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机器人猖狂的时代，请输一下验证码，证明咱是正常人~散打“运筹学”全文阅读 作者：洪正举
散打“运筹学”全文阅读 作者：洪正举
散打“运筹学”全文阅读 作者：洪正举 《散打“运筹学”》由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散打“运筹学”全文阅读页面。散打“运筹学” 作者：洪正举见证三十年“有话要说”散打“运筹学”四川农民工 洪正举10年田间挣扎，29年风雨兼程——见证十年###，见证农村改革，见证经济特区，见证老少边穷，见证大成都大上海——见证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30年——有话要说！战国时期“田忌赛马”的故事说明：在已有的条件下，经过研究、论证、筹划，选择最佳方案，可取得最好的效果。“运筹学”在企业管理中主要是将科研、生产、营销、管理诸要素加以提炼，然后利用数学方法进行解决的一门实用性学科。本章散打“运筹学”仅从思想方法上讨论研究社会经济及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不涉及数学分析，旨在引导有关经营管理者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中国经济“考手艺呵！”中国经济“靠手艺呵！”从前苏联、到日本，到东亚许多国家，包括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的中国，无一例外——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为什么投资能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从而解决许多发展问题，包括就业、居民收入及其他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因为世界经济相对短缺，特别是始于日韩等东亚国家，兴于中国加入WTO前后的廉价商品大举占领世界市场，包括中国市场。出口依赖似乎已走到一个高度，后劲不足，甚至出现严重下滑。对此，中国怎么办？华尔街金融风暴以至实体经济危机风险，中国又该怎么办？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的“乘数效应”和“信心工具”等宏观调控理论还能继续使用吗？是继续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之路，还是开辟消费拉动增长之路呢？前者，虽未走到尽头，但已是强弩之末——有的地方已经出现投资过剩，许多二级城市大马路可以随便飙车，巨大的新城规划的后面是玉米和甘蔗甚至极端奢侈的丢荒。为什么各地喜欢摆弄“开发区”这个东西，因为抓城市建设，抓工业容易出成效，正如，我那些作县领导的哥们说的“农业最好不要碰”，几乎“谈农色变”。我有位曾经当过乡长，不知道从那儿发了财或者融了资，反正人家开发了将近80亩的小区。2007年10月开盘，卖了一年卖了100多套，零头都没有卖脱。后来见到我想检讨一下。我说“你娃以为是当年小娃儿的时候办‘家家酒’——‘任点江山小诸侯’。你那点家当只能顺势而为，也就是房地产上升时期，顺道卖，做‘短平快’，你那有引导市场甚至创造市场之力，你娃慢慢等嘛。”这位哥们问我拐点在哪里？我给他说：“十七届三中全会”，理由是世界经济疲软，中国经济也不太景气，当家人总会拿主意。如果这个“主意”与上届再上届班子相似，那么，我那位哥们就有希望，否则，他娃拖不起。现在看来，我那位哥们的确踩到马尾巴了——当然后果自负——惨！显然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越来越明显，就是始于十六大的消费拉动——和谐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一句话“科学发展”。城里的房子贵了，城里有些人买不起，有人出“馊主意”，财政拿钱或者土地出让金减免帮助解决住房问题——土地是国家的，是全体人民的，一个户口你就可以占国家的便宜，凭啥子嘛？——谁规定了城镇户口就必须住城里，城市资源，特别是优先建设的城市资源也是全民的呀！所以，个别有良心的城里人说“前三十年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后三十年是土地出让剪刀差”——你这叫“损不足以奉有余”嘛——下下都整咱农民嗦？！在另一篇文章我谈到资本家培植新的“被剥削者”，为什么不可以权且把咱农民当成新的“被剥削者”呢？九亿农民，包括临时在城里打工的，也包括像我这样在城里定居的农民，如果他们一部分回到县及以下，是啥子概念——庞大的生力军。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他们为什么长期“两地分居”，一年摸一次女人的手，娃娃留守，父母留守，女人成了“山”，男人变成“水”也不回去——因为农村机会少，效益低，没有活路儿干——就像就象历届四川领导都“无赖”地抓劳务输出一样——自己办不了那么多厂，家里“娃娃”又多，不推几个“招嫯为婿”，自己扯不伸展。假如，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在四川办很多厂，假如我们有能力在县及县以下开办比较多的项目——是啥子观念？我的县干部兄弟伙说“办不到”。的确，单靠他们很难办到，但，如果中央“承头”，胡总书记和###“承头”——举全党之力，全国之力，全民之力——怎样呢？绝对“得行”！我们先不要看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先看现实——中国经济问题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我发表这些意见，绝不因为我是“准农民”，而是国家命运之所在。我相信现在的总书记、总理不是从大学才分出来的学生，一定真真切切的体验了若干个“一号文件”。好多年都没有研究“一号文件”，也不知道写些啥子，反正，效果不好是肯定的，因为我是“农民”，我一家几十口人都是农民。县乡干部说效果不好，兄弟姐妹说效果不好——城乡差别那么大，农村经济那么脆弱，成效在哪里呢？不好就不好吧，现在该好好从心灵深处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一、怎么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总之，单单叫“刘永好们”搞一个“建设新农村”倡议肯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二、###掌控的票子能陆续拿多少出来——很关键。三、“规矩”怎么定。比如：农村存量资产、资源怎么盘活——很重要。四、搞什么事情都得“慢一块”才可能“快一块”，块块都“快”等于都不快——取舍很重要。五、关于“反哺问题”——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说到底还是“以城市为主导，以工业为主导”的政策——要变——这里有一个概念问题：什么叫城市？什么叫工业？——不要搞那么复杂，账本本在你荷包头，杠杆在你手头，你真想倾斜你做得到，老百姓看得到——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孰轻孰重，要有明显的分界；否则，像前几个一号文件那样打“咽屁”，到农村闹腾一阵又缩回来，在城里继续过一步三摇头的慢生活——因此扯清楚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六、财政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些年中央的“包包”比较硬，但为什么“硬”要搞清楚——如果土地出让收益占的比例大了，房地产及基本建设方面收益比例大了，这种“硬法”就可能是“把国民多年积累的钱，包括他们给银行借的钱，转移了一部分到财政口袋里——如果真是这样，明年，后年，你的税源又在哪里呢？——农村，还是城市？七、基于税源及民生现实考虑，投资拉动还真不能随便撒手——考手艺呵？八、具体怎么操作提几点建议：1、城市大的投入控制下来。像成都，上一届搞了“五路一桥”，这一届搞地铁，下一届就不要搞“宇宙飞船”了——你一个“成彭高速”车都没得几辆，还有绕城高速随便飙车，而我们乡下雨天还得叫家里送筒靴才敢走路——城里的兄弟伙——悠着点。2、给城里有钱人把信心树立起来——该买房子继续买，亏不倒。股票“麻麻咋咋”，我参与过，吓死背时。政府再没有钱，企业下岗职工再多，就算是你家儿子开的公司，都不要哄老百姓，老百姓认共产党这张“脸”呐——不要干缺德事。3、继续抓休闲产业——我知道城里人确实有钱，至于从哪里来的，只有天晓得，总之就是有钱——随便到大中小城市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好一点的企业去问：一套、两套，甚至三套房子是有的，银行头十万八万取得出来——他们的钱要花——怎么花——他想怎么花就搞什么事情让他几爷子花个够——允许无益无害嘛。4、中央搞这么大的“公案”应该把国际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怎么动员我没有经验——要想办法。5、把刘永好这样有政治理想，兼济天下的老板动员起来；把我们这些仍然有点“酸”，在城里摔打了几十年的秀才请回去——漫说你一个乡镇，就是一个县、一个市也可以给你揉成“面团”——你“体制”内的兄弟伙都是“一个老师教的”，说经验没有经验，说胆子没有胆子，喝酒的时间远远多于读书的时间，别看我是个“农民”，像我写这些东西有些国家干部看都看不懂，也没有兴趣看，干得成啥子事情——不要怕伤自尊心——瞧不起是因为确实干得不太好。6、干事情要下得起手，碰倒坛坛罐罐很正常，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经济整不整得好牵涉咱老百姓，特别是咱农民兄弟能不能继续吃“光干饭”，所以我尽管一直在家里喝“秋茶”，也不免关心一下，与读者共勉。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金子”可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吗？“金子”可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吗？我说的“靓女”是国有企业改制的新名词。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除关乎民生的一线国有企业外，国家对二线国有企业改制的指导思想一般来说都是转让原则。这就有个先转什么的问题。是“靓女”先嫁呢，还是老女、丑女先嫁呢？稍微本位一点，肯定是先嫁老女、丑女，这丈母娘才好当嘛。事实上，这不明智。因为靓女留在家里久了也会变老、变丑。我曾经服务过的“希望”也好，“迪康”也好，还有“普瑞”，他们娶回家的都是“靓女”。安徽蚌埠希望饲料公司前身就是安徽，甚至全国饲料行业的典型“靓女”：全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十条生产线之一，苏、豫、皖及鲁西南等历来养殖业就很发达，饲料工业前景未可限量。