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买房至县城求对联一付,关于谦虚的对联一点

22087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3717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第一村书记”白靖平:7大问题不解决,乡村则无法振兴!
白靖平,榆林市靖边县财政局干部。2015年8月任靖边县席麻湾镇闫家湾村“第一书记”,在该村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多时间来,扑下身子、踏实干事、辛勤奉献、默默耕耘,挥洒出自己的青春和汗水,2016年12月结束该村“第一书记”任职,村民代表抬着具有浓郁陕北地方文化特色、印有“人民的好书记”和“情系三农”两块大型剪纸牌匾,自发来到靖边县财政局衷心感谢该局给他们派出的为民服务、踏实干事的村“第一书记”。
我出生在农村,自幼在农村长大,外出求学及工作6、7年后又回到了家乡。参加招聘考试后分配至县里某部门上班,但对农村情况并不陌生。早几年前,我就想动笔写写老家农村的现状,但是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的不全面,苦于思路的瓶颈和知识面及视野的狭隘,一直没有动笔。
2015年8月,我被县委组织部派往某村任第一书记,通过对农村进一步深入的接触、走访、了解,以及现今精准扶贫的全面启动,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心里多了些“为什么”、“怎么办”。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现就当下的农村现状做一些浅薄的分析,见笑于人。不过这篇文章绝对不是写给村里人看的,而是写给城里人和住在城里的村里人看的。因为真正的村里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而被无视的大多数。
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农村生活是这样划分的,12岁以前,在村里读小学,彻底农村娃娃,念书,放驴,干农活;13岁至18岁,城里读中学,寒暑期及忙假,除了学校补课外,回农村老家,也干农活;19岁至22岁,南京读大学,寒暑假回农村老家,少干农活;22岁至24岁,外地工作,春节回农村老家,不干农活;25岁以后,在县城工作,经常回农村,不干农活。
这么多年,自己作为一个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不可谓不奔波,但这同时也给我这样城里的农村人,农村的城里人的双重感觉: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就当下我的感觉,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
1991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班里有30多个孩子,1996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班里只剩下9个孩子。这么多娃娃哪去了?大部分跟随大人流向城里,小部分流向外乡。父母未进城之前,我母亲在村里开个小卖部,租赁村委的办公房,在我的记忆里,每当黄昏的时候,村委跟前人言鼎沸,孩子、大人、老人,聚集在一块,好不热闹。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
而现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以总人口在城里和村里的分布比例看,生活在城里占80%,生活在村里的占20%。现在村子里居住的有:70%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20%的是60岁以上的,5%的是50岁以上的,5%是50岁以下的。在村里,40岁以上都叫做年轻人,而自嘲是没本事的人。40岁以下的大都在城里。有的是因为工作而在城里。
诸如我,通过高考等一系列考试等渠道,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而彻底的居住在城里。有的因为生存而在城里。大部分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本事在城里打工赚的钱比种地或者放羊来的收入多,再者为了孩子的读书问题,待在城里。有的是因为面子而在城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城里没有生存的技能,但是死活要待在城里,因为面子,自己待在村里多丢人。有的因为城里而在城里。一些人待在农村,其收入要比在城里好的多,但是就不待在村里,挣死亡命往城里跑,为什么?因为城里的花红酒绿。有的成了混混,有的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事情,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上学的时候,也随父母进城了。星散的人口,老龄的人口。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随着一座座新坟的出现,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土地分包到户以来,村里农民满怀希望,满洒汗水的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在未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村前屋后,沟沟洼洼,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面,能种的全部给种了,不留任何死角。每家每户对自己所有土地的地棱地界都了如指掌,不差一厘。
而现在呢,土地出现无人耕种及耕种人老龄化问题。因为广种薄收,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以至于现在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知怎么种地,怎么劳作了,可以说许多人忘记怎么握锄头了。
