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有哪些名次？_百度知道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有哪些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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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科举考试分为乡试（解试）、省试两级。北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开始创立殿试制度，科举考试变成为乡试（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元、明、清时期，改称为乡试、会试、殿试。唐宋时期，称取得解送京师参加省试资格的考试为“解试”，这相当于后世的乡试一级的科举考试。隋唐五代时期，“解试”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北宋中期以后，“解试”改为“每三年一开科场”。考试一般在各州府举行。元、明、清时期改为“乡试”。乡试（解试）一般都在当年的秋季八月举行，录取名额按地区分配，各地名额多少，并不一致。解试合格被称为“得解举人”，即后来乡试合格的“举人”，第一名都称为“解元”。唐宋时期，针对解试合格举人进行的复试，在中央政府的尚书省举行，因而称为“省试”。唐代省试合格后，即赐予进士及第。宋朝创立殿试制度之后，省试成为取得殿试资格的一种考试。元、明、清时期，改称为“会试”。省试或会试都是由礼部主持，在当年春季的一二月份举行，一般也有大致的录取名额。省试第一名称“省元”，即后来会试第一名所称的“会元”。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对省试或会试合格举人的复试，是科举考试三级考试中最高的一级考试，一般都在皇宫禁苑的大殿内举行。如宋朝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清代的殿试在保和殿举行。宋、元、明时期的殿试，一般在三月份举行。清朝乾隆年间，殿试改为在四月二十一日举行，以后遂成为清朝的定制。北宋中期以后，参加殿试者一般都被恩赐及第，不再黜落，只是根据殿试的成绩，重新排列名次而已。宋代殿试，一般分为五甲：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明、清时期的殿试，分为三甲：第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皆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名次排定后，要张挂黄榜公布，俗称为“金榜题名”。&拓展资料:科举，科举制、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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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有三个等级。&1.院试：又叫童试，县级考试，童生参加，考上为生员，即秀才。2.乡试：又叫秋闱，省级考试，生员参加，考上为举人。&3.会试：又叫春闱，国家级考试，举人参加，考上为贡士 殿试 国家级考试，皇帝主考，贡士参加，考上为进士。拓展资料：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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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殿试，分为三甲，第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皆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张挂黄榜公布，俗称为“金榜题名”。乡试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e)元。会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拓展资料：童生——刚开始学习的小孩。 秀才——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也叫秀才。 举人——生员（秀才）应三年一度的乡武，合格者称为举人。 进士——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 探花——殿试第三名称探花。 榜眼——殿试第二名称榜眼。 状元——南宋以后，殿试第一名称状元。 后面的大学士好像就不是学位了，而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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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含义 院试 又叫童试，县级考试，童生参加，考上为生员，即秀才 乡试 又叫秋闱，省级考试，生员参加，考上为举人 会试 又叫春闱，国家级考试，举人参加，考上为贡士 殿试 国家级考试，皇帝主考，贡士参加，考上为进士 明、清殿试，分为三甲，第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皆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张挂黄榜公布，俗称为“金榜题名”。 【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e)元。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 【进士】参见“殿试”条。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状元】参见“殿试”条。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又称殿元、鼎元，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 【会元】参见“会试”条。举人参加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考中的称贡士。 【解元】参见“乡试”条。生员(秀才)参加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其余考中的称举人。 【连中三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据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 【鼎甲】指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别称鼎元。 【贡士】参见“会试”条。参加会试而被录取的称贡士。 【举人】参见“乡试”条。参加乡试而被录取的称举人。举人可授知县官职。《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立即送贺仪银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嘴脸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说明古代中举后便可升官发财。 【生员】即秀才，参见“童生试”条。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阿Q正传》中称赵少爷“茂才公”，表示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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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６０７），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７０２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共同学习！宋代殿试，一般分为五甲。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 明、清殿试，分为三甲，第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皆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张挂黄榜公布，俗称为“金榜题名”。
状元 榜眼 探花 进士 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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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祖籍金陵（今南京）句容朱家巷，祖父朱初一带领儿子朱五一、朱五四逃荒到江北泗州盱眙县，不久父亲朱五四来到濠州钟离（今凤阳）县，朱元璋就出生在这里，小名重八（两房中排行第八）。凤阳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故乡，对于研究明史的人来说，它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钟离县的太平乡孤庄村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如今坐落于凤阳县城西乡二十营村。村南有一座寺庙，即朱元璋少年时出家为僧的“於皇寺”（当地人把“於”读作“乌”），后来才改称为“皇觉寺”。在战乱中被焚毁后，并未再建。洪武十一年（1378），在旧址东北十六里的地面，重新修建寺庙，改名为“龙兴寺”，为的是纪念这个“龙兴”之地。龙兴寺几经修缮，较前更为宏伟，有牌楼、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龙兴寺碑、大悲殿、明太祖殿、地藏殿、方丈室、藏经楼等，依稀可见当年皇家寺院的气派。
