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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地悲剧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提出来的。公地悲剧不应照字面的意义解释，而应视为一种比喻的概念。这个词汇是一种现象的简称，并不是对这个现象精准的描述。“悲剧”一词不应依常理视之有悲剧性，也不应被视为一种归咎原因的谴责。此外，Hardin 对“公地”一词的使用也常被误解，这导致了哈丁后来认为他应该将他的论述标题改为——“未受规范的公地之悲剧”。公地悲剧一文着重于解释经济、发展心理学、博弈理论和社会学领域。有人将此视为“意外行为”的范例，伴随着个人在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互动所导致的悲剧结果。Hardin的论文一开始便将注意力集中于无法借由科技工具解决的问题之上（也就是不同于只需要自然科学上的科技研发与改变，而不需要人类价值观或道德标准改变的问题。）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使用。哈丁特别提及地球资源的有限以及有限资源为所谓的“生活品质”所带来的影响。如果人口成长最大化，那么每一个个体必须将维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资源耗费最小化，反之亦然。因此，他认为并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科技可以解决在这有限资源的地球上如何平衡人口成长与维持生活品质的问题。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我在这里不是想为“圈地运动”平反，因为从道德伦理上讲这是一段血腥的历史。但是如果没有“羊吃人”事件，最终的结局将是毁灭。现在世界上土地保护好的地方，往往都建立了土地产权，而那些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往往是还没有建立土地产权的地区。与此相应，最近热门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公地悲剧”呢？现在多与公共产品易被损坏和权责不够分明相联系。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也可以从“公地悲剧”的角度来解释。草地属于公有产权，零成本使用，而且排斥他人使用的成本很高，这样就导致了牧民的过度放牧。厂商对消费者需求的需求类似于牧民对草地的需求。消费者需求也没有排他性使用的所有权，厂商对消费者需求的零成本使用必然会产生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另外，产业在进入者进入之前是无人所有的，谁先进入，谁先占有，市场份额对厂商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市场份额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样就会出现各厂商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纷纷抢先的进入市场的现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前经济建设中的过度进入问题所面对的是公有经济产权结构。在这种产权结构下，产权名义上归全体人民所有，但由于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的成本过高，造成了实际上的所有者缺位。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利益集团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搞建设，由于彼此信息不充分，造成了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既然消费者需求和市场份额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们不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那么，就需要政府对这两种公共物品的产权进行重新界定。如采取市场进入的许可证制度等。同时，政府在重新界定公共物品产权时，也可能会出现寻租行为，还可能出现少数大厂商的垄断行为。这样势必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水平。因此，过度进入的解决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来解决，而主要应在市场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中来解决，要使市场机制充分而有效的发挥调节作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解决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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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的悲剧】网友提问，专家在线解答，一共有10个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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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地悲剧”产生的联想 摘要:“公地悲剧”是现代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以及产权理论分析的重要模型基础。文章针对“公地悲剧”及由其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效应展开多角度、发散性的思维分析，以水资源为例，着重分析了水资源利用和污染的外部性，力图为当前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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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一个简要的读书笔记 鬼魅魍魉/文 1 前言 ①目前经济学界对“公地悲剧”理论的探讨较多。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社会产品大体可分为两类：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私人物品(personal goods)。私人物品是由私人企业生…