为了不让土地荒芜,年轻人的父辈们只好劳作,所以现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呼吁并执行土地流转,怎么流转?政策许多老人接受不了,现在只是口号,什么时候执行下去,是未知数。年轻人不种地,老一辈种地人的离去,再过十几年,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块了。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下一辈能否回归乡村,能否对种地有激情,假如不,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产业关乎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幸福感。现在产业就是两种:种植业和养殖业。
先说种植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民种植首先要自给自足,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所以种的比较五花八门,有糜子、谷米、荞麦、洋芋、玉米、豆子、葵花等,唯一的经济作物也就是洋芋和葵花了。我家种地时,每年都种十几亩洋芋和几亩葵花,除过成本,也就剩两三千元,能够基本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攒不了钱。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米、白面已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中,所以地里除了洋芋、玉米,其他都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现在粮食价格提不起来,2014年种玉米,收成好点,除过成本每亩也就结余1100多元。如果收成不好,连这个数字都不到。如果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每年的收入也就是2、3万元,除过人情门户等日常开支,也攒不了钱。
再说养殖业,就是养羊和养猪。前几年,猪疯狂的时候,老家留在村子里的人,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投资2至5万元不等,建猪舍,买母猪,买饲料。但当猪出圈的时候,猪肉价格下跌,一算账,连成本都收不回。放弃,猪舍废弃。现在农民养猪也就是为了过年吃那点杀猪菜了。
养羊,收入主要是卖羊、卖羊绒,卖的支撑是羊多生羊羔子,能卖羊的数量少于出生羊羔子的数量,这样才会新老更替,规模扩大,出现加法效应。如果每年出生羊羔子的数量少于能卖羊的数量,则是减法效应。养羊,每天都要有人起早摸黑专门照料,如果不成规模,养几十只羊,收入不抵幸苦费,只能说为了养羊而养羊。户家我二爸养羊的规模在200只左右,去年收入才3万多元,除过一年家里所有的开支,也剩余不了多少了,还好他无病无学生。
产业的单一、低收入和市场的变化莫测,让农民无所适从,也就逐渐失去对土地的兴趣了。这值得从上到下所有执政者的思考。
首先是钱的问题。原来结婚比较简单,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拉着毛驴将一个姑娘娶回土窑洞,幸福一辈子。后来演变成摩托车、手机、银手镯,开着机动三轮将一个姑娘取回楼板房,幸福半辈子。现在呢,钱、钱、钱,一个媳妇至少45万,才能娶回家,幸福一阵子。怎么算账?跟男方在城里要房子,要车子,要金银首饰衣服钱。村里一个人娶媳妇,女方要房子,暂时没有,抵成钱25万元。要车子,买,10万元。要金银首饰衣服及彩礼钱,10万元。
所以现在流行一句话:“娶个媳妇,老子2分贷款,儿子1分5放款”。穷了老子,富了儿。我户家大哥,生了三个儿子,现在个个都20几岁了,都在谈对象,一涉及婚嫁问题,对方家长直接“刚崩”,因为没钱。对象谈了一个又一个,就是结不了婚。所以给儿子结婚的花费现在是农村人的一块心病,也是一大难题。
再者就是情感的问题。我们知道,相对于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就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所以进城的一些年轻人就敢乱作非为,没人认识,没人指指点点。依靠现在微信、陌陌等交流软件,搞婚外情,眼中金钱多了,心里感情就少了。许多农村夫妻在城里租房子,男人在外打工,老婆给孩子做饭,接送孩子上学。但最终的结果是,男人把老婆供出去了,把孩子供回家了。
因为我们国家养老体制的不健全,包括城里及农村的非体制内的大部分人,养老必须靠自己和儿女。病痛是养老的第一大问题。无病无灾,基本都是很好的,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
说实话,在农村,大部分地方,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一者是钱的问题。虽然现在搞了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若要治疗,必将家徒四壁,连基本的生活资料的购买都是问题,所以许多老人拒绝治疗,而作为儿女的也就默许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二者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有女儿的,老人还好点,女儿给老人清清洗洗,端吃端喝。没有女儿的,老人会殁的很快。亲情冷漠是养老的第二大问题。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
我所任职的村子里,一个老人养了三个儿子,老人现如今80多岁,老大成家立业,老二光棍,老三城里瞎混。现在的状况是,老大的房子就在老人住的地方旁边,却对老人不闻不问,不管死活,老人和老二住在一起,是三间土坯房,老三管不了。老人经常食不果腹,不生烟火,我去了看了家里的状况,心里实在难过。老一代无法感受温暖,当生存都存在问题时,感情也许真的无法保障,造成老人对生活孤寂和无奈。亲情的冷漠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道德的缺失和沦丧,让人义愤填膺。
