攻下石头城后不足一个月,甘卓内部就发生了内乱。甘卓死后,王敦任命自己的亲信、原梁州刺史周访的长子周抚都督沔北诸军事,接替甘卓的位置。  第四件是议废太子。太子司马绍今年已经24岁,是一个成年人了,司马睿已经被打得颜面扫地,彻底投降服输,但是,这个成年的太子却让王敦寝食难安。因为,这个司马绍不仅年少的时候,以聪明闻名,长大以后,还“神武明略,为朝野所钦服”,《世说新语,豪爽》记载一件事,足以说明:“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也。”从这一条中,我们起码可以得知以下两个信息,一是,司马绍性格果敢、执着。一旦他认准要做的事,即使身为皇帝的老爸不同意,自己也会坚决地做下去。二是,司马绍身边有一大群效忠自己的力量。这股力量可以在一个晚上,开挖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自然不可小觑。当然,那晚开挖池塘的肯定不局限于司马绍个人身边的武士,应该也包括司马绍能够调动的所有效忠于己的大族奴婢,但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说明司马绍的力量。从司马绍在听到六军败绩之时,要奋不顾身与王敦拼命一事来看,王敦深知,不借口废掉司马绍,自己乃至王氏家族的将来都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知道,因为司马氏得国不正,因此,在晋代最为崇尚的道德标准是孝,而不是忠,(孝,就要求听命于自己的长辈,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可以不对皇帝尽忠,但要对自己的家族尽忠”的畸形价值观,而这种所谓的孝也恰恰符合大族维护自己利益的愿望)这时,王敦就想以司马绍不孝为名予以废黜。王敦控制建康以后,把太子中庶子温峤任命为自己的军司,所以,王敦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司马绍种种的不孝行为以后,最后总忘不了加上一句:“这时温太真说的,温太真过去是东宫率,现在是我的军司,他对此十分清楚。”不一会儿,温峤来了,王敦厉声问道:“皇太子为人怎么样?”温峤回答:“身为小人的我无法揣测出君子的作为。”王敦看到自己的图谋没有得逞,还不甘心,想让温峤顺着自己的意思回答,于是,继续声色俱历地追问:“太子有什么好?”温峤从容回答:“太子才学广博渊深,这的确不是我这个见识浅陋的人所能窥测,但是,太子他能够以礼侍奉双亲,确实是个孝子。”聪明的温峤装作不明就里,轻松地驳斥了王敦想要诬陷司马绍不孝的言论。温峤此言一出,在座的大臣们也都纷纷表示同意,王敦无奈,只得暂时把废黜司马绍的事情放在了一边。  王敦所要做的第五件事,是“宠树亲戚”,夺回并扩大王氏家族在朝中的权力。如前所述,王敦没有接受司马睿的丞相封号,但是,却自称了司马睿所给予的一切封号,这里面当然与王敦的刚狠个性有关,不接受你封的,是让你司马睿心里更难受,可是,对外我还得做你给的这个官,要不然,我没法工作。他除了任命太保、西阳王司马羕为太宰以外,又把架空了的司空王导,加为尚书令的职务;任命自己的亲哥王含为卫将军;任命从弟王廙为都督荆州、梁州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去看护自己的上游和后院,在王廙死后,任命王舒为鹰扬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监荆州沔南诸军事;任命王邃为征北将军,都督青州、徐州、幽州、平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守淮阴,代替北逃的刘隗的职位;任命王彬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处于建康与武昌之间的联系地带等等。其次,任用能与王氏家族合作的人士。邓攸邓伯道,有高名,从李矩那里逃到江东以后,曾被司马睿任命为吴郡太守,为官十分清廉,去吴郡上班是用船从家里满载着自家的粮食去的,只喝吴郡的水,此人既清廉,又谦和,还善于在士大夫们周旋,与刁协和周顗关系都很好,但是,却对权贵们既恭敬又献媚。王敦用这样的人放心,就任命其代替死去的周顗的护军将军职务。  对于南士,一则王敦不敢放心使用,二则这些人不想侧身于矛盾漩涡。