蚌埠市决策英明，甚至还希望“希望集团”帮助他们建类似四川新津、上海嘉定那样的“希望城私营经济开发区”。迪康兼并重庆###长江制药厂也是如此。长江制药厂的大输液名气很大，技术成熟、工艺先进。加之三峡题材明摆起就是中央关注的重点，后来###同志亲临视察，可想而知。“靓女”嫁了个好“丈夫”，迪康长江制药厂活了。普瑞原股东兼并内江制药五厂同样如此。总之，是“靓女”就要快嫁，除非你有本事让她重获新生。等久了，一家子的老女、丑女，看你这个丈母娘咋个当。到新世纪，有人还想打国有企业或者乡镇企业的注意。转了几圈，发现要么产品单一，技术、工艺落后，就是设备老化、人员老化，已经跟不上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滚滚洪流，垂垂老矣。我说，哥们，想想别的吧。比如：你不把它看成一个厂，看成一片空白，怎么样？于是，老枝再发新芽。临路、临市、临水，甚至临山的老厂似乎一夜间全变得亮丽起来。“老女”也没有逃过精明商人的眼睛。难怪，先哲说：“金子，黄黄的，闪光的。可以让白的变成黑的，让丑的变成美的；可以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是钱厉害，还是人厉害。你说呢？私营企业怎么建立“主人翁意识”？私营企业怎么建立“主人翁意识”？我经常给老板们讲：“企业是什么？企业是社会资源和企业利益总的协调者和分配者”，有些老板就是听不进去。当老板就应该“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天下之财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大家创造，天下之利公平分配，合理分配，和谐分配。”一句话“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钱，大家分！”1994年，金阳县分管经济的副县长马海瓦尔委托我代表他参加凉山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四大”体制改革》培训班。我有幸聆听了当时国内一线专家讲课。从那时起我就醉心于研究思考企业治理问题，特别是分配问题。这个马海后来作了凉山州布拖县县长，与我同岁，我的工作时间稍微比他长一点，因为他是正式工，该入党就入党，该提干就提干，所以得志得早。不过，他可从来没有把我当秘书。他说：“现代企业制度和四大体制改革是培训县长的，你就代表我去接受培训，回来后，该怎么整，还要你拿主意呵！”人家马海县长在用人上还是有一套呕。1996年，成都商报约我写篇民营企业改革的文章。我当时想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成功，还需要改革吗？我当时刚好离开“上海希望”，准备去“迪康”。正好，上海希望饲料公司总经理王长清离开“希望”后，准备搞一个“王牌”饲料。他让我帮他参详。在闲谈中，我们一边总结私营企业的得与失，一边解剖自己的沉与浮。我们感到私营企业开始出问题了。一是高层劳方与资方没有建立利益机制，也就是管理者与企业没有利益关系，像1995年，你几爷子“司刀令牌”都甩完了，弄了个2000多万，结果拿了1000多元的奖金。第二年大家就没有什么心思干了。为了说服大家，我和当时的总经理还给大家来了段佛理：“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远处看，往高处走，靠平处坐”。道理是很有道理，特别是和平时期要多宣传这些东西，把大家的性子搞柔和一点，这也许就叫“和谐社会”吧?但我老实觉得像是我妈经常教育我们“气力干了是有的”一样,有点宿命，有点忍让，有点“老好人”的味道。其实，对普通人员来说，要走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按人才市场的规则就是同样的钱请得到人就行了。但掌握技术、掌握关系、有领袖形象的人走几个问题就大了。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呵。二是责任没有落到人头上，人人都在负责，人人都不负责，主人翁意识极端淡薄。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所以很快找到症结。于是一种叫“共享经济”的东西就在王长清办的长青饲料厂里实行了。王老板搞的那套就是核心层依其在公司的价值给予股权，让公司主要操心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工作。理由是我帮他找的，即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创造的”。因此，代表可变资本的劳动者，起码现阶段公司操心层应该参与剩余价值分配，拥有分配权，即股权。这样一来，一向公认的股权认定办法，即资金、设备、场地等折算成资本参与股权分配办法就被打破了。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企业界解决了技术入股问题。管理入股仍然没有解决。怎么办？能突破吗？人家王长清当时已经差不多60岁的人了，刚从新津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却把这个“砍”迈过去了。有些国内同僚看不惯美国等国家大型企业给职业经理人动辄发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年薪，认为没有必要。现在都还有人对善经营会管理，兢兢业业的大型企业经理人多得一点年薪“红眼”。可知，企业系统是谁在控制局面，是谁在启动航程，是谁在鼓满风帆。一句话，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靠人。关于怎么对待企业人的因素我的心得是：一、一般员工不应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而主要依据劳动力市场行情。也就说，你企业亏本也要保证工资；企业赚钱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二、经营者要与企业效益挂钩，同时与风险挂钩。通常20%-50%以现金支付，50%-80%靠年底效益提成。具体依据劳资关系而定。王长清弄的那套共享经济第一年效果很好，后来情况不太清楚。但我相信，企业出了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新世纪以来，与“共享经济”相类似的企业治理方略很多。迪康集团对待员工的办法大概也可称之为“共享经济”。迪康集团的做法是：针对不同层次人员，利用相关手段，解决“三大共同体”的分配及价值取向问题。即：“利益共同体”；范围为公司普通员工，为其支付与自身价值相符合的工资报酬。“命运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研发、经营、管理中层骨干，为其安排期权股份。“理想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导入合伙制，使其在利益上有更大的保障。据了解，希望集团现在的激励机制效果也很好，早已摆脱当初个别子公司人浮于事，离心离德的局面。总之，“共享经济”无非就是希望建立利益共享，事业共创的劳资和谐局面。实现：企业利润，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利益分配，效益优先，贡献优先。“大锅饭”破了，“小锅饭”怎么吃？“大锅饭”破了，“小锅饭”怎么吃？中国近代社会经过百年步履蹒跚的岁月蹉跎，总算跨入了继往开来的新世纪。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苦心探索，反复试验，终于无须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市场经济和科学发展的理论利器。可是中国企业界还是在大把大把的交学费：旧的秩序打破，新的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来。——讲理想，讲道德，讲纪律，讲贡献等价值体系连同“三铁”受到冲击，那么现代企业应该讲什么？——过去，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那么今天企业的使命又是什么？——国有企业把职工叫“主人”，非国有企业视员工为“打工者”，那么怎样增强国有企业职工的“危机意识”，怎样减少非国有企业员工的“雇佣思想”，共同提高全员“主人翁意识”呢？——那些自诩从市场中成长起来的私企老板怎样才能摆脱“企业是我的”，从而建立“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理想共同”的劳资合作关系呢？——企业组织流程通常是：乡镇企业学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学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照搬书本。现代企业制度最关键一条：管理科学怎么落实呢？企业观念、企业组织、企业流程，还有许许多多“估堆堆”的环节需要再造吗？——私企中坚力量（包括老板本人）多数来自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他们的老师是“一大二公”，他们的经验是“计划经济”，他们的管理理念多数是“行政”、“处罚”、“镇得住堂子”。更多表现为“暴力和金钱”过渡时代，离知识经济时代尚有很远的路程。那么，怎么解决“管理思想衔接”？——国有企业几十年，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包括理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可以说已经深入骨髓。那么，私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又怎么解决？还有企业的科研、生产、营销以及企业的诸多内部制度是否已经适应产品战略、营销战略和企业形象战略了呢？前几十年，我们的企业，国有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走了很多弯路，甚至犯过致命的错误，美其名曰“交学费”，今天民营也好，股份制也好，不能再交学费了。上面提到那些问题但愿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让我们试目以待。“权力寻租”盯上了专政工具，怎么办？“权力寻租”盯上了专政工具，怎么办？企业为什么存在，许多老板都回答不上，在实际运作中更是稀里糊涂，或者就根本没有打算弄明白。办企业就是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说来很简单，真像这样“操”下去，有几人真正把钱赚到了，又能赚多久的钱。这里我要说的是企业使命，即先把赚钱放一边，而把赚谁的钱搞清楚，即把市场搞清楚，把赚这个钱需要经过的程序、环节、难点搞清楚。