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主播年入3.9亿却未按规定交税：补缴6000万
[摘要]目前，国内市场上共有200多家直播公司，各方资本纷纷涌入，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亿，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3000个。才看了会儿美女直播唱歌，禁不住主播的撒娇卖萌，小林充值百余元后为她慷慨送上了一辆拉风的虚拟跑车。粉丝们的一件件爱心礼物，最终会变成真金白银掉进主播兜里。去年，各大直播平台站到了风口上，网红主播们也迎来身价三级跳，年收入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而很多高收入的主播“新贵”，竟然连个税都没交。北京市朝阳区地税局昨日披露，某直播平台2016年支付给直播人员的收入高达3.9亿元，但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今年最终补缴了税款6000多万元。朝阳区地税局今年运用大数据辅助税收征管，重点针对新兴行业业态堵塞税收漏洞。“新兴业态绝非法外之地，我们想在信息分析中寻求突破，精准捕捉新的税收增长点。”朝阳区地税局数据管理科相关负责人说。详细分析了几家大型直播平台的业务规模和缴纳税款后，地税人员发现，这些企业的业务规模与纳税比重差别很大，于是将核查重点放在了一家有数百位明星入驻、活跃用户达百万的直播平台。“说实话，对于这些直播平台的商业运营模式，我们起初也不懂。”工作人员透露，在进入企业调研核实之前，调查组成员专门下载了该公司应用程序，多用多看，紧急恶补相关知识，尽快熟悉这家企业的运营特点。经过几轮调查，朝阳地税工作人员发现该公司主播获得各种礼物的打赏后，再兑换成虚拟货币，通过支付宝提现，在兑换过程中，该公司按一定比例提成。但这家企业自成立以来确认的所有收入，均未包括支付给网络主播的个人分成收入，也未给主播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我们平台主播的收入都是通过支付宝提现的，钱都被主播们直接提走了，所以我们就感觉没必要再替他们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了。”该直播平台相关负责人解释。就此，地税部门强调，直播平台制定了相关财务规则，主播也是依靠该平台取得收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应由平台承担，而不可能由支付宝等第三方负责。目前，国内市场上共有200多家直播公司，各方资本纷纷涌入，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亿，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3000个。地税部门发现，直播平台已经进入爆发式增长期，但这个新兴行业在税收遵从度方面还有待提高。“对于一名网红在多个平台直播，多处取得收入的问题，税务部门将加大跨省协查的力度。”朝阳地税局数据管理科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红名人的收入不仅包括打赏收入，还有广告收入、线下商演收入等，今后将多方监控收入来源，确定网红名人个人所得税扣缴基数。另外，税务部门今后还会加强对网红名人所在经纪公司的监督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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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要缴多少税？102万。从25到60岁，若年薪15万，共缴个税52万左右；若买150万的100平米房子，至少缴2万多契税和零星杂税。房价中含开发商交政府税费至少15万。若买20万国产车含税至少七八万。买奶粉护肤品上餐馆其他消费若月均花费3000，则缴税600元以上，60岁时共缴税25万以上。
　　关心你的100万　　这一辈子要交100万的税? 　　没错。这不是富豪们的故事，而是你，我，这样普通的工薪阶层身上正在发生着的现实。　　这个让你我心惊肉跳的数字，远远大于我们每个月工资单上的缴税额，因为大量的税都被中国现行税制所遮蔽。　　在以流转税也就是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中，70%以上的税收额来自流通环节中企业所交的增值税营业税等。但实际上，许多企业往往将税钱加在商品中，一环环悄悄转嫁给消费者我们吃每一顿饭、看每一场电影，甚至是睡觉时都在交税，因为脸上用了护肤品而空调或暖气正在运转。　　税收近9万亿，同比增幅22.6%，这就是2011年中国人纳税的现实。自2004年起，中国一直在提“结构性减税”，但财政收入非但没有减少，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每年增长速度都比GDP快十多个百分点。这还不包括在税之外，更为庞大的而且根本找不到统计数字的“费”。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税改成为最热门的焦点话题之一。截至3月4日下午，在总共42份财贸金融类提案中，有关税的提案就占了13条之多。　　但不幸的是，税收迷宫导致了一系列财政幻觉。老百姓(尤其是公务员)以为靠政府“养活”，而政府以为靠纳税大户国有企业支撑。这个迷宫也造成了全社会“税感”的模糊，人们普遍感觉“税痛”，却不知究竟痛在何处，又如何缓释。　　今天，南方周末将探照灯投向，税。因为在一个现代国家，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体现，便是税收。　　恰恰是每一个纳税人，养活着政府、机构与每个公务员，而掏钱的人，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关心我的钱去哪了，当然应该公开辩论以什么方式交多少钱更合适，当然应该勇敢抗议那些不合理的税和费。
