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雅昌专栏丨杨小彦：超大城市与城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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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要：“超大城市”指转型国家在发展密集型加工业时所出现的城市快速扩张的现象。随着工厂的大量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一方面，人口转移势必加快城市扩张的速度;另一方面，城市新人口的出现，急剧地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经济与生活模式，造成新一轮的冲突，这一冲突是原有城乡冲突的一个延续。在此发展模式之下，城市人口发生了新的分化，一部分人口走向贫困化，形成新的城市贫民阶层。此一现象是城市扩张所难以避免的，并给城市建设者和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本文试图提出这一方面的问题，以期引起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引发人们对这一类城市现象的思考，从而寻找有效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超大城市 城乡冲突 豪华孤岛 城市贫困化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标志是沿海的城市化浪潮锐不可挡，几乎所有城市在最近十年都得到了令人吃惊的扩张，拆毁与新建的速度可能超过历史上的欧洲与北美国家。从城市学角度看，对城市过度扩张的现象有一个词，叫“超大城市”。“超大城市”一般出现在处于转型中且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国家，同时，“超大城市”是该地区贫富过度悬殊的一种典型现象。在中国，“超大城市”还和另外一种我称之为“豪华孤岛”，也就是由房地产商开发的商业楼盘小区的现象有关。言下之意是说，超大城市本身恰恰说明了城乡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今天，这种扩大的速度已经引起了敏感的城市学者的高度关注。[1]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包含着城乡相互替代与过渡的不同模式。一般而言，人们总是从人口密度和城市生活习性这样两个方面考察城市化进程，人口密度既指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增长的速度，也指城乡之间人口的比例关系。城市生活习性指城市化对人类的影响。这说明，城市会形成其独特的价值观念，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城市中人比乡村的人们更为守时，等等。当然，城市还产生了乡村所不可能具有的、专门为城市生活服务的种种设施。事实上，人口密度和城市生活习性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从人口统计和生态发展这两个角度去考察城市发展的现象，就会发现，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会严重地影响到那些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人民。反过来说，这种影响又会呈现在不断的城乡转变当中，甚至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冲突。从这个意义来看，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就是由一连串的冲突与对冲突的解决来构成的。所以，城市学者慎重指出，城市进程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冲突。[2]

明白这个基本道理，城市学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考察城市化进程当中所发生的各种表现，寻找其中因城乡冲突、社会/文化冲突所产生的特殊形态，确认什么才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其中，对人口的有效统计如何体现这些个变化的因素。实际上，城市学者必须从若干种现象入手，比如，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去描述城市化的真实进程。

此外，城市学者还要专门研究城市与其腹地的互补关系，了解城市化进程中经济与意识发展的不同模式。举例来说：在欧洲和北美，工业与城市化是导致城市大规模发展的动因。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生产力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浪潮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而漫延，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西方化”的运动。所谓“西方化”运动，归根结底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运动，它隐含着一种西方文明的优越论，掩盖了非西方国家在文明发展史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3]

事实上，为了摆脱“西方化”所形成的偏见，研究城市化的学者不得不把眼光投注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他们发现，一旦具有这样的眼光，就会发现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是有其特定的文明与传统的基础，而漫延到其他国家与地区时，往往伴随着与当地的文明价值体系与实际利益发生某种鲜明的冲突，其突出的表现是，在这些地方，西方文化与当地文化总是呈现出某种对立，这充分说明，同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运动，在欧美的表现和在第三世界的表现会有不同的模式。此外，城市学者还看到，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事实上可以概括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对当地的农业经济体系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双重蚕食。

为了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指标，联合国有关机构曾经组织了一批城市学家就此进行研究，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八项指标，用以衡量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的不同程度。这八项指标是：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数量;二，婴儿死亡率;三，出生率和两性的比例;四，全体人口当中读写能力的比率;五，人们每天对报纸的需求量;六，社会医疗体制的覆盖率;七，信息的交流量;以及八，人均收入水平。[4]

当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全球化运动席卷各发展中国家，半个世纪以前所制订的这八项指标，有不少是可以修改的。比如第三项，就中国而言，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在显著下降的同时，两性比例就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化。又比如第七项，当年的统计是以邮局的有关数据为基础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手机的广泛使用，信息的交流量就很难用传统的方式来加以衡量了，所谓“信息爆炸”，在六十年代时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专有词汇。又比如第六项，中国本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一个覆盖整个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可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这个医疗体系已经荡然无存，其恶果直到2002年SARS流传时才为国家领导人所发现。这说明，城市化进程远比专家的估计要复杂，并导致了发展的不同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学者们一廂情愿就能够明了的。