因此，我们主张企业家一只眼睛看到生意，一只眼睛要看到社会的变化和变革。在“变”中把握机遇，在“变”中求得发展，与时具进，既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又为我们这个社会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和谐发展的政治大局贡献一分力量。所谓得人心得市场，你真的被公众公认为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有爱心的企业，顾全环境、行业、社会总体平衡大局的企业，你想不发财，想不发展都难。所以，我几乎每一次接手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都会习惯的问问老板“企业为什么存在?”矛盾在《子夜》中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将中国第一轮自由经济的罪恶作了描写。这部里程碑式的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企业家可以操纵军队，要股票跌价就叫守军打败仗，为了让股民重拾信心，他又可以叫进攻方后退三十里，让城里出现暂时稳定局面，增强股民入市积极性，从而抛售低价买进的股票。“权力寻租”做到动用专政工具——军队了，还有什么生意做不成，还有什么企业做不大。在为成都几家企业做策划的过程中，我已隐约感到资本的力量，真的可以“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所以十多年前有位坐上县长岗位的小兄弟告诉我:“以后做县长就不是我这种人了，没有钱你是坐不稳当的”。当社会矛盾激化到需要少数拥有控制权的老板出面摆平的时候，我那位县长兄弟的担忧就不是多余的了。如果所有的老板都把“企业为什么存在”搞懂了，经济发展质量会提高一大步；但如果每位老板都发展到足以用军队进行“权力寻租”，其他社会力量还能对他有所制约吗？但愿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何况，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发展经济，而非别的什么。当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继续做好，也有相当的难度，做不好，经济和社会事业也很难发展。书包网 “繁文缛节局”是个什么东东？“繁文缛节局”是个什么东东？天上星多月不亮，地上坎多路难行，河上滩多行船险，世上官多不太平。还在生产队种地的时候就听过这一段民谚，因查不到相关资料，因而作了修改。总之，这段闪耀朴素辩证法思想光辉的民谚给了我大半生的启示，或者给了我大半生的误导，让我对“官”的印象一直不太好。我和所有传播这段民谚的老百姓一样，没有想过或者很少构想把“官”推翻，只希望这个世界“官”少一点。单就财政支持而言，这官多了就是负担。我有位做汉区县委书记的朋友，他告诉我，他们县财政收入1个亿，财政支出5个亿，需要上级财政作4亿元的转移支付。我给他开玩笑，你叫你那帮“文武大臣”像农民一样安排外出务工，不说多了，每年给县上寄回1个亿，那么这5亿元可以买稻谷5亿斤，全县人民人均可无偿分配500斤，温饱不就解决了吗？吃饭问题解决了，农民不就可以轻松奔小康了吗？书记付之一笑：你尽出“馊主意”。还有位作县委副书记的朋友，他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县财政支持个亿，财政收入3300万元，仅财政渠道国家就要解决亿元，这个县人口只有15万，如此计算，人均可以无偿分得2000斤稻谷，干部们也别出去打工，就在当地组织老百姓退耕还林，要不了几年不就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水土保持、长防长治和建设秀美山川的目标了吗？这主意“馊”吗？尽管我出了一道极端数学题，但“官”多粮饷不够的确是历朝历代非常普遍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如果“官”们只吃饭倒还简单，殊不知还会形成“繁文缛节局”，就是狄更斯在《小杜丽》中描述的社会现象。狄更斯在小说中成功地杜撰了一个“繁文缛节局”，该局的工作原则是“想法子不干事”，它是英国官僚政治机构的缩影，多少人被它拖垮而破产。英国整个官僚机构为少数豪门所控制，它们像蚂蟥一样吮吸着国内外劳动人民的血汗。“繁文缛节局”由一个意近蚂蟥的巴纳克尔的家族所控制，地球上哪里有“繁文缛节局”的踪影，哪里就有巴纳克尔家族的代表。不知道是不是“巴纳克尔”到了中国，反正似曾相识。比如：一个事情拖几年，办一个立项文件要盖几十，甚至几百个公章，不就是这只“蚂蟥”吗？当然现在好多了，有政府办事中心了，不过“官”们又会生出其他许多事来。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权力寻租”，中央要求“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但毕竟权力太多太大，特别是因信息不对称，加上老百姓对“官”的习惯依赖，就像有的患者不给医生送红包不敢上手术台一样，也许是自己多心了，多得来成心病了。因此，“官”们还是有法生事。还有“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在某些行业形成“潜规则”，你想“官”多了，还了得。看过电视剧《纪晓岚》的朋友都知道，皇上批评纪晓岚：“你把肥鸭子给我杀了，又弄来一批瘦鸭子，以此往复，我这江山还不给吃垮吗？”无独有偶，有些单位给“官”发廉政补足，或者年初收廉政保证金，年末双倍发廉政奖金。另外，深圳有家名气很大的企业老总说：“我给主要干部发高薪，高薪养廉，高得超过普通员工18-20倍，红塔山香烟随便抽（当年红塔山香烟是上档次的商务烟），我看你还收不收红包”。说得振振有词，可这家公司的问题多多。对此，我与四川大学一位哲学学者做过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他说：“只要财富达到极大的丰富，实现各取所需了，廉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什么叫极大的丰富，什么叫各取所需，我想到银河系去旅游一下，不过，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同船”我狠狠地幽了他一默。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穷性决定了“必须抑制没完没了的欲望”，只是抑制的办法未必只有所谓廉政建设。办法多的是。一是通过政策的、宣传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弱化“官本位”。据说深广地区“官本位”就不是太强。让人的价值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体现，就像我们农民，如果国家早几十年把“三农”问题解决好了，我上什么凉山，到什么海南，挖什么“野斋”，像人家三圣花乡的农民那样开个茶馆多好。所以，治“官”之道还在于社会公平。如果老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老是“考不起就走独木桥”，老是看到当“官”的“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你看谁还想做生意、谁还想挖泥巴，还不如想点“歪点子”整个“官”来当，稳当些。二是弱化公共权力，许多东西能往下交就往下交，能够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最好不要“统起干”。就像当年我们在生产队干活，挑土边、撕包谷可以计件，能干“包工”就不要吃“大锅饭”。对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几百年前就看到了，特别是亚当斯密就特别推崇那只“看不见的手”，甚至有人说：“维多利亚女王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了9个孩子”，可见其看待权力的态度。因此，应该学学人家，更多的依靠市场平衡供求，调节资源，“官”们当好裁判，当好参谋，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就行了。当然，我们国家大，群众的文化、觉悟、法律意识、自我意识差异很大，现在又出现较大的贫富悬殊，因此中国“官”的作用肯定比欧美发达国家的作用要大，不能按他们的说法，把政府搞得小小的，把“官”搞得少少的。但往“小”努力，往“少”做文章肯定是方向，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对此，企业走到了前面。我曾经提到希望集团子公司的机构设置，在统一、精简、效能的一般原则指导下，其管理体系非常精干。我知道的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就只有7个主要干部。几个亿的摊子几个人就玩得风车斗转，并且，一个个干得非常起劲。当然，人家解决了“能上能下”的问题，和你那个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的能上能下不一样；干不好，说走人你就得走人，不需要取证、不需要讨论，更无须考虑以后不好见人，因为主仆双方都知道什么是“双向选择”。我们国家关于机构精简的文件发了很多，开的会也很多，多得来就连我们这些秘书都记不清楚。正如老一辈作家马识途《十日谈》中“再论文山会海”所批评的一样：一个县委书记一月收到文件资料13斤6两，怎么读？天书！所以，文件也不要发了，来点真格的，像希望集团那样，干不好就走人。当然最好不提“干不好给老子爬”！因为听起来好像在骂我们农民工。“世上官多不太平”这句民谚不知传了多少年，也不知还要传到什么时候，但愿越传传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令人疯狂者，岂止“邪教”！令人疯狂者，岂止“邪教”！1991年，金阳县几位老师准备组织“养生益智”培训班找到政府办要我帮他出个手续。我问他们可有依据，他们拿出当时中央政治局领导级别的人题的词想说服我。我一看领导的题词是“可以探索”，于是对他们说：“人类对生命本身的确尚有许多未解之谜，‘养生益智’可以探索，既然是探索，你让我同意‘普及’怎么行呢？不能拿我们的身体给你‘张天师’做试验嘛。”遇到咬字眼的，莫法。手续虽然没办，但课我还是去听了一次。老师在上面说：“两眼微闭-手心向上-屏气-发热没有？”有人说：“发热了！”“你们看到了什么？”老师问。“没有”我们回答。老师说：“我看到张天师了，张宏堡老师红光满面，穿套西装，向我们走来了”，言下之意，他开天眼了。过了一会老师开始传授用“养生益智功”治病，他叫一个正在生病的学员上讲台，他伸手在病人胸前一晃，一个抓的动作，说：“我把病魔抓住了”，然后又一个往地下甩的动作，念念有词：“入地三尺”。我在下面说怪话了，“老师，下面还住着一家人啰，传染给人家怎么办？”老师自己都稳不住笑了。后来到了成都，有位朋友叫我陪他到青城山“生命科学院”，说是去给张天师过生日。