　这些税制常识，在中国依然还是需要广为传播的“稀缺”理念。这是转轨的艰难之处，也是必经之途。　　本期专题，我们关心两会上的税提案，关心代表们的“税感”与“税声”;我们感受中国的“税痛”，和公民如何议税;我们帮助纳税人向税务人员提出问题，进行诚意的民间对话;我们努力走出那些税的争议与误区，也眺望一下香港如何减税如何议税;我们期盼税能变得更简单更直接，更希望能减点儿。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心自己的那100万。　　你的100万元哪去了　　很难想象，作为城市里的工薪阶层，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都要交100万元的税。　　按照现行税率简单匡算，账单如下：　　如果你年薪15万，从25岁工作到60岁，这35年间缴纳个人所得税52万元左右(已扣除社会保险等)。　　根据中国的习惯，这一生通常你至少会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假设是150万元。如果这是你的唯一住房，至少需要缴纳2万多元契税和其他一些零星的各种税。在建造这套房子时，开发商要向国家交多少税费至今也没有确切的说法，姑且按较低水平的10%来算，那就是15万。
　如果你买一辆国产的20万元左右的车，其中含的税至少有七八万元。倘若是进口车，就要交得更多。　　如果你给孩子买奶粉，用护肤品，看电影，有时要在外请朋友们吃饭，偶尔还买个iPad3什么的，平均每个月花费3000元左右，则要缴纳的税为600元以上。到60岁时，为此交纳的税为25万元以上。　　加起来一共是102万元。这还不算你在25岁之前和60岁之后的所有花费。　　隐蔽的税网　　这个账单的数字，远远大于每个月我们工资单上的缴税数额。　　这与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有关。在每年的税收总额中，只有6%左右来自个人所得税，70%以上都来自增值税营业税等流通环节的流转税。　　从早到晚，即使是在睡梦中，你都挣脱不了那张沉重却隐蔽的税网。　　一早，把你闹醒的那部苹果手机，里面就含了上千元的“冤枉”税。　　以苹果iPhone4S(16G)为例，在内地卖4988元，香港大约4129元，在美国约卖4087元。这是因为，国内的苹果手机，是联通等运营商从美国苹果公司手上购买的，算进口，得加上17%的增值税。但苹果手机是在深圳的保税区生产，出口到美国和香港却不用交税，所以能卖得比内地便宜。
　李剑阁的总结是：古今中外十分罕见。　　不过，官方不认同税负繁重的说法。2011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税负不痛苦，而且是合理的。理由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年的一项计算，工业化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水平为45.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5%。而中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李剑阁提供的数据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虽然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且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大量的财政收入是没有纳入到预算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很多超收的税收，没有计算到上述公式中去。
郁闷的企业　　别太伤心，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比你还郁闷。　　2011年，TCL净利润不到17亿元，但税收高达42亿多元。最近一次股东大会的时候，很多股东责问李东生干嘛交那么多税。李东生无奈地表示：“我肯定没有多交税。” 　　在这42亿多元中，有百分之十几是税外的行政性收费。李东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建议说，教育附加和城市建设费等税种，都是二十多年前财政收入很少的时候征收的，现在完全可以减免甚至取消。　　李东生背后的企业群体的减税诉求是，希望参考早期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对企业利润中转投资部分应适当减免所得税，鼓励再投资，同时为行政性收费减负。
对他们来说，现在的税收中往往包含了重复征收。　　比如说，有媒体曾经公开报道了集成电路工业的案例。在这个行业，工业流程往往包括芯片设计、加工、测试、封装四个环节。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做四个环节，以产生150万的销售额为例，按17%税率缴增值税25.5万元。但实际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分工变细，企业越来越多地会选择外包。假设将其中两个环节外包，这两个环节产生的营业额为60万元，那么外包的公司需缴纳3万元营业税。在现行的税制中，外包完成，这家集成电路公司最后做出成品销售出去后，这3万元也不能抵扣，所以整个环节中国家收到的税收实际上是25.5万+3万=28.5万元。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分工越细，国家收到的税就越多，这正是传统税制与现代产业形态之间不匹配所导致的。