传统习俗的崩解
现代文明制度的冲击以及城乡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导致原有乡土体系的崩溃。农村的“三叩九拜”已不复存在,城里的冷漠、传统文化的缺失、西方文化的侵蚀,让城里的体系变得畸形,真正适合我国城里的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仰,没有宗教,吞噬着靠老一辈人以“道义”维持的老本,让人匪夷所思。
正所谓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倒像电影《老炮》里六爷所说,怎么是个“二尾子”。比如说过年,现在许多人都在说过年没意思,没年味了。贴窗花没有了,手写对联没有了,三十晚上供奉土神爷和灶马爷没有了,三十晚上跳大神没有了,大年初一早晨给长辈磕头拜年没有了……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是没有了。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现在村里人也罢,本家也罢,还是亲戚,要想见面拉上几句家长里短,只能在红白喜事上了。不像原来,你借我家两袋洋芋,我借你家一升谷米,频繁的互动着。现在大部分都待在城里,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哪次我户家过事,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村里人,但是许多比我小的,我却不认识了。就连我户家的侄儿,都11岁了,我问,你称呼我甚,他却不知道,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我在想,到了我儿子这辈人,不要说村里人认识了,本家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老一辈人眼中的“家门自己”、“亲戚六人”、“庄邻院舍”的关系被现实彻底割裂了。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罢了。
在我看来,说到底,农村问题就是脑袋和步伐不协调的问题。有时脑袋快,步伐却慢。有时步伐快,脑袋却慢了下来。首先说脑袋,里面装的有制度政策、伦理关系、思想理念。制度政策,这属于政治的范畴,我看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就如下雨,轰轰烈烈的雷声却没有下一滴雨,是很失败的;下了一场暴雨引起洪灾,是失败的;下了一些小雨,只洒湿了表皮,做得是表面文章,是形式主义;最好是润物细无声,下的保墒,下的入情入景。
伦理关系,一场五四运动,一场打土豪分田地,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场改革春风,彻底打乱了延续千年的日常生活伦理和情感维系,将传统的乡绅、儒家和风俗维系的人际关系,转移到了现代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由人与人的亲情关系转移为人与集体的政治关系。
而且,阶级斗争思维导致人情冷漠,人与人的不信任,直到现在,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仍存在并隐隐发挥着作用。金钱至上,导致全民造假,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从城里到农村,出现钉子户、无赖、泼皮、刁民等群体,干扰着社会正常的前行。当把骗人、告状、“打吓(he)”、“胡操”等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引以为荣的时候,这是法治的缺失,还是人权的释放,还是弱势群体的自卫宣泄?我觉得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哀,是对社会生态的严重破坏,应予以严厉打击,而不能包庇纵容。
伦理关系的问题是考验当今知识界能力的最大问题,也是在现实判断上割裂知识界的尖锐问题。思想理念,与人受的教育程度、后期学习息息相关。
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单一,思维方式老化,有很多人把成功归类于机会主义、关系主义。对教育的漠视,对学习的鄙视,对读书人的冷嘲热讽不抵于一杯白酒时,何谈思想?何谈理念?不要让高等教育成为城里人玩的游戏,不要让农村人觉得投资孩子的教育是无法回报的事情,实行全面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逐步提升一代代人的素质,营造学习的氛围,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再说步伐,跟随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措施,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保障措施,在我看来,较之脑袋是慢的,而且慢的不是一点,应了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业方面,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农民对市场的判断不准,和脑袋合不了拍,也逐渐失去了在农村发展产业的兴趣。脑袋和步伐不协调,使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是单一的,有的是几个叠加。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农民,而且困扰着决策者。
人在历史中,很难对自己所处时期的社会做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判断。对于我这种出身于农村的人来说,现在的老家是故乡还是他乡,已经分不清了。但我不愿意看到小时候的那种乡村氛围消失殆尽的至无影无踪,也不愿意看到现在的乡村景象是小时候那样穷山恶水。
随着国家的发展及政策的调整改革,农村也在经历着阵痛,逐渐调整着自己的状态随波在历史的河流里。我想,总体是向好的。你爱或者不爱,她在那里;你见或者不见,她已经住进你的心里。
所以,这7大问题不解决,乡村则无法振兴!