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中都，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中都的地面建筑大多已经消失，仅存皇城的颓垣断壁与鼓楼，隐约可以窥见当年的恢弘气势。如今鼓楼已经修缮一新，破败的皇城如欲恢复原貌，恐非易事。与此遥相辉映的是皇陵（朱元璋父母的墓园），经过多次修缮与扩建，规模更加宏大，长长的神道，两旁肃立的石像生，显示着皇家陵园的架势，丝毫不亚于明孝陵或十三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碑文的“皇陵碑”，至今仍然高高耸立在那里，碑文还清晰可辨。
在凤阳，朱元璋留下的痕迹，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愈来愈浓烈了。
我曾经去过两次，在当地所见所闻，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凤阳人浓厚的朱元璋情结。
第一次是1995年8月，从上海去凤阳参加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议。会里会外给人强烈的印象，凤阳人似乎对朱元璋情有独钟，推崇备至。凤阳县委书记在开幕式上用强调的语气，告诉来自各地的中外学者：凤阳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件事情影响最大，一是出了个皇帝朱元璋，二是1978年的“大包干”（包产到户）。
三十年前凤阳的“大包干”，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其意义无可估量。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居然把它和“出了个皇帝朱元璋”相提并论，着实令与会的学者们吃惊不小。
凤阳人心目中，朱元璋不仅为乡梓带来了无上光荣，而且他本身就有浓厚的乡土观念，特别厚爱家乡。为了开发家乡，他运用皇帝的权力，把江南富户大批迁徙到凤阳。这些人对凤阳并无好感，每年都要千里迢迢回乡祭祖上坟，沿途唱着凤阳花鼓，有一首名气最大的这样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所谓十年九荒，固然有天灾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人祸——皇陵官署的赋税徭役。明末时的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向皇帝报告凤阳皇陵的衰败景象令他吃惊：土地多荒，庐舍寥落，冈陵灌莽，一望萧然。根本原因是凤阳土地贫瘠，在江北各府中列于下下等（最末一等），一遇灾荒，人们挈妻担子乞活四方。
然而当代凤阳人对这种说法十分反感。滁州市委宣传部长向大会提交的一篇论文，专门对此进行反驳。文章的小标题一反常态的长：“凤阳本不是好地方，朱元璋力图使凤阳变成好地方”。凤阳县委宣传部长也写文章，专门论述朱元璋的乡土情，与之呼应。
参加会议的学者们私下议论，看来在凤阳不能多讲朱元璋的坏话。果然，大会的发言都在讲朱元璋的好话，与凤阳的朱元璋情结十分合拍，成为这次明史会议的一大特色。
第二次是2008年9月，应安徽电视台之邀，前往凤阳，与毛佩琦教授一起参加“揭秘大明王朝”电视节目的拍摄。拍摄地点在当年中都皇城东南角的鼓楼上。鼓楼的正厅矗立着一座朱元璋的塑像，身穿龙袍的皇帝似乎在和蔼地注视着乡亲后代；背后则是朱元璋一生辉煌业绩的展览，图片与实物一直延伸到二楼。1995年鼓楼还未修缮，当然不可能有这种布展。我认真地看了展览，再一次感受到凤阳的朱元璋情结。
参加电视拍摄的，有节目主持人、毛教授和我，还有凤阳的地方史专家，以及花鼓艺人。话题集中在凤阳的皇城、皇陵上。
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除了南北两京（即南京和北京）之外，还有一个中都，而中都就在凤阳。这是朱元璋带给家乡的荣耀，凤阳人因此津津乐道，于是便有了“明朝三次建都”之说。在他们心目中，情况似乎是这样：朱元璋原本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后来才“迁都”到金陵（南京），他的儿子朱棣再次迁都到北平（北京）。
这其实是善意的误解。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向大臣征询“建都之地”。大臣们意见纷纭，有的说“关中天府之国”，主张建都长安；有的说“洛阳天地之中”，主张建都洛阳；有的说“汴梁亦宋旧京”，主张建都开封；有的说“北平宫室完备”（元朝在此建都），主张建都北平。朱元璋说：天下刚刚平定，人民未得休息，物资和徭役的供给，全部依仗江南。因此他主张，在建业（金陵）建都，因为这里有长江天堑，足以立国；而凤阳，前面有长江，后面有淮河，有险可守，又有运河沟通漕运，可以作为中都。
南京皇城的建设是在洪武元年（1368）八月开始的，洪武二年九月凤阳皇城的营建开始启动，垒城墙，建宫殿，修皇陵。皇城已经初具规模，城池有九门：正南是洪武门，左是南左甲第门，右是前右甲第门，北之东是北左甲第门，西是后右甲第门，正东是独山门，左是长春门，右是朝阳门，正西是涂山门。开国元勋刘基坚决反对营建中都，理由很简单，凤阳虽然是皇帝的家乡，但是它的各种条件都不适合建都。朱元璋接受了这个意见，放弃营建中都的念头，于洪武八年下令停工。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宣布：“以南京为京师。”所谓以南京为京师，意味着南京是当时的唯一首都。而中都凤阳，半途而废，由一个“中都留守司”负责管理。
不过，从万历《帝乡纪略》、康熙《凤阳府志》的记载看来，中都城墙周围九里，有东华门、西华门、午门、玄武门，有御桥、金水河，有正殿、两庑，一派紫禁城气象。可惜从来没有发挥过作用，到了崇祯年间反而成了农民起义军的袭击目标。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凤阳城内一片升平气象：士女如云，笙歌彻耳。在大雾弥漫之中，八大王、扫地王、太平王等部农民军打着进香的幌子，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大摇大摆进入凤阳府城，焚烧皇陵享殿、鼓楼、龙兴寺以及官府衙门。这个敢于捣毁当今皇帝的祖坟，并且与之分庭抗礼，自称“古元真龙皇帝”的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王张献忠。
引人注目的皇陵，就是朱元璋父母的坟墓所在地。它位于太平乡，在原地增土培封，新建了享殿、前殿、寝殿，墓道两旁设置了石像生，完全按照皇帝陵墓的规格来建造的。为此专门设置“皇陵卫”和“祖祭署”，负责皇陵有关事宜，把周围三千多家乡亲作为“陵户”，世代为皇陵守护、洒扫。朱元璋对这些“陵户”给予优惠，拨给田地，免除税粮差役，专心为皇陵效力。
据说，当年修建皇陵时，有关部门向朱元璋报告，建议把皇陵区域内的百姓坟墓悉数迁出。朱元璋不同意，说：这些坟墓都是我家旧邻里，不必外迁，每年春秋祭扫，听凭他们自由出入。
看得出，朱元璋对旧时乡邻是颇为感念的。2005年，修缮一新的“明中都鼓楼”，成为“朱元璋展览馆”，它的二楼是“朱元璋与凤阳”专题陈列，特别突出了“情系凤阳”与“报恩刘汪”。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参加起义军，直至当上称霸一方的“吴王”以后，三次返回故乡的事迹。朱元璋把建立汉朝的刘邦引为榜样，处处仿效。刘邦战胜英布后，路过家乡沛县，约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欢饮，酒酣气益振，手舞足蹈，敲打乐器，引吭高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朱元璋如法炮制，于是有了“太祖宴请乡邻图”，以及模仿《大风歌》的《思亲歌》：
苑中高树枝叶云，上有慈乌乳雏勤。
雏翎少乾（干）呼教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有时不及枝内存。
呼来呼去羽翎硬，万里长风两翼振。
父母双飞紧相随，雏知返哺天性真。
歔欷慈乌恸恻仁，人而不如鸟乎将何伸，将何伸！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亲。
有似不如乌之至孝情，歔欷歔欷梦寐心不泯。
朱元璋这首诗不拘格律，要抒发的是“报恩刘汪”的心情。当年淮北饥荒，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母亲陈二娘、大哥朱重四先后死去，二哥朱重六外出寻找活路，只剩下朱元璋孤零零一个人，那情景，他当了皇帝后亲笔所写的《皇陵碑》说道：“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幸亏好心的乡亲刘继祖给了一块坟地，草草安葬父母，令他心酸：“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这就是“报恩刘汪”之中的“刘继祖”和隔壁邻居汪大娘。
吴晗《朱元璋传》写道：“隔壁汪老娘看着重六不放心小兄弟，提醒当年五四公不是在皇觉寺许了愿，舍朱重八（即元璋）给高彬法师当徒弟吗？如今何不一径当和尚去，一来还了愿，二来总有碗淡饭，不比饿死强？……汪大娘和她的儿子汪文替元璋预备了香烛，一点礼物，央告了高彬法师。九月里的一天，皇觉寺多了一个小沙弥，长老添了小徒弟。”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写道：“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
野史记载，朱元璋即位后，对凤阳的乡亲“赐朱户”——允许他们在茅屋的外墙、门窗上涂上红色，不必纳粮当差，看作皇室亲戚一般。因为自己落难时，曾蒙邻居季爸爸、王妈妈照顾，当了皇帝以后，命工部为他们造房屋，给他们的儿子安排工作，还把季爸爸、王妈妈带到南京的宫殿，设宴款待。