　多收了三五斗　　综观共和国的税史，差不多每隔十年都会有一次大税改。每一次税改，都既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又会带来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调整。　　值得记录的第一次税制改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利改税”，将此前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改为征税。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利改税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时候市场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企业交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接着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时的中央政府面临“两个比重”过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这是分税制改革的最大考量。　　分税制改革解决了中央没钱的老问题，但造成地方政府越来越穷的新问题。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重心上移中央，但事权重心下移地方。地方政府要完成政绩，就要搞建设，但又缺钱，财政亏空到地方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于是，创收和土地财政开始流行，“跑部钱进”去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由此成为京城一景。　　2003年以来，我国实施了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增值税转型、取消农业税、修订个人所得税等新的税制改革，启动了又一轮的税改。但这几年的结果却是，我国财政收入超收越来越多，超收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纳入预算法的约束范围之内，由政府自由支配。这造成超收部分的资金使用腐败高发。　　目前的预算法规定，政府设立新的税种，要经过人大的批准。但是预算法没有规定地方政府不能超额征税，多收的税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李剑阁建议：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政府应该解释预算偏差的原因，对超支部分要做认真如实的报告。
如何减税　　这一次，发轫于2011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选择的是以结构性减税为突破口。　　贾康认为，这个时候国家之所以愿意减税，一是国家财力雄厚。其次是外需市场不好也不稳，迫切需要扩大内需。而结构性减税是刺激内需的利器之一。　　结构性减税不仅包含减税，也包含增税。比如资源税改革实际上就是增税。　　推动资源税改革，和房产税一样，都是将税种纳入地方税，这被看做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没有触动分税制的整个基本制度，但是会给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带来新影响。至于个税改革的真问题，他认为，不是起征点高低的问题，而是要随着CPI的上涨，提高扣除额。　　李炜光和贾康也都主张对个税综合改革，而不是简单的调整起征点。如何综合改革，李炜光以美国的例子解释说，美国人存在银行准备买房子的存款产生的利息、养育孩子和赡养老人的费用等都扣除出应纳税所得范围。　　“我建议立即减税1万亿元来提高效率。”活跃的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公司董事谢国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没有大规模减税的话，中国经济会有陷入滞胀的风险。” 　　不过，减税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儿。　　“就像过分生长的野草一样，混乱的减税将扭曲人的行为，妨碍经济的发展，还夺走政府应有的收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Brooks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假设五角大楼想买一架新战斗机，政府并不会直接写一张100亿美元的支票给制造商，而是免掉了制造商100亿美元的“武器供应税”。政府仍然可以得到飞机，制造商也通过税收减免获得了资金，而政客们会到处吹嘘自己削减了税收。　　他的理由是，因为减税是隐性的，减税的利益很多流向了最不需要减税的群体那些有着优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人，而不是脆弱的和事业刚刚起步的人。
因此，让税收变得更加简单，更加直接，让每一个人都看得懂，就更加重要了。　　两会议税：减税为何越减越多　　自2004年起，中国一直在提“结构性减税”，但财政收入非但没有减少，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　　预算报告看不出减税　　“2012年预算报告里的财政收入这块，估计总体增长9%，其中每一个税种的增长比例，都还是上浮的。我实在看不出来，今年拿什么做到给中小微企业减轻税负?” 　　日下午5点，全国政协的“第21组工商联”小组讨论会场，因为在场的不少委员要赶去参加湖南企业界的一个邀请晚宴，主持人打断了大家聊得正热乎的农民工话题，想准时结束下午的小组讨论。　　但事与愿违，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抢过话筒，坚持要再说两句税收的事。　　“我刚刚仔细看了下2012年预算报告里的财政收入这块，估计总体增长9%，其中每一个税种的增长比例，都还是上浮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了那么多结构性减税啊、中小企业放水养鱼啊，但我实在看不出来，今年拿什么做到给中小微企业减轻税负?”新鲜出炉的预算报告，让这位从事航空业和零售业的民营企业家有些失望。
　　2011年两会做预算时，定的财政收入增速还低一个百分点，为8%，但近期公布的实际结果，却是24.8%，且远远高出9.2%的年GDP增速。政协委员、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发现，十年来，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超过年初预算，还年年增速高出GDP10到20个百分点。　　“为什么今年好多委员在做提案和大会发言时建议减税，因为实在是增速超过GDP太多、占GDP的比重太大。尤其是去年的经济形势这么差，税收增长还这么多，只能说明，企业的税负太重了。”余瑞玉，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给企业做了几十年的账，感同身受。　　链接