纪瞻是常年称病,规避矛盾;王敦任命顾众为吴兴内史,顾众作为南土人士,对于王敦与司马氏之间的纠葛,也不愿意过多掺和,王敦起兵的时候,顾众为鄱阳太守,在王敦的一再催促下,才率军赶来,此时,顾众当然知道吴兴那是沈家的老巢,因此坚决推辞,并举荐尚书郎桓彝去当,桓彝门第低微,自然也不敢当,此事就不了了之;还有虞潭也是“以疾告归”。不仅如此,一些倾向于司马氏的人士也都采取了辞官告归的态度,如,应詹作为刘隗的军司,自然属于王氏的异己,因此,应詹“以王敦专制自树,故优游讽咏,无所标明”。诸葛恢在太兴初年做过会稽内史,因为符合司马睿的执政理念,“政清人和”,政绩曾经被考核为全国第一,王敦之变的时候,诸葛恢因为在家服母亲的丧事而躲过了此难,等王敦得志以后,任命诸葛恢为丹阳尹,但是,诸葛恢却“以久疾免”。  除此之外,王敦还要安排好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刚刚从邹山南撤回来的流民帅郗鉴。郗鉴南下本来是司马睿对付王敦,联合北方流民帅的一步棋,因此,征召郗鉴时,司马睿给予郗鉴的职务很重要——领军将军。然而,王敦之变来得如此突然,等郗鉴率众渡过淮河以后,王敦已经迅速控制了建康,建康形势大变,郗鉴不敢贸然再南下,就率众暂时停留在了合肥。王敦当然不会让一个流民帅去做中央军的领军将军,于是,改任郗鉴为尚书,然而,对于郗鉴来说,离开自己的部曲只身前往建康做官,这是郗鉴所不愿意的,对于任何一个流民帅来说,失去了自己的部曲将士,自己就什么也不是了,况且,以一个流民帅的身份,直接被任命为尚书,也非寻常之举,因此,郗鉴以生病为由予以了拒绝。于是,王敦为了安抚郗鉴,给其加了一个安北将军的名号,让其带着自己的部队暂时屯驻在合肥,接替原来戴渊的防地。  王敦不仅要任命自己的亲信把持朝廷大权,为防万一,王敦还要从制度上牢牢地控制住朝廷。据《晋书,良吏传附邓攸传》记载,“初,王敦伐都之后,中外兵数每月言之于敦。”也就是说,每个月,朝廷的领兵将领必须要向王敦汇报各地,尤其是朝廷部队人数增减,这一招似乎十分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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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王敦专权(3)      王敦最后要做的就是诛杀异己。  除了赶走了刘隗、杀掉了刁协,除了诛杀了周顗、戴渊,暗杀了甘卓,王敦对于曾经追随甘卓起兵反对自己的将领,也开始反攻倒算。首先是巴东监军柳纯,柳纯是蜀郡人,老爸柳伸曾经做过诸葛亮的从事,柳纯曾历任巴郡、宜都、建平太守,西夷、长水校尉,巴东监军,一直防守着东晋的西大门,就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一个月,也就是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的5月,成汉帝国趁着晋国内乱,派将军李龙进攻巴东,柳纯还出军将其击败。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消除王敦的怨恨,到了第二年,即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四月,王敦派人将其杀害。其次是南平太守夏侯承。夏侯承是夏侯湛的侄儿,而夏侯承的一个姑姑夏侯铜环则是司马睿的妈妈,另外一个姑姑是王廙的妈妈,因此,夏侯承与王廙、司马睿都是姑家表兄弟关系,而王廙与司马睿则是姨家表兄弟关系。看到自己的从兄王敦一定要杀掉夏侯承,王廙是苦苦哀求,在王廙的哀求之下,王敦终于放过了夏侯承,改任为散骑常侍。第三,就是要处理谯王司马承了。  在王敦攻陷台城以后,湘州刺史司马承率部依然在长沙苦苦支撑。继司马虞望战死之后,衡阳太守刘翼也战死了,然而,苦苦等待甘卓援军的长沙守军没有等到援军,却等来了建康陷落的消息。王敦在攻下建康以后,除了使用“驺虞幡”让甘卓退军之外,还让朝中大臣给长沙城中司马承和其他将领写信,告知建康已经陷落的消息,以瓦解长沙守军的军心。果然,在坚守了近百日之后,长沙军民在得知建康陷落的消息以后,都感到没有了希望,很快地,长沙城就被魏乂大军攻破。魏乂将司马承打入囚车,送往武昌。司马承身边的佐吏四散奔逃,只有主薄桓雄、西曹韩阶、从事武延变服为奴,跟随囚车陪护着司马承。与司马承一起被俘还有舂陵令易雄、司马承的长史虞悝。虞悝弟弟虞望曾杀死了王敦的姐夫湘东太守郑澹,因此,虞悝自知难逃一死,当被魏乂处死的时候,虞悝慷慨地说:“人生都有一死,全家能成为忠义之鬼,死而无憾!”被魏乂所杀的还有司马承的主薄桓雄,魏乂看到桓雄进退有礼,觉得此人绝非奴仆,生怕出现意外,也将桓雄就地诛杀。