人们或许可以从中领悟，凤阳人的朱元璋情结并非无缘无故。如今修缮一新的鼓楼、皇陵、龙兴寺都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甚至连美食也大打朱元璋牌，有什么“朱元璋酿豆腐”、“洪武宴大筵席”、“大明帝王御酒”。这恐怕是朱元璋本人也不曾料到的吧！
　　“朱元璋的文笔”，题目似乎有点突兀，为什么偏偏要谈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笔呢？
朱元璋出生在贫苦的农家，只在幼年时上过短暂的私塾，识得几个字。然而从他打天下、治天下的经历来看，又不像一个文盲，一生勤奋好学，广泛涉猎经史、兵法，颇能舞文弄墨。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笔，仍然有点困难。他的《御制文集》洋洋二十卷，绝大部分是出于御用文人之手的官样文章，从中看不出他的文笔究竟如何。前几年出版的《全明文》，卷首连篇累牍全是朱元璋的文章，编者显然上了《御制文集》的当了，真正出于朱元璋手笔的寥寥无几，实在当不得真。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此人没有什么文化，却喜欢写点东西，胆子很大，不怕出洋相。现在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迹，是给部下的信函或便笺，文笔自然，不加修饰，如同当面讲话一般，而且毛笔字写得也还可以。此外可以考证断定，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还有一些，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皇陵碑》了。
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父母兄长相继过世，他到於皇寺（“於”字当地人读作“乌”）当小和尚。於皇寺后来改名为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改名为龙兴寺，位于凤阳城北。民间饥荒，庙里和尚也无以为生，朱元璋有两年时间一直四处游方，美其名曰“化缘”，实际上是叫花，也就是乞讨。
二十一岁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当地的红巾军起义已经热火朝天。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汤和，从红巾军那里写信劝他参军。朱元璋犹豫不决之际，有人告诉他，前天那封信已走漏风声。何去何从，朱元璋束手无策，只得向菩萨卜卦求签，签文示意他：逃跑与留守都有危险，不妨“就凶”（投奔红巾军），才是唯一出路。二十六年后，当了皇帝的他，亲笔书写了《皇陵碑》的碑文，回忆这段往事，如此写道：
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我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尔后写到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度清流，戍守滁阳”。笔锋一转，写了一段思念亲人的话语，似乎是把亲人的状况告诉地下的父母：
思亲询旧，终日慨慷。知仲姐已逝，独存驸马与甥双。驸马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没又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计忙忙。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于是家有眷属，外练兵纲。群雄并驱，饮食不遑。
最后写到他平定天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仪凤凰”，于是整修皇陵，“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勒石铭于皇堂。世世承运而务德，必仿佛于殷商。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稽首再拜，愿时时而来飨”。
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碑文，一千多字的文章，回顾他的家史，人亡家破以后，无以为生，邻居汪大娘母子把他送入於皇寺，尔后投奔红巾军，直到平定群雄，在南京称帝的全过程。词语鄙俚粗俗，不加粉饰，气势不凡，绝非手下那班文士可以代劳。自学成才的朱元璋果然出手不凡，先前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起草的碑文，朱元璋很不满意。他在碑文的引言中说：“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夏燮《明通鉴》洪武十一年四月条，引用上述朱元璋的话，特地加了一句：“乃自制碑文，命（吴）良督工刻之。”明确指出碑文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他还在“考异”中征引郎氏《七修类稿》、徐氏《典汇》的相关记载，来证明“自制碑文”这一论点。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把危素与朱元璋的碑文加以比较，说：“对读起来，廷臣们的代述，却是如何粉饰得不自然！他们要代他粉饰，却反失去他的本色了。”说得真好，御用文人代笔的话，肯定要粉饰的是，朱元璋是走投无路，用求签的方式向神灵请示之后，才决定走上造反之路的，显得觉悟很不高。
他的其他诗文，名声虽不及《皇陵碑》大，也很有特色，不妨略举一二。
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从九夫长升为小军官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同乡徐达、周德兴、费聚、陆仲亨等这些淮西人，成了他的基本班底，以后又来了谋士李善长，他的势力愈来愈大，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在渡江之前，有一个名叫田兴的谋士，很得朱元璋的信任，二人私交情同手足。田兴是一个淡泊名利的雅士，眼见朱元璋步步胜利，便急流勇退，悠然告别，浪迹江湖。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想起了这位朋友，写了一封很动感情的信，劝他出山。信中这样写道：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何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抑。两次招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常）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固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逼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信，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这封信并非御用文人或秘书代笔，而是朱元璋自己亲笔所写，它的确证就是他自己在信中特地说明的：“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没有虚伪的客套，也没有“礼贤下士”的陈词滥调，这种“尽人心中所欲言”的真情实意，捉刀代笔者是写不出来的。文采再好的御用文人，绝无胆量如此直白地写出这样的句子：“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一旦龙颜大怒，是要掉脑袋的。信的末尾两句“再不过江，不是脚色”，露出了皇帝的霸气，与前面的口气——“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判然两人，毕竟“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
在戎马倥偬之中，朱元璋亲笔书写了不少公文、手令，风格独特，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口语体。他的部下看到这些公文、手令，就好像当面听他用凤阳口音讲话一样。
　　请看他给江阴卫指挥吴国兴的手令：“即日我用马军往淮上取濠州安丰，你那里则是守城，不须与人野战。你那城中马军，可拨一百精锐的，教忽雷王元帅来厮杀。你料着不妨，便拨将来。”
请看他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引者按：恁同您）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
再看他给李文忠的手令：“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络些儿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
正所谓文如其人，一个活脱脱的朱元璋已经跃然纸上了。
在不经意间，朱元璋开创了一种口语体的“圣旨”。洪武三年（1370）他为了建立“户帖”制度，亲笔写了一道圣旨，一看便知，这道圣旨出于朱元璋的手笔：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
这实在是极为少见的圣旨，仿佛在听朱元璋训话，全是粗鄙率直的口语，比如：把你们说成“你每”，户部说成“户部家”，充军说成“拿来做军”，依律判罪说成“依律要了罪过”。如今的人们看起来有点费力，在当时却是民间日常语言，只要看一看元代杂剧里面的对白，就一清二楚了。这样的圣旨只有朱元璋才写得出来，如果由秘书代笔的话，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明白晓畅的口语，到了史官的笔下，就变成了干巴巴的文言文了：“民者国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文字固然简洁，意思也和朱元璋并无差异，但是原先的“味道”已经消失殆尽了。