一， 公地悲剧概述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
作者：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 章玉贵
星期四 大 中 小 默认 收藏 打印 投稿 评论 ( 共0条 )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章玉贵：当一个新兴经济体的股市变成各大公司轮番圈钱的公地时，缺乏源头活水的市场只能…
DOI:10.14018/j.cnki.cn13-1085/n. ValueEngineering·305· 高校水电管理存在的“公地悲剧”及节能化对策 "PublicLandTragedy"ofManagementofWate…解决公地悲剧的两种方法-《经济学演义》
解决公地悲剧的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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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挖滥采，对煤炭资源是最严重的糟蹋。如果不尽快制止，统一开采，统一加工，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越发严重了。司马懿特别指出，目前的这种混乱局面主要是“公地悲剧”所造成的，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对于中国比公海捕鱼要严重得多。如果不尽快制止，能源问题所带来的危害将是不可挽救的。司马懿所言的公地悲剧来自于下面的一个寓言。
　　 在北方的一个草原上，住着许多牧民，牧民都有自己的羊群。开始的时候，牧民都在草原上放牧，羊在草场上吃草。那是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地见牛羊”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牧民们在公共的草原上放牧养羊，肥美的牧草养肥了羊群，也使牧民们过着相当幸福的生活。
　　 但是，时光在流逝，这里的人口在增加，草场上的羊也在增加。由于羊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土地是固定的，草场开始失去自我养护的能力。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里的草场上，土地变得寸草不生。由于共有土地上过度放牧导致草场的荒漠化，羊饿死了，人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
　　 目前的资源乱挖滥采行为就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们，家家户户养猪养羊，故意放到生产队里的麦田里去吃麦苗。结果是，“吃在外，省在家，卖的钱，自己花。”这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地悲剧。其实在世界各国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定的“公地悲剧”。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公地悲剧呢？当然是过度放牧。草吃干净了，连草根也没有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荒漠化。避免草场的破坏需要所有牧羊人的集体行动，但是没有一个家庭愿意为了共有草场的繁茂而主动减少自己羊群的规模。正像没有一个小煤窑的主人为了保护煤炭资源自己主动减少煤炭开采是一样的。实际上，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它自身使用的负外部性。当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土地上吃草的时候，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养多少只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过度放牧的。煤炭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同公共草地放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一个人享用公共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共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
　　解决“公地悲剧”有两种途径：一是可以通过政府管制，二是把共有资源变成私人物品。在一篇论述未来核战争的颇有深度的文章末尾，J.B.Wiesner和H.K.York得出结论道：“这场军备竞赛的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军事力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职业判断是，这个困境不能靠技术手段解决。如果两方一直试图仅从科学技术角度寻求解决方案，结果将会使情况更糟。”
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篇文章的主题上（核阴影下的国家安全），而是放在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上，即靠技术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发表在那些专家级的、小范围流行的科学杂志上的讨论文章都几乎普遍含蓄地假设靠技术手段能解决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谓技术手段也许应该定义为一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作出某种技术性改进而不求助于价值观或道德观方面的半点改变。