转自:新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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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县太小,需要中间加一个关联,就算行政管理先进的今天,省级和县级之间也需要一个地市级建置来巩固层级管理的效率。清末官场合影,端坐者为末代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载沣,旁边正对镜头,毕恭毕敬站立的为清代曾任上海县、南汇县知县,苏松太道道台的袁树勋,其仕途巅峰为两广总督。上海县所属的松江府,与苏州府、太仓府同属于康熙年间成立的苏松太道。苏松太道府原来在苏州,后来因海运开禁,迁到了离海更近的上海县直至民国年间裁撤道这个级别为止。久而久之,人们习惯就把苏松太道叫做了“上海道”。上海道台衙门旧址(巡道街金坛路口),建筑已经完全不存,此地已经建起高楼(维基百科)最有名的上海道台莫过于租界始作俑者宫慕久。1843年,时任苏松太道道员的宫慕久,面对英国人要求入上海县城居住的要求,想出了一条奇招,给英国人在县城北面租一块土地,称为租界。双方“友好地”签订第一次《上海租地章程》,条约开宗明义部分如下:蘇松太道宮慕久告示欽命監督江南海關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宮(為曉諭事:前於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諭內關:「英人請求於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許其通商貿易,並准各國商民人等摯眷居住事,准如所請,但租地架造,須由地方官憲與領事官體察地方民情,審慎議定,以期永久相安」(注:即《南京条约》附属的《五口通商条约》)等因奉此。茲體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築房舍及居住之用,所有協議訂立之章程,茲公布如下,其各遵照毋違。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下为条约细则,略&原先得不到中国人接纳的英国人,反而因祸得福,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建造城市,并且将自己熟悉的管理办法运用其中。英美租界合并后的公共租界,甚至是不隶属任何一国的独立天地,吸引了许多人来此淘金冒险。而更没想到的是,英国人利用租界合约的漏洞把土地越拓越大。法国人、美国人也来要求租借土地,最终,租界成为外国势力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一种“有效”模式,上海租界面积最大,而在天子脚下的天津卫,最多时竟然同时存在九国租界,数量最多。天津一共有英、美(后宣布放弃,且并入英租界)、法、德、俄、日、意大利、比利时、奥匈帝国九国租界租界打造了一个新的上海,一个不属于中国人的上海,而那个老上海县城显得逼仄,简陋。那时候出的英文地图,上海县城永远是那个尴尬的窟窿,歪歪扭扭地写着Chinese City(华界老城)。1919年上海市政略图,图中仅用颜色标出租界,但上海老县城(Chinese City)也被圈出正是宫道台的租界条约,将上海县生生地划出了租界和华界两个不同的城市,公共租界成立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以及上海县本来就有的县署,成为上海这座十九世纪的新兴城市内部就三足鼎立,但这种分而治之的局面却反而让上海在20世纪初期站上了一定的高度,获得了巨大的知名度,上海县的华界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工农业基础,租界则提供了相当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的自由。同时,周围的宝山、嘉定、松江、川沙等县也被这股动力卷了进来,上海的范围也得以扩大,然而,上海的中心也逐渐脱离上海县城,让渡于更灵活,更开放的租界区了。临近19世纪末,上海县城仍然显得很陈旧,但此时租界已经发展起来了。民国时,老北门一带(晏海路、民国路、金门路、河南南路口)(《老上海百业指南》)2017年12月,笔者恰好在老北门这里向出城方向走去民国后,府这一级别撤销,道得以保留,上海县属于上海道,后改称沪海道。1927年,国民政府明确省县两级制,道的行政建制级别真正告别了历史舞台。1927,县市分离:上海县城最终划进了黄浦区去年夏天,我们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上海第一位市长:黄郛。