似乎还没有将司马承送到武昌,王廙就按照王敦的指示,命人将司马承杀死在半道上,司马承死时59岁。韩阶和武延将司马承的尸首收敛好,一直护送到建康,埋葬完毕才回到长沙。只有舂陵令易雄被送到了武昌,王敦派人将司马承起兵时易雄书写的檄文拿给易雄,责备易雄。易雄回答:“这都是真的。只是我易雄职位小,力量不足以解救国难。王室毁坏,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今天杀了我,我可以做忠魂,这是我的心愿!”王敦当时没有杀掉易雄,而是把他放了,亲戚朋友们都向易雄道贺,易雄笑着说:“昨晚我们梦见我坐着车子,车子旁边挂着肉。有肉必有筋,筋就是斤。车旁有斤,那就是斩啊。我将要被杀了吧!呵呵……”不久,王敦真的派人将易雄杀掉了。  湘州刺史司马承被杀以后,就空出了一个湘州刺史的位置,司马睿下诏让陶侃接任,但是,王敦不同意,陶侃在王敦之变中,被司马睿任命为江州刺史,并派高宝出兵,然而,高宝所部直到长沙陷落也没能抵达长沙,其观望态度可见一斑。此时,司马睿想让陶侃从岭南进入岭北,这让王敦很不放心,在王敦的要求下,朝廷只好让陶侃继续做他的广州刺史,不过为了安抚他,给他加了一个散骑常侍的虚衔。而湘州刺史的位置,大约由王敦给了南蛮校尉魏乂吧?魏乂拿下长沙以后,到处派人寻找邓骞的下落,邓骞的家人都为此感到担心,可是,邓骞却说:“他新得到湘州,多杀忠良,正想以我来满足安抚大众。”于是,邓骞就主动去见魏乂,魏乂任命邓骞为湘州别驾。  在处理了这些事情以后,王敦就回到了武昌。屈指算来,王敦4月攻下石头城,(《资治通鉴》称王敦是3月攻下石头城,4月就回到了武昌)大约在建康呆了仅仅一个月左右,最终没有朝见司马睿,就回到了武昌。为什么王敦不需要继续呆在建康呢?合理的解释是,朝廷已经完全被王氏家族所控制。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能让王敦这么快地控制了朝廷呢?其实,在我们以上所说的王敦的一系列举措后面,我们似乎都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影子,那个人就是——王导。之所以能够造成这个结果,此人的作用应该不可小视。  《晋书,王导传》在记述王敦攻下石头城以后,只说到王敦曾经埋怨王导当初没有听从自己的话,另立他人,而这时,史书对王导的话却没有做具体的描述,仅仅说了四个字“尤持正议”。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一位首席大臣的言行仅仅四个字就一笔带过,这的确不同寻常,难道在这段政权跌宕起伏的几个月里,一直处于矛盾漩涡中的王导真的就消失了么?还是总以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呢?我们从《晋书,王彬传》里,可以看到,王导先生并没有消失,因为在周顗被杀于石头城南门外的时候,这位先生却正与自己的从兄王敦坐在石头城内。我们知道,王导后来长期作为宰相,也许很多重要的史实都被“消化”掉了吧?  王导后来整理中书省的档案资料,才发现周顗当初为了营救自己而写给司马睿的奏疏,直到此时,王导才意识到自己错怪了老友,他把奏疏拿在手里,哭着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于是,这句推卸责任的话,就流传了下来。这话乍听下来,似乎有理,也让我们给予王导一丝同情。其实,仔细分析起来,真是这样吗?吾不杀伯仁,当然不是说亲手杀伯仁的人,亲手杀的人是刽子手,不过是杀人者的工具而已,那么,是指下诛杀周顗决定的人了,这十分明显,具体下达命令的,当然是王敦了。然而,即使具体下达命令者,在某些场合,也不一定就是主谋。王敦开始的时候,对于诛杀周顗、戴渊还是心存疑忌的,所以才去征求王导的意见,而在王敦的追问下,王导以沉默诱使王敦作出诛杀二人的决定,在这一特殊的语言环境下,甚至可以说王导才是诛杀周顗,戴渊二人的主谋,而非胁从,更不是无关主旨的看客。而此时,王导以这一模糊语言,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自己的从兄王敦,好像自己仅仅是没有尽到援救周顗的责任,用于表白自己的内心当时并非想要杀死周顗,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欲盖弥彰之举。  
作者: 回复日期: 08:44:15 