两会部分税提案　　0114号关于我国政府目前应该减税的提案(黄延楠农工党中央、参政议政部调研处) 　　0077号关于稳步推进我国财税制度改革的提案(吴金华民革中央调研处) 　　0137号关于扩大资源税改革范围的提案(法蒂玛马合木提律师) 　　004号关于提高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征收税率的问题(法蒂玛马合木提) 　　002号关于提高稿酬个税起征点的提案(李冰) 　　0187关于规范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提案(李凌台盟中央) 　　0223关于切实减轻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的提案(民建中央吴晓明) 　　0253关于着力降低税费负担，助推中小企业发展的提案(孙忠焕杭州政协主席) 　　0047关于服务性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大中型非生产性服务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的提案(段祺华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创始人) 　　0311关于加快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实施出台房产税的提案(林航全国工商联) 　　0648关于扩大资源税改革范围的提案(蒋平安民革中央委员新疆农业大学教授) 　　0637关于建立央企与资源开发地利益共享机制的提案(李冬玉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0359关于减税是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提案(李剑阁)
中小企业税负太重　　“制造型企业的流转税占全部缴纳税收的比例为77%，贸易型企业的比例更是高达88%，而且他们转嫁税负的能力很低，中小企业不堪重负。” 　　企业税负之重，重在哪里，重到什么程度?曾在年做过杭州市市长的政协委员孙忠焕，在任上时就有深刻的直接体会，本届两会前，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主席的他又专门到杭州下属的余杭区进行抽样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触目惊心。　　孙忠焕挑选的，是55家年销售收入在1亿元以下的中小企业。2010年，他们中的一半发生了亏损。　　本来，由于人工、原材料、融资等成本的提高，他们的利润空间已经被压缩为一成左右，还要承担存在重复征收问题的高额流转税。“制造型企业的流转税占全部缴纳税收的比例为77%，贸易型企业的比例更是高达88%，而且他们转嫁税负的能力很低，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孙忠焕在今年提交的名为《关于着力降低税费负担，助推中小企业发展》的提案中如是写道。　　3月6日民建7组的小组发言上，余瑞玉也一再呼吁减税，尤其是制造业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薄，去年的日子又不好过。” 　　和余瑞玉委员同组的、中国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样样都不能少，重复计了多少，他都搞不清楚了。天正集团的主业是工业电器制造。　　最关键的是，近十年来，不管他的企业每年是增收还是减效，也不管增收的是多还是少，最终缴纳的税收总额都要实现一定比例的增长。因为，国家和地方的税收每年都在实现一定比例的增长。　　2004年以来，我国就已经开始“结构性减税”，但财政收入并没有因此减少过，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　　“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GDP的攀比之风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批评，而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李剑阁在《减税是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的提案中痛心疾首地指出。　　企业究竟需要怎样的减税政策?“实实在在的减少税收支出，比如前几年将增值税从33%降低到17%，比如减少一两种税。”高天乐表示。
税越改越高　　试点前，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要交的是5%的营业税;试点后，改交6%的增值税。　　减少税种的税改试点，正在进行时。针对流转税比例过重、重复征税这一税制痼疾，2011年末中央终于做出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决定。试点行业选择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地定在了上海。　　改革试点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设11%和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税率，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物流辅助以及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　　但是，身处第二类行业的政协委员、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祺华却发现，他们要交的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试点前，他们要交的是营业税，税率在5%左右，即按照营业收入额的5%计税;试点后，他们要缴纳的是增值税，结果却多至6%。