【沪说】上海第一任市长的奇幻宦海沉浮:上海建市90周年系列1927年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是一座以行政命令建立的城市,第一批直属中央政府的城市建置。但是这座目标国际级的大都市,却被扩大几十倍的租界“侵蚀”了其中的核心部位。1915年,上海县全境图,其中租界与老县城以含混的“上海市”代替(《上海县志》)1915年,上海县衙门六百年内第一次换了个地方。而仅仅过了12年,这两处衙门都被划入了新的上海特别市。按照原来的方案,上海县理应全数划入新的上海特别市,也包括58年划入上海县的莘庄和七宝等地。但因为当时的城市管理能力有限,上海县南部地区远没有达到城市化标准,而是四散分开的一个个集镇,同时乡间士绅阶层的反对声音也很强烈。在新中国土改之前,这些“土豪劣绅们”决定着农村的一切,因此上海特别市的征收计划大部分搁浅,从而造成了上海特别市与江苏省上海县的分治局面,鸦片战争前后就已经颇具规模的闵行镇成为了上海县新的县治。紫色部分为上海特别市成立时计划接收但最终未能接收的市乡,其中包括闵行在内的上海县南部各市乡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将租界区统一命名为“黄浦区”。1946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将市属第一区也命名为“黄浦区”。同时,上海老县城分属邑庙和蓬莱两区,1960年两区合并为南市区。2000年,南市区并入黄浦区。半个多世纪兜兜转转,老上海县城如今是黄浦区管辖的。不甘心又不得不拆的城上海是全国最早一批开始系统性拆除城墙的地方,早在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同一个月。如今,尽管在几个地方还能看到上海县城墙的残垣断壁,但基本已经消失在城市记忆之中了。拆城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但也不完全是因为革命需要,此时的上海县城不仅拥挤不堪,而且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同属上海县的闸北一带,更别提与外国租界之间的天壤之别。早年间从上海县城到黄浦江码头边,还是颇为气派。有关上海拆城的故事,笔者找到了早年间购得的一本上海野史笔记《上海轶事大观》。上海拆城的最早动议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但此时时机并未成熟。反对者声音很大,他们有五点理由拒绝拆城。原文如下1)可以防御盗贼,不染租界奢靡习惯;2)城内道路不治,拆之则丑态毕露,不拆犹可藏拙;3)外人日觊觎吾之土地,不拆城则可以交通不便而止,且拆城后南市诸兴盛马路亦将不保;4)法、华接壤之处,厘局林立,倘为法并,势将免厘,则大受损失;5)拆成后如被法并,则生息于外人卵翼之下,国权益失,民气益衰,实所不愿。这五条其实凝练一下就是,拆城必将城内的丑陋与落后暴露,随时可能被租界吞并。这种掩耳盗铃,以爱国主义作为遮羞布的愚昧思想导致拆城议案被搁浅,而是效仿南京城将城门扩大,甚至增加城门。于是,荒唐的一幕发生了,因为开新城门和修葺城墙的费用和人工很难筹措,于是直至四年后,宣统元年(1909年),新城门的工作才得以开工,新建了小北门、小西门、新东门,次年竣工。随后又改建三座城门,修整了几条马路,前后花了“五六万金”,如果这是个长治久安的工程倒也不亏。但仅仅过了一年,上海光复,拆城派又占了上风,在压倒性的决议之后,上海的城墙终于在1912年初开始一点点倒下,由北门开始,从东西两边同时拆除,至南门止。拆除城墙后留下的环状空间,以小东门与老西门为横轴,北段为民国路(后改为人民路),南段为中华路。拆城纪实(图片来自上海档案信息网)上海1553:城的记忆如今,上海的城墙还能在两个地方看见,一处是大境阁,因为这座古建筑本就在城墙上所建造,因此其下的一段城墙得以幸存。另外在露香园路和人民路口有一段对外开放的城墙遗址。虽然上海建县历史七百载有余,但城墙的历史则要短得多。嘉靖年间,因朝廷突然厉行海禁,以及单方面中断中日之间朝贡贸易等封锁政策,使得许多原先靠海吃海的人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落草为寇,因常以倭人武士打扮吓人,故被称为“倭寇”。倭寇于1553年4月至6月间,五次侵犯上海县城,在惨重的伤亡及财产损失之后,当局痛定思痛,决定修建城墙。这座城墙初建时有六个城门,三座水门,至拆除时,有十座城门,四座水门,全长4500米,只能算一座小城。清代上海城门,城门头上书“宝带”二字,应该是小东门最初的六座门,东边为朝宗门,宝带门,西边为仪凤门,南边为跨龙门和朝阳门,北面为晏海门。说出这些城门的名字,也许大家会打个问号,我们熟悉的小东门和老西门在哪里?中国古代就有这种双轨制的文化,当官的说一套,但未必为老百姓接受,老百姓还是喜欢东南西北,新老大小这样直观的描述。