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就是在这个大院里，早上听着起床号、听着士兵早操起床洗漱，夜晚听着熄灯号看着月光和星星入梦。
渐渐长大了与战士和同学们一起在俱乐部看电影、与他们一起在大食堂排队打饭、与他们一样住在筒子楼里、与
小时候就是在这个大院里，早上听着起床号、听着士兵早操起床洗漱，夜晚听着熄灯号看着月光和星星入梦。
渐渐长大了与战士和同学们一起在俱乐部看电影、与他们一起在大食堂排队打饭、与他们一样住在筒子楼里、与他们一起在三系大操场踢球跑步...
这里就是中国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
哈军工是第一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从 1952 年起受命于中央军委，调集了各方面力量，筹建起来的。筹建工作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领导，各位元帅和各总部首长，各军兵种首长的关心支持。它得天独厚，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陈赓大将塑像矗立在主楼前的三系大操场前
主楼的学院题词有聂荣臻所书
一代伟人们在勾画学院的建设
雕梁画柱典型的中式风格建筑
雕梁画柱的中式风格建筑群
后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院大楼前的圆柱形中式建筑
学院主楼题词由聂荣臻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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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红楼区的同学经常互相串门玩。我现在还有印象。比如张坦孝家，他父亲在4系是研究坦克的，好象是中校军衔，他母亲是搞爆破的，据说后来在国内是很有名气的业内专家，但当时只是大尉衔。他家住66号楼。
因为他家孩子少些，显得很清净雅致，有知识分子家庭的特点。我们一帮同学常在他家打扑克，扑克牌是镶金边带丝绒的很高级的，那张八仙桌雕花描漆也很讲究的。曹承伟家住63号
，他父亲是哈军工的教务部长，后来的国防科技大的副校长，地位比较高，但印象中他父亲不穿军服的。曹承伟家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家客厅摆放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超大的落地式有大半个人高，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喇叭声音嗡嗡的很雄诨厚重。我们常去他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的西游记故事，是一位姓孙的（名字忘了）50年代著名播音员播讲的。几乎每天都有播讲。由于喜欢听广播，我在小学时还学习装配过矿石收音机，当听到自己装的收音机里传来美妙的音乐时，那高兴劲儿难以言表。后来曹承伟家搬到小红楼住。我们经常约好早起跑步锻炼，我和杨华胜早起绕老红楼跑圈，他和唐瓦佳（他父亲是一系主任少将军衔，由苏联回国，他母亲是俄国人，他还有个哥哥唐维佳，两人长的象外国人）从小红楼跑到老红楼，经常能看到。
杨华胜家住62号楼，他父亲是院务部的，军衔上校，应当是老干部了。去他家我们是常下象棋。当时也不知道有棋谱，也没有高手指点。就在那时我还学会了下围棋，在64号一楼食堂的对面是教授活动室，里面有围棋，有大人下，我们在边上看，看会的。我还记得去松花江玩时，我特意从江边捡来的黑白石子做围棋子，和小伙伴们在楼底下台阶上一下起棋来就下到天黑了。当时会下围棋的人很少，属于阳春白雪类的。
李克东家也住62号楼，他父亲好象是政治教研室的，也是打过仗的，当过骑兵连指导员。李克东喜欢收藏文艺小说。家里有一壁柜小说。因为我爱看书，所以是羡慕的不得了。我经常管他借书看，他一开始拿架子，让我好话说尽，说了一箩筐奉承话，才搭梯子爬上壁柜，拿出一本，让我看，脸上挂着洋洋自得的微笑，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上小学时，我基本把什么三国水浒红楼西游看个遍，当然也是囫囵吞枣，常躲在在被窝里偷偷的看，怕大人说。回想起来还是三国因为文言文，拦路虎较多不太好懂。
邹德伟家住63号楼，他家是知识分子家庭，听同学背后说，他父亲管教很严厉，要用体罚，邹德伟的手被他父亲用铁丝烧热烫过，为什么事情不知道，但相处几年，我感觉邹德伟人是挺老实的，不太爱说话也不太调皮，我和他关系也是不错的。他家的印象，一是有架老式留声机，带音箱还有密纹唱片许多是外国的经典，交饷乐，咏叹调，奏鸣曲之类的，反正在他家听过许多，也使我有了喜欢音乐的爱好。再一个，他家杂志多，一摞一摞的，我印象深刻的是苏联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我记得里面有一道智力测验题：12个乒乓球，用天平秤三次，找出其中1个坏球。我绞尽脑汁想了有好长时间才想出来。这道题我以后问到许多人，大约90%答不出来或嫌费劲不愿想。