尽管如此，六十年代所制订的有关指标，其核心是以城市化进程当中种种潜在的和表面的冲突为依据的，这些冲突包括：城市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人们对居住地的考虑;城市和腹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职业组织的作用;个人参与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可能性，等等。我们还要记住的是，这些个指标所针对的是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实际情形，所以，虽然可以据此而量化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是，量化本身也许不容易说明全部的事实。当然，只要统计学能反映出城市与腹地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往关系，从城市学研究来说，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诸种指标之中，城市人口统计学可以视作是一只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温度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城市统计学家按照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水平分成四組，每一组代表不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第一组指的是充分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第二组指的是较发达国家，第三组指的是发展中国家，最后一组指贫穷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分组是依据人口分布状况来决定的：第一组的城市人口在1960年代就已经超过总人口的50%，第二组的城市人口在1920年代时便已超过了25%，第三组在1920年到1960年间逐步达到了25%，第四组则一直处在25%以下。[5]

当然，这个具体数字只反映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状况，不包括近三十年来的变化。如果考虑到这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人们只会惊讶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发展速度。七十年代时，仅仅从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所占比例看，中国只能处于第四组的水平，但是，到了2000年，由于空前规模的移民运动，内地人口大量流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人口的总体数量，也改变了中国农村人口的原有分布状况。从统计来说，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可以归类到第二组和第三组之间。当然，由于中国的复杂性，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特别是医疗保障制度一直面临着庞大的人口压力，个人参与建康与医疗制度的程度还是未尽人意。这也说明，从城市学来看，中国是一个特例，它在各项指标间的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可能会对城市学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实际上，在工业城市的社会中，组织严密的社区是城市扩张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社区组织往往由房地产商来推动，并发展为一种封闭的小区。这种小区所呈现的“乡村景观”和真实的乡村无关，只是一种模仿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些商业小区具有高度的封闭性，与周围环境相隔离，并由属于房地产商所拥有的“武装”，也就是那些被称之为“保安”的半军事化组织提供保护。殊不知“保安”主要保护的对象是楼盘开发者，并帮助他们来压制小业主们，也就是那些表面看来是楼房业主的可能不满。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豪华孤岛”，并认为是转型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过度发展的一种典型现象。也就是说，“豪华孤岛”本身是一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它把城市划分为许多不同的区域，从而为营造一种“豪华”假象创造了条件。就“豪华孤岛”这样一种孤立小区来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商业是如何利用乡村的自然景观来营造其理想方式的，这说明营造本身与乡村其实关系不大，“乡村景观”正好成为自我封闭的理由，好由楼盘开发商和发展商们自由处置。显然，在中国，城市扩张正是由这样一类模拟乡村生活方式的“豪华孤岛”的封闭小区不断延伸而形成的。

这说明，城市和它广大的乡村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不同就体现在“豪华孤岛”和其它社区的组织上面。事实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发达国家中，城市发展规模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在欧洲，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如巴黎、罗马、柏林、伦敦这样一些超大城市之外，绝大部分城市的发展是有限的。相反，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却是剧烈的城市化浪潮，“超大城市”往往就出现在这些地方。在南美、中东、印度和中国，“超大城市”建立在原有的著名城市的基础之上，比如中国的上海和广州，就是两个显著的例子。