好家伙，数千人，我还以为张宏堡要来呢，结果说是全国都在给他“老人家”祝生日。在参加完山呼海啸般的生日庆典之后，晚上我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住在一个宿舍。我原想，与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说话可以随便一点，没曾想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你居然敢对张天师产生怀疑”、“你居然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乖乖！文革没有赶上，今天碰到了，人上了神坛那就不是“人”了，是“人仙”，就像“济公活佛”一样。有过了好多年，家里几位老年亲戚在练“###功”。呵！更神。好在这些老年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听人家说练“###功”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没事就练，练些什么，我也搞不懂，反正他们说：“练了，精神好多了，身体好像也好些了”。我说：“既然对身体有好处，你们就练吧”没过多久，上面说“###功”是邪教。乖乖！把他们吓惨了。我说：“你们邪没有邪？”他们说：“我们连正反都没有搞清楚，那里知道邪没有邪呢？”看到这种现象，我就想起《王保长》李老栓回答王大爷说：“管他蒸熟（征属）还是炕熟（抗属），反正都是拿来吃的”。王保长纠正李老栓：“啥子讲种菜呵，那是蒋总裁！就是总发财，反正都是有钱的”。对普通下层老百姓而言，你“剿共”也好，抗日也好；你种菜也好，你总裁也好；一点区别都没有。就像我那几位练“###功”的亲戚，上面喊不准练，他就觉得自己好像犯罪了。中国人多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鸟叫”都有人欣赏。时下，比较流行的民间活动就是传销了。我1998年花了700多元钱成为某产品“消费”经营者，就像我推销“佳禾月饼”策划的“提前购买，消费增值”一样。无论你走进传销的那个会场，无论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人人都把你当亲人般接待，在会场上几乎人人都异口同声的说“好！”就像赵本山在小品中当选奥运火炬手即席发言，言不由衷的自我欢呼“好！好！好!鼓掌！”有位级别很高，号称年薪百万的传销“老师”，是我以前的同事，他对我说：“你娃就不敢当众说‘吔！吔！吔！’嘛，不疯狂怎么能把你这只孤雁裹进群里，群众运动都不晓得嗦”。有一次见一位邻居对她的上线，她们称“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她开玩笑。她一下就生气了，其他“传销”也跟着说：“你不了解传销，不怪你”别的传销更是“吓死背时”。由此，我联想到“养生益智功”、“###功”，传销又是个什么“功”呢？也有如此魔力，让人疯狂！后来，我在想：中国这个林子真的太大太大了吗？随便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响应，并且达到膜拜的程度。如果说毛老人家一挥手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那是人家打了那么多大胜仗，那硬是“诸葛亮在世”啊，人家这尊神那是真神呐！就是今天哪个怀疑，也会被“骂脱”呵。那么，张天师，还有###怎么给毛老人家比，魂都不在了嘛？特别是“传销”说起来好像比对毛主席都好，怪哉！“传销”的理论依据是减少中间环节，将用于渠道建设和广告推广的钱让利给消费者，从而理解为“靠消费损钱或者叫赚钱”，由于中间环节取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就只能靠“人”来进行，因此就需要“传”，即“一传十，十传百”的“传下去”，要不商品交换的链条就会断裂，生产经营就无从开展。为了提高“传播”的有效性，所以他们总结出八字真言“打货，卖货，带人，听课”，还有许多类似“开口即开业，闭口就关门”等许多经典口号和经典活动。最近几年“传销”活动频繁，传销者不失时机、无孔不入的市场渗透，包括观念渗透，已经成为新时代难得一见的奇特经济现象。有人说，中国数以亿计的闲散或半闲散人员，如果“观念、利益”双双到位，足可掀起一场“经济邪教”，因其与个人利益充分联系，其影响将远远超过“政治邪教”。但愿不是危言耸听。书包网 “革命和改革”是否意味重新洗牌呢？“革命和改革”是否意味重新洗牌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24年来，我们国家在许多领域都放开手脚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失误难免，漏洞也肯定不少。在改革中，一些思想解放比较彻底，风险意识强，有一定背景的人抓住了更多的机会。其中，造成负面影响的我们批评他们是“官倒”。当然这“官倒”的含义可不仅仅是倒腾生意，还包括许多“权力寻租”，简单说就是“有偿租用各类权力为我所用”或者叫“有偿出租各类权力为我谋利”，通俗的说叫“勾兑”。今天偶尔见诸报端所谓“原罪”就是对各时期善于投机者或者叫善于抓住机遇者，获取第一桶金的合法性、公正性提出的质疑。因此，我对“原罪”作了一个不确切判断。既然“原罪”只是老百姓对第一桶金的质疑，并非结论。加之当时的法律制度或操纵法律制度的人已经给他放行。因此现在来讨论这个关系老百姓心里平衡的问题就应该理性、公正，并且依法进行。要不，就可能矫枉过正，对谁都不好。作为问题探讨，我的看法是“原罪”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权力寻租”东窗事发者，这种原罪自然有罪。尽管时过境迁，迁延困难，但道义上就叫第一桶金挣得不光彩。如果形成社会舆论，极可能影响今天的发展。二是因信息不对称、宣传不到位、操作失误等原因致使所谓有背景者抓住机遇的情况，说来好像也有“原罪”之嫌。但这种“原罪”似乎不应迁延追究。毫不疑问，第一种“原罪”是有罪的。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应予申斥，甚至敦促有关方面加大侦破力度，将不法之徒绳之以法。难点是第二种情况，坊间人士常说的程序合法，操作得好，该人家发那笔横财。我这几年做策划遇到的这类现象很多，现在看来，也许正是这些所谓“原罪”改变了整个中国经济总的治理结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的改革思路是所谓的“休克疗法”，就是将原来全民所有变为单位集体所有，甚至落到具体的人头上。有点像我们农村土地下放，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只是操作上适应大生产的需要而已。简单的看：企业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公平的分给了全体员工，似乎公正。但谁对这些资产负责仍然没有落到实处，所谓“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所有者缺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从有关报道来看，苏联前期改革效果不好。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先是将企业交给经营班子，签订经营承包责任书，后来发现不少企业越包越穷，庙穷和尚富的现象比比皆是。我看过当年艺术家们对这种现象作的漫画，一幅说：走一个厂长倒一片车间。还有一幅漫画说：船坏了，钉子还可卖钱，最后一任厂长抠钉子卖的情况。为什么艺术家和我们这些迂腐小文人都看到了，上级领导和所谓的“改革之父”、“经济之母”们就看不到呢？这倒好，让某些关系户好好的“权力寻租”了一把。不久一批新贵应运而生。过了好些时候，大概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上边看到了，知道再这样下去，祖宗那点东西就保不住了。比如，金阳县1994年虽然迟了点但毕竟还是进行了商业企业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后，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改制”成了善抓机遇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各地纷纷送出靓女“投怀送抱”，搞的许多已经获得第一桶金或者随时可以通过融资获得资金的各色人等，像野狼抓小羊般席卷全国，我把它称之为“狼性扩张”。记得四川有位搞茶的老板，请我给他做策划。我们俩一边喝酒一边聊工作。他向我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制。他说：“洪老师，你晓得我这个厂好多钱买的不？”“好多钱嘛？”我问。他兴奋地说：“老子100万元买的，叫朋友划100万给我，拿到会上亮一下，第二天老子就拿去还了。”看他得意的样子我即为他高兴也为我们这个体制担心。乖乖，这不是原罪是什么？鼓起眼睛，伙起权力机构整钱嘛。对这事尽管我一提起就激动，最近，从报纸上知道这家企业搞得非常好，税收多多的，就业安置多多的，茶农收入多多的。你再想说它“原罪”似乎已经说不出口，只能说：“运气来登了”。这个典型改制案例以及其他许多放手兼并国有企业的案例告诉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叶那股兼并重组浪潮中，迅速发达的老板们相当部分是有“原罪”的“功臣”。为什么这样说，讨论起来比较复杂。国有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总之打伙干的企业，包括现在有些合伙企业，干起来都很费力。政治经济理论家说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也许是。但在我看来主要还是：“所有者缺位”，或者说没有“守夜人”。偌大的摊子谁是老板，谁说了算，谁对后果负责。此时，我突然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内江遇到的怪事，领导说：“农村改革能不能深入关我屁事”。是啊，不关我事！难怪柏杨先生说“三个中国人是条虫”，实际上只要没有责任意识，没有责任制度，三个外国人同样是一条虫。人家之所以变成了龙，甚至在商业竞争中称霸世界，不就是人家几百年前就把“守夜人”的问题解决了吗？最可气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连我们这些娃娃都看出来了，那些“之父”、“之母”们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似乎浑然不知。1999年4月，在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小国企改革研讨会”时，有位一线专家给我聊到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时谈到三个概念：一、归谁所有,即产权问题。