朝宗门是大东门,“朝宗”古义为诸侯见王,这里恐怕是指百川归东,宝带门是小东门,小东门一带是上海县城的繁盛之地,东连码头,西接城隍庙。仪凤门是西门,出典“有凤来仪”,也是吉祥的名字。后来出了个“小西门”,就叫成老西门了,当年的老西门可远没有今天的热闹。跨龙门是大南门,在光启南路和中华路交界口,那里还有一条跨龙路。朝阳门是小南门,在黄家路中华路口,接董家渡路,那里有座朝阳大厦,算是取对名字了。晏海门是北门,也是因为出了一个新北门,后来也改叫老北门,曾有一条晏海路,在河南南路延伸之后就被吞并掉了。东、南各有两个门,西、北只有一个门,可见上海当时的重心就在东南城边的黄浦江畔,这是一个渔业、船贸为重心的县城的必然之选。但上海开埠之后,租界却恰恰在上海的北面和西面。1860年,设立障川门,也就是新北门。1909年,如上面所说,拆除城墙前又建了尚文(小西门,尚文路中华路口)、拱辰(小北门,大境路人民路口)、福佑(新东门,资料较少,疑似为福佑路人民路口)三个门,因为历时较短,所以这三个门没有在上海人的记忆中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上海有家福佑门商厦不知与福佑门是否有关(来自网络)2017年冬,笔者去老西门的一家社区医院看望一位卧病数年的老人,回程时,我没有搭便捷的地铁,而是沿着老西门人民路到快要拆迁的方浜中路金家弄一带,再沿着露香园路往北,一路上除了上海市实验小学的校舍之外,整条露香园路如同一个大工地,直到露香园路的尽头,与人民路交界处方豁然开朗。这里的古城墙遗址无人值守,也许墙根下埋藏着1553年的秘密,我们再也无法得知。笔者见到的露香园路口的上海古城墙(2017.12)这元朝的县,明朝的墙、清朝的城,民国的路,当代的楼,历史的堆叠感在这里特别强烈。笔者当日沿途所见笔者想把这十座门串成对联,或许可以方便大家记忆:上联:早朝宗夕仪凤,宝带朝阳跨龙通,下联:左晏海右障川,尚文拱辰福佑隆。横批:读者您给来一个?尾声 公元1077,从此有了“上海”如今上海县城兜兜转转到了横泾畔,无论是闵行、北桥还是莘庄,都在(北)横泾港的两岸,今天的闵行区政府也在北横泾港的东岸。回顾上海的历史,似乎每一次转折都不经意,但却也都意义非凡、影响深远。例如,写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地方历史文献的第一句通常都是,751年,置华亭县这一句话的重要性在于,上海今天的轮廓差不多在盛唐就奠定了。这一年,杨贵妃和唐明皇还在“春宵苦短日高起”。华亭县是松江县的前身,说松江的历史从这一年开始,一点也不为过。而“上海”这个名称最早则出自于1077年——在华亭建县的足足300余年之后,唐朝经过漫长的衰落期和五代乱世又来到了北宋。这一年,哲学家张载溘然长逝,他留下的名言,许多人都会背诵: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与他并列北宋五子(另三位为二程和周敦颐)之一的邵雍, 也在这一年去世,他的名句有:死生共抵兩家事,勝負都由一著時。在欧洲,与教皇对着干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不得不开始他屈辱的卡诺莎城堡之行,向教皇道歉、忏悔,请求收回逐出教门的敕令。也在这一年,北宋神宗熙宁十年,939年才从苏州划出的秀州(当时辖华亭、海盐、嘉兴和崇德四个县)记载了其境内17处酒务,而其中就有“上海务”。这个秀州的治所,恰恰是今天积极要与上海互动的浙江嘉兴。今天的嘉兴,仍然有个秀洲区,纪念这个旧名。而嘉兴这个名字,也是出生于此地的南宋孝宗皇帝亲笔改的。后面的故事,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整整200年之后,管辖上海的华亭县摇身一变成为松江府。自南宋以后,江南人口渐趋稠密,松江知府女真人仆散翰文(任期:年)上书建议朝廷新设上海县以分散行政管理的压力。1290年底,元朝政府最终批准该建议,从1291年开始,上海县就从地平线上冒了出来。其后存在700年(日伪时期曾取消建制,建申江县),直至1993年与闵行区合并。上海县最后的县府(《上海县志》)一千年前的北宋年间的小镇,七百年前的元朝新县,五百年前的明朝小城,三百年前渐渐成为“地级市”,一百五十年前对外开放,一百年前成为中国一线城市,28年前再次出发,目标国际大都市。假想,回到1077年,谁会想到区区一个副县级的上海酒务会有这样的未来?也许今天在远离世界焦点的某个地方,一千年后也会变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吧。【天袁地访·沪说·申地掌故】沪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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