一般而言，这些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扩张规模是令人吃惊的，其中，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城市化浪潮中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是随着现代技术的普及与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而实现的，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广大地区，城市和腹地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其一体化的进程不仅缓慢，而且还受到了许多技术上与价值上的人为阻隔。比如，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中，往往会出现一种“城乡结合部”，也就是俗称“城中村”的现象。由于城市扩张缺乏整体的规划，更由于房地产所掀起的经济浪潮并不是按照正常的规律来运作的，使得“城乡结合部”呈现着极为奇特的生态现象。以广州为例，围绕着广州周边地区的“城中村”，既具备城市的某些特点，同时又不受制于城市规划的管辖。村中土地的买卖和村民的直接利益关系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明显受制于一时一地的干部的权力支配，村民获取利益的方式是很直观的，那就是不断地盖楼用以增加楼房的容积率，而且绝不预留合理的公共空间，以便造成一种“财产”的既成事实，好在将来与政府讨价还价。[6]所有这一切，和所谓的“农村城市化”没有关系，更和正常的生产发展没有关系。这一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几乎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之间的差异远远超出了学者的想象。[7]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乡冲突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实。人们一般把城乡冲突看作是只发生在城市生活当中，其实，当城市文化深入到它的腹地乡村并广为流布时，穷困的乡村同样会出现城市学者所熟悉的种种曾经的冲突，冲突背后则突显了城乡固有的差异与对立，并引发彼此之间的某种程度的仇恨。本来，文化的流传是复杂多样的，有时它只表现为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个人交往，有时却又呈现为一种集体主义式的狂迷。即使在那些表面看来只是个人间的交往，也深深地夹带着城乡之间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冲突。城市人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把城市理想、先进技术和思维方式带给乡下人，城市人的优越感又意味着他往往会拒绝乡下人同等的回报，结果就产生了交往上的不平等。一般情形而言，这一类城乡之间的交往，很多时候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他们相互传递着一种异质的经验，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在城乡交往之中，城市的大众媒体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大众媒体把城市的“理想”用一种单调而喧闹的形式日复一日地往乡下输送，从而把城乡冲突轻易地带到了农村。此外，还有一种方式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到城里工作的那些乡下人，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会把城里的所见所闻，包括其屈辱的体验，全都一古脑地带给了众多的乡亲，从而播下了城乡冲突的种子。城市化进程就其实质来说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是城市蚕食乡村，是工厂吸纳便宜的乡下劳动力，所以城乡交往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城市居于上，乡村居于下，乡里人流向城市，所以结果一定是城市轻视乡村，而不是相反。随着大量农民涌到城市，外来民工就构成了城市发展与扩张的一道奇异景观，并造成城市文化和乡村意识形态交错复杂而又纠缠不清的可怕现实。正是来自乡村的乡民把相异于城市的意识形态带给了城市，表面看这会丰富城市的精神面貌，实际上“丰富”本身其实正意味着某种冲突。冲突的结果基本是城市文化最终消化掉了乡村的意识形态，乡民们一方面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另一方面他们逐渐脱离了原有的身份，他们游离在城乡之间，变成城市的另类，既无法归类到城市居民当中，又不能回到原有的乡村，重新做一个乡下人。当然，从历史发展看，工业化所带来的移民浪潮，长远来看，肯定是更新城市文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只是，少有人设想其中的代价。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城乡影响其实是相互进行的，绝不会单向发生。城市学者不会轻易说只有城市去影响乡村，广大的乡村也通过大量的移民不断地把自身的影响加诸到了城市里头。从文化和社会的双重角度看，乡村在不可避免地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一些局部地区也会呈现出某种乡村化的倾向。很多时候，当城市面对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时，身处繁忙生活节奏中的城市人，有时竟会对乡村的价值情有独钟，这种广泛的情绪有力地推动了城市乡村化运动的展开。今天看，恰恰是这一根植于城市中的“乡村价值”，成为房地产商获利的重要理由，他们巧妙地借助于这一点而营建一个又一个患有自闭症的“豪华孤岛”，从而为城市乡村化运动涂上了一笔奇异的色彩。

一般来说，大工业破坏了传统的手工业，迫使手工业者放弃自己的传统，于是，与传统手工业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也就开始萎缩，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在是对时间的态度上。城市生活的时间表是按分甚至秒来安排的，城市人是时间的奴隶;相反，在乡村，时间只以农时为单位，他们不需要用分秒来规定作息。当城市人宣称“时间就是生命”时，这样一种观念也在挤迫着乡村的人们，让他们放弃过去那种闲散的习惯。在这方面，强大的媒体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电视和电台里的报时声、定时出现的节目专栏和新闻报道、连续不断的肥皂剧，都在强化着城市时间的观念，乡下人对此是没有任何力量来抗衡的，结果是，乡村闲散的生活方式，那种懒洋洋的、不计较时间的浪漫情怀，在现实中日见消逝的同时，又成为房地产商炒作的观念，结合对“豪华孤岛”表面的闲散生活方式的渲染，在报纸和电视上不断地以广告的方式播出。

另外一个转变是消费习惯。庞大的服务与销售行业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娱乐与购物的方式，人们日益觉得，消费习惯和城市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从根本上来说，工业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标准的出现，在这一标准之下，人们不仅要关心消费什么，而且还得关心如何消费。媒体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消费的内容上。对饮食文化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城市化进程中，改变传统的饮食习惯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乡村主义者反对食品进入工业体系，他们坚持把饮食看作是一种精致的手工传统，是一种足资享受的文化方式。然而，一旦时间成为了城市人行为的重要准则，那么，人们也一定会认为，把时间过多地花在饮食上是一种浪费生命的表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今天在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麦当劳，正是城市人紧张生活的一个象征。有趣的是，正当美国人把麦当劳视为饮食垃圾的时候，中国的超大城市中却正流行着对麦当劳的奇特情绪，不仅小孩子以吃麦当劳为荣，连大学生群体也觉得，坐在麦当劳千篇一律的餐馆里，实在是一种浪漫的表现。

以上叙述表明，城市化进程一定伴随着难以消除的城乡冲突的出现。从更大范围来看，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存在着一张无形的网络，其中包括个人爱好、城市人的生活风格、群体的活动模式以及承传下来的价值遗产等等。这张网络对社会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三个特征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一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家庭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与方式;三是城市特有的大规模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如何从不正规开始，最终却演变成为正规的形式。