像这样很有意思的口语圣旨，他的“御制文集”里面还有，一篇写于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看来日后收入文集时并未修改润饰，依然是原来面貌。大概因为自己是和尚出身，所以对信仰佛教的“西番地面”的诏书，亲自动笔，以示重视。诏书这样写道：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伙人，为甚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跟前，和尚每跟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当……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不怕？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着，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
与前面的户帖谕旨相比，显得更加粗俗，更加土气，宛如元杂剧里面那些引车卖浆者流讲话的样子，一口一个“俺”字，一口一个“快活去了”、“便教你每快活着”，而且通篇充满威胁的字句：“你西番每怕也不怕”，哪里有一丝一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文绉绉口气？
朱元璋身体力行倡导的口语圣旨，对他的子孙后代影响巨大，此后皇帝亲笔写的圣旨（秘书代笔的除外），夹杂口语，半文半白，已经司空见惯。
《御制文集补》收录了朱元璋写的一百多首诗，读来颇感疑虑：不见得都出于他的手笔吧？不过有两首可以肯定是他写的，尽管有点流于“打油”，那种难以掩饰的霸气流露得淋漓尽致。一首题名《野卧》：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一看便知是在当初造反时，随军露宿野外时写的，大家挤在一起，“夜间不敢长伸脚”，原本是害怕碰到身旁的将士，他偏偏说“恐踏山河社稷穿”，野心十足，霸气十足。
另一首大概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当口写的，题名《咏菊花》：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明眼人一眼看穿，这是对唐末黄巢《咏菊》诗的应和。黄巢的诗写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两首诗都流露出雄霸天下的襟怀，就诗论诗，朱诗略显逊色。毕竟黄巢是“家有资财，好骑射，略通诗书”的人。不过，黄巢起兵造反，攻占了长安，最终还是失败了；朱元璋造反成功，当上了开国皇帝，霸气更胜一筹。“我花发时都吓杀”，是抑制不住的内心流露，登极以后果然如此。吴晗《朱元璋传》（1949年版）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当时的人真的“都吓杀”了！
如果研究文学史的人，根据朱元璋的诗文集，或者根据《全明文》，送给他一顶作家和诗人的桂冠，未免滑稽可笑。
有人却并不以为滑稽。他的御用文人——太子朱标的经学老师宋濂说：“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为文或不喜书，召臣濂坐榻下，终日之间，入经出史，衮衮千余言……上圣神天纵，形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诚所谓天之文哉！”宋濂是明初文坛盟主，居然用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言语来赞扬朱元璋的文才“度越今古”，难脱拍马溜须的嫌疑。另一位御用文人——才子解缙，原本敢于讲真话，一旦谈到太祖高皇帝的文笔时，也和宋濂一样，赞不绝口：“臣缙少侍高皇帝，早暮载笔墨纸以俟。圣情尤喜为诗歌，睿思英发，雷轰电触，玉音沛然，数十百言，一息无滞。臣辄草书连幅，笔不及成点画，上进，才点定数韵而已，或不更一字。”倘说不是阿谀奉承，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明朝的遗老钱谦益是相信的，他编撰的《列朝诗集小传》，开篇第一个诗人就是“太祖高皇帝”，并且说明把他“冠诸篇首”的原因：“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康熙时的博学鸿儒朱彝尊，已经是清朝的顺民了，没有必要再拍前朝开国皇帝的马屁，竟然和宋濂、解缙、钱谦益一般见解。他编撰的《静志居诗话》，卷首第一人还是“明太祖”，说道：“孝陵（按：指明太祖）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甚至认为明朝诗人辈出，“三百年诗教之盛”，全归功于明太祖在诗歌方面的“开创之功”。
宋濂、解缙、钱谦益、朱彝尊都是大名鼎鼎的文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呢？
　　说起刘基的大名，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对于刘伯温，大家也许都不陌生，民间传说中都把他与“推背图”（预言兴亡变乱的图书）联系在一起，颇有一点神秘色彩。野史中有这样的说法：刘基在青田山洞石函中拿到四卷藏书，难以通解，遍游深山古刹，访求高人指点。遇到一仙风道骨的老道士，就跪拜恳请指教。两人闭门讨论七昼夜，穷尽“壁中书”的要旨。临别之际，老道士告诫说：凡是天人授受，因才而异，从前张良、诸葛亮得到六成，我得到八成，如今你才得到四成，已经足以澄清浊世了。这当然是传说，姑妄听之。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十四岁进入学校读书，向老师学习儒家经书《春秋》，同学们很少见到他拿着经书朗读背诵，却可以把全书默写出来。后来投身科举事业，崭露头角，焦竑《玉堂丛语》说：“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元末学者揭傒斯见到他，十分惊讶地说：此人是魏徵之流，而英迈犹有过之，是匡时济世的人才。
元朝末年，他担任地方官，由于清廉正直，仕途颇为坎坷。在当时人心目中，他是一个奇人。首先是长相奇特，远远望去，简直一副“虬髯客”模样，一脸络腮胡子，身材高挑而魁梧。其次是风格奇特，《明史》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更奇特的是他学问高深莫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不过他的真正本领并不在此，《明史》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术，非其至也。”所谓“非其至”，意思是说“阴阳风角”并非他的强项，他的强项在于治国平天下的韬略。这一点可以从朱元璋那里得到证实，他一再称刘伯温是我的张子房（张良），有人说刘伯温有秘密传授的阴阳风角之术，他断然反驳道：伯温敷陈王道，经常用孔子的话来开导我，岂有阴阳风角之术的影子？
无怪乎当时的四川名人赵天泽品评“江左人物”时，首推刘基，赞誉为诸葛孔明再世。赵天泽是四川新都人，与同乡杜圭明都以研究《春秋》而齐名。后来他弃官游历江南，所到之处人们倒屣迎接。行省大臣为赵天泽接风，议论到江南人物时，赵天泽首推当时籍籍无名的青田刘伯温，众人始而惊愕，继而窃笑。事后，他写信给刘基：“萧何拔韩信，玄德师孔明，非信任之笃，则汦水之奇，八阵之妙，何由照耀后世？”因此后人赞誉赵公“深奇预识”。
朱元璋打下浙东，仰慕刘基的才学，将他与章溢、叶琛、宋濂一起召到身边，尊称为“浙东四先生”。朱元璋召见四先生，问道：如今天下纷争，何时能定？章溢说：天道无常，只有德高望重、不嗜杀人者能够统一。刘基则条陈“时务十八策”，非同凡响。一天，朱元璋问郎中陶安：这四人和你相比如何？陶安说：臣谋略不如刘基，学问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
确实，刘基的谋略多有过人之处，在南征北战中，运筹帷幄之功最多。当时的形势，陈友谅占据湖广，张士诚占据浙西，究竟先对付哪一个，议论不决。多数将领以为苏州、湖州富庶，应该先取张士诚。朱元璋征求刘基的意见，他力排众议，主张先取陈友谅，说：陈友谅劫持主公、威胁下属，名号不正，而且占据我方上游，应该先打掉他。张士诚是一个守财奴，陈氏灭掉以后，张氏孤立，取他犹如探囊取物。南方一举而定，然后北向中原，帝王之业可定。朱元璋采纳了这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史家赞扬道：“陈氏平，遂决计伐（张）士诚，暨北定中原，（刘）基运筹居多。”朱升这样评价他：“学贯天人，才兼文武。”可谓知人之论。
由于他是浙东人，受到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排挤。明朝初年大封功臣，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刘基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李善长官居左丞相（即首相），刘基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汤和、邓愈），没有多大实权，难以施展手脚。开国不久，他就向皇帝请求致仕（退休），一般人百思不得其解，个中缘由是颇堪思量的。
为了都城的选址，朱元璋带领文武大臣到河南开封等地视察，指定左丞相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基留守南京。主张依法治国的刘基对李善长说：宋元两朝由于法制过于宽纵而丢失天下，如今应该严肃纲纪，让监察御史无所避忌地弹劾违法的官员，宫内的宿卫和宦官如有过失，应该请示皇太子依法惩处。几天下来，官员们对他的严厉颇为忌惮。这时，中书省一个中层官员李彬贪赃枉法，刘基准备严办，李善长对于这个亲信一向眷顾，主张从宽发落。刘基不同意，但李善长毕竟是总理政务的首相，不能置若罔闻。足智多谋的刘基想出了一个点子，写了一份奏疏，派人快马加鞭送往开封，请示皇帝的圣旨。得到皇帝的圣旨，他立即把正在参加祈雨仪式的李彬就地正法。李善长大为恼怒，等到皇帝回京后，抢先告状，说刘基竟然在祭坛前杀人，实属大不敬。怨恨刘基的官员，纷纷乘机弹劾。
