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称中国经济最困难或在2016年|中国经济|人民币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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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称中国经济最困难或在2016年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渐行渐近”系列评论之二
　　于学军
　　美联储停止增加购债并非“世界末日”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至今已过去六个年头，全球经济的复苏态势业已确立。
　　2013年以来，美欧日等西方三大经济体均呈恢复态势，但相比较来看，美国经济复苏明显，欧日则相对微弱并仍受到通缩困扰。发达经济体复苏并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是人们期盼已久的利好消息，但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反而带来明显的扰动和混乱。
　　自2013年5月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QE政策)之后，全球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金融市场遭受重大冲击，并致使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普遍大跌，汇率出现巨幅贬值。从2013年末开始，美国已坚定地走出缩减QE的步伐，大约在今年的10月之后，美联储即可退出QE，届时美联储将不再增持国债等各类债券，其资产负债表会稳定下来。这容易给人产生一个错觉，似乎美联储不再增加购债规模之日，就是其退出QE之时，从此全球便会自动进入货币紧缩状态，所以此消息一出，立刻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巨大波澜。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为停止增加购债并不等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自动削减，要知道自2008年以来，美联储持续实行的QE政策，已使其资产规模由危机前的不足9000亿美元急剧扩大到现在的4万亿美元左右，所以美联储即使今后停止购债行动，其已购债券规模仍足以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难怪早在今年初，西方就有专家指出：事实上美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已经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美国已重陷巨大的资产泡沫化之中，极有可能随时引发新的金融危机。
　　因此，我认为，美联储停止增加购债之时，并非“世界末日”，届时美国及全球实际上仍处在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环境当中。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五年多来，全球经济之所以持续低迷，并非货币不够宽松所致，而主要是在发生危机的那些美欧发达国家，其内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至今仍未到位，致使全球经济增长始终缺乏持续有效的拉动力量。此外，这期间科技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极为有限，还不足以推动经济走出困境。对美联储退出QE的真正考验，停止增持债券仅为第一步，接踵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削减已然过大的资产负债表，即如何将危机发生后急剧扩大的约4万亿美元资产规模压缩到危机发生前的正常增长水平；同时还有一个何时和如何启动提高联邦基准利率的问题，以恢复利率正常化水平。
　　亚洲短期内不会重蹈1997年覆辙
　　鉴于以上分析，围绕着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笔者特提出如下观点：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短期内不会出现1997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
　　自2013年5月美国最早提出缩减购债规模之后，已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中多次引发金融震荡，在亚洲更有学者重提再次引爆类似1997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如果金融危机真的爆发，必将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带来严重影响。
　　我认为短期内亚洲国家不会发生类似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具体原因在于：
　　(1)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美国QE的退出效应，其冲击的范围极为广泛，最为严重的国家是巴西、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分散在南美洲、非洲、亚洲边缘等地区，并未主要集中在亚太中心区域。
　　(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亚洲国家痛定思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普遍将危机发生前实行的固定汇率制改为了相对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同时更加注重外汇储备的积累，尽可能做到未雨绸缪，以丰补歉，以防不时之需，2013年末亚洲国家外汇储备约占全球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二。
　　(3)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及亚太地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蓬勃发展，整体经济实力大幅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已今非昔比；中国经济更是迅速崛起，GDP与美国之比，已由1997年危机发生时的约五分之一上升为二分之一强，并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的近三分之一，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