二、谁来负责，即责任意识和责任制度问题三、契约化，即法律意识淡薄问题所以，我对发横财者说：“你们有功”，原因就是这么三条。是，随便怎么说第一桶金，甚至后来继续寻租权力得来的钱都不光彩。但他的的确确解决了社会公共资源、资产长期无人对它真正负责的问题。单纯的集体负责最后总是落不到实处，因此与其让他几爷子“愰”脱，还不如“零价或低价承债式”交给能人治理。就像上面谈到那些老板，个个整得风车斗转。资产可能名字变了，支配人变了，但价值基本上还未变，甚至变多了，变强了。面对不公平竞争，面对权力寻租，面对第一桶金表现出的诸多“原罪”，亡羊补牢未为晚。在处理未来的社会资本及其他公共资源时，但愿更理性、更科学、更公开、更公道。现在要研究的问题不是要他们偿还，而是要鼓励他们发展，创造更加适合他们发展的条件。不要几弄几不弄，又把他们弄到国外去了。这样你想让老百姓原谅你当初搞出的那些“原罪”的东西都难。难道你还想用“手艺不好，交点学费！”搪塞过去。梦嘛。“灰色营销”在阳光下疯长——怎么办？“灰色营销”在阳光下疯长——怎么办？党的十七大对“公平”、“正义”提得很重，“灰色营销”这种典型的普遍的“权力寻租”活动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众矢之的。上世纪###十年代改革开放从思想到实践时间紧任务重，可以叫拨乱反正，因此，权力寻租比较突出，很多人因此发了财，获得了“第一桶金”，以至后来离开机关到企业后继续当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老板。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召开后，我们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比较从容了，有精力、有时间务虚了，研究科学发展了，就不应该总是匆匆忙忙的定事、做事。搞得“公平”、“正义”这些争取了100年的民主权利还得重新思考和解决。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被我的许多同仁视为“杀手锏”的“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可谓“有权利的地方就有灰色营销活动踪影”。国外对“灰色营销”这类带有商业贿赂的行为也想了很多办法治理，但常见报端的还是谁、谁、谁被绳之以法。因此，他们的所谓“代表”不主张权力集中，主张法制化，主张小政府。总之想方设法降低“人为”的操作因素。好在我们的政府也在社会化上有相当的进步，政府直接操控指挥经济活动的频率不断减少。只是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权力寻租”习惯仍然使得一些行业“灰色营销”盛行，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可能最典型的就是医药行业和正在显现化的教育战线。总之，公共权力越集中，权力寻租为己牟利的现象就越严重。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权力寻租作一番探讨。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以新闻界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一是为报道对象胡编乱造，大肆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除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变相的拉赞助、拉广告、收礼品、到企业兼职、参加企业出钱的旅游活动，等等。有一句说得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据报道：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我们希望政府从弱化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入手，学一学武则天的“节俭和诛杀”，提高法检威慑力，尽全力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让倡导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公平、正义重回我们的和谐社会。“青蛙”生存哲学“青蛙”生存哲学从1980年也许是天下第一批（之前没有招聘之说）打工仔开始，到2001年离开希望房产锦官新城项目，20年过去了，突然有人告诉我：“你做的是青蛙，越老越跳不动越不中用；要做蜘蛛，年轻时辛勤织网，享受网上飞虫，老来还可过继给后代，让子孙继续享受网络成果”。这个说法有点像“穷爸爸，富爸爸”，也有点像“管道的学问”，醍醐灌顶，突然间似乎明白了许多。于是2001年开始搞“洪顾问”工作室。由此，我便是“蜘蛛”了。想想20来留给自己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只有一身的小毛病：什么椎间盘问题、劳损问题、结石问题等。好在仍然年轻，还可以学习蜘蛛结网。一段时间后，发现蜘蛛结网网虫比青蛙现找现吃麻烦多了。在虫们稀少、分散、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下，青蛙比较灵活，那里虫多往那里跳。就是我们常见的“跳槽”。20年打工生涯好像都在跳槽。先是当乡干部，每月元，工作饱和而辛苦，也常自得其乐，弄一点诗文书法、吹拉弹唱之类，坐在高出街道几十米庙宇般威严的乡政府办公楼前的石凳上，看看卖苕藤、买化肥、送女相亲、吆三喝四的芸芸众生，不免飘飘然。造化弄人，干不长，4年刚到就只好遗憾的离开。后来当记者。用我们乡政府老干部“何公事”的说法，单位出钱供你游山玩水，造访民风，感触民情，机会多好。给同僚即将回家务农比起来，甚至给城里那些拿了电大文凭尚不能如愿当记者的同学比起来，的确运气来了。当记者每月工资47元钱，一个娃娃家也够了，按说也没有跳槽的理由，结果还是离开了。到凉山，说是“逼上凉山”，可能是文人喜欢用现成的经典短语，实际上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在内江，虽然环境好一些，机会多一些，造化可能大一些，但只能等候继续做临时工啊，既然“泥饭碗”端起来悬吊吊的，到凉山吃商品粮，端“铁饭碗”,不正是少年时期做鸡生意时的梦想吗？加上运气不错，遇到个好县长、好主任，一展几乎平生报负。有什么理由离开呢？跳槽为什么？也不管什么原因，还是离开了。好不容易端了个“铁饭碗”，即正式的县级机关干部，也似乎呆不下去，还是离开了。既然喜欢私营企业的用人机制，追求平等自由竞争，那就好好的干吧；连希望集团、迪康集团这么好的单位，干了那么久，甚至那么得志，还是离开了。离开为什么？现在想来，这就是“青蛙”的悲哀了。做“青蛙”20年，先是月底摸出两毛钱都说是大票子，接着是出门找工作还让父母去邻居家借钱，到了30岁该结婚的时候，置办不起家具，让人家董主任操心，最后到了梦中的“希望”总该有钱了吧？1994年春节，我从“希望”携全家“衣锦还乡”：从三姐家拿了台旧彩电，月薪400元，半年存了1000元。我和母亲、老婆、一岁的孩子登上了成都开往西昌的“站票火车”。可恨的是母亲帮我揣的钱被小偷割包偷走。回到家里一分钱没有。同僚说：“老洪出去挣了大钱了？”，我只有苦笑。1996年从上海回四川过年，原想兄弟们帮上海希望饲料公司赚了2000多万，老板该让大家坐得起飞机噻。总经理王长青说：“你们中层干部至少万把块钱要给噻”。没曾想，坐火车都只能坐硬座。有个兄弟伙画了幅涂鸦式漫画，说一位老板提着一麻袋钱准备出工厂大门，有位兄弟说：“老板，今年就是这样子啊？”，老板不好意思，从麻袋里掏出几万块钱：“兄弟伙，拿去喝茶！”好在遇到比较耿直的迪康集团老板，一见面就给我说：“老洪，你来不来迪康，我都帮你解决‘农转非’”。这话让人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慨。“迪康”待人就是不一样，工资是成都市同等企业最高的，月薪4800元，比“希望”这个中国“500强”翻了一番。配手机、租住房，最潇洒的是“一个月报一次账”，言下之意，兄弟们偶尔朋友之间消费也可报账。用曾老板的话说“兄弟们凭良心哈”。很幸运，从“迪康”工作三年下来，存了20000多块钱。当然所谓来不来迪康都给你解决“农转非”，戏言耳。在凤凰卫视举办的招待会上，有幸与尊敬的“小平同志”之长女见面，当说起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举牌亿元”者是位农民时，与席朋友都觉得很稀奇。我给他们说：“我这个农民可是有大专文凭，进修过研究生的嘞，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谈话思想，我们农民可是在七十年代就在私议啊”。好在这时的中国人已经不信神，要不这话可犯忌讳呀。大家付之一笑。不过，迪康曾老板说了给我解决“农转非”没有办到，我还是介意的。毕竟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跳出“农门”嘛。你“迪康”由发工资都困难，洪某人帮你整出名了，有人愿意给你凑股子了，7000多万到账了，后来5亿，甚至控资上百亿。总该给老洪把那8000元买户口的钱交了呀。就这点迪康也不太地道。可能有人会说，别说人家，多解剖自己。对，是该多作自我检讨。不做青蛙也罢，就好好做蜘蛛吧，岂知，这蜘蛛做起来更难。应了那句话：条条蛇都咬人。开“洪顾问”工作室最好拿的钱是眉山万景房地产公司，连续五年一分不少；还有普瑞集团连续四年也没有打过折扣。其他就麻烦了，干了“活路”不给钱比比皆是，扯把子的多。现在想来，只当操手艺。要不，你洪某人哪来那么多体会、那么多经验，老了还可以吹牛自鸣得意呢？现在看来，青蛙也好，蜘蛛也吧，抑或做别的什么，生活中没那么多“悖论”。说到底还是要耕耘，要创造。天底下没有白吃伙食，人人都是“精三儿”。你不愿意“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我也无须死心塌地。我听一位老板批评人事部的干部：“1000块钱请得到的人为什么要花1100块钱？”，要求对人才的市场行情作准确把握。那么，久而久之，人才们也想：“你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路儿’，谁也不亏谁”。的确，我们要向卖针的老太太学习。一分一分地找，一分一分地攒。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针。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策划”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策划”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迪康”曾像所有的追星族一样，追过有大师之誉的深圳大学老师，当时三十多一点的下伙子余明阳。1987年，我们从德阳追到绵竹，在从绵竹追回德阳，最后终于把余老师请到了会议室。