朱元璋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借天旱征求刘基意见，刘基说：阵亡士兵的妻子全部集中居住在营房，达几万人之多，阴气郁结。另外隶属于官府的工匠死亡后，暴尸野外，这些都足以“上干和气”。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措施，但十天以后仍不下雨，便狠狠地训斥了刘基。惹恼了皇帝和首相，刘基意识到，离去的时刻到了。正好这时他的妻子过世，便向皇帝请求“告归”。洪武元年（1368）八月，当了几个月御史中丞的刘基以“致仕”的形式，告别政坛。
临行前，刘基就两件大事向皇帝提出忠告：一件是，针对皇帝有意把自己的家乡凤阳作为都城，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凤阳虽然是皇帝家乡，但并非建都之地；另一件是，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元朝残余势力。朱元璋接受了前一点，对于后一点有所忽视，措置失当，让蒙古军队逃回沙漠，成为北方边疆的大患。于是乎，朱元璋恍然大悟，这位张子房式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就在当年年底，写了亲笔信，把刘基召回南京，给予丰厚的赏赐，追赠其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
朱元璋一如既往地信任他，视为心腹，每次召见刘基，屏退左右，长时间密谈。刘基也为知遇之恩而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前在战争时期，每每遇到急难，他勇气奋发，当机立断，人莫能测。现在太平了，他所谈大多是帝王之道，朱元璋洗耳恭听。
皇权与相权历来是一对矛盾，互相抑制，此消彼长。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喜欢大权独揽，对于左丞相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势力膨胀有所不满，抑制的办法只有一个——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这种重大人事变动，是绝对机密，只能和刘基商量（因为他不属于淮西集团）。刘基一听要撤换李善长，立即表示反对。于是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关于这场对话，黄寿生《刘基行状录》、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明史·刘基传》都有记录。
刘基说：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他多次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势下，他孤掌难鸣，很难在朝廷站稳脚跟，坚决辞谢。并且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房屋如果要调换顶梁柱，必须寻找大树，假如用一束小树来当顶梁柱，房屋肯定倒塌。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和杨宪有私交而放弃原则，如实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不屑一顾，用比喻的口气给予否定：这就好比一头小牛犊要让他去驾车或耕田，我担心会坏事，不是翻车就是破犁。
朱元璋提出的候选人都被一一否定，再次重申：我的丞相人选，诚然没有一个超过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敦请刘基出任此职。
刘基已经推辞过一次，见皇上再次提起，立即用坚决而又委婉的语气推辞，说明自身的弱点：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哪里会找不到人才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并不合适。
这场君臣之间的对话，值得细细玩味。对于朱元璋而言，已经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希望“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刘基取代李善长，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而对于刘基而言，则逐渐领悟到共同打天下易，共同坐天下难，再度萌生去意，仿效汉初的张良，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因此一再婉言拒绝朱元璋的敦请，不想卷进权力争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被刘基否定的那三个人，是朱元璋心目中的人才，先后受到重用，也先后被朱元璋处死。杨宪，洪武三年（1370）被处死；汪广洋，洪武十二年被处死；胡惟庸，洪武十三年被处死。难道刘基受到重用后，会是例外？
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致仕。三月，宏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基致仕。这两个人的离开政坛，对于朝廷而言是很大的损失是毋庸置疑的。早先在朱元璋心目中，一个是“萧何”，一个是“张良”，现在大局已定，难道就不需要像“萧何”、“张良”那样一言九鼎、力挽狂澜的大臣了吗？
他们致仕的情况却各不相同。按照《明史》说法，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大权在握之后，“意稍骄”，皇帝对他感到厌恶。表面上是李善长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辞职，实际上是被罢官的。刘基则不同，他看到李善长离去，取而代之的是汪广洋、胡惟庸，感到“不安于其位”，主动请辞。朱元璋还写信去向他请求临别赠言，刘基在回信中特别强调：“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这是针对朱元璋“用法严峻”而言的，可惜没有被接受，史书对此有这样的感叹：“而卒不能止太祖晚年之诛戮。”不过朱元璋很有礼貌地送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赠刘伯温》：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
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
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
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刘基真的能够“朝入青山暮泛湖”吗？
晚明文坛盟主钱谦益从刘基的诗歌中读出了言外之意，窥探出他一生三个阶段的不同心态：第一阶段是元朝末年，他以“命世之才”自负，却“沉沦下僚，筹策龃龉”，所写的诗歌“哀时愤世”，流露出“几欲草野自屏”的心境。第二阶段是被召入朱元璋幕府以后，“艰危共事，遇知己，效驰驱”，所写的诗歌，“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第三阶段是明朝建立以后，辅佐皇帝，运筹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可谓“得志大行”了，所写诗歌却是“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当年的飞扬意气荡然无存。钱谦益所说的“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反映的正是刘基急流勇退前后的心境，许多不能说的话都由诗歌表露出来了。
此时的刘基虽然“悲穷叹老”，却难掩疾恶如仇的本性，怕招来祸水，索性隐居山中，与外界隔绝，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青田知县求见不得，化装成农夫再次前来，刘基正在洗脚，命小儿子把他带进茅舍，粗茶淡饭招待。来人告诉他，自己是青田知县，刘基赶紧起身，连称草民，拜谢而去，从此不复再见。
然而远离政治漩涡，仍不免于祸。孟森以史家独有的深邃目光洞察到这一点：“诚意（刘基）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功成名就以后仍保持忧危心态，这一点与张良相似，但是张良的急流勇退是成功的——得以善终，而刘基“犹且不尽免祸”。孟森读史至此，感慨不已。
归隐是为了避祸，却不免于祸，是一个悲剧。制造悲剧的关键人物恰恰是刘基不屑一顾的胡惟庸。这时，他已经在中书省掌管实权，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悉刘基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指使他的亲信诬陷刘基，说什么刘基会看风水，在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上为自己建造坟墓，心怀叵测。这一招果然奏效，激起朱元璋的猜忌，下旨剥夺俸禄。刘基惧怕带来大祸，立即赴京请罪，并且留在南京，显示自己的清白。
不久，胡惟庸升任中书省左丞相。刘基悲戚至极，感叹道：希望我先前的“劣马驾车”预言不灵验，天下苍生有福了。如此忧心忡忡度日，终于病倒了。洪武八年，朱元璋派人把他护送回乡，不久就病死了。
四年后，刘基的同僚、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刘基在南京病重时，胡惟庸派来医生诊治，服了医生的药后，病情恶化——“有物积腹中如拳石”，显然是中毒了。这一情节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记载：
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汪）广洋宜知状。上（指朱元璋）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刘）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