　　(4)美联储停止购债行动仅是退出QE的开始，并不意味着紧缩政策的即时到来，更远未到提高利率的程度。纵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由美国科技网络股破灭而引发的短暂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近20年来全球发生的几次重大金融危机，其爆发点均处于美联储联邦基准利率的“高位”，并且高利率常常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此看来，我认为短期内不仅亚太地区不会爆发类似1997年那样的金融危机，而且全球范围内也不会集中在某一地区爆发一场区域性特征十分突出的重大金融危机。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的外部压力，最严峻的时期并不在今年，而是2015年之后，最可能的时间窗口应是年，或许还会拖延至2018年。
　　因为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美联储增持购债行动预计应在今年末彻底退出，随后最晚将从2015年开始提高联邦基准利率；经过1~2年的加息周期之后，应在2017年达到5%以上的“高位”。在美联储提高利率的过程中，预计美国经济将保持强势增长势头，全球热钱回流美国，并导致持续向上，遂对汇率形成明显的贬值压力，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其实，汇率、利率的调整变化仅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经济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调整并逐渐到位，美国经济重拾增势已指日可待。并且，美国这轮经济增长将有危机后多年积累的技术创新作为支撑，其中包括持续扩展的最新互联网技术，页岩油、页岩气的开发利用，以特斯拉风靡一时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以及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性力量等。不可否认，美国依旧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创新中心，这是其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人民币贬值并非短期现象
　　始于今年2月出现的人民币贬值并非短期现象，而是重要的转折点；预计在未来1~3年的短周期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1：6.00~6.50之间波动。今年人民币汇率出现的持续贬值现象，最早始于2月，但主要集中在3月份，累计贬值约3%。当初对此次人民币持续贬值的看法，官方及主流观点均认为是暂时现象，长期看人民币仍将面临升值压力。
　　我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认为此次人民币出现的贬值现象，与金融危机之后几次发生的短暂贬值不同，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性改变，即意味着过去长期以来人民币存在的升值现象业已走到尽头。理由是：自2005年7月中国实行汇改以来，人民币之所以长期存在升值现象，除了1994年将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过多之外，还与这段时期美国经济不景气、联邦储备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并导致美元泛滥、在2008年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等直接相关，这些因素导致美元指数长期在低位徘徊，从而对人民币形成升值压力。而从国内情况来看，过去由于人民币估值过低以及中国长期存在的制造业成本比较优势，所以吸引全球资本投向中国，并促使人民币持续保持升值压力。
　　现如今，上述内外两方面的原因，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后五年来的持续调整，均已发生重大变化。至2013年末，人民币已累计升值约35%，基本上将1994年一次性贬值的幅度重新升回到贬值前的起点；随着金融危机后中国适龄劳动力增幅的明显放缓，外加环境、资源成本的大幅提高，“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已受到各方的显著挤压。因此，单从贸易条件及商品比价来看，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已无多大的升值空间，甚至还有可能存在币值高估的现象。
　　当然，预知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更重要的并不是对过去或现在因素的剖析，而在于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和把握上。笔者认为：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美国持续多年的不断调整，现已逐步到位，全球创新创造及经济活动的中心正逐渐回归美国，这不仅表现在传统工业制造领域，也包括IT、互联网、航天航空等新兴产业方面。
　　因此，现在看起来美国经济复苏虽仍步履蹒跚，但长期走强已基本确立；美联储减少购债规模并逐步进入加息周期，亦成为众望所归。这两个因素将促使美元指数从低位回升，将对人民币形成实质性的贬值压力。
　　此外，从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利率比较来看，目前人民币利率远高于同期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两者之间未来的走势必然是中国调低利率，美国等逐步调高利率，以使利率回归正常化水平。
　　(作者系资深金融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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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管清友：2016年中国经济十大猜想 人民币再贬值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管清友
　　（本文作者为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员朱振鑫，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清友会”）