余老师给我们上了半小时的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听了这话，我给曾总开玩笑：“曾总，我没有位置了哈”。是啊，的确只能居侧。智者，倾听太多，伏案太多，沉思太多。所谓习惯决定性格，霸气、杀气就会越来越少。按照国内比较常用的管理模式——泰勒式管理以及党政机关习惯的管理思路，这种人被认为“劈不倒邪”、“镇不住堂子”，因而居中不行。从我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老洪，交几个秀才给他，还可以带一带，要让他管‘杂痞’，不得行”，所以希望集团刘总裁夫人李巍说：“小洪放到适合的岗位就是人才。”当然，居上就可能也有问题。一般来说，居上者无非这么几种人。一、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帮老板当好家、看好家、守好家。需要忠厚，最好是“愚忠”。二、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和关系，使之形成团队合力。三、有号召力，善于鼓舞斗志。四、做事精明，善于“诡”道。咋看起来，我可能算其中某类人，因而有时也曾高高在上。为什么“也曾”、为什么“有时”呢？说到底还是你在老板心目中是智者，说白了“智者”一般不往实惠的岗位上放，让你越纯洁越好。决策者希望你多作调研，出谋划策；决策以后，希望你最好靠边，旁观者清嘛。所以企业策划主管有个“三年魔咒”：第一年你是公司请的军师，第二年点子少了、旧了，没有什么激情了，权且当师兄弟，第三年居然还学着“贤者”的样子偶尔摆摆谱，像工者的样子发发牢骚。该走了。不走，你生气我也生气。老板一般不会受气，除非有新的项目需要你这个军师。试想，如果老板和智者之间是这样一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还有诸葛孔明和鲁子建吗？怎么解决，余明阳“智者居侧”似乎说得过去。就像我由“洪策划”变成“洪老板”一样，签起合同干，给钱出点子，不给钱吹空龙门阵。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咱们那帮不计个人利益，有点“臭”的策划人已经不好找了。签起合同干就干得好吗？成都房地产项目与深广沪所谓的策划大师签的合同还少吗？要么水鸭子般浮在面上，要么蜻蜓点水，要么老板用了人家的智慧不认账。结果弄得老板们赤膊上阵，甚至还有老板自己兼任“策划主任”的。可笑之极，岂不知术业有专攻。就像我私下埋怨老板：“改那么细干啥子嘛，改得颠三倒四的，鬼才读得懂；你跟我比写文章，下辈子吧”。智者居上不可能，居中也不合适，居下人家不愿意，居侧效果又不好。那么，智者不是没有位置了吗？知识经济时代，智者没有位置，岂不怪哉！2001年我在“洪顾问工作室”宣传册的封底手书了一句话也许是解决这个二难问题的办法。“策划不是一套方案，而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和决策者交流，一直交流，像诸葛亮一样与刘玄德几乎形影不离，这不是“居上”又是“居”那里呢？智者居上，君臣一心，耳提面命，同仇敌忾。能不打胜仗吗？兵者，诡道也；商者，何尚不是有所约束的“诡道”呢？智者圣贤书读多了，所谓行为决定性格，一般都具君子之风，比看到钱，看到权眼睛就“绿”，脑袋瓜里就没有祖先的东西的那些人比起来，不知道要可靠多少倍。让智者居上，有什么可顾虑的呢？依然奴性依然奴性当所有打工仔都觉得“气力干了是有的”，老板怎么想。难怪，几乎全世界的用工单位都说：“四川人勤快！”，“中国人勤快！”。从1970年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其他妇女儿童一道干轻体力活儿开始，母亲就经常给我和姊妹们念叨“气力干了是有的”。以后到乡政府上班，去广播电台当记者，去海南岛打工，去凉山州吃“国家粮”，以至在后来到私营企业挖“野斋”。几乎每一次出门母亲都会敦敦告诫“气力干了是有的哈”。如今，快到50岁了，腰腿那里都在痛，母亲也已到垂暮之年，她再也无力告诫了。我该不该拖着疲敝的步履告诫我的孩子“气力干了是有的”呢？社会发展到今天，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问题早已解决，人才劳动力市场那番讨价还价已经证明一切。但我们这些生长于奉献时代，接受过太多“温良恭俭让”教育的兄弟姐妹似乎总也硬不起心肠，说话也许还发几句杂音，发几句牢骚，甚至数落几句。但总是一边数落一边干活，绝不会让人家老板吃亏。不说三分劳力一分代价，起码做到两分劳力一分代价，想都没有想过“一分劳力就会有一分代价”。有一天某老板大发恻隐之心，突然给我“一分劳力，一分代价”，我会受宠若惊，恨不得为其“两肋插刀”。七十年代，在生产队理苕藤，大人理一沟我理两沟，大人挣6分，我挣2分，按三毛劳动日值算一天可挣6分钱。公分少一多半，活路儿多干一半，我从未怨言。后来才知道那叫“大锅饭”。以后打工收入也不高，甚至想都难得想要挣很多钱，十几年收入从未超过“两斗米”，并且“愿为两斗米折腰”。清贫半生，功业也建了不少。总结起来是“个人要求少，工作机会多，社会价值大，久而久之，收入也比较高”，今天能安居都市，适当照顾亲朋，比起一起捡粪，至今仍在乡下吆猪的张二娃等兄弟伙比起来，足矣！这也许是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下层劳动者至今仍然保留在骨子里的奴性，封建社会几千年，在上述到遥远的奴隶时代，也许我们血液里至今仍然流淌着上古祖先习惯被人奴役的基因，就像日本鬼子骂我们为“木头”，似乎永远也摆不脱为人驱驭的命运，难怪清朝有位叫袁枚的文人能写出“驭使山君（老虎）为儿戏”，只要你不吭声，或者个别人发点杂音，在上面看来“玩”你还不给玩“木头”一样——不信你进茶馆听听有的老板得意忘形时怎么说，进酒楼听听那些“半截鞋”恶贯满盈时怎么说——老子杀你十次，老子收拾你像拧蚂蚁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些农民兄弟才能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抬起头望望前面”。说是这样说，但许多血泪事实叫我们不得不低头。打工做事讲价钱，好不好？好。市场经济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就是自由经济，比如，我就是为追求自由平等竞争离开政府机关接受人力市场选择的，我觉得这样“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当然，太爱计较也不好。打工做事讨价还价稍微“过”一点，一是机会丧失了，二是印象降低了。印象管理是中国人管理企业的常用方法，原因主要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定性的多，定量的少；上一代人，甚至再上一代人传下来来的就是“印象管理”，即便我们这些偶尔读一点西方管理学，常常给所谓管理大师一起工作的人，真正做起事情来，还是喜欢“印象”那一套，理性的成分不多。人家请我，我表现出“君子之风”，羞于谈钱。我请别人更多的也是凭“印象”。既然如此，“气力干了是有的”，错了吗？冷静分析，的确有落后的一面。试想，劳资之间如果不建立你情我愿，互惠互利关系；不建立契约关系；不建立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甚至理想共同的紧密关系，老板生意做不好，劳动者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所谓“先说断后不乱”，“亲兄弟明算账”嘛。那种“气力干了是有的”，短期可以，奉献精神极强可以；但时间长了，精神疲了，利益刺激多了，就不利于合作，不利于工作了。时代在往前走，观念拖也要拖着往前走。科学时代、信息时代，不能提倡“印象管理”，也不能提倡“气力干了是有的”，更不能保留“两分劳力，一分代价”的奴性心里。和我一样仍然奴性缠身的劳动者要自我解放，不要顾虑，该怎么讨价还价就去争、去要，劳动力市场应该是一个全面竞争的市场，“一分劳力一分代价”天经地义，没有羞羞答答，无须“君子之风”。一句话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必须遵循“等价原则”。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牛少人多，人就是“牛”牛少人多，人就是“牛”1984年，我刚进广播电台不久就写了篇广播评论《世界是懒人创造的》，列举了自己在乡政府工作时，怎么动员农民采用“免耕法”不薅秧、不理苕藤，还有“种地与养土结合”等先进的种植方法，并由此引发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及繁文缛节的批评。“世界是懒人创造的”，其观点肯定不是主张懒惰，而是崇尚科学，崇尚简约，崇尚“借助”，崇尚快捷的思想，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一场观念革命。我喜欢“摸到活路儿象牛一样悄悄干的人”，但我们更应该鼓励“摸到活路儿就喊别人协助的人——所谓‘懒人’。”今天，“世界是懒人创造的”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人们因为不想起身发明了遥控器；买不起机动车又不想花力气发明了电动自行车；因为挣钱太难，习惯于“随遇而安，苟且自乐”；因为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习惯于“明哲保身”；因为生娃娃太痛苦，还有人干脆不要孩子。于是，一个发展的，科学的，文明的，竞争的，还有不少落后的，真真实实的世界产生了。小时候我最厌烦起早，睡眼惺忪地煮猪草，我给我妈争“猪又不是人为什么要吃熟食？”后来听人说“喂生饲料好”，马上要求母亲我们的猪也喂生饲料，母亲不同意，说“气力干了是有的，累不倒！”。母亲的勤劳与艾芜笔下的“石青嫂子”一样一半是美德，一半是保守。也许是身体单薄，体力不支的原因，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不断的思索：怎样才能减轻劳动强度，怎样才能少干活儿多收益,怎样才能不用肩膀干活儿？想了很多但很难突破。后来读中学知道有个牛顿，知道“自由落体”、“作用了与反作用力”、“能量转换与守恒”，这些现象我们劳动中随处可见呐，怎么就没有人去应用去尝试。比如给水井装一个滑轮。我父亲说：“老子连铁钉都舍不得买，还买滑轮”，的确我们家的许多构筑物都是用竹钉、木钉或者篾条绑扎，11口之家找不出一块像样的木板，甚至偶尔在木匠那里摸摸溜光的木版都像摸玉石一样——凝脂的，浸淫的，洁净的，似乎还是通透的——那是真正的“现代石器社会”心态——石凳、石床、石课桌、石“风拨”、石碗柜等——喜欢木头、喜欢铁器、喜欢牛马、喜欢轮子、喜欢看车、喜欢香味、喜欢烟盒、喜欢牛皮纸、喜欢肥料口袋，喜欢一切带有现代特征的东西。我问父亲：“牛顿、瓦特四五百年前就在摆弄机械了，为什么我们还在用石头？”父亲说：“你吃的、穿得、用的，与原始社会有多大差别。原始社会牛多人少，牛帮人犁地驮东西；现在牛少人多，人就是牛”父亲接着说：“你要想当懒人，多养几头牛啊，但是我们生产队买得起吗？”