技术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总是受欢迎的（然而早些时候不是这样）。由于先前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人们终于声称找到一个另人满意的技术手段是不可能的，Wiesner和York表现出了这种勇气。他们在发表于一本科学杂志的文章中说道，问题的解决方法将不会从自然科学中获得。他们谨慎地用“这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职业判断”这句话修饰他们的论述，而他们正确与否却不是人们在这篇文章中所关心的。但是，这里的“关心”却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对那些能被称作“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划分的概念，而且更确切的说，“关心”的是对这一个个问题的识别和讨论。
很容易看出这种划分不是没有意义的。让我们回想一下tick-tack-toe游戏。思考这个问题，“我怎样才能赢这个游戏？”众所周知如果我假定（为了与博弈理论的惯例保持一致）我的对手完全了解这个游戏，我是不可能赢的。换句话说，就是靠“技术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有通过给“赢”这个字下一个极端的定义才能获胜。我可以打对手的头或者作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赢”的任何一种方式都是背离游戏的，正如我们基于本能就能明白这回事。（当然我也能正当地背离这个游戏——拒绝玩。大多数成年人都这么做。）
“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包括许多问题。我的论点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人口问题”就是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对人们一直以来如何关注人口问题我们要稍加评论。大多数为人口问题担忧的人正试图寻找一种方法以避免陷入人口膨胀带来的灾难中，同时又不必以牺牲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任何权利为代价 ，应该说这很正常。他们认为海洋养殖或培育新品种小麦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技术意义上的。我在这儿会试着指出他们所指望的手段是行不通的。人口问题是不能靠技术手段解决的，正如tick-tack-toe游戏的问题一样。
我们该最大化什么？
人口，如Malthus所说，会自然地以“几何”级增长，或者如下面我们所说的，指数级增长。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世界里这意味着世上所有物资的单位资本份额一定是递减的。但我们的世界真是有限的吗？
我们都会正当反对诸如世界是无限的或我们不知道世界是有限的这样的观点。但是，从一个我们直到以后几代都必须以可预见的技术面对现实问题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还不承认可供人类生存的陆地是有限的，我们将使全人类遭遇更大的不幸。“空间”也不例外。
一个有限的世界只能负担有限的人口，因此，人口增长最终必须趋于零。（永远的远大于或小于零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变体，不需要讨论。）当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将面临着什么？特别地，Bentham的“最大数量的最大利益”的目标能实现吗？
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有两个，而任何一个都能给出满意的解释。理由一是从理论方面入手的，因为数学上不能同时最大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对此von Neumann和Morgenstem有清楚的论述，但这条原则隐含在不完全微分方程理论中，至少可追溯到D’Alembert（）。
理由二是直接来自于生物学事实。为了生存，任何生物体必须拥有能量来源（如食物）。这些能量用来满足两个目的：维持生存和工作。一个人维持生存每天大约需要卡路里（“生存热量”）。而他所做的任何尽用以维持生存的举动都被定义为工作，它们是要靠他所吸收的“工作热量”维持的。工作热量不仅用以维持我们日常所指的工作，它们也维持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从游泳、赛车到音乐演奏和写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人口数量最大化，什么是我们必须做的就很清楚了：我们必须要使每个人的工作热量尽可能地趋近于零。没有美食、没有假期、没有运动、没有音乐、没有文学和艺术……我想每个人都会绝对地同意人口数量的最大化并不是财物的最大化。Bentham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得出结论之际，我已作出平常的假定即问题就出在能量的获取上。原子能的出现已经或多或少导致对这一假定的质疑。然而，即使能量是无穷尽的，人口增长仍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能量的获取问题被其耗费问题所取代， J.H.Fremlin对此做出了充满智慧的论述。在分析中算术记号可以说被颠倒了过来，但Bentham的目标还是无法达到的。
所以，最佳的人口数量是小于最大量。但如何定义这最佳量恐怕又要大伤脑筋，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过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稳定而又另人信服的解决办法显然是要几代人做出艰苦的分析工作和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利益，但利益是什么？对于某人来说利益是一方荒野，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又是一座能容纳几千人的滑雪旅馆。利益对于这个人意味着能拥有海湾以放养鸭子满足狩猎者的要求，而对另一个人则意味着能占有一块工地。我们常常说不能在利益之间作比较，因为利益是无法衡量的。而无法衡量的东西是不能比较的。
理论上这也许正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衡量的东西却可以衡量，只不过需要一套评价准则和一个衡量系统。大自然保留了这套评价准则。物种是体形小而易于躲藏好，还是体形庞大而充满力量好？这种“无法衡量”却是通过自然选择得以被衡量的。而最终取得的折中办法是依赖于自然对各种变量价值所采取的评价。