　　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回头看2015，很多一致预期被证明是一致错误：A股没有等来6124，却等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央企没有等来激进的混改，却等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合并；地方政府没有等来期待的财权，却等来一堆来去无踪的置换债，人民币没等来美联储加息，但还是来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暴贬&&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当下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外部环境换挡任何一项都足以改变中国，更何况是所有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
　　2015至少告诉我们三点经验：第一，当所有人形成一致预期的时候，很可能是一致错误，机会和风险往往藏在大家都忽视的地方，比如股市中的配资。第二，政策冲击只会改变经济的节奏，不会改变方向。比如增长破7，通胀1时代，流动性宽松，基本面并没有任何的出乎意料。第三，市场虽然有时会偏离基本面，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偏离的越多，回归的方式约剧烈，比如股灾。带着这些经验，我们对2016年做出以下判断：
　　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5%，实际增速略高于目标。
　　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预测GDP不能只看三大需求，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三大需求的准确统计，固定资产投资不等于资本形成，净出口不等于经常账户顺差，社会消费品零售也不等于最终消费。更准确的方法是看从生产法分析各产业对GDP的增长拉动。对比今年和2015年，除了工业和金融业之外，其他所有行业的波动不到0.1个百分点。所以基本只要分析工业和金融业即可。工业可以看规上工业增加值，10月还在下行，而且看不到拐点。金融业可以看几个指标。一是存贷款增速，10月几乎萎缩了一半，和三季度增两倍落差明显；二是证券交易额，两市成交量增速已经从二三季度的10倍和3.4倍回落到2.5倍；三是金融业相关税收，10月营业税从19.3%大降至9.7%，企业所得税业大降10%。综合判断，四季度最多与三季度持平。
　　形势比人强，从以往4次下调目标的历史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完成目标，一定会导致增长目标下调，比如年。以此推断， 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是大概事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目标可能定在6.5%，但最终的实际增速可能略高于6.5%。2015年第一产业拉动没有变化，第二产业少拉动0.9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多拉动0.6个百分点左右。先看趋势，2016年第一产业不会有明显波动，第二产业大概率贡献下降，第三产业的贡献还会上升。再估算幅度，2016年的周期下滑压力应该介于年之间，按的均值计算，假设第二产业少拉动0.6，第三产业多拉动0.3，这样算下来2016年的增速应该在6.7%左右，略高于预期目标。
　　2、CPI继续“1”往无前，PPI连跌超过50个月，通胀有惊无险
　　2016年预计CPI同比1.6%，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惊无险。首先，2016年翘尾因素略高于2015年。假设今年CPI为1.42%，则2016年翘尾因素为0.55%，略高于今年的0.44%。其次，2015年猪价上涨8.2%，带动CPI新涨价因素0.33%。考虑到猪价上涨带动补栏以及明年总需求依然不强，明年猪价继续强势的概率不大，假设2016年猪肉均价为22元/千克，拖累CPI新涨价0.38%。最后，2015年Brent原油均价约为53.83美元/桶，较2014年大幅下跌45.6%，对CPI新涨价因素拖累0.91%（原油价格和CPI新涨价因素相关系数为0.02）。考虑到低油价对页岩油产业的冲击，部分企业去产能，在最新的报告中EIA上调2016年原油价格预期至56.24美元/桶，较2015年上涨4.5%，贡献物价上涨0.09%。第四，在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之下，其它价格因素的贡献应该也略低于今年的1.56%，假设和去年的下滑幅度相同，则为1.38%。综合看2016年CPI约为1.64%（翘尾因素0.55%-猪价因素0.38%+油价因素0.09%+其它因素1.38%）。
　　预计明年PPI累计负增长将超过50个月，但同比跌幅将收窄。考虑到本次去产能周期中，宏观经济政策强调底线思维和严守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去产能的力度总体上温和于98年的大破大力去产能，上游原材料行业过剩产能并未明显去化，PPI转正仍需时日。但明年PPI同比跌幅有望在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收窄，一是稳增长政策重点转向财政政策，总需求冲击边际上有所缓解；二是近期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力度有望加大；三是明年信用风险加速爆破，企业破产倒逼产能去化；四是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五是美元升值周期下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对PPI的拖累减弱，尤其是油价，今年是跌45.6%，假定明年油价涨4.5%，其它因素影响不变，则PPI跌幅可能收窄2.5-3个百分点左右；
　　3、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资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再现一次性贬值。
　　美联储加息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只是何时扣动扳机的问题。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70%，即便12月没加，明年也会至少加一次息。对人民币来说，美联储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征意义都已经大于实质意义，人民币的长趋势拐点已经形成：