我想当懒人，想创造“懒人的活法”——漫说借助机械，借助牲畜的能力都没有——生不逢时啊！十多年以后，我们一些企业家都还习惯用耍起不领钱的人，而不愿意用停工要折旧的机械——劳动者为此感恩戴德！“世界是懒人创造的”也许有道理，但很多人都懒不起，歇几天肩上没有担子心头就发慌！我们批判的自由资本主义“机器排挤工人”是如此，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现代企业也是如此。我希望中国的老板们还是多想点耍起的人，少去管耍起的“牛”，“少用机器多用人”。虽然有点心酸，但却是大实话。书包网 今版“八旗子弟”之“穷途当哭”今版“八旗子弟”之“穷途当哭”我曾经介绍我妹夫到希望饲料厂干搬运，所以有事无事喜欢到他们那个烂蓬蓬头喝“烧酒”，吹“闲条”。有一句话感动了我十几年——耍起拿啥子钱啰？！耍起该不该拿钱，对咱可爱的农民兄弟来说，想都不会想——肯定不该拿钱!按照“劳动法”耍起该不该拿钱呢？肯定有个说法，生活费起码是要给的。就像将国有资产“扳一块”给下岗职工，财政“拿一坨”解决城市困难群众，农民工既然离开土地到了你那个车间，你那个工地，干不干活儿都得吃饭——饭钱得管。但多少年来，谁想过管一管，多少年来，咱农民兄弟要求谁管了，管得很少嘛。他们很厚道——一分劳力一分代价，干活儿拿钱，不干活儿就不该拿钱。直到今天，耍起也要拿点钱的农民工也少之又少，并且几乎没有怨言——这样的兄弟伙，你想不喜欢他们，想不关注他们都难——这是我们时代的“非物质遗产”——这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基石。但，城里人不一样，至少多数城里人与我们农民兄弟都不一样。1990年代，我常与效益差，甚至下岗的职工跳舞、唱歌、喝茶。老实说，那些年我一个月四五百元还得租房子，与他们的日子过得差不多。这些城里的兄弟最喜欢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毛主席没有错，但老实怀念那个时代就有些问题了。有位小兄弟，单位垮了，日子过得不太好。一天，我去他们家玩，他父亲见我是个“穷秀才”就给我大倒“苦水”，说起说起就抱住毛主席的像框流泪了。人家解放前就跟共产党了，我不好给他争论什么，所以随便安慰了一下，就和我那位小兄弟离开了。我们一起来到府南河边上一个茶馆，开始给他“洗脑”。“兄弟，你我都是‘五大生’，算有文化的人了，还当不到我那些农民兄弟呀。人家靠劳力吃饭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了，什么时候想过政府发点什么补助，给点什么机会。”我说。他说：“你不晓得江山都是我老汉儿他们打下来的，政府的钱有我爸一份噻！”“又不对哈，如果谁打下江山谁就坐享其成，那过几天我也带我的兄弟伙把你老汉儿的江山夺了。你砍我，我砍你，看谁来创造财富。”我说。他说：“那我老汉儿冒着生命危险打江山，就白打了！”“没有啊，他这一打，把‘规矩’打出来了啊。过去他们蒋家几爷子把中国赚钱的生意都做了，把竞争的‘规矩’兴坏了，社会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自由，“碰倒”就抓人，就打人，就杀人——你老汉儿一打就打出了个重新洗牌，重新定‘规矩’，重新找回公平正义——你老汉有功啊！”我说。他说：“有功就该有赏啊！”“兄弟，不错了，东西只有那么多，咱农民连红苕都晒干交给你们老汉儿他们那些革命干部吃了，自己就喝点菜叶汤，够意思了。”我说。“话又说回来，你老汉儿他们不是承诺，江山打下后，有饭吃，有烟烧，有酒喝吗？几十年咱农民吃过几顿饱饭，烧过几支好烟，喝过几杯好酒，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继续说。他说：“未必怪我爸他们呐。”“他们在当家，不怪他们怪哪个？当然，你爸他们当家时间不长，扯撪又多，旧的‘规矩’打破了，新的‘规矩’又没有扯伸展。可能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嘛。咱老百姓不是没有怎么责怪吗？”我说。“所以，你老汉儿他们退休后，新的当家人兴了些有利于调动全民积极性的‘规矩’。这个‘规矩’不是为打江山的人定的，是为全体人民定的，包括我们这些老汉儿没有参加打江山的农民。所以，你要支持。”我继续说。他好像有点明白了。我不放心继续开导：“清王朝兴的‘规矩’，打下江山后，八旗子弟吃‘国家粮’，大概跟你吃的‘供应粮’差不多。结果养出一帮‘寄生虫’，你不至于也想当‘寄生虫’嘛。既然如此，你就老老实实的跟我一样，去应聘，去挖‘野斋’，当个普通人。不要老想着江山是你爸的，要参加财政额外分配，就像我们老板的娃娃想到公司拿钱就可以拿钱一样，硬是当成自己家的了。如果人人都这样想问题，容易发生‘战争’，不是给你开玩笑的。”我很认真地说。后来，我这位兄弟学会了自谋出路，自食其力，找了个不错的工作。据说，他用我这套劝人的说法，动员好多下岗职工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今天，我借农民工“耍起拿啥子钱啰”的高尚品德作宣传，是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总想吃“安胎”的人少些，再少些。也希望老板们给纳入你的队伍，暂时没有活儿干的农民工发点生活费——“规矩”不能兴坏了！书包网 魔鬼训练魔鬼训练做咨询十几年来，接得最多的业务就是销售员培训，我们戏称“魔鬼训练”，但，我们培养的不是“魔鬼”，是人才。魔鬼训练是引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特训精神与技术，在强烈的执行氛围下学习、应用并体会以达到迅速调整的一种高效培训模式，由于整个学习过程要求十分严格，因此被称为魔鬼训练。较为正式的魔鬼训练活动开始于1941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种培训形式开始引起企业界的注意，并从此迅速流行起来。初期魔鬼训练的重点是培养个人能力，如今，魔鬼训练的重点则多已转向培育团队合作精神和合作技巧。自1999年开始，魔鬼训练在一群热情的台湾教练推动下，由于其训练的效果十分显著，因此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企业的重点培训模式。而国际上魔鬼训练则以美国和日本最具代表性—— 美式的魔鬼训练：主要突出超常规、特别注重启迪人的智力、转变思维方式、挖掘人的潜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把魔鬼训练作为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和MBA的保留课程，这些课程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魔鬼记忆、魔鬼思维、魔鬼决策和魔鬼创新四大类。与我国现有的MBA课程设置截然不同，魔鬼训练不是教会你死记某种规矩和方法，而是训练你怎样破除思维定式的束缚，启发你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规矩，引导你进行全方位的思考，特别鼓励你另辟蹊径。在教学方式上，魔鬼训练以作游戏、讨论趣味问题和模拟训练为主，不搞填鸭式的灌输。 日式的魔鬼培训：则更侧重于体能和意志力方面的超强度训练。擅长通过体能与自尊心的摧毁来强化人的意志力。为了激励你走向成功先得摧毁你“小富即安、随遇而安、苟且自乐”的惰性。比如，我们动员直销会遇到这样几种人。垄断行业说：我们这些人年薪有十来万，比那些机关干部好多了，搞啥子直销呵？机关干部说：我们这些人旱涝保收，比那些企业员工好多了，搞啥子直销呵？企业员工说：我们这些人工作饱和，比那些下岗职工好多了，搞啥子直销呵？下岗职工说：我们这些人有政府救济，比那些农民工好多了，搞啥子直销呵？我农民工说：我们这些人靠双手吃饭，比那些“讨口要饭”的好多了，搞啥子直销呵？当把这几种人都放在同一讲堂会是什么结果呢？“人人都觉得自己真他妈操得孬！”于是，急起直追。我给销售员培训喜欢讲三句话，第一、破胆，第二，见面熟，第三、不要“脸”。要做商人，解决不了“不要脸”的问题趁早改行，做别的许多工作实际上也是如此，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句话叫“人不要脸鬼都害怕”不是我们魔鬼训练之“脸”，我们要打破的是传统心理障碍。一般而言，上门就叫“求人”，求人难免卑微，不好理直气壮，但要做商人，你必须调整心态——上门是给对方机会。###有句话：当你觉得产品使用后效果确实很好的时候，别忘了让朋友分享。我在迪康卖小儿感冒药的时候要求销售员自己把药品“吃透”，要亲口尝，苦了娃娃肯定不吃。只有你自己的觉得好得过不得了——拿着药，高高兴兴地上门推销，还会有心理障碍吗？所以一定要打破“上门难买，上门难卖”心理，放胆陌生拜访。我给销售员准备了十几年的“说辞”，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般要求销售员口径统一，默记于胸，灵活运用，为此就有一个“说辞”培训。我们搞得“说辞”培训有点像“大专辩论”：互为顾客，焦点争论。我们把它称之为临战前的“推演”。还有就是“老鼠会”——环境阴暗，信息屏蔽，清洗观念，制造神话。搞这种东西不是我的特长，我参加过，的确可以让人瞬间忘掉自己——就像日本武士道之“剖腹”，国民党“剿共”之决死队，文革期间类似电影《枫》中，为保卫某种路线殊死搏斗的恋爱男女；为了某种自己都没有搞懂的信念——咔嚓嚓！有位做###的朋友告诉我：这叫群鸽“裹”单鸽。先是动员所有已经入“会”的成员全部激情参与，然后陆续通知“单鸽”进入——这个环境，这个氛围，这个人际关系，这个事业机会——真后悔为什么前几年没有加入，原来世界上有如此天堂般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和唾手可得的成才发财机会。所以传销策划家总结了八字箴言：打货，卖货，带人，停课。四川大学有位擅长讲“成功学”的老师说得好——魔鬼训练就是伤“自尊心”的训练，人怕伤心树怕破皮，不触及灵魂，人的惰性是很难打破的，不触及灵魂，人的潜能是很难开发的。所以他爱讲三句话：第一句：有时间没有钱，不成功；第二句：有钱没有时间，也不算成功；第三句：又有时间又有钱，那才叫成功！怎么才能又有时间又有钱呢？——做销售！本篇主张做销售，反对做“传销”，更反对旨在侵蚀灵魂的经济邪教——“老鼠会”，所以“魔鬼训练”只培养人才，不培养“魔鬼”名牌“生产学”名牌“生产学”我相信能够提出“名牌生产学”并进行理论推演的专家教授一定不少，能够创造和运作品牌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也比比皆是；但有理论修为又具实战经验者就了若星辰了。借用东坡先生《石钟山记》里的一句的话：“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我没有瞧不起专家学者企业家的意思，就名牌锻造而言，我也许比一般人多一些感悟。为此将有关感悟及实际操作情况与读者分享。一、名牌创作论毫不疑问，品牌竞争已成为现代商战高层次的竞争，名牌战略已成为现代企业的基本战略，实施名牌战略已成为商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商战中制胜利剑。