胡惟庸毒死刘基，在《明史》中有多处提到，可谓确证。刘基的长子刘琏，很有才华，洪武十年受胡惟庸亲信胁迫，堕井而死，则是一个旁证。黄纪委撰写的《诚意伯刘公行状》写得更为具体：
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惟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遂白于上（引者按：上指皇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未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制御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一月而薨。
这一点，还可以从朱元璋和大臣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后来胡（惟庸）家结党，（刘伯温）吃他下了蛊（引者按：蛊，音古，原意为寄生虫）了。只见一日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专家吴晗考证的结论是：“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朱元璋）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倘若这个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悲剧就更令人唏嘘不已了。
看来刘伯温先生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否则的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胡惟庸名列《明史·奸臣传》，对他而言并无不公，此人本来就是一个宵小之徒，为人阴险狡猾，惯于钻营，一旦大权在握便得意忘形。如果按照老百姓“好人—坏人”模式来衡量，他肯定不是一个“好人”。他被处死后株连数以万计的“胡党”，绝大多数并非“奸臣”，不少还是功臣。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屡见不鲜，不足为奇。“胡惟庸党案”是此类事件又一次重演，不过奇特得令人震惊，却又迷雾重重。
由于被胡惟庸株连的官员成千上万，官场上一片恐怖气氛，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文人学者多不敢记载此事。《明太祖实录》大抵是依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昭示奸党录》之类官方文书，来撰写事件的始末，清朝人编写的《明史》也没有跳出这一窠臼，因此后人阅读这一段历史，不免扑朔迷离。1934年，吴晗在《燕京学报》发表论文《胡惟庸党案考》，才使真相大白：其一，胡惟庸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被“自私惨刻的怪杰”朱元璋处死，是咎由自取；其二，所谓胡惟庸及其党羽企图谋刺皇帝、勾通倭寇之类罪状，一概子虚乌有，是为了株连“胡党”而虚构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都是濠州定远人，朱元璋奉郭子兴之命打下和州，他前往投奔，在元帅府当差，后来外放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逐渐晋升为太常寺卿，洪武三年（1370）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这一切离不开李善长的提拔。
中书省是丞相的办事机构，是朝廷的中枢，因此成为皇帝和大臣关注的焦点。当时最有可能取代已经失宠的李善长的是杨宪，朱元璋多次说：“杨宪可居相位。”把他由御史中丞调任中书省左丞之职。杨宪其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刘基说他“有相才无相器”，是有道理的。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有才辨，明敏善决事，然忮刻，有不足于己者，辄以事中伤之。在中书，欲尽易省中故事，凡旧吏皆罢去，更用己所亲信者。”胡惟庸对这个山西阳曲人耿耿于怀，和左丞相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李善长心领神会，终于抓住了他的把柄。事情是这样的：
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有病，把陕西参政汪广洋晋升为中书省右丞。杨宪是左丞，官大一级，独断专行，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汪广洋初来乍到，十分低调，依违于其间，杨宪仍不满意，嗾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奉母无状”，遭到皇帝谴责，调回陕西。杨宪还不罢休，奏请皇帝把他调往海南，朱元璋很不高兴，对杨宪有所怀疑。李善长抓住时机，上了一道奏疏，指责他“排陷大臣，放肆为奸”。不明内情的刘炳继续攻击汪广洋，朱元璋发觉是诬陷，逮捕刘炳。刘炳终于交代，他所做的一切都受杨宪指使。于是，朱元璋老账新账一起算，处死杨宪、刘炳，召还汪广洋，恢复中书省右丞之职，后来还加封为“忠勤伯”。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罢官后，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出任中书省左丞。胡惟庸的官职低于汪广洋，却“专决省中事”，反过来指责汪广洋“无所建白”，终于导致右丞相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朱元璋以为胡惟庸是一个干才，在洪武六年七月升任他为右丞相，并且按照他的推荐，任命陈宁为御史大夫、涂节为御史中丞。不久又升任左丞相，朱元璋虽然再度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对他有所制约，但改变不了胡惟庸“独相”的局面。《明史·胡惟庸传》写道：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隆。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在此之前，御史大夫韩宜可就对胡惟庸与陈宁、涂节之流恃宠擅权，有所不满，当面向皇帝递交弹劾奏疏，措辞十分尖锐：“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朱元璋当时满以为胡惟庸是人才，对他宠信有加，看到韩宜可请求处死胡惟庸、陈宁、涂节的奏疏，大为愤怒，破口大骂：“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呀！”当即把他押入锦衣卫诏狱。不久，国子监助教吴伯宗察觉胡惟庸的奸恶，不愿同流合污，被胡惟庸贬官至凤阳，他上书皇帝：“胡惟庸专恣不法，久之必为国患。”这次似乎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把他从凤阳召回，赏赐衣钞，让他出使安南，返京后调入翰林院。
胡惟庸是个厉害的角色，听不得反对意见，报复心理极强。为大明王朝立下丰功伟绩的大将军徐达，为人正直，早就看穿了胡惟庸的奸猾本性，向朱元璋从容进言，希望有所提防。胡惟庸得知后，蓄意报复，用重金收买徐府门房福寿，诱使他诬陷徐达。幸亏福寿不为所动，事态才没有恶化。刘基曾经在朱元璋面前把胡惟庸比喻为劣马，胡惟庸指使亲信诬陷刘基坟地有“王气”，居心叵测，朱元璋信以为真。刘基病重，朱元璋命胡惟庸派医生去诊治，使刘基中毒而死。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愈来愈密切，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李善长的侄子，结成姻亲。自以为背景强硬的胡惟庸，得意忘形，贪贿弄权，更加肆无忌惮。
胡惟庸的擅作威福，激化了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朱元璋感到前所未有的大权旁落。此前左丞相李善长小心谨慎，右丞相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后来的右丞相汪广洋只知饮酒而不管事，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是隐而不显的。权势欲极强的朱元璋，用人多疑，颇有心计，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的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希望他们互相牵制。后来他逐渐发现胡惟庸的“奸状”，而汪广洋“依违其间，无所救正”，很为不满。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占城国王派遣使臣前来朝贡，胡惟庸没有向他报告，他从太监那里得到消息，愤怒地指责中书省，胡、汪二人一面顿首谢罪，一面诿过于礼部，朱元璋更怒不可遏。正巧这时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汪广洋应该知道。朱元璋怒上加怒，谴责汪广洋“朋欺”，也就是朋比为奸欺君罔上，撤销右丞相官职，贬往广东，行至半途，又追加罪状，下旨“赐死”。对于胡惟庸而言，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洪武十三年正月春节期间，朱元璋突然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处死首相，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政治事件，朱元璋为此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但都没有涉及“谋反”之事。在第一道诏书中，他告诫文武百官，朝廷设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设立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设立御史台“以括朝廷之纲纪”，“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因此他主张“革去中书省”，提升六部职权，并且用商量的口吻问道：“卿等以为如何？”第二道诏书继续清算胡惟庸等人的罪状：“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废兴，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挠政以诬贤。”在正式宣布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制度的诏书中，他引经据典：“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因此决定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大权一归朝廷”，“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此后他特命儒臣编撰《相鉴奸臣传》，亲自为此书写了序言，依然是针对胡惟庸，“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权，窥觇人主之意，包藏祸心，舞文弄法”。自始至终没有一字一句牵涉“谋反”情节。