“当然，他们也规定成本中的进项税可以抵扣，但咨询公司、律所等使用的成本是脑力，几乎没有可以抵扣的进项税，也几乎没有中间环节，不存在重复征税。”针对这个问题，段祺华作了一份政协提案《关于服务性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大中型非生产性服务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类似的提案，段祺华此前也在上海两会上提了出来，应声者众，尤其是业务庞大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税改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一刀切，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究竟有没有少交税，企业自己才是最清楚的。” 　　上海市2012年预算报告估计，税改试点之后，2012年的营业税将减少56亿，下降11.9%。但增值税却从2011年的190亿预计将增加到318亿，两项相加，增长72亿。
纳税人问“收税人” 　　通过@南方周末与@南方周末经济两个官方微博，数百名读者也是纳税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12位在第一线的“税官”，给出了他们的回答。请不要视之为一次“官方回应”，这仅仅是税务体系内外的人们，一场关于税的诚意对话。　　税改成为两会热议的焦点之一，而在会场之外，第一线的税务官员们，既是征税人又是纳税人的他们如何看待这个话题?从3月2日开始，我们通过南方周末的官方微博，向广大读者征集到了数百个期望抛给“税官”们的问题，有的尖锐，有的深刻，有的充满奇思妙想。　　经过挑选，带着这些问题，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十几位分散在全国税务一线的工作人员。请不要视之为一次“官方回应”，这仅仅是税务体系内外的人们，一场关于税的诚意对话。　　在读者提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问题是我们缴纳的税到底被花到哪里去了、用在我们身上的有多少。很遗憾，这不是税官们所能回答的。一位在微博上看过这些读者提问的税务工作人员为此特意对南方周末记者澄清这一点：税收部门只负责税款征收，如何使用是由财政部门负责的。　　在采访中，“税官”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在两个方面却具备共识：　　一是，他们都认为，税收的增长速度不应该比GDP增长速度更快。现实是，2011年全国GDP同比增长9.2%，而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了22.6%。　　二是，税官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一点，现行的个税征收机制，其实只是做到了对中等及以下收入的“工薪族”们的纳税监管，那些真正的富人们，往往有办法让收入脱离税收监管，这其中还包括了很多灰色、黑色收入，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张超：　　说说我自己日常感受，我们单位的一些同事，提高个税起征点一个月能省100-200元，现在青菜都要三块钱/斤，减的部分也就是几顿饭钱，减税减再多也跑不过物价增长。另外，在我们辖区里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他们的收入大部分都没有超过起征点，有的企业收入高一点的人也是有一定避税手段，比如实际收入6000元的，但其实是按2000元报上来，这个调整对他们也没有意义。根据我们调研，只有比较规范的大型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会因为这个调整减税。效果不是没有，确实不明显。　　康井平：　　这个问题坊间舆论议论比较热，似乎个税提高起征点就可以杀富济贫，实际上通过提高起征点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没有太大意义。越是高收入阶层的人，往往收入来源越多，其中还有很多灰色、黑色的隐形收入，这些不透明收入往往税务部门是无法掌握的。如果高收入者的全部收入都能正常纳税，起征点调不调无所谓。　　赵茂盛：　　结果就是拿工资的人在缴税，没法在工资里体现的一些分红啊、隐性收入啊就无法征收，个人所得税11个税目里，真正执行到位的就是工资薪金这一个，社会上热议的加班税、月饼税，也就是在这个范畴内的，税负不公的问题就往往出现在这里。　　王海春：　　收入者的收入来源较广，对征管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征管手段做到对所有纳税人都应收尽收，这样才能完全彻底地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但这需要银行等金融部门的配合，比如个人实名账户和相关结算制度，这一点美国等发达国家做得比较完善。但我们现实中，有些人喜欢使用现金进行支付结算，有些数额还特别巨大，这还是容易形成税收的流失。　　王岩：　　其实，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税收政策也作了力度比较大的调整。之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是因为政府对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中产阶级关照不够。个税起征点调高之后，最低税率降低了，但中产工薪阶级比较普遍的收入段，即应纳税所得额为9000元-20000元之间的税率从原来的20%调整为25%。而且征税时不考虑家庭抚养孩子、赡养老人、购房贷款等支出，所以中产阶级的压力比较大。