　　（1）美元升值预期已经形成，只会有节奏变化，不会有方向变化。一方面在基本面比烂时代相对不烂（失业率甚至低于我们加工过的登记失业率），另一方面在比赛放水时代相对偏紧，尤其是相对于欧洲，欧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60%，而欧洲未来可能日本化，欧央行已经是覆水难收，欧元长期看贬。
　　（2）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收窄，甚至转向逆差。长期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储蓄投资缺口收窄必然导致逆差，短期看，商品的衰退性顺差不可持续，服务贸易逆差在屡创新高，投资负收益短期无法逆转。
　　（3）中国资本账户逆差将加速扩大，吃掉经常账户顺差。今年三季度资本账户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2239亿美元，完全吃掉了经常账户的634亿美元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缩水1606亿。这种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个人资产配置多币种化，二是企业加快走出去，三是中美利率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打破，套利资金逆转，过去是借低利率又贬值的美元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人民币，可能逐步成为借低利率又贬值的人民币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美元。
　　综上，尽管短期央行可以通过量价干预维稳，为加入SDR护航，但贬值压力只会推迟，不会消失，最终达到临界点，央行可能不得不再次允许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从防范资本外逃的角度来看，一次性贬值确实也比渐进贬值更有效。但风险在于，第一次市场觉得是偶然，第二次市场会当成趋势。
　　4、货币政策从主角变配角，降息空间明显收窄，降准次数不少于今年。
　　2015年货币政策是绝对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货币宽松的方向不会变化，但思路上会有所调整，从主动到以被动对冲为主，政策重心逐步转向财政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第一，融资成本的矛盾已经大幅缓解。贷款加权利率下降107个BP，其中一般贷款利率下降91个BP，住房贷款下降123个BP，对于依然融资难的企业，问题出在风险偏好，不是货币宽松能解决的。第二，通胀会掣肘货币宽松。从今年来看，央行对汇率依然自信，主要的掣肘因素还是来自通胀，全年最长的一段货币空窗期就和CPI的回升有直接关系。而根据我们的预测，2016的通胀会高于今年。
　　（1）2016降息的次数会明显减少。一是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降息的边际作用在递减。降息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降低国企等强议价主体的贷款利率和住房贷款利率，但目前住房贷款利率已经从最高时的6.97%大幅降到5%，从10月降息时保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不变来看，这似乎已经达到央行的合意水平。二是CPI和PPI都应该高于今年，由于通知下滑导致的实际利率攀升压力缓解，而且会反过来压低实际利率。三是降息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大于存款利率，会进一步挤压银行的息差。
　　（2）2016降准的次数不少于今年。一是对冲央行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滑，今年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大降1.2万亿，而年分别是增加2.8万亿和6411亿，一来一去产生每年近2万亿的基础货币缺口。2016年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减，为了维稳，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的下降幅度预计不少于今年，必须充分降准对冲。二是稳增长的资金需求也需要降准来满足。1998年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央行曾一次性降准5%给四大行输送火药。2016年专项金融债等公共融资工具会继续放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如果只是从存量池子里拿钱，那可能会使稳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
　　5、财政赤字至少扩大到2.5%，扩大发债+结构性减税，政策性金融+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杆
　　财政政策将逐步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主角，财政赤字率至少会扩大到2.5%。2014年财政赤字率仅有2.1%，2015年财政赤字率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横向来看与美国的3.2%、日本的3.3%、印度的4.1%均有较大差距，纵向与2000年至2002年的2.6%、2.4%、2.6%相比也有提升空间。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中央已经开始反思积极财政不积极的问题。
　　财政政策主要有两个抓手：扩大政府发债规模+结构性减税。首先，扩大政府发债规模。传统的地方政府债券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目前预算管理和财政透明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容不会太明显。主要还是置换债，一定会比今年的3万亿大得多。其次，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提高个税征收起点，加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等。