人类必须模仿这个过程。毫无疑问，事实上人类已经在这样做了，只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而正是隐藏在背后的决定被明晰的那一刻，讨论开始了。接下去几年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提出一套让人接受的衡量理论。相关的辅助性效果、非线形变化和对未来的折现的困难使得这个智力问题颇难对付，但在原理上是可以解决的。
是否有任何文化团体解决了目前这个现实问题，哪怕是直觉上感到可以解决的？一个简单的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团体成功过：当今世界还没有、哪怕有过一段时期保持零增长率而繁荣的人口。任何已经本能地确定人口最佳点的人将很快发现这个事实，在达到这个最佳点之后人口增长率为零并保持下去。
当然，人口的正增长率也许可以证明该人口还未达到最佳点。但是以任何合理的评价标准来看，现在这个地球上增长最快的人口（一般来说）是最不幸的。这种关联（它并不需要一成不变）使得人们质疑人口的正增长率是说明人口还未达到最佳点的证明这一乐观假定。
如果我们不明确地驱散亚当.·斯密在实证人口统计学领域的巨大影响，我们就不会在最佳人口规模的研究上取得成就。在经济事务方面，《国富论》（1776）使“看不见的手”闻名遐迩，指出一个人“只从他自己利益出发”却能被“看不见的手”引领着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并没有断言这永远正确，也许他的追随者也不这么认为。但是他却促成了一直以来妨碍基于理性分析的积极行动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趋势，它假定每个单独的人的决定实际上对整个社会应该也是最好的。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它就证明我们现行的对再生产的不干涉政策应该保持下去，我们也能假设人们能控制他们的生殖欲以便达到最佳人口数量。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个人自由以便发现其中哪些是需要保护的。
公地自由的悲剧
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对人口进行控制的反驳可以在一位叫Willian Forster Lloyd()的业余数学家在他1833年的一本小有名气的小册子第一次所收录的电影剧本中找到。我们还是称其为“公地的悲剧”较好，象哲学家Whitehead一样使用“悲剧”这个词：“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悲剧本质上并不是不幸的，它存在于事物无情作用的庄严肃穆中。”他又继续说道，“只有从人类生命中那实际上包含着不幸的各个片段的角度，才能说明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因为只有这些片段才能在戏剧中表现出逃避是没有用的。”
公地的悲剧以这种方式发展着。让我们想象一块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草地。在这块公共地上每一个牧人都会尽可能多地放牧他的牲畜。这样一种模式也许会另人满意地持续几个世纪，因为部落争斗、偷猎和疾病一直使得人口及牲畜数量都大大低于土地的承受限度。但随后人类学会了计算，也就是说，一个可以长期追求社会稳定这一目标的时代来临了。此时，对公共地的出于本能的逻辑思维就会产生无情的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一个牧人都期望他的收益最大化。不管直白还是隐晦，或多或少地他都会问，“给我的兽群多增加一头牲畜，对我来说有什么效用？”这个效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
1.正面的影响是使牧群总量增加了。因为这个牧人能通过变卖这头额外的牲畜得到全部的收益，所以效用几乎能达到+1。
2.负面的影响是由这额外的一头牲畜所引起的过度放牧。因为不管怎样，过度放牧是由所有的牧人承担的，对于**（原文中是乱码故无法翻译）牧人的任何特定的决定，其负面效用只是－1的一部分。
将所有的影响加总，理性的牧人会得出结论：对于他来说，使他的牧群多增加一头牲畜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其他每一个共用这块草地的理性的牧人也会得出如此结论。所以悲剧就发生了。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一个促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牲畜数量的机制当中，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追逐个人利益的人的行为最终会使全体走向毁灭。公地自由会毁掉一切。
有些人会说这是陈词滥调。但真要是这样就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千年前人们就已经了解其中奥妙，但自然选择认同心灵的自制力。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是依靠他拒绝承认以下事实的能力而获益的，那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尽管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教育可以防止人依本能做错事，但残酷的生命繁衍却要求作为根基的知识系统不断更新。
几年前在Leminster发生的一件小事——Massachusetts指出了知识有多么僵固。在圣诞节购物旺季，商业区的停车计时器充斥着贴着“不要在圣诞节前打开 & 市政部门提供的免费停车场”标签的塑料袋。也就是说，市领导们面对一个空间已经缺乏但需求仍不断增加的前景，重新建立起公共系统。（讽刺的是，我们却怀疑这些领导凭借这个倒退性的法案获得了更多的选票。）
类似的，公共地逻辑也许早在农业的诞生或者是私人产权的发明时就早已为人们所了解。但是它大多却只是在那些没有被有效归纳的特殊情况下被人们所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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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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