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生儿出生率低，就必定绕不开新婚夫妇人数。
根据民政部近日公布的《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764.3万对，比上年下降6.1%。结婚率为5.4‰，比上年下降0.4个千分点。依法办理离婚手续283.9万对，比上年下降34.6%。
从2021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情况来看，25-29岁年龄段最多，为539.3万人；30-34岁年龄段其次，有305.2万人；40岁以上年龄段为297.9万人，20-24岁年龄段有252.9万人，35-39岁年龄段有133.2万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新生儿主力军，就靠这764.3万对新婚夫妇了。
不过严格较真地说，还不能全靠他/她们，就像已婚夫妇还是会生孩子一样，但从比例上讲，新婚夫妇生育的概率更大，这是事实。
这也是我国首次新婚夫妇下跌到八百万对。
从2021年的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来看，我们也能够看到，留给人口下滑趋势转变的机会其实已经不多了。
25-29岁年龄段，结婚人数为539.3万人；30-34岁年龄段其次，有305.2万人。毫无疑问的，这是生育主力军。
至于40岁以上人群，即便有，我相信这个比例也会很低很低。
那么两者相加，我们可以推测出，去年适育新婚人数只有840万人左右，也就是420万对新婚夫妇。
如果一对夫妻生一个，那就是420万新生儿，如果一对夫妻生两个，那就是840万新生儿，如果一对夫妻生三个，那就是1260万新生儿。
如果一对夫妻生四个，那就是1680万新生儿，这个出生人口，和20年前，也是2002年左右的出生人口相当。
你看，不知不觉间，去年结婚的新婚夫妇，已经要生四个，才能够赶上20年前的人口出生水平。
到底是什么原因，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让新生儿出生率跌至于此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先弄清楚，为什么结婚人数近年来一低再低。因为结婚人数低，才导致了新生儿出生率低，这是非常强的相关性。
谈到结婚的问题，必然绕不开现实两个字，而现实又和丈母娘的要求几乎是一致且重叠的。例如有一个体面且收入稳定的工作，要求车、房、彩礼等等，这些迫切又实际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结婚人数的下滑。
在浙江广西农村等地，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三四万，但彩礼却能够夸张地达到二三十万，甚至是更高，换句话说，在这些地方，结一次婚所需要的彩礼，就已经接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近十倍，也就是十年时间。
而哪怕是放在今天来看，一个人在二十多岁踏入社会开始赚钱存款，也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凑齐彩礼，从这个角度讲，当年轻人不足以支撑结婚的成本时，这部分压力就转嫁到了父母身上。
哪怕是一些彩礼低的地方，也通常会要求在大城市拥有房子和车子，首付几十万，房贷一个月几千，几乎也要耗尽普通家庭十几年几十年的积蓄。
我们以历年人口出生趋势来看，其实这也是房价上涨的趋势。
房价的高低，某种意义上会影响结婚人数和新生儿的高低。
看起来是毫不相干的两者，但背后的联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当然了，还有一种观点是类似日本社会的“低欲望社会”，这个词其实我个人是不同意的，人类的本质欲望就是繁衍和生存，通俗地讲就是结婚生娃和赚钱养家，这是刻在人类基因层面的本质驱动力。
之所以会有低欲望出现，究其根源，还是现实环境发生了改变，人是具备主观能动性的，他可能有繁衍和生存的欲望，但因为过高的条件（房价和彩礼），导致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暂时性的不结婚，不生育。
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真正意味着他就真的低欲望，而是环境让他不得不低欲望。
因此，结婚率低和新生儿出生率低，看似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但当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工作赚钱收入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时，就会导致结婚率的低下。
结婚率一旦下降，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新生儿出生率的下降。
毕竟从大范围来看，未婚先孕的始终是极少数。
基于此，“生不起”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在叠加作用。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一对新婚夫妇在大城市上班，如果选择生娃，就得考虑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孩子读书的问题。
读书要有户口，或者父母有两年以上的社保，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规定，总而言之，孩子要想读学费低的学校，必然会有一定的条件需要满足，这就无形之中加大了家长的负担，抬高了生娃的门槛和成本。
读书要有户口，这意味着父母要么在大城市拥有房产，或者自身满足户口迁移条件，而两年以上社保，这本质上，其实是排除了农民工在内的一大批人。
这是经济学中的“凡选择必有歧视，凡歧视必付出代价”的道理，亦或是，根据力的双向作用，我打你一巴掌，自己手掌也会痛。
门槛高，无形之中就排除掉了一部分人，这导致的直接代价和后果是：新生儿出生率低。
出生率低表面上看，是房子问题，是孩子的读书问题，是彩礼问题；但如果我们深究下来，本质上其实是选择问题，是“凡选择必有歧视，凡歧视必付出代价”的问题。
如果仅以五十年的时间维度来看人口问题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人口决定了市场多大，决定了如何分饼，决定了房地产产值，决定了GDP总量，人口是一切产业的基础，没有人口，便没有行业，更没有市场。
我们靠着人口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如今向经济高质量转型的阵痛期遇上了人口问题，很难说这是否和80年代的计划生育有关，和房地产的迅猛增长有关、和教育成本有关，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口是经济之源头，人口是经济之活水。
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在今天比“人”更重要，是人先发展，还是行业先发展？这是一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回头再看，倒有些许舍本求末了。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