　　明年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配套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和推广PPP配合政府加杠杆。第一大抓手是政策性金融。中央层面虽然暂时还发不了特别国债，但以政策性银行为主体的专项金融债其实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今年已发行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年为了解决增量项目的融资来源问题，至少会扩容到1万亿。第二个抓手是PPP，今年是项目招标年，明年才是签约年，3.4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的签约规模将超过1万亿。
　　6、注册制推动股票供给放量，股票市场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疯牛，只有摇摇晃晃的慢牛。
　　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册制。从近期IPO重启释放的信号看，监管层明年可能把加快供给作为核心工作。首先，2016年钱多资产少的堰塞湖现象将继续强化，注册制相当于扩大股市池子泄洪。其次，有助于减少隐性的“壳”价值对市场的扭曲，促使市场回归价值投资。第三，加快供给也有助于促使资金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最后，市场热度明显回升，也为加快供给提供了条件。目前来看，明年实施注册制的可能性较大。一是证券法修订已提上日程，一读已经完毕，明年可完成二读和三读。二是在重启IPO的同时完善了新股发行制度，调整发行监管方式加强信息披露，可视为推出注册制的准备工作之一。
　　注册制长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剧市场波动。一是大量资产推向市场将直接分流存量资金，尤其是一些没有投资价值的存量股可能遭受重创；二是注册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信息披露、监管体系、退市制度等方面做好配套改革，推出后如果出现超预期的波动，政策可能出现反复（类似之前IPO政策的反复），打击市场对改革的信心。以台湾为例，台湾在完全注册制之前实行了23年的核准制与注册制并行制度，2006年才过渡到完全的注册制，当年台湾股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W型走势。
　　总体来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复今年的疯牛，摇摇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近两年的股市繁荣大部分靠走心，即通过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和改革带来的转型预期来提升估值，而分子上的企业盈利并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的企业盈利依然不支持疯牛，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缓，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稳，三是供给端产能尚未开始消化。因此支撑市场还是只能靠估值，而这样的市场一定是敏感和反复的。尽管无风险利率下行推动的牛市还将继续，但2016年的市场可能会在以下风险的冲击下加大波动：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注册制和国企整体上市导致供给放量，三是实体信用风险，四是无风险利率从快速下行转向缓慢下行。全年市场可能围绕这些因素展开频繁波动。
　　7、信用风险加速爆破，国企违约成为常态，无风险收益率继续下行。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约为123%，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未来去杠杆无非五种途径：一是靠经济复苏，企业收入提升加快偿债；二是靠融资成本的下行，同样的收入可以偿还掉更多的债务；三是靠政府输血，财政兜底；四是靠市场输血，被兼并收购；五是靠债务减记；六是信用违约。目前来看，第一种方式看不到希望；第二种方式能解决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问题，但对于大部分高风险的民企来说，银行并不愿意降低利率；第三种方式也只适用于国企；第四五种方式对过剩行业来说也是奢求；到头来，大部分传统产业都不得不选择最后一种道路。
　　基于这种逻辑，2016年信用风险会比2015年更多更频繁。2012年第一例国企债券违约（11海龙CP01），2013年第一例P2P违约（东方创投P2P平台），2014年又相继发生第一例信托（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第一例私募债（13中森债）、第一例民企债券（11超日债）违约，2015年更是蔓延至央企债券（11天威MTN2）。只要看不到经济复苏或大规模债务减记，2016年信用违约事件会进一步蔓延。政府为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仍会去保一部分存量债务，但失去保护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国企违约将成为常态。
　　信用风险的释放有助于推动无风险利率继续下行。一是随着刚性兑付的打破，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所占用信贷资源减少，减少异化的资金需求。二是货币供给继续保持宽松，稳增长和去杠杆防风险都需要低利率的支持，货币宽松是大趋势。三是债务置换虽然短期可能对利率造成冲击，但长期来看解决了期限错配和滚动融资问题，有利于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四是经济增长从重资产工业向轻资产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需求系统性下行；五是人民币虽有贬值趋势，但总体来看中国资本账户依然处于管制状态，不会因资本大规模外逃终结利率下行趋势。
　　8、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加速落地，美丽中国成为最大亮点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美丽中国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点。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提出“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和“美丽中国”概念。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站在了更大的风口上。