其中，家庭观念的改变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家庭观念仍然维持了一定的力量，家庭成员的经济活动往往以家族为核心，这和市民社会已经发育得很好、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发达城市不同。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为主的城市已经打破了由传统所形成的家族关系，奉行以独立个体为基础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家庭只是简单的两人世界而已。在这样的家庭中，男人可能要到另外一座城市去工作，女人则单独留在公寓里或别墅中，其亲戚和家人则可能会住在遥远的地方。此外，城市发达的经济体系也在改变着家庭生活的主题。从前人们总是待在家里享受传统所定义的“天伦之乐”，现代城市却建立起完善的服务系统，促使人们在工作之余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留在餐厅、娱乐场所、电影院和酒吧里，而不是在家里。同时，由于生活观念的变化，城市人对于生儿育女也没有从前的人们那样一种传宗接代的观念，丁克家庭的出现率大幅上升，从而造成了城市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与乡村自由散漫相反，城市在浪漫生活背后存在着一整套严格而有效的管理制度。不管是从人类历史的早期刚刚出现的城市，还是由大工业所缔造的现代都市，城市居民的身份，包括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一直都是城市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也就是说，那些掌握着城市权力的上层人士和居住生活在城市的底层民众，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影响并塑造着不同城市的整体性格。强大的政府、社区组织的头面人物、房地产的开发商和城市上层的管理群体，他们从来就没有因城市扩张而放弃过个人的权力，相反，城市扩张正是他们获取权力的重要步骤。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普通民众，作为个体他们是分散的，作为整体他们又是被高度组织起来的，却越来越处于某种底层，与城市高层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一来，上层和底层的冲突就会植入每一个城市人的内心，从而造成了普遍的紧张感。这使得城市人很容易患上一种属于城市专有的心理症，结果是，城市心理就构成了城市精神生活的独特表象，这一表象，这样一种属于城市的心理紧张，显然是农业社会所罕见的，更是闲散的乡村生活所缺乏的。从社会群体角度看，两者间或明或暗的冲突，会进一步造成处于不同社会层级的群体彼此之间互相对立，在大部分的城市居民被边缘化的同时，城市资源却让一小部分掌握权力的精英集团所占据。正是这些城市精英集团构成了左右城市生活发展的社会压力集团。

城市紧张同时还反映了城市贫困化加剧这个严酷的事实。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超大城市”发展的历史，就会吃惊地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城市贫困化程度甚至超过了乡村。城市绝对贫困线的下滑，是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中所出现的可怕问题，它迫使政府要花费比发展城市更大的努力来改进之，却又收效甚微。所谓城市贫困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出现的。从城市历史看，城市一开始就存在着边缘群体，贫困化也一直伴随着城市的扩张而漫延。令人震惊的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由于大工业造成了乡村的普遍破产，城市贫困化不仅没有因城市扩张与发展而得到缓解，反而还变本加厉地膨胀，成为超大城市的一种典型的存在，成为一种普遍的城市病。也就是说，不管经济发展如何超出人们的预期，城市化如何让人兴奋，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城市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城市贫困这一现象。二战以后，那些对经济高度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们在城市贫困化面前也不得不慎重起来，试图重新思考发展城市的战略方针与具体步骤，因为他们很清楚，城市贫困化不是因为城市化程度不够或经济发展不够迅速才造成的，相反，城市扩张当中，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城市贫困化现象反而就越加严重，经济发展越处于高潮之中，被抛向边缘的城市群体就越是在日益扩大，这导致许多城市的贫困化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舒缓，甚至比以往表现得更加让人担心。

综合起来看，对于城市学者来说，“超大城市”的发育所引来的城市问题远远超过那些平缓发展的城市，这是因为城市贫困化产生了种种的社会冲突，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冲突的一个持续，并日益深远地影响着城市的正常发育。政府人员、城市精英和上层人士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寻找对应之策，积极地而不消极地解决城市贫困化问题，才能为城市的扩张去除最后的障碍，城市学家对城市发展战略提出的建议，也不能只以专业诉求为基础，而必须加上道德的诉求，才能对城市问题，尤其是“超大城市”与城乡冲突、城市贫困化诸如此类的现象提出可能的积极措施。当然，城市贫困化问题的最后解决，仍然要取决于那些真正拥有城市权力的人们，我们对他们当然要有强烈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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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艺术批评家。

[3] 对西方中心主义比较彻底的批判，包括对第三世界国家与非西方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的评估，要到萨依德的《东方主义》出版以后才开始形成。请参阅萨依德《东方主义》中译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6] 具体情形可参见《三元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