  四十、惨痛代价      这次永昌元年年初的王敦之变,影响甚巨。  王敦之变,导致了王氏家族权力空前膨胀。史称,王敦得志以后,更加骄横,四方贡献多入王敦府邸,地方大员都是王敦的私人,王敦以沈充和钱凤为智囊,以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司马睿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了。相反的,东晋皇权则降到最低点。到了这一年的闰11月10日,毫无实权的司马睿,忧愤成疾,被王敦活活气死,终年47岁。临死前,司马睿留下遗诏,请求王导辅政。  除此之外,这场事变还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东晋一朝的政治走向:  一是,奠定了整个东晋时代皇权不振、重臣掌握大权的基础。王敦以讨伐刘隗、刁协为名与皇帝直接发生冲突,并打赢了这场战争,这使得晋元帝颜面扫尽,让司马睿企图打压门阀政治、恢复皇权的努力,付之东流,也让司马氏皇家艰难树立起来的尊严荡然无存。这种皇权不振、门阀统治的情况成为了东晋一朝的特色,然而,“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各个家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兴衰更迭的状况,门阀统治的最大弊病,不仅在于这些大族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左右政治,还在于,各个家族之间拉帮结派,明争暗斗,在彼此实力消长的时候,极易引发出大的矛盾和冲突。  二是,丧失了北伐的大好时机、让偏安江东逐渐成为现实。我们还记得司马睿刚刚登基的时候,四方诸侯纷纷上表劝进的盛况,当时刘琨虽然失去了并州,但是,幽州的段氏、冀州的邵续、平州的慕容傀、甚至青州的曹嶷都表示归附,虽然这些人是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也说明了北方各统治区内老百姓的民心。然而,从318年司马睿登基以后,就与王氏家族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从民族大局来看,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枢和高效率的官员体系,当然比一个政出多门、对高门作奸犯科熟视无睹的政治体制,对推进北伐事业有益得多。然而,身为宰相的王导,却忘记了刚过江东“新亭对泣”时的豪言壮语,根本不再关心北伐事业,致使北方的民心士气一点点地丧失。关于王导的历史功绩,历来争论很多,近代的一些史学大家似乎倾向于对王导做肯定性的评价,似乎没有王导,就没有了东晋的存在,甚至更是上升到了没有中华文化的地步。这的确很是离谱。我想说的是,王导的近似于“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在大动荡的时代,只能作为司马睿刚到江东时的权宜之计,彼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等司马睿在江东逐渐站稳脚跟以后,再施行这一政策,已经不再是为了维护皇权,而是为了维护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大族的利益,且这种利益也是“得过且过”的利益。王导的所作所为,如果放到一个大一统的朝代,我们不仅不会将其作为名臣对待,甚至是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奸臣。也有人说,王导的苟安是审时度势之举,理由是当时北方胡人很强,南方又不稳定,没有北伐的条件。这其实是以果为因的说法,而没有详细地考察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以太兴元年司马睿登基为基点一年一年地探究:在此之前,虽然司马睿没有组织北方行动,但是,司马睿和王氏兄弟在积极地采取一系列行动,稳定并扩大统治区:除掉华轶,吞并江州;讨平杜弢,收获湘州;剪除杜曾,全取荆州。到了318年司马睿登基称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北方刘聪死亡,靳准叛乱,刘汉帝国瞬间灭亡。此时,北方势力中,只有石勒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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