　　第一，监管体系从属地管理转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意味着从环境监察总队到县级监察机构都将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改由省级环保机构直接管理，包括相关的人事任命权、资金管理权等。这有利于打破过去属地化管理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让环保监测数据说出真相，让环保执法落到实处。
　　第二，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融资和管理机制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这是环保体制的一个重大创新。过去环保基本是依靠政府的生态补偿，这种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地方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也没有吸引力。十三五将重点通过交易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即地方政府可以把自己节省出来的排污权等拿到市场交易。初始分配制度完成确权和生态空间的划定将为此创造条件。对于过去束缚环保的融资问题，可以在生态空间整体开发的基础上，通过“绿色金融”和“PPP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加入。
　　9、国企改革1+N方案陆续落地，国企整体上市加速推进，央企合并步伐放缓。
　　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指导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
　　（1）央企层面主要看整体上市，合并步伐会低于预期。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广集团整体上市，一是相对公平又迅速的提高国资证券化率，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也易被各方接受。二是缓解市场的堰塞湖效应，同时也加大国企的股权融资，减少对信贷资金的占用。三是注册制和市场供给将是2016年资本市场的重点之一，为国企整体上市创造了条件。从地方国企看，随着IPO重启与注册制改革，上市门槛降低，国资证券化的进程将继续加快。从央企看，一大波资产正在靠近。很多央企证券化空间巨大，即便资产证券率较高的中航工业集团8000亿资产中，也只有约60%实现了上市，实现整体上市还有3200亿空间。
　　央企合并的步伐将低于市场预期。2015年最火爆的央企合并在2016年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央的确有意支持央企整合重组，各行业的央企也上报了很多合并方案，但从包括南北车在内的已有案例来看，央企合并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整而不合，有的是因为互补性不强，比如当年行政主导的中外运长航合并，结果是长油航运退市，有的是经营能力和文化的差异，比如南车在经营能力和资产质量上远远优于北车，门不当户不对引发的矛盾可想而知。
　　（2）地方国企改革重点看混改，主要是资产优质的发达地区。央企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已完成大部分混改工作，混改重点在地方国企，尤其是广东、上海、重庆等国企资产较为优质的发达地区。一是地方国企数量庞大，超过10万家，多数企业难以上市，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PPP等方式混改是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二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国企混改步伐比央企更快，在国企改革顶层文件发布前，已有20多个省市公布了改革方案，公布了积极的混改目标。很多资产在地方政府手中无法物尽其用，交给市场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轻地方政府负担。
　　10、房地产销售结束回光返照，地产投资第一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国家住房银行提上日程
　　房地产销售在2015年回光返照，2016年将再次回到现实。30大中城市的高频销售数据9月就已开始回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在10月首次出现回落，政策宽松带来的短期效应正在逐步消散，地产身上的镣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短期看，政策宽松的边际力度会减弱，去年限制地产销售的信贷和利率因素都已经基本消除，房贷利率已经从高点回落123个BP，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不大，10月降息时已经特别要求公积金贷款利率不作调整。中长期看，人口压力才刚刚开始。根据我们的估算，年间全国的刚需人口（20-29岁）暴增6500万，而未来5年可能会减少5000万，这种趋势会在2016年进一步加速。而在户均超过1套、人均超过33平米的情况下，改善型需求也空间有限。
　　房地产投资的情况要比销售更糟。2014年新开工面积负增长，2015年施工面积负增长，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出现全年负增长。实际上从当月数据来看，今年8月之后就已经出现负增长。销售的火爆并没有引燃地产商投资的热情，目前的主基调依然是消化库存。待售面积已经从去年底的6.2亿平米上升到6.7亿平米，而待售面积与近一年月均销售的比值也从去年底的6.0上升到6.3，库存不仅没有消化，反而随着新项目的竣工继续恶化。如果再考虑到近50亿平米的在建面积，就更没有理由对房地产投资乐观了。不过话说回来，地产投资的下行是好事，如果地产投资明年回升，只会让房地产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
　　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库存。扩大供给的措施会逐步弱化，比如保障房建设，扩大需求的措施会继续强化，比如信贷政策、公积金政策和交易税费的进一步调整。此外，作为激发合理需求、构建住房融资体系的关键，国家住房银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责任编辑：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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