支国安家在新红楼，我也去过他家，看见过他父母的合影相片，穿的是解放初期的军装，都是打过仗的军队干部.支国安来得较晚，好象是小学5-6年级，年龄也好象比我们要大一些，个头也大也较我们成熟些，他的特点是能胡侃，东北话是叫能白胡，是我们同学中的一个另类，他老家好象是河北的，带点儿地方口音。我们同学小学毕业时大多考的是哈三中（后来的13中），而他初中上的是哈6中，是可以住宿的学校而且离军工很远。据说他在6中食堂吃午饭的时候，旁边经常围着一大帮粉丝同学听他天南海北的吹大牛，继续保持了他在建军小学的优良作风和传统。
老红楼是三层建筑，红砖墙体黛瓦铺顶，比起新红楼更显得小巧典雅。6座红楼围成一个长方型楼群院落。楼群外的围栅在我家57年迁入前后好象已拆除了。楼群外四周栽种有不少高大树木，绿树成荫。楼群内有混凝土铺就的椭圆型小道，沿着小道边上栽种有一圈矮矮的松柏类灌木，灌木丛包围着一块草地，草地上间或有几棵不高的树木。草地中央是一座喷水池,水池中间是一座造型为天使雕像的喷水口。。老红楼群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居住小区。设计上估计是采用俄罗今天，因为土地金贵，中国大城市里的住宅区已是高层建筑林立，11层，18层只能叫小高层，很多是20层30层以上。房子越造越高，据说国外已设计出几千米高的摩天楼，一座楼可以容纳一个小城市的人口，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我怀疑，当你居住在离地面几千米高的九霄云之上，晚上你能安睡入梦吗？我宁愿住得低一点，多一点地气，多一点舒适安全感。所以，有时候真怀念50年代像老红楼这样的老式的低矮建筑，当然这也只能在梦里回味了。
老红楼是6座楼，每座楼3个门栋，每栋大致住6户，算起来，楼群也就是百十来户人家，这里居住的应该是哈军工的中上层干部与知识分子骨干，他们佩带的多是少校，中校，上校军衔，再高级的干部那就是居住在小红楼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大人们，年龄实际很年轻，大都30--40几岁，印象中几乎没有见过50-60岁的老人。我父亲在哈军工的几年也就是40岁上下。所以50年代可以说是哈军工蓬勃发展的全盛期。教师是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业务骨干，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时候。
55年高校评职称，1-4级是正教授，5-7级是副教授，8-9级是讲师。当时评职称还是得有点真才实料，还是货真价实的。据说哈军工从南方高校选调教师时，好多资历深的老教师不愿到北方来，所以调来的大都是中青年骨干。哈军工全院只有2位3级教授，有一位姓张，是我二姐同学的父亲。哈军工教授数量比不上清华北大等名校，但相对具有年龄优势。（我78年考上北师大时，学校当时就有两位二级教授，是学部委员相当于后来的院士）我知道的老红楼里的教授，有一位是住在65号楼的马明德教授，在一系，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研究弹道学的，个子不高，瘦瘦的。他家有三个女儿，老大与我二姐同学。老三叫马小多，比我高两班。64年从哈三中高中毕业后，她本来学习很好，是高材生，考大学没有问题，但却自愿报名去哈郊插队当农民。后来还回城掏厕所粪肥，名动一时。知青大批下乡是在文革期间，68年开始的。而文革前的像邢燕子侯隽马小多这样的自愿下去的很少。但据我知道的，天津在文革前62年-65年已经陆续有从初中生到高中生下到新疆，甘肃建设兵团的，很多是因为家庭原因，留城没有出路迫不得以才下去的，所以象马小多这样的事例很罕见，可想而知当时报纸广播媒体宣传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影响有多么大。我本人是68年下乡的，我知道的知青群体的大多数人当时的心态是迷茫，仿惶，无奈的与被迫的。说是自愿下乡，当时的政治形势谁敢说不自愿。如同参加文革一样，大多数人是随大流过来的。反思这段历史，60年代在国外正在兴起技术革命的浪潮，美国人阿波罗登月，德国日本创造战后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崛起，主流国家正迎来二战后的经济繁荣，而我们中国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阶级斗争内斗无休无止，不搞工业化，城市化，反而驱使1800万城市青少年放弃学业下乡，毁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与前途，我们成了上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马明德教授文革中因挨斗而自杀。64号楼还有一位薛鸿达教授我也有印象，高高胖胖的，是军工图书馆长，因为我母亲在图书馆工作，所以知道，他也是我同学薛镇元的父亲。文革中因挨斗而导致脑溢血死亡。哈军工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40几人，北大有60-70人，我就读的北师大也有20几人，就连我在天津上学的某普通中学都打死了1个教师。更多的人虽然没死那也扒层皮。生为6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那真是悲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