　张超：　　任务主要是由分局把握，但在制度上对个人是会考核我的完成情况，比较我的辖区今年和去年的税收完成情况，但这个考核就是个形式，没完成也没有扣钱的，完成好也没有奖励。　　王海春：　　各级政府在编制年度预算的时候，会对税务部门的组织收入工作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这对保证预算顺利实现是很有必要的，但不挂钩收入。税务系统在所有公务员系统中的收入水平，也就是处于中等位置。　　马伦：　　我们属于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财政收入有预期额度，我们自然也有额度，但和收入挂钩肯定是没有的，不然国家税这么多，我们得多有钱，事实上我们的工资从2003年就没增长过了。　　邹维勇　　(海南三亚国税)我所在的国税部门，工资和年终奖由中央财政收入拨款，拨款都是比较固定的。国税跟地方政府关系不密切，地税会有一些关联奖励。　　曹大旺　　(黑龙江齐齐哈尔国税)每个局都有税收任务，每个人要签税收责任状，合同上完不成任务要扣奖金。要求以20%-30%的幅度增长，但一般情况到年底都会完成。　　@季善红　　(山东济南学生)由于地方企业的纳税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地方政府常常对这类企业另眼相看，给予更多税收优惠和便利，你们在工作中会面临这方面“冲突”么? 　　邹维勇：　　外地企业来我们这边投资，很多税都是上缴中央，留给地方的其实很少，地方政府主要考虑到对本地的GDP贡献和对本地就业的拉动。不过，税收优惠政策是有年限的，优惠结束之后对当地的贡献会更大。
　余姚　　(天津地税)我所在的县的大企业很少，几年前引进了一家上市公司，已经免了五年的税，今年终于开始纳税，整个局都非常高兴，一旦纳税将是我们局最大的企业税源。　　康井平：　　地方照顾企业这种情况现在确实有，但不多。2008年之前，经济上升期，地方政府会帮企业说话，让你少征点，现在地方政府会说，你使劲征，别管他们。以后这方面情况会如何，就看现在税制改革会行成什么模式，对地方政府有什么影响，才知道他们以后的行为方式。　　赵茂盛：　　税务系统其实是比较正规的，执法检查非常严格，当然合法的税收优惠我们会执行。　　张超：　　我们这里，最大几家企业占我们税收的50%-70%，在税法允许范围内，肯定是他们优先享受优惠政策。　　王海春：　　各级政府在编制年度预算的时候，会对税务部门的组织收入工作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这对保证预算顺利实现是很有必要的，但不挂钩收入。税务系统在所有公务员系统中的收入水平，也就是处于中等位置。　　马伦：　　我们属于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财政收入有预期额度，我们自然也有额度，但和收入挂钩肯定是没有的，不然国家税这么多，我们得多有钱，事实上我们的工资从2003年就没增长过了。　　邹维勇　　(海南三亚国税)我所在的国税部门，工资和年终奖由中央财政收入拨款，拨款都是比较固定的。国税跟地方政府关系不密切，地税会有一些关联奖励。　　曹大旺　　(黑龙江齐齐哈尔国税)每个局都有税收任务，每个人要签税收责任状，合同上完不成任务要扣奖金。要求以20%-30%的幅度增长，但一般情况到年底都会完成。
　@季善红　　(山东济南学生)由于地方企业的纳税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地方政府常常对这类企业另眼相看，给予更多税收优惠和便利，你们在工作中会面临这方面“冲突”么? 　　邹维勇：　　外地企业来我们这边投资，很多税都是上缴中央，留给地方的其实很少，地方政府主要考虑到对本地的GDP贡献和对本地就业的拉动。不过，税收优惠政策是有年限的，优惠结束之后对当地的贡献会更大。　　余姚　　(天津地税)我所在的县的大企业很少，几年前引进了一家上市公司，已经免了五年的税，今年终于开始纳税，整个局都非常高兴，一旦纳税将是我们局最大的企业税源。　　康井平：　　地方照顾企业这种情况现在确实有，但不多。2008年之前，经济上升期，地方政府会帮企业说话，让你少征点，现在地方政府会说，你使劲征，别管他们。以后这方面情况会如何，就看现在税制改革会行成什么模式，对地方政府有什么影响，才知道他们以后的行为方式。　　赵茂盛：　　税务系统其实是比较正规的，执法检查非常严格，当然合法的税收优惠我们会执行。　　张超：　　我们这里，最大几家企业占我们税收的50%-70%，在税法允许范围内，肯定是他们优先享受优惠政策。
　赵茂盛：　　从1994年到现在，税制上一直在修修补补，但这些都受制于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利益争夺，并没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分税制还带来地方土地财政的问题，地方流失税源还转嫁到土地上，中国的税制发展到现在快20年了，需要的是根本的变革，接轨世界，应该是以所得税、财产保有税为主，应该彻底抛弃以流转税、增值税为主的做法。　　王岩：　　最需改革的是减负。为企业和个人减轻税负，简并税种，调低税率，让人民实实在在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　　杨银华：　　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税收理念，尽快增加征收遗产税等税种，这样的话，就可在激励个人创业、避免不劳而获的同时，也能从某种程度上，把贫富差距拉小一点。　　康井平：　　现在整体改革都在等待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如果抛开这个大的变革，任何技术细节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只有通过整体的改革，建立整套的透明制度，那现在谈论的很多具体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说个人收入都像美国一样监控起来了，现在个税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在天朝只求上大街不遇到李刚的儿子。。。
遇见算你好运，，现在的中国太黑了
都没人来，，唉每次都是这样，，沉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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