平心而论，用“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对于胡惟庸而言，可谓咎由自取。问题在于，朱元璋要除掉的并非胡惟庸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胡党”。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以“胡党”罪被杀，受牵连的“僚属党羽”约一万五千多人。
一些官员察觉皇帝的心态，投其所好，纷纷请求株连李善长、陆仲亨等开国元勋。朱元璋没有同意，他这样说：我当初起兵时，李善长来投奔，说终于重见天日了。当时我二十七岁，善长四十一岁，他的建言大多符合我的意思。陆仲亨当时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害怕被乱兵所杀，抱了一升麦子躲在草丛中。我叫他出来，跟随我打天下，以功封侯。这些人都是我初起时股肱心腹，我不忍心杀他们。
这其实是真实的假话。罗织起来的“胡党”，极大部分是捕风捉影、恶意诬陷的。最为令人不可思议的“胡党”分子，是为明朝制定礼乐制度的大儒宋濂，以及浦江义门郑氏。
洪武十三年十二月，已经退休的宋濂，因为孙子宋慎的关系，被罗织为“胡惟庸党”，从金华家乡押解南京。朱元璋要把他处死，马皇后从旁阻拦，说：民间延聘一位老师，尚且能够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亲自教导太子和诸王，怎么忍心杀他？况且宋先生住在金华家中，怎么知道朝廷的事情？这一番话说得朱元璋哑口无言，只得把死刑改为流放。宋濂在发配四川茂州的途中，死于夔州。
金华浦江义门郑氏家族，是几百年累世同居的孝义之家，受到地方乡邻敬仰。他们近乎隐居，和胡惟庸毫无关系。可能是他们的家训《郑氏规范》，有宋濂撰写的序言，而受到牵连。有人诬告他们“交通胡惟庸”，因而也被“指为胡党”。
当然，朱元璋发动“胡惟庸党案”，主要是针对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元老重臣。仅仅“擅权植党”罪是不够的，必须继续罗织，使胡惟庸的罪状不断升级，从“通倭”（沟通日本）、“通虏”（沟通蒙古）到“谋反”。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它的职掌，《大明会典》把它概括为两点：“直驾侍卫”与“巡察缉捕”。事实上锦衣卫令人望而生畏的并非“直驾侍卫”，而是“巡察缉捕”。它的镇抚司专门从事侦查、逮捕、审问人犯，并且有自己的监狱——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诏狱”。《明史·刑法志》说：“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幽絷惨酷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锦衣卫秉承皇帝旨意，逮捕“胡党”，刑讯逼供，罗织罪状，编成《昭示奸党录》，作为惩处“胡党”的依据。此书现在已不易见到，钱谦益是见到过此书的，他写的《太祖实录辨证》说：“国初《昭示奸党》凡三录，冠以手诏数千言，命刑部条列乱臣情辞，榜示天下，至今藏贮内阁。余得以次第考之。”其中的一条，说的是胡惟庸和他的同党阴谋发动宫廷政变的情节：
自洪武八年以后，（胡）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殆无虚日。或候上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守四门；或候上（指皇帝）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侯分守信地，皆听惟庸调遣，期约举事。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或以宿卫严密，不能举事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五年之中，期会无虑二百余。
这段文字分明是在揭露胡惟庸等人企图行刺皇帝，从洪武八年到十三年，这伙“胡党”密谋活动竟有两百多次，近乎天方夜谭！五年间怎么可能不露一点痕迹？而且洪武十三年处死胡惟庸时，为何只字未提？
有些“胡党”的招供编入了《大诰》之中，例如“李茂实胡党第七”这样写道：当初，不知李茂实是胡党。由上元县民孙才四介绍，投靠胡惟庸门下，引诱邻里乡民充当义兵。胡惟庸处死后，李茂实逃窜，直到洪武十九年在沙县客店被捕。李茂实招供：洪武九年见到胡惟庸，在他家饮酒后，在西厅宿歇。次日，胡惟庸给李茂实一百三十个银锭，作为招募义兵的经费，云云。
这种语无伦次的文字，作为胡惟庸“谋反”的证据，只有锦衣卫那些头脑简单的打手才会相信。稍有头脑的人必然会反问：假如胡惟庸真想“谋反”，他的“胡党”里有不少开国元勋，手下兵多将广，哪里用得到老百姓的“义兵”呢？权倾一时的首相，即使要“谋反”，也绝不会和李茂实之辈商量，并且留他在家过夜。诸如此类的供词，破绽百出，荒诞不经，是不言自明的。
《大诰》有一条“指挥林贤胡党第九”，涉及“谋反”的主要情节——“通倭”，这样写道：指挥林贤在南京时，已与胡惟庸交往，结成死党。胡惟庸派遣亲信陈得中，与日本朝贡使节归廷（按：归廷乃人名）密谋，由林贤前往日本请求国王发兵，打着进贡来朝的幌子，配合胡惟庸谋反。
《明太祖实录》关于胡惟庸“通倭”、“通虏”的记载，就是根据《昭示奸党录》、《大诰》写的——“惟庸使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遣元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请兵为外应”。吴晗《胡惟庸党案考》明确指出这些纯系捏造，他说：“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结党谋叛，于是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弄一个不相干的从未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叫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迹，算作胡党造反的罪状。后来又觉得有破绽，便强替封绩改籍为河南人，改身份为元遗臣，又叫他攀出李善长，引起第二次屠杀。一面又随便拣一个党狱中人林贤，捏造出一串事迹，算他通倭。”
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指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勾结，串通谋反。“谋反”的罪状是要满门抄斩的，看得出来，朱元璋想要斩草除根。他振振有词地说：李善长既是开国元勋，又是皇亲国戚，知道胡惟庸的“逆谋”而不揭发，狐疑观望，首鼠两端，大逆不道。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被杀，只有长子李祺因为有妻子临安公主的庇佑，才幸免一死。
接着又有吉安侯陆仲亨家奴出来告发，说陆仲亨勾结唐胜宗、费聚、赵雄等侯爵，“与胡惟庸共谋不轨”。家奴的诬告成为定罪的唯一依据，结果统统满门抄斩。
在朱元璋心目中，“满朝都是胡党”，必须彻底肃清，并且把《昭示奸党录》公布于天下。据史家记载，肃清的“奸党”，包括家属在内，共计约有三万人之多，令人毛骨悚然。
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他弱冠时在太仓兴福寺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和尚，此老年轻时曾参与纂修《永乐大典》，颇有见识。老僧对陆容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当时士大夫能够逃过杀身之祸的不过十之二三，毫无疑问是国家有负于士大夫。想不到出家人对尘世的是非看得那么透彻。
后世的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就对胡惟庸“通倭”、“谋叛”的说法表示质疑：“近年勘严世蕃亦云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国史谓‘寻端杀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亦类此。”谈迁《国榷》明确说，“（胡）惟庸非叛也”，乃是“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李善长大概可以算是明朝开国元勋中权势最为显赫的人物，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功劳最大的六人册封为公爵，其中五人都是战功彪炳的武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邓愈，唯独李善长是没有战功的文官，却排名第一。足见此公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无人可以企及。