那么，什么是名牌呢？就概念而言，名牌是知名度很高的商标或商号，但就本质而言，名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创造的。一方面生产者要依靠对消费者的研究，对其口、合其味，满足其物质和精神双重需要，另一方面消费者要善于维权，要提高消费水平。本篇不去讨论企业如何研究消费需求，如何引进技术，如何提高质量，这些本位的东西，重点研究名牌推广运用。一、名牌实用论文章合为时而作，名牌锻造也是如此。企业是经营单位讲究投入产出，产一个名牌不用或大材小用就像建一个落后的生产线一样，是对企业不负责任。企业“创牌”要有计划，有预算，纳入企业战略管理。通常，附加值高的产品，创牌投入高，否则，创牌预算就要降下来。马克思说：从商品到货币是惊人的一跳。跳不好，碎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因此，具体怎么把握品牌在销售过程中的作用需要定量分析。三、名牌推广论名牌的本质是质量，其核心是知名度，决定其知名度的关键因素是消费者认同，因此，围绕消费者做文章就是名牌推广的中心工作。首先要对消费者的年龄段、职业特征、文化程度、收入情况、支付能力、消费习惯以及接受信息的习惯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其次，寻找适合将产品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的传播渠道，比如公众传媒、公共场所及其他分众渠道，并对这些渠道作性价比分析测算。第三、寻找契机将产品信息有机传播。四、名牌保护主要指商标注册、打假和危机公关处理。五、名牌创新任何一个品牌都有生命周期，都存在衰退期，怎么延续名牌生命就有个创新问题，因此，名牌还必须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调整完善，不断满足消费者价值需求和心理需求。六、名牌运用产品出了名不仅可以促进销售，同时，还能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企业资源的吸收和充实，为企业发展提供品牌支持。因此，有必要对名牌产品进行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七、名牌管理名牌作为企业知名商标，不仅代表产品质量、企业信誉和形象，而且还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的一笔巨大财富。它和企业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一样，既有自身价值，还可以创造价值。因此，对名牌的管理与运作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狭路相逢“狠”者胜狭路相逢“狠”者胜这里所说的“技术”不是建筑技术，而是知识智慧。那么，楼盘策划的技术含量究竟在那里呢？老实说，学校老师会讲一些，单位领导也会讲一些，茶余饭后还能听到一些，但的确很少有策划师将平生经验系统阐述。希望我的这些体会对你有所裨益。一、顺势而为“势”在那里？顺势可为，逆势难为，大家都知道。难点是对“势”的把握，我们这些秘书出身的人喜欢预测，没事的时候常常从中央到地方的猜测那些人进常委、那些人进政治局，班子可能怎么调整，往往十猜九中。这就是我们秘书的“天分”。有人问我疲于2007年底的房地产什么时候会好起来，我几乎不加思索的说：“看十七届三中全会怎么定调”，对此，我没有做什么调研，往往大势预测也用不着做太多的调研。我的理由很简单：改革开放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什么叫“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就是新一届班子工作一年后对施政纲领的一次总结会或者说调整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城市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市场经济”，十五届三中全会“新农村建设”。十七届三中全会有几个备选题目：1、怎样应对金融危机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实体经济危机？2、经济增长后劲问题第一个题目尽管很棘手，但问题涉及太宽太大太空太专业，党的全会上全面研究的可能性不大，也没有必要。第二个经济增长后劲问题必须研究。我有个公式叫“经济发展——就业增加——物价上涨”正循环。中国的人太多了，不能让太多的人在家里发牢骚，发多了要出问题，因此经济发展速度不能停下来。通常，经济增长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投资型，一是消费型。我们以前搞得，还有资本主义国家搞的都是以第一种为主，从###当总理和###当第一届总理效果也不错——把城市建得很漂亮，城市居民住进了很时尚很现代的新房，不少人买了车，还有闲钱、闲时耍“农家乐”，还有不少耍“外国”。但是，单靠出口，单靠拉动城市需求，中国这部机器想长期高速运转越来越难。眼看，经济发展慢下来了，城市消费萎缩了，加之出口出点问题，一下就找不到“北”了。怎么办？读中学学《政治经济学》我们批判资本主义有句话：不能让劳动者死了，不能让劳动者没有后代，因为，资本家需要继续剥削的对象。由此，我想到为什么不想想咱农村，咱农民呢？在本书的其他篇章中我提到：“扩大内需靠农村农民，抑制通胀、通缩靠农村农民，解决许多基础性问题都得从农村农民那里想办法”。我们城市的干部、大师们可能也看到了，要不发那么多“一号文件”干什么呢？但是“一号文件”发得越多说明农村问题越难办，因为城里的干部往往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救世主难当，城里的“老板”也只看到一个方面——生意不好做，所以愿意在资金、智力、人力方面作实质投入就很少。我有几位农村干部常提醒我：“农村投资‘水’太深，死的多，活的少。”所以，本次“三中全会”很尴尬，不研究农村中国经济没有出路，甚至许多政治问题都很难解决；研究吧，“水”的确太深。我家在农村，我至今也算农民，我知道我弟弟妹妹为什么不想留在农村，再苦再累都想往城里跑——因为农村经济太脆弱了！试想，如果农村经济发展条件成熟，这几亿经过城市文明熏陶的新型农民会产生什么效应——我相信，不是“蝴蝶”就是“骨牌”。让我们试目以待！在本书即将完成初稿的时候，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第一天全国各大媒体都在显要位置转发南方周末记者马昌博、苏永通 发自北京的新闻分析文章：《三中全会：是该“出手”的时候了》，新浪“新闻中心”以《党史表明三中全会易出重大转折性决策》为题进行转载。从历史惯例上说，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分别讨论党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而三中全会则通常要为本届中央和政府做一个“大题目”，因而总是带有里程碑式的色彩。中国经济要不要调整，不要去看一时的政策导向，要看发展经济的本质意义——看来中央是决心要做“农村”的文章了。对于房地产怎么办？显然，中央已经准备把经济增长及就业安置的大头交给农村了，意味着中央的票子、权威及其他公共资源都会向农村转移，原来由房地产等基本建设拉动的投资增长及就业增加的担子要适当放一放了。现在那么多土地及在建存量怎么办？土地房市启不动国家财税怎么办？放心，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房地产实体危机国家肯定有过渡政策。二、狭路相逢“狠”者胜房地产快速发展十几年来，想找空白市场，想寻求所谓的个性化已经非常难了。怎么办，生意就不做了吗，怎么做？狭路相逢“狠”者胜，比如做品质你就把某方面做到极致，好得“过不得”，做推广，你就想办法“聚焦”，进行饱和攻击，千万不能“隔靴搔痒”，要不，纯粹浪费。一个小楼盘，买断主流媒体全天广告版面，实施“信息屏蔽”，有点象我当初在华东地区打希望饲料墙体广告，所有的外墙一寸不留，刷满刷尽。竞争品牌只有发传单了。还有在迪康集团我专程到“三峡合拢”全世界媒体摄像镜头的正对面山上弄巨幅横标，想把那些做气球广告条条的气死。在信息爆炸，消费者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做传播，你“狠”不起来，你出不起“风头”，你不能引导舆论目光转向。怎么也做不好。三、需求密码——深入心灵营销学老师说：销售是在适当的地方，以适当的价格，用适当的方法，将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人。我用这句话给人家培训销售员，有位文化不高的销售员给我说，你这话很拗口，是不是“卖什么东西，卖给谁，怎么卖”的意思。嘿，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所以，我们有必要专门研究“需求密码”，即研究这个“谁”。记得1990年代末，我帮一个亲戚买房，那时我就是卖房的销售人员，并且是经理，按理我比一般的消费者更专业更理性。其实，并非如此。我帮他选了市中心一个街道狭窄，景观为零的小区，理由只有一个，那是我心中的“城市中心”。这种选择与我小时候羡慕乡镇“街上”有关，天府广场就是成都的“街上”——这就是消费情结，即消费需求密码。怎么解开这个“密码”，就需要对消费者做精细化研究，比如刚才提到的心理情结。这些年，楼盘打“环境牌”的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环境比较差的地方，羡慕人家国外或发达地区“一匹黄叶都找不到”的美轮美奂的景观营造，所以我们心中就留下了一份心愿，当有一天你也有条件购买新房时，这个心愿就愈加强烈，变成消费情结。因此打“环境牌”每打必胜。还有做“水”的文章，我做天合“溢阳绿城”项目推广，打“水景公园里的家”，效果奇好。为什么？府南河的水不好，成都人看得到水玩不到水，想“水”呀！特别是夏天促销，那份“水的清凉”似乎已经感染了消费者那颗灼热的心。此外，芝芝城市花园针对成都“儿子长大要‘新房’，老子退休积蓄少，留在市区无事做，干脆买房住远郊”的部分客群，将楼盘定位在这个细分市场心灵深处，一举成功。四、广告表现——一笔天成锦官新城征名广告：“一笔天成万古惊”，叫人高看一眼。草堂之春“城中十万户，此地三两家”令人羡慕不已。眉山东坡外滩“豪放眉山，浪漫外滩”让人对眉山另眼相看。还有“锦官新城，身份的名片”当仁不让。从这些许多优秀广告中，我们看到了当代广告人的艺术天才、文化修养。从一个侧面，我们感受了知识智慧的无穷魅力。原创作者：四川农民工 洪正举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散打“运筹学”全文阅读 作者：洪正举 《散打“运筹学”》由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散打“运筹学”全文阅读页面。
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