这样的第一功臣，怎么会有灭门之祸呢？且听在下细细道来，品味仕途险恶中的个人命运。
李善长字百室，濠州定远人，年少时勤奋读书，从书本中吸取智慧与计谋，特别精通先秦的法家理论，策划事情常常八九不离十。朱元璋的军队打到滁州附近，他前往投奔，向朱元璋指点迷津：秦末大乱，布衣出身的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用了五年时间成就帝业。现今天下土崩瓦解，你如果以刘邦为榜样，天下指日可定。打下滁州，朱元璋提升他为参谋，成为言听计从的亲信。随着朱元璋势力的发展，他的官职步步高升。朱元璋自封为吴王，李善长出任右相国，处理日常政务。朱元璋率领军队四处征讨，命李善长留守，转调军饷，安定后方。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李善长以中书省左丞相主持朝廷日常事务，册立后妃、太子、诸王，建立各种制度，事无巨细，全权处置。朱元璋前往汴梁（开封）考察，特许李善长全权处理朝廷大事。
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李善长以太师、左丞相的身份，封为韩国公，年薪四千石粮食，还得到了皇帝赏赐的“免死铁券”，可以免除自己“二死”，儿子“一死”。传统戏剧中常常提到所谓“免死金牌”，并非捕风捉影，而是确有其事，不过明朝是一种铁牌，上面不是几个字，而是一篇短文：
……朕起自草莱，提三尺剑，率众数千，居群雄肘腋间，未有定期。而善长来谒辕门，倾心协谋，从渡大江。于是定居建业，威声所至，无不来附，一二年间集兵数十万，东征西伐，日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仗，未尝缺乏。况剸繁治剧，和辑军民，无有怨谣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独知之，其人人未必尽知也。昔者汉萧何有馈饷之功，千载之下，人皆称焉。比之于尔，萧何未必过也。今天下一家，尔年已高，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兹与尔誓：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勋……
以皇帝的口气称赞李善长，和辑军民，治理政务，功劳可以和汉朝萧何相媲美，无以为报，特赐铁券。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是：“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可见所谓“免死”是有条件的，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有了这一条，后来朱元璋处死李善长，就算不上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了。所有免死铁券都有这一句话，可谓用心良苦，它可以使“免死”成为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
宦海沉浮，世事难料。朱元璋在赞誉李善长功劳可以和萧何相媲美的同时，已经在考虑取代他的人选了。原因就在于李善长的势力过于膨胀，日益成为皇权的潜在威胁。为此朱元璋秘密召见刘基，商议左丞相人选问题。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排挤，仍出于公心，希望皇上不要撤换李善长，理由是：李善长是开国元勋，声望卓著，能够调和各方势力；而且皇上提出的继承人选——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不合适。朱元璋没有接受刘基的建议。洪武四年，李善长以体面致仕（退休）的方式，交出了左丞相的权位。
李善长交出权位后逍遥度日，难道就可以像另一位开国元勋汤和那样，得以善终了吗？不一定。他不是汤和那样宁静淡泊的人，迷恋于权势，《明史·李善长传》对他有七个字的品评：“外宽和，内多忮刻。”所谓忮刻——嫉妒刻薄，必然和权势纠葛在一起。
李善长毕竟是第一功臣，退休的待遇非他人可比。皇帝赏赐给他田地几千亩，佃户一千五百家，另有“守冢户”（看守坟墓的专业户）一百五十家，以及卫士二十家。还要他负责在凤阳营建中都、修造宫殿。洪武七年，由于他的关系，弟弟李存义提升为太仆寺丞。洪武九年，他的儿子李祺和皇帝的女儿临安公主结婚，李祺成为驸马都尉。
退休之后的李善长依然可以呼风唤雨，是很容易引来非议的。御史大夫汪广洋弹劾他“挟宠自恣”，举出来的事例却比较肤浅：陛下日前龙体欠佳，将近十天不上朝，他不闻不问；他的儿子——驸马都尉李祺竟然六天不来朝见，被叫到殿前，还不认错，实属“大不敬”。结果受到处罚——削减岁禄一千八百石。这大概可以看作李善长命运转折的一个信号。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被处死，株连一大批“胡党”。不少大臣仰承皇帝旨意，纷纷请求处死“胡党”分子李善长。出乎意料的是，朱元璋没有接受这一请求，他解释说：我当初起兵时，李善长前来投奔，说从此见天日了。那年我二十七岁，善长四十一岁。他是我初起时的股肱心腹，不忍心惩处。
平心而论，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他积极向皇帝推荐而升任左丞相的。胡惟庸处死后，追查下去，李善长自然难辞其咎，说他是“胡党”，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仅凭这一点，难以置他于死地。朱元璋在一道题为“谕太师李善长”的敕文中这样教训昔日心目中的“萧何”：
今卿年迈，故精力之为可期。不审为何，同小吏而枉功臣，而乃夤昏定拟诡语，符同朝奏，此非臣下之所当为……卿谋欺诳，法当斩首。然行赏有誓，尔当三免极刑。今无患矣，止削禄千四百石。
朱元璋在大封功臣时颁发给李善长的“免死铁券”中，写着皇帝的誓言——“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加在一起，就是敕文中所说“尔当三免极刑”，因此，削夺年薪一千四百石，以示警告。那么罚了年薪以后，李善长真的“无患”了吗？非也，朱元璋在等待“罪状”的升级。
洪武二十三年（1390），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以后，他的罪状由“擅权植党”升级为“通倭通虏”，也就是勾结日本、蒙古“谋反”。既然是“谋反”，规模一定不小，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肯定有一个庞大的“胡党”，幕后主使人就是已经退休的李善长。
当然，所谓“谋反”云云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这一点，明史专家吴晗已经考证得非常清楚了。他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的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结论十分明确：“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叛，于是明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弄一个不相干的从未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叫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迹，算作胡党造反的罪状。后来又觉得有破绽，便强替封绩改籍为河南人，改身份为元遗臣，又叫他攀出李善长，引起第二次屠杀。一面又随便拣一个党狱中人林贤，捏造出一串事迹，算作通倭。”
既然胡惟庸“谋反”的罪状是虚构的，那么李善长“串通胡惟庸谋反”，便成了无稽之谈。当时朝廷公布的材料却振振有词，其一是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供词，其二是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的自首，都意在“证明”胡惟庸串通李善长谋反。这些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按照皇帝旨意随意炮制出来的，后来编成了《昭示奸党录》，向全国公布，《明太祖实录》与《明史·李善长传》的有关文字，其源盖出于此。《明太祖实录》写道：太仆寺丞李存义是李善长之弟，也是胡惟庸女婿之父，因为亲戚关系，经常往来胡家。胡惟庸要他暗中游说李善长一同起事。李善长惊悸地说：你为何说这样的话？要灭九族的。李存义恐惧而去，报告了胡惟庸。胡惟庸知道李善长一向贪婪，可以利诱。十多天以后，又派李存义去游说：一旦事变成功，封你为淮西王。李善长是衙门胥吏出身，计谋深巧，表面上佯惊不许，内心却颇以为然，为子孙祸福考虑，还想观望，叹息道：我老了，由你们去搞吧！接到李存义的报告，胡惟庸大喜，亲自去和李善长商量。两人屏退左右，密谈良久，但见频频颔首。胡惟庸欣然告辞，立即指使林贤下海，邀请日本军队约期来会；又派元朝旧臣封绩带信给蒙古，请他们出兵接应。
《明史·李善长传》所写大同小异：皇帝命令逮捕李存义父子，严加审讯，牵连到李善长。供词这样说：胡惟庸有意谋反，派李存义游说李善长。李善长惊诧道：你为何说这样的话，一旦事机泄露，九族皆灭。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朋友杨文裕去游说：事成之后，封你为淮西王。李善长惊讶不许，却颇为心动。胡惟庸亲自前往游说，李善长还是不许诺。过了一段时间，李存义再去劝说，李善长叹息道：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去搞吧！李存义说：蓝玉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俘虐了胡惟庸派往蒙古的使者封绩。李善长对以上这些情节隐瞒不报。
这些供词一公布，仰承帝意的御史们接二连三地弹劾李善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人，在锦衣卫的威逼利诱下，也出来揭发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